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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日侵沪期中一个文字劳动者脱险的经过与感想
李季
1932年5月
录入者按：刊载于《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4期
日前遇着多年不相见的L君，彼此于叙述别后的生活状况后，他开始谈此次暴日侵沪期中脱险的经过：夹叙夹议，亦庄亦谐，颇饶风趣，爰走笔记之，以飨读者。
我这几年来，虽过的是一种地下室的著述生活，但并不是袭用“闭户造车，出而合辙”的办法，完全与社会脱离关系，我总要分出一部分时间与人交接。就是东洋矮子也有和我往来的。他们不是自命为社会主义者，便自称为报馆记者，相见时，有的虽只略一点头，但有的却要行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而且至再至三。中国经过多次排日风潮，报纸上形容日本人怎样的横蛮凶恶，然在交际中他们倒也彬彬有礼，显出一种绅士态度，并不觉得十分可怕。
你听到东洋矮子这个名词，以为我是在轻蔑日本人，其实不然。他们虽是帝国主义者，虽是我们的仇敌，但却有许多长处，为我们所望尘莫及，故不必挟一种虚骄之气，加以无谓的轻蔑。我现在且举一件事证明日本人的厉害。记得两年前的某日，我忽然从某书局接到一本小书，上面写的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寄。我的心中很觉诧异，那里并没有相识的人，何以有书相送？拆开一看，是该事务所研究室所编辑的《满铁支那月志》。日本在中国的一个铁路公司居然有研究室，研究室居然出杂志，而杂志中所志的竟全是中国政治经济的状况，党派学术的情形，这令我们见了，作何感想？他们是在细心研究我们，是在做知己知彼的工夫，我们自己呢，不独不知彼，而且也不知己。至于这个铁路事务所送杂志给我的原因就是介绍了我的一本书，说了好些赞许的话，似乎故意要使我知道的一样。
我述此次逃难的经过，先把这些事告诉你，自然不是替日本人鼓吹，更不是借日本人自重，而是根据我亲身的经验，证明他们在动手干之前，对我们有各方面的大规模的准备，有比较详尽的调查与深刻的认识。我以为先把这些说出来作过引子，总不算是多余的，
当一二八事迹之前，据报纸所载，事态十分严重。不过上海市政府对于日本所要求的四条在二十八日下午六点钟以前，既已完全答应，在理不应变故发生。但内幕却不如此。日本在上海等处的居留民大半都要求日本军阀重演沈阳故事，日海军陆战队准备于当晚发动，并自信在四点钟内可以完全解决我国军队。我们的住所在施高塔路的东边某里某号。我们住第三层，二房东住第二层，某女士住楼下。她在日本一个机关中做事已经有好几年了。是日午刻回来说：“东洋人不管市政府答应他们的要求不答应，陆战队今晚要动手。大家最好搬一搬。”这样的一个消息使全屋子的空气登时紧张起来。我们为着中日问题本来也开过非正式的会议。二房东Z先生曾受高等教育，不过为着衣食问题终日在外面奔走，他于二十七日晚上很自信地对我说：
“我今天在宝山路一带看了一下，十九路军尽是小个子，头上戴着斗笠，怎样能够和东洋人打呢？唉。中国人总是倒霉！……”
“不打，不是就要亡国吗？”本来不认识字不能看报，并不懂得国家大事的Z师母这样很着急地插一句。
“今天先生说是美国人好，东洋人如果要打中国，美国人就要帮我们的忙。”正在青年会读书的Z大少爷也急忙加入谈话会，
我的W听见这句话，马上笑着答道：
“‘美国人好’！那完全是你们先生脑子中的幻想。美日都是帝国主义的国家，对中国是同样压迫，同样剥削的，不过因国情不同，手段有软有硬罢了。美国有钱，乐得运用金元的势力来宰制中国，日本很穷，只好凭借武力来征服中国。你将来会看见，美国是不是‘要帮我们的忙’？”
他们对于我的W这些话似乎相伶，似乎又不相信，于是视线集中于我，好像在等候我的判断。我却说道：
“对呀，美国也是我们的敌人，那里肯真正帮我们的忙？我们要对付日本全靠自己努力。听说十九路军准备抵抗，尤其是下极军官和兵士非常激昂。日本是个军国主义的国家，有的是飞机，炸弹，大炮，和一切最新式的武器，中国是个半殖民地的国家，一切军器都很窳败，我们当然打不过它。不过这不是不抵抗的理由，日本要闸北，可以强抢去，我们却不能平白让给它。那怕中国军队只能抵抗一二天，就要失败，也应当干。”
我们谈论国事的结果，当然归结到是否搬家的问题。大家都决定不搬，因为即有战事，我们的住所并不当街要，且也不会延长，用不着多此一举。迄二十八日午刻得到楼下某女士的报告，并有许多前后左右的邻人忙着收拾行李，预备搬家，我们却不以为意。不过为防万一起见，我的W劝我将数年前做好而未经整理的一大包稿子放在一个提包内，亲自送往沪西一个朋友家中。我出发时正是下午一点钟，北四川路一带虽偶有搬家的车辆经过，还安静如常，看不出有什么大祸临头的样子。迨三点钟回来，啊，情形可大不相同了！
一路电车一到苏州河，即看得出纷扰和紧张的情形，迄至老靶子路，简直没有法子前进：满街是搬场汽车，普通汽车，马车，黄包车，小车，夹在如山如海的人群中往来驰骋。不独中国人搬家，东洋人也搬家。不独东洋人搬家。西洋人也搬家。不独富人搬家，穷人也搬家。不独住户搬家，商店也搬家。男男女女，大大小小那种狼狈情形真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尤其是许多人脸部的表情就和上杀场一样，令人见了，心中万分难过。一路电车在这种拥挤和凄惨的状况中也失去了它平日那风驰电掣的威风，垂头丧气地缓缓前进，愈近靶子场，它的行动便愈感困难。可是一至狄思威路口，只见日本的军用汽车满装着持枪在手的水兵，横冲直撞地一辆一辆驰过。这些水兵不独趾高气昂，神气十足，而且时露出骄傲的笑容，似乎是在鄙视逃命的中国人太不中用，又似乎是在预计战事可操胜算，先以战胜者自居，故喜不自胜。岂知战事爆发后，他们几乎全体牺牲在十九路军英勇的抵抗之下，变成枉死鬼了！
