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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胡适校长“察善明理”的“独立”思想
李季
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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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刊载于《大学（成都）》1947年第1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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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编按〕本文作者李季先生是中国思想界采取世界性的新的哲学观点对胡适校长的思想与治学方法作全盘批评的第一个人。这话说来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二十年来胡校长的思想一直没有变更，而培育他的思想的阶级，却依循它的发展轨迹，堕落到闭塞聪明，唾弃一切的自由思想。胡校长是笃爱他的阶级的，于是也就逐渐衰竭到不再著书立说，只肯以实践生活，以“吉金片羽”的言辞，吐露出他仍然实爱着他的杜威式的思想。
诚如作者在本文中所说：“三十多年来他（指胡校长）不属于任何党派，他是一个独立的人，十二三年来我不属于任何党派，我是一个独立的人。但在人类划分为阶级的社会中，任何人可独立于党派之外，而不能独立于阶级之外。……因此，彼此自然而然地各为自己阶级的学术思想奋斗，彰明较著，不能隐瞒。”这确是阶级社会中千古不变的真理，用不着什么党派的成见加以蒙混的。
然而作者为了实爱中国进步与光明的发展这一面，却未能忘情于 日盛极一时的北京大学，难抑其殷殷致念之忱。这可是值得北京大学之中今天这一代尚有学术良心的人们所当深长思考的事情。
本文是作者“最近评论学术思想集”里面的一章，辗转递到了我们的手里。为了国人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还寄托有某种限度的期望于本来具有优良民主传统的北京大学，所以乐于发表于此。
我们更感觉兴奋的是本年二月廿五日美国《新群众》周刊上面登载了两篇讨论《唯物论与杜威》（Materialism and John Dewey）的论文。中国早于二十年前检讨过了的这样的思想问题，美国到今天才提上了论坛。两文作者中拉蒙博士是今天美国美苏协会的主席，而赛尔塞教授则是这个期刊的特约撰稿人。美国社会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过的危机，致使这两位学人感觉到对于这个思想问题需要在美国读者之前加以讨论。回顾我们中国，物资虽穷，无一不远逊美国，独有关于这一类重要的思想之争却早由社会发展的需要，清理到成为是凡真心向望中国进步的社会阶级层的普遍理解，不再留有怀疑的痕迹。这怎的不是令人兴奋的事呢？所以我们一并转译出来，刊载于李季先生文字之后，以见杜威的门徒在中国的衰落远在杜威先生之在他的故国之前，中国是并没有理由在思想上追随在美国即将坠落的思想的。
——编者
一 阶级制社会中的善与理
胡适之先生自原子能的美国回国以后，所言所行，备受国中进步舆论界的指摘与批评。他其初托辞锦囊无妙计，一声不响，后来赋诗明志，更见凄其之音。我独对于胡先生在北大去年开学典礼中以“老大哥”身份赠送青年的吕祖谦的两句话：“善未易察，理未易明”，看来似乎很平淡，但经此时此地的胡先生郑重介绍出来，未免另有一番作用，故不能不祥细加以考察。
我们首先要问：“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是否“真实正确”？武三思说：“我不知何等名善人？唯与我者殆是哉。”（唐书《武三思传》）除掉这种完全以私人友善与否分别善恶的说法不计外，在人类分成四五个阶级的现代社会中，所谓善与理不容易有一定的标准。《庄子•齐物论》说：“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是非虽未必和善恶及合理与否完全一致，但大体是相同的。
儒墨所代表的阶级不同，故所持的是非也不同。古代如此，现代更不能例外。就阶级的对立讲，所谓“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是可以说得过去的。
“子贡……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坠而入井，抱瓮而出灌。……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卬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庄子•天道》）
这是荀子所谓“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荀子•解蔽篇》）的人。就这种知识高而有所蔽的反动派讲，所谓“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更是可以说得过去的。
记得倍倍尔（Aug Bebel）在《妇女与社会主义中》说过：在奴隶解放之后，许多奴隶都抱怨失掉主人，无所依靠，他们甘心情愿在奴隶制下讨生活。就这种知识低而有所蔽的奴隶讲，所谓“善未易明，珊未易察。”也是可以说得过去的。
