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呢？在现代社会里，解决这个问题同解决其他一切社会问题完全一样，即靠供求关系在经济上的逐渐均衡来解决，但是这样解决之后，这个问题还会不断产生，就是说，一点也没有解决。社会革命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不仅要以时间地点为转移，而且也同一些意义深远的问题有关，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消灭城乡对立的问题。既然我们不必为未来社会的组织臆造种种空想方案，也就用不着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现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够的住宅，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帮助解决真正的住宅缺乏问题。当然，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剥夺现在的房主，让没有房子住或现在住得很挤的工人搬到这些住宅里去。只要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这种为社会福利所要求的措施就会象现代国家剥夺其他东西和占据住宅那样容易实现了。”（1887年德文版第22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252页。——编者注］

　　“……必须指出，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一切劳动工具和全部工业，是同蒲鲁东主义^[22]的‘赎买’办法完全相反的。如果采用后一种办法，单个劳动者将成为某一所住宅、某一块农民土地、某些劳动工具的所有者；如果采用前一种办法，则‘劳动人民’将成为全部住宅、工厂和劳动工具的集体所有者。这些住宅、工厂等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所以，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一切劳动工具，无论如何都不排除承租和出租的保存。”（第68页）［注：同上，第315页。——编者注］

　　“……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必须实行专政，作为向废除阶级并和阶级一起废除国家的过渡……”（第55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297页。——编者注］

　　马克思讥笑无政府主义者否认政治时写道：“……如果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采取革命的形式，如果工人建立起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那他们就犯了侮辱原则的莫大罪行，因为工人为了满足自己低微的起码的日常需要，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竟不放下武器，不废除国家，而赋予国家以一种革命的暂时的形式。……”（《新时代》第32年卷（1913—1914）第1册第40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35页。——编者注］

　　恩格斯写道：“……如果我拿这种论据来反对最顽固的反权威主义者，那他们就只能给我如下的回答：‘是的！这是对的，但是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我们赋予我们的代表的那种权威，而是某种委托。’这些人以为，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43页。——编者注］

　　他写道：“……如果自治论者仅仅是想说，未来的社会组织只会在生产条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内允许权威存在，那也许还可以同他们说得通。但是，他们闭眼不看一切使权威成为必要的事实，只是拚命反对字眼。
　　为什么反权威主义者不只是限于高喊反对政治权威，反对国家呢？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在那些产生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一举把政治国家废除。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
　　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迫于必要，不得不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总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权威主义者自己不知所云，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只是在散布糊涂观念；或者他们是知道的，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是在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第39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43—344页。——编者注］

　　“……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出现了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巴黎公社以后。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把我们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著作以及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都已经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公团’（Gemeinwesen），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词，相当于法文的‘公社’。”（德文原版第321—322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7—8页。——编者注］

　　“国家应当由基于阶级统治的国家变成人民国家。”（《我们的目的》1886年德文版第14页）

　　“……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新时代》第20年卷（1901—1902）第1册第8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0页。——编者注］

　　恩格斯写道：“草案的政治要求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这里没有说〈黑体是恩格斯用的〉本来应当说的东西。”［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2页。——编者注］

　　“谈论这个问题是危险的”，——恩格斯补充说，因为他深知在德国不能在纲领中公开提出建立共和国的要求。但是，恩格斯并不因为这个理由很明显，“大家”都满意，就这样算了。他接着说：“但是，无论如何，事情总是要去解决的。这样做是多么必要，正好现在由在很大一部分社会民主党报刊中散布的机会主义证明了。现在有人因害怕反社会党人法^[26]重新恢复，或者回想起在这项法律统治下发表的几篇过早的声明，就忽然想要党承认在德国的现行法律秩序下，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党的一切要求。……”［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3页。——编者注］

　　“……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某种类似的做法，而且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宣布这种做法，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盖那赤裸裸的东西。……”［注：同上。——编者注］

　　“……这样的政策归根到底只能把党引入迷途。人们把一般的抽象的政治问题提到首要地位，从而把那些在重大事件一旦发生，政治危机一旦来临就会自行提到日程上来的迫切的具体问题掩盖起来。这除了使党突然在决定性的时刻束手无策，使党在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由于从未进行过讨论而认识模糊和意见不一而外，还能有什么结果呢？……
　　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
　　如果说有什么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3—274页。——编者注］

