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李季 -> 马克思传（1933）
著者自序
卡尔·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为近世科学社会主义之始祖，他的声名即随着这种社会主义的运动而传播于世界各国；欧美的劳动群众知道有马克思其人，已在半世纪以前，至于智识界的人——特别是从事于社会运动的——知道他的，尤较一般劳动群众为早。在他的生时。比，英，德．法等国不独有无数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前后都有所谓“马克思党”出现了。自马氏死后．欧美各国社会主义的运动日盛一日．在最近数年中，风声所播，已遍及于全世界，这都是和马克思的学说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因此，在一切有文化的国家中，关于纪载马氏事迹和讨论马氏学说的著作，真是累百盈千，尤以他的出生地德国为最多。桑姆巴特（W．Sombart）于一九○五年曾将世人对于马克思及其学说的德，法，英，意文著作列举出来，编成一表，共达三百种之多。《见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丛刊》第二十卷，四一三至四三○页，桑氏《马克思主义书籍题解资料》。（Ein Beitrg zur Bibliographie des Marxismws，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zpolitik。但内有数种是马克思自己所著，还有数种是他人对于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著作。）桑氏自己并说明此表所载，极不完备，因为除掉遗漏的不计外，凡德，法，英，意文中载有马克思事业及其学说的社会主义史，社会运动史，经济学史和百科全书等等，他都没有收入，而俄文中对于马氏及其学说的一大批著作，他也没有列在里面。自一九○五年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近来描写或批评马氏及其学说的人较前更多，因此，各国此项著作不知道又增加多少倍了。
可是说来也很奇怪，各国学者对于马克思的著作虽多，然至今还没有一部详尽无遗的《马克思传》，描写马氏生平的态度，品性，和事业等等，使他的声音容貌，言语动作，得一一活现于我们的眼前。就是世间讨论马氏学说的著作，也大概仅限于一隅，没有涉及全局；要求对于马氏学说的各方面，作一种有统系的纪述，与公正的批评，这种著作现在尚寥若晨星。至于将马氏一生所经历的事实，所发表的著作，与所表见的学说，冶为一炉，贡献于世的，无论在何种文字中，除掉几部数十百页的小册子外，简直没有见遇。本言之作，志在于斯。因此本书特分为上下两种，上编为马克思的传记，兼述其重要著作的大要；下编则专对于他的学说作一种有统系的纪述，并且加以批评。上编既兼述马氏的重要著作，便已涉及他的学说，惟这是以每种著作为单位的，例如讲《资本论》，（Das Kapital）则专以此书为限，不涉及其他著作。至于下编则是以学说为主体的，例如讲历史的唯物论，则将马氏各种著作中关于此说的议论综合起来，使自成一统系。这是上下两编同讲学说而又各不相同之点。作者深信应用这种方法，则凡马氏一切重要的片段议论，与零星学说，在下编不能容纳的，皆可在上编叙述他的著作或事业时，连带介绍出来，如此便没有疏漏之虞。又上编所讲的学说，下编大概不再提及，因此又可免重复之弊了。现在本书上编业已告成，惟因篇幅繁多，故分作三册出版，今特述其要点如下。
我们要讲这一编的要点，须先把各国学者替马克思所作的传记略提一下，庶几有个比较，容易明了。西洋关于此类的著作，除短篇——如恩格斯一八七八年在《不拉克人民历书》（Blackes Volkskalender）中所发表的，伊利安乐（Eleanor）一八八三年在伦敦《进步》（Progress）月刊五月号所发表的，拉法格（Paul Lafargue）一八九○年在《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oit所发表的，雷士列（Lessner）一八九三年在《新时代杂志》所发表的，以及一切百科全书，经济学史，社会主义史等书所载的——不计外，就德英及俄文中所见的专书讲，有下列各种。（法文中至今犹未见有《马克思传》出现。）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的《马克思纪念册》（Karl Marx zum Gedächtnis，1896．）蔡特金（Klara Zetkin）的《马克思及其终身事业》！（Karl Marx und sein Lebenswerkl 1913．）梅林（Frarz Mehring）的《马克思传》，（Karl Marx，Geschichte Seines Lebens。1918．）丹列柏克（Robert Dannelberg）的《马克思——其人及其事业（Karl Marx．Der Mann und sein Werk．Wien 1913．）柏尔（M．Beer）的《马克思传及其学说》，（Karl Marx，sein Leben und seine Lehre．）