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李季 -> 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1934）
序言
凡从前清国文老夫子手中经过的人大都知道他们对于学生——特别是所谓高材生——的作文的批语是如何的虚伪而夸张。记得我有一个同乡作一篇《秦始皇拿破仑论》，文字不过清顺，而他所得的批语是：
“胸罗廿四史，目睨五大洲；太史公作史，兼才学识，韩文公为文，起八代衰，作者固未遑多让也，伟哉！”
像这样肉麻的话决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实足以代表一般国文老夫子的倾向，这正是中国士子的夸大狂。
然这种夸大狂的倾向是一种畸形的发展，它只向好的方面走，而不向坏的方面走。无论学生的文章怎样狗屁不通，总可以得到“可以观，”“清顺无疵”或“流利如哀梨并剪”这一类的批语。在这种风气之下，学生们得到一个好的批语，虽未必“荣于华衮，”而得到一个不好的批语，却是“严于斧钺”。当我在中学三年极的时候，已是一个“高材生，”有一次的作文题目出自《周礼》（题目已不能记忆），我用心做了一篇自鸣得意的文章，不过偶然疑及《周礼》系伪书，有些不可靠。国文老夫子皮先生见了，勃然大怒，不独将我所怀疑之点全部勾去，并且于给予零分之外，复打一个长批云：
“《周礼》晚出，聚议纷如，横渠《语录》，称《周礼》为的当之书。作者对兹古籍，辄肆猜疑，既破坏大圣人‘信而好古’之风，尤易启乖张者‘离经叛道’之渐。论履霜以冰至，本应令‘小子鸣鼓而攻’，姑略迹而原心，特扣去全部分数以警！”
皮老夫子为防止其他学生效尤起见，特于发卷时大演其说：“四书五经都是圣人的微言大义，后生小子何得怀疑？因为怀疑这些书，就是怀疑孔夫子，而怀疑孔夫子，便是‘非圣无法’！试问你们何所矜式？”这样的演说词和文章前面的零分，文章后面的长批对于我不止于冷水浇背，简直是一种羞辱；我虽没有哭泣，但整个的星期，心中万分难过。从此以后，不独不敢非议大圣人的古书，并且不敢非议一切带有古香古色的古货。历史教员说盘古开天地，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天皇兄弟十二人，立各一万八千岁，地皇十一头，人皇蛇身九首，蚩尤铜头铁额，食沙石，能作云雾——总之，凡他所说的一切古人奇迹，不独煞是有趣，不容易忘记，而且我都不得不信，也不敢不信，否则破坏大圣人“信而好古”之风，即不致被同学们“鸣鼓而攻，”但“严于斧钺”的批语，全部分数的扣除和滔滔不竭的演说，都是令人不寒而栗的。
我说出上面三段话，并不是信开口河地编小说，而是陈述过去的一种实际生活，表明一种学风对于青年人具有何等伟大的势力。我自中学到高师，再转北京大学，一向是不肯疑古的。尤其是在北大，遇着拖长辫和著《春秋大义》（英文的）的英文教员辜鸿铭先生，变成他的“高足弟子，”更加强了我信古的力量。所以当文学革命初起来的时候，我是最反对而且最不肯理会这新东西的一人，直到我亲自参加了五四运动，才改变向来的态度。因为这种运动实在过于伟大，它和热烘烘的大熔炉一样，把我一向不敢疑古的毛病全都熔化了。我于是奔向新的一途，这就是说，趋入反古的一途，曾于十个月之内，译出八十万字关于社会主义的书，就是一个明证。
不过我当时的反古和从前的信古一样，系受了一种学风的影响，多出于随声附和，并非自己有什么真知灼见。后来留学欧洲四年，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淘养，对于一切学术上的问题，颇能本着自己的能力加以思考，而不肯随便盲从。对于中国的古书和古史，也自然取这种态度，但就大体讲，还是疑古的成分多而信古的成分少，因为这些东西多半经过后人的改窜，真的中间杂着多量伪的东西，实在不能不令人怀疑。
我于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回国。考察国内的学风，疑古的倾向较前加甚。这种风气起于所谓新文学运动，适之先生当然是其中的领导者，而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正是一个榜样。梁任公先生在批评这部大著中，曾提出抗议道：
“胡先生的偏处在疑古太过，疑古原不失为治学的一种方法，但太过也很生出毛病；诸君细读这书，可以看出他一种自定的规律，凡是他所怀疑的书都不征引（但有时亦破此例，下文再论）所以不惟排斥《左传》《周礼》连《尚书》也一字不提。殊不知讲古代史，若连《尚书》《左传》都一笔勾消，简直是把祖宗遗产荡去一大半！我以为总不是学者应采的态度。”（见《梁任公学术演讲集》第一辑八页）
任公这种抗议本具有充足而健全的理由，可惜他自己是一个玄学家，不能利用现代的科学去治古籍，他虽自有其治学方法，但有许多地方，只是跟着适之先生走，所以一班青年学者对于他失去信仰，把他的话当作耳边风而不以为意，这便是“以人废言”了。
梁先生对胡著的批评，原系在北京大学哲学社的一篇讲演稿，至一九二二年年底才刊印成书。然异年五月六日，努力的《读书杂志》即发表了顾颉刚先生致玄同先生的一封信和按语。他在此信中根据几部并非历史的古书，如《尚书》《论语》《诗经》之类，提出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见《古史辨》第一册六一页）
的有名的主张，并在按语中总括地说道：
“如这封信里所说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见同书同册六○页）
到了六月十日，《读书杂志》复发表钱玄同先生的回信，更进一步了，信中说：
“先生所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意见，真是精当绝伦，举尧，舜，禹，稷，及三皇，五帝，三代相承的传说为证，我看了之后，惟有欢喜赞叹，希望先生用这方法，常常考查，多多发明（注意这四字，他们是要无中生有地从脑袋中去‘发明’——季）廓清云雾，斩尽葛藤，使后来学子不致再被一切伪史所蒙。我从前以为尧舜二人一定是‘无是公’‘乌有先生’。尧高也，舜借为‘俊’，大也。（《山海经》的《大荒东经》作‘帝俊’，）尧舜底意义就和‘圣人’，‘贤人’‘英雄’‘豪杰’一样，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称而已。中国底历史应该从禹说起。……今读先生之论，证以《长发》和《閟宫》两诗，方知连禹这个人也是很可疑的了。（见同书同册六七页）
顾先生所说的禹是怎样的呢？他最初的见解没有成熟，我们可征引他和刘掞藜、胡堇人两先生后来讨论所得的结论如下：
“西周中期，禹为山川之神，后来有了社祭，又为社神（后土）。其神职全在土地上，故其神迹从全体上说为铺地陈列山川治洪水；从农事上说，为治沟洫事耕稼。耕稼与后稷的业混淆，而在事实上必先有了土地，然后可兴农事，易引起禹的耕稼先于稷的观念，故《閟宫》有后稷赞禹之绪的话。又因当时神人的界限不甚分清，禹又与周族的祖先并称，故禹的传说渐渐倾向于‘人王’方面而舆神话脱离”（见同书同册一一四页）
自顾钱两先生这些新奇的伟论发表后，本来引起许多反响，但一班持反对论的人只能在几部古书里面滚来滚去，不能利用现代的科学知识去相责难，以致不能克服他们。不仅是这样，他们这一边还有好些受过现代科学洗礼的人为之助威，遂使他们的势力愈加膨涨。第一个助威的人是哲学博士胡适之先生，他在一九二四年二月八日的一篇论文中说：
“顾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见解真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我们应该虚心地仔细研究它，虚心地试验它，不应该叫我们的成见阻碍这个重要观念的承受。这几个月的讨论不幸渐渐地走向琐屑的枝叶上去了；我恐怕一般读者被这几万字的讨论迷住了，或者竟忽略了这个中心的见解，所以我要把它重提出来，重引起大家的注意。”（见同书同册一九一页）
他于说明顾先生“这个见解起于崔述，”并举井田论的演进史为之阐明后，即进而批驳刘掞藜先生的意见，末了，总括道：
以上所说，不过是我个人的读后，感内中颇有偏袒顾先生的嫌疑，我也不用讳饰了。（见同书同册一九八页）
第二个助威的人是地质学家，丁在君先生，他于是年二月十一日给顾先生的信中说：
“禹治水之说绝不可信。江河都是天然水道，没有丝毫人工疏导的痕迹。——江尤其如此。
“去年同扬子江水道委员会的技师Palmer君等同赴万，他对我说‘就是要用现代的技术来疏导长江，都是不可能的。石器时代的禹如何有这种能力？’
“我说禹是石器时代的人，因为我们至今没有发见夏代的铜器。”（见同书同册二○八页）
同时顾先生又善于利用考古家的议论去帮助自己的主张，他有一次征引适之先生的话说：
“发见渑池石器时代文化的安特森近疑商代犹是石器时代的晚期（新石器时代）。我想他的假定颇近是。”（见同书同册九九页）
又有一次征引王国维《古史新证》一二章的文字，尤其是第二章，作者举出《秦公敦》和《齐侯镈钟》的金文，证明“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见同书同册二六七页），而顾先生则洋洋得意，加以附跋道：
“颉刚案，读此，知道春秋时秦齐二国的器铭中都说到禹，而所说的正与宋鲁二国的颂诗中所举的词意相同。他们都看禹为最古的人，都看自己所在的地方是禹的地方，都看古代的名人（成汤与后稷）是承接着禹的。他们都不言尧舜，仿佛不知道有尧舜似的（注意：两种古物上没有言及尧舜，就是没有尧舜的证据——季》可见春秋时人对于禹的观念，对于古史的观念，东自齐，西至秦，中经鲁，宋，大部分很是一致。我前在《与饯玄同先生论古史》说，‘那时（春秋）并没有黄帝，尧，舜，那时最古的人王只有禹。’我很快乐，我这个假设又从王静安先生的著作里得到了两个有力的证据！”（见同书同册二六七页）
上面各种疑古的说法本来丝毫没有理由（反驳批评散见于本书各处）不值识者一粲。不意当斯时也，与顾先生互相唱和的玄同先生竟出乎人意料之外的把那个上自军阀，官僚，资本家，学者，下至妓女，绑匪，叫化子，瘪三所心爱的“钱”字抛弃不顾，改姓“疑古，”借以哗众取宠；并且利用他的一点文字学的知识，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中将柳翼谋先生打得落花流水。岂止柳先生就是“‘无名小卒’公羊先生”“董道士”“许老爷”等等也全不在他的眼中（参看同书同册二三一至二三四页）。他顶着“疑古”的招牌，这样横冲直撞之后，告诉我们说：
“清代经师……正因为缺乏‘勇于疑古’的胆量，所以‘创获’未免太少了。”（见同书同册二三四页）
这样一来，一班所谓新汉学家或整理国故者是一时胜利了。顾先生把这些讨论的文字编成《古史辨》第一册，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出版，因书的传播，使他们的胜利愈加发扬了。
可是他们于这种胜利之后，竟无以为继，遂致不能继续维持他们的权威，自他们推翻禹以前的一切帝王后，一般青年学子本来万分热烈地希望他们弄出一个头绪，建设一部信史来。但适之先生于一九二三年七月虽已立下古史的骨干（参看同书同册九七至九九页），颉刚先生虽已于同时企图建设信史（参看同书同册九七和九九页）不意继《古史辨》第一册而出现于各种报章杂志上面的东西仍旧是一些没有头绪的片段文字。迨《古史辨》第二册于一九三○年九月出版，人们已大失所望，而继此布刊的《古史辨》第三册两厚本，更少人过问，因为语其内容，每况愈下，越弄越枝节了“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大家已经明白看出胡博士所领导的这一派人只能运用唯心而又浅薄的实验主义，做做校勘的工作，至于建设信史的责任不是他们所能担负的。同时顾先生也在“一种学问的完成，有待于长期的研究”这种口实之下，把他的终身事业宣布出来了：
“如果我随便举出几句话作为我的结论，那么，我就是伪史的造作家了，我如何可以辨别人所作的伪呢！我要求结论之心，或者比了说这句话（按即指他没有结论）的人还要热切，但我不敢自己欺骗自己，更不敢欺骗别人。责备我的人们请息了这个想念罢！我是不能满足你们的要求了！这不是我的不争气，使得你们的要求不能满足，实在这个时代还不容我满足你们的要求呵！千万个小问题的解决，足以促进几个中问题的解决，千万个中问题的解决，足以促进几个大问题的解决。只要我们从事于小问题的研究而得其结论，则将来不怕没有总结论出来。可是在我们几十年的寿命里是一定看不见了！”（见《古史辨》第二册序言三页）
不用说资产阶级许多养尊处优和从容不迫的“学者，”对于顾先生这段话是会表示极大的同情和敬意的，但自我们看来，他只是中了实验主义的毒，仅注意于单个的现象，努力于枝节问题的解决，而不知道先观察整个的全体，用大刀阔斧劈出一个粗形，然后再来解决各细微之点。譬如革命一样，先用全力打败政府军，取得政府，其余一切小问题自可连带解决。但实验主义者却偏要从一点一滴做起，先解决革命中一切小问题，中问题，然后解决政府军和政府的大问题。像这样，就是一万年也革命不成。
然这个整理国故派建设信史的权威虽因事实上的表现和顾先生自己的宣言完全没落，而疑古的学风不独未曾衰歇并且愈加高涨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另有一派人继承他们的余绪而独树一帜，勇猛直前地担负这种工作了。
