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李季 -> 马克思传（1933）
第三篇 中年时代
（研究时期：一八四九年至一八六七年）
第一章 革命活动的余波
马克思说：“我自一八四九年春季被逐出普鲁士，后来被逐出法兰西后，即前往伦敦，自共产党解散（一八五二年）及我的大部分朋友离开伦敦后，我和一切公开的与秘密的团体疏远了，并且和一切社会疏远了”。（见马氏的《佛格特先生》一五四页。）严格讲起来，马克思的研究时期应以他脱离一切公开的与秘密的团体生活，专门研究学术为起点。不过他自到伦敦以后的生活和他在奔走时期相较，大有区别。他初到此间时，虽仍旧参加实际工作，企图继续革命运动，但为时甚短；以后即有活动，大概是属于收束方面的，所以我们只能认此为他的革命活动的余波，与研究学术的引子。兹特将这个最短期间列入他的研究时期，而不附在他的奔走时期之后。
当马克思于一八四九年七月接到法政府的驱逐令后，他本拟移居瑞士，往就恩格斯，与之计划此后的行动方针，旋因办不到护照，才转赴伦敦。至于恩格斯，自是年五月加入巴登和普法尔次的革命军后，于六月间与人数极多的反革命军作战，屡次失利，几濒于危，他迫不得已，乃于七月逃往瑞士。他在此处也不能有所作为，因于九月间绕道意大利的热那亚（Genua）前往伦敦，本来取道法国是一条捷径，不过德国的亡命客经过此途，当被押送至美国，故恩氏不敢出此。
马恩两氏自到伦敦后，即与威里系，鲍威尔和樊德尔（Phänder）组织一个亡命者委员会，尽力救济从大陆各国逃往伦敦的大批亡命客。当时欧洲各国的革命运动已经先后失败，并且消沉下去了。但他们总以为在最短的时期内，这种运动行将复兴，故一面将《新莱茵报》恢复起来，作为鼓吹和指导的机关，一面将势力涣散的共产党人团结拢来，作为行动的队伍，这样双方并进，积极准备，时机一到，便可乘势崛起。
当《新莱茵报》重与世人相见之时，他的形态已经不是一种日报，而是一种月刊，又名为《政治经济评论》（Politisch-oekonomische Revue）。此报仍系马克思主撰，由共产党员施兰姆（K．Schramm）和哈根（T．Hagen）在伦敦及汉堡为之经理。第一期定于一八五○年一月出版，然在实际上至二月间才出现。这个月刊上面说：“《新莱茵报》的编辑人自去年在夏季在南部德意志或巴黎参加革命运动之后，现在大部分复集于伦敦，并议决在此处继续办理《新莱茵报》。此报的出现。初时只能作为一种八十页左右的月刊，但当编辑部能将各号那副出版时，我们的事业将充分达到他的目的，就是对于舆论发生一种继续不断的影响，即对于财政方面也会呈出完全不同的机会。因此编辑部以为只要经费充足，《新莱茵报》即改作八十页的半月刊，或改作和英美大周刊一样的刊物，只要情形顺利，能够回到德国去，这种周刊将再改为日报”。（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三卷二七四至二七五页。）由此可见《新莱茵报》恢复时的计划是很大的。但他全靠招股作基本金，每股定额虽只五十法郎，投资的人却寥寥无几。资本既不充足，而稿件也常感缺乏，并且在汉堡还须顾虑到出版法的一层障碍，——有了这些原因，所以《政治经济评论》只一连出四期就中途停顿，至十一月复出一个叠册，作为五，六两期，即从此告终了。
《政治经济评论》虽只出六期，然内中含有许多很重要的著作，如马克思在前三期所作的《法兰西阶级争斗》，和恩格斯在前三期所作的《德意志国家宪法争斗》（Die Deutsche Reichsverfassungskampagne），在后两期所作的德意志农民战争都是应用历史的唯物论草成的。此外，还有他们好些精悍短小之作，今特按序分述于下。
先从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争斗》说起。此文共分三大章：第一章为一八四八年二月至六月，第二章为一八四八年六月至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三日，第三章为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三日至一八五○年三月十日。他在这三章之前开宗明义地说道：“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的革命年历除掉少数章次外，每一个重要的节段都大书特书：革命的失败！在这种失败中屈服的不是革命。乃是革命前遗传的附属物和还没有达到严厉阶级的对抗的社会关系的结果——如人物，幻想，表象和计划等等，这是革命党在二月革命以前未能脱离关系的，二月的胜利不能够从他们之下解放出来，要经过一批失败，才办得到。总之，革命的进步不在他的直接的悲壮的成就中，而在产生一种严重的有力的反革命，产生一种敌人，破坏党对这种敌人宣战才能够养成一个真正革命的党。以下各页的任务就是要证明这一点”。（见马克思《法兰西的阶级争斗》二四页。）
马克思在第一章中首先叙述二月革命的远因近因，革命的经过，和无产阶级的参加政权。（参看本书第一册第六章。）然后批评无产阶级两个幻想的口号道：“工人们和资产阶级共同干了二月革命，他们想在资产阶级之旁贯彻他们的利益，和在临时政府中一样，他们于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之旁安置一个工人。劳动的组织呀！但工资劳动是已经存在的资产阶级的劳动组织。没有工资劳动，即没有资本，没有资产阶级，没有资产阶级的社会。自己的劳动内阁呀！但财政，商业和公共劳动的诸都不是资产阶级的劳动内阁么？在他的旁边要造成无产阶级的劳动内阁，这必定是一个没有力量的内阁，一个仅具有虔诚志愿的内阁，一个卢森堡宫的委员会。工人们既相信在资产阶级之旁去解放自己，所以他们以为在法兰西的国境之内，于其他资产阶级国家的旁边，可以完成一种无产阶级的革命。然法兰西的生产关系是以他的对外贸易，他在世界市场的地位和世界市场的定律为条件的；如果没有一种欧洲的革命战争去打倒世界市场的霸主英国，法兰西怎样能够破坏这些生产关系呢？”（见马克思《法兰西的阶级争斗》三一页。）马克思最后这几句话不独揭破当时法兰西无产阶级极大的迷梦，并且还是现今无产阶级的国家妄想关住国门，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警告。
法国的无产阶级在一方面固然表现上术的幻想，在另一方面却又受了资产阶级的麻醉。他把二月革命的对象财政贵族与资产阶级（前者只是这个阶级中的一部分）混为一谈，他以为“建立共和国家就是铲除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当时一切君政主义者变成共和主义者，巴黎的一切富翁变成工人。与这种幻想取消阶级关系和适应的话就是博爱。这样使阶级对抗和谐的抽象化，这样使不相容的阶级利益感情的平等化，这样使阶级争斗虚幻的消灭下去，这样的博爱，便是二月革命真正的口号。各阶级只是因误会而分裂的，拉马丁在二月二十四日替临时政府行洗礼说：”这个政府是制止各阶级间重大误会的“。巴黎的无产阶级竟沉醉在这上慷慨的博爱空气中了。”（见同书三二至三三页。）
然这个制止各阶级间重大误会的临时政府自成立后并不企图形成世界革命的改造，只是努力去适应资产阶级社会的状况，他的财政手段尤足以表现这一点。他为保持国家的信用起见，对于国家的债权人——资产阶级的人——给以利息，将这种负担加在小有产者，仆役和工人的身上，特别是没收银行中一百法郎以上的存款，予存款者以一种不偿还的国债，引起小有产者的怨恨。在另一方面，他对于农民阶级加征重税，又引起农民的愤怒。资产阶级复利用这种怨恨与愤怒来反对工人，即借口于已经设立的国家工厂，说工人要实行共产，说工人要坐糜税款，以致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视他们如寇雠，先后和他们分离了。临时政府更利用流氓无产阶级的青年，组织二十四个保卫大队，（计二万四千人，）又组织产业劳动军，（即国家工厂）以备宰制无产阶级，扑灭工人运动。
