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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陶孟和先生论马克思主义
李季
1924年
录入者注：原文繁体字转为简化字，除个别不能转化的仍保留。标点符号采用现代的。其中原文中书名用竖引号，改为现书名号《》。另外对能确认是名著原文虽没有标记，如资本论，但也加上了书名号《》。不能确认的，与原文一致。凡著作、人名、国名、地名等专有名词，比较著名的和可以确认的，改用现代译名。没有把握的，仍以原文一致。明显有误的，保留原文加【】勘误。文中外文字母模糊得较多，能分辨的尽量分辨。实在分不清也百度不到的外文字母用半角“？”代替。
【专载】〔《觉悟》十三年（公元1924年〕四月三日第三～五页）〕
与陶孟和先生论马克思主义
李季
孟和先生：
我们中国一般所谓新学家，学问幼稚，最为可怜。这是无容隐讳的；我即是这些最可怜的新学家中之最可怜者。我前在北京大学所习的科目为英文文学，但我毕业后却不自量力，对于素无研究的社会主义和经济学说等书，在八九个月之内，竟译了八十多万字，现在想起来，我真是惭愧欲死；幸而已出版的不过三四部，其余未出版的稿子，我久已托友人收回，预备焚毁，不再向任何处换取面包券，免得贻误青年。我以为一个人要译任何科学的书，不独是要对于这种科学先有研究，并且还要真有心得，自己能作一篇长序子，将书的内容，加以切实的和正确的批评，否则绝对不配译书。因此我从前拿了书就译，真是不配到万分了。我这封信虽只写给先生，但却是公开的。故我特借此机会对于社会作一种公然的和诚恳的忏悔！
我于两年前起程来欧之际，曾交了些译稿给世界丛书社，数月前见报端载有我译的马克思《价值价格及利润》一书，旋写信给上海友人，偶然提及此事，请其就近代购一部寄德，昨日果然收到此书。翻开一看，顶前面就是先生一篇十六页的序言，我喜极了：因为我当时对于马克思的学说。没有研究，不能作序，先生校阅此名著，竟肯费大气力，作一长序，自然足以弥补我的缺点了。可是我将序言读完，心中不禁大大失望；先生对于经济学的研究总在十年以上，且又为北大有名的经济学教授，先生一言一语，当然为国内一般学子所注目的，因此我对于先生的序言中怀疑之点，不能不在报端公开，与国人共见。
先生的序言在理论和事实两方面，都有重大的错误；因此抹杀了马克思的学说，还是小事，但因而贻误青年，却是大事。但我此时向先生陈述的，是抛开理论，专讲事实。为什么呢？一则因理论上的争辩，可以各持一说引至无穷，不容易有最终的解决；二则先生对于马克思学说理论方面所说的各点，我于拙著马克思传及其学说一书下编中将有详细的讨论，此时我正修改上编（上编约四十五万字，预计明年内可完全脱稿，分三册出版），无暇作长篇的讨论文字；三则我即有暇，在势也不能作这种取不到报酬的长篇讨论文字，因为我是一个完全自费留学生，我在国内时既不屑削尖脑壳去钻狗洞，趋附一般财势熏天和沽名钓誉的资本家，乞得他们的赢余价值，摆出蔑视侪辈，顾盼自雄的架子。来到西洋留学又不屑想方设计，在公众的面前卖俏，顽花样，一方拟出章程，联络同志，组织好些虚张声势，有名无实的团体。一方将一批一批不着实际，不知所云的文章送登报章杂志，借此引起国内所谓学界泰斗和重要名流的注意，使他们自愿设法予以留学费的津贴。而我的家中更是两遭兵劫，自顾不遑，有时还要我予以接济，因此我只能硬靠我一个人拼命死干，就是硬靠我于读书之余，拿一枝笔来做维持生活的工具。我若和先生作关于马克思学说理论上的讨论，将来也许由几千字引至几万字或几十万字，试问我费去许多劳力，作出这种文章，向谁取偿？试问我能不能饿着肚子作文章？我不和先生讨论马氏学说，最后这一层是一个最大的原因。至于事实方面，是实实在在的，对与不对可用凭据证明出来，决不致引起无穷的争论。今特先举一例为证。
塞利格曼的《经济史观》是先生手校的，他的书中第二章末尾一段第四页说：“马克思分析经济，使他相信科学的社会主义；这另是一件事，我们不必讨论。……我们所要注重的，不是他的经济学，乃是他的哲学；他的哲学的结果就是经济史观。凑巧，他后来又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不过他的社会主义和他的历史哲学（详见后）却真正是各自独立的。一个人可以是‘经济的唯物论者’，同时也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见经济史观中文译本第十九项）。塞氏此书没有德文译本，我又没有找到英文原本，不知原文怎样，但中文译本既经先生校阅过，而上述一节又是十分浅显平易的文字，当不致有错。塞氏这一段话，自我看来，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有错误；他说马克思的经济史观和社会主义没有关系，这自然是一种曲说，可是其如果和他讨论这一点，他可以繁征博引，长篇大简来答复我，一来一往，愈说愈多，这不是一时能够解决的。反之，他在事实方面的错误，我可以马上证明出来，使他无可辩驳。他说，马克思因分析经济情形的结果使马氏相信科学的社会主义；又说，凑巧，马氏后来又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按他这两句话的语意，是明明承认马克思分析经济情形在前，相信社会主义在后，是明明承认马氏先作成经济史观，后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可是我们一考马克思发达的程序，恰与塞氏这种说法相反，马氏确是先具有社会主义的倾向，然后去研究经济学说，更进而分析经济情形，他是先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然后作成经济史观的学说。我们不必远征何种《马克思传》，单把塞氏这一本书再查一下，就知道了。塞氏在第三章中说：“然而等到一八四三年政府把莱茵新闻封禁以后，马克思才到巴黎去，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大部分受圣西门和蒲鲁东的影响，并且也许受了一年以前施泰因关于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有名的著作的影响”。