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弗罗姆 -> 爱的艺术（1956）
〔附录〕
艾里希·弗洛姆生命中的爱
——回忆弗洛姆的一生（莱内·芬克）
五十年前当艾里希·弗洛姆发表《爱的艺术》时，可以说，他是第一个研究“爱”和“爱的能力”的学者。爱的话题曾经出现在宗教中（如爱的颂歌中，作者为使徒保罗，《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3章》），也曾出现在哲学（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著作《爱的艺术》）和文学作品中（如在德国中世纪宫廷情歌或在德国浪漫派作家的作品中）。弗洛姆《爱的艺术》一书在心理学界引起了一场大讨论，其结果就是人们开始对爱情这一话题进行大量研究并作出无数建议，规模之大今天已无法估量。
一本书能引起一场广泛的讨论，这并非什么新鲜事，但书比作者活得更长久的情况却并不多见，而弗洛姆的《爱的艺术》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外。在弗洛姆逝世28年后的今天，他的这本著作已经翻译成34种语言，出版了几千万册。对许多人来说，特别是对比较年轻的男女读者来说，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一个重大发现。不少人在多年后仍然会从书柜里找出这本书重读。
不能把《爱的艺术》的成功仅仅解释为是源于这本书的内容。这本书对许多读者之所以有吸引力，作者本人和作者自己的爱的艺术肯定也是原因之一。有些人会问自己：弗洛姆自己是如何对待爱的，他是否经历过他在书中所教导的东西呢？在这篇后记中，我就想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内容。
首先我要介绍的是，老年的弗洛姆在同我本人交谈，以及同其他人的交谈时，给人留下什么样的印象。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对交谈对象流露出来的兴趣。这不仅表现在他的充满温暖、目不转睛的目光，有时，这一目光似乎还有点过于强烈。而最让人惊讶的则是他表达这一兴趣的方式。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我在洛迦诺成为弗洛姆的助手时（弗洛姆自1973年到1980年逝世时一直生活在那里），他常常给我提出一些非常简单且又容易理解的问题，但就是这样的问题总会击中要害，而且会诱使谈话一步步深入。例如，他会问我，我正在读哪本书，是什么原因让我读这本书，以及书中的什么东西吸引我，什么东西不吸引我。如果我说，我觉得这本书没有意思，甚至无聊的话，他就很想知道，我为什么要去读这种不重要的东西来浪费我的时间呢。他还想知道的是，什么东西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什么东西吸引我，以及我最喜欢做什么来度过我的时光。
事实上，弗洛姆对我只提出那些我本应该自己发问，却又没有提的问题。我之所以没有提这些问题，是因为这些问题可能会让我难堪，或让我感到害臊。这些问题在一定的情况下可能会迫使我面对一些事实，从而必须改变我的生活。他还问过我一些问题，例如为什么在我身上会发生一些痛苦的事情。这些问题当然不可能有答案，但作为问题是必须提出的，而且还必须去承受。可以说，弗洛姆提的问题都是被我避免、被我排斥和被我忽视的问题。
同弗洛姆个人交谈的特点是直接和亲近，这种交谈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效果，是因为他把他的注意力和对交谈者的兴趣传递给对方，并代表对方提出问题。他提出的问题有时非常尖锐，可以触动一个人的内心。他也会对你提出的辩解和借口加以追问。被他提问的人不会把他的问题看作是具有杀伤力的，这是与他交谈的另一个特点。也许面对他的问题，被问的人会感到自己被彻底暴露了，但永远不会感到被他出卖了，被他所谴责或被他伤害了。不论他的目光和他的问题是如何尖锐，但这些问题总是善意的。这些问题都表现出他对认识的追求，正如他在《爱的艺术》中所说：“如果不真正地了解对方，也就不可能尊重对方。”人只有直面那些被提的问题，才能得出这样的认识。
