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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辨的解毒剂
李季
（1945年11月22日）
〔来源〕本文刊载于《求真杂志》第一卷第一期，1946年5月1日，署名：李季。
一、开场白
美人原浅薄，詹（姆士）杜（威）何足论，胡公扬余绪，一击剩游魂。社战游未了，批评岂赘言？史辨多梦呓，待余扫其根。
这是我去年作的《季子史诗》十五首之一，当时已经草成了一部十万字的《古史和井田问题》，内中有不少批评古史辨派的文字，故诗中提及这一派。现在《求真》创刊号征集稿件，要求我做一篇学术论文，我欣然承诺，于百忙之中，将原稿撮出一部分，并加入一点新材料，使之自成一文。学术论文的题材本来很多，我为什么首先选择这个题目？这不仅为的要履行诗中的预约，还有一种重大的理由，应首先声明一下。
自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学术界发生过几次大论战，即井田问题、科学与玄学、古史辨、革命文学与非革命文学、及社会史论战等等。这些论战中的问题，有的已经相当解决了，有的早被搁置了，只有古史辨仍继续进行，历时最久，产量最多。就已印成的十大本书看，是起于民国九年十一月，终于三十年二月，绵延二十一年，字数达三百二十余万。虽中日战争炮火喧天，连带击毁了我国许多文化事业，却没有打断他们论战的兴趣。其顽强的态度，坚忍的精神，实足惊人！在我国学术论战史上，像这样的持久与多产，虽未必绝后，的确可算是空前！尤其在精神食粮最感贫乏，饥不择食的今日，在抗日胜利结束，莘莘学子正拟勇猛上进的今日，这十大本书将发生怎样巨大的影响，是可以预先想像得到的。但不幸其中所含的毒素非常之多，在最初几年，虽有不少人加以严厉的批评，然大都枝枝节节，不得要领，并且理由与证据也不充分。最近十多年来，简直连这样贫弱的批评也难得看见。因此，养成了他们的骄傲自满，大言欺人。不是幻想他们的权威怎样大，“甚至有人著中国通史，不敢提到古史只字。这样看来，‘疑古’的成绩确已相当可观了”。“古史辨有名的贡献是‘累层地造成的古史观’，一般人已承认它的价值了。”（《古史辨》七册上编《自序二》一和五页）就是说“最近的疑古大师，谁都知道是顾颉刚先生。……到了今天，著述愈积愈富，发明愈来愈多，同志愈来愈众，声名也已从毁誉参半到了誉多毁少的地步”。“顾颉刚先生以后，集‘疑古’的古史学大成的，我以为当推中国上古史导论的著者杨宽先生。”（同书同编《自序二》一和二页）他们自己中了毒，呈出一种变态心理，信口开河，固属可惜；但更企图将这种毒汁输入青年学子的纯洁脑袋中，尤为可畏！我本不是一个专门研究古史的人，又长为生活所困，无暇及此，故对于他们久已置于不议不论之列。现在中国开辟了一个新生的机会，我如果不就自己的能力所及，毅然出来做一番清毒的工作，实在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古史辨派的师友，更对不起我国无数的青年学子和学术界。我这篇论文的用意：一方面是在促他们的虚心反省；另一方面是要防止青年学子的继续中毒。因此，我不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专从根本上诊断他们的病源，使他们和学术界得听到一种彻底的新批评。
二、古史辨派的方法
既名为古史辨，自然有两派人在战场上对敌厮杀，这里所指的当然是为主的一派，即胡适、顾颉刚先生一派。不过凡所用的方法和他们完全相同的反对派，也一并包括在内，这是要预先声明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孔子这句话是学匠治学的不二法门。一个人治学的精粗深浅虽和自身的聪明才力等有很大的关系，但所用的方法是否适当，更具有决切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要考察一个人的学说，必先注意他的方法。
胡、顾诸先生的治学方法是什么？是形式逻辑和实验主义。他们应用此等方法整理中国古史，而以辨伪为先务。顾先生说：
“我日来在家里做辨伪丛刊的事情。……这辨伪丛刊分做两类：一是辨伪事，二是辨伪书。……辨伪事的固是直接整理历史，辨伪书的也是间接整理。因为伪书上的事实自是全伪，只要把书的伪迹考定，便使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点。”（《古史辨》一册三五页）
这是形式逻辑与实验主义信徒的说法，自我们辩证法论者看来，是完全不对的。因为他们认“伪书上的事实自是全伪，只要把书的伪迹考定，便使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点”，我们却认为伪书上的事实不一定全伪，虽把书的伪迹考定，未必使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点。换句话来说，我们认伪书中有真材料，而真书中也有伪材料，应当细心去加以分析，加以选择，绝不能糊涂笼统地说一真百真，一伪百伪。
“拿证据来，愈多愈好，但伪书中的证据绝对无效。”顾先生等是要这样反诘的。
证据么？有的是，不独不是“伪书”中的，也不是真书中的，而是——天上的，而是——地下的，经得起你们的“实验”。并且第一部书就是你们最排斥的《尧典》，第一个证据是梁启超曾经说过的：
“如《尚书·尧典》所记中星，‘仲春日中星昴，仲夏日中星火’等，据日本天文学者所研究，西纪前二千四五百年时，确是如此。因此可证《尧典》最少应有一部分为尧舜时代之真书。”（《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五九页）
这里未明白指出日本天文学者的姓名，不知是否即新城新藏？他在日本《艺文》第五六七号曾发表《支那上代之历法》，推算纪元前二千三百年《尧典》的星座，虽有人对之持异议（参看《科学》十三卷一期饭岛忠夫《书经诗经之天文历法》），然观于“埃及人知用日历，盖在纪元前四二、四一年”（摩赖：《尼罗河与埃及之文明》，中译本五七页）的事实，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尧时知用历法是可能的。新城氏“十数年来专心研究”“支那古代之文献”，本认“支那之天文学在古代发达甚著”之说，“系全反于事实”，然却引用《尧典》作立论的根据：