（见同书中文译本第二十二页）。塞氏在同章中又说：“我们在马克思的早年著作里虽然只能偶然间找出这样的一两段，提起一点经济史观的学说，然而恩格斯——马克思死后替他管理著作的——说马克思在一八四五年已经把他的学说作出。刚才所引的神圣家族里的话，和一八四五年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的注释，很可以证明恩格斯的话是的确的”。（见同书第二十四页。）马克思到巴黎是在一八四三年十一月，他到巴黎后，才研究经济学，至于他分析经济情形，更当在他研究有得之后，塞氏既承认马氏到巴黎去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并且还说他此举也许是受了一年以前施泰因著作的影响，这明明是指马氏还没有研究经济学，至少是指他还没有分析经济情形，便相信社会主义，塞氏在前面偏说“马克思分析经济情形的结果，使他相信科学的社会主义”。这是不是塞氏前后的话自相矛盾？（一般思想过于细密的人或者会替塞氏辩护，说他指马克思到巴黎后只是相信社会主义，马氏分析经济情形的结果，才相信“科学的”社会主义。其中自有分别，可是马克思自初时起即非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事实俱在，可以覆按，故旁人不能望文生义，为塞氏辩护。）马克思变成社会主义者，至迟当在一八四四年的一月，因为他在德法年书登的两篇论说，即表见他已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此书是一八八四年二月出版的。塞氏在一方面承认他于一八四五年才作成经济史观的学说，而在他方面又说“他后来（这是指作成经济史观说之后）又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这是不是塞氏前后的话又自相矛盾？先生手校此书，并且又作序文表彰此书。乃对于书中这种显然易见的大错误，毫无所觉，先生真有些不配当审查员！像这样的错误，是实在的，一经举出。对手虽欲狡辩，也苦无从措辞了。我对于先生在马克思《价值价格及利润》所作的序言在事实上错误之点，现在也应用同一办法指出来，请先生用公开的方法答复我。先生如能指出我所说的，确是不对。下次我当直认错误，并向先生请罪；我决不饰词强辩，做一个文过的小人。
（未完）
【专载】〔《觉悟》十三年（公元1924年〕四月三日第二～三页）〕
与陶孟和先生论马克思主义（续）
李季
一
先生在序言中说：
“马克思承认只有劳动造出价值。所以就否认其他要素可以造出价值，他承认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者。但是劳动力与他种商品相同，也是一种商品。劳动力的价值是由所需要的劳动时而定。工钱不过是代表劳动者生活上所需要的物质之资罢了。换言之，工人所得的工钱，应该与他生活上所需以从事工作的物质之费相抵。例如一个织布的，每天做工六小时，织布半匹，得工钱五角，他所得的那五角钱应该与他所用的劳动力相抵，应该与他的生活之资相抵。但是事实上劳动者所得的工钱不与他所用的劳动力相等，常少于他所用的劳动力，常不过是他劳动力的一部分。所余的一部分即为资本家夺去。资本家按商品的真价值卖出，他所得的价格与价值正相等。因为劳动者不能得到那价格的全部，所余的一部分赢余价值就为资本家所得”。先生这一段话自然不是发表先生自己的意见，只是代达马克思的意思；可是内中有与马克思的意思全然相反之处。今特陈述如下：
马克思认劳动力为商品，认“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达，维持，并且延绵劳动力所需之必需品的价值而决定的”。（见马克思《价值价格及利润》中文译本第五十八页。）先生在上文所说，大致与此相同。但马氏既承认劳动力为商品，则按照他的商品的价值说他自然是承认劳动者获到劳动力充分的价值，换言之，他自然是承认劳动者所获的工钱，与其劳动力相等，并没有丝毫短少。（注意！先生以为马克思认劳动者的工钱不与他的劳动力的价值相等，常少于他的劳动力的价值，这自然是就理论方面讲的；我说马克思自己认劳动者获到劳动力的充分价值，这也自然是就理论方面讲的。）至于实际方面，因社会环境的变迁，供给与需要的关系，劳动者的工钱有时可以多于他的劳动力的价值，有时又可以少于他的劳动力的价值。再明白些讲。就是，劳动力的价值在实际上未必与劳动力的价格相符。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明说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这种商品社会必需的劳动量决定的，而商品的价值和价格是相等的，——因为商品的价值用货币表现出来就是价格——到了《资本论》第三卷，马氏却又承认商品的生产一取资本主义的形态，则这种生产将为利润所支配，这种利润反影响于价格的构成，引起价格与价值的不一致——即商品的价格有时高于商品的价值，有时低于商品的价植——这不是马克思所说的话自相矛盾，这只是理论与实际方面不相符合的变例。先生如果要驳我对于马氏劳动力的价值说之解释，只能就理论方面立论，绝不得胡乱牵扯到实际方面去。）马克思说：“劳动力每天或每星期的价值和这种力每天或每星期的运用是有区别的，好像一匹马所需的食料和他所能够载一个马夫的时间是很有区别的一样。”（见同书第六十页）。先生说：“劳动者所得的工钱……应该与他的生活之资相抵，但事实上劳动者所得的工钱不与他所用的劳动力相等。”先生最后一句话中有“所用的劳动力”数字，好像是指劳动力的运用讲，不是指劳动力的价值讲，可是先生在前一句既说“劳动者所得的工钱……应该与他的生活之资相抵。”这明明是指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本应该与劳动者生活之资相抵而实不相抵，所以下面紧接着“但是事实上劳动者所得的工钱不与他所用的劳动力相等，”一语。先生此处所说的是指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讲，不是指劳动力的运用讲，尤可于下文证明出来。先生说：“资本家按商品的真价值卖出，他所得的价值与价格正相等。因为劳动者不能得到那价格的全部，所以所余的一部分赢余价值，就为资本家所得。”