这新起的一派即所谓新思潮派，领袖就是郭沫若先生。他以前有恩格斯，后有郭沫若的态度，于一九三○年一月刊布《《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因为他在序言中自称“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大受青年学子的欢迎。他在序言中很恰切地说道：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的新学界上也支配了几年，但那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摩着了一些儿边际？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说起。所以我们对于他所‘整理’过的一些过程，全部都有从新‘批判’的必要。
“我们的‘批判’有异于他们的‘整理’。
“‘整理’的究极目标是在‘实事求是’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必是’。
“‘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
“‘整理’自是‘批判’过程所必经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为我们所应该局限的一步。（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言二至三页）
郭先生的确是比整理国故进了一步，在批判之中，写出了殷周两代社会史的雏形。他左手拿住摩尔根的前史人类进化阶段的公式，右手拿住马克思人类史上经济分期的说法，套在中国的历史上面，是何等冠冕堂皇！但他所谓“‘批判’精神”仍旧是整理国故派的疑古精神，他几乎对于一切古书都发生疑问，都认为不可靠。不过整理国故派是站在“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史”那个抽象的死公式上疑古，而他却是站在龟甲兽骨的遗骸上疑古，这是两者不同之点。
以上所说的是中国近十余年来学风的趋向和学术界变迁的大概情形。直至去年十一月，我因读了神州出版的《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一辑，感觉很大的兴趣，决定起来参战，遂于仓卒之间，草就《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一文登在今年的该志二卷二三期上面。我自读过《古史辨》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两部书后，觉得它们的作者的疑古多系盲目的，而非理智的，玄学的而非科学的，形式逻辑的而非辩证法的。因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史”这种主张虽含有片面的真理，但利用这个死公式，摭拾古书上片段的记载，去把禹当做天神，并推翻尧，舜，宣布他们为“无是公，”“乌有先生，”便荒谬绝伦了。同样，甲骨文和金文虽是最硬扎的证据，可作史料，但利用这种残缺不全，并非历史，和文字仅被认识十分之五六的遗物去做唯一无二的史书，并否定一切古籍，便是无理取闹了。基于这一类和其他科学上的理由，我在参战论文中对于这些盲目的疑古家和玄学的论史者力持一种反对的态度。举例来说，我曾反驳：
一、玄同先生的尧舜为理想的人格的主张，
二、颉刚先生的禹为天神的主张，
三、适之先生的商为新石器时代的主张，
四、沫若先生的殷为游牧社会的主张。
这样看来，在表面上，我不独丝毫没有表见接受他们的主张的痕迹，并且还是热烈反对他们的一人。但在实际上，我栖息于十几年浓厚的反古和疑古的空气中，在侦探的手枪与生活的铁鞭两重压迫之下，既没有地方借到古书古物，更没有金钱购买古书古物，甚至于还没有工夫来细心考察古书古物，所以我于不知不觉之中受了他们绝大的影响，变成他们在学术上的黑暗势力底下的半牺牲者！大家看到这里，也许要大吃一惊，急于追问：这是怎样一回事？请听我细述一遍吧。
中国的古籍如《尚书》之类，多经过后人的改窜增补，而比较后出的书如《史记》之类，又多系根据这一类的古籍和其他传说编成，在史料上本来不甚健全，不能完全作为信史。这是丝毫不用怀疑的。不过一班以疑古为专业或用疑古做招牌的先生们，即利用此等古书中的若干弱点，你一枪我一剑，长年累月，连篇累牍，向之进攻，务必尽情推翻古说，自创新奇之论然后快。他们的虎头牌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史”和“锄头考古学，”说来本有几分动人，更足以增长他们的主张的势力。同时，那些反对的先生们虽有时也有精辟的议论，但杂着卫道的观点（如刘掞藜先生在致顾先生书中，一则曰“这种怀疑的精神，很有影响于我国的人心和史界，”再则曰“先生这个翻案很足影响人心。”参看《古史辨》第一册一五二，一五三和一八六页），使敌人得乘虚而入，尽量对这个弱点下攻击（参看同书同册一九○至一九一页，适之先生：《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使他们失去群众的信仰，借以巩固自己的胜利。这是专就顾先生的《古史辨》讲的。至于郭先生的书，只看见在短时期内一版，二版，三版，四版，印个不停，只看见一般青年同声喝采，没有看见——至少是我没有看见——反对的议论○一直至一九三一年为止，这两部书的潜势力是很大的。
我在这种混浊的空气笼罩之下开始向他们进攻，因自己没有很多的工夫细读本来带有毛病的古书，不免对之满怀疑虑，对于其中所叙的事实，总要打一点折扣。例如我在参战论文中说：
“《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蓺五谷’，教熊，罴，貔，貅，虎，这大概不过是种植牧畜的影子，绝没有那样‘蓺’与‘教’的盛况。同篇又说：‘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这虽未必完全可信，至少舜时是有种植业的。”见《读书杂志》二卷二三期拙文一七页）
这正是因为不大相信《史记》靠得住，才把它对于田野农业的描写，打一个对折，认为种植业（初步农业）。我对于《尚书》的态度也是如此。我曾说过：
“《尚书》的篇幅既多，材料也不少，不过就文体和事迹看，除《盘庚》三篇外，类多后人粉饰改窜之词，很难据为信史。例如《汤誓》说：
“‘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
“这种赏罚操诸一人，完全是一个专制君主的口吻，就当时的产业发展情形看，国家还没有成立，不应有此现象。但内中说：‘舍我穑事而割正夏’，……这不见得是经过粉饰或改窜，因为后人大概只在什么德，威，刑，赏，仁，义，礼，信等抽象名词上做工夫，……对于经济状砚绝不措意，不会将牧畜改作农业借以夸示将来。”（见同书同期拙文二二页）
我因为不甚相信《汤誓》，所以对于内中所描写的专制君主的话，否认它的真实性，以为“就当时的产业发展情形看，国家还没有成立，不应有此现象。”实则当时的田野农业早经发展，亚细亚生产方法底下的专制国家早经出现，而这种专制君主的口吻，完全为一种应有的现象。我既对于一切古籍的说法无端打个折扣，抱有盘庚以前的商代为氏族社会末期的成见，所以到处要打折扣，才说得通，譬如我说：
“就郭君书中所列的商殷帝王表……计算，
“《殷本纪》有三十一帝，内子十八，弟十三，
“《三代世表》有三十一帝，内子十七，弟十四，
“《古今人表》有三十一帝，内子十七，弟十四，
“《卜辞》王氏考有十八帝，内子十四，弟四。
“由此可见父传子的数目较‘兄终弟及’的为多，而三十一帝十七八世中直接传子的也有十四世，当然不能以‘兄终弟及’去总括商殷两代的帝王。况且自汤开基，即是子承父业（汤为主癸子）不是由兄传弟，尤足为商的初时已经不是‘母系中心的社会’铁证，因为在这种社会中，子不能留在本氏族内，无论如何，父的位置不能传子，商自汤始即继父业，复传之于子，足证当时正是以男性为本位的社会，正为野蛮的高级。至于以后偶然传弟，当系无子可传，或虽有子因故不能传，故沿着母系制时‘兄终弟及’的习惯暂传给弟。”（见同书同期拙文一○三页）
这种说法虽勉强可以成立，但很不自然。因为我们必须把《汤誓》中专制君主的口吻改掉，岂止于此，必须连带把《汤誓》以前的《甘誓》中专制君主的口吻改掉，才站得住脚，否则在男性本位的氏族社会中虽有父传子之局，必须经过选举（详情可参看本书讲商代的各节），与这种专制君主制绝不相容，我们固然可以说这种专制局面也许是经过后人改窜的，未必可信。但《虞书》也显然经过后人的改窜，何以这种专制局面不加在尧舜的时代，而“咨四岳，”“咨汝二十有二人”的局面又不加在夏商两代呢？这种顺序恰恰表现唐虞为氏族社会的末期，夏商为阶级制和国家出现的初期，决非一种偶然的现象，也决不是没有考古学知识的后人所能伪造的。由此可见我上面指商代父传子为氏族社会末期现象的一大段话是不能成立了。
自我的参战论文付刊后，我即感觉这个矛盾，预备翻案。但在这“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史”与“锄头考古学”两面夹攻所造成的浓厚的疑古空气中，我有什么法子可以证明那些本身带有毛病的古籍，说它们大部分可靠而使人相信呢？这个问题萦回于我的脑际足足有两个星期之久，没有法子解决。无已，惟有细心再读古书和其他书籍，也许能达到目的吧。我后来重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所列的殷代帝王表，将《史记·殷本纪》所载的帝王世系与卜辞王氏考的十八帝详细几较一下，发见两者间各帝的名字全同，仅三帝的世数略有差异（已详本书）顷见《申报月刊》一卷五号高鲁先生《殷周年代质疑》一文所列的殷世数异同表，内中征引王静安先生卜辞考的殷代帝王多至二十七人，不惟较郭先生所列的多九帝，而且世系也不甚相同，如阳甲，郭书所载“卜辞王氏考”作祖丁弟，高文所载“卜辞所有”作祖丁子，又如盘庚郭书“卜辞王氏考”作阳甲子，高文所载“卜辞所有”作阳甲弟。我因为要亲自查阅王氏的《观堂集林》，特致书于一位藏有此书的友人请将载有此项世数表的一本借我一阅，不意他于亲自赉送的途中，竟在黄包车上遗失，害得他反写信到北平去请人代抄一本，以补残缺。我既无缘亲阅王书，即无从断定郭高两氏的表孰真孰伪（郭表与高表都有显而易见的错误，如郭表“卜辞王氏考”项下祖辛子误作祖弟子，小辛弟误作小乙弟是；而高表《殷本纪》项下则将祖乙子误作祖乙弟），不过就全体讲，两者都不会有什么大错误。兹借用高先生的殷代世数异同表，而去其三代世表和古今人表两项，并改正一处错误和排列法如下：
《史记》与卜辞中的殷代世数异同表
| 帝 名 | 殷本纪 | 卜辞所有 |
补注 |
| 一 汤 | 主癸子 | |
一 世 |
| 二 大丁 | 汤 子 | 同 |
二 世 |
| 三 外丙 | 大丁弟 | 同 |
|
| 四 中壬 | 外弟丙 | 同 |
|
| 五 大甲 | 大丁子 | 同 |
三 世 |
| 六 沃丁 | 大甲子 | 同 |
|
| 七 大庚 | 沃丁弟 | 大甲子 |
四 世 |
| 八 小甲 | 大庚子 | 同 |
|
| 九 雍己 | 小甲弟 | 同 |
|
| 一○ 大戊 | 雍己弟 | 大庚子 |
五 世 |
| 一一 中丁 | 大戊子 | 同 |
六 世 |
| 一二 外壬 | 中丁弟 | 同 |
|
| 一三 何亶甲 | 外王弟 | 同 |
|
| 一四 祖乙 | 何亶甲子 | 中丁子 |
七 世 |
| 一五 祖辛 | 祖乙子 | 同 |
八 世 |
| 一六 沃甲 | 祖辛弟 | 同 |
|
| 一七 祖丁 | 祖辛子 | 同 |
九 世 |
| 一八 南庚 | 沃甲子 | 同 |
|
| 一九 阳甲 | 祖丁子 | 同 |
十 世 |
| 二○ 盘庚 | 阳甲弟 | 同 |
十 世 |
| 二一 小辛 | 盘庚弟 | 同 |
十 世 |
| 二二 小乙 | 小辛弟 | 同 |
十 世 |
| 二三 武丁 | 小乙子 | 同 |
十一世 |
| 二四 祖庚 | 武丁子 | 同 |
十二世 |
| 二五 祖甲 | 祖庚弟 | 同 |
十二世 |
| 二六 康辛 | 祖甲子 | 同 |
|
| 二七 庚丁 | 康辛弟 | 祖甲子 |
十三世 |
| 二八 武乙 | 庚丁子 | 同 |
十四世 |
| 二九 大丁 | 武乙子 | |
|
| 三十 帝乙 | 大丁子 | |
|
| 三一 帝辛 | 帝乙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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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试将上表看一下，便可以知道锄头考古学所夸示的卜辞，把《史记·殷本纪》所载的帝王名称完全批准了，即他们的世系也相差甚微。由此可以证明《史记》确是一部信史，并非“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史，”也不是经不起“锄头考古学”的实验的。试问那些疑古大家，疑古专家，或挂起招牌疑古的“学者”对于此事作何感想？尧舜是“无是公”“乌有先生，”禹是“天神，”商代是新石器时代，是牧畜和母性中心的社会，这一类无稽之谈，在《史记》和其他古迹的面前一起受着死刑裁判了。