“大火为夏日傍晚见于西方之赤色三等星。西洋称之为Scorpio座之辰星。《尧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自古以此星傍晚南中之时，为夏之正中，即五月之目标。”（《中国学术讨论》第三集，新城《东洋天文学史大纲》六页）
《尧典》所记，既无悖于现代天文学上的证验，可见此书虽为后人所改编，当时实遗下一种真材实料了。即退一步，认此为不足据，那我们也可以再提出一个地下的证据来。董作宾先生讲到卜辞梦父（疑即传说）三处之一，道：
“上列辞一，有‘王固曰俞’之说语，如《尚书·尧典》帝曰：‘俞，往钦哉’，俞乃命令臣下的发语辞，《史记》作然，此俞下即接称梦父，当是命梦父之语。”（朱芳圃编《甲骨学商史编》上册商三第三页）
按“俞”的发语辞仅见于尚书《尧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几篇较古的书中（内中多是他们所谓伪书），在夏书、商书、周书中未曾见过，以后的书更不用说。《尧典》中有“俞”，卜辞中也有“俞”，又可证《尧典》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尧舜时代遗留下来的真实材料。顾先生说《尧典》“‘金作赎刑’由《吕刑》来”（《古史辨》一册二〇五页）证据就是“伪书”两字的虎头牌，不再负找证的责任。幸而卜辞埋在地下，编《尚书》的人无由得见，否则“帝曰‘俞’由卜辞来”的话，一定和上面一句话并列在《古史辨》中，作为宣布《尧典》死刑的另一罪状了！
其次就拿庄子来讲。太史公说庄周“……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是庄子在史料上的价值应等于零。其实不然，内中谈到古帝王，和其它书对照，大都不无根据。即拿书中一个最细微之点来看，也无不如此。董先生提及殷虚出土的大龟说：
“《庄子·外物篇》：‘乃刳龟，七十二钻而无遗策。’此所谓七十二钻，乃举大龟之最多数而言，非妄语也。所谓无遗策者，策即册，指龟版而言，遗，留余也。言七十二钻，使龟册无留余之地，则钻之最多者也。今依上述最多之数（六十二）而更推算之，则前后左右，可各加二钻，则适合于七十二之数。”（《甲骨学商史编》下册商九第一七页）
这个《外物篇》属于《庄子》中的《杂篇》，向来公认为庄子之徒所作，也就是顾先生所谓“这（指外篇和杂篇）似乎是道家已成立，要和儒家分庭抗礼时的出品。”（《古史辨》一册二八五页）这样看来，是后于庄周本人的作品。不过顾先生同时又认《庄子》完全为“伪书”。他说：“我的意思，以为庄子是战国秦汉间‘论道之人’所作的单篇文字的总集，正与儒者所作的单篇文字总集为《礼记》一样。”（同书同册二八二页）现在即承认《庄子》是“寓言”而又兼“伪书”，然“七十二钻而无遗策”既被证明“非妄语也”，我们能断定其中所追述的古事一定是“妄语”么？这要用精密的方法去分析，不能随便否定它在史料上的价值。
再其次，我们拿《山海经》来看。这是被《四库全书》列入子部小书类的，也是世人所谓最荒唐的一部书。王国维讲到《卜辞》中的王亥说：
“《大荒东经》曰：‘有困民国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服牛。’郭璞引《竹书》曰：‘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绵臣也。’今本纪年帝泄十二帝，‘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杀其君绵臣’。是《山海经》之王亥，古本《纪年》作殷王子亥，今本作殷侯子亥。……《卜辞》作王亥，正与《山海经》同。……夫《山海经》一书，其文不雅驯，其中人物，世亦以子虚乌有视之，《纪年》一书，亦非可尽信者，而王亥之名，竟于《卜辞》见之。其事虽未必尽然，而其人则确非虚构。可知古代传说，存于周秦之间，非绝无根据也。”（《甲骨学商史编》上册商二第三至四页）
《山海经》是顾先生目为伪书的（详情见后），其中记载，除神怪外，有不少可靠的材料，尤其在地理方面是如此。今竟与《卜辞》有相合之处，这又是伪书中有真材料的一铁证。
末了，我们拿《周礼》来看。这部书是适之先生论井田问题时出死力排斥的，不妨先听一听他的说法：
“《周礼》是伪书，固不可信。”（《胡适文存》六〇六页）
“汉代是一个造假书的时代，是一个托古改制的时代。西汉末年忽然跑出一部《周礼》来。《周礼》一书，我起初只承认它是战国末年的一部大乌托邦。现在我仔细看来，这书一定是孟子《王制》以后的书，一定是用孟子《王制》作底本来扩大的。……《周礼》里的井田制说得很详细，很繁复，很整齐，确是中国统一以后的人的大胆悬想。”（同书六一二页）
“……可见当时〔指西汉〕有改革的必要，但是因为豪富的反对很大，故不得不用托古改制的方法，用‘大帽子’来压服反对的人。这便是《周礼》等书的动机。……杨雄、刘歆、王莽等都是要想做一番大改革的人，不能不用尽心思，先去埋下一个改革的根据。刘歆造假书的原因，大概是如此。”（同书六一三页）
适之先生的话真娓娓动听，他以最坚决的口吻，断定《周礼》是“伪书”，因而断定其中的井田制是刘歆一班人捏造出来的。同时，郭沫若先生告诉我们说：
“……番生敦曰：‘王令兼司公族’，师兑簋曰‘令女摄司走马’，谏敦曰‘先王既令女頫司王宥’，均与司字连文，而从北从井，北井者古者九家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也。……此字于宋人书中亦屡见，如微栾鼎之‘王令微栾总司九邑’，弁阝敦之‘王曰：弁阝，先王既命女作邑，继五邑祝’，师毁敦之‘今令汝死我家继治我西偏东偏’，又齐侯镈‘余命女职差正卿，为大吏，兼命于外内之事’，宋人均释为‘继’，于字无说，义亦难通。然释为‘耤’，则可通行无碍。”（《甲骨文字研究》上册《释耤》二页）
以向来否认井田制的郭先生（听说近已承认有井田制度）竟不得不征引《周礼·地官·小司徒》的“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按原文征引有误）去解释金文中的耤字，不知适之先生见了，作何感想？他也许以为这不过偶合，这是孤证，未必绝对可靠。好，就算如此，我们再提出一个证据罢！散氏盘铭中有如下的两句话：
“以西，至于莫。履井邑田。自桹木道左至于井邑，奉，道以东，一奉”。
这是指田界讲的，竟两次提到井邑。井邑是什么？还不是“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吗？何况第一句的井邑下面紧接着一个“田”字，还能说这不是指田界吗？上面的丘井既系之以“耒”，而这里的井邑复继之以“田”，则其为《周礼》中所指的井田，宁复有丝毫疑义？
