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李季 -> 马克思传（1933）
第二章 晚景与家庭
“我希望并且确切相信，在一年以后，有确定的资财，使我得从根本上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并终能自立。”（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三七五至三七六页。）这是马克思于一八六七年五月七日写信对恩格斯说的。当时他正在汉诺威监视《资本论》的付印，满拟于此书出版后，从出版人迈斯列（Meissner）处分得巨额的红利，来改进自己物质的地位。“可是第一年还没有利润，马克思与迈斯列的契约不是规定一定的钱数，而是分取纯利润的半数，故第一年未尝获得分文。迈氏报告这种不好的结果，几乎是惶恐而惭愧的。一切费用越过收入之数约有二百四十塔勒。他希望在下届的弥撒节后能有好消息相告：‘这种为难的话，我虽雅不愿说，却不得不再说一次。’（一八六九年一月二十七日迈斯列致马克思的信。）……直至一八六九年才独得少许利润。但这种‘为数有限的版本’还有三百零八本未曾售出。当一八七〇年仅卖掉五十本，至巴黎公社一年销路才转旺，迈氏乃能于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以令人愉快的消息恨告’马克思，说第一版差不多要售罄——仅剩五十本——必须再版，‘当于一八七二年一月开始’。马氏于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和一八七二，三年中所获的三部分利润总计约四百塔勒，即六十镑，他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做通信员，不到三个月便可获得此数。”（见耶赞诺夫主编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丛刊》第二卷四三八至四三九页楚柏尔：《恩格斯对于〈资本论〉第一卷的七篇评论》导言。）
《资本论》的出现既不能如马克思的预期，可以改善他的经济状况，而伦敦又是米珠薪桂，不易寄居，穷困逼人，于是有迁居的计划。他于一八六八年三月六日写信给柯格尔曼说：“我的情形十分痛苦，因为我不能做一些获得金钱的附属工作，而又常因女孩子们的缘故，必须保持一种体面。如果不因完成这两卷糟糕的书，（此外并找英国的发行人），只有伦敦是〔适宜的〕地方，则我当迁往日内瓦，靠我所获得的资料，也可以很舒服地度日。”（见《马克思与柯格尔曼书》三八页。） 他于同月十七日复告诉柯氏说：“我离开伦敦，迁往日内瓦一事不独自己思索过，和我的家人讨论过，并且也常向恩格斯提及，这是你可以想到的。我在此处每年须用四五百镑，在日内瓦，有两百镑就可以生活。但通盘筹算一下，此事暂时却不可能。只有在伦敦，我的工作才可以告竣。并且只有在伦敦，我才可以希望终久从此项工作中变得一种相当的利益。因此暂时必须留此。还有一事尚未计及，就是：全部工人运动是由我在中间指导的，倘若在这紧急之际离开此处，则这种运动将陷在坏人的手中而误入歧途。（见同书三九页。）
马克思这两次信是表示，他为自己一身一家的利害计，当离开伦敦，但为完成《资本论》二三卷起见，只好留在此间，方可利用不列颠博物馆的书籍，以供参考。（洛利亚以等自《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马克思对于此书不复动笔，凡他死后所刊布的，都是一八六七年以前之作。——见洛氏的《马克思》英文译本七二至七三页。其实马氏在晚年时代对于二三卷都有增补和修改之处，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第二卷的序言中也说明出来了。）并且为护卫工人运动起见，尤不能不就近指挥一切，所以他宁肯使自己和家庭陷入困境，而不愿无产阶级的利益有所损伤。他于是年四月底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说，再过几日，就是自己的五十生辰，而行年五十，犹是一贫如洗。这种情形一直到他的老年，仍然如此。英国一位学者替苏格兰的大诗人朋斯（Robert Burns）一部书作序，内中有一句说：“他所要求的是面包，而他所获得的是一块碑石。”（“He asked for bread and received a stone”）马克思生平的遭际正与此相同。
可是马克思虽一贫如洗，终不致流为饿殍，实因有源源接济的恩格斯在。恩氏自一八六〇年三月底丧父后，在自己服务的公司中所具的权力逐渐扩大；至一八六四年的夏季，与公司订约五年，在此期内，不复做书记，而作治事的股东。然此更非他所心愿，只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于一八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写信给马克思说：“我除掉愿从这种狗商业中自赎出来外，别无所希翼，这种业务耗时甚多，使我的精神完全颓唐了。我一日留在其中，即一日不能做事，自当领袖后，因为要负更大的责任，特别坏得多。如不因收入较多的缘故，我真宁可再做书记。然无论如何，我的商人生活在几年之内应告终止。”（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三七三页。）
恩格斯要在几年之内脱离“狗商业”，毕竟达到目的。他在一八六四年和公司订立的契约应于一八六九年六月底满期，因于一八六八年十一月与合伙的老股东欧门开谈判，结果欧氏尤于此项契约期满之日，予以巨款，而恩氏允其独力继续营业，并负有脱离关系后五年之内不在同处作同样商业竞争的义务。谈判既妥，恩氏于是月二十九日写信给马克思说：“你将信中的问题完全正确答复，并且实时答复，使我于星期二早晨接到。一、你需多少钱偿清一切债务，毫无挂欠。二、你每年有三百五十磅是否足敷经常的需要（我将疾病和意外事件所需的费用除外），这就是说，你因此用不着借债度日。如果不足，望以所需的数目相告。将一切旧债预先偿清，是一个前提。这个问题自然是一个主要的问题。……欧门给我的数目……足以使我每年给你三百五十镑，的确可至五六年之久，遇着非常的事故，还可增加。”（见同书第四卷一一六至一一七页。）
马克思接到恩氏这封信，心中威激，简直不知所云，他于异日回信说：“我因你的过大的恩惠，竟完全失措了。我已经让我的妻子将总账单弄好，所负债务的数目为二百一十镑，比我所想的大得多。（内中有七十五镑是要付当铺和利息的。）但诊治星红热病的医生账单尚未算入，因为他还没有送账单来。我们近年来的用度〔每年〕超过三百五十镑；但这种数目〔现在〕却顶够了，第一，因为拉法格近年和我们同住，家中的用费增加很多，第二，因为实行一种借债的制度，对于一切物品所付的价格非常昂贵。我一经偿清夙债，才可以施行一种严密的治家方法。”（见同书同卷一一七页。）马克思因为获得恩格斯巨额的帮助，此后才舒展一点，不致长受日常极琐屑的生活的压迫；至于恩氏帮助他的期限，初虽拟定为五，六年，然在实际上直至他死才止。
恩格斯替马克思解决了生计问题，才于一八六九年七月一日脱离商业界，他当时报告马克思说：“哈哈，今天与可爱的商业关系宣告终止，我是一个自由人了。……当我第一个自由日的早晨，托细〔马氏幼女的乳名〕和我在郊野作长距离的散步，借申庆祝。”（见同书同卷一七一页。）恩氏久居商界中正如樊笼之岛，一旦飞入山林，宜其乐不可支了。
恩格斯既与“欧门恩格斯厂”不复发生关系，自无再居曼彻斯特的必要，因于一八七〇年九月底移居伦敦，来就马克思。“当恩格斯表示要从曼彻斯特搬来的时候，这便是马克思家庭的一种庆祝节。大家对于他的行将降临，早就纷纷谈论，当他要来的一天，马克思〔盼望到〕忍耐不住，竟至不能作工。这两个朋友〔相会之后〕，于是整夜坐着吃烟喝酒，谈论他们前次相会后所发生的一切事故。”（见《新时代杂志》第九年度一卷一九页，拉法格：《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住在里真公园路（Regents Park Road）一二二号，离马家只有七分钟的路程，他们朝夕相见，随时可以聚谈，自后徐出游外，不复借书信作能通气之具，因此我们不能和从前一样，可以从他们的书信中找出种种材料，或政见。然在恩格斯居曼彻斯特的最后两月中，我们犹得窥见马恩两氏于一桩重要时事的意见，这就是德法战争。
“法国路易·波拿巴曾利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争斗，借着农民的帮助取得总统的位置，复借着平民的帮助，取得皇位。”（见孔拉底——A．Conrady——编的《建国与公社》——Reichsgründung und Kommune——恩格斯：《德意志帝国建设中的暴力与经济》八一页。——Gewalt und Oekonomis bei der Herstellung des Deutschen Reiches）这个第二帝国的皇帝对外的政策是代表资产阶级向外侵略的政策。他在一八六〇年固然联合英军来攻击我国的北京，取得巨额的赔偿与通商的利益，至一八六九年更向普鲁士寻衅，想抑制后者，使之唯命是从，否则不惜以兵戎相见。可是普鲁士究非中国可比，特别是自一八六六年战胜奥地利以后，国势日盛，兵力日强，他在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之下，也正想打败时常拟攫取莱茵河左岸的法国，统一德意志。这两方面既不肯相让，战祸便不能避免了。
然此事是怎样爆发的呢？因一八六九年普国王族里阿坡尔德（Leopold von Hohenzoliean）将继承西班牙王位，拿破仑第三向普王威廉第三提出抗议，决不承认此举，于是两国仇恨从此日深。至一八七〇年七月十九日，法国向德意志宣战，以普鲁士队伍为主体的德军在八月间屡败法军，至九月一日更大破十二万法军于色当，异日又生擒拿破仑第三。法国因此组织国防政府，资产阶级虽抱定了不抵抗主义，但仍不肯割地求和，德军于是直逼巴黎。自是以后，德意志的防御战争告终，而侵略战争开始了。至一八七一年一月底，德军陷巴黎。法国国会于三月一日批准和约，割亚尔萨斯（Elsass）和洛林（Lothringen）两南州于德，并偿金五十亿法郞，德法战争方告结束。
恩格斯于德法战争正式告终的前五月即已移居伦敦，他和马克思的书信往来既因此早经中止，除国际党所发表的文件外——，自无从窥见他们于这种战争结果的详细评论，然他们在一八七○年八月间的两封信已经将自己的态度明白表示出来了。恩氏以为拿破仑第三是一个专制魔王，对外则直接阻扰德意志的统一，间接妨害德国的工人运动，对内则压迫本国的工人，因认德国的抗法是出于民族的图存，而打倒拿氏，实于两国工人运动有莫大的利益。他于八月十五日写信给马克思说：“依我看来，大局的形势如下：德意志为着民族的生存因巴当给（Bodingnet按此为拿破仑第三的浑名）而出于一战。德意志如屈服于巴当给之下，则波那帕脱主义（Bonapartismus按即拿破仑主义），在许多年中便巩固了，而德意志在许多年中——或许多代中——便败灭了。至于独立的德意志工人运动更无从说起，因为一种企图民族生存的争斗将耗去一切精力，德国工人至好也不过落在法国工人的窠臼中。德意志如果胜利，则法国的波那帕脱主义一定败灭，而那种因造成德意志统一的长久纷扰毕竟也被铲除，于是德国工人可以在一种和前此完全不同的民族标准上组织起来，法国此后的政府无论是属于那一种，法国人一定会比在波那帕脱主义之下获得一种铰为自由的〔活动〕地域。德国各阶级的人民的全部群众已经看出他们首先当注力于民族的生存，才可以因此马上抬头起来。”（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四卷三一九页。）
然拿破仑第三对于德意志的武力侵略实由法国人尊崇己国蔑视邻邦的爱国主义（Chauvinismus）助成的，所以恩格斯对于这一点大加非难。“法国的民众，有产者，小有产者，农民，以及由波那柏脱在各大城市所造成的帝国主义的寄居者——这种人是由农民出身的建筑业无产阶级——如果不抱一种爱国主义，则巴当给便不能实行此项战争。这种主义如果不连根拔去，则德法两国间的和平终久是不可能的。大家可以期望一种无产阶级的革命当担任这种工作；但是战争既经出现，德国人除掉自己马上做这一着外，别无他法。”（见同书同卷同页。）
在德法战争中，德国方面主战最力的重要人物是马恩两氏向来极力反对的俾斯麦，然他们从欧洲的大局着想，从德国的工人运动着想，认为暂时无特别反对俾氏的必要，所以恩氏接着又说：“现在讲那次要之点，这种战争是为列曼，和俾斯麦等所主持，他们如果幸而战胜，必定享得目前的荣华，这是应由德国资产阶级的可怜任其咎的。此事的确讨厌，但也改变不了。因为将反俾斯麦主义提起来作将一种单独的指导原则，未免荒谬。第一，俾斯麦现在和一八六六年一样，总是在他的方式中，将我们的工作做了一部分，这样非他所愿意，然却做了。他和从前一样，替我们创造干净的地皮。”（见同书同卷三一九至三二〇页。）
然在另一方面，恩格斯却要尽力去防止俾斯麦掠夺这种战争的胜利，所以他对于德国人民指出几个要点：“我以为人民能够做的事是：（一）民族运动既以防卫德意志为限（在现今状况之下，侵略一事，一直到媾和为止，并非不可能），〔便可以〕加入其中，……（二）注重德意志民族利益与普鲁士朝代利益的区别，（三）反抗亚尔隆斯和洛林的合并——俾斯麦所暗示的意见是将此等地方与摆阳和巴登合并，（四）在巴黎一经有一个共和主义的——非尊崇己国蔑视邻邦的爱国主义的——政府出现，即力图与之作一种公正的和议，（五）继续注重德法工人利益的一致，他们对于此次战争没有赞成，也没有自相争斗。”（见同书同卷三二〇页。）
马克思接到恩格斯这封信，于同月十七日回信说：“你的信和我脑子中所预备的答案的计划完全一致。……亚尔萨斯与洛林的〔并吞〕欲望似乎是在两界中特别显著，即在普鲁士的在朝党和南德意志如醉如痴的爱国主义中。这是欧洲所能够遇得到的最大的不幸事件，尤特别是德意志所能够遇得到的最大的不幸事件。”（见同书同卷三二二至三二三页。）德法两国近数十年来的深仇夙怨，互相扩充军备，以求一逞，实起于德法战争后德国并吞亚尔萨斯和洛林，因此促成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凶残猛烈，亘古未闻的世界大战，现在欧洲——特别是德国——的残败达到极点，马克思的话不幸言中了。
恩格斯对于德法战争的政治态度固十分正确，而他对于这种战争的军事观察尤特别精密。当拿破仑第三向德意志宣战后，他应伦敦很有体面的《帕尔马尔报》（Pall Mall Gazette）之请，从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九日起至异年三月十六日止，共作军事论文六十篇，比较德法军队的编制，指陈山川要塞的险阻，分析军事的形势，推测战争的趋向，绘影绘形，历历不爽。当他还只草成三篇论文的时候，马克思即在八月三日的信中说：“战争如果延长几时，你将马上被承认为伦敦第一个军事名家。”（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四卷三一○页。）至是月三十日，他果然报告恩氏说：“《观察报》（Spectator）在八天以前宣言你的论文是英文报中唯一重要的作品。（见同书同卷三二六页。）
迨拿破仑第三被擒，德军和法兰西共和国对抗，他即于九月十七日草《怎样和普鲁士人作战》（How to fight the Prussians）一文，极端反对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他以为“现今建立在普鲁士制度上面的德意志军事大力量正是无战不胜，大家开始自问谁并怎样在将来和普鲁士人作战。德意志的作战在初时只是防卫自己，反抗法兰西尊崇己国蔑视邻邦的爱国主义，现在既表现逐浙确切转为一种有利于德意志新的尊崇已国蔑视邻邦的爱国主义的战争，这个问题便值得加以考虑。”（见《恩格斯的军事论文》五一页，一九二三年维也纳出版——Notes on the War）这篇军事论文同时表现恩氏的政治态度，恰好弥补他上面一信的不足之点。