不过无论阶级怎样对立，观点怎样不同，善毕竟不是难明，理毕竟不是难察的。试将善和理的字义研究一下，便可以知道。
一、《说文• 部》：“ ，吉也，从誩从羊。”按此即金文善字。《周礼•考工记》车人：“羊车二柯。”郑玄注：“羊，善也。”羊为美物，言美为善，二言更显相善。此为善之本义。《左傅•成公六年》：“善钧从众（钧，等也），夫善，众之主也。”同书《昭公十二年》：“供养三德为善。”注：“三德谓正直，刚克，柔克也。”《孟子•尽心下》：“可欲之谓善。”疏：“已之可欲，使人欲之，是为善。”《释名•释言语》：“善，演也，演尽物理也。”
二、《说文•玉部》：“理，治玉也，从玉里声。”段注：“《战国策》：郑人谓玉之未理者为璞，是理可剖析也。玉虽至坚，而洽之得甚 理，以成器不难谓之理。凡天下一事一物必推甚情至于无限而后即安，是之谓天理，是之谓善治。此引伸之义也。”按玉的 理为理之本义，引伸为治玉，为条理，事理，物理，义理，道理等等。《管子•心术上》：“理也者明分以喻义之意也。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逸周书•谥法解》：“刚强直理曰武。”注：“理，忠恕也。”《淮南子•本经训》：“喜怒刚柔，不离其理。”注：“理，道也。”《孟子•告子上》：“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注：“理者得道之理。”
由上面两节看来，所谓善与理，从本义到引伸之义，虽有浅有深，善可以达到“演尽物理。”理可以变成“道”，或“得道之理”，然并非不易明，不下易察的。因为它们各自有其标准，所谓“善钧从众，”，“己之可欲，使人欲之。”“忠恕”，“心之所同然者。”不是推已及人，要适合最大多数人的福利吗？所以只要不像反动的老子一样，说什么“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老子本义》二章。还应补说一句：皆知理之为理，斯不合理已！）弄成“玄之又玄”（同书一章）的顽意儿，天下很少未易明的善，未易察的理。即或有，也是特殊的，偶然的，决不是普遍的，通常的。
再证以史实，也无不如此。先就被圧迫阶级讲，凡最大多数人所争取的，总是善的，总是合理的。试以我国史家所痛恶的农民暴动，尤其是盗贼蜂起为例，也自有其善与合理之点。因为民众在某个时期被剥削杀戮，达到极点，大有同归于尽之势，不能不奋起争生存权，以延其族类。至于文化较高的时代的民众运动，能推动社会向前进步，其为善与合理，更不待言。
次就统治阶级讲，其中自有派别：凡同情于劳苦大众而求进步的，比较为善，为合理；凡专谋本阶级甚至于其中一小部分人的私利而开倒车的，便是恶，便是不合理。即以吕祖谦的时代为例？他是属于前一种人，而韩侂胄则属于后一种人。吕氏本是地主阶级的一员，又为南宋三学派首领之一，与朱熹陆九渊鼎足而立，故世有朱学陆学吕学之称。他虽说“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吾侪所当兢兢者。”（《东莱吕太史别集》九卷《与刘衡州》）系勉励刘子澄细心明善察理，丝毫不带怀疑主义的色彩。
他在讲咸丘蒙问臣瞽叟章，答以“理固如此。”讲万章问伊尹章，答以“理固若是。”（《东莱吕太史别集》十六卷《师友问答》）他倘若是一个怀疑论者，能以这种决绝的口吻说及思辨，知行，善恶和理吗？
他的话既不含有丝毫副作用，故他不回避现实，或与之妥协。
“大抵论理义，谈治道，辟异端，则不当有一毫回避屈挠。“（《东莱吕太史别集》八卷《与朱侍讲》）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的为学并非藏在象牙塔中研究几本死书，他不独不忘情于民众，并且懂得从民众去学习：
“学者非特讲论之际，始是为学。闻街谈巷语，句句皆有可听；见舆台皂隶，人人皆有可取。如此，德岂不进？（《宋元学案•东莱学案》）
在另一方面，韩侂胄擅政，“又设伪学之目以网括汝愚朱熹门下知名之士。”而其党羽“刘三杰入对，言前日伪党今变为逆党。……一时善类，悉罹党祸。”（《宋史•韩侂冑传》）这是一个摧残文化，阻碍进步的恶魔，谁不容易明白，容易察知？
最后我还要打个譬喻。俗语说：“秋月如镜，佳人爱其皎洁，盗贼恶其光明。”然世人并不因佳人与盗贼的立场不同，对于如镜的秋月发生“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之感。
由此看来，尽管阶级或个人的观点不同，也不难找出一时一地最大多数人共同的善，共同的理。至于因知识高低而各有所蔽的反动派和奴隶之类，其所谓善与理不易明不易察，系特殊问题，非一般通则，绝不能拿来示范，故不在我们讨论之列。
二 胡先生过去的奋斗和一贯的怀疑论
我们弄清楚了上面各贴，便可以看一看适之先生过去的奋斗。和他的意旨中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他在五四运动前后是提倡文学革命最力的一人，他那种勇敢和坚毅的精神确实令人佩服。一直到民国十六年，“他到了巴黎，不去参观巴斯德研究所，却在那敦煌烂纸堆裹混了十六天的工夫。”（《胡适文存三集》二一一页）为什么？
“我披肝沥胆地奉告人们：只为了我十分相信‘烂纸堆’里有无数无数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害人的厉害胜过巴斯德（Pasteur）发见的种种病菌。只为了我自己自信，虽然不能杀菌，却颇能‘捉妖’‘打鬼’。”（同书同页）
他要在“烂纸堆里”“捉妖”“打鬼”，也自然仍具有五四时代勇敢和坚毅的精神。
两三年以后，他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中指摘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文化政策说：