现在要问适之先生，《周礼》即使是刘歆伪造的，难道周金也因“杨雄、刘歆、王莽等都是要想做一番大改革的人，不能不用尽心思先去埋下一个改革的根据”吗？周金的文字中既找得出井田的遗迹，可见井田制度不是孟子发明的，而西汉末年跑出来的《周礼》仍含有一部分真的材料。
以上四例说明伪书中有真材料，不可笼统抹煞，总算是够显明的了。关于这一点，连力排“伪书”的崔述也是承认而且利用的。他在《唐虞考信录·舜体国经野》中利用伪孔传的“海畔山”去证明蔡传“沦入于海”之失，就是一例。但我们的辨伪的先生们完全不懂得这一点，一见人家用了伪书，便如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气焰逼人，不可向迩！试一读顾先生下面一段话，当可领略几分：
“例如章演群先生（鸿钊）所著的《石雅》，不愧为近年的一部大著作，但里边对于伪书为史不加别择，实是一个大缺点。他据了《拾遗记》的‘神农采峻岭之铜以为器’，《史记》的‘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说中国在神农黄帝时已入铜器时代；又据了《禹贡》的‘厥贡璆铁银镂’，《山海经》的‘禹曰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说三代之初，已知用铁。这种见解很能妨碍真确的史实的领受。若能知道神农黄帝不过是想象中的人物，《禹贡》和《山海经》都是战国时的著作，那么，在实证上就可以剔出许多伪妄的证据，不使它迷乱了真确的史实的地位。”（《古史辨》一册《自序》五八页）
其实章先生是用王国维所谓“二重证”——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安特森在甘肃所发掘的铜器和殷墟出土的铜器等等）——立论的，处处经得起证验，顾先生在这里板起面孔说话，去指摘他的谬误，到底有什么证据？除掉“伪书伪史”那块虎头牌外，的确一点也没有。试问这种糊涂笼统的辨伪方法怎样能够辨得出真伪？怎样能够靠近真理之门？！
最好笑的是：顾先生一方面说章先生不该用伪书伪史去迷乱真确史实的地位，另一方面却用自己所宣布的伪书《山海经》和《皋陶谟》（《古史辨》一册二〇二页）去证明禹是神不是人（同书同册一一二页）。顾先生既已明明告诉我们“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点”，试问他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论断不是也全部失其立足之点吗？“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
顾先生等另一种最荒谬的主张是一部书在某一时代写定，便只能代表某一时代的制度，或对古代的悬想等等。例如他认《山海经》是战国时代的著作，即不能用以证明“三代之初已知用铁”；适之先生认《周礼》是伪书，即不能用以证明周代的井田制度。不过这种限制只施于他们的论敌，而他们自己却可随便应用，不受拘束。我们在上面所说顾先生利用《山海经》、《皋陶谟》证明禹为神，固是一例，而杨宽先生更愈出愈奇：竟说“大约在神话里，舜的弟弟就是一头象，所以天问上会说出‘舜服厥弟’的话来，‘服厥弟’就是‘服象’啊！”（《古史辨》七册上编《杨序》四页）他又用《汉书·武五子、昌邑哀王传》，《后汉书·袁绍传》和《三国志·乐陵、王茂传》去证明孟子“封之有庳”就是封之有鼻，“象的特征是鼻，而舜的弟弟象的封地就叫做‘有鼻’”，（杨序三页）这还不是一头象吗？总说一句，他们二十年来愈加辩论古史，便愈加陷入绝境，用他们的方法去担负这种工作，是完全没有前途，是完全破产了！
三、古史辨派的研究范围及其科学素养
凡研究学术，范围愈狭，愈能深入，这是当然的道理。古史辨派的研究是以古史为对象，照旧式的说法，虽涉及经史子集四类，但无非以寻找史料为主，故归根到底，仍只是古史。范围既狭，材料也极有限，耗去二十几年的岁月，自然应该有精深的著作出现，救济梁启超所谓今日中国学术界的“历史饥饿”。（《中国历史研究法》六二页）谁能料到他们不独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不独没有光明，反而黑暗了！大家试再看杨宽先生近年来所研究的结果，就可以知道。
“吾人归纳言之，则古史中之圣帝贤臣，其原形如下：
（1）本为上帝者：帝俊，帝喾，帝舜，大皞，颛顼，帝尧，黄帝，泰帝。
（2）本为社神者：禹，句龙，契，少皞，后羿。
（3）本为稷神者：后稷。
（4）本为日神火神者：炎帝（赤帝）朱明，昭明，祝融，丹朱，驩兜，阏伯。
（5）本为河伯水神者：玄冥（冥），冯夷，鲧，共工，实沈，台骀。
（6）本为狱神者：四岳（太狱），伯夷，许由，皋陶。
（7）本为金神刑神或牧神者：王亥，蓐收，启，太康。
（8）本为鸟兽草木之神者：句芒，益，象，夔，龙，朱，胡，熊，罴。”（《古史辨》七册上编三九九页）
这是杨先生“利用新的武器——神话学”（同编《杨序》二页）所做的十六万字大文的总括。大家看了本为某神之后的一批名字，也许有些莫明其妙，至少不会知道他们彼此间有什么关系，让我请出他的一位同志童书业先生来加以解释吧。
“……我在这里想特别替杨先生的神话分化说介绍一下：
“所谓神话分化说者，就是主张古史上的人物和故事，会得在大众的传述中，由一化二化三以至于无数。例如一个上帝会得分化成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好几个人；一个水神会得分化成鲧、共工、玄冥、冯夷等好几个人；一个火神也会得分化成丹朱、驩兜、朱明、祝融等好几个人；一件上帝‘遏绝苗民’的故事会得分化成黄帝伐蚩尤，和尧舜禹窜征三苗的好几件故事；一件社神治水的故事也会得分化成女娲、颛顼、鲧、禹等治水害的好几件故事。这种神话传说分化的例子，实在多到不可胜举，不过从前人不曾看出来，一经杨先生的揭发，便无不令人惊佩了！”（同书同编《童序》三页）
但我们看了之后，不是“惊佩”，而是惊骇！为什么？杨先生如果是一个鼓吹神道设教的宗教家，自然有权利在真书以至伪书中翻筋斗，矫揉造作地做成这些乌烟瘴气的东西，尽量向史学界传播，弄得天昏地黑，永远没有一线光明。不过我看他没有做宗教家的野心。顾先生要“做一个科学的史学者”（同书一册三六页），他当然也是如此，因为他告诉我们：“史学之研究，首贵乎史料之批判。吾人除搜集史料外，必须对史料分析综合，辨其伪而求其真，然后史学之能事尽也。”（同书七册上编四〇一页）他说中国古史的舞台上只有上帝和一些什么神在那里变戏法，这是求真吗？待我们来考虑一下。