关于恩格斯在军事方面的活动与著作，我们已经说过许多次。（参看本书第一册——新版——一四五，一四六，四〇七，四五一，四五二，四六三，四六六，四六七各页，第二册，一五至二〇，六五，八四，一四四至一四九等页。） 现在应在此作个总结，品评他们的价值与意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于叙述原始蓄积的事实后，作出一个结论道：“暴力是每个怀孕的旧社会的催生婆。暴力自身就是一种经济的权力。”（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六八〇页。）马恩两氏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家，自然深深感觉到这个“催生婆”是新社会出生时万不可少的。所以恩格斯后来觉得为革命的利益计，对于自己所素习的军事学有再加深造的必要。他于一八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写信给马克思说：“一班大军人如威里系，隙墨尔普斐尼格，（Schimmelpfennig）和息格尔（Sigel）愈加结合在一起，固然很好。……大家最好是现在即注意于这种由旧兵营与军官表中出来的军官团精神，即察看这种党派心在亡命的军官中恰和在正式的军队中一样，是如何的强固。我们要向这些先生指出‘非军人’的意义何在。不过同一历史指出，我除掉继续我的军事学的研究，因此至少使一个‘非军人’得在理论上和他们对抗外，实别无善法。”（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一卷一八八页。）
就表面上看来，恩格斯此后对于军事学精深的研究不过起因于对抗这些亡命军人，然细心思索一下，便知道他还是准备下次革命的武器，否则所谓“和他们对抗”即绝对没有意义。观于他在是年二月二十六日，四月三日，和十一日三次写信给马克思，早就提及研究军事学，或练习军事论文（参看同书同卷一五〇，一六六至一六七，一六九至一七一各页），即表现他具有更深一层的用意，观于他在是年秋季对于泰却夫登在《纽约州报》（New Yorker Stastszeitung）的《将来战争的概观》（Die Umrisse des kommenden Krieges）所作的驳论尤可表现这一点。他认近世战术是资产阶级和农民解放的前提，是这种解放的军事表现。至于：
“无产阶级的解放也将有一种特别的军事表现，也将产生一种异常的新军事方法。这是显然无疑的。这种新战术的物质基础是那一种，也已经可以决定了。
“但现今混杂的和一部分构成其他阶级尾巴的法德无产阶级仅仅夺取政权，和无产阶级真正的解放——这种解放在乎消灭一切阶级对抗——相差既甚远，而将来革命初时的战术和真正解放的无产阶级的战术相差也是一样远。
“英国的共同活动，至少是德法现有的生产工具增加一倍，为无产阶级真正解放的前提，为完全铲除德，法一切阶级差别与完全集中一切生产工具的前提。但一种新战术一样是此举的前提,……在无产阶级的革命中，对于工业一项不是废除蒸汽机，而是增加蒸汽机，所以对于战术一项也不是减少数量与活动；而是增加数量与活动。
“生产力的增加是拿破仑战术的前提；新的生产力必定是战术中每种新改进的前提。铁路和电报在欧洲的战争中现已使一个有能力的将军或军务大臣演成完全新的〔军事〕结合。生产力的逐渐增加以及因此而起的人口的逐渐增加，一样呈出调集更大群众的机会。……
“但因铲除阶级而产生的新战术的力量不在乎因人口的增加而可供〔军事〕指挥的百分之五〔的人〕即构成永远重要的群众。这种力量是在乎召集百分之十二至十六——不复是百分之五或七——的人民配上武装，此数就是成年男丁——即从十八至三十或四十岁的精壮人民——的一半以至三分之二。俄国如果不完全改革整个社会和政治的内部组织，尤其是改革生产，即不能将他所指挥的兵力由〔人口中〕百分之二，三增至百分之五，德，法如果不改革他们的生产，使之发达到一倍以上，也不能将他们所指挥的兵力从〔人口中〕百分之五增至百分之十二。当每个人的平均劳动借助于机器比现在的价值增加一倍时，才可不需要劳动的加倍数目，然这也只是短期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长久维持这百分之五的人。
“如果此等条件已具，国内的生产有充分的增长与集中，阶级也被铲除——这是绝对必要的——……于是便只有能执武器的人口的限度与真正募集的界限，——这就是说，在万分紧急之际，可以临时武装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的人口，真正驱策百分之十二至十五的人口去对付敌人。但这种絶大的群众是以比现今军队完全不同的一种活动为前提。没有完全的铁路网，此等群众既不能集中，也无从得到给养，既无军需，也不能动作。没有电报，便无从指挥；因为在这些群众中，兵法家和战术家（在战场上任指挥的人不能同是一人，必须有一种分工。兵法上的动作和各军团的协同活动必须借电线由中枢指挥；战术上的动作则由各将军指挥。在此等状况之下，军事上可以并且必定在一个较拿破仑所需还短得多的时期中决定胜负，这是十分显明的。军费浩大使此举成为必要，而运用如许大军作战的决切的效力更使此举成为无可避免的事。
“此等军队在容积和兵法的活动上必定令人闻所未闻，为之咋舌。在兵士中，战术上的活动（如战场上的侦察巡逻和小战等等），也必定要增大得多；他们比现社会所能履行的一切事件要更强健，更敏捷，并更聪慧。”（见《恩格斯百年纪念杂录》一八〇至一八二页。）
恩格斯这篇论文不独表现他具有军事天才，能正确测定后来的军事发展，并且指出他将新战术与无产阶级的解放连在一起，为对世界无产阶级的一种贡献。社会党人对于他所精深研究的军事学不视作他的终身事业的一部分，仅认为他的一种消遣的科目，这是一种绝大的谬见。弗里德里希·阿德勒（Friedeich Adler）说得对：“恩格斯为着履行他的终身事业——即社会主义科学的基础与科学的通俗化——精研许多门科学，而军事学并不是其中次要的一门。他最初以‘军事为专科的研究’，的确是仅由于一种实际的兴趣。一八四八年的事变，特别是他于一八四九年积极参加巴登和帕拉替内特（Palatinate）的变乱所获的经验明白向他指出，对于兵法和战术的理论基础加以钻研，是革命的利益迫切的需要，至于这种革命，他以为又近在眉睫。他于一八五○年底移居曼彻斯特后，即首先研究此等部门的科学。旋因东方问题发生，他利用自己军事学知识的机会，竟比初时所想象的形态完全不同。此后出现的事件不是革命，而是一批战争，对于此等战争政治和军事的分析，费去他许多工夫。当他在曼彻斯特寄居的二十年中，于‘可恶的商业’之外，以始终一贯的精力，精研理论的工作，数量实足惊人。当时发生俄土战争（一八五三年），意大利战争（一八五九年），美国南北战争（一八六一年），普奥战争（一八六六年），和德法战争（一八七〇年）。恩格斯对于这一切战争非常用心观察。他的最大部分的论文是匿名发表的，因其精细透彻，常被猜为一个高级军官的作品。……他和马克思讨论这次战争（指德法战争）的信件中的节段在政治态度上固极重要。然就用军事科学观点对于这次战争作批评的观察讲，他在《帕尔马尔报》上所发表的有系统的研究，比上述各节段更为重要。”（见恩格斯的《军事论文》阿氏序言三至四页。）
恩格斯对于德，法战争固然发表了许多重要的军事论文，对于因这种战争结果所引起的德国住宅问题尤有三篇精辟的作品。德意志席战胜的余威，从法国取得巨额的赔款，新兴的大工业受其滋养，日趋兴盛，大批的农业工人突然拥入各大城市——即大工业中心点——而住宅的缺乏遂成为当时最迫切的问题之一。鱼腾堡的医学博士睦尔博格（A．Mülberger）对于住宅问题在莱比锡的《民国报》（Volksstaat）上匿名发表六篇论文。恩氏对于此报的编辑部接受这些论文表示诧异，编辑部便要求他发表意见。他于一八七二年草《普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Wie Proudhon die Wohnungsfrage löst）一文答复上述一批论文。旋又草《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Wie die Bourgeoisie die Wohnungsfrage löst）一文答复萨克斯（Emil Sax）博士一八六九年在维也纳所发表的《劳动阶级的住宅状况及其改良》（Die wohnungszustände der arbeitenden Klassen und ihre Reform）过了许久，因睦尔柏格对于他的论文加以反驳，复草《对于普鲁东与住宅问题的补充》（Nachtrag ueber Proudhon und die Wohnungsfrage）一文作为回敬，都在民国报上发表。
恩格斯在第一篇论文中首先指出《民国报》从十号起所登的六篇关于住宅问题的论文，是企图将普鲁东学派移植于德意志，此举对于德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一种极大的退步，值得马上加以反对。
“在现今报纸上占显著位置的所谓住宅荒不在乎工人阶级住在恶劣的，拥挤的和不卫生的住宅中。这种住宅荒不是现今所特有的；也不是近世无产阶级对着从前一切被压迫阶级所独受的一种痛苦；反之，这是一切时代的一切被压迫阶级所同遇的事件。要消灭这种住宅荒，只有一个方法，即：铲除统治阶级对于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现在所谓住宅荒是因大批的人口突然拥入各大城市，使工人恶劣的住宅状况愈加历害；于是房租的价格大大地增涨，各家的居民愈加拥挤，有好些人简直找不着住处。这种住宅荒所以闹得起劲，只因他不仅限于工人阶级，并且还涉及小资产阶级。”（见恩氏《住宅问题》一一页。）
“现今各大城市中工人和一部分小有产者的住宅荒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所引起的无数次要的小坏处之一。这绝不是工人以工人的资格被资本家剥削的一种直接结果。”（见同书一一至一二页。）也不是一个特有的工人问题。然德国的普鲁东主义者却具有一种完全相反的意见，以为：“工资劳动者对于资本家的对抗，就是房客对于房主的对抗。”（见同书一三页。）
“这完全是谬误的。
“在住宅问题中有两方对峙着，即房客和房东或房主。前者要从后者暂时租用房子；他所有的是货币或信用——那怕他必须用一种昂贵的价格，即一种租金的增加向房主再购回这种信用。这是一种单纯的商品流通；不是无产者和有产者，工人和资本家中间的一种事业；房客即使是一个工人，也是以有钱财者的资格而出现，他要能够取得一个住宅的暂享权，必须已经出卖了他的特有的商品——劳动力——而获得款项，否则他对于这种劳动力的行将出卖必须能够加以保证。对资本家出卖劳动力的特殊结果，此处是完全没有的。资本家命令所买的劳动力首先从新生产他所要求的价值，然后生产一种剩余价值，而这需要分配给资产阶级的剩余价值暂时留在他的手中。所以这里产出一种多余的价值，即原有价值的总数增加了。租房子的事却完全不同。无论房东怎样欺骗房客，占得多少利益，只是一种现成的——从前生产的——价值的转移，而房客与房东所有的价值的总数始终如一，没有变化。工人从资本家所得的报酬无论是少于，多于，或等于他的劳动力的价值，他的劳动生产物的一部分总是被剥削；至于房客，要所付的房租超过住宅的价值，才算是被剥削。所以要把房客与房东的关系去和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等量齐观，便是完全颠倒错乱。反之，这是两个国民中一种级寻常的商品的交易，这桩事是依照那支配商品出卖，特别支配地产这种商品的经济规律而进展的。房子或房子一部分的建筑费与维持费要首先计入；因房子占优胜位置而形成的地皮价值当列入第二等；而供求关系的目前状况则为最终的决定。这种简单的经济关系在普鲁东主义者的脑袋中却有如下的表现：
“‘住宅的实在价值虽以租金的形态，早已极充分的付给房主了，然这种一经建好的房子变成一定部分的社会劳动上永久的法律权利的证据。所以如五十年前建筑一所房子，这个时期租金的收入要超过原来的成本费价格二倍，三倍，五倍以至十倍不等。’
“我们在此处马上看见整个的普鲁东。第一忘记了，房租不仅是要付房屋建筑费用的利息，并且还要弥补修理费和滥账，欠租，偶然不能租出的平均费用，最后又预防因时间远久，房屋朽坏，变成无用之物，须于每年租金项下储蓄一种重新建筑的资本。第二忘记了，房租同样要付房屋所占地皮价值堆积的利息，所以其中的一部分是地租。……末了，他忽视了这全部事业不是向房主购买房子，只是取得一定期间的房屋享用权。普鲁东从不措意于任何种经济现象进展中真正的和实在的各条件，自然不能说明一所房子原来成本费价格在五十年的租金形态中，怎样取得十倍之数。他对于这个丝毫没有困难的问题，不从经济方面去探讨，并确定他为什么真正是这样，竟逆着经济的规律，从经浴突然跳到法律，说‘这种一经建好的房子’对于一定年限的支付，变成‘永久的法律权利的证据”。……他对于一所房子怎样变成法律权利的证据一事倘若加以探讨，必定发见世上一切法律权利的证据无论怎样具有永久性，不能假借一所房子以权力，使他在租金的形态中，于五十年之内，取得十倍于他的成本费价格，只有经济的条件（此等条件可以在法律权利证据的形态中为社会所承认）才能产生这种现象。……”（见同书一三至一五页。）
然德国的普鲁东主义者以为各大城市中百分之九十的居民没有自己的住宅，对于这个光荣世纪的全部文化是一种可怕的侮辱。“我们在这一方面反远在蒙味人之下，穴居的人有自己的穴，澳洲土人有自己的泥屋，印第安人有自己家宅——而近世无产者实际是悬在空中。”（见同书一六页。）
“我们在这种嗟叹声中看见普鲁东主义整个的反革命形态。要创造近世革命的无产阶毅，须截断那羁绊过去工人于土地上的脐带，这是绝对必要的。从前的手工业织工于织机之外，据有自己的小屋子和小田园，在一切困苦和一切政治压迫中，是一种静止的和感觉满足的人，并‘于虔诚礼让之中’，屈服于富人，牧师与管史的面前，在内心上完全是一种奴袭。而近世的大工业恰恰使羁绊在土地上的工人变成完全无产者，脱去向来一切牵挂，这种经济革命恰恰创造许多条件，使最后形态——资本主义的生产——中的工人阶级被剥削一事得被推倒。现在这些会哭脸的普鲁东主义者跑出来，对于工人失去自己的住宅，即对于他们精神解放的第一个条件，表示嗟叹，像哀悼一大退步一样。”（见同书同页。）其实“一八七二年的英国无产者比一七七二年据有家宅的农业职工要高得多。那据有山洞的穴居者，据有泥屋的澳洲土人，据有自己家宅的印第安人会演出一种六月暴动和造成一个巴黎公社么？”（见同书同页。）
“普鲁东主义者以为房主不事劳动，能从自己对房屋所投的资本取得地租和利息，是侵犯永久的正义。他们要求此事必须终止；凡对房屋所投的资本不当再收取利息，这种资本既代表被购买的地产，也不当再收取地租。我们现在知道，此举丝毫没有涉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即现社会的基础，工人被剥削的枢纽是出卖劳动力给资本家，和资本家应用这种劳动力，使工人所生产的，必须远过劳动力所获得的价值。资本家和工人间这种事业产生剰余价值，而这种剩余价值后来即以地租，商业利润，资本利息，和税捐等等的形态分配给资本家中的各小支及其服务人员。现在普鲁东主义者以为对于资本家中单独的一个小支，即对于不直接购买劳动力，也不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家，禁止收取利润或利息，便是更进一步的办法！即使房主收取地租和利息的可能明日被剥夺，那从工人阶级取去的无价劳动量仍是一样，然此事却不能阻止我们的普鲁东主义者宣布：‘铲除纳租金的住宅是最有结果和最伟大的努力之一种，他是产生于革命的观念的怀中，必须成为社会民主派方面第一等的要求。’”（见同书一九页。）