电车在这种一方悲痛一方高兴的残酷对照中终于达到它的终点。我挟着满腔愤懑的感情，急忙跑回家中。至则本弄堂的住户正在纷纷迁徙，楼下的某女士已不知去向，家具也搬到她的亲戚家中去了。Z先生不在家，Z师母要搬家又没有钱，要留在家中又害怕，迫得三番五次地往三楼跑，候我回来替她决定。至于我的W态度却很镇静，没有搬家或离家的意思，我更是如此。这是有许多原因的，最重要的如下：
一，她产后身体未复元，小孩满月后仅四日，且正种牛痘，都不好随便移动。
二，每月文字所入，已经不敷应用，更无余资作这种意外的搬家费用。
三，我们两人都经历多次的兵乱，变成了洞庭湖的麻雀，以为这次战争至多不过两三日就会终止，秩序也不会大乱，用不着多此一举。
有了这些原因，虽全弄堂一百余户人家，于二十八日下午走去一大半，或三分之二以上，我们丝毫不为所动，仍旧进行自己的日常工作。当五点钟时，要走的人大概已经走完了，全弄堂在暮气沉沉的当儿，格外显得寂寞了，而我们的老友C先生却于此时翩然莅止。
“局面紧张得很，我以为你们走了，特地来看看。”
“楼下Y女士说，日军今晚马上要动手，但这里不是战区，大概不要紧，我们决定不走。”
“不走！恐怕有危险？为什么不走？”
“带着小孩子走。用费太大，事实上办不到。住几天再说罢。”
“也好。”
“六点钟一过，马路上就不能通行，你还是快走罢。”
“对啦！时间快到了。我就走。再会。”
“再会。”
C先生和我们这样简单地谈了几句之后，即离开我们的家中。我们安闲自在地吃过晚饭，我的W陪着小孩睡在床上，我看过几点钟的书后，于十时就寝。但未几因生炉子，我复起床。钟刚敲十一下，枪声响了，我们知道战事果然爆发，躺在床上静听。步枪声，机关枪声和大炮声纷然并作，时疏时密，时远时近。初听时虽不心悸。但感慨万端，不能成寐，迨五点多钟，枪声愈响愈近，逼到我们的门口来了。这是怎样一回事？我马上起床至窗前察看动静：未几只见隔壁譬察派出所的二三十个警察急忙跑到马路上集合，排成一队，双手高举。我初时很觉诧异，他们为什么抛弃枪刀，要用赤手空拳抗日？旋即想到我曾在电影中看见举手向上是对敌人投降，才明白他们原求也是不抵抗主义的信徒，东北军的好同志！这边的阵线——不如说投降线——还没有摆好，只听见步枪响处，一个日本水兵拿着上刺刀的枪冲来了，接着又冲来一个，接着又冲来一个。着啊，三个日本兵就这样使二三十个中国警察变成俘虏了！我以自己的人格保证这是亲眼看见的事实，绝对不是向壁虚构，故意污蔑中国警察的。当时的愤怒几乎冲破了我的脑袋：心想这些警察平常打车夫，捉“乱党”，收捐税，搜住宅，是何等威武，勇猛，敏捷，决切，今竟以十倍之众屈服于东洋矮子之前，未免太可耻了！转身将此事告诉我的W，她叹口气说道：
“警察原是对内而不是对外的呀，你怪他们干什么？
我的气于是渐渐地消灭下去了。
中国警察投降的滑稽剧才告终，日本绅士们的滑稽剧又接着开演了。大约在六点钟以后，我听见一辆汽车自远而至，急到窗前一望，原来是一辆装货大汽车从刚才警察投降的地点经过，内中站着十几个戴博士帽穿大衣的人，我以为是捉的中国人，用车子装去做胜利品，不禁吃了一惊。但车行不过数十步，即戛然而止，跑上晒台一望，毫无所见，回到房中，忽听见锄声，钟声和小车声同时并起。这是干什么呢？大概是军事工作罢。我一边想，一边偷偷地下楼到弄堂后门去侦察，果然看见十几个人在门外数十步的地方钉木桩，装铁丝网，起沙土，装沙袋，为状甚忙，而且这些人就是那辆汽车装来的，他们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并且是日本的绅士们！
啊，东洋矮子真厉害，他们在上海的人竟全体动员来干我们了！我一面走，一面这样想。回到自己的房中，把窗门打开，换换空气，只见日兵一二在马路上逡巡。有一日兵见我打开窗门望，也一声不响地望着我，我们虽隔了一扇墙和一个竹篱，但相距不过六七丈。我起初见他没有背枪，有些纳罕，因此也不怕池，仍站着不动，互相注视，及至后来他移动一二步，我才发觉他那为竹篱所掩蔽的下垂的右手拿着一枝手枪，恐怕他的兽性暴发，用这顽意儿和我开顽笑，便三步两脚地跑开了。
但空中的飞机声与马路上的汽车声总是来引诱我。非到窗前去望一望不可。我于是在窗帘掩护之下，频频向外暸望，终于又看见那一群戴博士帽穿大衣的东洋绅士肩上荷着鸭嘴锄或大锤。口中衔着雪茄烟，从马路上缓缓地经过。我对于他们这种从容不迫的态度有两种解释：一，他们于一度挖土打桩的紧张工作后，须稍微借此休息一下；二，他们这样为国服务，心境十分舒畅，而平日文雅的神气又于不知不觉之中表见出来了。
可是矮子绅士——戴雪白的西装硬领的绅士，为着帮助军事进行，早些征服中国，替国家增光荣，替自己增财富，参加工作是非常努力的。他们在行路中虽带着休息的神气，但一抵目的地——我们的弄堂前门——不到三分钟，锄声钟声和小车声等等又纷纷送入我的耳鼓，并且较前加甚，这不知道是由于前门靠近我的住房，听得更清楚些，还是他们因为当时的枪炮声响很特别起劲，不得不用加倍紧张的工作报答他们杀人的同胞？
东洋绅士们工作的结果，把我们的弄堂后门通施高塔路的路封锁了，把我们的弄堂前门通狄思威路的路也封锁了。这样一来，不独把全弄堂残存的居民惊动了，并且把他们吓慌了。大家面面相覩地要找出路，要找逃命的出路——首先跑去问看门警察老王，老王或王先生（娘姨们这样称呼他）本来是着警察制服的，这几天因为风声紧急，身边且挂起盒子炮，表示完全负责保护本弄堂居民的样子。但今日——二十九日——的老王不独没有挂盒子炮，而且换了一件长衫，好像一个管账的先生一样。他对大家说道：
“东洋兵打到咱们的四周来了，前也是东洋兵，后也是东洋兵，左也是东洋兵，右也是东洋兵，他们在咱们的弄堂外面西边装着铁丝网，南边也装着铁丝网，只有东边可以通乡下，但今天早晨那边也听见钉得砰砰地响，说不定也装着铁丝网了。……”：
他这样一说，几乎等于宣布了大家的死刑，有一个吃基督教的老太婆，胆子本来是很大的，昨天有人劝她走，还被她讥笑一顿，此时也大吃一惊，不等老王说完，马上插嘴道：