威尔不兰特（R．Wilbrandt）的《马克思》，（Karl Marx Versuch aiener Würdigung．1918）脱尼斯（Ferdinand Tönnies）的《马克思传及其学说》（Karl Marx．Leben und Lehre Karl Marx und sein 1921）斯巴哥（John Spargo）的《马克思的生平及其言行》（Karl Marx His Life and Work，1910．）洛利亚（Achelle Loria）的《马克思》（Karl Marx）原为意大利文，一九二○年由保罗夫妇——Eden and Cedar Paul——译成英文。卡罕确慈（Zelda Kaban-Coates）的《马克思传及其学说》，（Karl Marx：His Life and Teaching．1918）耶赞诺夫（D．Rjasanov）的《马克思与恩格斯》（Marx i Engels）斯节克诺夫（Steklov）的《马克思传及其活动》（Karl Marx．ego jizn i Dieatelncste）在这些书中，只有斯巴哥的，梅林的和耶赞诺夫的，为大部头著作，（斯氏的书就德文译本讲有三百五十页，梅氏的书有五百六十页，耶氏的书有二百六十页。）其余的都只是些数十百页的小本子。此等小书叙述马克思生平的事业和学说是非常简略的，故我们现在只就斯梅耶，三氏的书讲一下。
斯巴哥的《马克思的生平及其言行》一书缺点极多。他的书本来含有讨论马克思著作的意思，可是对于马氏许多著作并未提及，即就提及的讲，也仅涉及皮毛，未能深入。例如他对于马氏的主要著作《资本论》虽另辟专章，多至四十余页，然内中所述的，有百分之九十与《资本论》没有关系；《资本论》的内容是什么，他竟没有说及，其他更不必论了。斯氏的书成于一九○九年，当时马克思大部分的书信及其他著作多种尚未出版，作传的材料已经是极不完备，加之斯氏不甚懂德文，对于德文中已出版的马克思著作和他人对于马氏的著作，既不能尽量利用，复不能正确利用。例如他常抄袭梅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第一卷前面的节段，可是他不肯翻阅全书，所以他对于本卷后面所载恩格斯自述于一八四二年在科隆（Köln）第一次遇见马克思的信丝毫不知道，竟对于他们两人于一八四四年第二次在巴黎相见，大书特书为初次会面。至于他引用梅氏所校的《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ss von K．Marx und F．Engels．1841 bis 1850．）中的节段，也是屡次闹出笑话的。他又好以己意造出些捕风捉影之谈，其用意是想替马克思鼓吹，实则常厚诬马氏。例如一八四七年公正同盟会（Der Bund der Gerecbten）开第一次大会，马克思因缺少路费，（参看《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一卷六四页，一九二一年出版。——Der Briefwechser zwischen F．Engels und K．Marx．1844—1833．）不能前往。他竟说马氏静居布鲁塞尔，（Brüssel）要有正式的请求，才肯参预下届大会，（参看斯氏《马克思的生平及其言行》德文本八○页。）按其语气，马氏大有深居简出，以大首领自居之意，这自然是养尊处优，装腔作势的著作家一种最无聊的揣测之词，非热心于工人运动，奋不顾身的马克思真正的态度。梅林称斯氏此书为“一部无价值的编辑，”见《新时代杂志》第三十一年度一卷四二三页梅氏《斯巴哥的马克思的生平及其言行》。——John Spargo，Karl Marx，soin Leben und Work．）耶赞诺夫认他此书为“一种完全的失败”（见《争斗月刊》第六卷二八五页，耶氏书评：《马克思传》，一九一三年维也纳出版。Marx Biographie．Der Kampf．）这不算是一种苛论了。
梅林的《马克思传》与斯氏的书比较，不独是内容完全不同，而且叙述的正确，与议论的精密，远过斯氏，不愧为现今马克思传记中的最上乘。不过梅氏对于马克思在私人生活中刻苦奋斗的情形，及其为无产阶级而著书立说，牺牲一切的经过，说得很少。他虽明知马氏“是一个思想家，对于人类知识的数量有重大的增加，”（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六年度一卷八二三页，梅氏《马克思纪念》——Marx zum Gedächnis）可是他对于马氏的学说也写得很少；他虽自认为对于马氏学说描写得并不少，（参看《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丛刊》第八卷三一○页，梅氏《马克思主义杂谈》一九一九年莱比锡出版。Eine Episode des Marxismus．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但就他描写的讲，却有详于马氏前半生学说，而略于其后半生学说之弊。他所唯一注意的地方，是马克思的政治生活。所以迈耶（Gustav Mayer）以为“他只愿替马克思作一部政治传，至于思想家和学者〔的马克思，〕他就使之埋没在革命家〔的马克思〕之下了。”（见《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丛刊第十卷五四页，迈耶《马克思传的新材料》。Neue Beiträge zur Biographie von Karl Marx．）