一，“一个革命的政府居然维持古文骈文的寿命，……我们不能不说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人权论集》一二四页）
二，“……在思想言论自由的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同书二一五页）
他对当时的现实问题这样大声抗议，不独是继续了他的文学革命和捉妖打鬼的精神，并且也无限发扬了这种精神。这的确的难能可贵的。
可是相隔不过十七八年，胡先生的态度竞完全变了。他领导我国有光荣历史和崇高地位的北大。竞欲同学相信“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并用他的年龄加以担保，说他“年纪大了，才觉得这话的真实正确。”然无论如何，他将吕氏的这两句话像这样孤独地提出来做格言或教条，注入大学生的脑袋中，显然是要使特殊的东西普遍化，使偶然的东四通常化；其影响所及，非常恶劣，我们不能不详为指出。
他本是一个文学革命的急先锋，一个在烂纸堆里捉妖打鬼的硬汉，一个在文化方面斥国民党为反动的大无畏者。然依照他现在的教条推论下去，这种工作已经无法继续。因为一个人要做急先锋，硬汉和大无畏者的先决条件，是确切相信自己所干的为善良的，合理的。这样才鼓得起勇气，拼命干，干到底。他如果认“善未易明，理未易察，”那就先堕入怀疑主义的深渊中，不知道自己所要干的是否善良，是否合理；也不知道自己所要革除的是“臭腐”，还是“神奇”？所要捉的是“妖”，还是“人”？所要打的是“鬼”，还是“神”？所要攻击的是“反动”，还是“正动”？他既没有自信。还能有所作为吗？
我们再看中国历史上的圣贤和学者，所以有许多可敬可法的事迹遗留下来，正因能够马上分明善恶，辨别理乱。“禹闻善言则拜。”（《孟子•公孙丑上》）“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论语•先进》）就是很好的例子。倘若禹和冉有变成“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信徒，对于万事万物根本取了怀疑的态度，怎能“拜”，怎能“行”呢？
然这还不关紧要。如遇有广大作用的事业因此受了阻碍，那真非同小可。当我五岁发蒙的时候，就念过《三字经》上的“诗既亡，春秋作，寓褒贬，别善恶。”后来大了读史，也遇到“圣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劝戒切，为言信，然后善恶明。”（《五代史•粱太祖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膝文公下》）因为“一字所嘉，有同华衮之赠；一言所黜，无异萧斧之诛。”（孔颖达《春秋正义序》）孔子倘拿着“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做格言，不能别善恶，识理乱以正褒贬，乱臣贼子当更横行，义何惧之有？何况孔子的言论不仅限于一部《春秋》，还有两三千弟子受他的熏陶，关系更为重大啦。
同样，胡先生的言论也可使北大四千七百同学和一千八百教职员受到直接的影响，使全国各大学和教育界受到间接的影响；而我国大学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大半要靠这个四十九岁的老大哥大学来代表。因此，它的主持人的动向是值得我们——尤其是由它孕育出来的我——特别关切，细心考察的。
我们曾说胡先生的态度近来完全变了。这只是指他应付环境的手段今昔不同，论他的根本精神并没有变，至多不过百尺竿头更进步罢了。他向来就是一个怀疑论者，试举二三例如下：
一、“我主张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古史辨》一册一二页）
二、“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同书同册二三页）
三、“提倡怀疑的态度。”（《人权论集》一二四页）
胡先生一再宣言“宁可疑而过”“宁疑古而失之”可证他是一个怀疑论者，所以对于集怀疑主义大成的《古史辨》第一册称为“……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古史辨》二册三三四页）。然他的怀疑论是老而弥坚，已由他的“疑而后信”达到疑而不信了。至少他企图借吕祖谦的话使北大同学能有这样的造诣。
三 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与胡先生的言行及可能的影响
这里要说的有三个要点：一、与胡先生向来的言论及现在行为自相矛盾；二、与北大的传统精神背道而驰；三、对北大同学发生不良的影响。
一、吕祖谦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如本文第一项所描写，本没有什么毛病。但一经怀疑论者胡先生孤独地介绍出来，作为行为的轨范，便带有浓厚的怀疑主义的色彩。他曾告诉人们，整理国故的好结果是“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胡适文存》三集二一一页）依他现在对吕氏的话所行的手术看来，适得其反，即“化平常为玄妙，化凡庸为神圣。”凡接受这种教条的人对于善和理会视为玄妙，神圣，而莫测高深，会永远陷在知的方面，疑团满腹，而不能达到行动。这不独和吕氏的厚意完全相反（他主张知行合一，要“识路”，要“进步”），并且也和胡先生以往的言论不相容。他曾批评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道：