“那么，你去看一看，好么。”
“我去看一看？性命交关！昨天人家都搬家，都走，你们为什么不走呢？今天东洋兵把我们的弄堂围得铁桶一样，……哎哟，又是一枪，你们听，机关枪又响起来了！啊，那边飞机又来了！”
老王这样发狂般叫着，竟把大家的视线转移了，都不管出路的问题，拍起头来看日本飞机。不过当飞机消失在天边之后，大家的恐怖不独没有跟着消失，并且大大地增加了，找出路的问题竟成为目前一个最迫切的问题，于是众人中又闪出一个西装少年，带着一种严重的神气向老王说道：
“你应当出外去探听一下，看有没有通租界出路？枪炮声这样响个不停。我们如果没有出路，难道死在这里不成？你穿起这件大衫，怕什么？去罢！”
“对呀，对呀。”
“只管去”
“不要紧。”
大家你一句，我一嘴地附和着，老王虽迫于众议，虽明知这是他的职责所在，应当去干，但他深信东洋人是不好惹的，总是空口支吾着。没有行动的表现。大家见催促他不动，也没有办法，便陆续地散去了。
东洋绅士们装铁丝网和堆沙袋的工作大概是在七点钟前后完成的。本弄堂的人知道此事，就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很不自在，他们对于平日出钱武装起来的老王或王先生“按兵不动”，更是非常失望，八点钟，九点钟，十点钟，十一点钟，十二点钟，度时如年地过去，丝毫没有辨法！小菜也没有买，荤菜也没有买，油盐酱醋也没有买，有些人家的米或煤恰恰用完，正待添购，也无从取得！这怎样办呢？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终于自动地起来干，叫老王拿钥匙开门，待他出去看看。大约三十分钟的光景，他带着喜信回来了：就是东边一条路没有被封锁，虽有日兵守卫，经检查后还可通过。
这消息一经传出，全弄堂残存的人就和无期徒刑的犯人忽然到了大赦一样，都喜不自胜。有些人连已经上了桌的饭都不吃，忙着锁房门，“溜之大吉”，有些人则仍照昨天出走的人的办法，吩咐娘姨看家，自己到租界上去避难。我们的二房东夫妇本来是没有钱不预备走的，但昨晚至今天不断的枪炮声使他们害怕，而三五成群的大小男女静悄悄地由门前经过，向东边唯一的出路逃命，更使他们心慌，遂决定不顾一切，离开这四面受包围的弄堂了。Z先生昨晚曾和我们约定，只要我们不动，他们一定也不动，此刻特上楼来告诉我们，他的老婆和小孩子们闹着要走，也只好一同伴去，但晚间仍回来，其实这是一句骗人的话，他何尝回来？他问我们怎样办？我的W不主张走，我更乐得不走，好继续我的文字工作。
当二十九日下午，全弄堂残存的人又去了十分之八九，仅剩下几个主人和二三十个守屋的娘姨。那个吃基督教的老太婆不知是仗着“上帝”的威灵，还是舍不得她那堂皇富丽的家具，仍旧稳定下来，不曾出走。至于我们不走的理由已如上述，可是此时已陷入困境，因为我们的娘姨是在她自己家中住宿的，自日兵包围我们的弄堂一带后，她不复前来作工，而我的W产后又发了心脏病，完全不能劳动，一切烹调洗屎尿市的事均须由我担负。最苦的是我们的房子太大，天气太冷，夜间须起床三四遍替小孩换尿布。是晚不独枪炮声未曾稍息，我们那一带的电灯也横被电灯局停止给电，以致变成黑暗世界！幸我们还有唯一的一枝洋蜡，能在黑暗中放一线光明，但为实行节省起见，仅燃一个半钟头，即吹消就寝了。
到了三十日，本弄堂各号的留守主人受了昨夜黑暗地狱的教训，本日时断时续的战争的影响，和四周驻扎日兵及骑脚踏车巡街的日兵的威吓，都悄悄地逃跑了。连那受“上帝”保护的老太婆也不见了。就是留守的娘姨也不复遵从主人的命令，一个个提着包袱开步走了，剩下的娘姨和大司务不过数人，东张西望，好似丧家之犬。至于我们，因娘姨不来，一切菜蔬都无从取得，我的W因饮食不良，心病逐渐加剧，乳水也感不足。我自己不独因忙着弄饭。洗屎尿布无暇外出，而且也不敢外出（所有留守的娘姨和大司务都不敢外出），因为万一被捕或被阻不能回来，她们母子的生命都要发生危险！同时外边的消息一点透不进来，战事谁胜谁败，完全不得而知。不过依照警察的不战而降，和日本军的占领附近地带等事推测，我们断定宝山路一带的十九路军一定是凶多吉少。
三十晚上黑暗仍旧笼罩着我们弄堂的四周，令我们得不到一线光明的希望，而弄堂西边数里的地方——宝山路和青云路一带——自二十九晚起即火光烛天，终日终夜不熄，这种可耻的对照令人常常感觉资本主义达到帝国主义的时代，实在是罪恶贯盈，而急速发展的日帝国主义尤为凶横恶毒，因为据后来的消息，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和许多大中小学校的文化机关以及慈善机关，商店，工厂，住宅，都因日本飞机投弹或大炮发弹而炸毁，而着火焚烧。
到了三十一日，枪炮声逐渐稀少，我们以为是战事结束了。未几娘姨走来了，问她外面的情形怎样，一无所知（她住的地方也正是日军占领的区域），只说外面有菜买，也有黄包车可叫。我们因当时正是旧历年关，商人快要歇业，马上拿了几只洋叫她出去购买大批的菜蔬。是日下午大房东（本来也住在本弄堂内）派人来察看他的家宅，我们才知道中国军队不独没有败退，而且大获胜利，打得日军落花流水，要求停战三天！这个奇突的消息使我们何等欢欣鼓舞啊！可见中国军队不尽是张学良式的不抵抗主义者，不尽是草包！其实说张某的军队尽是不抵抗主义者，也是一句寃枉话。友人某君说当九一八事变时正在沈阳军事机关服务，他上次来沪时曾对我说：
“当事变前，张学良已经知道日本军队要发动，特传令军中，不准抵抗，否则军官们的身家性命一概不保！迨是晚日兵一部分越墙而入兵工厂，兵士们都已就寢，日兵跑到寢室，见兵就杀。兵士们气愤不过，在一个班长率领之下与之格斗，杀死了好几个日兵。军官们知道，马上跑求责备这个班长，说上面有命令，不准抵抗，现在闯了此祸，如何得了？班长说，此事是他干的，由他负责，于是砰的一声将自己打死了。同时又有一营兵不管长官的命令不命令，各自拿出武器向进攻的日军射击，因此才掩护兵工厂其余的军队安全退却了。”
