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弗罗姆 -> 爱的艺术（1956）
第三章 爱情及其在当代西方社会的衰亡
如果爱情是那些具有创造性和成熟性格的人的一种能力，那么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每一个在一个特定社会生活的人的爱的能力取决于这一社会对这个人的性格的影响。当我们谈到当代西方社会的爱情时，我们要提出下列问题，即西方文明的社会结构以及这一社会结构产生的精神是否会促进爱情的发展。我们对此作出否定的回答。任何一个客观地观察我们西方生活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说爱情——博爱、母爱和性爱——在西方是罕见的现象，许多假爱情的形式取代了它们的位置，而这些假爱情的形式实际上只是爱情的衰亡的形式。
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是以政治上的自由原则，另一方面是以市场作为调整一切经济活动，因此也是调节一切社会关系的原则为基础的。货物市场决定进行货物交换的条件。劳动力市场调节劳动力的买卖。有用的物和有用的人的精力和技巧都变成价值，这些价值根据市场的条件自愿公平地进行交换。譬如说鞋吧，一旦市场上没人问津，即使鞋本身是有用和必需的，也会失去任何经济价值（交换价值）。人的力气和技巧亦是如此。资本的拥有者可以购买劳动力，并命令劳动力为其资本的有利投资而劳动。劳动力的拥有者必须根据当时的市场条件出售其劳动力，才不至于挨饿。这种经济结构反映在价值的高低级别上。资本统治劳动力，无生命的物体要比劳动力，要比人的才能和一切有生命的物体价值要高。占有要高于存在。
这一结构从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尽管这一社会结构至今仍然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标志，但有一些因素起了变化，这些因素赋予现代资本主义新的特点，并对现代人的性格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是资本不断集中。大企业不断地扩大，而小企业越来越受排挤。在大企业中，资本的所有权越来越同资本的管理权分开。几十万股票持有者是企业的“占有者”。管理企业的则是管理官僚阶层，他们虽然薪俸甚高，但企业并不属于他们。这些官僚不仅对获取大量利润感兴趣，而且更热衷于不断扩大企业，从而不断扩大他们自己的权力。资本的日趋集中和强大的管理官僚阶层的形成也表现在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工会把劳动力组织起来，使得工人不必在劳动力市场上孤军作战。工人成为大工会的成员，而这些大工会也同样被强大的官僚阶层所管理，并代表工人去同工业巨头对峙。无论在资本领域，还是在劳动力领域，个人的主动性被官僚阶层所取代。越来越多的人失去独立性，依附于庞大的经济帝国的官僚阶层。
资本集中带来的另一个决定性特点是劳动组织的特殊形式，这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之一。高度集中、分工严密的企业导致一种新的劳动组织，在这一组织中个人失去了个性，而成为机器中一个可以随时调换的齿轮。现代资本主义中个人的问题可以归纳如下：
现代资本主义需要大批能在一起协调工作的人。这些人对消费的需求越来越高，但他们的口味是标准化的，既容易受到控制，又能预测。现代资本主义需要的人是一方面能感觉到自己是自由和独立的并相信自己不屈服于任何权威、原则和良心，另一方面他们又准备执行命令，完成别人交给的任务，服服贴贴地进入社会这部机器中去，规规矩矩地听人摆布，自愿服从领导，盲目地受人指挥——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他们要不遗余力地干活，永远地发挥作用和力争晋升。