“然住宅问题现在是怎样解决的呢？在现今的社会中恰和解决每一个其他社会问题一样：即假手于供给与需要的逐渐的经济均衡，这种解决老是从新产生这个问题，所以是没有解决。至于社会革命怎样解决此问题，这不独要以当时的状况为转移，并且和许多远大的问题有连带联系，如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对抗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之一。我们对于将来社会的设施不要作成乌托邦的体系，这里详细来谈此事，那简直是无聊。不过在各大城市中现在的确已经有充分的住所，只要加以合理的应用，每种真正‘住宅荒’马上可以消灭。此事的出现自然只假手于夺取现今房主的房产，由没有屋住的工人或从他们住宅中排挤出来的工人分配他们的房屋居住，当无产阶级一经夺取政权，这样一种由公共安全而规定的方法容易实现，恰和现今国家执行其他没收与分配事件一样。”（见同书二二页。）
恩格斯的第一篇论文是为小资产阶级而发，他的第二篇论文便是为资产阶级而发。小资产阶级对于住宅问题所以发生直接的兴趣，是因和自己有切身的关系；资产阶级则因污秽不洁的工人区住宅为一切传染病，如霍乱症，热症，伤寒症和痘症等的温室，由此可以传播到自己的区域中，故对于这个问题也发生一种间接的兴趣。此事起源于英国，也渐次波及德国，而萨克斯的作品就是一种表现。他的主张是要在现行的社会制度之内，使“所谓无产阶级达到有产者的水平线”。
恩格斯反驳道：“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一个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是不仅要有一个所谓无产阶级的出现，而是要一个真正无产阶级的出现，她除掉劳动力外，没有其他东西出卖，就是这种劳动力也必须卖给工业资产阶级。萨克斯君所发明的社会经济新科学的任务就是在据有一切原料，生产工具，生活资料的资本家与仅有劳动力出卖的工资劳动者互相对抗所形成的社会状况中，找出方法和道路，使所有工资劳动者怎样能够变成资本家，而又仍旧为工资劳动者。他以为这个问题便已经解决了。他也许好好地指示我们，怎样使法兰西军队中的一切兵士——自从拿破仑第一以来，其中每个都将他的将军杖背在行囊里面——都变成元帅，而又仍旧为普通的兵士。或者怎样使德意志四千万人民都变成德意志皇帝。”（见同书三○页。）
“现在的住宅荒是从那里来的呢？他是怎样起源的呢？ 萨克斯君是一个忠实的有产者，不愿知道这是资产阶级社会形态一种必然的产物；在这个社会中，大量的劳动群众仅限于取得劳动工资，即仅限于取得维持生活和繁殖子孙所必需的生活品的数量；机械等等的继续改良使大批的工人失业；隔若干时一现的猛烈的工业波动在一方面形成无数没有工作的工人的预备军，在另一方面暂时又使大批工人流于失业；工人成群地拥入各大城市，并且在现今状况之下，人数比住宅要多得多；就是最难堪的猪棚也找得着租客；最后，房主以资本家的资格，不仅具有权利，从自己的房产中毫无顾忌地榨取最高的租金价格，并且为竞争起见，还有几分义务去这样做——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要没有住宅荒是不可能的。 这种住宅荒不是偶然的，这是一种必然的现象，要他所从出的整个社会制度根本改革，才能够把他和他对于健康等等的影响除去。但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不愿意听见此事。他不愿意从此等状况中去解释住宅荒。他除掉用人心不良——即人类固有的罪孽——的道德话去解释这种住宅荒以外，简直没有其他方法。”（见同书三〇至三一页。）
“普鲁东是使我们从经济跳入法律，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在此处则使我们从经济跳入道徳。这是再自然也没有的。虽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即现今资产阶级社会的‘铁律’，为无可弹劾，而又要除去他的必然的不良结果，那除掉向资本家宣传道德外，别无办法，然这种道德宣传的效力会因私人的利益，在必要的场所，会因竞争，马上如烟消云散。这种宣传和站在塘边向他孵化出来而极愿游水的小鸭宣传一样。水上虽没有船梁，小鸭总是要入水，利润虽没有心情，资本家总是要以利润为生。老汉撒曼（Hansemann）说，‘仁慈在金钱的事务上归于乌有’，汉氏的认识比萨克斯较深刻。”（见同书三一页。）
普鲁东曾提议工人须有自己的住宅，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早已企图实现这种主张，并日仍在进行之中，而萨克斯也宣言住宅问题只有使住宅的产业为工人所有，才能够完全解决。无论此事是涉于幻想，不会实现，即使可能，也于工人没有利益。“假定在一个工业区域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小屋子。这个地方的工人阶级住房子不必花钱；于是房租费不复加入他们劳动力的价值中。但劳动力生产费的减少，这就是说，劳动者生活必需品价格永久的低落，‘因国民经济学的铁棒’，等于劳动力价值的下降，终久有一种相应的劳动工资的下降跟着出现。劳动工资大概按着所节省的平均房租数目而下降，就是工人对于自己所有的房子的租金，不像从前一样，用货币付给房主，而是以无偿劳动付给他所服务的工厂主。在这种方法中，工人对于房子所节省的数目变成资本，不过这不是他的资本，而是他所服务的资本家的资本。”（见同书三四页。）
萨克斯解决住宅问题，自以为不涉理想之乡，双脚踏在实际的境界中。他以为工人住宅有两种制度，即小屋制（Cottagesystem）和大屋制（Kasernensysytem）。小屋制是唯一适宜的制度，工人可以取得这种小屋作自己的财产，而大屋制对于健康道德和家庭和平都有很大的弊端。可是在住宅荒的中心点，即在各大城市中，因土地昂贵的缘故，小屋制却不能实行。如能用四至六宅的房子去代替大屋，或借建筑的一切技术去减少大屋制的主要缺点，人们便可以满足了。
“所以资产阶级的解决住宅问题是显然触礁了，——即触在城市与乡村的对抗上。我们在此处达到这个问题的中心点。当社会的改革大有进步，足以开始消灭现今资本主义社会弄至登峰造极的城市与乡村的对抗，住宅问题才能够解决。资本主义的社会不独不能消灭这种对抗，并且使他日趋严重。……萨克斯君以为解决住宅问题同时就解决了社会问题，实则不然，要首先解决社会问题，这就是说，要首先铲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才能够解决住宅问题。要解决住宅问题，又要继续保持近世的大城市，便是没有意识的。但须首先铲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才能够消灭近世大城市，当此事一经进行，则局面完全不同，用不着替每个工人谋得一种为自己所有的小屋了。”（见同书三六页。）
恩格斯的第三篇论文系因睦尔柏格否认自己为普鲁东主义者，兼为普氏作辩护士，故特予以反驳。这种反驳文字对于第一篇论文虽也有详细发挥，甚至于增加之处，然其主旨仍和从前一样，因此不必于以介绍。
恩氏于一八八七年将以上三篇论文略加修改，另印成一个单行本，称为《住宅问题》。他当时和马克思分工合作，马氏将全力注在《资本论》上，他则从事于日常问题的文字上的争斗，使他们的见解得表见于各种定期刊物中。《住宅问题》中的文字固然是反对大小资产阶级对于工人住宅的解决法，但同时又表现他们两人对于这个实际问题的见解，这是很可宝贵的。
过了五年，即一八七七年，恩格斯又应《民国报》的总编辑李卜克内西的请求，作成大批的论文，登在莱比锡的《进步报》上，这就是他的有名的《反杜林论》（Anti-Dühring）。今特先说明其起缘如下。
“拉萨尔派和挨塞那哈派（Die Eisenacher）于一八七五年九月在哥达会议联合〔成为一个党〕。在会议中所采纳的纲领不独表现拉萨尔派理论水平线的低落，并且表现被视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挨塞那哈派也是如此。我们看见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中有各种各样的潮流。而毕希勒（Büchner）的唯物论尤占优势。考茨基当时尚努力从事于达尔文主义，马尔萨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甚至于将俄罗斯的批评家和侔雷斯珂（Molesochott）及佛格特作品的通俗化者皮萨列夫（Pisarev）对于‘美术的毁灭’（Die Zerstörung der Ästhetik）的论文译出登载，摩斯特不独将马克思的著作通俗化，并且又草一些属于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论文。〔《民国报》的〕]总编辑李卜克内西自己对于这一切问题都不擅长，仅从本能上感觉他的报在这一方面是表现一种声调很坏的合奏曲。当社会主义者的群众中开始表现趋附杜林的倾向，摩斯特，佛里奇（Fritzsche），伯恩斯坦和其他人等变成这位柏林〔大学〕讲师公开的信徒，而李氏从各方面收到拥护杜氏的论文时，觉得必须于此处取一鲜明的决切的态度。他因摩斯特送到一篇论文，特转送给恩格斯。他在一八七六年五月十六日的信中说：‘附上摩斯特的文稿一件，你会看见杜林的瘟疫已经传染给本来健全的人们了；马上答复是必要的。’”（见耶赞诺夫主编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丛刊》德文本第二卷一三五至一三六页，耶氏：《恩格斯的辩证法与自然》——Friedrich Dngels Dialektik und Natur）
恩格斯自得悉此项淯息后，即于是月二十四日写信给马克思，征求他的意见，拟和摩斯特这一批人取对抗的形势。马氏于异日回信说：“我的意思是，要无顾虑地批评杜林，才能够‘和这些先生取对抗的形势’。”（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四卷三七五页。）恩氏觉得这是一种最扼要之举，遂决计奋起担负此项责任，他在三日后致马克思的信中说：“你的话很对。你可以睡在温暖的床上——特别研究俄罗斯的土地关系，一般地研究地租，没有事来打断你——但我当坐在硬板凳上，喝喝冷酒，又突然将一切事情中止，来紧紧压迫那无聊的杜林。”（见同书同卷三七七页。）
杜林于一八三三年一月生于普鲁士一个官吏的家庭中，幼孤，即养育于孤儿院和寄宿学校中，从一八六三年起至一八七七年生，任柏林大学的哲学和经济学讲师。他所涉猎的科目极多，而他的速成的著作也不少；他自己创造一种哲学的和社会主义的体系，认此为出自终极的真理。因此大半看不起一般哲学的和社会主义的先进，特别攻击马克思与拉萨尔。当一千八百七十年代，“适逢社会民主党中一般精神焕发的分子不复以拉萨尔煽动的著作为满足，而又还没有窥见马克思的《资本论》中一切历史的联系，不得不受杜林学说强度的吸引。”（见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四卷一二一页。）恩格斯为矫正党中这种趋向起见，遂挺身出来从事于文字的争斗。
恩氏的作品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哲学（共十二章），第二部分为经济学（共十章），第三部分为社会主义（共五章），而这三部分之前复有两章引论。他在引论的第一章中概括地说明自古至今的两种思想方法，即玄学的思想方法和辩证法的思想方法：
“当我们对于自然，人类历史，或自己的精神活动加以有思虑的考察时，即首先看见一副联系和交互作用无限错综的图形，没有何物的性质，场所和状态是停顿的，万事万物都在运动，变化并生灭。这种原始的，质朴的，而又切于事实的世界观是古代希腊哲学的世界观，并且首先被赫拉克利特明白说出，就是，万物存在而又不存在，因为万物流动，不断的变化，不断的生灭。然这种见解对于全体现象一般的性质的理解，虽十分正确，而对于构成全体的各部分的说明却不充分；我们如果办不到这一点，对于全体也不会明白。要认识这些部分，必须将他们从他们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依照他们的特性和特殊因果关系等等，加以个别的探讨。这第一就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的任务；这种研究部门在典型时代的希腊人中只占一个次要的位置，因为此举必须首先搜集材料。严密的自然研究开始于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人，至中古时代，由阿拉伯人更为发展；而一种真正的自然科学直至十五世纪的下半期才开端，自此以后，他以加速的速度获得进步。对于自然作部分的分析，对于各种自然现象和自然对象作一定的分类，对于有机体的内部作多样解剖学上形体的研究，这是近四百年来认识自然的伟大进步的基本条件。但此事遗下一种习惯，使我们对于自然物和自然现象在个别中去加以理解，把他们的大联系置诸度外；因此我们所认识的，不在他们的运动中，而在他们的静止中，不是当作本质的变化，而是当作固定不移，不是在他们生的形态中，而是在他们死的形态中。当这种观察法由培根（Bacon）和洛克（Lock）从自然科学移入哲学，便造成近几世纪特别的狭隘性，即玄学的思想方法。”（见恩氏《杜林的科学革命》五至六页，一九二一年德文第十一版。）
“自玄学家看来，一种事物或是存在，或是不存在，他不能够同时是自身而又是另一事物。积极与消极绝对互相排斥，原因与结果也同样立于僵硬的对抗上。”（见同书六至七页。）然按之实际，“各种有机体在每一转瞬间是同一物，而又非同一物；在每一转释间消化拖从外界所摄取的物质，而排泄其他物质，在每一转瞬间，他体中的细胞死去，而形成新细胞；并且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之后，这个身体的物质完全更新，由其他元素来代替，所以每个有机体常是同一物，而又是另一物。我们如作更正确的观察，又看见，对立的两极，如积极与消极的不能互相分离，和他们互相对抗一样，并且无论怎样对抗，总是互相贯注的；同样原因与结果只用在孤立的场所，才是有妥当性的观念，但我们如果将这孤立的场所和世界全体联合起来看，则原因与结果融化在一般的交互作用的见解中，原因与结果不断地更换位置，在现在或此处为结果，在从前或彼处又为原因，在现在或此处为原因，在从前或彼处又为结果。”（见同书七至八页。）
“这一切现象和思想方法不适于玄学思想的领域。在另一方面，辩证法对于事物及其概念的摹本本来是在他们的联系，连锁，运动和生灭中去加以考察，像上述的现象恰恰证明他自己的考察方法为正确。自然是辩证法的证据，我们必须告诉近世自然科学，他对于这种证据供给极丰富的并且日日堆积的材料，因此证明在自然中一切的进行是辩证法的，而不是玄学式的。”（见同书第八页。）