先生这两句话，实在太欠明了，使人不易了解；“资本家按商品的真价值卖出”，试问资本家是卖出什么东西？按照先生上文所说“所余的一部分为资本家夺去”一句话讲，则资本家按商品的真价值卖出的东西，当为劳动着的劳动力，因为先生所谓“所余的一部分”乃是紧接上文“劳动者所得的工钱……当不过是他的劳动力的一部分”一语而来的。按照先生下文所说“因为劳动者不能得到那价格的全部”一语讲，则资本家按照商品的真价值卖出的东西，确为劳动者的劳动力，因为劳动者所能够出卖的东西只有他本身的劳动力，先生说“劳动者不能得到那价格的全部”。当然是指劳动者出卖劳动力时没有获到全部价格，而资本家却能按照商品的真价值再卖出这种劳动力。劳动者以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而资本家以劳动的生产物出卖给顾客，这是我们所习闻的；至于资本家能按商品的真价值以劳动者的劳动力出卖给顾客，这真是骇人听闻的事！这样“新学理”。我实在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找不出来，还请先生指教，此说究竟是见于马氏何书，何版何页。我们现在再回到原来的问题上去，马克思自己承认劳动者对于他的劳动力获得全部价值或价格，先生代达马氏的意思，偏要说马氏认劳动者对于他的劳动力没有获得全部价格，这到底是什么缘故？
（未完）
【专载】〔《觉悟》十三年（公元1924年〕四月四日第二～三页）〕
与陶孟和先生论马克思主义（续）
李季
马克思说：“工人每天的劳动虽只有一部分有偿的，其他一部分是没有偿的，同时这种没有偿的或赢余的劳动虽恰恰构成赢余价值或利润所由成立的款项，但是好像集合的劳动是有偿的劳动”。（见同书第六十三至六十四页。）马克思这一段话的意思重在说明在工钱制度中无偿的劳动好像有偿的劳动一样；可是我们由此可以知道他所谓赢余价值是出于无偿的劳动，与先生上面所说的完全不同，因为马克思把“劳动”与“劳动力”分作两起，意义各不相同，而用法也不相同；他认赢余价值出于劳动者一部分无偿的“劳动”，与先生指他认赢余价值是出于劳动者一部分无偿的“劳动力”，是绝对不相同的！
总之，将先生所说“但是事实上劳动者所得的工钱不与他作用的劳动力相等，常少于他所用的劳动力，常不过是他劳动力的一部分”。一句长话化为简式。应为“工钱不等于劳动力”。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有一部遗著叫做《社会发展的运动律之研究》(Studien nber die Bewegungsgteze der ges llschaftlishen Entwicklung），他在书中批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他说“马克思以为：工钱是劳动力真正的相等物。……我以为：工钱不是劳动力真正的相等物，但要少些。”（见同书第二百五十九页。一九二二年出版。）先生说马克思认工钱不等于劳动力，可是按之实际，先生此说不是马克思的，乃是李卜克内西的。先生在序言中若把“马克思”字样去掉，加入“李卜克内西”字样，那先生辩句话便丝毫没有错误了！
二
先生在序言中说：“马克思的价值论现已完全推倒，没有人再相信了。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第三册上已修改他的见解。他的最知己的同志恩格斯都说那价值论不过分析资本时代以前的产业组织中的价值，不能解释现在产业制度的事实。此外如考茨基，伯恩斯坦也都说没有替他的价值论辩护”。先生又说：“马克思的价值论在他的《资本论》第三册上已大加修改（他在第三册上所承认的价值的基础，不是劳动，是生产费）；但是他最先发表的学说已为一般徒众所信仰，说者谓假使他的《资本论》第三册先出版，社会主义者也就不能张口就说‘剥削’了。近代社会主义者已看出马克思价值论的破绽。如上文所述，恩格斯，伯恩斯坦，考茨基都不去辩护这个已经被推翻的理论。他们因为要保存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所以声言价值论并不是他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但是这种声明是无用的”。
凡先生上面两段话中涉及理论方面的，我一字不提，只专讲事实。先生说：“马克思的价值论已完全推倒，没有人再相信了。”先生从前在英国研究经济学，回国后充北大经济学的教授，又时常出洋来考察，又兼通德文，我新近听说先生还购有大批英德文书籍，并且听说在北大教授中（专指现时的中国教授）读外国书最多的，当首推先生，既是这样，则先生上面这种陈述事实的话，应当可靠，然按诸实际，这却是谎话。远的不必讲，即讲我现在所入的佛郎克佛大学经济科，内中有一位在全世界上最著名的经济学教授，叫做奥本海默（Frang oppeheime）他研究经济学已在二十五年以上，他的著作快近二十种，并且有许多已译成了外国文，他此时正著一种书，名社会学的体系（System des Soziologi），共分四大卷。现在第一卷的第一部与第三卷的第一部已出版，书中包罗的宏富，议论的精当，世界上没有一种讲社会学的书能与之相抗，西洋学者无不瞠目相视；这位奥先生就是力倡客观价值说的。据他说，他的客观价值说当名为“价值的劳动价值说”（Arbeietswert Theorie Wertes见阿氏的《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第一百十一页。一九一九年版。Die sozil Frage und der Sozialismus），他此说虽和马克思的价值说微有不同（他认马氏价值说是偏而不全），然他对于马克思的价值说是加以赞扬的。
所以他说：“正统派（或旧派）经济学者（Die Klassiker译名不大妥当，故附原文于此）以为价值生于物和需要此物的人两者间一种主观的关系……马克思把手一挥，将这些渣滓都除去了。他一眼看出不能以人与物的关系去论价值，但——以社会学的见点——（当将价伍看做）人与人两者间一种社会的关系，而借物表见出来。须先郑重声明一下，（他）因此对于赢余价值也即发见一种根本上的解释。这种认识及其好好的形成出来，是我们科学史上最有力量的天才的成就之一。”（见奥氏的《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与科学的社会主义》第八十二至至八十三页。一九一九年初版。Kapitalismus，Kommunismus，wisse schafilichen Sozialismus）先生以为马克思的价值说是狗庇不值一文钱，再也没有人肯相信，现在看见世界上最著名的经济学者奥本海默于一九一九年还这样恭维马克思，心中作何威想？