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现代人对自己、对同代人和对大自然产生异化。[1]他变成一种商品，体验到自己的生命力实际是一笔资本，这笔资本在既定的市场条件下要给他带来最大的利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来看是互为陌生的，是自动机器之间的关系，其安全感的基础就是要想方设法靠拢一群人，在思想、感情和行动中同这一群人保持一致。虽然每个人都努力同别人接近，但实际上都是孤独的，充满了不安全感、恐惧感和负罪感。只要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得不到克服，这种感觉就会不断出现。但我们的文明提供了各种可能性，使人们感觉不到这种孤独。这首先就是人们每天都重复着千篇一律僵化的机械性工作，这种工作秩序使他们不再自觉地感到人追求超越和统一的基本要求。但是光靠这个还不行，因此人就通过享受，通过娱乐工业提供的音乐、画片，以及通过不断地购买新的物品去减少这种尚未意识到的绝望。事实上现代人很像赫胥黎[2]在他的《美丽新世界》一书中描绘的那副样子：“营养充分，穿戴讲究，性欲得到满足，但却没有自我，同他同时代的人也只有表面的接触。”现代人的宗旨正如赫胥黎简明扼要地总结的那样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或者是“今日，人人幸福”的颂词。现代人的幸福就是享受，就是满足消费和同一群人同化的要求。他们消费商品、图片、食品、饮料、香烟、人、杂志、书籍、电影，真是无奇不有。世界只是为了填饱他们的肚子，就像一个巨大的苹果，一个巨大的酒瓶和一个巨大的乳房，而我们是婴儿，永远在期待，在希望，却永远是个失意者。我们的性格努力地适应进行交换、接受和消费的要求。所有的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东西——都成为交换和消费的对象。
至于爱情，当然也完全符合现代人的社会性格。自动机器是不会爱的，它们只能交换“一揽子特性”，想做一笔好买卖。在这一异化了的结构中，人在爱情上的基本要求是“结伴”思想，这在婚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无数宣传美满婚姻的文章中，一对毫无摩擦的伴侣被奉为是理想的结合。这一宣传同社会要求职员应得心应手的标准毫无两样。这个职员必须“相应独立”，是一个很好的合作者，宽容，同时又具有进取心，对生活的要求又很高。正像婚姻顾问对我们介绍的那样，一个丈夫应该理解他的“妻子”，并是她的帮手。他应该赞赏她妻子的新衣服，也要称赞她做的饭菜。而每当丈夫疲劳不堪、怨气十足地回家来时，妻子则应该体谅他，当丈夫谈到职业上的麻烦事时，妻子应该注意听他讲。如果丈夫忘记了她的生日，妻子不应该生气，而应该通情达理。所有这一切无非是表明这两个人的关系如上了油一样毫无摩擦，但这两个人一辈子都会互不了解，永远达不到“中心关系”，而是敬如宾客，只是尽力使对方舒适而已。这样的爱情和婚姻概念实际上是强调保护自己免遭不可忍受的孤独感的侵袭。在“爱情”中人们终于找到了避风港。两个人结成用以反对全世界的同盟，却把这种两个人的自私看作是爱情和信赖。
强调结伴的精神，强调相互之间的宽容是一个比较新的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段日子起作用的是另一种爱情公式。那时性的相互满足是令人满意的爱情关系，特别是幸福婚姻的基础。人们认为造成许多不幸婚姻的原因是夫妇在性生活上不能很好地“配合”，而根源是缺乏对性生活的正确态度，也就是一方或双方都没能很好地掌握性生活的技巧。为了“消除”这种缺陷和帮助那些不能相爱的不幸的夫妇，许多书里都提供了各种正确的性态度的建议和说明，并多多少少许诺只要这样，幸福和爱情就会油然而生。其基本思想是：爱情是性生活得到满足的产物，如果男女双方学会在性生活上使对方满足，他俩就会相爱。这一点完全符合社会上流行的幻想，即正确的技术不仅能解决工业生产的问题，也能解决人的问题。人们没有看到，与此相反的观点才恰恰是正确的。
爱情不是性满足的结果，而是性的幸福，甚至掌握所谓的性技巧也是爱情的结果。如果一定要证实这一观点，除了日常的观察外，还可以求助于精神分析治疗的许多具体实例。对最经常出现的性问题的研究——妇女的性冷淡，男子心理上的各种严重的或不太严重的阳痿形式——表明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不在于缺乏技巧，而是这些男女的胆怯心理使他们失去爱的能力。害怕异性、憎恨异性是造成这些困难的原因，这些困难阻止他们献出自己和自发地行动，使他们在生理上无法忍受异性的靠近。如果一个有性障碍的人能从他的恐惧和憎恨中摆脱出来，他就会获得爱的能力，他的性问题也就解决了。如果不能摆脱出来，即使有再多的性技术的知识也无济于事。