无论中外，凡是古代史没有不杂入多量神话的。例如法国有名史学家摩赖（A.Moret）说：“要之，自神话而言之，统治埃及者，先为神，后为半神半人，最后为人；史料可稽，群无异词。”（《尼罗河与埃及之文明》中译本三四页）我们中国的古代史自然也不能例外。什么“天皇氏十二头”，庖牺氏和女娲氏“蛇身人首”（《史记·三皇本纪》），“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放物。”（同书《历书》）不都是一些显然可见的遗迹？可是一个科学的史学者的责任不在助长这些神话，而在解释这些神话的起源。关于这样的解释，有种种派别，德国著名的博言学家米勒（Max Müller）称之为伦理学派、物理学派和历史学派。神话的起源，本甚复杂，这三派并不能完全解释世界一切神话，不过专就杨先生所说的上帝和神话，是可以用历史学派的方法来解释的：即一切神原来都是酋长、帝王、大战士、圣贤或造福人类的人，他们在生前既已出类拔萃，所以死后便逐渐被视为神明了（柳下惠对臧文仲所说的一段话，正合此例，详见后）。即使不然，也应当像摩赖关于古代埃及所说的一样：“其政权操诸各该诺姆（Nome区域）之神祇手中，实行此政权者则为神人之代表，国王或诺姆长官是也。……埃及政教不分，其来固已久矣。”（《尼罗河与埃及之文明》中译本二六页）这才是治古史的现代史学家应有的态度。不意杨先生竟走了一条恰恰相反的路。哪能不令人惊骇？！
他为什么走一条恰恰相反的路呢？因为他引经据典（这经不是五经，六经，或十三经，而是《山海经》之类）地证明尧、舜、禹、鲧等等为神，于是作出结论道：
“尧、舜、禹、鲧之事初为神话，不为人话可知矣。《墨子》、《楚辞》、《天问》、《山海经》等所载，乃传说之初相，儒家所陈，转多润色之辞，……由神话润色而为古史，其润色之迹，吾人尚多可寻。”（《古史辨》七册上编一一〇页）
他这种说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就是说，他只知道“尧、舜、禹、鲧之事初为神话，不为人话”，而不知道关于尧、舜、禹、鲧的神话原是由人话转变来的。他这十六万字的大著只是一个“导论”，还有下文，我们猜不着是什么，不过专就本文而论，他便不能说我们的批评是错误的。
就杨先生告诉我们的许多话看，在四千年以至三千年前，中国古史上只有两类东西：一是神，二是兽。关于神的一类，我们已经领教了，现在再看第二类。
“有许多古史传说中的人物，其前身不过是神话里的鸟兽罢了。”（《古史辨》七册上编《杨序》三页）
“益就是玄鸟凤鸟，是服侍上帝的，所以上帝（即舜）要叫他来管理一上下草木鸟兽，而益还谦让，要让给朱、虎、熊、罴去管理，（见《尧典》）朱、虎、熊、罴原也是鸟兽中的佼佼者，在神话里也是替上帝服役的。”（同序五页）
现代的考古学已经证明人类的生存远在三四十万年前，（民国十八年所发现的“北京人”，有的说距今一百万年，有的说五，六，七，八十万年。）即现代人的出现也在二万五千年以前，我国在三四千年前没有人的传说或历史，只有神和兽的传说，试问人到哪里去了？他总不能否认当时人的存在吧！既有人，他们的历史舞台何以被神和兽垄断，自己毫无表现？这非请杨先生答复不可。
得了，我们何必希望他呢！我们应当告诉他们一派人，要研究古史，须先有一般科学的素养，尤其须懂得地质学、古生物学、考古学、博言学和民俗学等等。可惜他们对于这些科学，不独未曾深入，连浅尝都没有，因此把图腾的遗迹如朱、虎、熊、罴等，看做真正的兽，于神道设教之外，再来一套兽道设教，总之，他们的工作不但是大都白费气力，并且笑话百出。试举一个最显明的例子来讲。
郭沫若先生在十几年前将日本学者对于商代社会性质错误的估计介绍过来，说：“在商代的末年都还明明是金石并用的时期”。（《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八页）自此以后，大家几乎一致盲从附和。他本人一直到二十九年，仍固执此见，没有丝毫变动，所以他要矫正适之先生的错误，说：“然而殷代是新石器时代的末期，即金石并用时代，却是可以断言的”。（《古史辨》七册下编三六二页）因为适之先生是把商民族列入石器时代，并加以附注道：“发见渑池石器时代文化的安特森近疑商代犹是石器时代的晚期（新石器时代）。我想他的假定颇近是。”（同书一册九九页）顾先生于是宣布这“可以做我们建设信史的骨干”。（同书同页）
这些都是绝对荒谬的主张。商不仅不是什么新石器时代，不仅不是什么“新石器时代的末期，即金石并用时代”，也不是青铜器时代，而是铁器时代。关于这一点的证据相当地多，并且都有二重证。本文为篇幅所限，无法胪列（详见《古史和井田问题》）。这里除掉一种为人们容易了解的有力证据外，其余只略提一下。
一、殷墟虽无铁器出土，但经日本小松茂和山内淑人对商铜器二十六点化验的结果，证明铜器中有人工渗入的铁和砒素，（见《中国青铜器时代考》中译本四五至五〇页）而商代的铜容器“由刻于器上之款识及其他方面推测，则其较哈尔斯大德和高加索铁器时代初期之铜容器等，内容更为进步。中国人之所以解为礼乐器，亦暗示其在文化史上乃极高阶段之所产。”（同书七页）这可证明商青铜器为铁器时代的铜器。
二、商代并不是什么牧畜业时代，而是高度发展的农业时代，可以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二四六至二四七页，《甲骨学商史编》下册《商八》第十至十一页，同书同册《商七》第三十页所举的证据看出来。
三、关于商代的国家组织，从卜辞中可以考见它的政制，有史官、小臣、大右、耤臣等等（同书《商七》第五至六页）
四、我们现在要比较详细说到它的文字了。“殷商文字见于殷虚龟甲兽骨上的已有两千字上下。”（同书上编《商六》第三四页）关于二千字的数目没有争执，内中被确切认识的不过八百多字。卜辞既不是字典，而出土的龟甲又被毁灭甚多，则二千字非殷代全部字汇，仅为其中的一部，自无疑义。我们现在假定殷代文字还有一千，一共是三千，总不算说得过多。我们再看：
一、秦代的《三仓》只有三千三百字；
二、西汉杨雄的《训纂篇》只有五千三百四十字；
三、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加入流俗异体，也不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
以上三种都是字书，对于当时的字虽未完全收入，已是应有尽有了。周代文物的兴盛，春秋战国学术的发达，是用不着我多说的。然经过周朝八百年长期的发展，不过加多三百字，人们可以想象商代的文化是怎样的高了。这是第一点。