弗洛姆通过他的提问表现他对交谈者的兴趣，这一兴趣也说明了他会对自己提出什么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答案，在经过了充满痛苦的体验和艰难的学习过程后，他试图对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回答。当他提出那些揭露真相的问题，那些有能力渗入事情内部的问题时，他完全知道，他在说什么（写什么）。因为只有通过向自己提出问题和追究真相，才能认识他人。
当人们面对提问和追究真相时，尽管会觉得自己受到了挑衅和被击中要害了，但如果感受到提出这些问题是为了认识事实真相的话，就不会认为自己受到了谴责和感到羞辱。相反，这些问题会成为自己的问题，其结果就是，人们不仅会认识自己，同时也会感到自己受到他人的理解了，这也是许多《爱的艺术》的读者在阅读这本书时的感受。这也是弗洛姆的治疗方式和他的爱的能力的又一个特点。
《爱的艺术》的作者的爱的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相反，一直到他的生命中期，他在书中写的一段话也适用于他自己：“几乎没有一场冒险像爱情那样，是以如此巨大的希望和期盼所开始，并以如此的规律性遭到失败。”为什么人的爱的能力会受到限制或注定要失败，原因不一。对所有的人来说，特别重要的原因是父母给予的爱的方式，因为这一方式会促进或会有损自己的爱的能力。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弗洛姆父母爱他的方式，这一方式影响了他的儿童时代和青少年时代。
艾里希·弗洛姆1900年出生于法兰克福，是家中唯一的孩子。他的父亲纳富塔里·弗洛姆在艾里希出生时，已经三十岁了。他是浆果汁酒商，而不是像他的许多祖辈那样是犹太教神学家。生性胆小，同时热衷于小家庭生活的他由于自己的职业而有很强的自卑感。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自己的儿子有一天能继承犹太教法典学者的祖传家业。他对艾里希的爱是一种温柔的爱（在许多照片上可以看到十二三岁的艾里希坐在父亲的怀里）同充满焦虑的关怀（父亲在冬天经常不允许他出去，担心他在外面会患上感冒）以及充满矛盾的理想化的混合体。当才华出众的弗洛姆22岁已经在海德堡大学参加博士学位考试时，他父亲仍然相信，他的儿子会通不过考试，然后自杀。
弗洛姆的母亲生他的时候已经24岁了。她父母的家不如他父亲的家那么虔诚，亲戚们都说她是个快活并乐于与他人交往的人，而且在自己的家里拥有发言权。她的一生都是为了这个唯一的孩子。现在还有两张照片可以说明母亲爱儿子的方式。一张照片上是母亲和儿子在公园的一个湖畔照的。母亲用右手抓紧大约十岁的男孩的肩，并把他紧紧搂在怀里，同时又以胜利者的姿态把左手放在腰上。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她的母爱是主动的，也是紧抓住儿子不放的，但对儿子来说，特别是作为唯一的孩子，要摆脱这种爱是很不容易的。
从另外一张照片上，可以看到母亲是如何欣赏儿子的。照片上，艾里希大概17岁，已经和父亲一般高了。他与父亲一样，一只手握着一根散步用的拐杖和一顶帽子，这是当时市民阶层的男性标志。父亲看着照相机，儿子的目光则是朝向远处，母亲站在他们两个人中间。她用右手挽着儿子，她的充满期待和欣赏的目光望着儿子的脸。正如弗洛姆后来承认的那样，他的母亲希望他成为一名伟大的艺术家和科学家，成为第二个帕岱莱夫斯基。帕岱莱夫斯基是著名的作曲家，钢琴家和波兰的政治家，1919年他甚至还当了很短一段时间的总理。
这么强烈的理想主义首先会使弗洛姆产生一种巨大的自我意识，弗洛姆在三十和四十年代非常自信和傲慢，有的人甚至把这归结于她母亲充满自恋的爱。当然人不可能不付出任何代价就能得到自我价值的升值，这种升值是同周围赞赏的目光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一种独立的，不取决于他人的自我价值体验。事实上，弗洛姆用了很长时间，作了很大努力，力图摆脱这一牢牢抓住他不放，把他理想化的母爱。