但奥本海默还不完全赞成马克思的价值说，我们不好尽靠他做一个相信马氏价值说的人。现在再举一个完全相信马氏此说的学者，这就是先生所说的考茨基。考氏生平的著作已经有数十种，他的大名震动全球，也已经有数十年，我新学中的人士也早已知道他，用不着我来详细介绍。德国学者毕尔（M．Beer）于一九一八年著一书，名《马克思传》(Karl marx；eine monographis），溟南（H．mnller）于同年著一书，名《马克思与工联》（Karl marx und gewerkschafter），威尔布兰德（Wilbrandt）也于同年著一书，名为《马克思》（Karl marx·Vrtsush einer Eiünfhrung）。考茨基对于这三部书作一篇批评，题为《论马克思的三部小书》（Drei kleine Schnften uber marx），他说：“威尔布兰德叹惜马克思价值说的一点，‘就是’：‘这种价值说并不谬误，但不完全’。（见原书第一百零二页）。这就是说，这种价值不能对于每种生产方法有效。此说要以自由竞争为前提，才是有效的。……威氏以为马克思的价值说不适合于一切状况，指为缺点，这却构成此说（指马氏价值说）的优点。”(见《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丛刊》第八卷第三百二十三页。一九一九年出版。考氏这几句话本来没有明言他相信马克思的价值说。我本来可从考氏其他著作中引出一段更明显的话来作证，不过先生所注重的是“现在”两字，我所注重的也是“现在”两字，所以我不能不引考氏最近的话。考氏这一段话虽没有明言他相信马氏的价值说，然先生可细心看一下，他在此是替马氏的价值说辩护，他如果不相信马氏此说，岂肯为其辩护？还有一层，这一段话且可表见威尔布兰德（威氏为德国有名学者之一）也相信马氏的价值说，所以我引用这一段话是一举两得。此外俄国还有一大批著名学者都相信马克思的价值。不过一说到现今的俄国人士，我们国内那些出身于小有产阶级，死表同情于本阶级，并且中了欧美资本主义的毒气已深的大学教授和西洋博士，硕士，学士等等，会愤怒填膺，同声喝道：“这些人是过激党！！！可恶！！！可杀！！！因此我也不必提及俄国人士的姓名，免得气杀了国内那些教授博士等等，使他们不能将他们曾在西洋从道听途说中得来的一满肚子资本主义的学说，稍微加上一层薄薄的假面具，尽量发挥出来，借此愚弄青年，增加他们自己的收入和地位等等。我的话说得很远了，现在再回转来质问先生，先生说现在没有人再相信马克思的价值说，然像奥本海默，威尔布兰德，和考茨基等这些最有名的学者，在现世界中能再找出几个？像这样全世界之容易找出的学者毕竟称赞成或相信马克思的价值说，试问他们是不是也得和先生一样算做人？
（未完）
【专载】〔《觉悟》十三年（公元1924年〕四月五日第二～四页）〕
与陶孟和先生论马克思主义（二续）
李季
先生说：“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第三册上已修改他的见解。”又说：“马克思的价值论在他的《资本论》第三册上已大加修改。”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的价格说推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价值说，这种议论为世俗所侈谈。先生上面的话，或即原本于此。但以我第一次读《资本论》的眼光看来，此书第三卷的学说没有推翻第一卷的学说，马氏也没有在他的《资本论》第三卷中修改他的价值说：不过《资本论》第一卷所论的是关于纯粹学理方面的，第三卷所论的是关于事实方面的；关于纯粹学理方而的议论，较为简单，一涉及事实方面则情形复杂，变动不居，所以便有不与学理完全一致之处（如在资本主义之下，价值律因受了利润的影响，便动摇不定，大部分商品的价格不独能够永久在他们的价值之上或下，并且必定永久在他们的价值之上或下）。然马克思的学识却是前后一贯，并无变更之处。先生的见解既不相同，我们为避免争持起见，可以不必讨论，但求先生明白指出马氏修改他的学说系在《资本论》第三卷何部（第三卷分两部）何版何页（不论用德文原本或英文译本都可。但当逐段指出，不可单指一个大题目。）先生说“恩格斯说那价值论不过分析资本时代以前的产业组织中的价值，不能解释现在产业制度的事实，”以我所知，恩氏没有发表过与先生上面所表见的议论（注意！我说恩氏没有发表过这种议论，这是指他没有发表一种与先生所表见的话的语气完全一致的议论）。但先生既说此话，必有所据，请明白指出此说见于恩氏何书何版何页。
先生在序言中提及《资本论》共至十一次之多，特别提及《资本论》第三卷也有三次，先生并讥笑国内谈马克思主义的人没有几个“真看见过——先不必说读过——马克思的著作的”。先生既敢在全国人士的面前。公然发出这种骄傲到万分的议论，那么，先生必定是读过马克思著作的，至少也必定是读过《资本论》的，至少也必定是读过先生所特别提起的《资本论》第三卷的。先生既读过《资本论》第三卷，难道不读第三卷顶前面恩格斯所作的序言么？先生既读过这种序言，难道看不出恩氏对于马克思的价值说和赢余价值说等等加以辩护么？先生既看出恩氏在序言中替马氏的价值说等等加以辩护，先生为何偏要说“恩格斯……不去辩护这个已被推翻的议论”？我以为先生不是没有读过《资本论》，就是故意造谣惑众，二者必居一于此！先生自己如没有读过《资本论》，正可不必大谈《资本论》，至少也不当讥笑国内谈马克思主义的人没有真看见过《资本论》。因为先生以环境适宜的关系到过西洋，又专门研究经济学，虽或因此真看见过《资本论》，然不去读一读，其结果与没有真看见过《资本论》的人相差的距离，只是九十九步半与一百的样子，大家同在一条水平线上，尽可安分一点，不要气焰熏天，自尊而卑人！先生如果是真读过《资本论》，而故意抹杀事实，造谣惑众，试问最高学府的教授，良心何在，人格何存？