“所以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迫在眉睫的争斗中，一切优势，一切险要的形胜，社会中所有各中层都在资产阶级的手中。……三月十七日和四月十六日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羽翼下的大阶级争斗的前哨冲突”。（见同书三八页。）巴黎无产阶级三月十七日的示威运动本来是要将临时政府纳入革命的轨道中，但在国防军中的资产阶级于前一日有仇视政府的游行，遂使这种运动变成拥护政府，反对资产阶级的运动了。迨四月十六日，工人组织新的示威，准备国防军总参谋部的选举，临时政府和资产阶级忽散布谣言，说工人要推翻临时政府，建设共产政府，于一点钟之内召集十万武装兵士，将工人驱散了。
至五月四日由直接选举的国民立宪会议集合开会了。巴黎的无产阶级于是月十五日大批地拥入立宪会议，想贯彻他的革命要求，结果又遭失败。于是政府乘势下令，命国家工厂的工人到各省去作工，或投入军队中。工人不从，遂发生六月的大暴动，虽终不免于失败，然他的口号是英勇的，革命的，即：“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的专政”！（见同书四三页。）还有一层，“只有经过六月失败，才能够创造一切条件，使法兰西可以握住欧洲革命的发难权。只有浸在六月暴动的血泊中，三色旗才能够变为欧洲革命的旗帜，才能够转变为红旗”。（见同书四四页。）
马克思于结束法国革命的第一个阶段后，在第二章中复继续描写以后的事变。镇压六月暴动的是卡汾雅克将军，立宪会议为酬劳起见，即举他为执政的元首，同时复否决临时政府资本税的计划，取消十点钟工作日的法令，恢复债务人的羁押，恢复新闻纸的保证，并限制结社的权利。会议又于九月四日起至十月二十三日止制定宪法。人民根据这种宪法，于十二月十日投票选举总统，卡汾雅克仅得一百万票，路易·拿破仑竟以六百万票而当选了。“一八四八年十二月十日是农民叛乱之日。这一天才是法兰西农民的二月的开始……自农民看来，拿破仑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政纲。他们举起旗子，奏着音乐，走上选举台，口中高呼：取消赋税，打倒富翁，推翻共和国，皇帝万岁！在皇帝的后面即隐藏着农民战争。他们用选举打倒的共和国是富人的共和国。……其他阶级也助成农民选举的胜利。拿破仑的当选对于无产阶级是打倒卡汾雅克，破坏立宪会议，消灭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推翻六月的胜利。拿破仑对于小资产阶级是债务者统治债权者，拿破仑的当选对于大资产阶级的大多数是和他们一时必须利用去反对革命的资产阶级中的一派公然破脸，因为这一派企图将这种暂时的地位巩固为立宪的地位，为他们所不能忍受。……末了，军队赞助拿破仑是为着反对保卫队，反对和平理想，主张战争。”（见同书五三至五四页。）
卡汾雅克于十二月二十日去职，立宪会议即宣布路易·拿破仑为共和国的总统。拿氏就职后，任命路易·菲力普最后的大臣罢洛（Odilon Garrot）为首相，并由他的内阁提议征收临时政府曾经取消的盐税，又采用许多反动的方法，继续不断地与国民立宪会议争斗，直到这个会议于一八四九年五月解散为止。是月二十九日，立法会议召集开会了，在会中占绝对大多数的为代表资产阶级君政派的秩序党（Partei der Ordnung），其次为代表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新山岳党或社会民主党，（又称为红党——Die rote Partei）只有站在这两大集团之间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人数最少。至六月十一日勒德律洛郞（Ledru-Rollin）以山岳党的名义，对于总统和内阁违背宪法，举兵帮助罗马教皇，干涉意大利的革命，并炮击罗马一事，提出弹劾。“立法会议于六月十二日否决这种弹劾案，恰和立宪会议于五月十一日否决他一样，然无产阶级这一次驱策山岳党跪到街市上，不是从事巷战，而是去游行。我们只须说明，山岳党是站在这种运动的顶点上去领略运动的失败，并知道一八四九年的六月恰为一八四八年六月的一种可笑的和无价值的讽刺画。”（见同书七○页。）
十二月二十日只有组织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一半的存在，还只有总统的存在。五月二十九日又辅以其他一半，辅以立法会议。一八四八年六月，有组织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假手于一种不能以言语形容的仗火去对付无产阶级，一八四九年六月，有组织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假手于一种无以名状的对小资产阶级的滑稽剧，将自己刻在历史的出生录上了。一八四九年六月是一八四八年的能麦息斯。（Nenesis按即司复仇的女神。）一八四九年六月不是工人被打败了，而是站在他们和革命之间的小有产者倾覆了。一八四九年六月不是工资劳动与资本间流血的惨剧，而是债务者与债权者间富于监狱的和可悲的表演。秩序党已经胜利了，他的威权很大，他此时必须暴露他的真面目”（见同书七○页。）
马克思在第三章中继续叙述山岳党在弹劾案失败后的行动，就是他于六月十三日在两种社会主义的报纸上发表一种对人民的宣言。这种宣言“宣布总统，总长，和立法会议的大多数代表是‘不在宪法的保护之列’，并号召国防军，陆军和人民起来‘反抗’。他所提出来的口号是‘宪法万岁’！这个口号不过是指‘打倒革命’罢了”。（见同书七五页。）
一般小有产者于是日又举行一种所谓和平的示威运动，共有三万人，大半为没有武装的国防军人，也杂有秘密工会的分子，他们很机械地，冷静地呼着“宪法万岁！”旋至波列瓦（Bouleveards）的佩路，（Rue de la Paix）被龙骑兵等驱得纷纷四散。同时在阿扎路（Rue du Hazard）集合的山岳党人的大多数也误听谣言，自行散去。只有勒德律洛郞率领一个小小的代表团在巴黎炮队的保护之下，向国防军第五第六两队应当会合的工艺博物馆进发。“但山岳党人等待第五第六队是徒劳无功的；此等小心谨慎的国防军坐视他们的代表陷于困难中，巴黎炮队也亲自阻止人民掘战壕，以纷乱之中，任何议决都不可能，而常备军上着刺刀，向前进逼，一部分代表被逮捕，另一部分则逃跑了。六月十三日的结局就是这样。一八四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变乱，而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三日是民主主义的小有产者的变乱，这两种变乱都是从事变乱的阶级最纯粹阶级的表现。”（见同书同页。）
“六月十三日完结立宪共和国第一个生命时期，这个时期是于一八四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因立法会议的集合而取得他的正式生存的。在这个开幕的全期中，充满了秩序党与山岳党，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间喧扰的争斗，这个小资产阶级徒劳无功地反抗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然在临时政府和行政委员会中，他曾不断地阴谋赞助共和国，当六月之役，他又和发狂一样攻打无产阶级。六月十三日使他的抵抗力破灭，使联合的君政主义者立法的独裁变为一种已成的事实。彼此以后国会不过是秩序党的一个公安委员会罢了”。（见同书七六页。）
巴黎既弹劾总统，内阁，和立法会议的大多数代表，他们便使巴黎立于“戒严的状态中”。同时一般民主主义的小有产者因巴黎炮队和国防军的第八第九第十二队被解散，而丧失他们的武装力量。“国会在六，七，八月中的全部立法活动，专注在制定镇压法上面，因此可以随政府的意思宣布戒严，使言论自由愈受束缚，使集会结社的权利剥夺无余”。（见同书七七页。）至八月中旬，一般君政主义者议定使国会停会两个月，而以二十五个代表的委员会代行他的职权，并监护共和国家。“立宪共和国的第二个生命时期——即他的君政主义者的青年时期——是以立法会议的停会而告终的”。（见同书七九页。）