虽说一个年轻人的爱的能力一般来说是受到父母爱的方式的影响，但决定爱的能力的发展当然不仅仅是父母，要求独立自主的努力以及自己的爱的行为也会影响人从一生下来的心理发育。在成长的过程中，这一努力表现在寻找异性伙伴的过程中，而这个异性伙伴会使自己有不同的爱的体验。寻找新的和不同的爱的经验也会导致出现与父母关系类似的模式，当然这完全取决于父母的爱妨碍自己发展的程度有多深。
人必须体验一系列的失败的爱情关系，一直到不再下意识地在自己的伙伴身上寻找依赖父母之爱的模式。一般来说，这种为时过晚的摆脱父母爱的过程，也是同充满痛苦的放弃和损失经验联系在一起的。尽管放弃与父母的联系会产生巨大的失望和痛苦，但最重要的是要看，希望有爱的能力的愿望是否继续存在。因为正如弗洛姆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那些决定要解决爱的问题的人需要忍受失望的勇气，以及尽管遭到打击仍然要有耐心的勇气。”
尽管弗洛姆有过失败的关系，但这样一个不屈不挠的希望有爱的能力的愿望一直可以追溯到他生命的中期。弗洛姆比较容易地克服了限制他爱的能力的父爱。他在青年时代就在法兰克福波尔那广场边的犹太教堂的拉比纳赫米·诺贝尔身上，找到了另外一个有宗教修养的父亲。诺贝尔在某种程度上是弗洛姆非常胆小的父亲的反面。拉比周围有一大群年轻人，弗洛姆青年时代的好友恩斯特·西蒙也属于这圈子里的人。弗洛姆本想成为犹太教神学家，但如果去波兰或巴尔干半岛学习犹太教就意味着他要远离住在法兰克福的父母。弗洛姆不愿意承受自己同父母之间如此大的距离，所以他一开始是在自己的故乡法兰克福学的法律。
但在学了两个学期后，到了1919年的夏天，他迈出了勇敢的一步，离开了法兰克福，去附近的海德堡大学，在阿尔弗莱德·韦伯那里学习社会学。弗洛姆除了上学外，也在寻找宗教方面的老师，因为诺贝尔在1921年已经逝世。他在萨尔曼·巴鲁贺·拉宾可夫身上找到了一个犹太神学家，这位犹太神学家不仅受到哈巴德哈西德主义（哈西德运动的一个知识分子流派）的影响，而且也具有社会主义和启蒙人道主义的信念。他来到海德堡是为了当那些来自俄国的流亡者的私人教师。弗洛姆每周要去好几次听他讲课，持续了几乎五年，弗洛姆也为拉宾可夫处理一些秘书事务。后来弗洛姆对他的评价非常肯定，对他的欣赏超过了其他任何人。虽然听起来，似乎有点奇怪，但就是这位犹太神学家帮助弗洛姆摆脱了他父亲的宗教。
当然为了摆脱内心的父亲图像，还需要其他的人和其他的经验。这首先是指弗洛姆发现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心理分析激发了弗洛姆追求自由的强烈动力，从而使他能在1962年完成他的“罪孽行为”：他违反了犹太人的饮食规定，在犹太人过复活节的那一天，吃了猪肉。他把拒绝小心翼翼的父爱同放弃父亲的宗教联系在一起。乔治·格里姆关于佛教的书籍帮助他放弃只有一个上帝的信念，并转向佛教和对宗教的批判。
同阻碍自己的父爱脱离，可以对自己的创造力和爱的能力产生积极的效果。在后来的岁月里，弗洛姆能自由地进行他的社会心理分析。他探讨社会大人物的下意识，认识到人是在何等程度上通过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要求形成自己的心理。他比阿多诺更早，也就是在三十年代初就提出了权威性格的理论。现在他也能把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论批判为是一种生物性和家长制式的思考产物，并提出人是一种关系制度的产物，人从生下来就具有爱的能力。没有1928到1937年期间理论上的新提法，弗洛姆后来的话题和著作是不可想象的：即他对自由，爱情，愤怒和破坏力的理解，他有关心理创造力和健康灵魂的文章，特别是对其他的，由社会造成的性格特征的描述。
摆脱欣赏他的母爱的过程持续了很久，而且还充满了痛苦。1922年他的未婚妻离开了他，同他青年时代的朋友莱奥·洛文达走到了一起。1923年他认识了比他年长11岁的心理学家弗丽塔·莱西曼。莱西曼当时正在学习，想成为心理分析家。1924到1928年，他同她一起在海德堡开设了一个治疗诊所。他们的想法是，所有来穆新霍夫大街15号这个小诊所的客人都要在弗丽塔那里做心理分析，并要通过心理分析来摆脱被排斥的性方面的问题。这样，所有来的人都做心理分析，包括弗洛姆本人。在这个过程中，弗洛姆爱上了他的心理分析学家，那是一种治疗过程中转移到医生身上的爱情，并在1926年同她结了婚。但这一婚姻到1928年就走到了尽头，尽管弗洛姆自己不愿意承认这点。他还无法与她分手，只是与她保持一定的距离。1928年起，他为了当心理分析学家，在柏林进修。1930年，他在柏林开了一个心理分析诊所，并开始在法兰克福的社会分析研究所工作。