先生说：“近代社会主义者看出马克思价值论的破绽。……考茨基不去辩护这个已径彼推翻的理论。”这又是信口开河的话！先生是懂德文的，先生是在北大当经济学教授，每月拿数百元大洋的，先生是兼在商务印书馆当世界丛书社社会科学审查员，每年拿一笔大款的，难道连考茨基在三十七年前所著的和至今翻印至二十多版的《马克思经济学说》（Karl Marx’ Ökonomische Lehren）这种全球驰名的书都没有购买，没有读过嘛？况且在数年前我国已有人将此书译出。先生靠经济学吃饭，既不买原文一看，难道对于译文也不看么？考氏在此书中替马克思的价值说辩护。真是无微不至：他以为如果单替马氏的价值说辩护，还不周到，所以他又把世界上一切和马氏此说相异的价值说，逐一加以驳斥，借此显出只有马氏的价值说是对的，其余的价值说都是不对的。考茨基这样卖大气力替马克思的价值说辩护，先生偏要说他不去辩护马氏的价值说，世界上如有“学术法庭”，我恐怕考氏一经知道中国一位有名的大学教授和社会科学审查员在公众的面前，公然诬他不替他所奉的教主效劳，他会勃然震怒，马上要提起诉讼啦！
先生说：“伯恩斯坦不去辩护这个已经被推翻的理论”。这是什么话呀？这就真正是奇中又奇，玄中又玄，令人百思莫得其解了！先生研究经济学十余年，难道不研究各国著名经济学者的历史么？伯恩斯坦是现今世界上有数的学者，凡稍微完备一点的经济学史，社会主义史以及百科全书等等，无不载有他的事略和学说，难道先生毫无所知么？不然，先生何以发出这种令我笑得要死的话来？先生对于学术的派别，既无所知，我只好在这里略讲一讲。
现在为德国修正派大首领的伯恩斯坦固然是一个著名的学者，但也是一个真正的小人。伯氏原来是在柏林一个银行中当事务员，至一八七七年法兰克福一个银行家的儿子合柏克（Hcchberg）办了一种《将来杂志》，请伯氏做秘书，兼为将来杂志作论说。伯氏及其他编辑员的论调都是一种有产阶级改良派的论调，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住在伦敦。他们对于此志的议论极不满意。所以他们对于合柏克要求加入著作者之列的申请，曾加以拒绝。至一八一八【应为1878年】年十月底。德国施行一种取缔社会主义的法律，于是一般社会主义者相率逃往外国。德国社会主义工党中一般领袖决计在瑞士创办一种《社会民主报》，作为党中的机关报，伯恩斯坦也是一个党员，他也加入编辑部，马恩两氏因此大不满意，所以他们对于倍倍尔要求加入社会民主报编辑人之列的申请，又不肯承认。倍倍尔无法可施，乃于一八八十年十一月偕伯恩斯坦往伦敦亲见马恩两氏，解释一切，他们的气于是稍平了。至是年年底，党中的领袖议决以李卜克内西为社会民主报的正编辑，以考茨基为副编辑，可是里【李】氏当时还在狱中，而考氏又因不谙德国政情，不肯担任全责，这种编辑的职务，遂暂时落入伯恩斯坦的手中了。伯氏当时自度如不抛弃从前有产阶级改良派的论调，必不为马恩两氏所赞许，因此必不能久于其位。他从此就小心翼翼，装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样子了。马恩两氏看见他的议论，果然满意。而恩氏且为此报亲自作文。伯恩斯坦旋即为正编辑，至一八八八年，他为瑞士政府所逐，乃亡命伦敦，并且在伦敦继续编辑社会民主报，至一八九○年此报停办时为止。伯氏居伦敦后，得结识英国费边会中的重要人物。这个会是有产阶级智识界改良分子的集合团体，伯氏既与此辈接触，又眼见英国当时的社会状况，比较地美满，他那马克思主义者的假面具几乎马上就要抛弃了；可是当时马克思虽已死，而恩格斯犹存在，所以他不敢出此。至一八九五年恩氏逝世，伯恩斯坦于一八九六年便抛开假面具，大发他那从前所抱的有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议论，并且逐渐驳斥马克思主义。至一八九八年，他更著一书名为《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他在书中反驳马克思的学说，真是无孔不入，所以提尔（Railmel）在德国各大学讲演会中对听讲的人说：“你们如果一读这种著作（指《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则你们对于近数十年来德国经济学者反对马克思学说的一切议论差不多都可以于此书中找出来。”（见提氏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第四百二十二页。一九二○年第三版。
以上所说的就是伯恩斯坦在学说上的历史。他和马克思不是一派，但是两派，他是有产阶级改良派的首领，马克思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主脑；他们两人完全立于对敌的地位，他们两人的学说完全不能相容；伯恩斯坦虽有时说他的改良主义未必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然这只是他一种自欺欺人的话，稍有一点知识的人谁也不相信这种谎话。伯恩斯坦是要殚精竭虑，想尽方法去推倒马克思主义，好使他自己的改良主义能够立足，先生对于这一点毫无所知，反沾沾自喜，引伯氏不去辩护马克思的价值说为马氏此说被推倒的证据，这是不是可笑到万分了？
世界上一般无耻的学者盲目毁谤马克思，原来是很多的。例如德国莱此锡（Leipzig）大学讲师瓦尔克博士（Dr. Karl Walcker）于一八九七年著一书纪述马克思的平生事业及学说，并加以批评（原书名为：Karl Marx gemeiayerstandlich Kri?ische Darl?gung sei es Lobars und seine Lehren），他在书中侮辱马克思，算是登峰造极了。他以为马氏在学问上完全是一个不足轻重的小人物、他并异想天开，从精神方面牵扯到身体方面去了，他说马氏是很小的，这不独精神上为然。即身体上也无不如此，他便从阿德雷（g Adler）的《工人运动》（Arbeiterbewegung）第二百八十三页引出一个警察报告的证据，指明马克思只高三尺又十寸或十一寸，指明马克思是一个小人物。（见瓦氏原书拉丁数字第十五页。）考茨基是亲见过马克思的，他看了这部书，心中不大舒服，马上把阿德雷的《工人运动》一查，发现阿氏说马克思的身材，不在第二百八十三页，但在第一百四十三页，并且发见阿氏是说马克思高五尺又十一寸！