当然，我们并不主张《史记》一取得信史的资格，即完全没有一点错误，完全可靠，但在大家没有发见确切证据之前，不应当信口开河地一律把它推倒或抹杀。因为顾颉刚先生在“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史”这顶大帽之下推翻尧，舜，禹，郭沫若先生在“锄头考古学”这个金字招牌之下抹杀商代的田野农业和父传子的专制局面，不独不能建设信史，并且恰恰背道而驰，这真是“不惟无益，而又害之”！我们既经证明《史记·殷本纪》所载自汤至武乙的世系真实可靠，便没有理由说同纪中所栽自契至汤的世系不可毙也同样没有理由说夏本纪所载自禹至桀的世系不可靠。我们于《史记》之外，再考察其他古籍，明白看发错了唐，虞，夏，商之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绝大的转变点：用中国的老话来说，在唐虞之世是传贤之局，一到夏商便是传子之局（偶然为兄终弟及）；用考古学的知识来说，在唐虞之世是男性本位的社会，即氏族社会的末期，一到夏商便入于文明时代，阶级制既经出现，而国家也成立了。我们对于夏商的传子之局，不认为男性本位社会中的现象，而认为阶级制和国家成立后的社会中的现象，因为酋长的传子是要经过全氏族人员民主主义的选举，而君主制的传子仅由于君主一人的意志，民众丝豪没有置喙的余地。我们把《史记》和《尚书》联合起来看，便十分明白。基于这种理由，我特抛弃参战论文中盘庚以前为氏族社会末期的错误主张，而认虞为氏族社会的末期，夏为阶级制和国家出现的时代至于详细事实，已见于此次新增的二万余字中，兹不再赘。
我既说出上面的大理由，这种主张也许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不过成见是最害死人的，尤其是一班所谓“学者”和“名人”为维持自己的“权威”或“威信”起见，常想尽方法去保持他们的成见；因此我不相信那些盲目的疑古家和近来许多“研究有得，”冒言殷或西周为氏族社会末期的先生们，会赞成我的主张。我竭诚欢迎他们尽情反驳，因为我这一次也许仍旧和上次一样，没有闯进真理之门，不过希望预备反驳的人做到下列两点
一、用铁一般的证据推翻《史记》的《夏本纪》和《殷本纪》的世系表。
二、用铁一般的证据推翻《尚书》《尧典》《舜典》等篇关于尧舜“咨四岳””咨汝二十有二人”这一类民主主义的事实和《甘誓》，《汤誓》，盘庚上中下等篇关于专制君主发扬专制主义的事实。
他们如果不在这两方面做工夫，仅自欺欺人地举出一些不相干的理由，便不能推翻我的主张，更不能使我放弃我的主张，这是我要预先声明的。
我深自庆幸，能冲破十几年来盲目的浓厚的疑古空气，而达到一种切合中国古代史实和西洋考古学规律的结论。内中也许还有应当修正的地方，但我此时的自信，大体是正确的。我划分中国经济发展的时期是以生产方法为标准，唐虞以前的氏族社会为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是不成问题的，但夏殷怎样呢？我的答案仍是亚细亚的生产方法。
这个名词是马克思于一八五九年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郭沫若先生曾很不正确地把它看做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已被我驳斥；而我把它应用在殷代，又引起胡秋原先生一篇四万字左右的反对论，笑我不该“旋乾倒坤三千年，”将它安置在殷代。同时杜畏之先生在我发表第一次参战论文的同期《读书杂志》中，刊布他的古代《中国研究批判引论》，力言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亚细亚生产方法。但我看过他们的论文后，不独没有抛弃自己的主张，并且还把这种生产方法同样应用于夏代。在一方面，我对于杜先生所提出并否认其曾经存在于中国历史上的“东方社会”或亚细亚生产方法底下的六个特点，一一予以答复，指出它们确切存在于夏代，并指出这种生产方法在夏殷两代出现的原因。在另一方面，我用八万字的长文反驳胡先生的伟论，附在本书后面，内中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所阐扬的文字，自然是参战论文所没有的。
我所认识的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法，和胡秋原先生所称的“俄国有名的农业问题理论家”杜布洛夫斯基，“俄国有名的历史家”波卡诺夫，以及著《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马札亚尔等等是不同的。他们都认马氏指此为近代中国和印度的一种生产方法，我则认他为指古代印度及东方其他的各国一种生产方法，如涉及近代，便是指这种生产方法的残余。详细理由已见于我的反驳文中。现在要说的一个要点是：马克思所谓“就大体讲，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近世资产阶级的生产方法可以称为经济的社会结构相连续的时代，”正是依照他所最崇拜的大宗师黑格尔所提出的亚细亚的，古代的，中古的和近世的世界划分而作成的。即此一端，已足证明他的意旨中的亚细亚生产方法是古时候的而非近世的，何况我还举出他亲口说出的其他无数理由啦。我自信对于他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法有充分的认识和正确的应用。凡反对我的见解的人，希望对于我所举的一切理由，详细加以反驳，勿徒躲在外国“有名的”人的背后，发几句空议论来否定我的主张。
关于封建的生产方法。我按照马克思等的说法，提出一个具体的标准。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因为国人认两三千年来的中国为封建社会，是由于对封建制度的界说没有弄清楚，以致把这种制度当作一件宽袍，可以加在任何社会的身上。我于提出这个标准之后，对于陶希圣先生所说的中国封建时代下过无情的攻击；他新近虽改变了主张，但我的反驳的议论丝毫不失去现实的意义，因为陶先生把西周看做氏族社会的末期，三国到唐末五代看做发达的封建庄园时期，和真理相去愈远了。他要想维持新近的主张，须努力破毁我所提出的标准和我对他的批判。
还有一层，最近出版的俄国沙发诺夫所著《中国社会发展史》足有五百六十页。译者李俚人先生虽称作者“对于中国社会之史的发展却有深刻的研究，他曾以半生的精力耗费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里”并“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唯物的辩证法，来探讨中国社会的发展”（见沙氏《中国社会发展史》译者序言一页），但自我看来，这是一部最糊涂昏乱的著作。他说：“商朝——它替换了夏朝——国土不过十万里，而周朝——它消灭了商朝——则仅仅七万里，”（见同书五三页），我们且不去管它，他对于中国的氏族社会没有指出终止期，对于中国的封建制度也没有指出起源期。他一方面说从秦始皇“时起才开始中国固有的历史”（见同书一三页），另一方面又标出“周朝封建刷度”的名目，并说明“封建的无政府是从从春秋时代起”（见同书三七页）。最荒谬的是他对于汉代的制度丝毫不加证明干干脆脆地认为封建制度，并且说：“汉朝之更替秦朝，这是中国封建制度走上自由发展之路的一个最大转变时期。”（见同书一五二页）从此以后在汉朝则有“中国的封建‘帝国主义’”（见同书二三五页），在“唐代是中国封建制度表现军事勇气最不多见的时期之一”（见同书三一五页），在宋末是“金银的紊乱，隐藏着中国的新封建化”（见同书二六九页），在明代是“商业又穿上了封建的衣服，”“是中国封建制度的复兴”（见同书四三五和四三七页），而太平天国也是“模仿封建官僚组织。”（见同书五○二页）
总说一句，沙发诺夫这部书对于中国的封建局面的说法不独不比陶希圣先生从前的主张为高明，并且还更糊涂昏乱，因为沙氏在任何制度之上，在任何事件之上，都可一律加上封建两字，除掉上面的例子外，还有满洲人“尚保持封建氏族组织”（见同书四六一页），“明代这些国有土地大部分分配给王侯，皇宾的亲族，仆役，宦官，国有的寺院，及边境的官吏和兵士去了，”“国有的农庄容易变为私有的农庄，这是中国封建制度的弱点和致命伤”（见同书四三八和四四○页），这些话是明白承认把土地分赐臣下，就是封建。自沙氏看来，世界上是无物不封建，无人不封建，也无时不封建，所以把土地分赐臣下固然是封建的，商业也是封建的，帝国主义固然是封建的，氏族组织也是封建的！他忘记说，或在这部书中不必说的惟一事件是：
在他所住的俄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而这社会主义，不用说，也是封建的猗欤休哉，氏族组织的封建，商业的封建，帝国主义的封建和社会主义的封建我们贵国人素来具有“洋迷”之癖，这个“俄国有名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所著的《中国社会发展史》，不知道又要陷害多少青年学子？故特乘便提出来，概括批评一下，同时并声明我对于陶希圣先生说的封建制度的批评，有许多是可同样适用于这个“中国通”的主张的。当然单靠这些，实在不够，将来有工夫的话，我对于这部书和其他许多封建长封建短的书籍，将下一次更周密的总攻击，本书对于陶先生的批评，不过是其发端罢了。
我所认识的中国过去经历的生产方法，封建的生产方法之后是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关于这种生产方法，我在本书第三项和反驳胡秋原先生的论文中，说得最详细，读者一经披阅，即可了然。不过这里有一点是要声明的。王礼锡先生在《中国社会形态发展史中之谜的时代》一文中说：
“第一，我觉得‘前资本主义’的术语过于含混，不能很明白的表示这一时期的社会的特质。
“李先生所引证的两段《资本论》：
“‘前资本主义的民族的诸生产方法的内部坚实……’
”‘重利盘剥在一切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中发生革命的影响……’《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二辑李文四六及四八页）
“‘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前都冠以‘诸’或‘一切’，可见马克思并不以‘前资本主义’当作一个时期看，也不当作一个生产方法看。
第二，李先生所认为前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小农与手工业的直接结合’这一点是根据马克思‘这些国家生产方法广大的基础，是由小农业与家庭工业联合构成的’的话来的。却是马克思所说的‘这些国家’是指前资本主义的‘诸’生产方法的那些国家。封建的生产方法不也是‘诸’生产方法之一种吗？杜布洛夫斯基则正以这个特征加之封建制度之上所以李先生对这个时期所用的术语，这是以混淆他对这时代的特质的认识（见《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三辑王文一四页）
王先生这几段话是由于我从前征引《资本论》的数节而没有精密洽当解释所引起的误会的结果。当本书付印时（在王文发表之前），我已经把自己的说明加以修改和增补，使征引文的原意完全显露出来，不致再引起误会。现在要简单答复王先生的是：统观马克思的著作，凡泛指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生产方法，即将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这个名词变成多数（我因中文表现不出来，故代以“诸”字），有时且冠以“一切”的形容词，凡专指真正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则这生产方法的名词必为单数而非多数。即以王先生所指出的一段话为例，原文起首数句是：
“前资本主义的民族的诸生产方法的内部坚实，对于商业解体的作用所表现的障碍，可以从英国对印度和中国的通商明白表现出来。这些国家生产方法广大的基础，是由小农业与家庭工业联合构成的。……”
这里第一句的生产方法，原文为多数，而第二句的生产方法原文为单数，正是上述区别的明证。马克思在第一句中是泛指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生产方法内部坚实足为商业所发挥的解体作用的障碍，自确切指定印度和中国做例子的时候，即马上将生产方法换成单数，叙述亚细亚生产方法的残余，即狭义的（为便于区分起见，特指前者为广义的，后者为狭义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一部分。其他例子尚多，已详本书，不再重说。所以广义的前资本主义的诸生产方法与狭义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是两桩事，不是一桩事，后者有一定的内容，并不与前者想混。因此我对于这个时期所用的术语，决不致混淆我对于这时代的特质的认识。
王先生因上述的误会，抛弃前资本主义的术语，另采用泼可老夫斯基解释俄国历史所提出的“专制主义”的名词来解释中国自秦汉至清鸦片战争前“这一段瞇的历史”（见《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三辑王文二○页）。我对于这一点是不赞成的，一因狭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术语最切合这个时期的状况，用不着另许新名目，二因划分经济发展的时期应以生产方法为标准，“专制主义”不是一种生产方法，只是某种或某几种生产方法所产生的一种现象，绝不适用。王先生对于我上面的解释和这里的批评也许能够接受，仍回转去应用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术语，不致感觉中国这个时代是“谜的时代”吧？