第二，郭先生说，商代“文字尚未脱原始之畛域。（1）象形文字在百分之八十以上，（2）……一字之写法有至四十种以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二八九页）但我将《殷虚文字类编》拿来计算一下，真正的象形文不过百分之十强，其余尽是指事、会意和形声等字。郭先生不懂六书，所以把后面几项文字也列入象形文，以致蒙蔽了商代文字的真相。至于一字之写法在四十种以上，不能作为文字未脱原始畛域的有力证据，因为迟至秦汉时代，年字至少有六十七种写法（《金文续编》第八），此外，如长、孙、子、侯等字也都有四十至少三十种以上的写法。（同书第九、十二、十四和第五）难道我们也可以说秦汉文字未脱原始畛域么？无论如何，我们确切相信那样高度发展的甲骨文决不是商代六百四十八年间所能够达到的。
第三，英文尚有十万字，据美国学者计算，著作家所常用的字不过一千，而基本英语只有八百五十字。又据铎尔基（Dorsey）说：“现在普通的人所常用的字也不过三百字”。（米勒利尔《社会进化史》中译本二八页）这是就外国讲的。更就中国讲，《康熙字典》有四万二千多字，一说四万四千字，海禁大开以后，又增加了不少的新字，故《中华大字典》共收四万八千多字。据闵宗益先生估计：“中国常用字亦不过千字”。（《东方杂志》三二卷十五号闵氏《汉字变迁之大势及今后应有之改良》九八页）又据同卷十四号洪深先生的《一千一百个基本汉字使用法》一文看，只需如许字就可以办报，可以作评论。在文化水准这样高的中西人民中，所用的字竟比卜辞所用的少一倍，这又可以想象商代的文化是怎样的高了！（商代的文化自然低于现代，它的用字反多，是因当时文字的含义绝不及现代文字的丰富。）
美国著名的考古学者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告诉我们，发明铜器和牧畜种植业的发达，是野蛮中级的现象；发明铁器和文字以及田野农业的出现，是高级的现象。至于商代不独不是郭先生和许多日本学者所想象的野蛮中级，也不是野蛮高级，它脱离这种高级至少有四五百年了。古史辨派的先生们如果真有科学的素养，对于商代能作一种综合的研究，何至二十年来还在继续闹这种商是新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笑话！他们口口声声抱怨锄头考古学不发达，不能供给他们以必需的材料，其实如上所举的大批材料早已出现，不过他们不知道去利用罢了！
四、古史辨派的公式
末了，我们来考虑这一派的公式。顾先生说：
“我们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一说。这有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这封信里说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贤，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古史辨》一册六〇页）
这个公式是顾先生“下了两年的苦工然后发表……的”，（同书二册三三六页）也是经过适之先生赞同并夸奖的，他说：
“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同书同册三三八页）
这个公式也经过长期的发展，最近又由杨先生的神兽论——分化演变说加以补充。所以童先生说：
“古史传说固然一大部分不可信，但是有意造作古史的人究竟不多，那末古史传说怎样会‘累层’起来的呢？我以为这得用分化演变说去补充它。因为古史传说愈分化愈多，愈演变愈繁，这繁的多的那里去安插呢？于是就‘累层’起来了。……大约演化出现愈后的人物，他们的地位也便愈高愈古，这便产生了‘累层地造成’的现象。所以有了分化说，‘累层地造成的古史观’的真实性便越发显著，分化说是累层说的因，累层说则是分化说的果。”（同书七册上编《自序》六页）
这是古史辨派经过千锤百炼认为无复缺憾的万应法宝，连郭先生也为这法宝的魔力所吸引，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三版书后说：“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
可是这个受全国第一流学者热烈赞颂的公式，自我们看来，绝对不成其为公式，请申其说如下：
适之先生认顾先生在中国古史上系承崔述的系统而来，崔述干了第一次革命，他干了第二次革命。实则他是承康有为的系统而来，与崔述相反。不过他们既提起崔述，我也正要引用他几句话来做材料。崔氏说：
“论语屡称尧舜，无一言及于黄炎者，孟子溯道统，亦始于尧舜，然则尧舜以前之无书明矣。……自《易》、《春秋传》始颇言羲农、黄帝时事，盖皆得之传闻，或后人所追记。然但因事及之，未尝盛有所铺张也。”（《补上古考信录》二卷）
“因事及之”这四个字是值得特别注意的，因为顾先生仅根据《诗经》，一口咬定“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只是禹”，他既不愿知道《诗经》非史书，又不懂得《诗经》中提到禹，只是“因事及之”。例如要讲到“丰水东注”，才联想到“维禹之绩”是。
《左传》昭公十二年，楚子提及《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杜预注：“皆古书名”。是否真有此等古书，议论纷纷，姑且不提。至于孔子所谓“志有之”的志，孟子所谓“于传有之”的传，确为古书，都亡了。又梁启超讲到《尚书》二十八篇注云：“据汉人所传说，谓古代书有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删纂之为百篇，遭秦而亡焉。汉兴，由伏生传出二十八篇，共三十二卷，即所谓今文《尚书》也；其后孔安国所传复多十六篇，即所谓古文《尚书》也。古文尚书而复佚焉。”（《中国历史研究法》二二页）书本有三千多篇的话，由近古的汉儒传出，虽未可全信，书亡佚的篇数必多，（无论孔子删纂过与否）这是绝对没有疑问的。再就孔子时代讲，《史通·正史》载孔子得百二十国书，孟子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墨子称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百国《春秋》，是春秋战国史书之多，可以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李斯“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六国表》载秦“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是春秋战国时代和以前的史书（《尚书》也是古史之一种）都被摧毁了，或早已亡佚了。
