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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葛兰西
（1916年8月29日）
忠实于生活。所有的行动都面向生活。将全部精力都真诚无私地献给生活。作为真实的生命，跟随人类生命的律动，投身于生活的洪流中，直至与她合为一体，直至她因我们的加入而更加汹涌，直至我们自己的个性就像这个机体的一部分。正如一根琴弦，我们应和着历史的交响曲，发出自己的回声，参与到历史的创造中。然而，即使在面对周遭的现实时，完全舍弃个人的自我，即使我们试图以自己的个性在复杂宏大的因果链中扮演重要角色，我们依然可能在某一瞬间感到若有所失。我们可能体味到一种模糊的、不可名状的渴求。一种被叔本华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渴求。
我们存在于世界中，但不知道因何如此；我们行动着，但不知道为什么行动。在生活中，我们感到空虚。我们希望获知自己存在与行动的理由。然而对我们来说，那一切仅仅为了人类自身，似乎还不够。当我们循着因果之路步步向过去回溯，试图从历史运动中寻到能协调一致的原因时，最终却不得不发现，我们需要一个终极的理由，一个某种超乎一切已知和可知的理由。就如一个人向星空仰望，当他沿着科学已经给我们描绘出的太空不断向深远处前行时，他最终却发现，自己在无尽宇宙中的漫游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他到达那样一个虚空之所，一个他没有能力想象的虚空之所。为了将这令人眩晕的宇宙不违背逻辑地协调起来，于是他不假思索地认为那是上帝的居所，是超自然物的居所。宗教情感于是在这样含糊的渴望中，随着天然地内在于人的那种彻底追究的本能而被激发。那种渴望与追究，都还没有在现实中找到它们的真正出路。这种情感痕迹或波动，多多少少潜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血液中，即使是那些能将这些自卑的表现控制到最好的人们，也不例外。因为那纯粹是一种本能的、不可控制的冲动。
能克服这些的，只有生活本身。历史的活动能治愈这一切。它们无非是传统的产物，是千年恐惧的本能的遗迹，是对我们周遭现实无知的结果。我们可以找到它们的根源。而能解释它们就等于能克服它们，把它们作为历史的对象就确认了它们本身的空虚，从而人们就能返回现实生活，去确实地体验历史的真实。如果把情感与事实置入历史的维度，人们最终将认识到，我们的存在只有在历史中才能得到解释。但凡能被历史化的一切，在本源上都不可能是超自然的，不可能是什么神启的东西。如果还有什么无法说明的东西，那只能归因于我们自己在认知上的不足，归因于我们智力的有限。承认这一点，或许可以使我们更加地谦卑，但这并不能将我们推入宗教的怀抱。我们的信仰因而将再次转向历史，我们的信念再一次转向人，转向人的意愿和他行动的能力。
我们从人类的历史中感觉到一种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我们领受由它带来的教益，比如我们确信，那曾经可能的，将再次成为可能。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别人的经验而变得更具智慧。但我们也明辨其间的流弊，比如那些关于精神的超越状态的非生命遗迹。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可避免地感到自己的思想与天主教教义相冲突的原因，也是为什么我们称自己为现代的原因所在。因为，尽管我们感觉到历史为我们的奋斗源源不断提供资源，但它毕竟是一种为我们所驾驭的过去，它是我们的仆人，而不是我们的主人。它照亮我们，而不是遮蔽我们。
（译者：吴子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