不过说到这里，我还要提出一个报告，就是：当马克思指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生产方法时，常用“前资本主义的诸生产方法”字样，当他指狭义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就我所知，没有冠上“前资本主义”的形容词如前述一段，就是一例，此外《资本论》第三卷“前资本主义的”一章，例子尤多。如果他在别处曾经用过这个形容词，尚未被我发觉，那自然没有问题，否则这一点将被人们作为口实，说：所谓狭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术语，并非出于马克思，不可运用。
我以为马克思于指狭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时，仅用单数的生产方法，而不冠以“前资本主义”的形容词，是由于没有必要，并非不承认这样的一种生产方法。例如在上面所征引的一段话中，他既于第一句用过“前资本主义”的形容词，第二句自然不必再用。又他在“前资本主义”的一章中，既用过这样的总标题，文中也自然不必重用。总之，马克思所指的狭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有一定的内容（已详本书），绝不能因他没有将这个术语连贯起来，遂被人们抛弃不用。
现在即退一万步，假定马克思没有将前资本主义与单数的生产方法连贯起来，是不愿意提出这个术语（这自然是千万不会有的事，否则“前资本主义的”一章大可作废了），然我为说明自秦汉至清鸦片战争前的经济发展状况起见，也有权利创造这个术语，拿来应用。德国著名的经济学者桑姆巴特著《近世资本主义》（Der Moderne Kapitalismus）四厚册，叙述欧洲自八世纪至十九世纪的经济制度他认全欧洲经济史上的早期资本主义（Frühkapitalismus）时代，就广义言，是自十三世纪中叶起至十九世纪中叶止，就狭义言，是自十五世纪中叶起至十八世纪中叶止（参看该书原文第二卷第一册一四页）。自八世纪至早期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为前资本主义的时代，所以他的书第一部分的大标题为“前资本主义的经济。”（Die Vorkpitalistische Wirtschaft）不用说，这里所谓“前资本主义的经济”是单数而不是多数。其实在资本主义的前夕所表现的一种过渡而复杂的生产方法，称之为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是再适当也没有了。所以无论如何，我对于中国自秦汉至清鸦片战争前的生产方法是要采用这个名词的。
有人以为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既是一种过渡的生产方法，为什么占这样长久的期间？但我们应当考察自秦汉至清鸦片战争前是否确系实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不必去问期间的长短。当中国周代的封建制度崩溃五六百年之后，欧洲大部分人（除希腊人和罗马人外）犹在野蛮状态之中，他们达到封建生产方法的阶段既较迟，而进入资本主义又较早，所以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所占的期间当然较短。反之，中国的文明发达较早，在纪元前一一三四年至二四七年已是封建生产方法兴起至消灭的时代，自此以后，因生产力的不发达，两千年中便停滞在前资本主义的阶段而不能进展，故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所占的期间特别长久。
然许多讨论中国问题的人对于自秦汉至清鸦片战争前这个长时期，分成几个性质截然不同的时代。如王宜昌先生把：
一，秦汉看做奴隶制度的时代，
二，五胡十六国至清末看做封建制度的时代。（参看《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一辑王文一三，一四和一八页）
又如陶希圣先生最近把：
一，战国至秦汉看做奴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时代，
二，三国至唐末五代看做发达的封建庄园时代，
三，宋以后至清鸦片战争前看做前资本主义的时代。
（参看同书《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三辑陶文五至七页）
王陶两先生发表此等主张既不过几段话，没有多少事实作内容，我们自无从加以详细的批评，而且此处也不是详细批评的适当地方，所以我只能概括地说几句。
中国自秦汉以后，因产业——特别是因商业——的发展而产生大量的奴隶，这是事实。但绝没有形成古代希腊罗马那样的奴隶制度，因此在经济中也绝没有占主要的地位。在这两千年的经济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农工业直接结合的半封建的小农生产。至于完整的封建制度，在这个长时期中始终未尝出现过，无论五胡十六国之乱或蒙古人的侵入是怎样破坏了中国经济制度，或怎样企图“恢复封建制度，”但这种制度的基础已被商业蚀毁，单靠政治的力量是“恢复”不来的，至多不过达到一种半封建或封而不建的局面罢了。然说到这里，也许要遭王先生的呵斥，因为他早已说过：
“有人以为封建社会，中国在秦以前便没落了。这不过是从中国古代使用的‘封建’二字，和现译的feudalism的‘封建’相混之故。这种不究内容，只看字面的不值一说。”（见同书《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一辑王文七页）
王先生虽也时常反驳郭沫若先生的主张，但也有接受的地方，他在最近发表一文中认为“殷代是金石并用时代”（见同书《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三辑王文二八页）就是一个显例。这里所谓“中国古代使用的‘封建’两字”的意义如果是和郭先生在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当中所说的一样，那我已经批驳过，用不着他再行声明。否则我真不懂周代的封建制度和西洋的feudalism有什么不同，非请教王先生不可，这是值得他一说的。我自己现在要饶舌的是，中国周代的所谓“封建”或封建制度虽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周公吊二叔之不咸，乃众建亲贤，以屏藩周”），但究其内容，这就其说，其经济状况，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没有什么大差异。所以无论是中国古货的“封建，”或从feudalism译来“封建“，在秦汉至清代没有表现过。在这个长时期中，虽因内争与外患（胡人的侵入），几经变乱，使当时的经济受到重大的打击，而呈出退化的现象，或因累世承平，产业发展，而呈出进步的现象，然这只是程度的问题，于生产方法的性质绝无变更 。因此我们始终认这个长时期是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而不赞成有其他的划分。
继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而起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关于这种生产方法在中国的应用，我更要说几句话，而其主旨不外下列两点：
一，将这种生产方法应用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是否适当？
二，如果适当的话，是否应从清朝鸦片战争时，即一八四○年算起？
自我提出这种主张后，虽还没有遇到批评，但我知道有许多人是不赞成的，例如陶希圣先生最近发表的一篇短文虽承认一八四○年以前是前资本主义时期，自此以后，他就表现一种彷徨的态度了。所以他说：
“自一八四○年以后，中国受工业资本主义的克服，走上半殖民地的道路，已经不能依然照通常的社会发达过程前进了。”（见同书《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三辑陶文七页）
这话虽一点也没有错，但中国走上半殖民地的道路，仍旧有华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在国内立下根基，由发生而至于发展，并逐渐取得支配全国产业的地位。它的唯一的特点是这种生产方法因外货输入的压迫，不能充分发展，而且不是纯粹民族的资本在那里统制生产进程然无论如何，这到底还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而不是一种本质不同的半殖民地的生产方法，
所以我们用不着另立新鲜名目，也用不着怀疑，而不采用这个名称。
第一个问题虽经解决，然我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从一八四○年算起，一定又是许多人所不赞成的。依他们的意见，以为这是太早，应当退下七十年，从民国元年算起。但照我的初意，与其说是太早，毋宁说是过迟。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桑姆巴特认十三世纪中叶或十五世纪中叶为全欧洲早期资本主义的开始期。就是马克思，也说：
“当十四五世纪时，资本主义的生产的初步虽已在地中海好些城市中零星出现，然资本主义的时代是从十六世纪开始的。”（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原文节一卷六四七页）
这句话至少要使那个丝毫没有科学常识，专靠抄书来著书，而新近又被胡子先生举发为“战场上的汉奸”的朱其华大吃一惊，因为他在一部五百多页的厚书中神气十足地说：
“不能因为李鸿章在上海办了一个机器纺织局，就说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见朱某《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四六○页）
其实只要有私人资本所组织的大规模的协作生产出现，就算是资本主义的时代，所以马克思说：
“和我们曾经看见的一样，在私人资本同时雇用一种数目较多的工人从事工作，使劳动进程扩充它的范围，并且产出数量较多的生产物之处，在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生产才开始。”（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原文第一卷二六九至二七○页）”
他又说：
“协作的，纯单形态本身虽伴着它的更发达的诸形态而出现为特别的形态，然协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基本形态。”（见同书同卷二八三页）
这些话就是说明资本主义的开始期并不以机器的生产为条件，所以马克思指机器出现一个半世纪以前（机器出现于十八世纪下半期）的十六世纪为资本主义的时代。当时自然连李鸿章在上海所办的机器纺纱局的影子也没有，这虽不合于“以世界革命家自豪”的朱大汉奸的“理论，”然却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结论。
基于以上的理由，我特把一八四○年到现在的中国划入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时代。经过上面的说明，总可以消除一般人的误会与疑虑，以为只有像欧美日本那样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才配称为资本主义时代，半殖民地的中国是不够资格的。
我将近二十年来学术界信古疑古风气的变迁，整理国故派和新思潮派建设信史的工作，自己对它们的争斗，最近重新划分古代社会时代的原因，以及对各种生产方法和主张的意见等等说完之后，特提出论战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来讨论一下，就是参战者的态度问题。当九年前张君劢先生所代表的玄学派与丁文江先生所代表的科学派大张旗鼓在各种报章和杂志上作战的时候，梁任公先生即提出两条“战时国际公法”道：
“第一：我希望问题集中一点，而且针锋相对，剪除枝叶。倘若因一问题引起别问题，宁可别为专篇，更端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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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希望措词庄重恳挚，万不可有嘲笑或谩骂语。倘若一方偶然不检，也希望他方别要效尤。”（见《科学与人生观》上册梁文二至三页）。
一个人本来具有喜怒哀乐爱恶欲这一类感情的，起来参战又是动感情的事，所以于理直气壮的时候，偶然米一套嬉笑怒骂的顽意儿，既使文章生色，又可以发舒胸中的感情，这本是再自然也没有的。不意这些学者或文人竟公然出来加以限制，叫人在打仗的时候，不必尽自己的本领打去，要处处依照他们的方式进行，这是何等恶作剧的事然提出公法第二条的梁先生自己和人家论战是不动感情的么？不然，大大地不然。我们试听他说：