太史公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三百五篇。”（《史记·孔子世家》）后人颇疑古诗未必有如此之多。然无论孔子删诗与否，古诗没有全部保留下来，也是绝对没有疑问的。《左传》中所引诗二百十九条，而逸诗占十三条，就是一证。孔子门弟子所记的《论语》一类，也决不是孔子及其弟子的全部语录。如将《诗经》、《论语》与上述的古史较，恐怕只占其中百分之零点以下的数目。何况两书本身也是残缺不全的。如果有人利用此等残缺不全的书做立论的根据，没有不失败的。试举一例如下：
“阮氏谓夏商以前无仁字，《虞书》德字惠字即包仁字在内。仁字不及于《尚书》虞夏商书，《诗》雅颂，《易》卦爻辞之中。此字明是周人始因相人偶之恒言而造为仁字。”（《说文解字诂林补遗》八上《仁》）
所谓阮氏就是著《经籍纂诂》的大学者阮元，他根据上列各书断定夏商以前无仁字，但甲骨文中却有仁字。可见这种推论方法是最靠不住的，是最幼稚可笑的。其实它在三百多年前，早就被毛奇龄讥笑得不值一文。他说：
“人第见易书诗无骑字，只曲礼有‘前有车骑’语，遂谓骑字是战国以后之字，古人不骑马。若然，则六经俱无髡髯字，将谓汉后人始生髡髯，此笑话矣！”（《西河合集经问》二卷）
不意古史辨派的先生们对于前人所排斥的推论方法，以及前人用此方法所造成的错误，一无所知，根据两部残存的，并非历史的《诗经》、《论语》，贸然断定周初人心目中最古的人只有禹，孔子时只有尧、舜等，因而成立一个公式！
还有一层，《论语》上明明宣布“子不语怪力乱神”，而古代酋长的传说当然与神话结合在一起，孔子不谈尧、舜以前的酋长，说不定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不幸顾先生把不语不知和没有三椿截然不同的事混为一谈，以为不语就是不知，不知就是没有，所以他提到春秋时秦齐二国的器铭和宋鲁二国的颂诗，毫不迟疑地说：
“他们都不言尧、舜，仿佛不知道有尧、舜似的。”（《古史辨》一册二六七页）
他在这里用“仿佛……似的”等字眼，企图减轻这种推论的不合理性，但他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公式是完全建立在——不言=不知=没有——这个公式上面的。请以下例为证。他说：
“试看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没有事迹的古帝，门弟子问孝的这般多，孔子绝没有说到舜身上，可见舜在那时还没有孝的名望。”（同书同册四二页）
他对于这种主张是非常坚持的，所以后来又重提一次。（同书同册六四页）其实在《论语》中，门弟子问孝的不过四次，均见为《政篇》：
一、“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
二、“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三、“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
四、“子夏问孝。子曰：‘色难。……’。”
孔子在这四次问话中既未尝举过任何孝子作答，顾先生何以要从此去断定他不知道舜孝，又何从知道舜还没有孝的名望？这种论证如果可以成立，那孔子也同样没有说到他的弟子闵子骞身上，也就是不知道闵子骞孝，也就是闵子骞还没有孝的名望。何以他后来又偶然提及“孝哉闵子骞”！（《论语·先进》）这样看来，顾先生的“不言=不知=没有”的公式，真是幼稚极了。不幸“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公式完全以此为基础，否则何以东周初一部书不言尧、舜，就是不知道尧舜，也就是根本没有尧、舜，孔子时一部书不言黄帝、神农，就是不知道黄帝、神农，也就是根本没有黄帝、神农？……
如再举一例，当更为明显。王国维所谓和禹、稷同样有大功德于民的服牛的王亥，东周初没有人说过，孔子时没有人说过，孟子时又没有人说过，那就是不知道王亥，也就是根本没有王亥。《山海经》突然说起王亥，依照顾先生的大理论，这是《山海经》凭空创造出来的，可以供他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好材料。不幸碰着硬崩崩的甲骨文至少有十二次提及王亥，把他们的法宝碰碎了！
像这样“不言=不知=没有”的公式并不是顾先生偶然的应用，而是他们一派人常用的最重要的法宝，例如杨先生说：
“殷商与夏代密接，殷墟卜辞历年发得数万片，又绝未见夏之踪迹。”（《古史辨》七册上编一一六页）
他这里又是以卜辞不言夏代，即不知夏代，因而证明没有夏代。这种幼稚而荒谬的公式如果可以到处应用的话，我们更可以说：凿井而饮，为古代人的普遍现象，殷墟卜辞历年发得数万片，绝未见井字之踪迹，可见商代是没有汲水井的！可以这样说吗？
我们再回到本问题上去，现在要问，除掉并非历史的《诗经》和《论语》外，其它较古的带史料性质的书有没有提及尧、舜、黄帝一类人？有的。展禽说：
“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国语·鲁语》上）
展禽就是柳下惠，周庄王时人，即先于孔子百余年的东周初人。他不独提及禹，而且还提及神农（烈山氏）、黄帝、颛顼、帝喾和尧、舜等。此外，如后于柳下惠五十年的司空季子也说及：“昔少典取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同书《晋语》四）顾先生宣布东周初只有禹，到战国时才有黄帝、神农等，碰着这些证据，不是又破产了吗？！
然古史辨派的先生们看到这里，也许要大笑起来，因为认这是为伪事伪书，不足为据的。但我们不能承认这样的说法。为什么？柳下惠的话是对臧文仲而发，季子的话是对晋公子重耳而发，对方都是有智识的人，他们岂能捏造古人名字和史绩，随便瞎说？古史辨派也许认为这是编《国语》的人捏造的。《国语》相传为左丘明所作，而左氏一说与孔子同时，一说为六国时人。无论如何，他或其他编者无须“托古改制”，“用大帽子来压服反对的人”，根本没有伪造古史的必要。何况《国语》在历史上的价值总不比《山海经》低，杨先生的“神兽论”的大来源之一是《山海经》，试问他们有什么理由可以反对我应用一部较古的《国语》的材料作论据？