考茨基于是向瓦博士开顽笑道，倘使瓦氏忽然变成一个恐怖主义者，要砍他的政敌马克思的头，那么，他所砍的，不是在头的地方，但是在比头低两尺的地方！（参看《新时代杂志》第十五年度一卷第五百七十三页。）哈哈，天下事无奇必有偶，二十六年后，又有先生作瓦氏的应声虫了！先生自然没有说马克思只高三尺又十一寸。先生如果欲砍马克思的头，自然不致砍在比头低两尺的地方；可是先生在精神方面诬蔑马克思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地方恰与瓦氏如出一辙。先生说：“马克思的价值论现已完全推倒，没有人再相信了。……近代社会主义者已看出马克思价值论的破绽。如上文所述，恩格斯，伯恩斯坦，考茨基都不去辩护这个已经被推翻的理论。”这与瓦氏所谓“就是恩格斯，伯恩斯坦等也不能指为无条件的马克思主义者。……大家要想从李卜克内西，倍倍尔（Belel）和威尔马（g V Vollmar）等的一切著作中找出些加上正宗马克思主义彩色的节段，是很少的，或是没有的。……考茨基虽会发巧论。然与其说他为马克思的信徒，毋宁说他为马氏的反对者。”（见瓦氏原书第三十八页。）等语的论调，有何区别？我自在德国大学听讲后，我才知道西洋大学的教授及讲师，对于所教的功课，无不有几十年（至少十余年）的研究，无不真有心得，真能发挥，我才知道我国大学中一班呱呱叫的和耀武扬威的教授及博士在新学上真只是些可怜虫！我常向友人叹气道。我们中国在东西洋的留学生前后不下十万人，可是没有看见出过一个学者，其了解西洋一种专门学问的程度，比得上西洋大学中任何个不著名的讲师，——不必说教授——现在先生了解马克思学说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程度，竞能与德国莱比锡大学讲师瓦尔克博士后先媲美，真算是难能可贵，真算是我们中国留学界的光荣了！
（“二”完，全篇未完）
【专载】〔《觉悟》十三年（公元1924年〕四月六日第三～四页）〕
与陶孟和先生论马克思主义（续）
李季
三
先生在序言中又说：“我们现在不能将所有对于马克思价值论的批评遍为征引。我们只指出他的两个重要缺点：一，马克思所谓‘社会必需的’或‘常态的’意义，极不明了。本来世界上无所谓‘常态’，社会学者所谓常态的社会，也不过是比较的。马克思有时以常态的或社会必需的为平均的意思，有时为最低的意思，有时为最高的意思。即在其《资本论》一书中所用的意思已有分歧。二，劳动不能造出价值，只能造出物品，或改变固有的物质，成为新的形式。物品不能含着价值。价值与物品不同，不是造出来的。价值不存在已造出的物品上，却存在将来的应用上。马克思虽然承认物品与效用的关系。但是他没有注意价值与供求的关系。价值不是由劳动造出的。但是劳动所造出的商品，按着将来供求的关系，才可以产出价值，”
先生这个人倒也十分奇怪！要说先生读书是很细心么？那么，先生为什么对于马氏《价值价格及利润》这种为普通工人所能了解的著作中“劳动力”的意义，还没有弄清楚？要说先生读书不细心么？那么，先生为什么对于马氏《资本论》及其他著作中“有时以常态的或社会必需的为平均的意思，有时为最低的意思。有时为最高的意思”这样细微之点都发见出来了？我来德后，对于马克思二三十种著作都草草读过一遍，有些还读过三四遍，但我却直言不讳，我读书没有先生那样细心，能够发见马克思“有时以常态的或社会必需的为平均的意思，有时为最低的意思，有时为最高的意思。”我千万恳求先生不吝赐教，将先生对于马氏《资本论》及其他著作中认为“平均”，“最低”和“最高”的意思，一一指给我看（书名，出版年分及页数均须注明，不论用英文本或德文本都可）。
先生认马克思的价值说有两个重要缺点：一即上面所谓“马克思有时以常态的或社会必需的为平均的意思，有时为最低的意思，有时为最高的意思”。以我所知，则马克思所谓社会必需的确指平均的意思，我们且不必动拿《资本论》来吓人，单从《价值价格及利润》一书中抄出一节就成了。马克思说：“说一种商品的价值是由费在这种商品中劳动量而决定的，我们就是指在某种社会的平均生产状况之下，和一种有定的社会平均精力及所雇的平均劳动技能之中，生产这种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英国当机力纺织机出来和人力纺织机竞争之时，把若干有定的棉纱织成一码布，只需从前一半的劳动时间。可怜的人力纺织机织工从前每天只作工九或十点钟，到了现在每天作工十七或十八点钟。但是他们二十点钟的劳动之生产物只能代表十点钟的社会劳动。或是代表十点钟的劳动时间，这种时间就是把若干有定的棉纱织成布匹时社会所必需的时间。所以这个织工现在费二十点钟的生产物，此他从前费十点钟的生产物，不能有更大的价值”。（见同书中文译本第四十五至四十六页，）
上面一段话中前一句是马克思认“社会必需的为平均的意思”之说明。后数句是他对于这种说明所举的例子。不过，一般思想过于精密的人或者也许把这一段话分作两起看，他们或以为前一句是马氏认“社会必需的为平均的意思”。后数句是马氏认“社会必需的为最低的意思”，因为马氏固明言“英国当机力纺织机出与人力纺织机竞争之时，把若干有定的棉纱织成一码布，只需从前一半的劳动时间”。其实马克思在这句话中所说的只是表明“平均的意思”，不过劳动的生产力一经发生变化，则平均的标准也跟着发生变化罢了。“平均”的标准虽发生变化，然对于“平均”的自身并无妨碍，如有人因平均的标准发生变化，便以为这是马克思认“社会必需的为最低或最高的意思”，这只是他自己的眼睛太呆了，丝毫不会转动，所以他自己看见最低或最高，然马克思却始终只指“社会必需的为平均的意思”。由此看来，先生认马克思价值说中的第一个重要缺点，只是出于先生的幻想，在事实上根本不能成立。我对于先生说这些话，好像是违背我不谈理论的本旨，不过按诸实际，这不是一种理论，这只是陈述一种事实。