“……他的说话很多语病，不知不觉地把‘知’‘行’分做两件事，分作两种人做的两类的事。这是很不幸的。因为绝大部分的知识是不能同‘行’分离的，尤其是社会科学的知识。这绝大部分的知识都是从实际经验（行）得来；知一点，行一点？行一点。更知一点，——越行越知，越知越行，方才有这点子知识。”（《人权论集》一六三页）
这段话是对的，知与行不能分开。“越行越知，越知越行。”但“未易知”“未易察”便无从“行”起，便是“不知不觉地把‘知’‘行’分做两件事，…………这是很不幸的。”
语云：“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诵。”胡先生既用吕祖谦的话相号召，自应首先身体力行，以表真诚。可是观于他仆仆平京，参加国大，所谓“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仅为大学生而设，他自己原是除外的。“礼岂为我设邪？”（《晋书•阮籍传》）聪明的胡先生当与阮“痴”有同感。
二、胡先生对于蔡孑民先生所遗留下来的校风处处想加以保存，大有萧规曹随之概。
“北大是珍惜与尊重自己这四十八年的历史的，这种的尊重‘自由’与‘独立’的作风，已成今天的空谷足音。纯粹科学的首院仍是理学院，文学院的首系仍是哲学系，法学院的质与量都发展到北方几个学府的前面，这说明传统的‘德先生’‘赛先生’，在主持人脑子的地位屹然未动。”（上海《大公报》三五年十月三十日徐盈《北大复员记》）
这段赞美北大的话不是流于空洞，便仅涉及技术方面。北大传统中一件最重大的事在主持人脑子里的地位完全消失，胡先生不知是装作不知，还是忘记提及？那就是蔡先生的：
“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这是蔡先生所倡导的宝贵教训，不独理学院为科学的首院，哲学系为文学院的首系不能与之比拟，即德先生和赛先生也不能相提并论。
就是胡先生自己在民国十九年也亲自宣布：
“请大家认清我们当前的紧急问题。我们的问题是救国，救这衰病的民族，救这半死的文化。”（《胡适论学近著》六四○页）
大学生要“救这衰病的民族，救这半死的文化，”除掉蔡先生所指示的读书与救国，双管齐下外，也别无良法。这个问题最为重要，我们非多说几句不可。
就一般讲，大学本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场所，但当国家和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敏感的学生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义，崛起领导民众，从事奋斗，系完全自然的事。这是世界各文明国的通例，西洋近代史上充满了这一类可歌可泣的事实。试以一八四八年欧洲的法、奥、普为例。法国有名的二月革命的爆发，是由“巴黎的工人、学生和市民等相率游街示威，唱革命歌，并大呼打倒基佐，和改革万岁等口号”（拙著《马克思传》上册三九八至三九九页）开始的。一到三月初旬，“维也纳群众——学生、工人和市民——引入运动中来了。就中尤以学生的加入，是一枝最有力的生力军。”“这些忠实的少年富于豪壮之气与牺牲之心，愈争斗而愈勇敢，并且具有一种优美的理想。…………青年豪壮的学生之加入便予麻木的维也纳市民以一种有力的激励，使全部运动挟着武力向它的最切近的目标走，即打倒梅特涅的制度。”（同书同册四一○至四一一页）同时柏林的群众因被政府军枪杀，武装反抗。学生们“拥弃前城（工人所在地），号召人民从事战斗。”（同书同册四一五页）学生参加革命的争斗同样出现于俄国的历次革命中。
然学生领导群众运动或单独反抗腐败政府，用不着向欧洲去找例证，我们有的是，并且发生得很早，又不限于革命的时代。试举数例如下：
一、“……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僖节为其冠。并与季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又渤海公族进阶，扶风魏卿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无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后汉书•党锢传》)
二、“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晋书•嵇康传》）
三、“道诸生爱慕阳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顿首西关下，恳悃至愿乞留如故者百数十人。”（唐柳宗元《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
四、“陈东……以贡入太学，钦宗即位，率其徒伏阙上书。……宜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宋史•陈东传》）
五、“三学之横，盛于景定，淳佑之际。凡其所欲出者，虽宰相台谏，亦直攻之使必去，权乃与人主抗衡。（《癸辛杂识后集•三学之横》）
六、“崇祯戊寅，南固诸生百四十人具防乱公揭，请逐阉党阮大铖，于方实居其首。有云：‘杲等读圣人之书，明讨贼之义，事出公论，言与愤俱。但知为国除奸，不惜以身贾祸。”（《明诗综》七六卷。按杲即顾杲）