1931年，弗洛姆得了肺结核，必须在达佛斯的一个疗养院里进行封闭治疗。弗丽塔和弗洛姆的共同朋友，来自巴登—巴登的心身病专家乔治·格罗德克建议他，离开弗丽塔，因为他得肺结核的原因就是出自于想要摆脱她的下意识愿望。当然，这一看法是否正确可以商榷，但格罗德克的建议至少表明，旁观者认定脱离弗丽塔的做法是正确的。
实际上，疾病本身就使弗洛姆和弗丽塔分开生活了。1934年4月当他的身体已经恢复到能旅行时，他的家乡已经被国家社会主义者统治。弗洛姆作为法兰克福社会分析研究所的成员回到德国将会遭到迫害，他决定流亡到美国。到了美国后，他同比他年长15岁的心理分析学家卡伦·霍妮的友谊渐渐使他们俩又多了一种关系，这一关系虽然从来没有导致婚姻，但肯定超出了共同的专业兴趣。只要弗洛姆离开纽约到别的地方去，卡伦总是陪着他。他们两人对心理分析有着不同的理解，且卡伦又非常好胜，所以他们的关系没有完全摆脱竞争的关系。
同卡伦的情爱关系一直保持到1941年，并以一场激烈的争吵宣布结束，从而也导致了他们共同创建的心理分析组织的分裂。弗洛姆的著作《逃避自由》不仅使他在美国成为被承认的学者，而且也成为很抢手的作者和演讲者。他除了在纽约的治疗诊所工作和在哥伦比亚大学和社会调查新学校的教学外，还在佛蒙特的贝尼通大学任教。
和卡伦分手后，过了一段时间，弗洛姆认识了与他同岁的海尼·库尔兰德。海尼曾同本雅明一起为躲避纳粹逃离法国，并在西班牙边境亲眼目睹了本雅明的自杀。1944年，弗洛姆与这位出生在德国的报刊摄影师结婚。1947年，他同她一起在佛蒙特的贝尼通盖了自己的房子。他们刚刚搬进新屋不久，海尼就染上了一种奇怪的疾病，卧床不起。一开始医生怀疑她是铅中毒，然后又确诊为是一种极其疼痛的关节疾病。弗洛姆取消了一切工作安排，为的是照顾海尼，不让她一个人呆在家中。
出于对海尼的爱，1950年他同她一起搬到墨西哥。那里的气候据说能减轻她的疼痛。弗洛姆在墨西哥城开始新的生活。1951年他开始培训一组医生成为心理分析家，并在大学得到一个教授职位。但海尼的病破坏了每一个他打算在美国教学和作学术报告的计划。他不能带着她走，又不愿意让她一个人留下。他为她做一切，照顾她一生，尽管如此，她的痛苦并没有因此而有所减少。她的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1952年6月他发现海尼死在浴室。
弗洛姆为爱所做的努力屡遭失败，他快绝望了。他只感到失败，无能为力和被遗弃。那些到他那里进行心理治疗的培训医生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他们说，弗洛姆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摆脱以欣赏自己的母爱为方向的自我图式是一条充满痛苦和艰难的道路。海尼的死迫使他接受自己的局限性，接受自己的失败。
几个月以后，弗洛姆重获建立一种新关系的勇气。这一次是同一个名叫阿尼斯·弗里曼的美国女人。阿尼斯来自阿拉巴马，是个寡妇，曾失去三个丈夫。她同她最后一个丈夫在印度生活过，丈夫死后，她回到美国。这个女人与弗洛姆曾经交往过的女人都不同。她非常有魅力，很性感，没有什么事业上的野心，但是是一个能平起平坐的谈话伙伴。弗洛姆爱上了她，并在1953年与她结婚。她随同他去往墨西哥，按照他们的计划，他们在库埃纳瓦卡盖了一所房子，他们俩从1956到1973年一直住在这所房子里。每年她陪他在美国住几个月，并支持他对美国政策的关心，支持他要求裁军的努力以及参与和平运动。
《爱的艺术》是1956年出版的。弗洛姆是在写完了《逃离一个患病社会》一书后，在1955年底、1956年初写完了这本书。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一书中提出的看法，也能在他早期的著作中找到。但这本书对许多人来说还是起到一种特殊的作用。弗洛姆是通过无能为力地送走海尼和对阿尼斯的爱，才找到了爱的能力，这种爱的能力完全摆脱了儿时的联系。只有到这个时候，他的爱的能力的实践才能同爱的理论真的保持一致，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书中的一段话也能用在他的身上：“如果两个人能从自己的生命的本质出发，体验到通过与自己的一致，与对方结成一体，而不是逃离自我，那么在这样的基本事实面前，就连和谐、冲突，欢乐和悲伤这样的东西也就只能退居第二位了。”