同时路易·拿破仑利用立法会议的休会期间，亲往各处为自己游说。至十月初旬，会议复行集合开会，拿氏对于会议以及和会议通声气的内阁极不满意，双方旋因公债问题与召回奥尔良派及波旁王族，（Bourbons）发生冲突。拿氏遂于十一月一日通告会议，撤换罢洛内阁，另组一个新内阁，而以佛尔德（Fould）为财政总长。从前的财政贵族又因佛氏的登台而得势了。“立宪共和国的第三个生命时期是起于一八四九年十一月一日，而终于一八五○年三月十日”。（见同书八二页。）
路易·拿破仑于一八四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恢复酒税，引起全国人民——尤其是农民——的怨恨，至一八五○年一，二月他的政府的法令与策略又是专门对付各郡和农民，因此更造成一种普遍的攻击与反抗的空气。农民小有产者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与政府及秩序党对抗。政府在这种危急的情形中，以为只有激起骚动才可以解决时局，“巴黎一种骚动可以使巴黎和各郡宣布戒严，因此得控制选举”。（见同书九四页。）但“无产阶级不受这种激动去从事骚动，因为他正在进行一种革命”。（见同书九五页。）完全站在工人影响之下的选举委员会替巴黎提出三个候选人，于三月十日的选举中获得胜利，一为参加过六月暴动的无产阶级代表第佛洛特，（Deflotte）二为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代表微特尔，（Vidal）三为共和派的资产阶级代表噶尔诺（Carnot）。“这是一种反抗资产阶级和政府的普遍的联合，和二月之役一样。不过这一次是无产阶级作革命联盟的主脑”。（见同书九五页。）
然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党鉴于人民在选举中获得这种胜利，大惊失色，力筹对付的方法。他们以为这种胜利是源于普通选举，遂于一八五○年五月由国会的大多数表决，将普通选举权取消了。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第三章中没有提及，他后来作五月至十月的时事月评，讲到法国，才述及此事。恩格斯于一八九五年《法兰西的阶级争斗》一文印成单行本的时候，特取时事月评中关于法国的评论加入其中，作为此书的第四章，并为作一极长的导言。关于这种导言还有一段重要的历史必须连带说一下。
恩格斯在导言中详细说明一八四八年的争斗方法已经陈旧而不适用于后代。他以为“即在巷战的黄金时代，战壕的效力在精神上也比在物质上大得多。战壕是摇动军心的一种方法。他能达到这种目的，即可获得胜利；否则将招致失败。”（见同书一八页。）加以一八四八年以后，各国的城市扩大，守备兵增多，军器进步，这都是有利于政府的。在另一方面，因阶级分化的结果，暴动者不能获得全体人民的同情，又很难取得弹药和武器。“革命家如果要在柏林的东部和北部的新工人区域作一种巷战，那必定是发狂了。”（见同书一九页。）
然恩格斯接着又说道：“这就是指巷战在将来将不复占一个位置么？决不是的。这只是指自一八四八年以后的条件极不利于暴动者，极有利于官军。这种不利的局势要有其他力量以相抵补，将来的巷战才能获得胜利。因此这种巷战出现于一种大革命的开端，将比出现于一种大革命的发展中为少，并且必定是运用较大的力量去发动的。此等力量将和在法国的全部革命中，在巴黎一八七○年九月四日和十月三十日一样，要取公然的攻势，而不用消极的战壕策略”。（见耶赞诺夫主编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丛刊》第一卷二五九页。）但《法兰西的阶级争斗》一书上并没有这一段话，因为当此书出版时，德国的党人借口于国会取缔社会主义法的新提案，特将这一段话和其他好些句子删去了。倍倍尔于一九一一年此书再版时，代作一序言，对于这桩事竟一字不提。直到一九二四年耶赞诺夫将原稿被删之处刊在俄文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丛刊》中，恩格斯真正的意见才得复表见于世。
我们现在接着讲《政治经济评论》前三期中恩格斯的《德意志国家宪法争斗》一文。此文既不是对于宪法争斗作一种详细的历史、也不是对于争斗中最显著的军事部分加以“批评的描写”，恩氏只以叙述亲见亲闻，信而有征的事件为限，所以他仅涉及莱茵普鲁士（Rheinpreussen），巴登和普法尔次的暴动。我们对于此等暴动的内容及其经过，因情过境迁，已经没有介绍的必要，兹特将其具有特别教训的各节分述于下：
德意志国家宪法争斗“整个运动的灵魂为小资产阶级，尤其是所谓市民阀（Bürgerstand），这个阶级当时在德意志占很大的势力，在南部更是如此”。（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三卷二八九页。）然小资产阶级的特性是怎样的呢？“德意志，法兰西和英格兰自一八三○年以来的一切政治运动史表现这个阶级于没有遇着危险时，即大言炎炎，责难纷起，有时并使用极端的言词；只要有丝毫的危险出现，他就恐惧，畏缩，平静起来；当别个阶级真正接受他所引起的运动时，他便惊骇万状，动摇不定；当他的手中持有武器从事争斗时，他为着自己阶级生存的缘故，不惜背叛整个的运动——末了，迨反动的党派获得胜利，他因迟疑不决的结果，常是特别受欺骗和虐待”。（见同书同卷二九○页。）
小资产阶级向来在一切政治运动中既怀抱这种态度，所以他在一八四九年的国家宪法争斗中也不能例外。例如在欧尔柏菲尔德变乱初起时所组织的保安委员会中，这个阶级本居领导的地位，然“委员会马上摆脱一切危险的动作，将对外的安全委诸一个军事委员会，但他对于这个委员会保持一种谨慎与妨碍的监视态度。保安委员会中战战兢兢的小有产者这样控制着暴动，并由城中的父老将自己扶植在法律的地皮上以后，便可以专门从事于镇抚人民，细心处理当前的事件，解释‘误会’，迁延应办的事务，并借口于必须等候送往柏林和法兰克福的代表团的回信，抑制每一种强有力的活动。其余的小资产阶级自然是与保安委员会携手共进，他到处镇抚激烈的行动，尽可能地阻碍一切防御手段与配置武装的进行，并继续不断地越出他参加暴动的界线以外。这个阶级中只有一小部分决意于本城受攻击时作武装的防卫。至于其中的最大部分总是自己哄自己，以为他们的虚声恫吓与厌恶那几乎不可免的炮声欧尔柏菲尔德一事，即足以使政府让步；此外，他们对于一切事件都是只顾自己，不负责任的”。（见同书同卷三○四页。）
小资产阶级在这种争斗中既是动摇不定，背叛革命，大资产阶级更是如此。即无产阶级也弄得四分五裂，而流氓无产阶级且为有资产阶级所收买，以致倒戈相向。“无产阶级在争斗之际本是一致的，但保安委员会与小资产阶级一经表现摇动，他就自行分裂了。手艺工人，真正的工厂工人，和绸业织工的一部分拥护这种运动，至为决切，他们虽是无产阶级的核心，然几乎丝毫没有武器。一般收入颇丰的粗笨而反动的工人以及各派多恃体力而不甚需要技能的工人在起初的时候，已经是十分冷淡。当堡垒中的防御时期，他们任听新工业的工人独力作工，丝毫不为所动。至于流氓无产阶级和任何处一样，从争斗运动的第二天起，就是可被收买的，他在早晨向保安委员会要求武器与饷银，到了下半天，即卖给大资产阶级，以便保护后者的住宅，或于晚间击破各堡垒。他在大体上是站在报酬他最丰富的资产阶级方面，他在争斗运动的期中，既拿着后者的金钱，从事享乐”。（见同书同卷三○五页。）
欧尔柏菲尔德的武装暴动因内部的涣散，已经没有成功的希望，加以四周的“中立”地方太多，与其他暴动的区域又少联络，所以陷于绝境。然革命者是不应当坐以待毙的，故恩格斯说：“在这种状况之下，还有一条出路，就是：采取一些迅速和强有力的手段去恢复这种运动的生命，领导他的新的争斗势力，压倒他的内部仇敌，并尽可能地将全部山林的勃兰登堡工业区域组织起来。第一步是解除欧尔柏菲尔德国民军的武装，将他们的军器分给工人，并征收一种强迫税，借以维持这些武装工人的生活。这种步骤很决切地打破保安委员会向来整个的睡眠状态，给予无产阶级以一种新生命，破灭各‘中立’地方的抵抗力。至于以后为着从此等地方取得武器，推广暴动和有秩序地组织整个区域的防御等项，应当怎样进行，都以第一步的结果为转移”。（见同书同卷三○八页。）