至于耶氏的书系由九次演讲录而成，篇幅既较斯，梅两氏的书为少，又兼述马克思与恩格斯两人的事业，因此他对于马克思更不能有详细的纪述。他自己在序言中并且明言此书的要旨是在描写革命家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参看耶氏《马克思与恩格斯》第八页，一九二三年莫斯科出版。）与梅林的书同为马克思的政治传。然此书对于一般民众允称善本，因其描写革命家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尤注意于当时的政治状况和社会运动，使读者看清背景，容易认识马恩两氏，而其叙事的简单扼要，与行文的平易通俗，且在梅氏一书之上。
斯，梅，耶三氏的书内容各异，本书上编与此三书及上列各种传记亦复不同，其主要不同之点有二，特分述于下。
一，编制上的不同。按马克思生平发达的程序，截然分为四个时代，而每一时代之中，各自有其特点。上列各书，除脱尼斯的《马克思传及其学说》外，均不分时代。（脱氏的书虽分时代，却有点错误，例如他的书目录中传记部分所划分的年分，与其本文中所标的年分不一致，又目录中明言马克思第一时代自出生时起至认识恩格斯为止，而下面括符中注明一八一八年至一八四三年，便是自相矛盾，因为马恩两氏第一次相见实在一八四二年年底。此等著作对于马氏的事业大概是依照次序，一直叙下去。（脱氏的书也是如此。）就书中各章的标题讲，多系纪事本末体，然就内容讲，则同一种类的事件，常因年月上的距离而散见于各处，因此又半为编年体了。本书上编按照马克思一生发达的程序，分作四个时代，并且在下面括符中用四字注明每个时代中主要的特点，使读者一望而知马氏生平事业的梗概。时代既经分出，即有了段落，便于纪述；例如马克思在某个时代中生有几个儿女，或受过多少困苦，都可作一次描写出来，一经翻阅，便可了然。倘若不分时代，中间既没有关栏，自无所谓起止。只好按照次序，将此等事夹在各种重要的事中，分头叙出，使人不容易找着线索，以彼较此，得失立见了。
二，取材上的不同。拉法格说：“世间有些稀有的人物，对于学问和公共活动，同时能站在第一等地位上，马克思就是这种稀有人物中之一；他结合这两种要素至为坚固，大家的心目中如果不把他看做一个学者和社会主义的战士，大家便不能够懂得他。”（见《新时代杂志》第九年度一卷一○页，拉氏《回忆马克思》。——Karl Marx，Persönliche Erinnerungen．）
阿卫灵（Edward Aveling）说：“马克思不仅是一个学者，他还是一个实行家。他是一个争斗的革命家。在过去现在及将来，他总是我们现代抵抗资本专制的无产阶级武力的阶级争斗中精神上的主脑，在过去现在及将来，他总是几百万男女——这些人中有许多是未曾读过他的著作一字一句的——精神上的引导者。”（见《新时代杂志》第十五年度二卷七五六页，阿氏《达尔文与马克思》。Charles Darwin und Karl Marx．）英国海德曼（Hyndman）也说：“当马克思对于自由党的政策——即对于这一党所持的爱尔兰政策——带着怒气发言的时候，这位老战士一双小而且深的眼睛光芒四射，他的密布的眉毛皱在一起，他的扁平而且肥大的鼻子以及全脸都露出愤激的颜色，他的口中雄辩滔滔，若决江河，同时他的脾气中的怒火以及他操我国语言的巧妙着重式都表现出来了。他因愤怒而大为激动时的行状，与他进而发表他对于当时经济进程的意见时的态度，互相对照，显然大有区别。他不现出何种显然的自制力，复从一个现身说法者和激烈的弹劾者之地位而归于一个心平气和的哲学家之地位。”（见梅林的《马克思传》五一一页，一九二○年第三版。）马克思能做一个社会主义的战士，同时又能做一个学者，他能“怒发冲冠”，即刻又能“雍容自若”，这完全是由于他有一种非常秉赋，这完全是由于他具有热烈的心肠，与冷静的头脑；或像考茨基（Karl Kautsky）所说的一样，具有“光辉灿烂的革命热忱，严峻锐利的批评〔能力〕，如火如荼的气魄，百折不回的忍耐性，盖世的聪明，对于一切卑鄙龌龊的痛恨心；对于一切忧患的热烈同情心，和科学的深远的观察力。”（见丹列柏格《马克思——其人及其事业》第六页，一九一三年维也纳出版。）马氏既有如此的秉赋，所以他一入社会的战场，即成为一个奋勇无匹的战士，一进研究室，即成为一个精思玄妙的学者。凡替他作传的人对于这两点倘若忽略了一点，则其传记便只描写出“半个马克思，”因此，读这种传记的人也自然不会完全懂得马克思了。本书对于马氏这两方面的事实，力求兼收并顾，希望借此写出“整个马克思”。