这个正确的消息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就是：不肯抵抗的，系上层的军事长官而不是兵士，素来缺乏自动本能的北方兵士受了民族意识的支配，不独要抵抗，并且要自动地抵抗。南方兵士和中下级军官大概都受过反帝国主义的宣传教育，而他们自动的能力也较为强大。他们在抗日救国运动的中心点上海容易接受外界的影响，而他们的高级长官在“实逼处此”的环境中也不能不接受他们的影响，所以我们对于十九路军于已经撤退一都分兵力之际，终出于抵抗一途，并不感觉奇怪。我们所奇怪的是他们以窳败的军器竟能打败世界上军事设备最完备和军事训练最精密的军国主义国家日本的军队，使之不能越雷池一步！这是什么缘故呢？
我们事后时常听见人家说：
十九路军久经战阵，富有作战经验。东洋兵从来没有打过仗，缺乏这种经验，当然打不过十九路军。
这自然是一个原因，但不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据我们后来的调查所知，十九路军每于紧急关头，如遇敌人的铁甲车进攻，难于抵抗之际，辄令自愿为国捐躯的兵士满装炸弹，上前碰撞，或卧地让其辗毙，使敌我同归于尽。这种明知必死而甘心送死的精神是一种革命精神，是一种反抗外族压迫的精神，只有感受压迫而不甘灭亡的民族才能充分表现出来。当日俄战争时，日军有一次于行军紧逼之际，遇着一条宽广的深沟，急切不能飞渡，却由兵士们自动地倒在沟中，填满这个缺口。当时日本还是被压迫的民族，所以它的军队有这种悲壮的表现。现在呢，它变成一个侵略民族，它的军队不独已起了阶级的分化，兵士们也不感觉有舍命的必要，因此除掉长官极大的压迫外，他们不肯冲锋陷阵，至于自动效死的精神已经连影子都没有了。这就是此次中日战争中中国屡胜，日本屡败的一个最大的原因。
我的话说得很远，现在应当回转来讲我们的切身问题。世界上第一等强国的日本军队竟败于它素所鄙视的中国军队之手，它为保存体面计，必定大动援兵，再接再厉，所谓停战讲和，无论是出于它的请求或应允，原不过一种缓兵之计，除掉十九路军马上撤退外，战事必定再爆发，并且延长下去，这是我们预料到的。不独本弄堂的房客除我们外，一个都没有了，不独老王的家眷固早已送走了，他的箱子和被包等物今天也开始向外面搬。承他的好意屡次劝我们快搬，而残存的娘姨们看见我们还没有走，更露出惊讶的神色。在这种形势之下，我们真不得不走。不过天气非常寒冷，小孩种了痘，W生了病，怎样走呢？妙手空空的我们出走后怎样解决食住的问题呢？出走后家中的什物书籍归谁看管呢？这些问题都是没有法子解决的，至少是极难解决的。
在另一方面，日兵一小队驻扎弄堂隔壁的警察派出所，晚间虽时常呜枪示威，但并不到弄堂里面来骚扰，我们对于他们无所畏惧。还有一层，几个娘姨，大司务和老王既然留在弄堂内，我们为什么要胆小如鼠，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的老爷少爷。太太小姐们一样“逃之夭夭”呢？所以我们两人讨论的结果，仍旧是不走。我因娘姨来了，不必从事家常工作，即照常看书作文。这一天又混过去了，
老王或王先生听见说十九路军打了胜仗，他的勇气又恢复了，至少恢复了一半，当二月一日清晨，有十八架飞机排队在空中示威，他硬说这是南京派来的。因为飞机的飞行甚高，无从辨别，我们对于老王的宣传也有几分相信。但后来调查的结果，才知道这是日本飞机，至于中国飞机不独没有东来，并且飞到西方去隐藏起来了。是日我们的娘姨没有来，我又要代行职权，这倒不算什么。因为在小孩出世之前，我们并没有雇娘姨，一切烹调的事都是自己担任的。最感痛苦的是晚间没有电灯，白天没有报看，一则使我们沉沦黑暗世界，一则使我们如堕五里雾中，以致生活顿失常轨。
这这不要紧，到了二日，我们四周的环境突然变恶了。据老王的报告，有一个娘姨在楼上遥望见西边某里有日兵进去搜查，并且将十几个房客，娘姨带走了，双手反缚在背上带走了。这个消息使我们万分不安，如果日兵照样到本弄棠来搜查，我们这些残存的人不是也要变成他们的俘虏么？但旋又想到日兵既已封锁本弄堂的前后门，大概不会进进来搜查，即搜查，总不能无缘无故地拿人。我们这样自己安慰了自己一番，我又照常工作，没有准备走。
到了十点钟的时候，娘姨又来了，我们叫她马上出去买菜，打算仍旧株守下去。但同时叫她跑到租界上去买一份报，插在内衣里面带回，因为凡经过日兵的地方均须检查，尤其不准带中国报纸到他们占领的区域中来散布，故不得不如此做法，可是娘姨去后，一等也不回，再等也不回，我们以为她买的报纸被日兵搜出，因而破捕，真是坐在房中空着急。直至十二点钟敲过，她才姗姗回来，据说毗连华界的租界都有日兵驻守或巡查，要走得很远，才能买到报纸。我们急忙接过报纸来一看，知道情形不对了。报上最重要的几点是：
一，停战三天即于当日满期，双方会议丝毫没有结果，日方继续增援，战事冯上要再爆发；
二，十九路军当局布告战地居民务必迁移；
三，日军获得三个女学生，在六三花园附近轮奸。
第一点虽不是青天霹雳，但使我们感觉到战争不独要延长，而且要扩大，我们附近一带有变成战区的危险。第二点明示我们战区是不能寄居的。第三点便令人不能不生戒心。我相信这决不是报祇上的谣言，一定是事实。因为无论怎样“文明”的国家的军队奸淫总是免不了的。我回忆留学德国时，所听的一桩有趣的故事，尤觉信而有征。现在且先把此事写在下面罢：
当拿破仑派兵征服德意志时，法兵遇着德国妇女，即行强奸。妇女们没有法子，只好屈从，但她们中间有些人预计征服她们国土的法兵的“武器”必定非常厉害，于是在如此这般之前，拿一点煎过的猪油涂入阴户，希望借此减少磨擦的痛苦。不意后来的表现，凡是涂过猪油的，没有一人受孕，而未行此项手术的，多半珠胎暗结。自此猪油妨止受孕的趣谈便传遍德国了。
我们试看号称文明先进国的法兰西的兵士犹有这种兽行，难道文明后进国的日本的兵士——本来没有完全脱去野蛮习气的日本兵士——不会有这样的表现？此间不可久居了，我们决定马上滚蛋。吃过午饭之后，即收拾一点行李，由我带娘姨去叫车子。