“要精密表现全宇宙及其发展，并人类的发展与这种发展在人类脑袋中的反映，只有依照辩证法的方法，不断地考虑生与灭一般的交互作用，和进步或退步的变化，才能够达到目的。而德意志的新哲学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出现的。康德开辟这种哲学的坦途，他于有名的第一次冲击后，使牛顿所谓不变的太阳系及其永久的长存化为一种历史的进程，即太阳及一切恒星发生于一种旋转的星云图。他因此已经达到一种结论，就是，既有这种发生，太阳系将来的灭亡也是必然不可免的。……德意志这种新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出见他的结局，而全部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在此才第一次表现为一种进程——这是他的大功劳——这就是说，才第一次表现为不断的运动，变化，转换和发展，并且才第一次企图在这种运动和发展中指出内部的联系。从这种观点出发，人类的历史不复像没有意识的暴力活动——在现今成熟的哲学家理性审判之前，这一切活动都是可斥责的，并且最好使人们赶快地忘记他们——的一种纷乱，而是人类自身发展的进程，现在思想的任务就在通过一切邪途歧路，跟着这种进程徐缓的步骤，从一切外表的偶然中指出他的内部的规律性。”（见同书八至九页）
黑格尔的大功劳在提出这种任务，但为自己的认识和自己时代的认识与见解所限，不能解决这种任务。此外，他又是一个唯心论者，“就是，他不亲自己脑袋中的思想为现实事物和现象多少抽象化的摹本，反视事物及其发展为先世界而存在的‘意象’现实化的摹本。因此一切事物都被倒置，而世界真正的联系全被颠倒了。（见同书九至十页）然一经理解这种唯心论全部的颠倒错乱，必然达到近世的唯物论，即辩证法的唯物论或唯物史观，他的任务是在发见人类发展进程中的运动律。
“一八三一年里昂已经发生第一次工人暴动；一八三八年至一八四二年英国宪章派人领导的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达到最高点。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争斗，因一方面大工业的发展，他方面资产阶级政权的新获得，遂出现于欧洲最进步的国家历史的前面。”（见同书十一页）“这些新事实强迫〔人们〕对于向来的全部历史从新加以研究，于是表现向来一切的历史是阶级争斗史，而这些互相争斗的社会阶级每次都是生产和交换关系的产物，总说一句，即他们时代经济关系的产物；所以每一种社会经济的构造形成真正的基础，而每个历史时期的法律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哲学和其他观念方法的全部上层建筑物，毕竟都要根据这种基础来解释。因此将唯心论从他的最后的逋逃薮——即历史观——中放逐出来，而发生一种唯物史观，并找着一条坦途，由人类的生存去解释他们的意识，不像向来一样，由他们的意识去解释他们的生存。”（见同书一二页）
“然向来的社会主义与这种唯物史观不能相容，恰和法兰西唯物论的自然观与辩证法及新自然科学不能相容一样。这种社会主义固然批评现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及其结果，但不加以解释，因此没有克服他；仅简单斥他为不善。然现在的问题一方面是要在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历史联系及其必然性中，对一定的历史时期去说明他，因此也说明了他的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是要暴露他的内部的性质，这种性质至今仍是隐藏着，因为向来的批评不甚注意于事物过程的自身，多集矢于他的恶结果上。此事因发见剩余价值而实现了。现在证明掠取无价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根本形态，也是假手于这种方法所完成的剥削工人的根本形态；资本家即使依照充分的价值购买工人的劳动力——即这种劳动力在商品市场上作为商品所具的价值——然他从这种劳动力所榨取的价值要多于他所付出的价值；这种剰余价值终久构成价值总额，而各有产阶级手中时常增大的资本量是由这种总额中积集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及资本生产的进程是被说明了。
“唯物史观与暴露凭借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这两大发见，我们是要感谢马克思的。有了他们，社会主义才变成一种科学，而这种科学现在才努力去完成他的一切细目和联系。”（见同书一二至一三页）
恩格斯在第一章这样说明两种思想方法的发展和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后，在第二章中便介绍杜林的三种著作为后来讨论的张本，即《哲学讲义》（Cursus der Philosophie），《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讲义》（Cursus der National-und Sozialökonomie）及《国民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批评史》（Kritische Geschichte der nationalökonomie und des Sozialismus）。杜氏在书中自认为现代和可预想的将来唯一真实的哲学家，而他挟着自然的“体系或现实哲学”（Wirklichkeitsphilosophy）所昭示我们的，都是终极的真理，他所用的方法也是唯一严密的科学方法。“当一个人据有终极的真理和唯一严密的科学方法时，对于其余错误的与非科学的人类自然会呈出一种轻视的态度。所以杜林君说及他的先驱者，即加以极端的侮辱，仅有他破格称为伟人的少数人在他的激烈主张之前，得沐恩泽，这原是不足惊异的。”（见同书一六页）
举例来说，他在哲学方面，对于康德以后的哲学家如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一律加以丑诋，斥他们的哲学为“发昏的呓语”（Fieberphantasien）。在自然科学方面则排斥达尔文，称达尔文主义为一种“对抗人性的兽性的东西”。在社会主义方面情形更坏：他只看中了最不重要的路易勃郞，对于其他社会主义者竟称之为罪人，为缺乏荣誉，不仅在真理和科学方法上是如此，即在品格上也是如此。除掉巴倍夫（Babeuf）和一八七一年的公社几个人外，他们都不是人，而三大乌托邦主义者都是“社会的炼金术士”。他并且异想天开按照一般乌托邦主义者的名字加以讥讽，如“Saint-Simon——saint，Fourier——fou，Eenfantin——enfant”（即圣西门是圣人，傅立叶是疯子，翁封汤是孩子）之类。
可是杜林对于马克思更妄肆讥评，认马氏的“见解狭隘，……就他的作品和成就的本身讲，即就纯粹理论上讲，对于我们的领域（即《社会主义批评史》），没有永久的意义，于思想潮流的通史至多是新私派学说中一个支派的影响的象征。……没有集中与组织的能力，……思想和文体不成体统，言词鄙野，……具有英国化的虚荣心。……欺诈……和纷乱的观念，在事实上这只是历史的和逻辑的幻想的私生子，……并且惯用欺骗的语句，……杂以私人的虚荣心……卑部的态度，……骄横傲慢，……矫揉造作的粉饰，……中国式的学问，……哲学的和科学的落后思想。”（见同书一八页）
恩格斯于叙述杜林对于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主义的前辈所持的态度以后，即开始他的第一部分的讨论。这一部分所涉及的方面甚多，如哲学，自然哲学，数学，生物学，物理，化学，道德，法律，历史，和辩证法等等都在内。我们在此处当然没有一一介绍的可能，也没有一一介绍的必要，因为此书的范围虽广，篇幅虽多，而其主旨已表现于引论的两章中。他在第一章叙述两种思想方法，即玄学的思想方法与辩证法的思想方法，前者是杜林的方法，后者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方法；而《反杜林论》一书一方面是在证明杜氏整个方法的错误，另一方面是将辩证法与自然和历史的唯物观结合起来。至于引论的第二章意在指出杜氏于玄学方法之外，还擅长一种技能，即对于他所不了解或不赞成的学说与人物，便尽情加以谩骂和丑诋。我们有了这两点暗示，当于杜林学说的价值已经可以估定几分了。
虽是这样，我们对于恩格斯这一部分的文字仍当略予介绍，以见双方持论的一斑。他首先总括杜林对哲学的议论说：“据杜氏的意见，哲学是世界与人生意识最高形态的发展，并且包括广义上的一切知识和意志的原理。在好些知识，冲动，或一群生存形态对于人类意识成为问题之处，此等形态的原理必为哲学的对象。这些原理是单纯的，或向来被视为单纯的构成要素，而复杂的知识与意志即由此要素而成。事物一般的组织，和个体的构成一样，可以还元到基本形态与基本元素。此等最终的构成要素或原理一经发觉，不独适用于直接知道的和可接触的世界，并且也适用于不知道的和不可接触的世界。所以哲学的原理，对于科学说明自然与人类生活所用的统一的体系；构成一种终极的补充。哲学于考究一切生存的基本形态之外，只有两种特有的研究对象：即自然与人类世界。因此我们的材料可以很自然地分成三部分，即一般的世界范畴论，自然原理的学说和人类的学说。在这种顺序中同时含有内部的逻辑的秩序；因为对于一切生存适用的形式的基本原则，在他们的次第中是居前，而此等原理所应用的具体的领域是居后。这就是杜林的学说，差不多是依照他的话描写出来的。”（见同书二〇页。）
恩氏于是接着批评道：“他所注意的是原理，是导源于思想——而不是导源于外界——的形式的基本原则，此等原则应用于自然与人类的领域，使两者受他们的支配。但思想从何处取得此等原则呢？从他自身取来的么？不是，杜林自己说：纯粹观念的领域是限于逻辑的范畴与数学的形体。……逻辑的范畴仅能应用于思想方式上，但此处所讲的只是生存的形态，即外界的形态，思想永不能由自身创造并发出此等形态，只能由外界达到这种目的。然全部关系因此颠倒了：原理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他的终极结果；他们不得勉强应用在自然和人类史上，他们是由两者里面抽象出来的；他们不能摆布自然与人类世界，并且要和自然与历史一致，才是正当的。这是事物唯一的唯物观，杜林相反的意见是唯心观，将事物完全倒置着，并且从思想中，从世界以前永远存在的图案，计或或范畴中构成现实的世界，恰和黑格尔一样。”（见同书二一页）
这两段话表见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方法：杜林研究自然与人类世界是从原理出发，这是玄学的思想方法，而恩格斯则从客观的事实出发，便是唯物的辩证法了。杜氏挟着这种方法，无论对于任何种科学，大谈其“终极的真理”和“永久的真理”。恩氏应用辩证法，特辟《永久的真理》（Ewige Wahrheiten）一章加以指摘和斜正。
他以为人们可以依照向来周知的方法，将认识的全部领域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包含以无机界为对象的一切科学：即数学，天文学，机械学，物理和化学。第二部分为研究有机体的一切科学。第三部分为历史的科学，这一部分是对于人类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律形态，国家形态，及其观念的上层建物，如哲学，宗教，艺术等等，在他们历史的继续和现在的表现中加以探讨。在第一，二部分科学中去求永久的真理已经是十分稀少，在第三部分科学中更不易得。“谁要在此处追求终极的真理，绝不变迁的真理，将所得无几，因为那便是最浅薄的平凡事实和常识，如就一般讲，人类没有劳动，即不能生存，人类一直到现在，多半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拿破仑死于一八二一年五月五日是。”（见同书八四页）
然恩格斯这一类的说法引起世人很大的误会。许多人以为他攻击杜林所揭橥的终极的真理，并这样轻视永久的真理，就是完全不承认这一类的真理。例如美国留伊斯（Austin Lewis）于节译他这部书之后，在译者序言中说：“他的争辩的题材虽要求他攻击这位柏林讲师，然他的议论大半是对抗一切绝对的学说。他对于科学领域中‘永久的真理’和对于哲学领域中一样，视为荒谬，加以嘲笑。”（见《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疆界》一〇页，一九〇七年芝加哥出版。——Landmarks of Scientiftc Socialism）留氏甚至于慨叹“要扑灭‘永久的真理’，决不是一桩容易的事。”（见同书一一页。）又俄国波格丹诺夫（Bogdanow）也以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于真理的议论和他所服膺的“真理的相对性”（即否认一切永久的真理）差不多是一样的，不过恩氏不大彻底，尚留恋于可怜的永久的真理（指恩氏认“拿破仑死于一八二一年五月五日”等事为永久的真理），以致流于折衷论。
这都是错误的见解。恩格斯虽讥笑杜林到处高唱永久的真理，但他自己却没有否认这种真理，他并不要“扑灭‘永久的真理’”，也未尝流于折衷论。关于这一点，列宁解释得最清楚。他说：“恩格斯所举的例子是完全初步的，每个人可以毫不费力，举出几十个相似的例子，表现永久绝对的真理，只有疯子才会怀疑。……恩氏在此处为什么要说平凡呢？因为他是对于固执的和玄学的唯物论者杜林加以反驳与嘲笑，杜氏不知道按照绝对和相对真理的关系，运用辩证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既名为唯物论者，是要认识我们的感觉机关所接受的客观的真理。承认客观的——即离人与人类而独立的——真理，就是在这种或那种方法中承认绝对的真理。‘在这种或那种方法中’这一点就是玄学的唯物论者杜林和辩证法的唯物论者恩格斯分别之处。杜氏在一般科学的复杂问题中，特别是在历史科学的复杂问题中，喜欢说大话，如终极的真理，永久的真理和确切的真理是。恩氏嘲笑他说：世间的确是有永久的真理，但对于很简单的事件说些大话，是不合情理的。要推广唯物论，对于‘永久的真理’这句话不得作无谓的戏弄，必须懂得依绝对和相对真理的关系，应用辩证法去提出并解决问题。”（见德文本《列宁全集》第十三卷《唯物论与经验批评论》一二○至一二一页，——Materialismus und Empiriolritixismus）这段话不独明白表现恩格斯和杜林对于真理问题的差异所在，并且将恩氏没有为人所注意的话阐发出来了。
《反杜林论》的第二部分所讨论的为经济学，已较第一部分的范围为狭，但所占的篇幅几等于第一部分。因为杜氏对于经济学，在一方面揭橥暴力说和特殊的价值说等等，另一方面又往往错解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而妄肆批评，恩格斯须一一加以驳斥，故说得很多。经济学系一种带专门性质的科学，留待本书下编去讲，此处只对于所谓暴力说及其驳论略说一二。
恩氏首先征引杜林的学说道：“‘一般政治对经济权利的形态的关系，在我的理论体系中是十分决切，同时具有特殊的意义，为便于研究起见，对于这一点作一种特别的指示，总不算是多事。政治关系的形态是历史的根本的，而经济的隶属只是一种作用或一个特例，因此常为第二等的事实。近来有些社会主义的体系依据眼睛所见的外表现象，对于那指导的原理弄成一种完全相反的关系，以为政治的隶属关系是由经济状况中发生出来的。这些第二等的作用的确存在，现在且最为人所感觉，但语其来源必须求之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不当求之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杜林君在另一段中也同样‘自下列的命题出发，即政治状况为经济状况决切的原因，而相反的关系只是一种第二等的反作用。……当人们不把政治组织为着自身的缘故，当做出发点，而专视为一种达到食物目的的手段，那无论他们表见为怎样急进的社会主义和革命，总是隐藏者一种反动。’”（见恩氏《杜林的科学革命》一六二至一六三页。）