“在君和君劢交谊不同寻常。他们太相熟了，脱略形迹惯了，每见面必谈，每谈必吵，每吵必极诙谐有意趣。这是我常常亲见而且极爱慕的。他们无论吵到怎么田地，再不会伤私人感情，我是敢下保证的。‘著若竹帛’的文章到底和随便剧谈有点不同。况且这回论战题目太重大了，行文更要格外勤恳郑重。否则令人看作游戏文章，便会把原来精神失掉大半。再者，我希望这回论战能做往后学问上乃至其他主义上一切论战之模范。所以‘虐谑’，‘诡辩’，‘愤争’的态度务要铲除净尽。”（见同书上册梁文三页）
梁任公先生是一个老练而巧妙的文章家，更是一个绅士态度的代表人物，他上面一段话，不用说，是经过浑饰的。然即此可以看出他在实际上对于别人讨论问题，大动感情，不独不讨厌，而“且极爱慕，”只因站在统治阶级的地位，处处要顾虑到示人以：模范“，才叫争论的双方只可在言谈上动感情，并且无论怎样大吵大闹都可以，但是，——但是不可见诸笔墨！！！啊，资产阶级学者的虚伪，真是登峰极造了这种虚伪的态度，我们是不能容忍的。岂止我们，就是他的同阶级的人现在也不能够容忍了。不信，我可介绍今日（十二月五日）《申报·自由谈》的编辑先生的两小段话如下：
“乐到极点，便‘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真情之流的自然流露，确是这样不容遏制的。同时，假若外界给予人们的刺激太深，则为刺激所掀起的强烈的反应，也会使人情不自禁地顿足锥胸，逼得非骂不可。
“但拿伪君子的眼光来看，骂是顶野蛮不过的，他们虽则背着背良心，干了不少损人利己的坏事，表面上却满口甜蜜，企图不露半点儿痕迹，谁若要鸣不平，想把心中淤积的愤火发泄发泄，不管你心直口快，句句是道，他们总极力反对，不严加干涉，处于这时代，伪君子的权威高压在他人之上，所以人的真情，竟然多少被凶焰掩盖住了。”
当然，《自由谈》的编辑先生这些话不是对梁文而发，不仅这样，他如果知道我征引他的话去和任公的话对比，即不致“情不自禁地顿足锥胸，逼得非骂不可”也要“心直口快”地说一句“岂有此理”！然无论如何，上面这些话总算是替骂人的人吐了一口怨气，这才是“真情之流的自然流露。”
本来抱有绅士态度的资产阶级的学者们既表现一种不复维持口是心非，表里不一致的虚伪态度，而生活与习惯都浸润在争斗的青年们更是如此。所以《读书杂志》的编辑先生很郑重地说：
“我们这个刊物不取教科式的呆板的叙述的方式。里面的文章很少庄严的教学式的脸孔。他们不掩盖相互间的矛盾，他们不顾相互间的绅士或学者的面子。他们是像有生气的青年一般，一点都不‘世故’，三句不对就吵起来。如果作者怕损了自己的学者的尊严，顶好不在这里发表文章。如果读者不惯于这种泼刺的习气，顶好不读这里面的文章。”（见该志第二卷一期《卷头言》）
拿这些话和梁任公先生的话来相比较，大家可以看出这不是一种堕落而是一种上进，不是一种虚伪的延长而是一种虚伪的打破。要做到这一点，才能够使参战者依照自己的个性和体裁，放手做去，而不致因时时要顾虑到保持一种虚伪的态度，反失去作文的自由。马克思从前在《评普鲁士新近的检查令》一文说过：
“我的所有物是体裁，体裁是我精神上的个性。体裁像人（Le style c’est l’homme）。怎样呢!法律准我从事著作,但我当抛弃我的体裁,另用一种体裁去从事著作！我可以表现我精神的面目，但我预先必须将这种面目套在规定的绉皮里！那一个有体面的人对于这种不合理的要求，不觉得怔怩，而不情愿将他的头藏在宽袍里面呢？至少让宽袍像一个约彼特的头（jupiterkopf）。那些规定的绉皮不过是使好好的姿容变成恶劣的滑稽像罢了。”（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原文第一卷一四五页）
这段话不独是对检查令的一种有力的抗议，并且也是对资产阶级富有绅士态度的学者们限制参战者措词必须“庄重，”“万不可……嘲笑，”并且要把“虐谑，”“愤争”的态度“铲除净尽”的“公法”的一种有力的抗议，所以我特把它介绍出来。
现在我要讲自己作战的态度了。我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对于我的论敌常喜用勇猛决切的战术，以期马上分出胜败。我曾在拙著《我的生平》序言中谈到批评适之先生的实验主义和中国哲学史大纲，说我
“有时且出以一种嬉笑怒骂的态度。这不是我故意与之为难，实因我是一个战士，非采取这种态度，即不能发泄胸中的热情，增加文字的力量，引起读者强烈的注意，并促进他们深刻的认识。”
不用说，我从破坏了资产阶级学者们的“战时国际公法，”“拿伪君子的眼光来看，……是顶野蛮不过的。”但我并不以此事为荣幸，惟有喟然而叹曰：予岂好嬉笑怒骂哉？予不得已也！现在暂且抛开这一点，打个譬喻，大家当能知道我的苦衷。今有一所建筑多年或新近建筑的房子于此，因为矗立途中，阻碍我们的进步，命我去折毁，我当使用钢刀，还是使用竹刀，当使用铁锤，还是使用木锤？只要不是疯子，谁都会赞成我使用钢刀与铁锤去作工。既是这样，难道大家赞成我用最有效的工具去折毁妨碍进步的房子，而反对我用最有效的武器去扫除我的论敌自成系统的谬误的议论么？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只好袖手旁观，不起来作战。因为我既为战士，即有战士的热忱，战士的勇气，与战士的策略，现在为着保持一种绅士态度——即伪君子态度——的缘故，要压下我的热忱，消灭我的勇气，破坏我的策略，那我除掉一交战就变成敌人的俘虏或可耻的逃兵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如果拿马克思的话来说，我除掉把我的精神的面目套在规定的绉皮里，使好好的姿容变成恶劣的滑稽像以外，还有什么办法？这一大段话就是我本不愿意嬉笑怒骂，而又不得不嬉笑怒骂的最大的理由。
我对于中国学术界的先进如梁任公，胡适之诸先生既不避去这种态度，在同辈人的面前更用不着装出我本来没有的绅士态度。我在这一次中国社会史的讨论战中对于敌军或友军多所接触，词锋所至，伤人颇多，于是陈邦国借王礼锡先生在论战第二辑序幕的附启中说我“准备在论战的每一辑上攻打一个战场上有权威的人”一句话来反诘我：
“试问：如在某一辑论战上没有个有权威的人时，虽或有个有权威的人，但其没有错误处时，难道李君还是要‘在论战的每一辑上攻打一个战场上有权威的人’吗？这样，那除了‘断章取义’，强人错误之外，是不会有第二法门的，但这是什么‘批评’呢？（见《读书杂志》论战第三辑陈文二二页）
关于陈某反驳我的地方，已在驳胡秋原先生的论文中附带答复。我曾郑重声明，就陈某近两三月来“君子豹变”的态度与立场讲，我不屑再和他讨论，不过为着胡先生的缘故，不得不连带说一说。这里又提起他，实因我要说明自己作战的策略，无法避免他。
我在战场中对于两种人，特别进攻得厉害：一种人是所谓著作界的权威，一种人是自己毫无所有，偏又以狂妄的态度，乱发议论，淆乱听闻。前一种人以其大批不正确的著作散布于社会，使一般青年学子受害无穷，如顾颉刚，郭沫若，陶希圣诸先生是。所以我不得不破除情面，挟着钢刀与铁锤折毁他们好几年来尽心建筑的精神上的房子，把禁锢在里面的青年们拯救出来，至于在私人方面，我对于他们是毫无嫌隙的。他们如果诚心诚意地为着真理而著书，此刻觉得我的批评对，应有勇气起来接受，不对，尽可痛加反驳，总不至因此怀恨我吧。假如不幸其有这种结果，那我为青年学子的利益计，也只好不管了。后一种人完全是战场中的投机分子，挟着一点东抄西凑，错误百出的东西，来攻击他人，如朱其华，陈邦国之流是。尤其是陈某，把氏族社会从原始共产制或原始共产社会中开除出来，以此标准去攻击郭沫若先生，说他“铸下了大错，实在不特是大错，简直是个大笑话。”迨经我力加指摘，陈某近复用文过饰非和强词夺理的手段来反驳我，（我的答复见本书附录驳胡秋原先生一文的第四项中。）我对于此等投机分子，常愿拿一二个来痛加惩创，借以肃清战场上无用的废物，使双方的主力战马上开始，并早日分出胜负。这种人我是不怕他们怀恨的，因为我即一百二十万分地对他们客气，就他们所表现的行为看，也是要用明枪暗剑来对付我的。何况我为着真理而作战，一面是不知道客气的。以上是我心坎子上的话，老早就想宣布出来，因没有机会而未能吐露的。
这段话总可以表见我作战的态度虽勇猛决切，但同时是十分坦白的。叶青先生以很懂世故和策略的心情忠告人们说：
“这个也反对，那个也反对，是自陷重围的办法。”（见《二十世纪》第一卷五期六页）
不用说，我现在是孤军独战，“自陷重围”中。但马克思说得对：
“真理的不谦逊恰和光线一样，真理当谦逊，为的是谁呀？为的是它本身么？真理是它自身及错误的表现。因此为的是非真理么？”（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原文第一卷四五页）
我们要参战，免不了要反对这个，反对那个，也免不了要把光线一般的真理很不谦逊地射入敌人的阵地，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也是不应当避免的。所以我陷在重围中只有两种结果：一种是我作战的武器系真理，我可以仗着这种不谦逊的真理击败我的重重围困的论敌，而获得胜利；另一种是我作战的武器并非真理，于一度开火之后，因器械窳败，被坚甲利兵的敌人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到底那一种结果会出现，时间是会裁判的，此刻不用多说了。
我挟着不谦逊的真理作批评的武器，于论战的前途实有莫大的利益。据两位友人负责告诉我，胡秋原先生因我在批评陈邦国的一段文字中偶然提及他称赞陈某一文的话，遂“竭三日之力，”草就一篇四万字左右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来反驳我在参战论文中所描写的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法说。我因答复他起见，也草成一篇八万字的长文，附在本书的后面。这样一住一来，战局便展开了，而并且是向着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展开了。假使我从参战初时起，就滑头滑脑，对这个也逢迎，对那个也敷衍，那我于处世的方法可称是“到家”了，但把真理牺牲在八面玲珑的应酬中，不独于论战丝毫没有益处，而且也是我所极端鄙视的。这样看来，认真批评，毫无顾忌的批评的结果，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胡先生于他的大文还没有开始之时，即预先声明“不讳言”自己“对于政治经济是外行，”这当然不能不使我们拜服他的态度的坦白。但像这样的专门题目，普通经济学者所不能了解的专门题目，自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外行的胡先生竟拿起来做，并做到四万字左右，这当然又不能不使我们拜服他的态度的勇敢。坦白与勇敢是作战中的两个要素，胡先生都已备具，当然可以来大战一场。不过打开胡先生的大文一看，马上发见他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的议论，完全代表杜布洛夫斯基，波卡诺夫，约尔克这一类人的主张。既是这样，一个“外行”对于一个专门题目做几万字也不算是奇怪的。但这样一来，我的迎战便不能完全以他为对象，所以我的题目不能不称为：《对于胡秋原君所代表的杜布洛夫斯基和波卡诺夫等亚细亚生产方式论的迎战》。这就是代示“俄国有名的农业问题理论家”和“俄国有名的历史家”经过胡先生的手来推翻我所描写的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法的学说，而我也假手于对胡先生的直接交锋而勇猛地对他们作战。我是用纯客观的方法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亲口所说的话去击破他们荒谬的主张与曲解，自信比他们用“分尸评判法” ，“人为淘汰法，”“自由增补法，”和“娇揉造作法”（参看迎战一文）所制造的什么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要真实可靠一点。
所谓亚细亚生产方法的问题，自马克思以后在德文中有人提出来特别讨论，在英文中更是如此。但在俄文中却不然。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等在世时已经提及过。及至最近几年，因俄国方面关心于中国的革命，有许多人专门研究中国问题，遂不得不连带提出亚细亚生产方法来讨论，如瓦尔加，马札亚尔等等都是。但旋有一个反对派出现，反对亚细亚生产方法为一种特殊的生产方法，如杜布洛夫斯基，波卡诺夫，哥兑斯（M．Godes）等等是。听说中国的政党于一九二七的土地纲领中也曾承认这种特殊的生产方法，卒因国际严厉的批评，而修故了。近来日本对于俄国这个问题的争论有许多译本出现，现在中文译本也快出版，总不能不算是中外学术界一个重要问题了。它对于东方人和中国人尤有深切的关系，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法既出现在亚洲，它的内容怎样，中国是否经过这个局面？这些问题都是智识界的青年急欲知道的。