我们是一点半钟出门的。叫车的事大感困难，因为要由日兵占领的华界跑到海宁路一带才有车子可叫。我走到离开堂约莫半里路的地方，即望见马路上有日兵站岗，便止步，要娘姨一人前去，当时正是日飞机在我们的头顶上示威，那一带的贫民都出外来观看。他们仍照常住家营业，并没有迁徙的准备。租界，尤其是战事发生时的租界本是资产阶级——至少是小资产阶级——的安乐窝，轮不到他们的名下来，所以他们不打这个主意。同时日兵也有手段，不独不惊扰他们，而且利用他们中间的流氓——和后来事实所表现的一样——趁火打劫的心理来扰乱后方，为虎作伥，所以他们也没有迁徙的必要。当看飞机时，我正杂在他们的中间，因此引起了日兵的注意，马上有两个日兵，一个官长，和一个便衣侦探向我冲来。
我所站的地方本在一只屋角的空地上，距马路上的日兵有好几百步远，且有屋角作掩护，彼此并不看见。可是因为这屋角障碍的缘故，才有四个日本武人突然出现于我的前面的事件发生。他们看见我身上穿着西装和大衣，头上戴着博士帽，认定我是一个便衣队的指挥者，在此煽动贫民，图谋反抗。他们今日算是又遇着立功的机会了。
两个凶恶的日兵首先开跑步跑到我的前后，将上着刺刀的枪口对准我的胸膛和背部，我以为他们马上就要把我当作肉靶子，前后夹攻，只好站着不动，任凭处置。但他们并不开枪，也不用刺刀来杀我。“难道要等他们的官长喊口令么？”我这样暗想着。不到一分钟，那官长和便衣侦探也来了。官长一声不响地站在旁边，我才知道还没有到处决的时期，那便衣侦探却向前一步，动手搜查我的身上，并操着上海话问道：
“侬干啥事体的？”
“不干啥事体，阿拉住家的。”我也操一种上海话（？）回答他。但他显然不满意，开始要寻置了。他在我的大衣口袋中摸着一个皮制的钱袋，拿出来。用手细揑，并问里面是什么？我说：
“铜版。”
“铜板！”他显出不耐烦的样子，将袋口张开望一望。同时我前面的一个日兵一手拿枪一手帮助他来搜查。后面一个日兵则嫌我的两手没有举起，很粗暴地强制它们——朝天。这样一来，我知道下面的文章还多着。果然，他们很精密地检查我的大衣的四个口袋。那个便衣侦探从里口袭内取出一个皮夹，他的妁妁闪动的眼光又显露新的希望，以为这里面一定可以寻出砍下我的脑袋的证据。他急忙将皮夹打开，用一个手指去搜索皮夹的各小格，还怕靠不住。又辅以双目。他搜出几张一元钞票，好像担心它们是假的，将正面反面通通细心看过，然后揑戍一堆，向原格中一插。又从皮夹的大格中取出一些空纸片，一片一片地看，一片一片对着阳光照。但失望地很，终于找不出证据来。
但当我看到那些纸片时，猛然想起他找不出证据，我倒有证据了，便急忙向那便衣侦探说：
“侬不要搜，阿拉拿证据给侬看，阿拉是在福民医院养病的。”
说后即从上衣里面的口袋中抽出一束账单给他看。原来在两年前我的W患极重的伤寒症，初时就诊是沪上某名医，来家一趟，就是六元六角，但他看过三次之后，见病象日增，即“敬谢不敏”，不肯再来了。同时许多人说这种危险重症只有两个医院有医治的把握，即同济医院与福民医院。当即用电话询问同济有无三等病房。答以人满，我于是将她送入福民医院，她经过发热，长期的昏迷，和痢疾，烂疮的各种危险局面，卒被医好了。我们于是留下一束账单作为纪念。上月二十九日我的W开柜屉子，看见这些账单。便对我说：
“隔壁的日兵如果进来骚扰，我们拿福民医院的账单耠他们看，恐怕要好一点。”
“那是陈货，有什么用处！”我不甚经意地回答着。
“不一定，日本人生来是小器的，看见我们在日本医院诊过病，当然认为主顾，要好好看待。”
“‘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日本兵如果真正要来骚扰，管你什么账单子！当八国联军入北京时，有一个老先生拚命读《大学》，想借此退洋兵！你现在异想天开，要借账单退洋兵了！哈哈！”
“你不要笑，出外时，还可把它们当作‘护照’咧！等找来分作两份，一份插在你的衣袋里，一份插在我的衣袋里。日兵来了，记得拿出来。”
她说罢，真正把它们分别藏好，我还笑她多事。不意那个由旅沪商人或店员改充的日本便衣侦探此时接到福民医院的账单，果然“把它们当作‘护照’”，翻过几次后，向站在旁边的官长说了几句日本话，再也不为难我，即废然而返了！
日兵去后，我倒也不喜，胸中登时发生了许多感慨，我想上海的日本商人真是百分之百的爱国主义者，真是百分之百的帝国主义者，真是中国民众百分之百的仇敌。此次上海事变，代表日本资产阶级利益的日本军阀固然是主动者，但力促其成的是日本的旅沪商人，不仅是大商人，而且是小商人。他们几次的居留民大会都主张用武力侵略，他们几次的归国请愿代表都是要实现武力侵略的主张。迨战事爆发，他们就做便衣队，做侦探。做向导——总说一句，做武装侵略的急先锋！他们剥削了中国民众的金钱，再来做中国民众的刽子手，这是何等可耻，何等卑鄙的事！但同时他们又用尽方法养成亲日派，凡与日人或日人的机关有关系的人一律予以优待。我刚才的脱险，正是他们这种政策露骨的表现。想到这里，我真是万分惭愧，恨自己原不该将福民医院的账单拿出来，更恨我的W不该将此等账单插入我的衣袋里。不过回转一想，付医费，取得账单，原是已成的事实，而诊病——诊名医束手的病——更不是买普通日货——中国本来有替代品的日货——可比，中国的科学不发达，医道不高明，不能诊危险重症的病人，不转求于日本医生，有什么办法？在这个紧急关头，废物利用，原是我的权利，没有什么不正当的。因此心中又觉得好过一点了。
我在那个时候，并不知道旅沪的日本商人特别痛恨中国学生，教员和其他一切智识分子，视为排日运动的鼓励者，随便指为便衣队，加枪杀或逮捕的事。后来在报纸上看见这一类消息，才感觉到当时如果没有这一束废纸或“护照”，即不被那来势汹汹的日兵就地处死，也会被捉去，与成千成百的无辜同胞受敌人的监禁，鞭笞，甚至于枪决。因为我在当时虽因环境的关系，没有履行我的抗日的义务，但自他们看来，像我这样的智识分子“无缘无故”地跑到贫民区域，并且站在贫民的中间，这已经是做便衣队工作的天大的证据！