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详细地介绍了他的爱的理论。在他同阿尼斯共同生活的27年中，他继续发展了他的看法。自从弗洛姆在三十年代脱离了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论后，他认为人的核心问题不是满足自己的性欲要求，而是在于人同现实的关系。
在心理层面上，对人的成功来说，关键的是一个人以何等方式同其他的人，同自己和同周围的环境联系。现在大脑和婴儿研究证明，人在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能以积极的方式同周围的环境联系在一起。但早在这以前，弗洛姆就提到了人的首要倾向（而不是弗洛伊德提出的占主导地位的自恋），就是，人可以发挥这种积极的联系，并使这种关系成为内心越来越大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可以摆脱非自我以及陌生的力量（人，关系区，陌生的形象）。他把这种类型的联系称为是“具有创造性”的，因为这是从人的自己的活动引申出来的东西。如果这种基本的倾向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变成一种具有创造力的方向，那么人就能独立地，并从自已的力量出发进行思考，爱，感觉，想象和行动。
早期的相关人物（如父母）具有创造力的爱可以促进人形成一种具有创造力的基本倾向，但父母的自恋，小心翼翼，具有占有性，贬低他人，并使人依赖的爱的形式则会妨碍这种基本倾向的形成，是的，甚至会造成相反的结果。在弗洛姆看来，通过早期的相关人物的爱的方式，也可以看到社会的关系模式。对他来说，从父母身上，可以看到一个特定的社会为了自己的生存需要什么东西。
自己爱的能力会受到什么样的阻碍，这一点弗洛姆有深切的痛苦经验。但这种损害不可能使基本倾向完全朝相反的方向发展，也就是发展到要建立破坏性的关系。尽管他的许多亲戚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死于非命，但这一事实不会促使他怀疑人是否能发展一种具有创造力的爱的基本倾向。他坚定地相信，只有在创造性的爱的基本倾向和理性受到激烈的挫败后，破坏性和希望毁灭他人的倾向才能发展。
在《爱的艺术》出版后，弗洛姆有关爱情的理论通过两个事件受到考验。他的妻子在五十年代患上了乳腺癌。她开了刀，然后控制饮食。尽管二十年病情没有复发，但对弗洛姆来说，这一疾病仍然具有一种危害生命的动力。他同阿尼斯一起战胜癌症，并同她一起极其严格地控制饮食（附带说一声，这么做对他的外表和健康都产生了消极后果）。
第二个大挑战是越来越尖锐的冷战。尽管《爱的艺术》一书也许不会让读者想到，弗洛姆自青少年时代以来一直是一个政治上极其敏感和积极的人，政治和社会上发生的事情会以一种至关重要，牵涉到命运的方式触动他。一方面他是个能倾听的治疗师，但另一方面他又迫切需要干预政治。他主要是在美国土地上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他就外交政策，同苏联的冷战以及核装备的问题写评论文章，他同参议员建立私人接触，参加美国大选的候选人活动，参加反对越战的游行，成为缓和紧张局势的代言人。
特别是核武器的扩军备战促使他怀疑人的爱的基本能力。六十年代初，在发生古巴危机时，一场核战争成为现实的威胁。从他1962年9月29日给克拉拉·乌尔古哈特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一威胁是如此折磨着他：“不久前的一个夜里，我写了一封类似号召信的文章，内容与对生命的爱有关。促使我写这一文章的原因是一种绝望的气氛，这一气氛让我感觉到已经没有避免一场核战争的机会了。突然我感到，面对战争的危险人们之所以如此无能为力，是因为大多数人已经不再热爱生命。我突然想到，如果我去呼吁他们对生命的爱，而不是呼吁他们对和平的爱或者触及他们对战争的恐惧，也许会有更多的效果。”