本书的要旨既在描写战场上的马克思，与研究室中的马克思，那么，所涉的范围便非常广泛了。今请先言第一项。我们要描写战场上的马克思，必先叙出对敌的双方，和战场的形势，庶几名角登台，英雄用武，方有蛛丝马迹可寻。因此，本书对于共产党，（Der Bund der Kommunisten）一八四八年欧洲各国的革命，国际党，（Die international）巴黎公社，（The Commune at Paris））和德国社会民主党（Di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 Deutschlands）等都特辟专章，详其起止。至于马克思的活动和意见，或是连带叙出，或是接着在下一章中叙出，则随材料的多寡，与作法上的结构为转移。总之，本书对于此等事所驭的材料，较上列各书为多。凡欧洲十九世纪科学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两个名词本有区别，详见本书《共产党宣言》——Manifest of Communist Party——一章，但现今著作界仍视为异名同义的名词，随便应用，本书使用此等名词。一仍通例。）及其运动的历史，可以说大概都包括在这一编中了，恩格斯于马克思死后，即拟替马氏作传，毕竟因年老事多，不克如愿相偿。埃系霍恩（E．Eichhorn）述及此事，说：“恩格斯尤有一种为马克思作传的事悬挂在心头，这种传在他的手中必定成为一种十九世纪科学的共产主义及其运动的历史，这是没有疑义的。”（见埃氏校的《恩格斯书简》一一页，一九二○年出版。F．Engels Vergessene Briefe．Ein Beitrag zum hndertjahrigen Geburtstag．）埃氏说这句话并非凭空推测，乃是根据恩格斯答复考茨基要求作国际党史的信而来的。（参看同书同页。）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传》中叙述科学的社会主义及其运动的历史，是最关重要的。
现在再讲研究室中的马克思，马克思的好学是出自天性，他自最小时起即欢喜读书，后来入学校更力学不倦，常至废寝忘餐。他出学校后，仍不改变这种态度，并且还在病中求学，所以阿克恩（Hermann Oncken）说：“马克思有一次在几星期的重病中写信道：‘此时我完全没有工作能力，此时读过的书为卡盆特（Carpenter）的生理学，洛德（Lord）的生理学，宽里克（Köllikue）的组织学，（Gewebelher）施颇慈海（Spuraheim）的脑及神经系统剖解学，施王（Schwan）和施乃登（Schleiden）对于细胞病的著作。’大家由此可以测出他平常康健时的精神事业了。”（见《普鲁士年书》第一百五十五卷二一三页，阿氏《马克思与恩格斯》。Marx und Engels，Preussische Jaürbücher．）马克思就是到了衰老多病的时候，犹舍不得一个“学”字。他当五十六岁时，患病甚剧，曾写信给索尔格说：“凡不愿意做牛的人，一没有工作能力，在实际上就是被宣告了死刑。”（见《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录》一三六页，一九二一年出版。——Briefe und Aussüge aus Briefen von Joh．Phil．Becker，Jof．Dietzgen，F．Engels，K．Marx u．A．an F．A ．Sorge und Andere．）马氏这句话就是表示他视因病不能从事学问为绝大的痛苦。后来他病到将死的时候，犹栖栖遑遑，转地疗养，想借此恢复工作能力去完成他的《资本论》。马克思对于学问既有一种自然的热忱，故本书上编起首一章即标为“家庭教育”，特别注意于他幼年的教养。此外，如“学校教育”，“思想的变迁”，“文字生涯”，“家庭状况”，“研究室中的成绩”，和“疾病与死亡”等章，或是全文，或是一部分描写他对于学问一方面的状况。因为他除掉参加社会运动外，毕生精力，都集于此，内中经过的情形十分复杂，我们断不能用几句话概括起来，当随时随地为之介绍，庶可表现真相。上列各章对于这一方面所叙的事实多为他书所未曾道及，这是本书取材独多之点。
恩格斯说：“一个阶级愈伏处于社会中的下层，他愈是‘无教育的’——这是就此语通常的意义讲的——则他和进步的距离愈近，而他的前程愈大。就大体讲，这是每个革命时期的特点。”（见迈耶校的《恩格斯早年著作》二五五页，一九二○年出版。——Friedich Engels. Schriften der Frühaeit. Berlin．）在资本主义当权之世，只有无产阶级伏处于社会中的下层，只有无产阶级是“无教育的”，然恰因此只有他和进步的距离愈近，也只有他的前程愈大。凡具有赤胆忠心，与深思远虑的先知先觉，生于这种时代，无有不乐为无产阶级服务的。马克思生平最大部分的光阴都花在研究室中，然他不像世间一般无用的书呆子一样，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为着学问的缘故而求学，此外丝毫没有目的；他也不像封建贵族或资产阶级的学者一样，养尊处优，席丰履厚，视研究室为消遣之所，或“趣味主义”试验之场，此外一无顾虑。马氏自变成社会主义者以后，其求学的目的是在替无产阶级创造一种由本阶级观点出发的学说，去批评资产阶级的学说，他在研究室中仍是替无产阶级服务，所以“替世界作工”一语，是他时常所乐道的。耶赞诺夫说，马克思“的一生完全为革命事业牺牲了，他只知道有一种思想的势力——即从资本主义奴隶制的羁绊中解放无产阶级。”（见耶氏《马克思主义大纲》一○九页，一九二三年莫斯科出版——Ocherki Po istorii Marksizma．）恩格斯也说：“马克思一生真正职业是在这种或那种方法中，对于推倒资本主义的社会以及由这种社会所造成的国家组织，共同活动，是对于近世无产阶级——他首先使这个阶级觉悟自己的地位与需要，并且觉悟自己解放的条件——的解放，共同活动。”（见一九二三年柏林出版的《马克思纪念杂刊》第三至四页。