尽管精神分析治疗的经验已经证明正确掌握性技巧就能产生幸福和爱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产生这一观点的基本思想，即爱情是男女双方性满足的产物，却大大地受到弗洛伊德思想的影响。弗洛伊德认为爱情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性现象。“性爱能给人以最大的满足，而且给人一种幸福的样板。这种经验可以用来说明，应该继续在性关系方面寻找人对幸福的满足，并要把性作为生活的重点。”[3]博爱的体验在弗洛伊德眼里也是性要求的结果，但是在这种要求上性本能变成了一种“无目的性的激动”。“这种无目的性的爱情从其渊源来看也是一种纯性感的爱情，并且一直还保留在人的潜意识里。”[4]而统一感——这种统一感构成神秘主义体验的本质并是同另一个人或同时代人紧密结合的根源——则被弗洛伊德称为是一种病态现象，被解释为是要“重新建立无限的自恋”。[5]
这里我们又进了一步，看到对弗洛伊德来说爱情本身就是一种非理性的现象。对他来说在非理智的爱情和作为成熟的人的表现的爱情之间不存在区别。在《论移情》[6]一文中弗洛伊德指出，转移爱情从本质上看来同“正常”的爱情没有区别。爱情的产生是同荒谬为邻，是盲目地对待现实，是同年所爱对象的一次转移。作为理性现象的爱情，作为成熟标志的爱情不是弗洛伊德研究的对象，因为他认为这种爱情根本不存在。
但是如果我们过高地估计弗洛伊德的思想对产生“爱情是性吸引力的产物”这种观点的影响，将会是错误的。从根本上来说因果关系颠倒一下才为正确。弗洛伊德的思想一部分受到十九世纪时代精神的影响，另外他的思想又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初几年的时代精神而得到传播。影响弗洛伊德的思想并使他的看法得以流行的诸因素中的首要因素是对十九世纪末期严格的伦理道德的反动。
决定弗洛伊德理论的第二个因素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有关人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以资本主义的结构为基础。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符合人的自然要求，就必须先证明人就其本质来看是一个竞争者，是他人的敌人。经济学家根据人具有追求利润的不可遏制的愿望和达尔文主义者根据弱肉强食的生物原则都证明了这一观点，而弗洛伊德则通过男人被占有所有女性的愿望所驱使，只是社会的压力迫使他们收敛的观点得出同样的结论。因此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所有的男子都相互妒忌，并且即使造成这种妒忌的所有社会和经济的原因都一概消失后，这种妒忌、这种竞争仍将存在。[7]
弗洛伊德的思想最终也受到十九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唯物主义的影响。人们认为在生理学的现象中可以找到一切精神现象的基础。因此弗洛伊德认为爱情、憎恨、功名心和妒忌是各种形式的性本能的产物。他没有看到基本的现实是人的生存条件，首先是所有的人都相同的一般境况，然后是社会的特殊结构造成的生活实践。（超越这种类型的唯物主义的最关键的一步是马克思完成的，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身体、本能、要求食物或者占有都不是了解人的关键，关键是人的全部生活过程，人的“生活实践”。）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一切本能的愿望如果得到毫无保留的满足，就会造成精神上的健康和带来幸福。但临床经验表明，那些一生在性生活方面得到充分满足的男女并不因此而感到幸福，他们甚至常常会因精神上的冲突和病兆而感到痛苦。一切本能的愿望都得到满足不仅不是幸福的基础，而且不能保证人的精神的起码的健康。尽管如此弗洛伊德的思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仍得到广泛流行，这是因为当时在资本主义的精神生活中起了一些变化：重点已经从节俭转移到消费，从通过节俭获得经济上的成功转移到把消费看作是不断扩大市场的基础以及消费是那些被自动化的、胆小怕事的人的主要满足。“今朝有酒今朝醉”成为物质消耗的原则，也成为性范畴的原则。
弗洛伊德的概念完全符合二十世纪初完整的资本主义精神，如果我们把他的概念同当代最著名的心理分析学家之一，已经去世的H. S. 沙利文的理论相比较的话，一定会很有意思。在沙利文的心理分析体系中，我们可以看到严格区分性和爱的做法，这与弗洛伊德不同。