据杜林的意见，一切经济现象是要由政治的原因——即暴力——去加以说明，面向来流行的全部“暴力财产”（Gewalteigentum）是建筑在政治压迫上的。这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恰恰相反，恩氏于是用三个专章，征引无数的古今事实加以反驳。
他首先指摘杜氏的鲁滨逊（Robinson）奴役星期五（Friday）为一种政治行动的主张，说明鲁氏是因星期五能够生产多于自己所消耗的生活品，才使之为奴，所以他的“政治组织不是为着自身的缘故当作出发点，而是专视为一种达到食物目的的手段”。次言罗马的奴隶制所需的是“一种胜于‘暴力’的东西，即一种高度发达的美术工业和手工业，及一种广大的商业。美国的奴隶状况建筑在英国的棉织业上远过于建筑在武力上；而在不产棉花的区域，或像边疆各州一样替种棉诸州蓄养奴隶的区域，不须应用暴力，奴隶状况自行消灭，仅因为他没有利益。”（见同书一六六页）再次则指出私有财产出现于历史，并不是劫夺与暴力的结果，在原始共产的团体中的私产不必讲，“即在土地共有基础上所形成的原始贵族阀，如在克勒特人（Kelten）中，日耳曼人中，和印度五河地方的贵族阀一样，最初决不是建筑在暴力上，而是建筑在自由意志与习惯上。凡私有财产成立之处，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改变的结果，为着增加生产，促进交易而起的，所以是出于经济的原因。此处丝毫没有暴力的分。当掠夺者能够据他人的财物为已有时，私有财产制度必已成立；暴力诚能改变所有权，但不能创造私有财产，这是很显明的。”（见同书一六七至一六八页。）
“即在最近代的形态——工资劳动——中去说明‘以奴役宰制人们’一点，也用不着暴力或暴力财产。……假定一切私有财产原来是建筑在所有者自己的劳动上，而在以后的全部过程中只是相等的价值与相等的企价值交换，然在生产和交换的展进中必定达到现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使一个人数较少的阶级垄断生产工具与生活资料，一个人数极多的阶级变成无产者，使过剩生产与商业危机隔若干时互相交替，造成现代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全部过程是由纯粹经济的原因说明的，没有丝毫却夺，暴力，国家或何种政治干涉的必要。所谓‘暴力财产’在此处也表现只是一句空话，只是由于不了解实在的过程所致，”（见同书一六八至一六九页。）
“就历史上讲，这种过程是资产阶级的发展史。如果‘政治状况是经济状况决切的原因’，则近世资产阶级必定不是在对封建制度的争斗中发展出来，而是这种制度生产的宠儿。然每个人都知道事实恰恰相反。资产阶级原来是一个被压迫的阀阅，对于统治的封建贵族负有贡税的义务，并从各种各样的奴隶和农奴中招致补充的人数，他和贵族不断的争斗，一步一步夺得权位，最后在最发展的诸国中获得统治权；在法国是直接覆倾贵族，在英国是使贵族日益同化，作为他自己的冠饰。他怎样完成此举呢？全由‘经济状况’的改变，而政治状况或迟或早，或出于自由意志，或由于争斗，也跟着变化。……法国的‘政治状况’没有改变，而‘经济状况’的发展凌驾其上。就政治地位讲，贵族独尊，有产的市民不算什么；就社会地位讲，市民现在是国中最重要的阶级，贵族一切社会的职务都移交给他，自己只收取这种已经消灭的社会职务的报酬。不仅是这样，资产阶级在他的全部生产中是局促于中古的封建政治形态里面，这种生产……不仅工厂手工业，甚至于手工业——的发达在千百种行会特权和地方及省区关税壁垒的桎梏中已经超过此等政治形态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使他们都告终结。可不是依照杜林的基本原则，由经济状况去适应政治状况——贵族和君主多年企图做到这一点，不过徒劳无功——而是扫除腐败的旧政治的废物，创造〔新的〕政治形态，使新的‘经济状况’得与生存并发展。他在这种适宜的政治和法律空气中已经具有一种光辉灿烂的发展，距一七八九年贵族的位置已不甚远了：他不独将愈加变成社会的赘疣，并且将愈加变成社会的障碍物；他愈加和生产活动分离，并和从前的贵族一样，愈加变成一个徒然领取收入的阶级；他完成自己这种地位的革命以及一个新阶级——无产阶级——的产生，没有用任何种暴力的戏法，只是遵循了纯粹经济的道路。还有一层，他自己的行动产生这种结果，殊非所愿——反之，这种结果是以不可抵抗的力量，逆着他的意志贯彻出来的；他自己的生产力凌驾他的领导之上，并且必然驱策整个资产阶级的社会趋于灭亡或革命。当资产阶级现在为保持土崩瓦解的‘经济状况’起见，要诉诸武力，那就是证明他和杜林君同样陷于错觉中，以为‘政治状况是经济状况决切的原因’；以为可以用‘来源’，和‘直接的政治暴力’改变那种‘第二等的事实’，即经济状况及其不可避免的发展，并可以用后堂炮与毛瑟枪将蒸汽机，此机所驱策的机械，世界商业，现今银行发达和信用发达的经济作用驱逐于世界之外。（见同书一六九至一七一页。）
此外，“暴力在今日就是海陆军，我们都知道两者要耗费‘巨额的货币’。但暴力不能够创造货币，至多只能夺取已经造好的货币，就我们对于法国巨额赔偿金的悲惨的经验讲，这也无济于事。所以货币终久是要由经济的生产供给的；暴力又要受经济状况的决定。这种状况对暴力造成供给与维持他的工具的手段。不仅如此。世间没有何事比海陆军更倚赖经济的先决条件。举凡武装，编制，组织，战术，和兵法，尤其依倚每个时期的生产阶段和运输状态。”（见同书一七二至一七三页。）
末了，“据杜林君的意见，暴力是绝对的恶，而最初的暴力行为就是陷入罪恶中，他的整个说明是对于向来全部历史传染原始的罪悪，作一种悲哀的说教，慨叹于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定律被这种魔鬼的努力——暴力——可耻地伪造改变了。但暴力在历史上还有一种任务，即一种革命的任务，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暴力是每个孕育新社会的旧社会的接生婆，暴力是贯彻社会运动，并破坏凝固的死灭的政治形态的工具，——关于这几点，杜林君便一字不提。仅在呻吟叹息之中，认推翻剥削的经济，暴力也许是必要的——但是可惜！因为凡行使暴力的人便会堕落。不管每种胜利的革命后有怎样高尚道德和精神的勃兴，他以为会有这种堕落！在德意志也是如此，其实一种暴力的冲击可以扫荡三十年战争的屈辱侵入国民意识中的阿谀卑屈的精神，至少也有这种利益。这样软弱无力的说教方法竟要来进攻在历史上著名的最革命的政党啊？”（见同书一九三页。）
《反杜林论》的第三部分所讨论的为社会主义。起首一章系历史的，一面概括地叙述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三大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一面指出杜氏对于此等学说一知半解，胡乱批评的错处。第二章系理论的，凡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大体都表现出来了。第三章论生产，第四章论分配，不外对于杜氏的社会主义，和生产，分配等说加以批评。“自他看来，社会主义不是历史发展中一种必然的结果，更不是现今粗糙物质的和仅为达到食物目的的经济条件一种必然的结果。他的社会主义要好得多。那是一种终极的确切的真理；那是‘社会的自然体系’，而其根基是植在一种‘正义的普遍原则’上，当他对于向来罪恶的历史所创造的现状不能不加以注意，以便从事改革时，此举对于正义的纯粹原则要视为一种不幸。杜林君创造他的社会主义，和创造其他东西一样，总是借助于他那有名的两个人。不过不像从前一样，这两个木头人表演主人与奴隶的任务，而是表演权和平等的戏剧——杜氏的社会主义在基础上便完成了。”（见同书三〇六至三〇七页。）
“我们已经知道，杜林的经济学归结到下列一句话：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十分完善，可以存在，但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十分恶劣，必须消灭。我们现在又发见，杜君的‘共同社会’不过是在幻想上推行这句话罢了。在事实上表现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法几乎没有话说，他要维持旧式分工中一切主要的关系，因此对于他的经济公社中的生产也不知道要怎样说。生产是一个讲强硬事实的领域，‘合理的幻想’的自由心灵很少翱翔的余地，因为侮辱的危险近在咫尺。反之，据杜君的意见，分配和生产简直没有关系，分配不是由生产决定的，而是由一种纯粹意思行为决定的——分配是他的‘社会炼金术’的豫定的舞台。”（见同书三二二至三二三页。）
在杜林的经济公社里面，是“相等的劳动和相等的劳动”互相交换，这是他的“正义的普遍原则”，因为这是“劳动的全收”。可是这样一来，财富尽归诸私人，经济公社将一无所有。“假定经济公社的社员每人每日作工六点钟，所得的钱数恰为六个劳动钟点的结晶，如十二个马克。又假定价格恰等于价值，在我们的前提之下，只包括原料的费用，机器的耗费，劳动工具的消耗，和所支付的劳动工资。一个百人的经济公社每天所生产的商品，价值为一千二百马克，每年工作日三百天，计三十六万马克，此数均付给各社员，他们每人每天拿十二马克或每年拿三千六百马克，可以为所欲为。当一年终或一百年终，公司仍和初时一样，并不加富。”（见同书三二五至三二六页。）
“‘依照平等评价的原则，劳动和劳动互相交换，’这句话要有一种意义，即为相等社会劳动的生产物有互相交换的可能，即为价值律，这就是商品生产的根本法则，也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态，也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法则。这种根本法则在现社会实现的情形，和经济律在一个私人生产者社会中所能实现的一样：是为与生产者的意志或行动无关而存在事物和各种关系中的盲目的自然律。杜林君将这种法则作为他的经济公社的根本法则，并要求公社以充分的意识贯彻起来，这就是将现社会的根本法则当作他的幻想社会的根本法则。他要保持现社会而除去其弊端。因此他的行动的立脚点和普鲁东完全相同。他和普氏一样，要铲除商品生产发达到资本主义生产所起的各种弊端，同时又要保持恰恰产生此等弊端的商品生产的根本法则。他和普氏一样，要借幻想的结果去消灭价值律实际的结果。”（见同书三三九页。）
第三部分的末尾一章是批评杜林对于将来的国家，宗教，家庭和教育等学说，其中较为有趣的是他对宗教所持的态度。他以为“‘在自由社会中不能有礼拜；因为小孩子式的原始想象在自然之后或自然之上置有一种本体，借牺牲或祈祷之邀福，此时每个社会成员这种想象是被克服了。’一个‘了解正当的共同社会体系……要除去一切对精神魔术的准备和一切构成礼拜的本体的成分。’宗教将被禁止了。”（见同书三四二页。）
“然一切宗教不过是宰制人类日常生活的外部势力在人脑中所起的一种幻想的反映，各种地上的努力在这种反映中取了天上势力的形态。……我们已经屡次看见，在资本主义的现社会中，人们受自己所制造的经济关系与生产工具的支配，和受外部势力的支配一样。所以当宗教反映作用的事实基础继续存在时，宗教的反映自身也会存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对于这种外部支配的因果关系虽也有某种明见，但于事实无所改变。这种经济学通常既不能遏止危机，又不能使各个资本家避免损失，靠不住的债务，和破产，更不能保证工人，使不致失业而流于困苦。大家总是说：人思想，神（即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外部支配）指导。单是认识，单是比资产阶级经济学更广大深刻的认识不足以使支配的社会力屈服于社会之前。此处尤其要有一种社会的行动。当这种行动一经成功，当社会一经掌握全部生产工具，加以有计划的管理，并将一切社会员从奴役——这种生产工具为他们所创造，但和一种优越的外力一样对抗他们，使之陷入奴役中——中解放出来，当人类不仅是思想，并且还要指导时，现今尚反映于宗教中的最后的外部劳力才会消灭，而宗教的反映自身也会消灭，其理由十分简单，就是不复有什么东西反映了。
“但杜林君不能等待宗教这种自然的死法。他采取操切的行动。作事胜过俾斯麦；并制定严厉的法例，不独用以对付迦特力教，并且用以取缔一切宗教；他嗾使他的将来的宪兵钳制宗教，予他以殉教的机会，使之得延长生存的期间。凡我们的目光所到之处，总看见普鲁士特别社会主义的气味。”（见同书三四二至三四四页。）
恩格斯于说完第三部分之后，用一段话结束全书道：“大家允许我们以开展的胸怀，离开我们这种时常流于干燥无味的对象。当我们要讨论各个疑问点时，在判断上即为客观的和不可争辩的事实所拘束；依照此等事实常是必须下严厉的批评。现在哲学，经济学和共同社会都退到我们的背后，而曾受零碎批评的著者的整个形像却呈现于我们的眼帘，于是人事的顾虑可以提在前面；现在允许我们将好些不可解的科学上的迷妄和骄矜追溯到人格的原因上，而我们对于杜林君的总批评可用一句话概括起来：即夸大妄想狂中的缺乏责任能力。”（见同书三五三至三五四页。）
恩格斯这些“言论刊布于《进步报》，始于一八七七年一月。第一部分——导论和哲学——于五月登完，旋即印成一种单行本。第二部分——经济学——于一八七七年十二月三十日登完，第三部分——社会主义——于一八七八年七月登完。”（见耶赞诺夫主编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丛刊》德文本第二卷一三六页，耶氏：《恩格斯的辩证法与自然》）是年夏季复将这三部分集合拢来，印成书本，名为《杜林的科学革命》，但有时为简便起见，大家常沿用他原来的名称，称之《反杜林论》。
《杜林的科学革命》一书是恩格斯生平一部最伟大的著作，可以和马克思的《资本论》后先媲美。就是当时为杜林信徒的伯恩斯坦后来也说：“这部书毫无疑义地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后近世社会主义最重要的著作。”（见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今昔》三二页——Das Sozialismus einst und jetzt）考茨基更说:“除《资本论》外，《杜林的科学革命》一书是近世社会主义的根本著作。（见考氏《恩格斯的生世，活动与著作》三一页）其实就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讲，就立论的通俗讲，恩氏的书还要算首屈一指。所以列宁说：“《费尔巴哈〔与德国唯心哲学的尾声〕》【《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杜林的科学革命》和《共产党宣言》是每个有觉悟的工人所当读的书。”（见列氏《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俄文单行本五〇页，一九二四年列宁格勒出版——OK．Mapce i Mapkcizme）