Karl Marxzum Gedächtnis）在马克思以前，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是各自独立，不相为谋的，自马氏出，才运用他的锐利的眼光，渊深的学识，与实际运动的经验，著书立说，将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打成一片。泽特金说得对：“马克思不朽的历史伟业就在对于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两者间造成一所坚固的连接的桥梁。他举出一种确切的科学的证据，指明那照耀于历史地平线上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能是奋斗的工人阶级的事业！等于一种无可逃避之自然的必要——也必定是这个奋斗的工人阶级的事业。马克思既不复把社会主义当做一种偶然的事件，却证明这是一种合乎定律的历史发展的结果，那么，他就使这种主义由乌托邦而变成科学。他既确切指出要负并且能负历史使命的工人阶级知道去形成这种历史发展的结果，那么，他就与工人运动以一种贵重的证书，〔证明这种运动〕是社会革命的担当者，至于这种社会革命即是人类因无产阶级的解放，由〔非人的〕动物圈内跳到完全人类自由〔的境界中〕。”（见泽氏《马克思及其终身事业》三○页。）马克思做学问的目的既专在沟通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既专在替无产阶级服务，故本书将他对于工人运动的学说与批评，以及他所手草的党纲和议案等等，尽量地加以介绍，这也是本书取材独多之点。
自马克思死后，倍倍尔（Ausgust Bebel）提议用德国社会主义工党（Die soziali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全体的名义，在马克思的墓前树一块碑石，借作各国劳动者表示感谢和团结的意思，但马夫人已有墓碑，马克思的名字当一同刻在上面，因此马氏家人不同意于倍倍尔的提议，倍氏写信给恩格斯说：“马家对于每种纪念碑既经拒绝，……便不能有所举动。可是让我们热心防获，使马克思的见解和学说，得广为传播，并且愈加实现。”（见倍氏《我生回顾录》第三册二五二页，一九二○年出版。——Aus meinem Leben von Ausgust Bebel．Stuttgart）倍倍尔要尽心竭力去传播马克思的学说，这自然比在马氏墓前树一块纪念碑好得多。因为马克思在少年时代即已说过：“学说一入群众中，也会变成物质的武力。”（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一卷三九二页，一九二○年第三版。）群众有了物质的武力，终有获到胜利的一日，无产阶级的群众一旦解放，则马克思便可以含笑于九泉，区区一碑，何足以当马氏之意。作者固为马克思主义者，穷年累月，专治斯学，今既作《马克思——其生平其著作及其学说》一书，则作者希望马氏学说得传播于世的心理，也自然不减于倍倍尔。可是作者固不挟丝毫成见，对于马氏的学说与事业任意加以鼓吹。本书是一本求真求实的精神，纪述必以事实为根据，批评必以公正为准则，凡马氏的学说与事业，对的地方，固予以表彰，即不对的地方，也不稍加掩饰。且一种学说一与其他学说相校，最易显其异同，证其得失，而读者也得因此确知其利弊之所在，凭着自己的判断，加以去取。泽特金说：“〔大家要〕明白懂得马克思及其历史的事业，却有一要义，就是大家要把拉塞尔（Ferdinand Lassalle）及其理想和活动划入研究范围之中。”（见泽氏《马克思及其终身事业》四三页。）我以为大家要完全明白懂得马克思及其历史的事业，除泽氏所述的一要义外，大家还要把巴枯宁（Michael Bakunin）及其理想和活动划入研究范围之中。因为在马克思之世，同与马氏主张改造社会，而见解与方法完全不同的，在一方面有持改良主义的拉塞尔，在他方面则有倡无政府主义的巴枯宁。拉，巴两氏既足为这两派的代表，又与马克思有极多的关系，故大家不能不予以充分的注意，而作传的人，为求完备起见，于拉巴两氏也不能不作充分的纪述。本书“拉塞尔”一章叙至四万字以上，“巴枯宁”一章叙至二万字以上，而“国际党的盛衰”一章尚有许多地方是涉及巴氏的。因为要写出他们和马克思的关系，须先写出他们是何种人物，要介绍马氏对于他们学说的批评，须先介绍他们的学说。本书因此胪列改良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三项学说，读者即得到一个比较，可自由加以评判。此外。魏特林（Weitling）和卡贝（Cabet）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以及普鲁东（Proudhon）的学说，与马克思主义也有直接的关系，故本书对于他们的学说，略加以介绍。关于主义一项，这又是本书取材独多之点。