这几个例子充分表现非常时期甚至于承平时期干预国政，代表舆论，是一千七百多年来的太学生一脉相传的精神。至于满清的倾覆，大半由于留学生和国内学生的领导参加，更是人所熟知的事。蔡先生了解中西历史上学生在非常时期所负的非常任务，故毅然提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此次抗日运动推进，大都是全国学生秉承并扩大这种传统精神，到处活跃的结果。不意北大复员，胡先生上台，一方面宣言。
“我们有精神上的财产，有蔡先生三十年的遗风。”（《大公报》三五年十月十四日北大双十节开学礼》
另一方面却孤独地提出“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口号，想彻底消灭“蔡先生三十年的遗风”中那个最主要之点，怎样见得呢？
今试以当前的内政外交作为我和胡先生或其信徒的问答：
甲，问：“全国人民婴求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政府，善乎？”
答：“未易明也。”
问：“国民党允许还政于民，国府主席允许人民四大自由，合理乎？”
答：“未易察也。”
乙、问：“全国人民要求美军撤退，善乎？”
答：“未易明也。”
问：“全国人民要求防止美货倾销，以免我国工业完全崩溃，合理乎？”
答：“未易察也。”
这样一来，北大同学以后的工作就在大伤脑筋地去“明”和“察”，还能当机立断，领导或参加救国运动吗？所以当胡先生的教条见诸实行之日，即蔡先生的遗教寿终正寝之时！
三，“胡适校长在北大开学典礼中说过：
“只要中国有安定十年的局面，北大可以成为世界第一流学府。他同时劝勉学生埋首学术，造成北大的读书风气。”（《文汇报》三五年十一月一日石圣《今天的北大和北大人》）
我们以为在目前情势之下，他的中国局面安定十年的希望很少实现的可能性。即使真个实现了，甚至于还不止十年，而他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教条，尤其是他的独立思想的教条，也不能使北大同学的书读得好，更休想北大“成为世界第一流学府。”我们先在这里略说几句，然后于批评独立思想时予以发挥。
无论中国或外国的大学生，除掉特别努力的天才外，一般的理解力和学识都是不很高强的。这不是我故意轻蔑大学生。我曾做过北大和德国佛郎克佛大学的双料大学生，由于我的经验和观察，深知一个大学生因年龄与经历的关系，于丰足的普通常识之外，对于所习的专门科目，不过是进了学问的门，得到一般的知识；一直至毕业为止，最多只是“升堂”，决不会“入室”，因此谈不上高深的研究，更谈不上独立的创造。尤其是先有一种“未易知”“未易明”的怀疑论横梗胸中，时时有所顾虑，结果，便无所适从，只好和古代希腊卡涅阿德斯（Carneades），近代英国休谟（Hume）等的新旧怀疑派一样，对于事物持一种盖然论或研究的态度，不下判断，仅依习惯或感觉去行动。
综合以上所论各节看来，胡先生的教条无论是对于一般常识或高深学问，都是有害而无利。一个曾经做过急先锋，硬汉和大无畏者的人，当民主潮流汹涌于全世界和中国的现在，作回国后第一次公开演出的思想指导，竟是这样错误而反动，好像出人意料之外。不过我们如果将他向来的行径细心考察一下，并不觉得奇怪。他是一个自由和独立的思想者，但同时也是一个容易和实现妥协，喜欢向右而难得向左的软弱的改良主义者，所以他在五四前后所攻击的是与官方无直接关系的文学，在民十六年所“捉”“打”的仅为“烂纸堆裹”的“妖”“鬼”，在民十八年所指摘的也只限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文化方面的反动。当时他是一个无罣无碍的学者，自然乐得这样做。现在他是北大的主持人，地位迥然不同。他一方面不大满意于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另一方面更害怕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尤提心吊胆于党派的争斗，不能不想法子予以防止。他对学生说：
“我是没有政治上的岐视，但是先生们及学生要知道这学校是作人作事的机关，不要毁了学校，不要毁了这个再过多少年不容易重建的不惭愧的学术机关。”（上海《大公报》三五年十月十四日《北大双十节开学礼》）
这话是对的。我们赞成党争退出学校，赞成学生不带手枪上课，不用手枪威胁师友，以免打倒了大学本身。不过胡先生是个聪明绝顶的人，恐怕自己这种劝告不容易生效，遂挖空心思，将吕祖谦的话赠给北大的师友，所谓“……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荀子•非相篇》）他们如能接受，对于自己所行所为的是否善良，是否合理，首先发生疑问，因而趔趄不前，不是省却许多麻烦吗？尤其是同学们参加政治运动或救国运动，一定发生党争，倘若他们疲精费神，夜以继日地去“明”和“察”，来不及领导甚至于参加实际行动，不是更置学校于盘石之安吗？他这样打算，虽自有其片面的理由，但从大体着眼，从北大优良的传统精神，及其在非常时期应负的历史使命着眼，这是错误的。
四 独立思想的评价
胡先生的第一个教条既误人子弟，而他的第二个教条更荒唐绝伦，即所谓独立思想。他对北大同学说：
“你们大门上贴着欢迎我的标语，要求自由思想，自由研究，为什么我要你们‘独立’而不说是‘自由’呢？要知道自由是对外面的束缚而言，不受外面势力的限制与压迫，这一向正是北大的精神。而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不能独立，仍然是作奴隶。我是说，要能不盲从，不受欺骗，不用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用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用别人的头脑当自己的头脑，我提倡你们应有走独立的路的工具。”(上海《大公报》三五年十月十四日《北大双十节开学礼》)