这样看来，顾先生的公式的第一点是绝对不能成立的。现在再来考虑第二点。即所谓“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而以舜为例，以《论语》为唯一的材料来源。此书既非舜本纪，怎能将他的事绩一起写出来呢？可是即除掉他们所排斥的《尧曰篇》“咨尔舜”，“舜亦以命禹”等不计，也还有博施济众，“尧舜其犹病诸”（《雍也》），在政治方面说出他的缺点，并不止“无为而治”一端。至于在《尧典》中，舜既成为“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君”，那孝子的身份当然已包括在内，何况书中明白说它“克谐以孝，蒸蒸乂，不格奸”，表现他是至孝大孝，又何待孟子时代来多说？到孟子时还不过这一点点，那就不是“愈放愈大”。岂止于此，他从家齐而后国治的广大范围中退出来，专门做一个小小家庭中的孝子，可说是愈缩愈小了！在实际上，孟子仍旧是在述孔子的话，说“君哉舜也，巍巍乎其有天下而不与焉？”（《孟子·滕文公上》）这不和孔子所谓“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也”（《论语·泰伯》）是一样？舜不始终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不增不减吗？
由此可以看出顾先生所建立的公式，与所举的说明例子，全不相符。即使相符，也不能证明他的公式为正确。因为关于舜的传说到底有多少，我们根本不知道。如果在孔子时遇着机会表现一点，在《尧典》中遇着较多的机会又表现二三点，在《孟子》时遇着更多的机会，又表现四五点，都是很可能的。我们可以因此称之为愈放愈大么？确定一种传说有无历史的价值，应以是否切合当时发展阶段为标准，不能以愈放愈大，愈缩愈小，或始终不大不小为标准。
公式的一二两点既都不能成立，第三点又怎样？就他所举的例子看，是“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这就是说：在东周时做的东周史才是真正的东周史，在战国时做的东周史，便不算真正的东周史，只是战国时发明的东周史。这种说法如果正确，则中国的正史——二十六史没有一部是真正的历史，须有成千成万的史学家来做辨伪的工作！适之先生确切相信《周礼》中的井田制是刘歆一班人捏造的，固然可作他们的公式第三点的铁注脚；但《周礼》中的“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由周金一再批准了，于是他们的公式的最后一点，又因碰着硬硼硼的青铜器塌台了！
至于杨先生所补充的什么分化演变说不独不是这个公式的救命星，反而成为它的催命符，因为这种说法离开神与兽即不能谈古史，这与科学的古史相距，足有十万八千里！
综合我们上面对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所分析的各点来看，它完全是一种糊涂思想的凑合，愈修改便愈昏乱，绝对没有科学的价值，故经不起我们的一击。
五、古史辨派的腰斩中国历史及其对外宣传
梁园东先生不忍看见他们向古史那样的“剥皮”，不胜感慨地说：
“结果是把一部上古史更弄得一塌糊涂，使人简直莫明其妙，究竟这部中国上古史是什么一套把戏。”（《东方杂志》二七卷二二号《古史辨的史学方法商权》六九页）
其实抱怨他们剥古史的皮，弄得一塌糊涂，只道出真相的一半。他们一开始就谋斩断古史，适之先生说：“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古史辨》一册二二页）顾先生说：“从四千年的历史跌到二千年的历史，这真是一大改造呢。”（同书同册一四页）他们向古史剥皮，弄得血肉模糊，不可收拾，于是将历史腰斩，而以革命英雄自居。适之先生说：
“颉刚现在拿了一把更大的斧头，胆子更大了，一劈直劈到禹，把禹以前的古帝王（连尧带舜）都送上封神台上去！连禹和后稷都不免发生问题了！故在中国古史上，崔述是第一次革命，顾颉刚是第二次革命，这是不须辩护的事实。”（同书二册三三八页）
我们知道，一个科学的历史学者的职务，是在将已经神化了的古帝王或酋长从封神台上请下，回复他们原来的人的形状，而不是将本来是人的古帝王或酋长送上封神台上去，增加古史上的纠纷和黑暗面。何况古籍中所遗留下来的材料并没有他们所幻想的那样纠纷与黑暗，试略举两节如下：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韩非子·五蠹》）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垂衣裳，而天下治。”（《周易·系辞传下》）
这里说明上古人群最初由穴居野处，采取菓食，进而为渔猎牧畜终于达到农业，和现今考古学者所考证的完全相同。所谓有巢氏、燧人氏、包牺氏、神农氏等，顾先生以为是“想象中的人物”，郭先生以为“显然是周秦之际的学者们所拟议的一种考古学般的推察，而且是很合理的（！）一个推察。”（《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二六〇页）杨先生说得更巧妙，有详加介绍的必要：
“此等历史进化观疑皆得之边裔民族之观察。秦晋淮楚之间，夷狄杂处，所见文化，程度不一，其进化之迹显然。故庄子称太古为至德之世，山木篇又谓：‘南越有邑焉，名为至德之国。’此其明证。……高木敏雄比较神话学谓‘大抵依其名而示其性，所谓天皇地皇人皇有巢燧人庖牺等，无一不然。’盖无一非出于意造，吾人治古史，于此等假说之说首当摧陷而廓清之！不能因其有合历史进化之论，遂从而信之也！”（《古史辨》七册上编一一四页）
我们知道，所有渔猎牧畜农业等都是人类的群体从实际生活中发明或发现的，决不是任何个人创造的；不过为便于传说或纪录起见，不能不托始于其中一个能力特别大的集成的人。这就是有巢氏等等名义的由来。顾先生所谓“想象”，没有提出证据，等于空口说白话。郭先生所谓“推察”，也同样无稽，因为周秦学者没有现代考古学的知识，如无传说作根据，何能作成“很合理的（！）一个推察”？杨先生所谓“”疑皆得之边裔民族之观察”，这种疑似之词，绝不足为据。《礼记·王制》说：