现在再讲先生所说的马克思价值说中第二个重要缺点。先生关于这一点所说的。只是些主观价值的空话，丝毫没有切实指出马克思价值说中的重要缺点。先生劈头一句话是说：“劳动不能造出价值，已能造出物品，或改变固有的物质成为新的形式”。试问这句话可算是马氏价值说的重要缺点么？先生的第二第三第四句是说物品与价值，不是说马氏价值说中的重要缺点。先生的第五句话是说：“马克思虽然承认物品与效用的关系，但是他没有注意价值与供求的关系”。试问这句话可作为马氏价值说中的重要缺点么？先生的第六第七句仍然是没有指出马氏价值说中的重要缺点。先生这一小节只有七个整句，内中所说的与先生在前面的宣言一就是要借此指出马克思价值说中第二个重要缺点一完全两样，试问这是不是文不对题？然先生听见我说“文不对题”四字。或者会反驳道：“马克思认劳动造出价值，我认劳动不能造出价值，这就是马氏价值说的重要缺点”。可是硬说“劳动不能造出价值”丝毫不加以解释，不表明理由，就算做马氏价值说中的重要缺点，这种蛮话恐怕不是最高学府的经济学大教授应当说的罢？
先生这一小节如果单只犯了文不对题的毛病，我还可替先生包荒。可是一按其语句，前后重复，简直是文字中的最最下乘，小学堂一个稍微聪明一点的十几岁的小孩子也不会作出这种拙劣无比的文字来。先生在第一句中说：“劳动不能造出价值”。在第三句中说：“价值与物品不同，不是造出来的”。在第六句中说：“价值不是由劳动造出来的。”试问这是不是无用的重复？先生在第二句中说：“物品不能含着价值。”在第四句中说：“价值不存在已造成的物品上”。试问这是不是无用的重复？七句话摆在一起，这样重复起来，先生对于作文的方法，也实在太不讲求了！我看先生这篇序言，在作法上犯了两种毛病，一是太多，一是太少，这就是说，一是辞句重复，一是语意不明。如此处所举的就是辞句重复的例子。至于语意不明的例子，除上面所指的“资本家按商品的真价值卖出”一语外，还可找出一句有趣味的来。先生说：“读者诸君幸勿以上文对于马克思学说是为现代资本主义做辩护”。试问这也成为句子么？揣先生的意思本是说：“读者诸君幸勿以上文对于马克思学说的批评是为现代资本主义做辩护”。这句话只要加入“的批评”三宇。便没有弊病了。一个人要做社会科学审查员，第一是要文字清顺。第二是要有点学问；现在先生对于第一个条件还没有备具，更谈不到第二个条件了。
“三”完，全篇末完
【专载】〔《觉悟》十三年（公元1924年〕四月八日第二～三页）〕
与陶孟和先生论马克思主义（四续）
李季
四
此外，先生的序言中谬误之处还多，我也不必一一枚举，只再说一二事作个结束，借此省一点宝贵光阴。马克思是一个天才，这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但世上的蠢才学者也有许多否认马氏天才的）。他研究经济学在四十年以上，凡经济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以至最不重要的问题都经他反复探讨过；乃先生在序言中一则曰：“以先亚当·斯密与理嘉图都发过与劳动价值论相同的议论，不过马克思将以先的理论，未加分析，遂下结论罢了。”再则曰：“马克思虽然承认物品与效用的关系，但是他没有注意价值与供求的关系。”试问马克思在研究室中过了四十多年，所为何事？难道他对于先生所举的两个重要问题，都“未加分析”，“没有注意”么？先生对于马克思的学说，完全是一个门外汉，偏要装成一个内行的样子，来下批评，而又说不出所以然的道理，于是不得不借“未加分析”“没有注意”等空话去诬蔑古人；哎哟，“脸厚心很”四字是我的朋友某君写信给我品评国内一般“滑头学者”和“流氓文人”的，现在不禁又于先生见之！
马克思曾说：“无知识是一个恶魔”。（Die Unwissenheit ist ein Damon）先生要去掉胸中的恶魔，当努力求点知识啊！我这样替马克思抱不平，先生一定要骂我是马氏的死奴隶！我自己明白承认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是我确不是盲目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我不承认马克思是基督教中所谓“全知全能的上帝”，我不承认马克思的学说完全是对的，我对于他人攻击马氏的学说，如认为确有理由。我不独不替马氏辩护，并且要公然赞成施攻击者的议论。可是攻击马克思的学说应以学理与事实为根据，如果像先生这样一面运用些不着实际的空话，一面造出些绝对没有的事实去攻击马克思的学说，那我不得不以马克思主义者和翻译者两重资格，向先生作最猛烈的攻击，借以矫正我们中国文人闭着眼睛说瞎话的恶习！
先生说：“马克思的著作是共产党的圣书，是正统的社会主义者的思想的泉源。”先生这句话好像是恭维马克思（其实这也算不得恭维他），然按诸实际，先生还是恭维自己，因为先生一篇四千字左右的序言，竟把马克思的学说打得粉碎，是先生的学识高出于马克思之上，先生真可称为“有产阶级的马克思”，先生的序言真可称为“私产党（对共产党而言，这是戏言）的圣书”。不过我有一事要奉告先生，请先生注意。先生以为马克思的价值说是他的社会主义的基础，这种主张不独共同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恩格斯，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考茨基不承认，即半信马克思主义而又半信自由社会主义的奥本海默也不承认，即专门破坏马克思主义的伯恩斯坦也不承认，前列三人犹可应用先生的曲解，说“他们因为要保存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所以声言价值论并不是他的社会主义的基础。”然特意著书立说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伯恩斯坦，对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加以驳斥，对于马氏的资本集中律加以驳斥，对于马氏的痛苦累增说加以驳斥，总说一句，他对于马克思的学说，是无所不驳，无所不斥，他独不承认马氏的价值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参看伯氏《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德文原本第二版第七十八页和八十二页）。试问伯恩斯坦果何爱于他所竭力的攻击的马克思主义而苦苦曲为辩护？至于马克思的价值说为什么不是他的社会主义的基础？这又是理论方面的事，我一字不提，请先生自己多读一点书，日后自然会明白了。先生笑普通人没有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自以为已经找着了这种主义的基础。可惜这只是先生的幻想，先生还要努力去找一找马克思主义的真基础才好啦！