北大同学要求自由思想，自由研究，胡先生偏易“自由”为“独立”，即教他们独立思想，独立研究。到底那一方面对呢？我们以为“师不必贤于弟子”学生是对的，胡先生是错的。请申其说如下。
我们在谈本问题之前，须懂得所谓独立究竟有无背景。现在为容易阐明这一点起见，不妨拿胡先生和我来作说明的例子。三十多年来他不属于任何党派，他是一个独立的人；十二三年来我不属于任何党派，我是一个独立的人。但在人类划分为阶级的社会中，任何人可独立于党派之外，而不能独立于阶级之外。这是真理，无人能加以否认。因此，他是资产阶级的学者，我是无产阶级的文丐，彼此自然而然地各为自己阶级的学术思想奋斗，彰明较著，不能隐瞒。即就治学的方法而论，他相信实验主义而排斥辩证法，我相信辩证法而排斥实验主义，决不是一桩偶然的事。所谓独立思想本是极有限度的。换句话来说，独立思想是有阶级背景的（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大都除外）。世间既没有超阶级的人，也自然没有超阶级的思想家。弄清楚了这一点，便可以谈到本问题。
第一，先就自由思想讲。胡先生把“自由”二字解作“对外面的束缚而言”这是表面的，肤浅的，只道破真理的一小半，另外一大半是思想本身的束缚，并且也是他自己屡次承认的。他说：
“陆王一派的学说解放思想的束缚是很有功的。”（《胡适文存》二卷五四九页）
“再举思想自由作例。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朱程，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人权论集》二一四页）
“我在这篇文章里处处撇开先入的成见。”（《胡适论学近著》六四三页。按文章指《红楼考证》）
所谓“解放思想的束缚”，“解放中国的思想”，“处处撇开先入的成见”，都不是指“受外面势力的限制与圧迫”，而是指思想本身的束缚。胡先生把从前所说的话一齐忘记，而将自由思想解作不受政府或党团干涉的思想，实不能不令人惊异！
现在为使自由思想的意义彻底明了起见，我们还愿以许行和孟子的思想为例。许行是战国时无产者的代表，主张泛劳动主义：“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飱而洽。”（《孟子•滕文公上》）孟子为自由地主阶级的代表，赞成阶级制的分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同书同处）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判断，不受政府或党团的干涉，即没有外面的束缚。但这两种相反的思想本身都会束缚我们，因为都有一面的理由。我们如愿相信胡先生的第一个教条，便会觉得“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堕入怀疑论中，停止判断。但我们如愿相信他的第二个教条，便会独立思想，既“不自从”许行，也不受孟子的“欺骗”，用自己的头脑想出第三种办法来。不过这第三种思想又须不同于当时老庄墨子等等的思想，才能得到独立思想的美名；然在实际上却是无用的长物，因为那必为幻想，不会有丝毫历史的真实性。既是这样，我们必须在两者之中，自由加以选择。
第二，再就独立思想讲。“独立”二字作何解释？待我引一段史事加以说明。
“侠尝与诸牧守俱谒太祖，太祖命侠别立，谓诸牧守曰：‘裴侠清慎奉公，为天下之最，令众中有如侠者，可与之俱立。’众皆默然，无敢应者。……朝野叹服，号为独立君。”（《周书•裴侠传》）
所谓“独立”既是与众不同的“别立”，所谓独立思想也就是不依傍他人门户，自出心裁的一种思想，它含有立异的意味。这一点胡先生不能不承认，因为他讲到王阳明的为学道：
“王子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这种独立自由的精神便是学问革新的动机。”（《胡适文存》二卷五四九页）
这还不是王子的独立思想，即对孔子立异的思想吗？在某种状况之下，立异不独是可以的，而且是应当的。但把它当作一个教条，作为大学生思想的指标，便要发生毛病。怎样见得呢？
人们为什么要运用思想？志在发见真理。然关于某方面一种唯一的真理如果已被前人或时人发见，我们怎能立异，怎能独立思想呢？为着追求真理的缘故，我们应当心悦诚服地承认它，服从它；但为着独立思想的缘故，尤其是为着不忘胡先生的“不能独立，仍然是作奴隶”的教训的缘故，我们又应当怒发冲冠地抛弃它，反抗它，由本店自造一种非驴非马的东西。真理具有排他性，此真则彼伪，我们怎能为着遵守胡先生的教条而自造一种冒充真理的“伪理”来自欺欺人呢？他教学生“不盲从，不受欺骗”是对的。人们本自己的阶级立场，对于种种思想或事物加以研究对比，而自由决择，这就叫做自由思想。但他教学生“不用别人的头脑当自己的头脑。”而独立思想，是不对的。别人具有优秀的头脑，丰富的学识，健全的思想，道破了真理，我们为什么不应当倾心接受，硬要去独立思想，故意立异，以致毫无结果，或产生极坏的结果呢？还有一层，胡先生不是实验主义的信徒吗？他为什么不去独立思意，偏用詹姆士和杜威的头脑“当自己的头脑”，而不惜做他们的“奴隶”呢？
第三，胡先生看了上面的话，也许还有些不服，要反问我：“难道世间没有独立思想？”有的，我并不否认。不独科学的社会主义是由马克思的独立思想发展出来的，即非科学的实验主义又何尝不是詹姆士和杜威等的独立思想发明的（不过各自有其背景与来源），既是这样，胡先生也许更振振有辞，以为“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他为什么不能用独立思想相号召？可是这至少犯了躐等的毛病。他既喜欢引用吕祖谦的话，我也不妨写一段出来：