但当时主政的保安委员会与小资产阶级自然不会取这样的一种步骤。迨普鲁士政府用二万大兵和无数马队炮队来攻时，几百个组织不完备和武装不整齐的工人遂不得不退败，不得不逃往普法尔次，以图合力并举。不过此处和巴登的暴动因内部的乖离，组织的纷乱，与敌人的过于强大，都相继失败。“国家宪法争斗是因自己的不彻底与内部的祸患而招致失败的。自一八四八年的六月失败〔指法国〕以后，欧洲大陆有文化的部分当前的问题是：非受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统治，即受二月以前主政的各阶级的统治。折衷的办法是不复可能的。德意志的资产阶级特别表现不配居统治的地位：他要保持他对人民的统治，只有将这种统治交还给贵族与官僚。小资产阶级挟着德意志的社会意识，企图在国家宪法中造成一种不可能的均衡，要以这种均衡去延缓那决胜负的争斗。这种企图是必定失败的；然那些认真从事运动的人却不重视国家宪法，那些重视国家宪法的人并不认真从事运动”。（见同书同卷三八一至三八二页。）
“然国家宪法争斗自有其重要的结果。他尤其是将局势弄得简单了。他将无数中间的企图截断了：自他失败以后，能够获得胜利的只有带着几分立宪的封建官僚的群主政体，否则即为真正的革命。非至无产阶级达到完全的统治地位，德意志的革命是不会早日终止的”。（见同书同卷三八二页。）
恩格斯在《政治经济评论》第四期所发表的，是一篇较短的论文，题为《英国的十点钟法案》。（Die englische Zehnstundenbill）此文的重要是在表现他和马克思对于英国工厂立法所持的态度的变迁。他们在一八四七年的《共产党宣言》上面说过：“工人虽时时获到胜利，但这只是暂时的。他们在争斗中真正的结果不在即时的效能，而在自己的团结继续扩大。……无产者这样组成阶级，并因此组成政党，却因他们自己互相竞争而时时复行破裂。然这样组织总是会复活的，〔一经复活，〕并且是愈加强健，愈加巩固，愈加有力。他利用资产阶级的分裂，强其在法律的形态中承认工人单个的利益。英国的十点钟法案就是这样通过的。”（见《共产党宣言》三四页。）
反之，恩格斯在一八五○年的论文中便说：“十点钟法案颇能防止工厂主的掠夺欲，保护工人的康健，他不独满足工人一种不可少的身体上的欲望。并且还使工人从英国偏重感情的幻想家的协作社和一切反动阶级的连带责任之下解放出来。……工人运动现在才集中于完全贯彻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作为改变现存的全社会的第一种方法。”（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三卷三八七页。）所以十点钟法案“不复是一种阻碍产业发展的单个的企图，而是改变现社会的全部形态与逐渐毁灭向来一切阶级对抗的许多手段之一；他不是反动的，而是一种革命的方法。”（见同书同卷三九三页。）
到了一八六四年，马克思对于这个问题的观察更进一步了。他说：“英国的工人阶级于三十年的坚决争斗之后，利用地主贵族与金钱贵族间暂时的分裂，得通过十点钟法案。工厂工人从这种法案所得到的体质的，道德的和精神的利益，在工厂监察员每半年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来，此等利益已为各方面所认识了。欧洲大陆最大多数的政府必须在多少改变的形态中，采取英国的工厂法，而英国的国会自身对于此法的效用范围也不得不于每年予以扩充。除掉这种劳动法实际的重要外，他的惊人的成功还另有一种较高的意义。资产阶级已经由攸尔（Ure）博士，息尼尔教授和这一类的哲人在他的最著名的科学的机关中作出预言，并充分证明，对于劳动时间每种法律上的限制必定是替英国的产业撞丧钟，这种产业像吸血鬼一样，要吸人血，尤其是要吸小孩子的血，才能够生存。……这种对法定劳动时间的争斗——除掉惊骇万状的贪欲不计外——在事实上一转入构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供求律的盲目统治与构成工人阶级经济学的社会生产——这种生产是受社会的明识远见支配的——间的大对抗，便愈加激烈了。因此十点钟法案不仅是一种实际上的大结果；并且还是一种原则上的胜利。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第一次在光天化日之下屈服在无产阶级的经济学之下。”（见马克思《国际党的开幕词》二六至二七页。——Die Inauguraladresse der Interoationalch Arbeier Association，Berlin 1922）
马克思和恩格斯于十点钟法案初出现时没有领略他的意义，仅视此为“工人单个的利益”之一种。至国际党出生时代，马氏不独认此为“一种实际上的大结果，并且还是一种原则上的胜利。”然恩格斯在一八五○年的论文中看出十点钟的法案能够增进工人的体育与德育，并且是“改变现社会的全部形态与逐渐毁灭向来一切阶级对抗的许多手段之一。”所以他这篇论文构成他们的认识变迁中的一环。
《政治经济评论》第四期上还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草的《琴刻尔》（Gottfried Kinkel）一篇短评，对于训练革命党人的人格是有重大意义的。琴刻尔原是一个诗人，自一八四六年以来，在波恩任教职，当《新莱茵报》出版的时代，他与马克思及恩格斯发生朋友的关系。迨国家宪法争斗发生后，他与恩格斯同在威里系的自由军服务，颇为勇敢。他在谟尔格（Mnrg）的战争中，因受伤而被擒。拉斯塔忒（Rastatt）的军事法庭对他判处堡垒监禁的无期徒刑，但柏林的总检察官不同意于这种判决，向普王要求处以死刑，普王终于特别“开恩，”改为苦工监禁的无期徒刑。不过一般人士以为此举较军事法庭的判决尤为残酷，（实则后面的判决较前者为轻，）对于这位诗人遂发生一种最普遍的同情。
即使琴刻尔具有获得这种同情的资格，当时的人士也免不了恩格斯下面的一种讥诮，就是：“各方面对于巴登暴动中多少受过教育的牺牲者已经在报章中，民主主义的联合会中，以及诗词和散文中替他们树立了纪念碑。然成百上千的工人或是在争斗中获得胜利，或是丧命于战场。或是在拉斯塔忒阴沉的炮台中活活地拖累而死，或是逃往外国，备尝亡命的痛苦——这些人却没有人提及。”（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三卷三六八页。）
然琴刻尔却不配承受这种最普遍的同情，因为他在军事法庭面前诋毁革命和自己的党，并愿效忠于王室，完全失去革命党人的立场。“当琴刻尔君说这种话的时候，正是他的二十六个同志受同一军事法庭的判决而被枪毙之际，这些人对于接受枪弹的了解比琴刻尔君对他的裁判官是完全不同的。”（见同书同卷三九八页。）所以马恩两氏特择要征引琴氏的供词，加以驳斥，并声罪致讨。他们在这篇短评的第二段中说：“我们预先知道，我们一经指谪党中‘被拘囚的’琴刻尔这种供词，将引起那些富于感情的欺骗者和民主主义的演说家普遍的愤怒。我们对于此事是完全不管的。我们的任务是在作毫无顾忌的批评，对于所为朋友比对于公开的敌人还要严厉得多，我们当保持这种地位，宁愿抛弃那廉价的民主主义的名望。我们的攻击绝没有使琴刻尔君的地位变坏；当我们承认他不是别人所猜想的那种人的自供时，当我们宣言他不仅应被赦免，并且还配在普鲁士为国宣劳时，便公布他的赦令了。”（见同书同卷三九六页。）马恩两氏对于琴刻尔这种严厉的指谪也正是后世临难变节的党人的一种当头棒喝。