“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这是汉儒所述的周秦时代四夷的状况，他们以为夷蛮的“不火食”，戎狄的“不粒食”，是由于民性不同，不可推移，试问秦晋淮楚之间的夷狄生活何能帮助周秦学者造成一种“历史进化观”？至于以《庄子·山木篇》南越至德之国作为庄子推测太古为至德之世的“明证”，更是滑稽之至。因为我考查四种不同的版本，都是“南越有邑焉，名为建德之国”，并不是什么“至德之国”，即退一步，假定何种版本作“至德之国”，又怎能断定庄子是根据“至德之国”的“观察”去推测“太古为至德之世”，而不是根据“太古为至德之世”的传说去虚拟一个“至德之国”？古人明明没有现代考古学的知识，（上面引文就是明证）而其纪录恰恰合于这种科学的证验，可见此等传说是真材实料决非出于“想象”、“推察”或“意造”。他们不知道应用此等可贵的材料，反视为“假说之说，首当摧陷而廓清之”，可见他们的论断是盲目的，玄学的，而非科学的。
古史辨派的先生们没有处理古史的能力，而不知自省，反大骂古史。顾先生宣布：“三皇五帝又各有各的事实，这里边不知藏垢纳污到怎样！”（《古史辨》一册一四页）我们绝对不相信古史是臭薰薰的东西！即使真是藏垢纳污的话，也只应去其“垢”与“污”，如认其皮也是臭皮囊，也只应“剥皮”。照他们的办法，剥皮之后，理应现出原身，真相大白；何以愈弄愈糟，终致腰斩了事呢？
这种办法本来是治古史者一椿不大光荣的事。这样的悲喜剧在国内表演得还不够，竟向美国去献技。《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后，适之先生在《现代评论》上说，这部书“是百五十年来中国关于古史的最有价值的著作”。（同书二册四四七页）一个叫做Arthur W.Hummel的，也在英文杂志（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Historical Association）替他们鼓吹，说此书开了中国历史研究革命的新纪元，而替一班不懂中文的外人叹惜，认为不能一读此书，是何等重大的损失！（参看同书同册三六四页）而美国史学联合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所草成的《中国史学家研究中国古史的成绩》一文，又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印第安那坡黑（Indianopoli's）开会时当场宣读。（原文见《美国史学评论》三十四卷第四期，《古史辨》二册也载有原文和译文）其中几句最关重要的话是：
“我们如果接受这些深刻的结论，同时必须预备把中国的历史缩短起来。我们虽仍可以说，中国已有三千年的纪录，却再不能说她有四五千年的历史，像普通一般人那样（《古史辨》二册四四九页）
美国的历史本来很短，现在有一个文明古国愿意将固有的历史年龄减少一半，自然使它特别发生兴趣。所以它的一个学术团体马上接受我们的“古史家”“这些深刻的结论”，也“预备把中国历史缩短起来”。他们的对外宣传总算是如愿相偿。可惜这不是真理，致使我们的古代文化无端蒙受一种重大的损失！
六、结论
综合以上各项来说，治学方法的幼稚，研究范围的狭小，和科学素养的欠缺，是古史辨派的致命伤。因此所产出的公式荒谬到无以复加。他们自以为是在“完成清代学者所未完之工”。（《古史辨》二册《顾序》七页）但他们的治学态度和工作范围远逊于清代学者；因为清代学者不喜师弟互相标榜，而于主要科的经学外，旁及于史学、典章制度、小学、音韵、金石、校勘、天文、算学等等。古史辨派的先生们只在几本古书里打滚，对于治史所必需的现代科学毫无所知，而又深染浅薄的明代学者标榜相高的习气。除掉上面所举的什么“第二次革命”，什么“疑古大师”，什么“集疑古的古史学大成的人”外，最露骨的是傅斯年先生于民国十九年给顾先生的信，内中有一段说：
“……而你这个题目（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乃是一切经传子家的总锁论，一部中国古代方术思想史的真线索，一个周汉思想的摄镜，一个古史学的新大成。……你这古史论无待于后来的掘地，而后来的掘地却有待于你这古史论。……你在这个学问中的地位，便恰如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顾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同书同册二九七至二九八页）
适之先生在民国廿七年一篇《请大家来照照镜子》的大文中，会慨叹现在中国全部弥漫着一股夸大狂的空气。（《胡适文存》三集四八页）其实这种空气的造成，他们自己应负绝大的责任。把顾先生去和崔述甚至于牛顿、达尔文相比，我们总觉得有些不伦不类。因为他在思想家中还占不到地位。像这样的夸大狂，除掉助长受者及其门徒虚骄之气，而阻碍其进步外，别无好处。试看杨先生下面只知责人，不知责己的说法，即可见一斑。
“有些人正在那里拿着古史来玩把戏，天天挖空心思，信口乱说，真不免要令人头昏，这确乎是我国史学界的病态！”（《古史辨》七册上编《杨序》一页）
他利用神话学的“新的武器”造成神兽论，难道不是“拿着古史来玩把戏”？二十年是如何长久的岁月！他们专治古史，未会露出一线光明，腰斩了中国历史不算，还要将那被腰斩的部分描写成神和兽的历史，与我们的祖先无关，“真不免要令人头昏”！
现在总说一句，古史辨派的先生们，你们如果不是“风头主义者”，真有为求真理而治中国古史的诚心，我十二万分诚恳地希望你们更换你们的治学方法，扩大你们的研究范围，丰富你们的科学素养，抛弃你们的武断公式，转变你们的标榜习气，深思苦索，勇猛前进，替中国创造一部科学的古代史。语云：“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我所以不顾一切，不客气地尽情批评，并不简单地和王充著《论衡》一样，是由于“疾虚妄”，（《论衡·佚文篇》）我所着眼的最主要之点，重说一遍：“为爱护莘莘学子，不使继续中毒；一本春秋责备贤者之意，爱护你们，尤着重于后一点。顾先生在《读书杂志》的启事中说：“愈驳得猛厉，我愈感谢。”（《古史辨》一册一八七页）可见你们原来竭诚欢迎批评，正是学人追求真理应有的态度。你们中间不少第一流学者，是国家和社会几十年培养出来的人才，你们应当有更大的勇气，虚心反省，你们应当有更大的责任心，策励自己，你们应当有更优的成绩，贡献国人。梁启超晚年有几句伟大的自我批评，是值得写在下面，供你们借镜的：
“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清代学术概论》九一页）
（三十四年十一月廿二日草成）
感谢 雪球、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