弗洛姆感到绝望，是因为大多数人已经不再抵抗核战争的威胁。他把这种消极性解释为是对生命的爱的封闭，是一种下意识地赞同一种破坏性的、消灭生命的动力，这种动力在一些自杀者身上可以看到。但如果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热爱生命，并且大多数人失去了对爱的基本倾向的话，会怎么样呢？身为德国犹太人的弗洛姆知道，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他本人逃脱了纳粹的杀人机器。但在大国的核战争面前任何人都没有脱身之路。这样的感染会像转移的癌症，破坏所有人的生存空间。
弗洛姆必须对此作出反应。他以各种方式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他通过读者来信、政治短文、公开发表的文章和演讲以及通过同参议员的个人接触让人们了解他的想法。他指出，集体失去对生命的爱的危险是存在的，而且一种普遍的破坏欲也在加强。他谴责那些相信赞成要冒核战争的危险并甘愿牺牲二千万美国人的死亡的政治家和科学家。
一方面，弗洛姆认为从心理上研究人的爱的能力非常重要，但另一方面，他认为人类要生存下去，更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一种破坏性的心理动力，这种心理动力唯一的目标是具有破坏性。所以他在六十年代初就开始调查破坏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下意识的吸引力。他区分各种类型的进攻性和破坏性，其中最危险的就是无生命的东西、尸体以及破坏性对人的吸引力。因为只有这种类型的破坏性，才是自我目标。消灭爱的能力的各种可能性，以及爱的能力如何变成一种强烈的破坏意愿，正是这些内容吸引了《爱的艺术》的作者，长达十多年之久。1964年他第一次在他的《人的灵魂》一书中描绘了这种恋尸癖。1973年他在《人的破坏性解剖》一书中写入了他的调查结果。
正如他给克拉拉·乌尔古哈特的信中所暗示的那样，最终弗洛姆是要找到人特有的“亲生物”的能力，对生命的爱的能力以及被活生生的东西所吸引的能力。他对所有活生生的东西的自我动力进行探讨，并认识到，所有活生生的东西除了追求生存外，还具有一种综合和联合的倾向，联合和综合成长是所有生命过程的特点，这不仅针对细胞，也针对感受和思维。
1967年他在美国McCalls杂志上发表了《我们仍然还热爱生命吗？》一文。在文章中，弗洛姆写道：“如果生命按其本质是一个成长过程，是一个完全变化的过程，而不是通过控制和暴力的手段而被爱的话，那么对生命的爱是每种爱的形式的核心。爱是对一个人，一个动物和一个植物生命的爱。对生命的爱决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每种爱的形式的具体和真实的核心。那些相信自己爱另一个人，而不爱生命的人，这个人很可能会死抓住那个人不放，但他不会真的爱这个人。如果有人说另外一个人确实非常热爱生命，大多数人会理解这指的是什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这个人热爱一切成长和活生生的东西。我们看到这个人被一个孩子的成长，被成熟，被一个正在形成的想法，被一种正在成长的组织所吸引。对这样一个人来说，哪怕不是活生生的东西，如一块石头或水也会变成活生生的。所有活生生的东西会吸引他，不是因为这些东西很强大，而是因为这些东西是活生生的。”
对人爱的能力的原因的新解释明显不同于其他理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理论是以生物为方向的爱的理论。活生生的世界对大多数这些理论来说只是作为满足身体要求的工具。但人首先的要求是要表达他对世界的能力，因为对活生生东西的热爱在人身上的表现就是，人追求一种他可以与之建立关系的物体，并能与之建立联系的物体，这也是他在《爱的艺术》一书中说的那句话的缘由：“不成熟的、幼稚的爱是：‘我爱你，因为我需要你。’而成熟的爱是：‘我需要你，因为我爱你。’”为了说明后一点，弗洛姆用了卡尔·马克思的一句话：“因为我有眼睛，所以我有看的需求，因为我有耳朵，我有听的需求，因为我有大脑，我有思考的需求，因为我有心，我有感觉的需求。简而言之，因为我是一个人，所以我需要人和世界。”