又《政治经济评论》的第二期和第四期各有书评三篇，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作成的。他们——像梅林所说的一样——是借此等书评和一八四八年三月以前的学术思潮作一次结算：即于批评道麦的《新时代的宗教》（Die Religion des neüen Weltalters）中与德国的哲学结算，在批评基佐的《英国革命你可以能够成功？》（Pourquo ila revolution d’angleterre a-t-elle réussi？Discours sur l’histoire de la revolution d’angleterre）中与法国的历史作结算，在批评喀莱尔的《新近的小册子》·第一期：《现代》，第二期：《模范监狱》（Latter-Day Pamphlets．Nr．Ⅰ：The Present Time．2：Model Prisons）中与孤立的天才结算。然他们在批评奢迂（A．Chenu）的《阴谋诡计者》（excapitaine des gardes du citoyen Canseidiére，Les conspirateurs．-Les sociétés secétes；la préfedture de police sous Caussidiere；les corps-francs．Paris 1850）和阿德（Lucien de la Hodde）的《一八四八年二月共和国的诞生》（La naissance de la Republique en Févruer 1848．Paris 1850．）一文中描写巴黎一般阴谋诡计者的生活与任务，并指谪此等人的错误，要算是最富于教训的。“这种在秘密会议中表现斯巴达一般严格道德的忧郁的阴谋诡计者忽然活泼起来，变成各处茶楼酒肆中的不速之客，他是很爱酒色的。这种嗜好更因他所处的永远危险的境遇而增加了；因为他随时可以被召入战壕而丧失生命，随地可以陷入警察的网罗而被投入狱中，或送往苦工处罚处。此等危险恰恰决定这种职业的刺激；当不安全的程度愈大时，他便会愈加纵情于生活的享乐。同时危险的惯性使他对于生命与自由丝毫不措意了。他在监狱中如同在家或在酒馆中一样。每天在等候发难的命令。巴黎每一次暴动中所表现的不顾利害生死的愚勇，就是由此等老的专业阴谋诡计者引起来的。举凡开掘并指挥最前线的战壕，组织抵抗，领导抢劫军器店，从各家宅中取出军装药火，以及在暴动中作勇猛的攻击常使政府党措手不及等事项，都是他们干的。总之，他们就是暴动中的军官。此等阴谋诡计者自然不肯专心去组织革命的无产阶级。他们的事业是在预先拿住革命的发展进程，用娇柔造作的方法使之变成一种危机，没有革命的条件要于仓促之间，制造一种革命。他们以为革命的唯一条件就在充分组织他们的阴谋诡计。他们是革命中的炼金术士，完全具有从前炼金术士固定的表象（Vorstellung）中纷乱的意见与狭窄的心肠。他们专心致志于建立革命奇迹的发明：如焚烧炸毁，具有魔术一般的效力的破坏机器和骚乱都是，当此等骚乱愈加没有一种合理的基础时，他们的效力当愈加奇异而迅速。这些人既专门从事于这样的设计，所以他们除掉推倒现存的政府的最近目的以外，没有其他目的，他们极端鄙视工人更从理论上去说明自己阶级的阶级利益。”（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三卷四二九页至四三○页）马恩两氏这一大段话是对于当时党人的烂漫生活和“盲动主义”痛下针砭，也是现在革命党人应当深自反省，引以为戒的。
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政治经济评论》的二月号，四月号和十一月号中都有时事月评，这是极关重要的，因为此等文字表现他们对于时事的观察，和革命前途的估量。他们自到伦敦以后，本认定革命运动将再爆发，然在二月号的时评中却已经看出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可以使世界商业复兴。所以说，美洲所发生的一种事实是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见，此事比二月革命更为重要。自发见金矿到现在还不到十八个月，然已经可以预先看见，这种发见所产生的结果，将比美洲的发见还要大得多。……加利福尼亚的金子，大批的流入美洲和太平洋的亚细亚沿岸，将最顽固的野蛮人民拖入世界商业之中，拖入文明之中。……世界交通的重心在中古时代为意大利，在新时代为英格兰，现在则为北美半岛的南半部。……谢谢加利福尼亚的金矿和合众国人不断的努力，太平洋的两岸马上将和现今从波士顿（Boston）到新奥尔良（New Orleans）的沿岸一样人口密集，商业发达和工业兴盛。于是太平洋所占的地位将和现在的大西洋以及古代与中古的地中海一样——他在世界交通的大水道中将占主要的位置，而大西洋将降到一个内海位置，和现今的地中海一样。欧洲文明各国要想避免现今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工业商业的政治上的依附状况，唯一的机会就在一种社会革命，当时间还来得及，这种革命即依照近世生产力所表现的生产需要，改革生产方法与交通方法，因此发展新的生产力，保障欧洲产业的优势，并补偿他的地理上的缺点。”，（见同书同卷四四三至四四四页。）现在世界工商业的重心已经移到太平洋的两岸，马恩两氏是真正变成科学的预言家了。
然世事月评中最重要的文字还是十一月号所载五月至十月的月评。马恩两氏首先说明：“一八四三年至一八四五年为工商业兴盛的时期，这是一八三七年至一八四二年几乎没有间断的产业停滞必然的结果。兴盛总是很迅速地发展投机事业。……一八四三年至一八四五年兴盛时期的主要投机事业为铁路，五谷，棉花和对东印度及中国的贸易，对铁路的投机是以一种真正的需要为基础，对五谷的投机是一八四五年物品昂贵和马铃薯腐烂的结果，对棉花的投机是由于一八四六年收成的歉薄，对东印度和中国商业的投机是跟着英国开辟中国市场进行的。”（见同书同卷四四六页。）但此等投机的结果引起欧洲铁路危机，五谷危机，棉花危机和货币危机，因此促成一八四八年的革命。
不过在一八四八年“三月至五月之间，英国已经从这种革命获得的直接的利益，革命使大陆一批资本输入英国。从这个时候起，英国的危机可以视为告终；一切营业部分都呈出良好的现象，产业的新循环又开始决切地倾于兴盛一方面了。……当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和一八五○的三年中，这种新的兴盛在英国的发展十分显著。”（见同书同卷四五四页。）
讲到美国，“欧洲的百物昂贵与革命只是变成他的获利的源泉。它从一八四五年至一八四七年，因有巨量的五谷输出，在一八四六年因棉花价格的高涨，获得大利。至于一八四七年的危机，他所受的影响是很小的。当一八四九年，他获得空前棉花的大收成，至一八五○年，复因棉花收成的歉薄——这是与欧洲棉花工业的新飞跃同时出现的——获得二千万元。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使欧洲的资本大批地流入美国，内中一部分是由移民自己带来的，另一部分是由欧洲投入美国国家证券中的。……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见使美国的兴盛达到了顶点。……新发见的金矿的金子使交换工具增加，对于一般的商业固然有很好的影响，但这种发见的重要还不在于金子的增加。它的重要在乎加利福尼亚的矿产财富予资本以一种刺激，使之出现于全部世界市场，使美洲的全部西海岸和亚洲的东海岸在新市场中活动，至于这种市场是在加利福尼亚和受他的影响的一切国家中创造出来的。”（见同书同卷四六○至四六二页。）
“英美的产业兴盛马上又影响于欧洲大陆。德意志的工厂，特别是莱茵省的工厂，在一八四九年的夏季已经颇为兴盛，自是年年底以后，产业的复兴是普遍的现象。德意志的市民对于这种新的兴盛只是归功于秩序的恢复，其实这完全是由于英国的新兴盛，和美国兴盛带市场与工业生产品需要的增加。至一八五○年，工商业更为发达；而资本的充盈与货币市场的非常活动，恰和英国一样。……”（见同书同卷四六四页。）
“法国自一八四九年以来，特别是自一八五○年年初以来，也有同样的表征。巴黎的工业十分兴盛，卢昂（Rouen）和睦尔乌兹（Mühlbauseu）的原料的昂贵虽和在英国一样，发生一些阻力，然此等地方的棉花工厂的营业颇有可观。又西班牙关税的大改革，和墨西哥（Meziko）对于各种奢侈品的减低税则，特别助长法国产业兴盛的发展；法国商品对于这两个市场的输出，增加极多。法国资本的增加引起一批投机，此等投机是以大规模掠夺加利福尼亚的金矿为借口的。许多公司突然出现，他们的股分额既低，又加上社会主义的色彩，这里要直接榨出小有产者和工人阶级蓄积，但他们都流于那种为法兰西人和中国人所特有的欺骗。”（见同书同卷四六五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于详细分析欧美各国的经济情形之后，即作出结论道：“在这种普遍的兴盛之下，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雄飞突进，达到他的状况中尽可能的限度，此时便谈不到一种真正的革命了。这样的革命只有在近世生产力与资产阶级的生产形态这两种要素发生冲突的时候，才是可能的。现今大陆秩序党中各派代表间所起的各种争执绝不能促成新的革命，要有一种相反的情形，才能够发生此等争执，因为现状的基础一时是十分稳固——反动派还不知道——十分资产阶级化的。一切抑制资产阶级发展的反动企图，和一切习俗的忿怒与一切民主派愤激的宣言一样，都要反映到现状中。只有在一种新的危机之后，一种新的革命才有可能。但革命正和危机一样，一定是会出现的。”（见同书同卷四六七至四六八页。）