我不是孔教徒，但我最佩服他老先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话；我以为全世界一般学者的通弊，就在缺乏这种率真的态度，就在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硬要装出知道的样子，并且硬要以此夸示于人。美国斯巴哥（John Spargo）在其国内负有盛名。他的著作似乎有十种左右，我们中国的新学家也多半知道他。他于一九○九年著一书名《马克思传及其著作》（Karl Marx his life and works），他在序子中屡次宣言世人不懂得马克思的为人，凡爱马克思的人与恨马克思的人都不懂马克思。按他的语气，好像只有他这个作传的人才真懂得马克思；可是我把他的书细心一看，发见所犯的错误至少也有二十处。由此看来，他懂马克思的程度比普通的人也高不得多少。然他偏要在序言中摆出一种藐视一切的样子，大言不惭，德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梅林(Mehring）看见此书气极了，他于是在他所著的《马克思传》（Karl Marx Geschichte seines Lebens）中直斥斯巴哥的书是“一部无值的编缉”。（见梅氏《马克思传》第三版第五百三十七页。）我以为一个人如果在学问上做投机事业，大言欺人，终久是会碰钉子的；不知先生以为然否？
（全篇未完）
【专载】〔《觉悟》十三年（公元1924年〕四月九日第三～四页）〕
与陶孟和先生论马克思主义（五续）
李季
五
公话既毕，现在再说几句私话。我前正北京住五年，但我只在辜鸿铭先生家中遇过先生一次。至民国十年四月，先生到广州，我当时正在广州，才与先生第二次相见。我在那里是专门译书，原拟将译稿售给将要开办的广东编译局，取得一笔款子到欧洲留学。可是当时两广战事正在积极筹备之中。我们都知道广东的教育事业将受绝大的打击。先生当时亲向我说，广东编译局如不能成立，世界丛书社愿照普通最高的报酬额收买我的译稿，我当时说最高报酬额的数目也还是太少，我不能出卖。先生接着又说，那就比此数再加三分之一，我当时还是不愿意，所以没有切实答复先生。（我当时还没有译《马克思的价值价格及利润》一书。先生要买的稿子是列德莱《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一书。我译该书费时不过两月多，译稿交世界丛书社已两年多，听说该书也是归先生审查，至今还未见出版。假令我的译文完全不合先生的眼光，先生要完全改过，也用不着十倍的时间，所以我希望先生还是快些校一下。我对于这种译稿，本久已不措意，凡我在出国以前所译的书，我现在都不视为一种成绩，因为并不十分美满。老实说，我在国内译书是为赚钱吃饭起见的，不是为讲学问起见的，因此我只图译得快，每日常是译六千字左右，这并不是我乱吹牛，我与仲甫先生同住半年，先生问一问他就知道了。因为我译时既只打一次稿，译后又不复校对，所以此他人译书快至三四倍，这是我从前不诚实的地方。我现在深自忏悔：然我却相信我的译文有百分之九十九是不错的，先生校阅译稿，自然知道，我来欧后又两年多了，我一到欧洲，即专门研究马克思的生平事业和学说。兼以读书心得著一部《马克思传及其学说》。此书共分上下两编。全书告成当在八十万字左右，历时当在八年以上，所用的英德文参考书也在百种以上；现虽已成其半，然非再有一年整功夫不能修改就绪，完全脱稿，所以著成上编历时也在三年上下。且上编专讲事实，比较容易一点，故著成也快一点。我在欧洲留学，虽要硬靠一枝笔赚饭吃，然我此书不是为赚饭吃作的，乃是为讲学问作的。马克思说：“著作家要能够生存，能够从事著作，固当取得报酬，但他决不要为着取得报酬，而生存，为着取得报酬而从事著作”。——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一卷第二百五十页。一九二○年第三版。Aus dem ?l?t r ris ?hen Nachlass voo K·Marx und F·Engels· 马克思虽困苦终身，然他对于这句话从未破戒。我本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今而后，敢不以此自勉。我将以我此次惨淡经营，不遗余力的作品，贡献国人，借赎我前此译书草率的罪过。故附志于此。可是先生不要误会我是借此吹牛，我的书明年就会出版。届时我希望先生以一种严厉的态度，下一种严格的批评。我于四月底由粤返湘，在家中料理赴欧事务，旋接仲甫先生的信，说广东编译局因受战事影响，不能成立，劝我将译稿卖给商务馆。我当时赴欧留学，志在必行，然手中的款项实不充足，我知道国内书店肯预先垫稿费的，只有商务馆一处，因将译稿寄交适之先生，领款千元，作为旅欧费用。自愿用最优待的办法（先生注意，我并没有找先生收买我的译稿，此事是由先生首先提议的）代商务馆收买我的译稿的，既是先生，而校阅我的译稿的，又是先生，则我对于先生的感激自不待言了。可是先生在《马克思价值价格及利润》一书中所作的序言，错误太多，不独足以贻误国内青年，并且还要见讥于东邻日本（在国内时，仲甫先生对我说过，日本有些学者对于我国出版界十分注意，如《新青年》杂志等等，他们都购阅。《马克思价值价格及利润》一书既有先生的大序，安知他们不花三二角饯买去看一看，借此考察我国学术的程度？），因此我不能不以翻译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资格，先将先生在序言中事实方面的错误公然指摘出来，促起国内外人士的注意，然后于拙著《马克思传及其学说》下编中将先生对于马氏学说理论方面所说的各点，详加讨论，贡献国人。我深知此举开罪先生不小，然“当仁不让”。古有明训，况先生不过是年长于我，并未尝为我的师，因此我更无所用其客气了。散布区区。伫候明教。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李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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