我经遇这次盘查之后，心中很不宁静地踌躇了一回，旋感觉这里敌人占领的地方，这里是虎口，我没有逗留的权利，于是不管娘姨叫车成功与否，不再等待，急循原路返家。不意半途又窜出三个流氓来和我纠缠。他们问我是不是要搬家？我随口答道：
“搬是想搬，阿拉晤没铜钿，不能搬。”
“不要搬，东洋人并不碍事。”第一个人说。
“要搬，也不要到租界上去，租界上房子贵不过。”第二个人说。
“我的表哥住在江湾，搬到他的家里去好，我们都是自己人。我替你帮忙。”第三个人说。
我一边走，一边敷衍他们，到了弄堂门口，叫老王开门入内，对他们说：
“谢谢你们。我不搬家了。”
这三个流氓吃过闭门羹之后。只得败兴而返。
我回家时已是两点半钟，在外虽不过一个钟头，但我的W似乎是一年半载，急得要命，媳猜想我们必定被日军捉去，否则老早就应当回来。未几，娘姨叫了三辆黄包车同来。只拖到外白渡桥，每辆须大洋三元，我和他们讲了一阵价，坚不肯少，仅允延长路线，拖至跑马厅。在这种紧急关头，我们只好答应。于是带着两个箱子，一个被包，和零星物件，去实现冒险通过敌人防地的企图。
我们东行不避，即折向南方，达到狄思威路。日军的岗位到处都是，至远的距离不过二百码，最近的仅及百尺。每过一处，必须下车开箱，让其检查。我手中拿着福民医院那件法宝有时也发生很大的效力，但有时完全不行，检查的人说这是两年前的东西没有用，当他们认真检查时，不独箱子中的衣服要一件一件用手去摸，连身上也要搜查，我的W和娘姨的身上都被搜查过，尤其是我的工作十分麻烦而紧张；我一方面要受日军的检查，另一方面，又要开箱子，解被包，因为我的W害病不能劳神，娘姨抱着小孩，也不能帮助。当第一次受检查时，一把中国锁似乎故意和我开玩笑，硬开不开，最后的胜利虽终属于我，但因用力过猛，锁角在我的左手虎口上划了一条长一寸多深一分多的痕，弄得鲜血淋漓。自第二次以至X次的检查，日兵都注意我这条痕，有几处的日翻译员特地查究那是怎样一回事？他们大概是认我在受检查时有过反抗的行为，为他们贵国的兵士杀伤所致。
我们经过无数次的下车上车，解衣服，扣衣服，开箱子，锁箱子，解被包，捆被包，才得脱离日军的势力范围。我们一经出险，就和死里逃生一样，心中的愉快简直不可名状。这种愉快是没有经过险境或苦境的人玩味不到的，因此可以说这就是我们五日来最丰富的报酬。
三个黄包车夫自经过这重重的难关后，不知道是因为在狄思威路一带逗留得太久，要补偿时间的损失，还是想快些拿三只洋去享乐一下，便拖起我们飞电似的向外白渡桥冲去。那一带的景况竟和从前大不相同。街道两旁的商店多已关门；而街道上则塞满了车辆和行人，人们脸上的表情虽不像我上月二十八日在北四川路所看见的那样悽惨，但也十分紧张。同时又杂有的许多“白相人”在这里看热闹，还有不少的“小瘪三”在那里抢东西。所以这一回的情形比上次复杂多了。
我们满希望快些通过那一带地方，立即达到目的地，不意这个念头正在盘旋我的脑顶之际，娘姨车上的一个盛满食物的大菜盒子被抢去了，我知道此事，正要说她太不小心，啊，我自己头上的帽子也不翼而飞了，这真滑稽！我举目一望外白渡桥，见两边站满了这一类的小瘪三，马上叫我的W把帽子取下，箱子拿紧，才得幸免损失。至于工部局的巡捕虽比平日增多一二倍，但丝毫没有力量制止此等事件。在稠人广众和巡捕林立的地方，公然强抢物件，这是我旅居上海几年以来第一次看见的事，因此又增长一点见识了。
我们到达跑马厅后，将手中所存的最后的银元，角子和铜版集合拢来，开清车钱，我的W和娘姨带着小孩改乘电车，我则拿上几件行李换一辆黄包车向某处友人所开的一个学校进发，一刹那间就到了。我们下车后，备受友人和学生等的热烈欢迎，他们争着说道：
“你们为什么不早些出来？真是死胆子！”
“啊，住在东洋兵占领的地方好危险？”
“你们在那里吃什么？”
“你们不害怕么？”
“………………”
“………………”
他们或她们这样围着我们问个不休。我们也随时答应了他们或她们的问题，后来遇着许多朋友，都怪我们没有早出来，害得他们——C先生也在内——空着急。其实像我们这样的穷鬼，像我们这样的“危险人物”出来到那里去啊？黄浦江固然没有盖，可以让我们在里面游泳，不必花钱，但我们本着自己的使命还要干一干，不能这样自暴自弃，至于此次所投的学校原是一个公共机关，当一二八事变之前，租界上有的是空房子和旅馆，我们事前倘若出来，是不好意思搬进去的。到了二月二日，上海一切空房子和旅馆已经被有钱的人甚至于没有钱的人住满了，商店罢市，工厂停工和学校停课的局面也变成常态了，这是上海市成立以来空前的大变，我们此时跑到那里去避难，才不致使朋友们感觉难于处置。他们马上替我们布置两个小房间，使我们得暂时免去生活的铁鞭重大的打击。
我们的住食虽不成问题，但因为包伙食的缘故，营养成分非常缺乏，吃得身体发肿，我的W不到一星期，脸上渐次胀大，人家都以为她发胖了，她自己也认为吃了富于维他命的糙米，故有此好结果，心中甚为高兴。不过她的心脏病日益加剧，乳水日益减少，而小孩则逐渐长大，供求完全不能上相适合。我们感于勒吐精牛奶粉的宣传，即购此粉代母乳，殊不知依法喂养，小孩总是哭泣。时常要吃，后来弄得大便不通，日见枯瘦，改请奶妈（娘姨已自动辞工，同乡下去了），才将这小小的生命救转，至于我的W旋经医生的诊视，才发见她的脸部和颈部的胀大不是胖而是肿，经过长期的服药与打针，方得稍微痊愈。
我们在那学校寄居了二十三天，因原来住校的一个同事仍旧要回来，遂由一位朋友就商于他的友人，慨然将自己唯一的小安乐窝——亭子间——暂时让给我们居住。这个房子的布置虽带着一点美术化，周围的空气虽十分清洁，但我们四个人挤在一起，生活的困苦，较前更甚，尤其是由原来的学校送饭菜，在寒冷的天气中，经过半里以上的路程，一点热气也没有，它们在胃中要经过相当的时间，才能恢复体温，可是我们却因此受害不浅了。