末了，我们来讲《政治经济评论》最后两期中恩格斯的《德意志农民战争》一文。他此文首先叙述德意志十四五世纪各种手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兴盛，借以表现中古时代残留下来的各旧阶级地位的弯矩与各新阶级构成的由来。然这一切新旧阶级——除庶民反对派外——都是压迫并剥削农民的。“社会整个的层次结构如王侯，官吏，贵族，牧师，缙绅，和市民，都站在农民的肩上。无论他为王侯，男爵，主教，寺院或城市的属民，他总是到处被当作一种物件，被当作一种牛马看待，甚至于还要坏些。他如果是一个农奴，就要受主人的驱策。他如果是个奴隶，那法律上的和契约上的服役很足以压倒他；此等服役并且是每日有加无已的。他必须以最大部分的时间替他的主人的产业作工；在其余的少数时间中所获的收入，又必须充作缴纳什一税，利息，地租，税捐，旅行税，（战税，）土地税和国家税之用。他如不向主人纳税即不能结婚，并不能死去。他于经常的赋役外，必须替他的恩主收集干草和蜗牛，采取杨梅和橘类，赶动野兽以使其行猎，并砍伐木材等等。渔猎之权是操在主人的手中；当野兽践踏农民的农产物时，他只好静静地看着，不能加以驱逐。农民的公共草原和森林几乎到处被主人强夺去了。主人不独自由支配农民的财产，并且还强迫支配他的和他的妻女的身体。主人享有初夜权。他可以随意将农民投入牢狱中，使之——和现在的审判官一样——备受惨刑。他可以随意杀戮农民。卡罗来纳（Darrlina）论‘割耳，’‘割鼻，’‘挖眼，’‘斩指斩手，’‘斩首，’‘车裂，’‘焚烧，’‘烙刑，’和‘分尸’等等的章节，没有一处是不为这种恩主或保护主对他的农民随便应用的。谁来保护农民呢？坐在法庭中的是男爵，牧师，缙绅，或法学家，他们这些人都知道自己获得俸禄，为的是什么。国内的一切官僚阀都依靠剥削农民讨生活的。”（见恩氏《德意志农民战争》三九至四○页。）
德意志的农民虽受着极大的压迫，但因他们自己支离破碎，恰似一盘散沙，所以绝不能独立形成一种反抗的运动。而各个阀阅因利害关系的团结，又以各地方的独立，工商业不集中，与交通的阻塞，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了。“这种团结因宗教改革中革命的宗教与政治理想的普遍传播，才开始形成。凡赞成或反对此等理想的各阀阅，经过很大的困苦，将全国分成三大营垒，即迦特力教或反动的营垒，路得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营垒，和革命的营垒。”（见同书四一页。）“一切利于维持现状的分子如国家当局，教士，一部分俗界的王侯，富裕的贵族，主教，和城市的缙绅，都集合在保守的迦特力教的营垒中，反对派中的有产者，下级贵族的群众，市民，和一部分俗界的王侯——他们希望没收教士的地产以自肥，并乘机从国家获得更大的独立——则站在路得的资产阶级温和的改革旗帜之下。而农民与庶民则加入革命的党，这个党的要求与主义由濛策（Münzer）充分地表现出来了。”（见同书四六至四七页。）
各阀阅的营垒一经形成，伟大的争斗便开始了。“在十六世纪所谓宗教战争中，尤其是涉及很积极的物质的阶级利益，此等战争就是阶级争斗，和后来英格兰与法兰西的内部冲突一样。至于这些阶级争斗当时带着宗教的色彩，而各阶级的利益，欲望和要求隐藏在宗教的外表之下，这于事实无所改变，并且是容易由当时的状况中解释出来的。”因为当时的“牧师垄断了精神教育，故教育本身带一种神学的性质。举凡政治，法律学和其他一切科学，在牧师的手中，只是神学的部门，都要以神学中有效的原则为依归。教会的信条同时就是政治的格言，而《圣经》上的话在每个法庭中都具有法律的效力。甚至于当一个真正的法律阀形成之后，法律学仍久居于神学的保护之下。神学对于精神活动的全部既具有这样无上的威权，所以教会所处的地位变成现存封建统治中最普遍的总汇与裁可的机关，这是必然的结果。因此一切对封建制度所发的攻击首先当为对教会的攻击，一切革命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原则同时多半为神学上的异端。所以要攻击现社会的状况，必须剥去他们的光轮。”（见同书四二至四三页。）
然德意志在发生一种波及全国的农民战争之前，各地方即已经过许多次农民暴动，如一四七六年，一四九三年，一五○二年和一五一四年各役有集众至数万人的，也有被杀至数千人的；不过他们都带着地方的性质，且不旋踵即消灭了。直至一五二五年一月，才爆发一种规模广大和较为持久的争斗。这一次争斗是在肯浦甸（Stift Kemption）发难，很迅速地蔓延于整个上部和中部德意志。农民在争斗中提出十二条有名的要求，即：“由公社选举并罢免教士，取消小的什一税，于除去牧师的薪俸外，运用大的什一税于公共的目的上，取消农奴制，打鱼权，行猎权，和农奴后裔所缴的费用，限制过度的赋役，税捐和地租，偿还公社与私人被强迫夺去的森林，草原和特权，铲除司法和行政中专擅的方法。”（见同书八四页。）
这一次战争蔓延虽广，然至是年五六月，到处都被压服了，领导战争的濛策和普淮斐（Pfeiffer）也被逮捕并斩首了。农民战争为什么终于失败了呢？就是因为德意志支离破碎，农民和其他阀阅的对抗甚多，他们在各处的行动既不相联络，他们的中间复多奸细，以致为敌人各个击破，而无以自存。农民自失败后，所受的压迫固然较甚于前，即教士，贵族以及城市也因这种战争大受影响，只有一般王侯得独享其利。“他们不仅因教士贵族和城市这些竞争者的削弱，获得相对的利益；并且还因他们垄断其他一切阀阅的主要赃物，获得绝对的利益。”（见同书一一七页。）
德意志一五二五年的农民战争“与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年的运动表现相似之点。一八四八年反对派各阶级的利益也是互相冲突，各自为谋的。资产阶级虽已发展，不复能忍受封建官僚的专制主义，然他还没有力量使各阶级的要求隶属在他自己的要求之下。无产阶级也过于软弱，不能迅速地跳过资产阶级的时代，预备自己马上夺取政权，他在专制主义之下已经很认识资产阶级统治的滋味，在资产阶级的解放中没有一时一刻是看见他自己的解放的。国内的群众如小有产者，小有产者同志（手工业者）和农民已经被他们最初的自然同盟者资产阶级看做太革命了，又被无产阶级认为没有充分前进，他们遂陷入进退两难之中；他们自己又互相分裂，更不能有所成就，并且还要反对右边和左边的反对派。末了，一五二五年农民中间的地方狭隘心理并不比参加一八四八年运动的各阶级间的地方狭隘心理为更甚。……然十六世纪与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年的两次革命虽有许多相似之点，在大体上却是极不相同的。……一五二五年的革命是德意志的一件地方事业。……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不是德意志的地方事业，而是欧洲大事变中的一部分。”（见同书一一八至一二○页。）
以上所述是恩格斯的《德意志农民战争》一文的大略，他在一八七○年此文印成书本的序言中，更总括书中的主旨道：“我的描写是要将这种争斗——只取其大略——的历史进程，农民战争的起源，在战争中出现的各党的地位，此等党派表明他们地位的政治和宗教学说，以及争斗的结果，从各阶级必然伏在历史上的社会生存条件中解释出来；因此指出当时德意志的政治观及其反对论，和当时的政治与宗教的学说不是当时德意志的农业，工业，陆路，水道，商品贸易和货币贸易的发展阶段的原因，而是这种阶段的结果。”（见同书一九至二○页。）这就是他用历史的唯物论的观点去描写农民战争的说法。
恩格斯此文系取材于亲麦曼（Zimmermann）的《农民战争史》。（Geschichte des Bauernkrieges）他于晚年满拟将这种旧作加以增补，使之更为深刻而完备，但卒因其他文字工作太多，未能如愿相偿。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政治经济评论》中的重要作品已列举如上；他们这种有声有色的评论既因种种原因不能继续下去，而所改组的共产党也因内部的纠纷与环境的险恶，旋即归于消极了。今特叙述其经过于下。