“后学读书未曾识得目前大略，便要说性命，此极是害事。为学自有等级，先储至说性命，不知曾下几年工夫方到。”(《东莱吕太史外集》五卷《杂说》)
我现在可以照样说：
后学读书未曾识得自由思想，便要说独立思想，此极是害事。为学自有等级，古今大思想家至说独立思想，不知曾下几年工夫方到。
说性命自然比独立思想容易多了，然“先儒……不知曾下几年工夫方到。”所以我们不能不让古今大思想家去包办独立思想，否则必定一无是处。即就胡先生讲，他在民国九年“大胆做一点独立的研究。”（《胡适文存》二卷六一六页）遂产生了井田辨。这不用说是他的独立思想的结晶，因为二千年来从没有听见过井田的否定论。可是他这种独立思想是否正确，读者看拙著《最近评论学术思想集》，第六篇论文，便可以知道。中西学问具有根柢而又好学深思的胡先生，其第一种独立研究独立思想的作品，尚且谬误百出，误己误人，现在竟教年龄不过二十左右的大学生们一开始就闯入独立思想的途径，未免过于恶作剧。因为他们在未动脑筋之前，即须牢牢记着“独立”二字，他们的思想须与古今中外的学者不同，须独树一帜，须故意立异，这是何等困难的事。说到这里，不能不令我想起马克思批评普鲁士检查令的一段话，就是：
“探讨真理而不得为检查所阻止的，是以正经和谦逊等语详加限制的。这两个条件表示探讨‘真理’不注重探讨的内容，而注重探讨内容以外的东西。这两个条件起首就使探讨‘的工夫’离开真理，使探讨的注意集中于一个不知道的第三者。探讨的眼睛既时常注视于这个为法令所规定而易于触犯的第三者，那么，探讨不是将看不见真理了么？探讨真理者第一义务不是向着真理一直前进，而不左顾右盼么？我如果不可忘记在规定的形态中说出一桩事，那我不是会忘记说这桩事么？”（拙著《马克思传》上册六○至六一页）
我们现在正可仿照这段话的话意来批评胡先生的所谓独立思想。
思想而不为胡先生所非难的，是以独立为限的。这个条件表示思想不注重思想的内容，而注重思想内容以外的东西。这个条件起首就使思想离开自己的途径，使思想的注意集中于一个不知道的第三者。思想的眼睛既时常注视于这个为胡先生所规定而易于触犯的第三者，那么，思想不是看不见它应有的途径么？思想家第一义务不是向着思想自有的途径一直前进而不左顾右盼么？我如果不可忘记在规定的形态中思索一桩事，那我不是会忘记思索这桩事么？
由此可见胡先生在名义上提倡独立思想，在实际上是以一种无形桎梏去束缚人们的思想。荀子说：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诎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则受，非之则辞。”（《荀子•解蔽篇》）
任何专制政府或反动党团至多只能劫人之口，劫人之形，但胡先生的独立思想的教条一旦实行，便是劫人之心，简直把荀子对于放心的话倒过来了。
既然如此，怪不得有人疑心他“……是在替当今的法西斯独载统治者现身说法，执行另一种变相的统制青年的思想的方法。”（《中华论坛》二卷六期永平：《胡适博士的扯淡》）
但我们相信他大半是替自己的处境“现身说法”。这种说法如真为北大同学所接受，那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因学力不足，左思也不是，右想也不对，想破了脑袋，毫无结果，疲倦袭人，只好停止思想，终于变成一种昏头昏脑的人；一是自作聪明，糊思乱想，要从黄瓜里面取太阳汁，从白瓜里面取太阴汁，终于变成一种神经病者。北大因独立思想风靡一时，十年之内，这样的人才层出不穷，怎的便可以驾世界第一流大学而上之呢？
依照上面的分析，胡先生用独立思想去代替北大同学所要求的自由思想，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自由思想在必要时可以进于独立思想，但一开始就谈独立思想，必然丧失自由思想。这叫做开倒车，比第一个教条更反动。胡先生本是我国资产阶级一个特出的学者，何以竟想出这样荒唐的顽意儿来？这是有一个深远原因的。他向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所以在十八年前用煽动的语调，大声疾呼道：
“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胡适文选自序》）
我旋即反问他道：
“被胡适‘牵着鼻子走’就算‘高明’，被杜威‘牵着鼻子走’就算‘好汉’么？”（《辩证法还是实验主义？》一四九页）
这一问他始终没有回答，自然也无法回答。不过他的防止左倾的努力是一贯的。他的方法颇为巧妙，即以学者的姿态，提倡独立；从办《独立评论》起，至宣布独立思想止，真可说是再接再厉，愈来愈妙。可惜独立思想误人太甚，而表现他的思想的歪曲也最为露骨，并达到最大限度。荀子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执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篇》）
我现在也可以说：胡子蔽于独立思想而不知自由思想！
我还可以和荀子异口同声地说：“岂不蔽于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同书同篇）
五 北大的现状
胡先生的两种校训或教条既如上述，再看北大的现状又是怎样？
“蕴知北平官场的，都说‘北平官派最重的，首排北平行营，其次要算北大了。’真的，和北大接触过的，有这样的感觉，就是那些讲师助教们也有这样的感觉。”（《文汇报》三五年十一月一日《今日的北大和北大人》）
“我们分析各系的教授，可知道它是保守的，反动的成份居多。……以傅斯年（傅虽然离开北大，但潜力极大。）陈雪屏为首的反动政客，把握了北大的门墙，民主人士除非像曾昭抡与北大有深缘的，绝难插足，如曹靖华的被拒聘，便是个好的例子。”（同上）