恩氏此书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将许多年来马克思和他的“最优良的工作工具”与“最锐利的武器”（见恩氏《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三九页）有系统地陈述出来，不独建立在社会科学上，并且还建立在自然科学上——这就是唯物的辩证法。所以梅林说，此书的“划时代的意义，还在他用理论与实例使辩证法的思想获得正确的形态。恩格斯这种争论的著作所给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恰和资养丰富的面包一样为他当时所需要，恩氏所给予的刺激，论其意义与效能，并不减于十几年前拉萨尔的《公开书信》所给予的刺激。”（见梅氏《德国社自民主党史》第四卷一二三页。）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既吃了这种营养丰富的面包，论理应当马上舍弃杜林的含有毒质的食品，但在事实上并不如此。杜氏这种不三不四的学说已被柏林大学视为眼中钉，于一八七七年六月将其辞退，因此更引起他的信徒的崇拜，公然出来反对恩格斯。摩斯特于是年党的哥特大会特促成一种决议案如下：
“本会宣布，凡对于《进步报》最大多数的读者完全没有趣味的，甚至于引起最大厌恶的论文，如近数月来恩格斯对杜林所刊布的评论一样，以后不愿出现于中央的机关报上。”（见倍倍尔：《我生回顾录》第二册三八八页。）
不过历时不久，这些信徒对于杜林的信仰根本破产，而马恩两氏的影响却逐渐增大了。
我们已经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作上是很难分离的，他们对于《杜林的科学革命》一书也是如此。当一八八五年此书再版时，恩氏在序言中说道：“此处所发表的见解有一最大部分是由马克思建立并发挥过的，只有一极小部分是我的，而我这种叙述，他自然知道。在全部稿件付印之前，我念给他听过，关于经济学一部分的第十章（批评的历史）并且是他做的，我为着体裁上的理由，才迫不得已，略加剪裁。我们向来的习惯是对于专科学问互相帮助。”（见《杜林的科学革命》序言一二页。）
恩氏说此书最大部分的见解是出于马克思，虽不免含有推崇故人的成分，然马氏既经参加著作，并于原稿付印前全知其中的内容，则此书完全为他所赞同，自不待言了。恩氏后来将此书第一部分的导言和第三部分的一，二两章抽出来，略加修改，给拉法格译成法文，登在《社会主义评论》（Revue socialiste）上面，旋又印成一个单行本，名《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Socialisme utoplque et socialism scientifluus）。自此以后更被译成各种文字，为说明马恩两氏所建立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最精悍短小之作。
恩格斯《杜林的科学革命》一书既以阐明唯物的辩证法为一个主要的特点，他在第二版的序言中也说：“德意志的唯心哲学中救出那有意识的辩证法，使过渡到唯物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只有马克思和我。然要达到一种辩证法的而同时又是唯物的自然观，需要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马克思是一个很高明的数学家，不过我们对于自然科学只有片断的，和单个的研究。自我退出商业界，移住伦敦后，便尽量利用充裕的时间，从事于一种完全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像利比喜所说的一样——‘换毛’（Mauserung）工作，八年最好的光阴花在这里面。”（见《杜林的科学革命》序言一四页）他这八年研究的结果一部分表现于《杜林的科学革命》，一部分则表现于他的遗著中。
讲到恩氏此项遗著，起初只有伯恩斯坦等几个人知道。据伯恩斯坦说，恩氏死后，他和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托党员和有名的学者利奥·阿朗斯（Leo Arons）审查马恩两氏关于数学与自然科学的遗稿，觉得都无足取，党部不愿将其出版。其实阿氏不独是一个反对辩证法的经验论者，并且还公开反对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每一种急进主义。耶赞诺夫告诉我们说：“从阿朗斯对于遗稿所标的记号看，他所翻开的只是关于自己专长的部分。恩格斯一八八一年八月十八日信中所说的马克思的数学稿件，他并没有看过。”（见《马克思与恩格斯丛刊》第二卷一四一页）审查的人既不忠实，而伯恩斯坦又秘而不宣，所以马恩两氏的遗著竟埋没二三十年，直至前几年耶赞诺夫极力搜罗他们两人的一切稿件，才从伯恩斯坦的手中接到这些遗稿。
单就恩氏的遗稿讲，计有四捲，第一捲标明辩证法与自然科学，第二捲标明自然科学与辩证法，第三捲标明辩证法与自然，第四捲标明数学与自然科学。这都是一八七○年代至一八八二年的作品。耶氏将这些作品连同恩氏一八八六年和一八九二年的遗著，编成《恩格斯的辩证法与自然》，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出版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丛刊》第二卷上，足有二百二十余页。
但恩格斯的遗著只是由许多大纲，短节，短篇和长篇的论文集合而成，并不是整理完好，预备付印的稿件。书的内容是讨论自然界的辩证法，他曾标出三条规律，即：
一、“量变质和质变量的规律，
二、“对抗融合的规律，
三、“反之反的规律。”（见同书同卷二八五页。）
关于辩证法的内容，《杜林的科学革命》一书已经讲得不少，但并没有标出规律来，这要算是第一次了。
恩格斯除掉这些新近发表的遗著外，尚有一个早已刊布的小册子，为表现他和马克思早年时代思想的变迁和晚年时代哲学观点的形成的重要著作，即《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原是恩氏应《新时代杂志》编辑部的请求，批评斯塔克（C．N．Starcke）所著的《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的两篇论文，起初登在这个杂志一八八六年四，五期上面，后来才印成单行本。
这个小册子首先述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及其方法的互相对抗，正宗派和少年黑格尔派的彼此分离，以及后者因对正宗宗教实际争斗的必要而趋向于英法的唯物论。第二部分讨论一般的哲学问题，批辞毕希勒，佛格特和侔富斯珂肤浅庸俗的自然科学唯物论与法兰西十八世纪机械的唯物论，而于费尔巴哈在自然科学三大发见——细胞，力的转变，和因达尔文得名的进化论——的时代，不能达到那脱离法兰西唯物论一切偏见的历史的自然观，则对照着当时德国糊涂的哲学教授，颇多恕词。第三部分讨论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人生哲学。
“费尔巴哈以为‘人类的时代只是由宗教的变化决定的’。这种主张极端错误。宗教的变化件伴着历史上的大转变，只有向来存在的三种世界宗教，即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古代自然生长的种族宗教和民族宗教是不宣传的，并且当各种族和人民的独立一经破坏，此等宗教即失去一切抵抗力，日耳曼人甚至于只和沦亡的罗马世界帝国及其所采取的并适合于他的经济，政治和观念状况的基督教世界宗教简单接触一下，即发生这种现象。只有遇着这些多少矫揉造作的世界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我们才发见一般的历史运动具一种宗教的面目，就是在基督教方面，那对于革命有真正普遍意义的宗教面目，也只限于资产阶级解放争斗的初步，即从十三世纪至十七世纪，并且不和费尔巴哈所指的一样，为出于人们的自心情愿及其宗教的虔诚，乃是因中世纪早前的全部历史除宗教和神学外，不知道有其他精神文化的形态。可是当资产阶级在十八世纪十分强壮，能要求合乎自己阶级观点的精神文化时，即专在法律和政治观念的伸诉之下，贯彻他的终极的大革命，——法兰西革命——要等到宗教妨碍他，才去对付宗教；他却没有想起创造一种新宗教去代替旧宗教；罗伯斯庇尔这样的企图怎样失败了，大家是知道的。”（见《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二八至一九页。）
恩格斯在第三部分驳倒费尔巴哈这一大主张后，末了说道：“崇拜抽象的人构成费尔巴哈新宗教的核心，这必须代以真正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这种超过费氏观点的继续发挥是由马克思于一八四五年在《神圣家族》中公布出来的。”（见同书三五页。）
第四部分所说明的是，自费氏不能用批评的方法结果黑格尔，仅简单将他搁置一边，视为无用后，马克思即起而担负这种任务。马氏是抓住黑格尔哲学革命的方面，予以适当的形态，继续发挥出来——即辩证的方法。“不视世界为现成的事物的集合体，而视为诸种进程的集合体，其中似乎固定的事物及其映入我们脑袋中的思想影像——观念——是经过一种不断的发生与消灭的变化，不管一切显然的意外，和暂时的退步，终久贯彻一种向前进的发展——这种伟大的根本思想特别是自黑格尔以来，浸润了一般的意识，现在几乎没有反对的了。”（见同书三九页。）
自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上的三大发见以来，这一方面的研究也和人类社会的研究一样，是应用辩证法的。“不过社会发展史和自然发展较，表现一个根本不同之点。在自然界中，如除去人类对于自然的交互作用不计，便尽是无意识的和盲目的力互相影响，而在他们交互的表演中，那普遍的定律即发生效力。一切事件的出现，无论是起于无数表面上显明的偶然，或是出于此等偶然所保证的合规律的最终结果，总不是以有意志有觉悟的目的而出现的。反之，在社会史中的行动者尽是具有意识，思虑或热情而走向一定目的的人；无一事的出现不具有有觉悟的意见和有志愿的目的。这种区别对于历史的探讨，特别是对于单个的时期和事件虽十分重要，但对于历史的进程受内部普遍律的支配这种事实无所改变。因为这里虽是单个人具有有意志的目的，但就大体讲，也是偶然在表面上宰制着。所志所愿的事件的出现非常稀少，在大多数例子中，只是许多所志所愿的目的互相交错，互相抗拒，或者此等目的自身从始即不能贯彻，或者是方法没有效，不能实现出来。所以在历史方面，无数单个意志和单个行动互相冲击所造成的状况与没有意识的自然所表现的状况相似。行动的目的是心中所欲的，但真正由此等行动所生的结果，却不是心中所欲的，或者初时似乎与所志所愿的目的相符，终于背道而驰。就大体讲，历史的事件也同样受偶然的支配。可是在表面上偶然虽在表演，他却是受隐藏着的内部定律的支配，所以问题就在把此等定律发见出来。”（见同书四三至四四页。）
恩格斯于是借历史的例子大体说明马克思的历史观，而他的结论是：“这种观使哲学绝迹于历史方面，恰和辩证法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成为非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因此不复需要在脑袋中去制造联系，只须在事实中去发见联系。那从自然和历史中驱逐出来的哲学苟延残喘的地方就只在纯粹思想的领域：而关于思想进程自身的规律的学说是逻辑与辩证法。”（见同书五六页。）
恩格斯这个小册子后面还附有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的十一条批评。“这虽只是急忙草就的纲领，预备后来发挥，绝不是直接要付印的，但这是表现新世界观活泼的萌芽的第一种文书，很可宝贵的。”（见同书序言四页）的确不错，尤其是第十一条在简单的一句话中给予我们一种革命的人生观，即：“一班哲学家向来只是各种各样地解释世界，但真正的要务是在改变世界。”（见同书六四页。）
除上面一个小册子外，恩格斯还有一篇重要的论文，即《法兰西和德意志的民族问题》（Die Bauernfrage in Frankreich und Deutschlandg），登在一八九四年的《新时代》上面。马克思生平最大的自的是在暴露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所支配的“近世社会的经济运动律”（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三八页），因此他的著作还未遑多多涉及农业方面，他晚年虽研究俄国和美国的农业状况，预备有所撰述，卒没有如愿相偿。可是恩格斯的论文颇足弥补这一点。此文在批评拉法格所草的和一八九二年马赛（Marseile）大会合所通过的法兰西工党（Französische Arbeiterpartei）的农业纲领中，将马恩两氏对于雇农，小农，中农，大农，和大地主的态度明白表现出来了。
概括地说，恩格斯以为无产阶级的党要夺取政权，于开始时必须由城市跑到乡村中去，使之在乡村中变成一个强有力的党。吸引农业无产阶级，是一种极重要的任务。一旦政权在手，当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委托农业无产者的协作社，在社会管理之下从事耕种。至于小农（指私有小土地的农民和佃农）在资本主义制度底下，必然走到灭亡的途径，党应当坚决地站在他们一方面，帮助并劝导他们加入协作的农业经营。中农和大农业必须有雇用劳动才能生存，他们本是农业无产者的敌人，但如能从经验中觉悟他们现有的生产方法必然破灭，而倾向于党，也当努力使他们的经济转入新的生产方式中。
无产阶级的党对农业和农民的政策的轮廓，便这样由恩格斯的一篇论文规定出来了。而俄国的无产阶级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取得政权后，列宁即领导着党将这种政策次第见诸实行。
我们对于恩格斯一人的著作已经介绍完毕，现在当进而叙述他和马克思两人的学术生活。
据恩格斯说，自一八七〇年以后，“马克思和平常一样，以学业去销磨岁月；凡农业，美国的，特别是俄国的农业状况，货币市场，银行业务，以及自然科学，如地质学，生理学，尤其是独出心裁的数学著作构成这个时代无数草稿本子的内容。”（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三四页。）这个时期正是马氏开始患病的时期，他犹是孜孜不息地作学业上的探讨，他的为学的精神真是老而益壮了。