当一八四八年欧洲各国的革命运动勃发之际，共产党的党员一致投身于这种运动中。他们或做报馆的编辑，从事鼓吹，或作工人运动，组织工会，或在国会中与左派联合，或在军队中，与反革命作战。他们的宗旨是标明的，行动是公开的，并大都相信自此以后，秘密结社之事已成陈迹，而公开的运动将变为常规。因此党的支部，分部与中央局的结合反放松了，彼此的连络也断绝了，党的组织只在于若有若无之间。斯特芬邦恩于是年五月十一日从柏林报告马克思说，共产党“到处解体了，也没有一处是解体的。”（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年度一卷七四○页，梅林《三月革命与共产党》。Märzrevolution und Kommunistonbrud）这句话最足以形容当时的共产党。他本以德意志为大本营，德国的工人阶级既未壮大，则代表这个阶级的党的组织十分幼稚，是不足深怪的。不过在另一方面，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等等却能在革命运动中逐渐扩大，并巩固其组织，使共产党不免相形见绌了。
到了一八四九年年底，共产党中央局的大多数职员及许多党员麇集于伦敦。他们既感觉过去党的组织过于涣散，不能使中央局作为发号施令的机关，同时又以为革命再爆发只是指顾间的事，必须改组共产党，以便将来得收指挥统一之效。他们于是将有名无实的共产党重新整理一番，并且收入好些新党员，如指挥巴登和普法尔次革命军的威里系，经商的施兰姆，执教鞭的批白（W．Pieper）和参加巴登革命运动的李卜克内西等都是。
至一八五○年三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替共产党中央部合草一种通告书，由那位擅长外交的皮匠鲍威尔送至德国，号召工人重组共产党。通告书对于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的行动与目的，无产阶级与这种党派的关系，以及无产阶级自身的任务，反复申明，至为详尽，很可作为现今产业落后国家无产阶级的指南针。
通告书中首先说明共产党在革命中虽是理论正确，工作努力，然他的组织十分涣散，此时实有改组的必要。次则指出一八四八年的三月革命使德国的资产阶级获得胜利，此后的新革命将使德国小资产阶级获得胜利，这个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对于无产阶级比从前的自由党还要更为危险。小资产阶级所志所愿的是什么呢？“民主主义的小有产者极不愿意替革命的无产者推翻整个的社会，他们只努力去改变社会状况，使现社会尽可能地适合于他们自身。因此他们首先要求限制官僚政治去减少国家的费用，并将主要的税捐加在大地主和资本家的身上。他们更进而要求借公共的信用组织和取缔盘剥重利的法律去铲除大资本家压迫小资本之事，至于这种信用组织和法律将使他们与农民不向资本家乞灵，但在有利的条件之下，从国家方面获得债款；他们并要求完全铲除封建制度，在乡村实现小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他们为着实现这些要求，需要一种民主主义的——无论是立宪的或共和的——国法，这种国法使他们和他们的农民同志占得大多数，他们并且需要一种民主主义的公社法，使直接管理公社财产之事，以及现今为官僚所担任的许多职务，都落在他们的手中“。（见德拉恩编的《恩格斯百年纪念杂录》一九五至一九六页。Friedrich Engels Brevier．Wien 1920）
小有产者对于无产阶级持一种什么态度呢？“关于工人方面，有一点是确切不可移的，就是他们当和从前一样，仍为工资劳动者，民主主义的小有产者只愿意工人获得较优的工资和一种安全的生活，他们希望由国家方面一部分的雇用与施恩布惠的方法去达到这种目的，总说一句，他们希望用多少隐藏起来的恩物去诱惑工人，希望因一种使工人目前可以苟安的状况去破坏工人革命的势力”。（见同书一九六页。）
小资产阶级的态度既是如此，无产阶级应当怎样应付，他自己的任务又是什么呢？“革命的工党对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的关系如下：他对于自己志在歼灭的党派，当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共同去抵抗；对于自己愿意贯彻的一切事务，当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立于反对的地位”。（见同书一九五页。）“当民主主义的小有产者愿意使革命急速完结，至多只要实现上列的要求时，我们的利益和任务就在不断的革命，使一切大小资产阶级都被逐于统治地位之外，使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使无产者的联合不独在一国向前进步，并且还在全世界所有主要的国家中向前进步，因此使这些国家内无产者的竞争消灭，至少使各种生产力集中于无产者的手中。我们的任务不是改变私有财产的关系，而是铲除私有财产，不是调和阶级的对抗，而是消灭阶级，不是改良现社会，而是创造一个新社会”。（见同书一九六至一九七页。）
然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在将来的革命中要占到暂时的优势，因此便有三个问题横在无产阶级的面前，特别是横在共产党的面前，就是：在现今状况之下，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是同样受压迫的，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应当用什么方法去对付他？在革命的争斗中，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将占得优势，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应当用什么方法去对付他？在革命争斗之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获得支配被打倒的各阶级以及无产阶级的优越权，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应当用什么方法去对付他？
“一、民主主义的小有产者在目前是到处受压迫，于是向无产阶级普遍宣传一致与联合，他们向无产阶级握手，力求造成一个很大的反对党，将五光十色都包括在民主党中，这就是说，他们力求将工人网罗在一个好用社会民主主义语法的党的组织中，他们的特别利益是隐藏在党的后面，而无产阶级为保持可爱的和平的缘故，不可提出一定的要求。这样的联合只有利于他们，完全陷无产阶级于不利的地位。无产阶级必定失去他费尽许多力量换来的完全独立的地位，复降为民主党的附属品。因此这种联合是必须用极决切的态度予以拒绝的。工人——尤其是共产党——不要再替民主党做助兴的歌舞队，应当于正式民主党之外，努力形成一种秘密的和公开的工党独立组织，使每个公社成为工人联合会的核心，在里面讨论无产阶级的地位和利益，不可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在一种抵抗共同敌人的争斗中，用不着特别的联合。这种敌人既须直接与之争斗，两党的利益一时便是共同一致，这样暂时的联合在将来和现在一样，是会自然形成的。……在这种争斗之中和争斗之后，工人于民主党的要求之外，一有机会，必须提出自己的要求。当民主主义的国民一经将政府拿在手中，工人必须替自己要求保障。他们必须强迫政府实现此等保障，使新执政者不得不尽可能地让步，不得不尽可能地作种种期许。最妥当的方法是订立契约。……他们于正式的新政府之外，必须组织自己的革命工人政府——不论其为公社或公社会议，为工人俱乐部或工人委员会——使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府不仅马上在工人中失去立脚点，并且还要受背后站有全部工人群众的机关的监督与威吓。总之：从胜利的第一刻起，不信任的态度不当再加于被打倒的反动的党派，但当加于他们向来的同志，即加于要攫取共同胜利为私有的党派。