迁居不过一星期，十九路军即因孤军独战，后路为敌所乘，突然撤退。我们现在对于它要略批评几句。当一二八战祸爆发以后，十九路军无战不捷，使日军受了意想不到的损失，并感觉绝大的恐慌，倘能乘此时机，改守为攻，直冲日军根据地，则一二日间必能使原来没有设防的敌人全军覆没。不意十九路军的领导者计不出此，意中了日军缓兵之计，轻易停战三天，使敌人得从事准备与增援，这不能不算是失策，后来日军虽屡次增援，却屡次失败，赖有租界为护符，仍得收拾余烬，进攻我军，并再接再厉。十九路军当局受了这种残酷的教训，应当翻然改图，乘胜穷追，闯入租界，扫荡敌人的巢穴，并据以为迎敌的根据地，敌人在陆地上如不能立足，真无用武之地可言了。可惜十九路军当局惑于租界系中立地不能侵犯，或一入租界必引起各国干涉的谬说，划地自缚，于每次胜利之后，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更是失策。殊不知日军既据租界为侵略我国的策动地，租界——至少是北四川路和日军经过的一带——已丧失中立的性质，敌能住，我亦能住，绝对没有违犯国际条约的任何条文。况且租界土地的所有权原为我有，不过暂时租与外人，尤非中立国可比，其他各国更不得借词干涉我军在租界上解除从事侵略的敌人的武装。还有一层，英美在中国都和日本有极大的利害冲突，决不至助日军张目。所以十九路军如进攻北四川路——至少是越界筑路的老靶子路以北一带——在法理上和事实上都是没有滞碍的，失此不图，胜败之局早已决定了。
在另一方面，十九路军当局于战事爆发之后，不能帮助民众组织义勇军，甚至于不能尽量接受已经组成的义勇军的援助，以厚实力，惟以孤军与敌相周旋，也是一个错误。
话虽这样说，但我们不要忘记十九路军的处境本来十分恶劣，它在军实的接济和兵力的补充上都发生了不少的困难，所以我们正不必求全责备。它既没有飞机，又缺乏大炮，铁甲车和一切新式武器。竟能以血肉之驱与军械最精良的敌人——数目至少多一倍的敌人——相搏至一月之久，这种坚苦和英勇的精种是可歌可泣的！这种军队是中华民族革命的反抗运动中光荣的标志，也是中华民族自己能够解放自己的符号。在全中国二百万军队中倘若再有几个十九路军（在事实上当然是有的）开来上海与日军相搏，一面再派军队往东三省与沿江沿海一带以与日军相周旋，这个局面只须延长半年，不独日本国内因财政的困难，产业的停滞，与失业的恐慌，会爆发革命，即国际间也要发生剧烈的变化，尤其是美俄因自己利害的关系，必定崛起共制此太平洋上恶魔的死命。不意勇于内战而怯于御侮的谋国者计不出此，惟坐在安乐椅上斤斤计较敌我乒刀的强弱与器械的良窳等等，按兵不动，而以孤军委敌。殊不知在革命的民族运动中，被压迫民族原不应以兵弱械窳而自馁。况且日本的现役兵不过二十多万，其作战的实力远逊于中国军队，即全数开来也不足畏；至于它将来因战事扩大而临时召集的后备兵更谈不上有什么良好的训练和充足的实力。讲到军械的良窳也不是战争胜负的唯一标准，十九路军的成绩就是一个显例。即退一步，假定中国抗日的军队在数月内一齐失败，一齐瓦解（在事实上决不如此。东三省的义勇军正是一个好例），还有全国民众的抗日运动存在，这种运动——特别是其中的抵货运动——是日本的兵力征不服的。所以我们如果真是全国动员和本干，破釜沉舟地干，我们一定能够制胜日本，至少也不会为它所屈服，即屈服也是光荣的屈服，而不是无耻的屈服，是精疲力竭的屈服，而不是保持实力准备内战的屈服！我谈到这里，真有些痛心，因为这种完全可能的事实竟成梦幻，而梦幻忽变成了事实——十九路军败退了，
全国民众，海外华侨，特别是上海民众对于十九路军是怎样的爱护，怎样的期望，这可以从大批的零星捐款赠物和报纸上的文电与报纸本身的销路看出来。他们声嘶力竭地替这种苦战胜敌的军队请援，他们节衣缩食地对这种给养困难的军队助饷，他们手舞足蹈地向这种骁勇善战的军队祝捷，他们诚惶诚恐地望这种死伤枕藉的军队坚持到底。但是不独日军四易大将，海陆空军排山倒海而来，我军援兵不继，军实不充，难于应付，而作战的地图竟被卖国的将领献给敌人，浏河的空虚被敌窥破，以致敌人重兵潜入，牵动全局，于是十九路军一月以来的战功尽付东流了。全国民众特别是近在咫尺的上海民众对于这种悲惨的结局愤怒到要发狂了。他们敢怒，他们也敢言，他们日日诅咒秦桧，他们时时痛骂东洋人。但他们自己没有实力起来干。这种已成的局面是不能改变的了。
上海民众于悲愤失望之余，胸中酝酿着一种抑郁的感情正在找地方发泄，有一天晚上六点前后——大约是十九路军退后的两三日罢——忽然枪声响起来了，炮声响起来了，愈响愈近，愈响愈密。吓得二房东马上把门关起来，不准人出去，问他是什么一回事？他很着急地说：
“十九路军又打回来了，现在正是冲租界。你们听，到弄堂门口来了，这怎么得了？！”
“不见得是十九路军冲租界，他们已经去得很远。这一定是CP暴动，我早两天就看见墙壁上曾有他们准备暴动的口号。”一个房客带着一种急张的情绪和自信的态度，说出这几句话，表示自己是观察深刻，消息灵通。
“是的，CP和十九路军是相通的，他们内应外合来打东洋人，冲租界。也好，痛痛快快干一下，大家弄不成。”房客的友人很愤激地这样附和着。
我因为没有得到确实消息，不愿乱发言论，只站在旁边静听着，但情形确是是严重，弄堂里人声嘈杂，脚步声也响得特别厉害。竟攻进来了。未几我们的后门也捶得砰磅砰磅地响，并且急促而厉害。“真的来了！”大家都毛发悚然地站起来。可是我侧耳一听，门外的人是正在呼我和我的名字。这就奇了。我跑去一问，才知道是我们前此寄住的学校的几个学生，以为她们也是来逃难的。我一打开门，不等她们开口，便问道：
“外边不是发生了暴动么？你们怎么出来的？”
“没有。白川大将炸死了，外边正在放鞭炮庆祝。”一个女生这样说。
“什么？”我很诧异地反问着。
‘不是炸死的，是水雷爆发，兵舰摇摆震振，把他撞死的。”另一个女生马上加以改正和补充。
“水雷是冯玉祥派人装置的。”第三个女生再来一句说明。
“真的么？你们从那里得到这个消息的？”
“刚才有人从法兰西（指法租界）来，说是路透社传出来的。特地来告诉你们。”
我们知道此事，心中确是痛快，而且高兴。大家于是把刚才认鞭炮为枪炮，以及随便乱说和无故惊慌等等的错误一齐掩没在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中，一窝蜂跑到外面去参加群众会议了。一群一群的男女站在弄堂内外纷纷发表意见：