马氏一方面研究学术，另一方面自然和他的老友讨论学术。《恩格斯和马克思书信录》第四卷正是马氏晚年时代的产物，表现得颇为清楚。“这一卷和以前各卷一样，在理论方面供给丰富的材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书信中常是回顾到他们学说的各方面，同时——和列宁所说的一样——对照他们从前的见解提出并讨论最新的学说和新的发见。当一八六八至一八六九年大半还是讨论经济学的问题。马克思因为杜林对于《资本论》第一卷的批评，接着恩格斯一八六八年一月七日一些批判，特于异日在宏大的形态中，指出是书的‘三种基本新元素’。一八六八年三月十四日和二十五日的书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学说是重要的。同年四月二十二日，二十六日和三十日的书信讨论利润率和货币价值的关系。马氏在三十日的信中草成〔《资本论》〕第三卷的思想组织的大纲。而以指出阶级争斗的理论作结束，他的主要著作就是专心致志探讨这种理论在科学上的根据。一八六八年十月十日书信中的一段很足表现他的经济学说和他的政治学说这种内部的方法论的联系。马克思在一本请讲爱尔兰一八四四至一八四五年农业状况的书中发见‘农民和地主生死争斗’的报告，‘除掉支付由土地差异而生的地租外，这种地租还要包含并非地主所投实系佃农所投的资本的利息。’马氏于此批评道，‘只有将互相冲突的事实和真正的对抗去代替互相冲突的教义，人们才能使经济学变成一种实证的科学。’五月七日，十日和十六日的书信是表现工厂企业中预先投下的流通资本部分的变化的估计。马克思在七月十一日的书信中反对价值的决定由于节省的劳动（ersparte Arbeit）的理。凯里（Carey）认人类在农业上是由耕种恶劣的土地而达到优良的土地，并且企图反对李嘉图的地租说，书信中对于凯里这种非历史的地租说，曾有多次的讨论（一八六八年三月十四日的信，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九日，十九日，和二十六日的信），而恩格斯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的信说得最详细，他对着凯里‘历史的摩利特故事’（Geschichtliche Moritaten和）‘鲁滨逊故事（Robinsonaden）提出自己对地租起源的历史的辩证法的解释。”（见《马克思与恩格斯全集》第三部分第四卷编者导言一三页，一九三一年柏林出版——Marx，Engels Gesamtausgage）
“自一八七〇年以后，书信中不大涉及经济学的问题。在理论上所标出的问题是：自然界的辩证法，辩证法的自然科学。六十年代的书信所讨论的问题大半以《资本论》为范围，七十和八十年代的书信所讨论的问题大半以《反杜林论》为范围，此书的第一部分不仅是肃清杜林的‘哲学’，并且是肃淸资产阶级的哲学，同时他将辩证法唯物论的基本特点和对于一切科学——自然科学也在内——都有效力的唯物的辩证法发挥出来了。自七十年代的初年起，直接受了达尔文各种发见的刺激，这两位朋友开始将他们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建筑在自然科学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已经提出一句话，即辩证法的规律在历史中和自然科学中同样证明是真实的。自此以后，马氏对于此等问题的研究从没有停止过，关于这一点，本书第四卷中他的一八六八年十月十八日和十一月十四日批评毕希勒庸俗唯物论的信，他的抄本中所保持的数学的研究——此等研究在书信中也时常提起——他对于化学和地质学——这些科学尤有助于他的经济学的研究——无数摘录的本子，表现得十分明白。从自然科学方面去作成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并使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具体化，不独他做了一主要部分，恩格斯也是如此，恩氏自一八七三年起有系统地从事于自然科学中辩证法的研究。此等研究的结果表现于《反杜林论》，和对辩证法与自然无数没有完成的作品中。本卷恩格斯的一批书信显出这研究的过程与步骤。特别重要的是一八七三年五月三十日的一封信，恩氏将辩证法的自然科学的整个纲领都起草出来了。”（见同书同卷编者导言一三至一四页。）
我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往来中可以窥见他们为学的一斑。但自恩氏移居伦敦后，他们的住所相隔咫尺，一切学术的讨论自然是口头的，要等彼此偶然分离，才有书信，因此我们连这“一斑”也很难窥见了。不过上面取材于已有书信的描写，已经表现他们晚年时代研究学术的趋向与轮廓。恩格斯关于自然科学的遗著且已刊布，仅马克思的仍未与世相见。然恩氏于他死后，除替他编订《资本论》二三卷外，还根据他对于摩尔根《古代社会》（Andient Society）的摘要，编成一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Der Ursprung der Familie，des Privateigentunms und des Staats．）。恩氏在序言中说：
“下面的各章在某种程度上是履行一种遗嘱。马克思并不是一个小人物，他曾觉值得将摩尔根研究的结果和他的结果——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我们的——唯物史研究的结果的联系表现出来，因此才能使他们整个的意义十分显明。然马克思在四十年前所发见的唯物史观，远为美国的摩尔根在自己的形态中从新发见了，并且由此比较野蛮和文明达到同一结果的各主要点，恰和马克思一样。德国行会的经济学者对于《资本论》既是以热烈的心情从事剽窃，以沉默的态度顽强抵制，英国‘前史’科学的代表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也完全取同样的行径。我的作品辅助我的亡友不复能够做的东西，为数甚微。我随时随地将他从摩氏批评的观察中所作的详细摘录，重新表现出来。（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序言七页。）
恩格斯这部小书虽是根据马克思对摩尔根《古代社会》的摘录编成，但也不是完全依样画葫芦，内中有不少增补之处，如他对于希腊罗马历史的叙述，并不以摩氏的原文为限，对于克勒特人和德意志人的历史大半是自己找的材料，对于经济方面的描写尤较摩氏为详细。他从有史以前人类的蒙昧时代讲到野蛮时代，再讲到文明时代，一步一步地显出家庭，私产和国家兴起，于是对于文明时代总结道：
“在文明之下，奴隶制获得最充分的发扬，社会第一次大分裂为掠夺阶级和被掠夺阶级是因他而出现。这种分裂在整个的文明时期是继续存在的。奴隶制是古代世界所特有的第一种剥削形态；跟着他出现的是中古的农奴制，和近代的工资劳动。这是三大奴役形态，为三大文明时期所特有；不过公开的和近来隐藏着的奴隶状况也常是并存者。（见同书一八五页。）
“文明的基础既是一阶级剥削他阶级，所以文明的全部发展便运行于一种不断的矛盾中。生产的每种进步同时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群众——的状况的一种退步。一阶级的每种幸福必然是另一阶级的一种坏处，一阶级的每种新的解放必然是另一阶级的一种新的压迫。此事最显明的证据是机器的输入，机器的影响是现今举世都知的。我们已经看见野蛮人中迨还不能有权利与义务的区别，而文明却使两者的区别和对抗达到最可笑的程度，同时他将几乎所有的权利给予一个阶级，几乎所有的义务给予另一个阶级。”（见同书一八六至一八七页。）
“但不是如此。凡对于统治阶级是好的，对于全社会也当是好的，因为统治阶级即等于全社会。所以文明愈进步，统治阶级对于自己必然造成的恶劣状况愈须用博爱的宽袍去加以掩蔽，或力为粉饰，或力为否认，总说一句，弄出一种矫揉造作的虚伪，这是早前的社会形态所不知道的，即文明的初期也未尝有此，这种虚伪毕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形成下面的一种主张：掠夺阶级剥削被压迫阶级，全是为着被掠夺阶级自身的利益；后者如果看不见这一点，甚至出于反叛，便是对于施主——剥削者——极忘恩负义的能事。”（见同书一八七页。）
末了，恩格斯征引摩尔根对于文明的评判作结束道：“自从文明出现以来，财产已有巨大的发达，他的形态十分复杂，用途十分广大，而适合于所有人的利益的管理十分精密，他对于人民方面已经变成一种不可支配的势力。人类在自己所创造的东西的面前，竟心迷意乱，不知所措了。然终有一日会使人类的智能增加，可以宰制财产，规正国家对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并规正义务和所有人的权利的界限。社会的利益是高于私人的利益，而两者必须形成公正的调和的关系。进步如果是将来的定律，恰和过去一样，那么仅仅求财即不是人类最终的命运。自从文明开始的过去时代只是人类过去生存期间的一小部分；也只是人类将来生存期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解体会使那以财产为唯一目的的经历告终；因为这样的一种经历含有自身毁灭的元素。政府的民主主义，社会的友爱，权利的平等，教育的普及。便暗射一个最近的较高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经验，智能，和知识就是当今常住的目标。他将为古代氏族自由，平等，和博爱一种更高形态的复活。”（见同书一八七至一八八页，按这一段系直接译自英文本《古代社会》，与恩氏的译文略有出入。）
马克思幸有一个后死的老友为之编订遗著，连他对于这种名著的摘录都编著成书，他真可以无憾了。可是我们对于他晚年的学术生活和私人生活讲得还不充分，现在特将他的女婚拉法格亲见亲闻的事介绍出来，使我们得多知道他的日常生活习惯。拉氏从初次见面时告诉我们说：
“他在麦特兰公园路（Maitland Park Road）一间房中第一次出现于我面前之时，不是一个不辞劳瘁的和无匹的社会主义煽动家，而是一个学者，他这间房子是文明世界一切派别的同志因咨询这位社会主义思潮的主人翁所麕集的地方。这房子是有历史价值的，大家如果愿意从内层去窥测马克思的精神生活，必须认识这间房子。房在第一层楼，那宽大的窗户向公园开着，房中因此透入充足的光线。烟突的两旁和窗子的对面，靠着墙都是书架子，上面放满了书籍，而报章的包裹和手稿也堆在上面，一直至天花板为止。在烟突的对面和窗子的一边，放有两张桌子，上面堆满了纸张，书籍和报纸；房子中间光线最好的地方有一张很朴素的小书桌（三尺长，二尺宽），和一张木制的靠背椅子；在这张椅子和对着窗户的书架中间有一张皮沙发，马克思时常躺在上面休息。烟突上尚放有书籍，中间又放有雪茄烟，火柴，烟盒，书镇，他的女儿，夫人，沃尔夫，和恩格斯的相片。他是一个烟瘾很大的人，曾向我说：“《资本论》的收入将抵不住我著书时所吸的雪茄烟；但他又是一个更善于销耗火柴的人；时常忘记向他的烟斗或雪茄上点火，一根火柴烧完，又继以二根三根，以至无数根，因此火柴盒子在令人不可信的短促时间中便空了。
“马克思不准任何人整理他的书籍和稿件，适当些说，就是不准任何人翻乱他的书籍和稿件；〔这些东西〕只是表面上显出乱七八糟，实则各物都有适当的位置，凡他所需要的书籍或小册子，用不着寻找，随手一拿即得，就是在阅读之中，他时常停着，将刚才讲的引句或图表从书中指示出来。他是一个与书室为缘的人，对于室中的书籍和稿件指挥如意，恰和他运用自己的肢体一样。
“他安置书籍不以外表的整齐为标准：四折纸的装订本和八折纸的装订本以及小册子堆在一起，排列书籍不以书的大小为标准，而以书的内容为标准。书籍对于他只是精神上的工具，不是装饰品。“书籍是我的奴隶，应当依照我的意志为我服务。”——他随意使用书籍，丝毫不顾及书的体积，装订，纸章的美丽，或印刷的精良；将书角折叠起来，用铅笔在书边上作符号，并于行间字句中画粗线。他并不在书中作何种评语，可是当一个著书的人越出情理范围之外，他有时不能不作一个感叹符号或疑问符号。他所用的画横线的方法使他极容易在一本书中再行发见自己所要找的节段。他有一种习惯，就是隔了好几年之后，总是将自己的抄本和书籍中画有横线的节段再读一遍，把书中的事牢牢记在心头，他的记忆力非常敏锐而正确。从幼年时起，即依照黑格尔的忠言，把他的记忆力由背诵一种外国文的诗句锻炼出来了。
“海涅和哥德〔的诗〕他能够背诵，在谈话中是时常引用的；又常诵读他从欧洲一切文学中所选的诗人〔的诗词〕，每年且读希腊原文的埃斯库罗斯（Aeschylos）〔的诗〕；他敬仰埃斯库罗斯和莎士比亚为人类中两个最大的戏曲天才。对于莎士比亚的敬仰更没有涯隙，把莎氏〔的著作〕作为最深的研究的对象；并且知道莎氏戏剧中最不关重要的角色。英国这位大戏剧家成为他全家一种真正的崇拜人物；他三个女儿对于莎氏〔的戏剧〕是能够背诵的。自一八四八年以后，他愿意将英文学好——前此已经能读英文书籍——于是找出莎氏一切特有的语法类集起来；他对于十分敬重的科贝特（William Cobbett）一部分争辩的著作也曾应用这种办法。丹第和朋斯都属于他所爱的诗人之列；当他听见他的女儿诵读这位苏格兰诗人的讽刺诗和爱情诗时，心中大为喜悦。……休息时，便在室中走来走去；从房门口至窗户前地毡上现出一条完全踏坏的路线，恰和草原中的路径一样。有时躺在沙发上读小说；时常一连读两三种小说，轮流更换；他和达尔文一样，是一个读小说的大家。……
“马克思通欧洲一切文字，用德，法，英文作文，为这些文字中的能手所欣羡；他时常喜欢称诵下而一句话，即‘一种外国文字是生活中一种争斗的武器。’——他具有一种学语言文字的大才能，并且也遗传给他的女儿了。当他学俄文的时候，已经是五十岁，这种文字虽和他所懂得的新旧文字在语源上并无关系，然他于学习六个月之后，已经能够以俄国诗人和著作家的作品自娱了，他所特别尊视的人是普希金（Puschkin）果戈里（Gogol）和谢德林（Schtschedrin）。他学俄文的原因就在要能读社会调查的文件，而俄政府因这种文件暴露惊人的真相，遂-止流行，然一般忠诚的朋友却替马克思获得此项文件，因为马氏的确是这些人所认识的西欧人中一个唯一的经济学者。
“马克思除掉借诗人和小说家休养精神外，还有一种很奇异的方法消遣；即数学，这是他所特别嗜好的。代数学予他以一种心神上的安慰，他在流离生活最痛苦的时期中，辄以代数学为避难所。当他的夫人最近的病中，他不能够像平常一样从事于学问上的工作，夫人的痛苦印入他的精神中，要潜心于算学，才能够忘却这种印象。当着这种精神痛苦的时期，他著一部微分学，据知道此著作的算学家的报告，甚为重要，并且将在他的全集中刊布出来。他在高等数学中复发见辩证法最合乎逻辑的和最简单的形态的运动；据他的意见，当一种学问能够应用数学，才算是真正发达了。
“马克思的图书馆经他多年细心的征集，共有书一千多本，然这却不够他的用，在许多年中，他是一个热心往不列颠图书馆的人，并很重视这个圆书馆的书目，就是他的仇敌也不能不承认他的知识博大渊深，他所具的知识不仅是在自己专门科的经济学上，并且还旁及于历史，哲学，和各国的文学。
“他晚上睡觉虽常是很晚，然早晨起床总在八九点之间，于是吃黑咖啡，看报，然后进书房去，一直做工到晚上二三点钟为止。他的工作间断的时间就只是进饮食的当儿，晚上乘着天气好，去到罕普斯忒草场（Hampstead heath）散步的时候，和日间在沙发上睡一二点钟。他在少年时代即有一个习惯，对于他的工作通夜不睡地挂念着。——工作对于马克思成为一种热烈的嗜好；工作吸引他的注意非常之深，常因工作而忘却饮食。进餐时，他少有不被唤多少次即下来到餐室的；他最后一口东西差不多还没有吃完，已经又到书房中去了。他是一个很不善吃的人，因胃口不好，便努力借咸菜，火腿，熏鱼，鱼子酱，和鱼肉和等去开胃。他的胃必定是为他那绝人的脑力受了损害。他为着他的脑筋将整个的身体牺牲了；思想是他的最高的享乐。我屡次从他听见黑格尔——他少年的哲学宗师——的一句话，就是：“一个恶汉犯罪的思想比起天上的奇异还要宏大些，巍峨些。”
“他的身体要适应这种非常态的生活方法和创造的精神工作，也必定是组织坚强的。在实际上他很强壮，身材过于中人，肩觉而胸部甚发达，四肢很相称，不过他的瘠柱和腿相较，便觉得略长一点，这是犹太人中所常见的现象。他倘若在少年时代习过许多体操，则他必定是一个非常强壮的人了。他照常进行的唯一体操是走路；借着闲谈和烟卷，能够走路或爬山过岭至几点钟之久，丝毫不咸觉疲倦。我们可以说，他在书房中是走路作工；他坐下顷刻间即将走路时所想的东西写下来。他又很喜欢在走路中作闲谈，当着讨论起劲的时候，或是谈到重要关节的时侯，时常是站着不走了。
○ ○ ○ ○ ○ ○ ○