我因看英德文书比较便利，且容易购取，已五六年未曾看过俄文书，也不望一望日文书，所以对于俄国这两派对亚细亚生产方法的争议都无从知道。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我只看见马札亚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中文译本，和路易《中国革命与反革命》的德文译本，曾在参战论文中予以反驳。胡先生一方面怪我不该“严厉批评……马加尔（即马札亚尔）使之（指亚细亚生产方法）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合而为一之说”（见《文化杂志》创刊号胡文五页），更怪我不该“痛骂马加尔”（见同书胡文一一页），在另一方面却说：
“马加尔等等学说，在中国有两个优秀的弟子，一个是陶希圣先生，一个是李季先生”（见同书同号胡文五页）
把我当作外国“有名的”学者的“优秀的弟子，”我本来是很愿意的，不过要和我的主张相同的人才好，否则我不独不能算“优秀”而且是一个“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的“弟子。”
胡先生未免太恶作剧了吧我在序言中提出这桩小事，似乎近于枝节。其实不然。我的用意是在说明我对于俄国或俄国以外主张特殊亚细亚生产方法的人没有发生过关系，他们的主张是否正确，是否合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应由他们自己负责，谁也没有权利把我列入他们的“优秀的弟子”之列，使我和他们混在一起，分担一部分责任。关于这一点，大家还可从我所征引的书籍反证出来。我对于这个问题，从前和现在一样，是从马恩两氏的原文著作中引出大批的证据，而加以阐扬。我的叙述是否正确，完全由我独立负责，与马札亚尔或耶萨诺夫等等无关。据我所得的证据，他们都认亚细亚生产方法为近代的一种生产方法（关于耶氏的意见。可参看德文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第一年度第二号三七三和三七八等页，耶氏马克思《论中国和印度》）而我则认为马恩两氏的原意是指古代而言，如涉及近代，仅指这种生产方法的残余。这一勇敢的主张不独与反对派的人如杜布洛夫斯基，波卡诺夫和约尔克等的议论相反，并且也与主张派的人如马札亚尔和耶萨诺夫的议论不相容。但我始终维持我的主张，并不是要保持成见，也不是故意立异，而是切合于马恩两氏的原意，有他们亲口说出来的话做根据。如果有人能征引他们的话切切实实反驳我的主张，使我心服，那我会毫不迟疑地舍己从人。为真理而争斗，我不独具有攻击他人的勇气，并且还具有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但人们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仅征引一些经过曲解的马克思的话，或“俄国有名的农业问题理论家”和“俄国有名的历史家”的话，甚至于俄国有名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家（指耶萨诺夫）的话来反驳我，只是徒劳无功，不能使我屈服的。至于像胡秋原先生一样在一小段话中用许多很尖刻而俏皮的话讥诮我：
一，“旋乾倒坤三千年，”
二，“无疑，错误的不是马克思，”
三，“而每一个学生都知道，耶稣未出娘胎一千多年以前，并没有盎格鲁撒克逊族渡海东来，誓师伐纣”四，“李季先生不仅和马克思开心，简直要和马克思宣战了。”（见《文化杂志》创刊号胡文一五页）
这样和联珠般的大炮，虽放得镇天价响，何尝损及我的主张的毫末？
胡先生自言在“病中”“竭三日之力，以成此篇”（见同书同号胡文第四○和第二页）四万字左右的论文，我虽在健康中，并非仅竭六日之力，以成此篇八万字左右的论文，而是起码竭去四个以至五个六日之力才告结束。我既花费如许工夫，便深深感觉论战中一个大缺点所造成的一种痛苦，这不是关系我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全体参战员的问题，并且此次中国社会史论战能否早日终结，全以这个问题是否满意解决为转移，因此我又要提出它来讨论了。不过我并不从胡先生的大文开始，还要远远远地说起。
当叶青先生所主持的《二十世纪》出到七期的时期，有人从北平来告诉我说，“此刊物在该处销行甚广，极受一般青年学子的欢迎，他们并且认里面有你的文章。是真的吗？”我听到他的话，才知道有这样一种不登广告，却又不胫而走的杂志，经过几次的探询，毕竟从老友处借来一分。打开一看，觉得虽比普通刊物要好一点，但主干叶青先生不独常是暴露他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主义素养的缺乏（记得他说过，依照马克思主义讲，世间没有绝对的真理，现在拿《二十世纪》一查，却没有查到，但我相信这不是我造的谣言），并且还暴露他的社会科学常识的缺乏（如“第三阶级，”“贵族阶级”之类，参看该刊一卷第五期九二和一三九页）。不过我因著过一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对于他的超过二十四万字的胡适《批判》也就发生了兴趣，即从头至尾看过一遍。他的批判是否正确，姑置勿论。我只说一说其中的一个大缺点。就是这篇大简的《胡适批判》，有些文不对题，这种毛病在讲中国哲学史方面，表见得特别明显。
举例来说，他在《春秋时代底哲学》一章，讲“哲学底背景”共有八页，只“附带地驳胡适一句”（见《二十世纪》一卷第五期一二九页），在《战国底哲学》一章讲“哲学背景”共有十五页（参看同书同卷第六期二四至三九页）从没有提及过胡适先生或《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名字，这且不管，不意他讲孔丘哲学十大页，而批评胡著只占一页的四分之三（参看同书同卷五期一三○页至一四二页），讲“孔丘哲学底解释者曾参”五大页，批评胡著不到半页（参看同书同卷同期一四二至一四七页），讲“孔丘哲学底解释者孔伋”五大页，仅有二三句空洞话涉及“‘开山’胡博士”（见同期一四九页，又参看一五○页），于是在章末（指春秋时代底哲学一章）用“然而”一转，总括道：
“然而我们底胡适，却是叙述得一榻湖涂。我到此也不想多加批评，只望读者再去把他所叙述底《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底第四篇，第五篇，第十篇底第一章翻起看看。究竟他给你说什么？摘几点来说，摘些句来引，摘若干词语来注释，摘几个字眼来讲述，就是在著哲学史么？这正诸人皆会的。我若有工夫来抄，可以把中国哲学史上卷写得比《白话文学史》还多。”（见同书同期一五三页）
其他类此之例，触目皆是，用不着再举。叶青先生的题目叫做《胡适批判》，偏又“不想多加批评，”“只望读者”自己去看。他笑胡适之先生不是在著哲学史，我却相信他“是在著哲学史，”因为我们如果把他讲孔丘哲学的十大页中对胡批评一页的四分之三，讲孔丘哲学的解释者曾参的五大页中对胡批评的小半页，讲孔丘哲学的解释者孔伋的五大页中的二三句话一齐抽出来，再把他讲哲学背景的若干页加进去，便只看见这是一部哲学史或哲学史讲义，丝毫想不到这是什么《胡适批判》里面的文字！”我若有工夫来抄，可以把中国哲学史上卷写得比《白话文学史》还多。”可见叶青先生的真意不在批评胡著，而在和胡著比赛像这样的“批判”决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文化落后的中国一种普遍的原则。不信，请再看周绍溱先生批评杜衍（即郭沫若）先生的大著吧：
“照着他的结论看来，以为王道（即周之统一）的基础为奴隶制，霸道（即春秋战国以后）的基础为农奴制，故以为奴隶制发生于封建制之前；而农奴制发生于奴隶制之后。他的见解适和我相反。我以为奴隶制为封建制度摇动后之产品；而封建制度的发生，即在农奴制发生之际，所以说王道（即周之统一）的基础为农奴制；霸道之基础为奴隶制。至若我所解释的，也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的事实，而加以分析的。杜先生所说的，也有他所引的事实和其解释的理论。我对他的，也不敢句句加以致辩，我的目的只以我所根据的事实，发表我个人意见，否认杜先生的根本观念。”（见《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一辑周文三页）
这段话真令人莫明其妙！不独什么王道的基础为奴隶制或农奴制，霸道的基础为农奴制或奴隶制的胡说，应列入发昏第二十四章，就是一方宣布自己的意见和杜先生相反，要“否认杜先生的根本观念，”一方又宣布杜先生所说的根据“事实”和“理论，”“不敢句句加以致辩，”也极矛盾的能事。这且不去管它。周先生于说了这段话之后，便依照叶青先生的榜样，或“诸人皆会”的本能，开始编讲义，编至第十二大页。才在总结一句涉及杜先生说：
“这样说来，尤其证明周之王道的基础实为农奴制，故杜先生所说：西周时代为奴隶制是很错误的。”（见同书周文一五页）
周先生说了这句话之后，又开始编讲义，编到第九页，征引方岳（即陶希圣）先生的结论，才又用一句话提及杜先生（参看同书周文二四页）。自此以后再来四页讲义，然后作出结论，又提及杜先生：
“所以我说：霸道的基础为农隶制，而非杜先生所解释的农奴制呵。”（见同书周文二八至二九页）
像这样编讲义式的“批评，”胡秋原先生也是一个好手。他的大文虽名为《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但我记得最初广告上的副题为“评李季君之所论。”迨《文化杂志》创刊号出版，副标题已改为“并正马加尔，瓦尔加等及李季之所论，”但他在文章还未开始的前面小注中特别声明：
“本文评李季君者较多。我不讳言我对于政治经济是外行，……不过见李君文后觉其过伤武断，故竭三日之力，以成此篇。而我要说明一句，我是以自由人爱真理的立场而执笔的；我因为评钱杏邨君一文被人加上托洛斯基派社会民主派的头衔，然而如我评钱君一文并不是有考茨基托洛茨基讲话一样，现评李君亦不是有斯大林在讲话的。似乎要这样申明亦可见在中国做人之不易矣。”（见《文化杂志》创刊号胡文二页）
胡先生这段话不独表见他的大著完全是为我而发，并且深恐我或他人把红帽子给他戴，有污他的“自由人爱真理的立场”所以预先郑重声明一下。他在批评我之前的开场锣鼓既打得如此热闹，那么，这四万字即不讲应尽数归入批评我的分内，总要针锋相对地享光三万字，才象样子。不意经我精密的计算，我不幸只分得三千多字，而这三千多字中且有八百字全与亚细亚生产方法无关，只是胡先生替任曙先生及陈邦国打抱不平，兼替自己洗刷的。（参看同书胡文九，四○和四一页。）
但大家不要幻想，以为剩下的两千多字，是真正在批评我。并不如此。内中有一部分是“旋乾倒坤三千年”这一类的讥诮话，有一部分是“优秀的弟子”这一类的“奉承话，”有一部分是”不幸中国读马克思很多的李季先生……做了马加尔的应声人”（见同书胡文一一页）这一类的婉恤话，有一部分是“李季先生既读过了《资本论》而否认亚洲生产方法为先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是使我非常奇异的”（见同书胡文一三页）这一类的惊讶话，有一部份是“读过《经济学批评资本论》的李季先生何以有这样的错误，真令人百思不解啊”（见同书胡文一五页）这一类的怀疑话，有一部分是”为什么李季先生还在痛骂马加尔呢”？（见同书胡文一一页）这一类的责备话，有一部分是“李季先生所发明的亚细亚生产方法既违反马克思教义又违反普列汉诺夫学说”（见同书胡文一六页）这一类的空洞话。除掉这一大套把戏外，胡先生真正切切实实提出我所描写的马克思的主张来批评的不过两三处，合计只有几百字！而这仅有的几百字不是先把我的主张弄歪曲（如我说亚细亚生产方法与亚细亚生产方法残余的区别，他就代为改做亚细亚生产方法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区别，详情见本书）再来批评，就是不懂我的原意而信口开河。总说一句，凡他批评我的话没有一句是站得住脚的，读者披阅我的迎战论文，就可以知道。
现在请问高明的读者，我在上面所举的三个例子，可以称为名副其实的批评么？我想没有人会说“可以。”因为既名之曰批评即应从破的方面着手，不应从立的方面着手。固然，要破他人的主张自己必须立一种主张。但这应从破的中去立，不应从立的中去破。然中国的所谓批评家为什么专喜编讲义式的批评而不采取真正批评式的批评呢？因为前者最容易而后者最困难。一个人对于某项问题只要读一本十万字的书，至少可以编成一种五万字讲义式的批评。遇着这部书上讨论过的各点，他可以拿去做进攻论敌的武器，遇着没有讨论过的各点，他可以一声不响地混过去；至于论敌有什么主张，他可以依照书本上的说法，用一些空洞话去反驳，不必切实拿来加以讨论。这是多么容易的顽意儿。
但一讲到真正批评式的批评，情形便完全不同了。你的论敌在谈天，你要跟着去批评他所谈的天，你的论敌在说地，你要跟着去批评他所说的地，你的论敌在论古，你要跟着去批评他所论的古，你的论敌在议今，你要跟着去批评他所议的今。举两个实例来说“‘开山’胡博士”在讲先秦诸子，杜威，詹姆士，达尔文，你必须跟着去批评他所讲的先秦诸子，杜威，詹姆士，达尔文；“中国恩格斯”在讲马克思，摩尔根，“锄头考古学，”你必须跟着去批评他所讲的马克思，摩尔根，“锄头考古学。”