“白川死了，总算给了日帝国主义一个教训。”
“死了一个，又要来一个，东洋人还是要干的。”
“当然，中日大战就在眼前。世界大战也快来了。”
“这一回逼得国民政府干，非干不可。”
“要干才有出路。我们大家去当兵，不愁东洋人不吃败仗。”
“不买东洋货，他们就要饿死。”
“中国要齐心，早就把日本灭掉了。”
“多装几个水雷，把东洋的兵舰一起炸沉，也是好的。”
“中国吃亏就在没有飞机，南京政府把好的飞机藏起来，送了几架教练来助战，东洋飞机打三个圈，中国飞机只打一个圈，后来连这几只教练机都叫回去了。……”
“………………”
“………………”
所谓群众会议就是这样没头没脑地各人一句，我听了不感兴趣，便开步走，及到弄堂口，只见老虎灶的老板拿着一捆一捆的鞭炮在那里放，原来他也是因为十九路军败退，这几天心中闷得慌，今晚忽然得到这个喜讯，所以买些鞭炮来发泄发泄。
全上海为着此事放鞭炮，足足有两个钟头，无论那一次的年节总没有这回热闹，异日清晨急买一分报纸来看，才知道昨晚的消息完全是伪造的。这样作伪的人真是可恶，因为此举于敌无损，于我有害，——并且还不是小害，而是大害。试看全上海的民众自从借两点钟的鞭炮发泄胸中的一股怨气和郁气后了感觉舒畅的多，对于中日战争，再不关心了。这样一来，不独整个的中华民国受了绝大的无形的损失，连贩报的阿三也失掉一笔大生意，不能维持生活了！
上海方面的战事既因十九路军撤退而告终，原住在闸北和北四川路一带的居民于是纷纷往工部局领取护照，各自回家去察看或搬取自己的什物。报纸上纪载此等事件已经三四日，才引起我们的注意，打算回家去看一看。
向工部局领取护照，手续虽十分简单，但每日有数千人在门口候领，殊难到手，有人领照等候两三日仍不能如愿相偿。不过妇女前去领照的得受缇前领取的优待。我的W扶病冒雨前往，果然不到两三个钟头就达到目的了。我拿着护照向故居的地方进发，到了老靶路，即见景象全非昔北，而奥迪安戏院一带和狄思威路口（靠北四川路的）一带房屋被日军焚毁的遗迹尤足表现日帝国主义的横暴。
我走到某里的故居，见门上的锁被毁，前后门洞开，知道情形不大佳妙，登楼一看，亭子间门和前楼门都被撬开，什物零乱满地，细加检查，失去两个皮箱，及两个大藤箱中所有被帐衣服，此外，如柜中的衣服，床上的枕头，窗上的帘布，都被取去。甚至于油盐米菜，锅盆壶桶，一律无存。调查邻居各户也都有相当的损失，据说是江北人抢去的。幸而我的大批的书籍仍旧保存着，使我得继续从事文字工作，否则真要改业拉黄包车了。
“江北人是汉奸，江北人是强盗，江北人可恶，江北人可杀！”上海的资产阶级甚至于小资产阶级这样大声嚷着。这已经是一种“舆论”，这已经是一种“定论”。没有人敢或肯出来说句公道话。如有的话，那就不外说：“做汉奸和强盗的不限定尽是江北人，而江北人也不限定尽是汉奸和强盗。”其实就是做汉奸和强盗的江北人也是资产阶汲和小资产阶级造成的，他们平日对于这些车夫，苦力，倍极鄙夷，完全不视为人类，不独未尝予以相当的教育，并且任军警随意加以鞭笞辱骂——试问像这样无知无识的人在战争中忽然失业，不去做汉奸与强盗，有什么事可做？叫他们白白饿死，是办不到的。上海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不觉悟这原是自己造得罪孽，竟袭用“窃国者侯，窃钩者诛”的办法，天天在报纸上骂江北人，借以泄愤；他们的眼睛只看见这种小汉奸和小强盗，而不看见国内还有更大的汉奸和更大的强盗！它们为什么不看见呢？因为此等人正是他们里面的人，觉得与自己是“无以异也”，便熟视无睹，于是犯着孟老夫子所谓“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的毛病了！
江北人，或非江北人，仅窃取了我们的一些衣服用具，面不毁灭我们的“文化机关”：总算比日本人好得多，所以我对于他们是比较满意的。当日即雇两辆塌车将所有书籍和家具运出，在某处租一个前后楼住下，我们从此又兴高采烈地拼命作起工来了。
可是我们在工作之中，时时有恶劣的消息——停战会议中中国一步一步屈服的消息——来相侵扰。不过这种消息只能催促我们加倍努力，而不能使我们沮丧，因为中国的国是糟到这个样子，我们青年不肯奋斗，或肯奋斗而不得方法，也是一个原因。此后只有用我们的血去求中国民族的自由和中国被压迫民众——主要的是无产阶级与贫民——的解放。这是我们已定的方针。
但在另一方面，国内一般青年，特别是智识界的两年因战事的失败和停战会议的屈辱，感觉中国完全没有出路而流于悲观，而趋于放纵，于是许多自暴自弃的事宣传于报章了。我以为这完全是他们认识的错误。我们如果深刻地去观察中国下层的民众，可以确切相信中国不致为印度高丽之续。试看我前面所述的不抵抗主义者首领张学良部下兵士自动抵抗暴日的事实，中国民众是何等富于民族意识，是何等富于反抗精神！试看此次十九路军兄弟们与第五军兄弟们自动抵抗暴日的事实，中国民众是何等富于民族意识，是何等富于反抗精神！试看东三省的义勇军纷纷自动抵抗暴日的事实，中国民众是何等富于民族意识，是何等富于反抗精神！又试看南方各省和华侨中的青年纷纷自动地投入上海义勇军抵抗暴日的事实，中国民众是何等富于民族意识，是何等富于反抗精神！这种民族意识与反抗精神就是中国不致灭亡的一重保证！所以青年们因政治上的失败而遽形沮丧，是丝毫没有道理的。
不过单靠这种保证是绝对不够的。我们从事革命的人必须提醒一般青年，特别是知识界的青年刻苦自励地干去，将全国富于民族意识与反抗精神的民众，正在找出路的民众组织拢来，训炼出来，以与国内外的一切压迫者和剥削者作残酷的争斗，非达到民族独立与民众解放，决不终止。要是这样，中国才不致灭亡，中国才真有出路。法国女小说家乔治桑（George Sand）说：
“努力争斗，否则即是灭亡；拼命血战，否则归于乌有！”
这也就是我于述完这次避难经过后对全国青年要说的一句话，
感谢 先知在1917收集、扣易忘忧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