桑姆巴特作“《马克思主义书籍题解资料》”一文，将世人对于恩格斯的著作一并列在里面，骤然看来，好像奇怪。其实所谓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只含有马克思的学说，兼含有恩格斯的学说。阿德勒（Max Adler）以为：“马克思主义同时就常是‘恩格斯主义’。”（见阿氏《思想家的恩格斯》第四页，一九二○年出版。Engels als Denker．Berlin．）报丁（Louis Boudin ）称恩格斯为“马克思主义的始祖之一。”（见报氏《马克思学说的体系》一五页。——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Karl Marx．Chicago．）考茨基也说：“大家的心目中如果没有恩格斯，便谈不到思想家和政治家的马克思。”（见《新时代杂志》第三十五年度一卷三七二页，考氏《马克思的两卷新著作》。Zwei Neue Bände Marxscher Schriften）这都是丝毫不错的。马克思与恩格斯虽是两个人，然他们却和比目鱼一样，是不能分开的。恩格斯说：没有马克思，“决没有现今的学说。”（见恩氏《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三七页，一九二○年出版。Ludwig Feuerbadj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cophio．Stuttgart）这话固然不错，但在相对方面，我们可以说，没有恩格斯，也不会有现今所谓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中国的青年，凡读过麦皋莱（T．B．Macaulay）《约翰孙行述》（Life of Sarnuel Johnson）的，大概都以为恩格斯对于马克思的关系，恰和波兹卫尔（Boswell）对于约翰孙是一样的。就是西洋人士，以及德国人士也大概把恩格斯看做马克思的附属品。甚至于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犹免不了陷于阿德勒下面所述的一种情形中，就是：“据世人的见解，以为恩格斯在精神史上的重要，只在对于马克思繁难复杂的思想而为一个巧妙的解释者和通俗演述者，即在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中，也以为是如此的。”（见阿氏《思想家的恩格斯》第八页）。这些见解都是极不正确的。恩格斯虽不能像马克思一样，出身于大学，受过极完备的教育，他虽不能像马氏一样，出学校后仍继续文字上的工作，偏要置身于他所不喜的商界中，然他的天才是很大的，他的见解是很高的，他的自修功夫也是十分充足的。论年纪，他比马克思小些，论在著作界享盛名，他却先于马氏。因为他于一八四五年刊布《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tlandg．）一书，这是千古杰作之一，凡《共产党宣言》的种子，都已含在其中。所以梅林称此书为“科学的社会主义第一种大文书。”（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三年度二卷五五三页，梅氏《论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考茨基也说：“科学的社会主义是以此书为起点。（见考氏《恩格斯的生平，活动与著作》一三页，一九○八年第二版。Friedrich Engels．Sein Leben，sein Wirken，seine Schriften．Berlin）马克思当时还没有单独著书行世，（恩氏在著《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之前，已与马氏合著一书，名《神圣家庭》或《批评的批评之批评》——Die Heilige Familie oder Kritik der Kritiischen Kritik——但未曾引起世人的注意。）他受恩氏此书的影响是很大的，还有一层，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不独是由恩氏首先安下的，马克思不独是初时受恩氏的影响，为之心折，即到后来，他虽因多年专门研究经济学说，造诣极深，然他对于恩氏的著作能力仍是极端重视的。所以他于一八六六年七月要求恩氏参加《资本论》的著作，说道：“我们对于工作组织是由生产工具决定的学说，还有何处比得上杀人的工业中证明得更显著么？你对于这一点动笔作一点东西，（我于此欠研究，）正是值得劳神的，我可以将这种作品用你的名字刊在我的书中，作为附录。带你忖度一下。……你可知道，你要是以共著〔的资格〕，直接出现于我的主要著作（我向来所作的都只是些小品）中，〔你的名字〕不仅因〔我〕引书而始出现，那便使我大大地欢喜了！”（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集》第三卷三三一至三三二页。）由以上各点看来，马克思在精神方面是得了恩格斯不少的益处，（恩格斯在精神方面自然也得了马氏很大的益处，）并且是始终重视恩氏的学识。更就物质方面讲，马克思得恩氏的益处，那是大极了。恩格斯为维持马克思及其家庭的生计起见，于一八五○年年底复投身商界，至一八六九年才得抽身出来，他因马克思的缘故。甘心牺牲自己的前程，而劳形于文犊簿记等琐务，这种行谊是旷古所无的。马克思所以听恩格斯屈居商界，受其补助而不辞，也无非是视恩氏为一体的人，他们因分工的必要，不得不如此，他有一次写信给恩氏，于声明他的困苦之后，接着说道：“我确实告诉你，我与其写此信给你，毋宁砍断我的大指头。半生依赖，真是陷入深泥中了。只有一种唯一的想法使我足以自解的，就是，我们两人开一个合伙的铺子，我的时间用在营业中理论的和党务的部分。”（见同书二六七页。）