讲到这里，那些编讲义式的批评家必定磨拳擦掌地上前质问道：“我们何尝没有‘跟着’，我们何尝没有‘跟着’？”我的答案是：“你们虽也‘跟着’了，只是远远地‘跟着’，不是紧紧地‘跟着’，换句话来说，不是旗鼓相当地‘跟着’。”所谓旗鼓相当地“跟着，”就是遇着重大而值得详细讨论和发挥的问题，你的论敌做一篇四万字的论文，你最好回敬八万字，否则四万字也可以，至少．总要两万字。我这种说法并不是只注意量而不注意质，质当然极重要的，有时还在量之上。如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约达十六万字左右，而梁任公先生的《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一文（见《梁任公学术讲演集》第一辑一至四一页）虽不过一万多字，但在质的方面真算是极批评的能事，大可作为一般编讲义式的批评家的模范文章。我说他的质好，并不是承认他的意见都对，而是说他是名副其实地在批评胡先生的大著，不是像叶青先生一样，名为“批判”实际是在“著哲学史。”但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大家都不知道或熟习的重要问题，单靠质的方面好是不够的，必须在量的方面有充分的表现。这是参战的人应当注意的。
“‘处处有路到长安’，立中带破亦批判，难道一定要像你一样规定破中带立与质量双全才算得批评么？”我想参战的人终会提出这个问题来相质问。我的答案是，凡标明要批评他人的论文（自立一说而附带批评他人的论文不在此例）如果做不到这个标准，绝不能算作健全的作品。为什么呢？理由最明显而简单。你如果持一种反对的态度（同情的态度不在此例），去批评别人的主张，你必须先用全力推翻他的主张，然后能建立你的主张，否则你便是在做滑头买卖，自欺欺人。举个例来说，郭沫若先生说西周是奴隶制，而周绍溱先生则认西周为农奴制，持此说去批评郭先生，但他并不把郭先生的主张打个粉碎，只是自己找些证据，建立自己的主张。这是很滑稽的。因为西周只有一块地皮，上面的建筑物或是奴隶制，或是农奴制，或是二者的混合制，或是其他制度，但无论如何，上面只能容一种建筑物，周先生没有拆毁郭先生的伪建筑物怎能成立自己的真（这里所谓真伪是就周先生的立场说的）建筑物呢？
这个例子明白表现，凡大张旗鼓要批评别人著作的人，在实际上如不能从正面详细反驳别人的主张，只是在大编讲义之中，用旁敲侧击的方法，附带东说一句，西说一句，这种人决不能算做批评家。批评本来是一种最烦难的工作，本来是不容易担任的。马克思说：
“我是一个批评家”（“Ich bin ein Kritiker.”）
像马氏那样敏锐无比的眼光，和百科全书式的脑袋，对于批评的工作，自然可以胜任愉快，并且咄嗟立办。至于我们这些人也要从事批评，那非有充分的准备，并极端小心谨慎不可。就我近两三年来的学术生活讲，我曾因胡适之先生说了“达尔文的生物演化学说给了我们一个大教训：就是叫我们明了生物进化，无论是自然的演变，或是人为的选举，都由于一点一滴的变异”（见《胡适文选》序言三页）这句不负责任的话，便花费五个月工夫研究达尔文的著作和达氏以后各家的生物学，完全击破他的主张。我因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应用所谓摩尔根“先史民族进化阶段”表，便花费一个月工夫研究摩氏的《古代社会》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两书，彻底解决他的胡说。我因要批评陶希圣先生的四部大著,便一方面替他的书做索隐,一方面借阅《廿四史》中的某几种史书，因此花费六个月工夫，仅草成十万字，然他所有的矛盾，他自己感觉不到的矛盾，我都替他指出来了。我说这些话，丝毫不含有夸耀的意思，我只是表明我们要想批评别人，须先下一番刻苦的工夫，多做准备的工作，然后能对我们的论敌下正确而深刻的批评。“欲求生富贵，须下死工夫。”我现在把这句话改过来，叫做“欲求批评对，须下死工夫”！
但我们看一看论战中的情形怎样呢？是不能令人抱乐观的。不讳言自己对于政治经济是外行的胡秋原先生对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一辑发表意见道：
“李季先生在《贡献与批评》中笑我不当赞称陈邦国君的文章，其实我称许过的几篇文章，只是觉得那几篇都还算是有意见的；而其余的，可说很少发表价值之意。”（见《文化杂志》创刊号胡文九页。）
在论战中经历过四年的陶希圣先生于看过《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二辑后，也发表他的感想道：
“论战已有四年之久，现在应当是逐时代详加考察的时期。我希望有志于此者多多从事于详细的研究。……我希望短篇论文减少，多来几部大书。”（见《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三辑陶文八页）
大家把胡陶两先生的话细玩一下，就可知道战场中的大概情形了。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起来参战的人平日对于社会科学和中国问题没有多大的研究，所以在论文中处处露出捉襟见肘的样子。中国的人才非常缺乏，这是一时改变不来，没有办法的。不过这不是论战四年或一年没有长足进步的唯一原因。此外，实在另有一个大原因，就是许多作者并非为解决中国社会史的问题而参战；却别有用意。有的是为着解决面包问题，乘机做几篇文章，取得一笔发表费。这自然不能算作一桩坏事。不过各人应当尽可能地多下研究工夫，不要完全为着吃饭而参战（我也是个文丐，不过我情愿译书去买钱维持生活，不愿把这个战场当做噉饭所。）有的是为着赶时髦，不管自己的力量怎样，拼命制造货物，向战场上输送，借此取得参战员的地位。
有了后面两种情形，所以战场上多系胡先生所称的“很少发表价值”的文章，和陶先生所称的没有“逐时代详加考察的”“短篇论文。”再明白些说，《读书杂志》发行《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合刊本至三次之多，《文化杂志》又继起于后，而内中却很少针锋相对的文字。胡先生对别人的参战论文痛下针砭，而他自己却是一个天字第一号的粗制滥造者！他宣言在“病中”“竭三日之力”草成四万字的大文，我虽绝对不相信，但我猜他也许是在十天或半月之内做成的。因此他的论文不独包含三十种以上的错误，并且粗浮浅薄到无以复加。例如我对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内容明明举出七个要点，他因来不及细看，遂只举出一点来加以申斥（参看《文化杂志》创刊号胡文三五页）；我对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亚细亚生产方法的区别说至三千余字，他因没有能力反驳，遂用一句空洞话敷衍过去，就是：
“其实李先生所举的七个特征，一点也不是先资制与亚洲生产制区别的特征，反之，更是中国先资本主义时代之‘征’。（见同书同号胡文一四页）
像胡先生这样的战法，就是月出一本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刊，出至一百年，战至一千二百次，也不会解决问题；因为他在广告上，标题上和小注中虽装腔作势，大叫对我宣战，在实际上，恰和欧战中中国对德宣战一样，是宜而不战！
然这却不是胡先生一个人的毛病，而是论战场中一种很普遍的现象，故我不惜反复加以申说。要消灭这种现象，只有请那些为解决面包间题而参战的人忍痛少吃一片面包，多用几分工夫研究，更要请那些为赶时髦而参战的人在茶余酒后多看几部书，细心研究一下，再来出马。无论如何，大家应抛弃“日草万言，多么合算或荣耀”的心理，广征博引，并穷思苦索地做文章，尤其是要严格遵守梁任公先生所提出的“针锋相对”的“战时国际公法。”这就是说，大家不应当再做编讲义式的批评文字，应做破中带立的批评文字。中国近三五年来社会科学的进步，比较迅速，但就论战中针锋相对的一点看，不独赶不上《古史辨》的论战，并且赶不上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这是一种羞辱，这是大家应当及时改正的。
我这篇序快达到三万字，本来应当收束了，但还有一点如果不说明，足以引起很大的误会。就是我虽极力主张在论战中打破资产阶级的学者的绅士态度——即虚伪态度，让我们的“真情之流”“自然流露”出来，但我并不是提倡专门骂人。我和人家论战时，虽“有时且出以一种嬉笑怒骂的态度，”然这只止于“有时，”我非至理直气壮，情不自禁的时候，决不采取这种态度。大家试披阅我的一切论战的文字，就可以看出内中所包含的嬉笑怒骂的成分是非常之少的。而并且我的嬉笑怒骂是如分而止，决非谩骂。任曙先生说得对：
“革命家有强烈的仇恨反动阶级的情绪。但必须不忘理智，并立基于科学之上，深刻的诅咒是没用的，应求深刻的认识。”（见任著《中国经济研究》第一册四一三至四一四页）
说来也奇怪，任先生知道说这样合情合理的漂亮话，自己倒是一个谩骂大王，一个好作他自己亲口承认的“没用的”“深刻的诅咒”专家！例如他因陶希圣诸先生引用了日本东亚同文会所调查的含有错误的中国耕地分配状况表便骂道：
“这显然是日本帝国主义故意捣鬼，没有别的。但帝国主义的工具们，中国一般资产阶级的猴儿崽子竟深信？）不疑”（见同书一册二二五页）。
“我们可以说最后这一抄袭派，比较前面两种抄袭派不仅可耻，更是凶悲万状。”（见同书同册二二七页）
陶先生等如果是不知道那个表的错误而予以征引，任先生只能责备他们不应如此轻率而盲目地拿来应用，如果是知道那个表的错误而故意征引，任先生也只能骂他们是资产阶级欺骗民众的工具，何能丑诋为“猴儿崽子，”“凶恶万状”？据我的推测，他们大概是出于无知，而不是出于明知故犯。因为他们要欺骗民众，方法很多；何必借助于这种阗一经比较真相立见的错误的表呢？错误是每个研究问题的人都会发生的，像马克思那样的大学问家有时也流于错误。然错误只是一种错误，不是一种罪恶。例如任曙先生自己把马札亚尔的话一起征引来误作马克思的话，并注明原文见《资本论》（参看任著一册八二页），陶先生或和他对骂的严灵峰先生如照他的话回敬他，岂不也要骂他是无产阶级的“猴儿崽子，”“更是凶恶万状”么？然而陶先生或严先生却不这样回骂，正是他们比任先生高明的地方，因为这种离事实太远的无聊的谩骂映入读者的眼中，不独不会煽动他们对被批评者的愤恨，并且将引起他们对批评者的反感。所以即使不为讨论问题的前途计，专为任先生个人的利益计，这样的骂也是有损无益的。
然而一个谩骂大王的骂，花样是很多的，否则不成其为大王！当任先生还没有开始批评时，即在他的大著的第一章说：
“但这里，我想暂时不宣布所引来的意见的一部分书报和作者的姓名。虽然我是本着真理的出发和革命的立场，而小布尔乔亚的学者是最怕损伤尊严的，恐将来在他们批评本书时生出题外的纠纷，反阻碍了真理的论究。”（见同书一册三七页。）
自第二章起，我们果然看见内中充满了“见陶××著中《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第一章第一段第一句，”“熊××：《中国社会史研究》二三一页，（一九二九，八）”和“严××《再论中国经济题》一八页”这一类的东西。这样一来，在表面上是任先生大发慈悲，极力替“最怕损伤尊严的”“小布尔乔亚学者”“掩丑，”在实际上是比骂他们做“资产阶级的猴儿崽子”还要恶毒。因为这样，表见他们的著作都是污秽龌龊不能见天日的，故用得着任先生代为“包荒。”然而“陶××”“熊××”和“严××”的名下既各附有书名，在读者的心目中，谁不知道是陶希圣，熊得山，和严灵峯呢？即任先生又何尝不知道读者会知道此事呢？陶熊严等等的名字和著作经任先生的“批评”都是出不得众的！任先生这样的骂人新法，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猗欤休哉，谩骂大王万岁！
大王的威风凛凛，固然不可侵犯，但我是“初生的犊儿不怕虎，”所以当我做参战论文时，很想批评他。尤其是大王曾下诏求贤，说：
“假使谁高兴来指责我们错误的话，那是非常欢迎的，我们自己一点都不掩饰，但盼望以革命立场劳动立场为出发。”（见同书一册二八一页）
我虽不是什么“贤，”“但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并且自信没有离开过“革命立场和劳动立场，”因大着胆子，本我一得之愚，贡献于大王之前。我在参战论文中谈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出现，必须先有一个垄断生产工具与生活资料的资产阶级和一个一无所有，专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的无产阶级出现然后才能成功，于是说道：
“中国在鸦片战争前即已备具这两个条件，所以自五口通商，西洋的新技术输入以后，我们的产业资本主义便马上可以发轫了。由此可见任曙君所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内在的而是外铄的，这一特性久已为谈中国问题者所公认，’（见任著《中国经济研究》八四页）等语，只是一种无稽之谈，因为中国如果不备具发展资本主义的‘内在的’条件，无论怎样‘外铄’是‘铄’不来的，如果不信，就请任君挟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去铄一铄五指山的黎人和云贵等处的苗子！”（见《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二辑拙文五六至五七页）
我这段话本来是很合情理的，不意大王见了，勃然大怒，斥为“似乎太过混乱，简直无从答复。”（见同书《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三辑任文五九页）但他于无从答复之中，引用了刘镜园先生的话来答复我，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由于外铄，是资本主义的国家用长枪大炮打破了中国的闭关状态以后移植进来。”他于是得意洋洋地说道：
“大概这用不着我再饶舌了吧？我想这让他们两位马克思主义老将去争，让我这真正的‘新兵’休息几分钟。”（见同书同辑任文六一页）