那么沙利文所理解的爱和亲密是什么呢？“亲密是两个人之间的某种状况，这一状况能使个人价值的所有方面都发挥出来。这要求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我称之为是通敌的关系，我理解的关系就是一方的态度完全适应对方表达出来的要求，目的是为了双方都能得到同样的相互的满足，一般来说为了给对方有一种安全感，使用的都是类似的手段。”[8]沙利文用更为简单的语言把爱情的本质描绘为是一种通敌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下，两个人会有同样的感受：“我们坚守游戏规则，以保住我们的面子。并获得到好于其他人的感受，并有某些功劳。”[9]
弗洛伊德对爱情的看法符合十九世纪物质主义意义上的男权主义，而沙利文的定义是来自于已于二十世纪被异化的人，是对“两个人的自我中心主义”的描绘，这两个人把自己的利益都扔在一个锅里，为了反对一个被异化的世界而死守在一起。事实上，他的定义也是针对一组人的感受，在这组人中，每个人“都调整自己的行为以符合其他人所表达出来的要求，达到共同的目标。”（值得注意的是，沙利文在这里提到“表达出来的”要求，而人在谈到爱情的时候最少说的，就是它是一种对两个人之间“未表达出来”的要求的反应）。
把爱情看作是性满足的产物，把爱情看作是结伴思想和防止孤独的避风港，这两种观点是西方社会中爱情衰亡的两种“正常”形式，是由社会决定并造成的爱情病理学。这种病理学有许多个性化的形式，其结局都是自觉地受苦。这些形式被精神分析学家和越来越多的外行称为神经（机能）症。下面通过几个例子简明地说明一些经常出现的形式。
造成精神机能病态爱情的基本条件是“相爱的”一方或双方都牢牢地抓住父亲或母亲的形象，并把他以前对父亲或母亲怀有的感情、期待和恐惧成年后都转移到”所爱者“身上。这些人从来没有超越儿童阶段，成年后还在寻找儿童时代的联系。在这种环境下，这些人在感情生活方面始终是停留在二岁、五岁或十二岁的阶段，但他们的智力和社会能力却符合他们的实际年龄。在严重的情况下，感情上的这种不成熟状态会破坏其社会生活；在不那么严重的情况下这一冲突只限于个人亲密关系的范畴。
我们再回到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以父亲为中心或以母亲为中心的讨论。下面的例子与我们现在经常能看到的病态爱情关系有关，也就是男子在感情发育过程中始终停留在同母亲的联系上。这些男子从来没有断奶，他们始终感到自己是孩子，他们需要母亲的保护、母爱、温暖、关怀和欣赏。他们需要无条件的母爱——得到这种爱只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他们需要这种爱，他们是母亲的孩子，弱小无力。这些人在企图赢得一个女子的爱时，往往和蔼可亲，风度翩翩；如果他们成功了，仍然会保持这副样子。但他们同这个女子的关系（实际上同对所有的人的关系一样）都是表面的，而且不负责任。他们的目的是被人爱，而不是爱自己。在这种类型的人身上往往可以看到很强的虚荣心和没有完全暴露的远大志向。如果他们找到“合适”的妻子，他们就信心十足，觉得自己占了全世界的上风；这时他们对其他人也会和蔼可亲，温文尔雅。但在过了一段时间后他的妻子不再符合他的想象，就会出现冲突和摩擦。如果他妻子不始终如一地欣赏他，如果她要求有自己的生活，希望得到爱和保护，如果她——在极端的情况下——不准备原谅他的外遇（或者不流露对此有一种颇为欣赏的兴趣），这时他就会感到受到很大的伤害和失望。一般来说他还会用“妻子不爱他，自私或者专制”的说法把他的这种感情简单化。很明显，“慈母”对她的令人着迷的“儿子”的任何一个小小的疏忽都被看作是缺乏爱情的表现。这些男子一般来说把他们的文雅举止，和他们愿意使别人高兴的愿望同真正的爱情混淆起来，并因此得出他们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结论。他们自以为是伟大的恋人，对妻子的不满抱怨不休。
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一个以母亲为中心的男子才能较正常地生活。如果他的母亲是以一种升华的方式“爱他”（也许她虽然专制，但不具有破坏性），如果他的妻子同他的母亲是相同的类型，如果他的特殊才能能使他发挥他的魅力和赢得他人的欣赏（某些杰出的政治家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从社会角度来看他已经是“很好地纳入”社会。即使他从来没有达到一个更成熟的精神高度。但是在不是上面所说的有利条件下——当然这是一种更经常的情况——他的爱情生活（尽管不是他的社会生活）会是巨大的失望；当这种类型的人一旦觉得他被众人所抛弃，就会出现冲突，在很多情况下会产生强烈恐惧和厌世的念头。