此外，恩格斯和马克思共同著作，为马氏暂时作报章上的英文论说，以及为马氏筹划家务，编订遗著等事，是很多的。阿克恩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属于我们民族中真正同患难，共生死者之列，论个性，他们是相距很远的，然他们对于自己，对于他们的著作，对于后世，已经熔合成为不可分离的一体了，”（见普鲁士年书一五五卷二一○页。）李卜克内西说：“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二我。”（见李氏《马克思纪念册》一六页，一八九六年出版。）阿李两氏的话是非常中肯的，恩格斯对于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既是如此密切，因此本书“恩格斯”一章描写他的事业和学说在四万字以上，此外各章中提及他的，所在皆是，这又是本书取材独多之点。
马克思既为近世科学的共产主义之始祖，所以现今全世界的共产党都是崇奉他的学说的。可是回顾我们中国人，那些借“讨赤”来争权夺利的军阀和官僚，以及依掠取剩余价值为生的地主和资本家不必说，即一般痛恨军阀，官僚，地主和资本家的革命家，以及有志于改造社会的改革家，一听见共产党或共产主义者的名词，几乎要胆战心惊，掩耳疾走，以为这只是些杀人放火，谋财害命的强盗！其实共产党的目的只在对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全资产阶级宣战，并不要谋取单个资本家的财产；至于一个共产主义者所持的态度，恩格斯已经说得很明白，就是：“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愿意向单个的私人寻仇，或是相信单个的有产者在现今状况之下，能于他所行所为之外，另有别种做法。”（见恩氏《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二九九页，一九二一年第七版。）一个真正共产主义者的行动——尤其是对于钱财方面的行动，是纯洁的，高尚的，并且还可以说是神圣的。我们试看共产主义的宗师马克思个人的行动就知道了。一八四八年法国二月革命爆发后，巴黎革命政府中人愿以金钱供给马克思和恩格斯回德创办《新莱茵报》，（Die neue Rheinische Zeitung）他们辞而不受。后来他们招股办报，马克思当主笔，至一八四九年的上半年，报馆负债累累，而反革命的势力又复战胜，马氏于出亡之前，竭力为报馆偿还一切债务，他从他父亲所得的遗产二万一千马克，（Mark）除掉前此因作革命运动支出一部分外，都因此报牺牲了。他因为要往法国，因于资斧，将他的夫人的银器付质，得一笔小款，才得成行。马克思这种临财不苟取和患难中慷慨好义而至于不顾一己生活的行为，是浊世中不能常见的。马氏后来亡命伦敦，一家数口，无以为生，恩格斯虽尽力援助，究竟能力有限，直等于杯水车薪，马氏颠连困苦的结果，儿女夭亡一半！他虽于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一年得为美国一种最大的《纽约特里标报》（Nes York Tribne）的驻英通信昌，借此获得一种经常的牧入，然此报的主笔德那（Dana）待他十分刻薄，他的通信稿件常作为社论登出，他本是报馆中的柱石，但德那不独不肯送一份报给他看，并且对于他的稿件任意取舍，肆行割裂，德氏对于他所供给的定额以内的论说，常是只登出三分之一，计件给值，而价格又常只等于原来议定的数目之半。马克思遇着这种艰苦的遭际，常是穷到不名一钱。他有一次要替《纽约特里标报》作文，因为没有钱买报看，不果，有一次要出外，因没有鞋子穿不果；有一次要著书，没有稿纸，竟将自己的上衣付质去买纸；有一次要送书稿往德国，竟无力付邮费；有一次死了女儿，竟没有钱买棺木；诸如此类的事，不知凡几。像马克思这样才学兼全，举世无双的人，如果肯为自己一身一家策安全，权利害，那么，天下之大，他何往而不能安富尊荣；更何往而不能丰衣足食？他为什么竟陷在这种赤贫的境遇中呢？这个原因他已经明白宣布出来了。他有一次写信给一个党友说：“我必须排除万难，贯彻目的，不使资产阶级的社会用我作发财的机器。……我希望吾党获得一种科学上的胜利。”（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五年度二卷一八一页，梅林《马克思与恩格斯传的新材料》。——（Neue Geiträge zur．Biographie von K．Marx und F．Engels）他有一次又说：“我必须训练一批人出来，使他们于我死之后，继续从事于共产主义的传播。（见《新时代杂志》第九年度一卷一○页，拉法格《回忆马克思》。）马克思抛弃世间一切幸福，著书立说，奔走运动，片刻不停，他的目的，全在于此。然他因此所受的痛苦是极多的，他这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是空前未有的，也是后起的青年所应当矜式的！耶赞诺夫说得对：“绞人架上的处死是难堪的，惩治所和牢狱中的惨刑是难堪的，在欺诈的状况之下，要忠于所信所守，是必须有英雄气概的，可是亲身遇着慢慢地埃饿之事，亲眼看见啼饥号寒的家眷，与一个一个死去的小儿女，安然忍受着，在反对者仇视之下，于最可恐怖的患难中，不屈不挠，一步也不离正轨，此处所需的英雄气概，正不少于上述一事！”