但我还是要和任先生争，不和刘先生争，因为刘先生虽承认外铄，并没有明白否认内在的原因，而任先生则于他的说法之外加入“不是内在的”五个大字，那就非常机械，表现否认内在的原因了。试问任先生拿他的话做护身符，有什么用处呢？
然大王也有大王的聪明，何尝不知道这种掩耳盗铃的把戏？所以他看了我那段批评后，骂性复发，一面修正自己的主张，一面预先把我骂一顿说：
“我们的外铄主张是根据实际立论，是指的最主要的关键。假使有人以为我们完全不管内在关系，只看见惟一无二的外铄，那么我们亦只有付之一笑，因为那是无中生有的谣言之故。”（见同书同辑任文四三页）
任先生在我们上面所征引的一段话中明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内在的，”此处竟说人家认他完全不管内在关系，是“无中生有的谣言，”到底是谁在造谣，请高明的读者判断吧。
任先生既以谩骂称王，我侵犯了他，自然应该挨骂，所谓罪有应得，于人何尤？因此我深自反悔不该随意批评，以致引起大王的斥责。但我把他的大文看完，才知道他最怀恨我们——尤其是我——的地方并不在这几句批评，而是在我们——尤其是我——根本就不应当起来参战。试听他说吧：
“过去大家都未开始此项全部工程，工程师也许睡觉去了，故此我这一个‘不学无识’的工匠不得不出来承乏。现在呢，一样还未能令我感到满意，使我不能歇手（大家注意这个毛头小子自夸的口气）。这并不是我看不起我们众多的工程师，而是事实上不得不然：‘相似的主人，相似的奴仆’，无耻无能的是中国资产阶级，自亦不能不因缘而出现些同样不高明的‘模仿人，踏袭人，外国大商店的小小负贩人’的一些买办性唯物论经济学的工程师，这是必然。这你说我诋毁了谁，我是管不着的，然而我却是说的沉痛的罪言！谁能否认：‘思想的混乱是统治者的利益’吗？然而我们众多的工程师却又安之若素，甚至准备助长这一混乱，这又安得不令人发指！”（见同书同辑任文六三至六四页）
任先生这段话虽然很长，虽然带有充分的外交家的词令，但他的真意很简单，我们可以用几句话总括如下：
“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中，我是一个顶刮刮的老资格，那时你们干什么去了，‘睡觉去了’么？我苦苦开辟的江山，你们现在竞闯进来了，你们说这些那些，把思想愈加弄混乱了，把我的权威削弱了。你们这些无耻无能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奴仆，你们这些不高明的‘外国大商店的小小负贩人’，安得不令我任大王，头发竖起一尺长！”
我想这是任先生心坎子上的话，不过他不便这样露骨的说出来罢了。他本人也许又要说我是在“造谣，”但高明的读者必能证明我只是把他的真意和盘托出。他这个谩骂大王骂自然比泼妇骂街的骂厉害万倍，因为泼妇只知道骂：死呀，活呀，臭呀，烂呀，而大王则于这些普通术语之外，还知道用无耻无能的“模仿人，踏袭人，外国大商店的小小负贩人”和“买办性唯物论经济学的工程师”等等的新名词。大王的知识远在骂街的泼妇之上，宜其站在她们的头上而称王了。
不过任先生在谩骂的知识上虽可称王，一到讨论中国问题，其言行的卑鄙，见解的糊涂，实为论战场中所仅见，试举一例来说：他著了一部什么《中国经济研究》，自作一序，冒称出自他的同乡刘伯庄先生的手笔，故名为刘序。他在这篇所谓刘序中和老鼠援称钩一样，自称自地说：
“单是这本‘绪论’就有划时代的意义”（见《中国经济研究·刘序》一六页）
“划时代的意义”是什么意义呢？就是：
一，帆船代表封建经济，
二，轮船代表资本主义！
马克思固然说过“手磨机产生封建领主的社会，蒸器磨机产生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见《哲学的贫困》原文九一页）但这绝不是指手磨机后来不会站在辅助的地位，替资本主义社会服务。任先生不明白这个道理，竟于中国海禁大开，帆船多装运资本主义商品之后，主张帆船代表一种与资本主义对峙的封建经济，岂非荒天下之大唐！恩格斯谈及英国的发达曾说：
“旧封建法律的诸形态大半保存着，并取得一种中等阶级的内容，甚至在封建名称之下，直接注入一种中等阶级的意义”（见《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原文五○页）。
这正是封建外表，资本主义内容的说法。帆船的问题，事同一律。自五口通商以后，它仅残留着封建的外表，实具有资本主义的内容。连这种事实都看不清楚的人，还在那里高谈中国问题呀！
这就是任先生“划时代”的“名著”内容的一斑！现在总括起来说：他自己的学识是这样低，而谩骂的程度却那样高，试问这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有什么用处？如果谩骂可以解决问题，那《读书杂志》用不着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号》，只须请十个八个泼妇对骂一顿，令十个八个速写记下来就成了！“深刻的诅咒是没用的，应求深刻的认识。”任先生其猛省！
我胸中要说的话已经倾吐了许多，现在真正快要告结束了。不过把上面的批评文字回顾一下，马上又想到叶青先生“这个也反对，那个也反对，是自陷重围底办法”一句。我的“自陷重围”是完全没有疑义的了。但我为真理而作战，应不惜牺牲，为指摘战场上的病态而慷慨陈词，应得到追求真理的人们的谅解。俗语说：
“不打不成相识。”
战场上不乏勇敢有为的青年，也许因我们一打，打得互相认识，各人本着自我批评的精神，洗刷从前的错误，而努力前进，共同迅速解决我们正待解决的问题。这是就好的方面讲的。
不幸成见做了各人的主人翁，大家不问什么真理不真理，惟找些枝枝节节的问题，以报复为能事，那我当然成为众矢之的。至于我对付的态度可分为两种，今特预先声明如下：
一，我的论敌对我的批评虽非针锋相对，而提出的问题的本身却甚重要，大有讨论的价值，如胡秋原先生此次所提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一样，那我只要有机会，一定起来应战。
二，我的论敌对我的批评既非针锋相对，而所提的问题的本身又不重要，目的只在于谩骂泄愤，如陈邦国和任曙先生此次所提的问题一样，那我决定不再迎战，任听他们从头至尾骂个饱。
末了，还有关于本书的两桩事也要在此声明一下。
一，本书前面一小部分虽在《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二三辑上发表过，但因我对于氏族社会终止期的提早，不独将内容改变了，并且新增了二万字左右。即与此无关的各点，有的因为十分重要，从前的说明不充足，特加以增补；有的因为近乎枝节，不应在本书子上出现，特加以删除。又对陶希圣先生的批评既系六个月以前的作品，取材当然只以他从前所出的四部书和其他散篇为限，近半年来，他又刊布《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二两册，并在《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三辑上发表一篇，改变主张的短文，本书付印前，特将有关于对他的一二项问题批评的材料，从新加入，以求完备。
二，本书第一辑所批评的中西学者或文人，本在三十人以上，而目录中只表见六人，因为有些是在立中带破时批评的，有些是在击破一个主要对象时附带批评的，如顾颉刚，钱玄同，胡适之，安特森，路易，马札亚尔，丁文江，周予同，叶青，顾孟余，梅思平，梁园东，熊得山，周谷城，朱其华，杨东尊，黎际涛，任曙，杜畏之，李麦麦，拉狄克，……诸先生都在被批评之列而目录中的六人，有的是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宿将”即郭沫若和陶希圣两先生，有的是“俄国有名的”“学者，”即杜布洛夫斯基和波卡诺夫两先生，有的是新近才入战场的人员，即陈邦国和胡秋原先生。
我为什么对于学术界好些有权威的人仅附带加以批评，反把两个新进的青年列在批评的主要对象的首尾两端呢？这是有个原因的。我的参战论文原名为《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既要想有所贡献，便当首先从立的方面下手，因此我对于自古至今的中国社会的发展，立了一个系统，依照生产方法的变化，分成五个时代，而我对他人的批评的标准与限度也由此规定出来了。上表所列的许多权威不是对于中国问题没有有系统的说法，就是说的较他人为略，不能作我的批评的主要对象，故只能或详或略地附带提及一下。我谈中国问题，是从古代讲起，关于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一个时代，据我所知，没有人比陈邦国说得更多而更错误的，因此我便从他开始了。他把氏族社会列在原始共产制之外，他的说法如果能够成立，则我所标举的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便没有氏族社会的分，我一举步就遇着障碍，所以严厉地指摘他这一点的错误，对于他的论文中其它阶段不复提及。他不知道是不明白我这种用意，还是故意要来骂我，便在最近一文中说：
“我们希望李君对于我的《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本身有所批评，不想竟未一言提及，只尽咬文嚼字的东咬一口西咬一口。（见《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三辑陈文二一页）
其实我并不是不批评他的“《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本身，”而是因为在共产主义生产方法这个阶段，没有越出范围，批评他其他各点的可能。我旋在批评陶希圣先生的论文中又提到他对那个时代的主张，就是一个明证。不过像这样的感想不是他一个人所独具，而是一般被附带的人所同具的。例如顾颉刚先生也说过：
“最使我惆怅的是有许多人只记得我的‘禹为动物，出于九鼎’的话，称赞我的就用这句话来称赞我，讥笑我的也就用这句话来讥笑我；似乎我辨论古史只提出了这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已经给我这样地解决了的。其实这个假设我早已自己放弃（见第一册二二七页）。就使不放弃，也是我的辨论的枝叶而不是本干；这一说的成立与否，和我的辨论的本干是没有什么大关系的。这是对我最浅的认识。”（见顾著《古史辨》第二册自序三页。）
一个人对于顾先生“早已自己放弃”的“禹为动物，出于九鼎”的话，故意加以讥笑，原不应该（我的参战论文也批评了这一点，后来找出他自动放弃的说法，故本书即削去此项批评）；一个人如果批评他的全部著作只取枝叶而不涉及本干，也不应该。不过我们在立的时候，或在破的一定阶段中，批评了别人的主张，无论是“本身”也好，本身以外的赘疣也好，“本干”也好，“枝叶”也好，希望他们以坦白的心情，明白予以承认或否认，不要企图在“东咬一口，西咬一口”和“这是对我最浅的认识”由这一类空话之下，埋没自己的长处，或掩护自己的短处。因为这也是一种小小的手法，故我特别提出来说一说。
自陈邦国关于原始共产制的说法以后，对于殷周两代的描写无有过于郭沫若先生那样详细的，故我的目标转移到他的身上。其次关于秦汉至清代这个长时期的说明，当以陶希圣先生为巨擘，所以我又和他交锋对垒了。这种事实足以说明我对于人们的批评，完全以他们对于某个阶段所占的位置为转移，并不是我存心要与谁为难，便先从谁下手，也不是要避忌谁，就对谁一字不提。由此可以证明陈邦国所谓：
“要晓得：神州国光社可以为着《读书杂志》而借重‘宿将’的身价，但李季的声价是不值得为二元钱一千字的稿费而拍卖的！”（见《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三辑陈文二二页。）
这才是“东咬一口西咬一口”的“胡说八道”（引陈某语）。近几个月来将自己的本身拍卖给人家的是谁，已成为著作界一种公开的秘密，用不着我提及了。
我对于陶希圣先生的批评本分五大项，而本书第一集所载的仅至第二项为止。以下的三项当编入第二集中。然在对陶先生的批评正待继续之际，忽遇着《文化杂志》创刊号出版，胡秋原先生左手挟着杜布洛夫斯基，右手挟着波卡诸夫，来向我宣战。所谓亚细亚的生产方法问题，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是一个急待讨论和解决的问题，胡先生使战局向这一方面展开，是极有意义的，所以我暂时抛开对陶先生的批评，急起对这三位一体的巨人迎战。当我动手草迎战论文时，胡先生已是神州国光社的编辑，然我并不因此改变向来论争的态度，这就是说，并不因此改变我对陈邦国，郭沫若，陶希圣，顾颉刚诸先生争论时所持的那种严厉的态度，而神州国光社更不因此而拒绝本书的出版。这桩事是双方人格的试金石，更是各小报和党派捏造关于双方的许多谣言的死刑宣告者。这桩事是双方以真理为前提，而不以私人关系为前提的大公无我的真精神的表现。所以我将迎战的论文刊在本书的后面作为附录，由神州国光社出版，其意义不仅在于对国人颇为生疏的亚细亚的生产方法问题，供给充分的研究的材料，而尤在于双方对批评界树立一种求真求实的独立精神。这是我最满意的一桩事，而我的长序遂在这种满意的感情中告终结了。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九日作者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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