母校弄得这个样子，抚今思昔，不禁感慨万端。当然，在蔡先生进北大之前，北大是有重大缺点的。“两院一堂”曾驰名于八大胡同（妓女麇集之所）。所谓“两院”是参议院和众议院，“一堂”是京师大学堂。然这不过一部分师生与“民意机关”媲美，现在竟进化到一部分上层分子和天字第一号的官僚机关比肩了。北大本来是一个比较民主的学府，向无官僚习气，至少在我读书的时代是如此。今晨读报，得悉“北大四百余同学签名请求陈雪屏辞职后。”“胡校长置之不理。”（《文汇报》一月二八日）
这不能不使我忆及陈独秀先生做文科学长，我做英文学门二年级级长时的一桩事来。当时我代表本级和一个留日的英文教授冲突，他向陈先生控我目无师长。陈先生在盛怒之下叫我前去谈话（和他相处长久的人都知道他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凡做原告的大都胜诉）。经我侃侃陈辞，诘问他为什么替我们聘这样一个教授？他无法使我折服、便说：“你当着我的面这样气势汹汹，在他的面前不更厉害吗？”我马上回答道：“我生平最率真，决不会当你的面是一套，当他的面又是一套。”他不做声，旋即将那个教授更换了。这是北大的民主作风，现已看不见影子了。
一个具有传统民主精神的最高学府竟沾染了官僚习气，而保守的反动的教授又居多数，复有特殊势力从中操纵，想求学术自由，思想进步，虽未必完全不可能，大概也是很困难的了。
六 结论
尽管北大的现状如此，而胡先生的校训又如彼，两下配合起来，使北大变成一副丑样儿。但北大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学术机关，它的民主的根基是不会被上层一部分人完全毁灭的。证以去年北大开学时墙报上的标语，这种观察是正确的。“打破士大夫阶级的‘可怕的冷静’”，“替老百姓宜泄几千年以来积圧在统治阶级之下的苦情与怨恨！”
这话是预先正确地答复了胡先生的第一个教条，并且是预先对他实行了第二个教条。无论善怎样未易明，理怎样未易察，当民族的生死关头，士大夫（非阶级）不闻不问的“可怕的冷静”是应当打破的；而老百姓的“苦情与怨恨”也是值得资产阶级或其他阶级此较进步的有良心的学者代为宣泄的。这正是吕祖谦听街谈巷语，取舆台皂隶的为学精神。
尤其重要的是，抗战八年，胜利结束后的中国，理应自由独立，竟因受美国的宰制，加速走向殖民地化。即以中美商约而论，残酷胜于日本的二十一条，国内外同声反对。连英国工党议员兼新闻记者克罗斯曼也说：“美国与中国在不日以前签订条约，强暴地规定美国对华的经济干涉权。”（路透社伦敦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电）浙大一群学生早于去年十一月六日“沉痛和愤激”地宣布“中国民族从此堕入美国菲律宾以下的殖民地的命运已经注定。”（《文汇报》三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读者的话》）
可是向来居全国大学领导地位的北大未闻有所动作，不免相形见绌。这在提出“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和独立思想的胡先生，当然认为得计，然却值得北大同学的反省。
可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北大仍不失为北大。”当去年圣诞节前夕美军强奸母校女同学的消息一经传播，同学们愤怒填膺，作狮子吼，因而形成一种遍及平，津，京，沪，渝，蓉，粤，汴，昆明和台北等处的学生大示威运动，一致要求美军退出中国。而“胡适返校，对学生罢课游行，说是不对。”（《文汇报》一月四日北京一日专电）
他以为“此事纯属法律问题，……至撤退美军乃系政治问题，本人未尝考虑及此，亦望学生不作联想。”（同报一月十一日《读者论坛》）这明明是不赞成北大同学将这个“法律问题”转变为政治问题。如果把强奸案孤立起来看，诚然应由法律解决，但将美军驻华以来所引起的我国大惨剧以及不断发生的种种暴行合起来看，便必然要成为要求美军撤退的政治运动的导火线。这是一种民族自卫运动，无可非难。不过这是蔡先生的路线，而非胡先生的路线，故为他所反对。然其咎不在学生，不在蔡先生，而在胡先生自己。
吕祖谦说：“士大夫学术须正，一或不正，操履皆邪，其为害不止及其身，殊可畏也。”（《东莱吕太史外集》五卷《杂记》）
胡先生在中国向来以思想指导者自居，老是“苦口婆心”地向青年学子宣传他的学术，尤其是宣传他的思想方法：“我十分诚恳地把这些老实话贡献给我的少年朋友们，希望他们不再走错了思想的路子。”（《胡适文选自序》）
可惜他隶属于一个命运注定要日趋反对的阶级，自己的学术不正，方法乖谬，自己老是“走错了思想的路子”，自长北大，言论行动更是大错而特错，致使我不能不再度起来加以批评。语云：“惟善人能受尽言。”我希望他清醒过来，认清时代的潮流，尊重客观的真理，收回“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和独立思想的教条，至少至少也应当不再提起，让它们无声无臭地死去。如能做到这一点，再彻底清除操纵校政的政客，扫荡上层少数人的官僚习气，培养全校的民主精神，与自由思想，切实继承并光大蔡先生的遗教。那么，十年之后，庶几乎可望实现他对北大“一点小小的梦想”即“作一个像样子的学校，作为一个全国最高学术的研究机关，使她能在学术上，研究上，思想上有贡献。”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扣易忘忧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