　　“应当用什么东西来代替现在的德国呢？〈它拥有反动的君主制宪法和同样反动的小邦分立制，这种分立制把“普鲁士主义”的种种特点固定下来，而不是使它们在德国的整体中被融解掉〉在我看来，无产阶级只能采取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的形式。联邦制共和国一般说来现在还是美国广大地区所必需的，虽然在它的东部已经成为障碍。在英国，联邦制共和国将是前进一步，因为在这里，两个岛上居住着四个民族，议会虽然是统一的，但是却有三种立法体系同时并存。联邦制共和国在小小的瑞士早已成为障碍，它之所以还能被容忍，只是因为瑞士甘愿充当欧洲国家体系中纯粹消极的一员。对德国说来，实行瑞士式的联邦制，那就是倒退一大步。联邦制国家和单一制国家有两点区别，这就是：每个加盟的邦，即每个州都有它特别的民事立法、刑事立法和法院组织；其次，与国民议院并存的还有联邦议院，在联邦议院中，每一个州无分大小，都以一州的资格参加表决。”在德国，联邦制国家是向单一制国家的过渡，所以不是要使1866年和1870年的“来自上面的革命”又倒退回去，而是要用“来自下面的运动”来加以补充。［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5页。——编者注］

　　恩格斯在发挥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问题的纲领性观点时写道：“……因此，需要单一制的共和国，但并不是象现在法兰西共和国那样的共和国，现在的法兰西共和国同1798年建立的没有皇帝的帝国没有什么不同。从1792年到1798年，法国的每个省、每个市镇，都有美国式的完全的自治权，这是我们也应该有的。至于应当怎样组织自治和怎样才可以不要官僚制，这已经由美国和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给我们证明了，而现在又有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英国的其他殖民地给我们证明了。这种省〈州〉的和市镇的自治是比例如瑞士的联邦制更自由得多的制度，在瑞士的联邦制中，州对Bund〈即对整个联邦国家〉而言固然有很大的独立性，但它对专区和市镇也具有独立性。州政府任命专区区长和市镇长官，这在讲英语的国家里是绝对没有的，而我们将来也坚决不要这样的官吏，就象不要普鲁士的Landrat和Regierungsrat〈专员、县长、省长以及所有由上面任命的官吏〉一样。”根据这一点，恩格斯建议把党纲关于自治问题的条文表述如下：“省〈省或州〉、专区和市镇通过由普选选出的官吏实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的和省的政权机关。”［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6—277页。——编者注］

　　恩格斯指出：法国每次革命以后工人总是武装起来了；“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于是，在每次工人赢得革命以后就产生新的斗争，其结果总是工人失败……”［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18页。——编者注］

　　“因为参加公社的差不多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所以它所通过的决议也就完全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有些决议把共和派资产阶级只是由于怯懦才不肯实行的、然而是工人阶级自由活动的必要基础的那些改革以法令形式确定下来，例如实行宗教对国家来说仅仅是私人事情的原则。有些决议则直接有利于工人阶级，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深深刺入了旧社会制度的内脏。……”［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3页。——编者注］

　　“……正是军队、政治警察、官僚这种旧的中央集权政府的压迫权力，即由拿破仑在1798年建立，以后一直被每届新政府当作合意的工具接收并利用来反对自己的敌人的权力，——正是这种权力应该在全国各地覆没，正如它已在巴黎覆没一样。
　　公社一开始就得承认，工人阶级在获得统治时，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应当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6—227页。——编者注］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注：名义上约等于2400卢布，但按现在的汇率计算，约等于6000卢布。有些布尔什维克提议，例如在市杜马内，给9000卢布的薪金，而不提议全国以6000卢布（这个数目是足够的）为最高薪金，这是完全不可饶恕的。^[31]］。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表机构的代表以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8页。——编者注］

　　“……这种炸毁旧的国家政权并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的情形，已经在《内战》第3章中作了详细的描述。但是这里再一次简单地谈到这种代替的几个特点，这是必要的，因为恰巧在德国，对国家的迷信，已经从哲学方面转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中去了。按照哲学家的学说，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是译成了哲学语言的尘世的上帝王国，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借以实现或应当借以实现的场所。由此就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切有关国家的事物的盲目崇拜，由于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业和公共利益只能用旧的方法来处理和保护，即通过国家及其收入极多的官吏来处理和保护，这种崇拜就更容易生根。人们以为，如果他们不再迷信世袭君主制而拥护民主共和制，那就已经是非常大胆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国家再好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8—229页。——编者注］

　　　恩格斯接着写道：“……因此对马克思和我来说，用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特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词〈“社会民主党人”〉也许可以过得去（mag　passieren），虽然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unpas-send，不恰当的〉。然而，对真正的〈黑体是恩格斯用的〉政党说来，名称总是不完全符合的；党在发展，名称却不变。”［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90页。——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