“马克思的脑袋中充满了历史的和自然科学的事实，以及哲学的学说，其分量之多，几致令人不能相信，他深知运用这种在长久精神工作中所收集的知识和所经历的观察。大家可以随时随事问他，可得到他们所愿意的最圆满的答复，而这种答复总是陪衬着一般重要的哲学问题。他的脑子好像一只储有蒸汽停在港湾的战舰，可以随时向思想的各方面开动。他的《资本论》在我们的面前的确表见一种可惊异的能力和宏富的知识的精神；但我和其他亲识马克思的人们一样，总以为《资本论》或别种著作从没有表见他的天才和知识的全体容量。他所站的地方高出于他的著作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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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作工总是非常精细的；凡没有最好的证据作根据的事实，或数目，必不拿来应用。他不以间接的报告为满足；无论怎样麻烦，总是自己去找来源；他可以因一种不重要的事实，急忙跑到不列颠博物馆去翻书证实。……他的工作方法使他所担负的任务的容积，在读他的著作的人面前迨没有表现出来。他因为要在《资本论》中对于英国保护工人立法做二十页左右的稿子 ，就读遍全图书馆含有英格兰与苏格兰调查委员和工厂监察员报告的蓝皮书；他将这些书从头至尾读一遍，这可由他所画的无数铅笔记号证明出来。”（见《新时代杂志》第九年度一卷一一至一七页，拉法格《回忆马克思》。）
然马克思不独在休息和快乐的时候是善笑，即在颠连困苦中也不失去这种乐观的态度。挨斯列（Kurt Eisner）在《李卜克内西的生平与活动》（Wilhelm Liebknecht．Sein Leben und Wirken）中告诉我们说：“就是在那困苦的年岁中，李卜克内西也和马克思一样，总不失为一个愉快的人，一个满腹诙谐的人。他们当最困难的时期，大半是在欢笑中度日。如遇意外之事，那不可破灭的精力自身就在学生一般的戏跃中消磨愤怒，而经济生活中的一切痛苦都烟消云散了。”（见挨氏《李卜克内西的生平与活动》三八页，一九〇六年柏林第二版。）
在最困苦的时期仍不失去愉快的神情，欢笑如常，这只有有气魄有修养的革命家才能办得到，若在常人是会因生活的压迫而沮丧，而败灭的。即此一端也可以表见马克思的伟大，为一般青年革命家所当矜式的。然上述的一切只是他的生活的一面，现在再让雷士列从另一面来告诉我们一些关于马氏及其家人的事迹。
“马克思对于和工人集在一起，与他们交谈，视为有非常的价值。因此他对于一般肯和他自由谈话而不谄媚他的工人，方求与之交接。他以为听工人对于〔工人〕运动发表意见，是很重要的。他时时表示愿和他们讨论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因此他马上发见他们对于此等问题是否有充分的了解，如果他们了解的程度愈高，则他的欢喜愈大。在国际党的时代，他对于中央局的开会，没有不出席的，我们——马克思和中央局最大多数委员——于散会后，照例复集合于一个有体面的酒馆中，随便饮一杯皮酒，谈一谈天。马克思于回家的路途中常谈论标准工作日，特别谈论八点钟的工作日，我们在一八六六年已将八点钟的工作日作为宣传〔的工具〕，国际党的日内瓦会议（一八六六年九月）并将这种工作日列入党纲中。马克思常说：‘我们力争八点钟工作日，但我们自己在二十四点钟之内常做两倍以上的工作。’可惜马克思的工作真是太多了。他单是为国际党所费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究竟有多少，一个局外人决想象不到。此外，马克思还要为维持他的生计而苦苦作工，并且花费长时间在不列颠博物馆，为他的历史的和经济的研究而搜集材料。当他从博物馆回到北伦敦自己的住宅——哈维斯托克山（Haverstock Hill）麦兰特——时，常到我这里来，——因为我住的地方离博物馆不远——和我讨论国际党的任何项问题。他回家饮食后，稍事休息，即去从新作工，常至夜深为止，有时还继续到天明，当他的晚上短促的安静时间为同志的造访花去时，尤特别作工到天明。
“马克思的家对于每个忠实的同志是开放门户的。我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在他家庭中所过的快乐日子，使我永不会忘记。那位令人起敬的马夫人尤为家中的明星，她是一个硕大而且极美丽的妇人，她的举止娴雅，又非常柔和，慈善，活泼；绝无一点骄傲与固执的习气，一个人在她的面前便觉得和在自己家中的母亲及姊妹面前一样适意。她的全部品质使人想起苏格兰的平民诗人朋斯的话：‘妇人，可爱的妇人，上天嘱咐你抚慰男人。’（Woman，lovey woman，heaven destined you to temper man．）马夫人对于工人运动的事务甚为热心，凡和资产阶级争斗的每种胜利，甚至于最小的胜利，使她大满意，大欢喜。
“就是马克思的三个女儿，从幼年起，对于近世工人运动也有最深厚的兴味，这种工人运动总是构成马克思家庭中的主要题目。马克思和他的女儿间的交接最为诚恳，丝毫不用强制力，这是大家所能想象的最诚恳和最不用强制力的交接。女孩子们看待她们的父亲俨然像一个兄弟或朋友，因为马克思是不肯把亲权的外表架子摆出来的。第一，他是自己小孩子的设计人，当着闲暇的时候，且为她们玩耍的伙伴。马克思对于小孩子具有一种非常的感情。他常说，他对于基督的《圣经》最中意的地方，是其对子小孩子的大友爱之情。当马克思在城中无事，而向罕普斯忒草场一方散步的时候，大家常可以看见这位著《资本论》的人和一群街市上的小孩子游戏。”（见《新时代杂志》第十一年度一卷七五〇至七五一页，雷氏《一个工人对于马克思的回忆》。
雷士列自己是一个裁缝，因参加国际工人运动的指导机关——中央局——的工作得和马克思发生密切的关系，他将马氏对于工人的态度告诉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世人听见说马克思在研究室中的日子较多，总不免怀疑他是一个深居简出的学者，与普通工人绝不发生关系，现在看了上面这些话，他们的怀疑可以冰释了。然雷氏对于马克思家人的状况所说无几，现在还当分别加以补充。
我们首先叙述的是燕妮。她生长名门，本不识人世间生活上的痛苦；及配马克思后，在马氏壮年时代，则跟着他奔走革命，备历风尘与放逐之苦；在马氏中年时代，则支持家计，但要作“无米之炊”，有时为境遇所迫，竟至痛不欲生，愿与儿女同埋地下，则她所受痛苦的厉害可想而知了。就是到了马克思的晚年时代，获得恩格斯巨额的金钱帮助，她暗中还是受着生活的压迫，不得仰首伸眉。马克思于一八六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写信给恩格斯说：“我还有一种‘家庭的’不适意事件。好些时候以来，我察出家中的用度虽没有增加，然每星期给我的妻子的钱总不够用。我因为绝对不愿再欠账，而上星期一给她的钱到昨日就花完了，遂追问缘由。于是妇女的愚行便表现出来了。她前替我出账单给你，在单子上瞒了七十五镑没有报告，现在要由家用款中逐渐抽出偿还。我问为什么要这样？答案是，她怕把这种巨大的数目呈出来！妇女总是要公然有保护的。”（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四卷一八〇页。）
我们从上面这桩事可以看出燕妮具有何等的牺牲精神。她在马克思最穷困的时代，尝背若马氏，私自借款充家用；迄一八六八年恩格斯要马克思报告所负债务，愿代为一起偿还，在常人遇着这样的机会，即不以少报多，也必不以多报少，燕妮却宁牺牲自己，节衣缩食去偿还家中债务四分之一，马克思称此为“妇女的愚行”，其实这只是因自己所处地位的关系，不得不如此说罢了。
燕妮固因家计困难，艰苦备尝，就是小燕妮也要连带受许多影响。她秉质素弱而聪慧过人，马克思常常尝称她为“世间最精细最聪颖的孩子”；惟其精细聪颖，故对于家中生活艰难，辄忧形于色。马氏于一八六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报告恩格斯说：“燕妮现在已觉得我们景况的全部窘迫了，我相信这就是她的体弱多病的主要原因。”（见同书三卷四九页。） 她因家境不裕，于一八六九年一月到一个英人家内去教书。至一八七○年，她对于爱尔兰事件作出许多稿子，署名威廉斯（J．Williams），投登《马赛列斯报》（Marsillaise），大受恩格斯的赞赏。她于一八七三年与法人龙格（Longuet）结婚，龙格从事于工人运动的，后来并且成为这种运动中领袖之一。
小燕妮的妹妹也是和一个从事于工人运动而后来成为领袖的人结了婚，此人就是本章所介绍的纪述马克思私人生活最详细的拉法格。拉氏出生于古巴（Kuba），于九岁时到法国学医。自一八六六年以来即与劳拉互相恋爱。马克思于是年八月七日报告恩格斯说：“自昨日起，劳拉半爱起拉法格来了，……这位少年初时依着我，但他的注意力即刻由老子的身上移到女儿的身上去了。”（见同书同卷二四一页。） 他们是一八六八年四月结合的。
拉法格于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革命曾亲自参加，旋逃往西班牙，从事于社会主义的传播；至一八七二年出席国际海牙会议，旋移居伦敦，以写真石印术为业。当一八八〇年代，法国工人运动复起，拉氏与马克思，恩格斯于一八八○年替法兰西工党（Parti ouvrier francais）共同草订一种选举纲领。自此以后，他领导工人运动，备尝艰苦。至于“劳拉在工人运动中不仅是她的丈夫的好帮手，并且将她的父亲许多著作译成很完善的法文，又很慎重地保存其遗著，这是她的功绩。”（见《新时代杂志》第三十年度一卷三四二页，梅林《保尔和劳拉·拉法格。Paul und Loura Lafargue）
拉法格到了六十九岁的时候，因年老多病，精力两亏，了无生趣，遂于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晚和他的四十余年相亲相爱的妻子劳拉一同自杀了。
劳拉的终局十分悲惨，她的妹妹艾琳娜更是如此。艾琳娜本具有极大的才能，擅长英，德，法，三国文字，年方二十，在文字上即负有时誉。燕妮于一八七七年一月底写信给索尔格说：“她现在正忙着将德文或法文译成英文。她为莎士比亚社（Shakespeare，Gesellschaft）的社员，曾将波恩〔大学〕教授第力阿斯（Dellus）对于莎士比亚叙事诗的小册子译成〔英文〕，极为大家所满意，第力阿斯教授写一封赞赏备至的信给她，说深为自己的学社获得一个这样的‘社员’庆幸。这种成功足以使她加入文学界和报界中，她或可在此找得有报酬的〔文字〕工作，使她从劳苦的和有损健康的教书〔的职业中〕抽身出来。”（见《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录》一五二页。）艾琳娜后来的确找得一些“有报酬的〔文字〕工作”，但并没有从教书的职业中抽身出来，从一八八○年起，且担任一个女学校的教职。
艾琳娜也和她的父亲一样，是喜欢往不列颠图书馆作工的，她的学力充足，知识丰富，为马克思晚年文字工作中一个有力的帮手。然她的自信力不强，不肯从事著作，仅于她的父亲及恩格斯死后，将他们的著作从各种报章上采取出来，编成专书行世，如一八九六年出版的《革命与反革命》，一八九七年出版的《东方问题》，一八九九年出版的《帕尔墨斯顿爵士的生平（The Life of lord Palmersten）《十八世纪的秘密外交史（Secret Diplomatid Histor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和《价值价格及利润》等等都是。
艾琳娜不仅是擅长文字工作，并且为工人运动中的能手。“她于一八八六年和艾威林，李卜克内西同到美国，替美国社会主义工党（Die Sozialistishe Arbeiter Parrtei der Vereinigton Staaten）作煽动的旅行。旋有所谓巴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会议，她当英，德，法，三国文字的翻译，非常勤劳。回伦敦后，不久有船坞工人罢工爆发，艾琳娜·马克思投身其中，千数的金镑由她和朋斯夫人（Frau Burns）等的手中经过，而自己尝无隔宿粮。自船坞工人罢工几星期之后，东伦敦的息尔维镇（Silvertown）一个大缆线工厂的女工发生同盟罢工之事。……当这次罢工经过之后，她将那些女工在一个联合会中组织拢来，并且促成她们加入当时所创设的日工大工联之一。只有一个工联愿意在与男子平等的地位上收纳这些妇女：即是托伦（W．Thorne）所领导的瓦斯工人和日工工联（Die Union der Gasarbeiter und Tagelöhner）艾琳娜·马克思因此变成这个工联的会员，旋又变成会中的职员，在她和托伦之间因互相钦佩，遂成立一种始终不渝的友谊。艾琳娜·马克思很喜欢替程度不足的工人的工联活动，而这种工联的会员也很知道敬重她。”（见《新时代杂志》第十六年度二卷一二〇至一二一页，伯恩斯坦《艾琳娜·马克思》。）
艾琳娜才具优长，学识充足，又加以年富力强，使得继续其理论与实际的工作，则她自身的成就和她对于无产阶级与妇女的贡献，当未可限量。不幸她遇着艾威林，与之发生恋爱关系，遂将自己的前程轻轻送掉了。当马克思生时，她已和艾威林相识，迨马氏死后不久，他们的交谊才日渐亲密。艾威林本已有妻，不过因不称意，已经与之离居，并且激而放荡形骸，兼从事于自由思想的运动。然艾威林的为人“是性行卑鄙的，他的才能只在模仿短篇戏剧。”（见达马士革《经济学史》第二卷一三○页.）艾琳娜没有看清艾威林的性行，因自己极喜观剧，遂过于重视他此项才能，与之恋爱，因此受了资产阶级社会道德的成见的制裁，而失去向来所担任的女学校的教职。
艾威林自与艾琳娜结合后，仍旧是在梨园中流连忘返，因用费浩繁，便昧着良心，连最贫苦的人节衣缩食的钱都借去浪用。后来他的离居的妻子死了，复背着艾琳娜，私娶一个女戏子为妻，潜行往来，渐为艾琳娜所察觉。她于一八九八年二月三日写信给兰欣的儿子佛列第·德穆特（Freddy Demut）说：“爱德华（Edward按此为艾威林的名字）今天往伦敦去了。他要去找医生等等。不让我同去！这是他的残忍处——该处总有不愿意告我的隐事，亲爱的佛列第，你有你的子女。我一无所有，有什么值得生活啊。”（见《新时代杂志》第十六年度二卷四八七页，伯恩斯坦《致艾琳娜·马克思于死的是什么》。Was Eleanou Marx in den Tod Trieb）
艾琳娜本和她的父亲一格，是很乐观而善笑的，然艾威林对她的行为是何等无耻，这自然不能以一笑置之。她在艾威林的旁边度一种不幸的生活，已经十四年，观她上面的信，她已经没有生趣，已怀有自杀的念头了。当时艾威林正患病。但常私自外出，她于是以艾威林的名义购买毒药，有一次并气愤愤地向艾威林说：“这一次我硬要认真了，毒药在此，来来，让我们同归于尽，了却这些烦恼。”（见同书同卷四九○页。艾琳娜打算自杀，已经明白表示出来了，但艾威林既不设法加以安慰，复不将毒药夺去，真正等于见死不救。至是年三月二十八日，他们同回息登汉（Sydenham）寓所，艾威林尚病不能行，越三日忽接到他所娶的女戏子的信,阅后即毁去，并马上驰赴伦敦。这一走变成了艾琳娜的催命符，她于致书外侄节恩·龙格（Jean Longnet），嘱其努力光大马克思的事业后，即服毒自尽。她幼时有一个诨名，叫做“没人理会的可怜民族”（The poor neglected Nation）这个名称原是指爱尔兰），不意戏言成谶，竟变为她后来遭际的写照了！
马克思的晚景及其家人的状况，已略如上所述，关于他病中和去世的经过，特留给本书最后一章去讲。我们将于下一章叙述本章所说的德法战争所引起的巴黎公社，以及马克思对于公社的批评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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