见《新时代杂志》第三十二年度二卷五七○页，耶氏《马克思与恩格斯书信录》。 Der Briefwecsel zwischen Marx und Engels．）考茨基说得尤对：“马克思的伟大不仅在乎第一学者，还在乎为一模范人物；大家不能单说他只有益于奋斗的无产阶级之智识，并且当说他还有益于奋斗的无产阶级之心性；他不独是启发我们的思想，并且还鼓舞我们的勇气。……我们不独当研究他的著作，并且还当研究他的身世，我们如热心追随他之后，那么，凡我们能力所及之处，我们所做的事业，将为最优美的了。”（见丹列柏格《马克思——其人及其事业》第六页。）马克思的人格既是如此高尚，伟大，故本书对于他私人在金钱方面的行为以及他在奋斗中艰难困苦的经过，写得颇为详尽，一则以此表现科学的共产主义始祖之真精神，一则以此作为后起青年刻苦自励，努力奋斗的模范。关于马氏的私人生活一项，这又是本书取材独多之点。
本书上编与欧美各国学者的《马克思传》不同之处，除上述数点外，尚有论马氏著作，也较他书独详之处，关于这一点，本书题目上已经标出，不待说明。兹再述一事，使读者容易在本书中找出马克思造成他的学说的渊源。倍倍尔说：“每个人是他所生息的时代和环境之产物。……每个人的思想是时代精神和他的环境逼迫出来的。种种观念（ideas）是种种协作的社会要素（The co-operating social factors）之产物。没有近世社会，便没有近世的观念，这是显然无疑的，这是不可争辩的。”（见倍氏《过去现在及将来的妇女》英文译本一九五至一九六页，伦敦出版。Woman in 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我们把马克思看一下，觉得倍氏的话是何等正确啊！马氏是十九世纪时代精神的产儿，他所倡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是合德法英三国特有的思潮熔铸出来的，今特借考茨基几句简单明了的话说明这一点：“英国予他们〔指马克思与恩格斯〕以最多实在的经济材料，德国的哲学予他们以一种最好的方法，使之由这种材料中转变现社会发达的目标；而法国的革命则清清楚楚向他们指明当怎样取得权力——即政治的权力——去达到这种目标。所以他们是联合英法德的思潮中一切伟大的和有结果的质素，团结为一体，造成近世科学的社会主义。”（见考氏《马克思在历史上的成就》二五页，一九一九年第二版。Die hisorische Leistung von Karl Marx．Berlin）读者预先明白了这一点，则以后便知道本书叙述马克思研究黑格尔（Hegel）的哲学，以及寄居巴黎，往游伦敦，并研究法英的历史，政治和经济等等，都是极关重要的地方，非等闲纪 录可比了。
斯巴哥说：“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实际上已是互相交换的术语，有同等的意义。……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美国是异名同义之语。”（见斯氏《马克思的生平及其言行》序言第四页，一九一二年德文译本。）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完全视为同一物，这种谬见现在是传播很广的。可是希尔菲丁（Rudolf Hilferding）说得对：“就逻辑上讲，除掉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的活动不计，单视为一种科学的体系，则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社会运动律的学说，而这种学说构成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并且使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应用于商品生产的时代。社会主义的断案是商品生产社会中种种倾向彻底实现的结果。”（见《马克思研究》第三卷希氏《财政资本》序言一○页一九二三年维也纳再版。Des Finanzkapital，Studien）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不能等量齐观，希氏这几句话已经说明了。本书的任务固在描写马克思的生平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然对于他所倡之科学的社会主义，尤特别注意。恩格斯说“社会主义既成为一种科学，便当作一种科学去研究。”（见恩氏《共产主义与巴枯宁主义》三三页，一九二○年第三版。Kommunismus und Bakunismus！ Berlin）我作此书的主要动机是在于国人以一种研究科学的社会主义之门径书，不过我的学识既十分浅陋，而本书所涉的范围又非常广大，内中谬误之点自所不免，尚望国内外学者不吝指教，俾将来得加以改正，那是我所感谢不置的。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李季序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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