人的爱的能力的根源是源于人的亲生物性，也就是有生命力的东西对人的吸引力。这一认识对弗洛姆自身的爱的实践不是没有影响的。关键的问题是，人是否以及怎么样才能感觉到这种原始的爱的要求，并把这种要求表现出来呢？找到一条关键性通道，以了解经常被掩盖和被排斥的爱的需求，唯一的做法是要感觉到自己内心的障碍。
认识自我和分析自我，找到通往下意识的追求和设想的通道，这些追求和设想在梦中，和在性格特点和表象病症中可以看到，所以这些内容在弗洛姆的日常生活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每天要用一个小时来分析自己的梦，静思默想，做集中思想的运动和练习。铃木大拙对禅宗的介绍和集中思想的练习的确对他都很有帮助。这些练习是一个来自斯里兰卡的名叫马哈特拉的和尚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教他的。
哈西德主义的神秘主义传统。苏菲主义（伊斯兰神秘主义）和爱克哈特大师都给予了他通向内心道路的重要启示。
弗洛姆实践的走向内心的道路，其目的不是走向内心和脱离尘世，而是为了能同现实、同其他人和同自己建立更具有创造性，更理性和更有爱的关系。正因为这样的关系总是通过曲折的与人交往的经验为基础，所以需要走向内心的道路，从而才能以爱的能力同其他人关联。通过这条通往内心的道路，才能消除障碍，这些障碍不仅仅是通过与父母的关系形成的。对弗洛姆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了解每天社会所要求和赞同的是什么样的人与人的关系。
每个社会和社会集团企图把有助于保全自己的东西宣扬为爱。例如，一个以权威为主的社会把对权威的爱和感激认作是爱的概念，因为只有这样，一个建立在统治和顺从的基础上的社会制度才能很好地起作用。一个以竞争和成功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对爱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爱的能力取决于一个人是否能拿出自己最好的东西，是否能在竞争中站住脚，是否有能力与人合作，是否宽容和公正。每个人都应该是健全的，而且能很好地表现自己。
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被看作是值得爱的东西，对弗洛姆来说，这决不是自由地表达爱的需求。对那些热爱权威的人来说，关键是要保持统治地位和自我控制。那些以市场为导向的人希望能受人欢迎，给人好的印象并能成功，并以这种方式来爱。但事实上，他内心没有爱的需求，而是其他的需求，这一需求妨碍他感受爱的需求并表达这一需求。要认识到这样的障碍就需要对社会所期待和要求的一切保持批判性的距离。而且为了避免这种社会批判自己也会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话，就必须朝内心走，并要认真地寻求热爱生命的道路。
弗洛姆越认识到自己内心对爱的能力的障碍并克服这些障碍，他就越把爱的能力当作一种感性的需求来实践。那些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对他比较熟悉的人，可以观察到他是如何把爱的能力体验为是一种爱其他人的需求。他能表达自己的爱，这确实已经成为一种他无法放弃的需求，只要有可能，他就满足这一需求。
七十年代，当我在洛迦诺当他的助手的时候，我是他不寻常的爱的能力的见证人。人们可以通过他同与他交谈的人的方式感觉到他的爱的能力，上面我已经提到过这一点。但是他的爱的能力特别表现在他对阿尼斯的爱中，例如他亲吻坐在轮椅中的她，与她告别，同她说话的态度，看她的样子和触摸她的样子。而我们只要看他的《爱的艺术》，也总会感受到他自己的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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