二、但工人要能以勇猛决切的态度去抵抗这个从胜利的第一刻起即开始陷害他们的党派，必须配上武装，加紧组织。用枪炮子弹武装整个的无产阶级一事，必须马上实行，对于反抗工人的旧国民军的恢复必须力加反对。在最后这一点没有贯彻的地方，工人必须努力独立组成无产阶级的保卫军，佐以自己选举的将领和自己选举的参谋部，不受国家权力的节制，而受工人所设置的革命的公社会议的节制。在工人受国家供给而服务的地方，他们必须作为一种特别的队伍，佐以自己选举的将领，或作为无产阶级保卫军的一部分，武装并组织起来。无论在什么口实之下，不可抛弃军器与军需，对于每种解除武装的企图，必须用武力反抗，使之归于失败。消灭民主党对于工人的影响，工人即时独立的和武装的组织，以及在民主党一时不可免的统治之下贯彻种种让步的与烦杂的条件这几桩事，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当这临近眉睫的骚乱中以及骚乱后应放在心目中的几个主要之点。
三、新政府一经稍微巩固，他对工人的争斗就要开始了。工人要能够运用实力去抵抗民主主义的小有产者，必须首先在俱乐部中独立组织并集中起来。……民主党与工人冲突的第一点，将为铲除封建制度；小有产者和法国第一次革命时一样，将以封建的土地给予农民，作为自由财产，这就是说，他们要让农业的无产阶级仍然存在，要造成一个小有产者的农民阶级，使他去经历现今法国农民所经历的穷困与负债的过程。工人必须为着农业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反对这种计划。他们必须要求将没收的封建财产充公，作为工人的移植地，（Arbeiterkolonien）使集合的农业无产阶级从事耕种，获得一切大农业地的利益，并且因此使公有财产的原则在动摇不定的资产阶级财产关系中，获得一个巩固的基础。民主党人和农民联合拢来，工人也必须照样和农业的无产阶级结合在一起”。（见同书一九七至二○一页。）
然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一旦掌握政权，为情势所迫，也会采取一些社会主义的策略，斯时工人应当提出什么要求呢？“在运动的初期，工人自然不能够提出直接共产主义的策略。但他们可以（一）强迫民主党人从许多方面去干涉现社会制度，破坏现社会制度的常轨，自己让步，并将许多生产力，运输工具，工厂，和铁路等等集中于国家的手中。（二）他们对于民主党仅仅改良而非革命的提议，必须驱之趋于极端，对于私有财产加以直接的攻击，例如小有产者建议收买铁路和工厂，工人必须要求迳由国家无赔偿地没收此等铁路和工厂，因其为反动派人的财产。当民主党人建议采用比例税时，工人必须要求累进税；当民主党人自己提议一种温和的累进税时，工人当主张一种等级极高的税则，使大资本家由此消灭；当民主党人要求厘定国债时，工人当要求国家的破产。所以无论在何处，工人的要求必须跟着民主党人的让步和策略前进”。（见同书二○二至二○三页。）
通告书于详细指示无产阶级与共产党以种种策略之后，在结尾说道：“工人的战号当为不断的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提出这个口号呢？因为只有在“不断的革命”中，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才容易壮大，容易充实他们的力量，严密他们的组织，增加他们的战斗能力，继续前进，不囿于阶段论，而迅速达到最终的解放。
鲍威尔携带这封通告书到德国，获得很好的结果。在德国的共产党经他传达中央局的意旨，加以整理，势力复振，并向前发展；至一八五○年六月，在德国的分部达十八处，即在各种工人联合会，农民协会和体育会中所发生的影响也较从前为大了。
此外，比利时，瑞士，法国，和英国等等都有共产党员活动的踪迹，而伦敦区域尤为他们活动的中心点。因为伦敦是英国本国以及外国各种党会的集合所，共产党活动的对象甚多，举例来说，他一方面指导此处的德意志工人联合会，及德国亡命客的各种党派，另一方面接洽布浪葵派，宪章派，匈牙利侨民党（Partei der ungarischen Emigration）等等，以树立革命的联合战线。在共产党的财政方面，也以此处为最大的来源，好几年以来，党中一切费用，尤其派员到各处接洽的费用，差不多是由伦敦区域独力担负的。
共产党的势力在一八五○年虽再行恢复，并较前增加了，但反动的潮流愈来愈汹涌，共产党又和一八四八年以前一样，变为一个秘密的结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于是年三月起草通告书时，本说过：“革命即在目前，或因法国无产阶级独立的新崛起而出现，或因神圣同盟压迫革命的纷乱而出现”。（见同书一九四页。）可是，法国于是年五月安然取消普通选举权，无产阶级并没有崛起，欧洲的时局愈趋平静，各国的产业愈加发达，反革命的势力也愈加巩固，革命剧一时已经没有重演的希望了。马恩两氏在是年夏季考察欧美的经济状况，即已看出这一点，所以他们后来在《政治经济评论》最后的月评上很坚决地说：“在这种普通□□兴盛之下，……便谈不到一种真正的革命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知道大势已去，一时没有革命的可能，但一般亡命客和许多共产党员或为革命的狂热所驱使，或受生活困难的压迫，没有出路，不管四周的形势如何，硬要设法去制造一种革命；他们对于马恩两氏的话是极端反对的，因此双方便不能和衷共济了。至九月十五日共产党中央局开会，因意见分歧，分成两派。马克思，恩格斯，鲍威尔，亚卡利阿斯，（Eocarius）樊德尔，和施兰姆为一派，威里系，侠白尔，佛兰克尔，（Fränkerl）和列曼（Lehmann）为另一派。在前六人中只有施兰姆为新党员，其余均为老党员；在后四人中只有侠白尔是老党员，其余均为新党员。马克思当日对于反对派曾痛下针砭，他说：“少数派用一种偏执的观察去代替批评的观察，用一种唯心观去代替唯物观。他不用实际的状况做革命的转动轮，而用纯粹的意志做革命的转动轮。当我们向工人说：他们当经过十五年，二十年，以致五十年的内乱和民族争斗，他们不单是对于现状要加以改变，还要对于自己加以改变，他们要使自己适合于政治上的统治；反之，你们却说：‘我们必须马上获得统治权，否则我们可以睡着不动！’当我们对于德国工人特别指出德国无产阶级不发达的形态时，你们就以极粗笨的态度，对于德国手艺工人的民族感情和阀阅成见，加以谄媚。民主党人将‘人民’那个名词当作神圣的东西，你们就照样将‘无产阶级’这个名词当作神圣的东西。你们也和民主党人一样，用革命的说法去曲解革命的发展”。见马克思《科隆共产党人诉讼真相记》五二至五三页。）
共产党既因政见不同，分成两派，各不相下，于是党的组织也不能不裂而为二。马克思一派决定在科隆新组一个中央局，就近指导德国的各分部。同时并和他的一般同志脱离德意志工人教育联合会，因为这个会是赞成威里系和侠白尔一派的。他们这一派也另组一个特别同盟会，去制造革命，但经过两年后便消灭了。
马克思一派的共产党中央局在科隆成立后，党务的进行，本来有起色。不意至一八五一年五月十日，他的党员洛特阳（Notjung）在莱比锡被捕，未几浩浦特（Haipt）又在汉堡被捕。浩氏卖党求荣，将中央局的名单交出，于是科隆有许多党员被捕。被捕的人自一八五二年十月七日起开始受审问，至十一月十二日才告终结，他们内中有三人判处六年徒刑，另有三人判处五年徒刑，有一人判处三年徒刑，还有四人被宣告无罪。马克思特于此时著成一书，纪述此案的颠末，名为《科隆共产党人诉讼真相记》，借以暴露普鲁士政府的警察制度压迫党人和反抗社会发展的行动，或像他自己所说的一样，“这不过是暴露普鲁士的国家秘密罢了”。见耶赞诺夫编的《马克思与恩格斯论文集》第一卷一三九页。Gesammelet Schriften von Karl Marx und Friddrich Engels，1852 bis 1862．Stuttgart 1920）自科隆党案终结后，共产党遂由马克思提议，于十一月十七日宣告解散，而马氏的革命运动的余波至此也正式平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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