在另一种更为严重的病态爱情形式中，患者同母亲的联系更深，也更缺乏理性。在这种情况下，形象地说，问题不在于病人想回到母亲爱护的双臂之中或者给予养料的乳房，而是回到母亲接受一切——和破坏一切——的怀抱里。如果说精神健康的本质在于脱离母亲的子宫，进入世界，那么严重精神病的本质就是被母体所吸引，要重新回到母体——也就是被夺走生命。这种联系往往出现在和母亲的关系中，他们的母亲以这种接收——破坏的方式同孩子联系在一起。有时她们是以爱的名义，有时是以履行责任的名义要在自己身上保留孩子，保留成长的孩子以及成年后的孩子。只有通过她们，孩子才能呼吸。这些男子除了一些侮辱女性的表面性关系外不可能爱别的女子。他们不能自由和独立，而只能永远是一个残废者或者是一个罪犯。
母亲的具有破坏性和侵吞性的一面是母亲形象中坏的一面。母亲不仅能赋予生命，而且能夺走生命。母亲是活跃生活、也是破坏生活之人。她能创造爱的奇迹——但没有人比她更能伤害人。在宗教的象征中（如印度女神时母[10]）和在梦的象征中都可以经常找到母亲的两个截然相反的方面。
神经机能病态的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形式可以从同父亲相关的病例中找到。
一个相应的例子是一个男子有一个性情冷淡、感情内向的母亲，而父亲却把他的爱和全部的兴趣倾注在孩子身上（这一部分是母亲冷淡的结果）。他是一个“好父亲”，同时也很专横。他如果对儿子的行为满意，他就称赞他，送给他礼物，对他很亲切。一旦他对儿子不满，他就会退居一旁或者咒骂儿子。除了父亲的疼爱以外一无所有的孩子就以一种奴隶的方式同父亲联系在一起。他的生活主要目标就是要使父亲高兴——如果他做到了，他就感到幸福、安全和满足。但如果他犯了错误，做了错事，如果他不能讨父亲的欢心，他就感到空虚、没人爱他或受到唾弃。在后来的生活中，这个人总在寻找一个他能以同样的方式与之联系的父亲形象。他的一生始终是依照他是否得到父亲的称赞而上下起落。在社会上这些人常常能获得很大的成功，他们认真，值得信赖和勤奋——先决条件是他们所选定的父亲形象要善于正确地对待他们。他们同女子的关系则是小心翼翼和有距离的。妇女对他们来说没有中心意义；他们一般对妇女颇有点轻视，这种轻视往往被他们对妇女的像父亲对小姑娘那般的关心所掩饰。一开始，由于他们的男性特点，他们会给妇女留下一些印象；但是一旦嫁给这些男子的妇女发现她们自己在丈夫的生活中只起第二位作用，——而父亲的形象起主要作用——，她们就会越来越失望。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那就是如果妻子碰巧也是以父亲为中心的类型——这样她同一个对待她如同一个任性的孩子那样的男人在一起就会感到幸福。
更为复杂的病态爱情形式往往出现在下面的那种人身上，这些人的父母互不相爱，但又善于控制自己，他们既不争吵也不流露自己的不满。同时这些父母同子女的关系也很不自然。一个姑娘在家里感受到的只是“规规矩矩”的气氛，但同父亲或母亲没有很多接触，因此留在姑娘心中的只是混乱和害怕的情绪。这个姑娘永远不知道父母的感受和想法；在这样的家庭气氛中始终存在着一种不可知和空虚的成分。后果是姑娘完全隐退到自己的小天地里去，而她的这一态度一直可以保持到她后来的爱情关系中去。另外这种回避也是不断滋长的恐惧情绪以及在这个世界无根底的感受所致，最终会导致被虐癖的倾向，因为这是可以体验强烈刺激的唯一机会。这些妇女常常愿意她们的丈夫和她们吵闹，而不是正常地、理智地与她们相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她们暂时地失去紧张和恐惧的感受。因此她们往往会不自觉地去激怒丈夫，以结束折磨人的感情上的空虚。
下面还将介绍几种经常出现的非理性的爱情形式，但不再分析原因———即童年时代发展的一些特殊因素。
不乏少见的假爱情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又常常被人们称为“伟大的爱情”（经常出现在小说和电影里）———是偶像化的爱情。一个没有达到产生自我感觉高度的人（这种自我感觉的基础是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力量）倾向于把自己所爱的人“神化”。他同自己的力量异化并把自己的力量反射到他所爱之人身上，他所爱之人被当作一切爱情、光明和祝福的源泉而受到他的崇拜。在这一过程中，人失去了对他自己力量的觉悟，在被爱者身上失去自己，而不是找到自己。但是从长远来看，由于没有一个人能符合崇拜者的心愿，当然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失望，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寻找一个新的偶像——有时候会出现恶性循环。这种偶像化爱情形式开始时的特征是爱情体验的强烈性和突发性。这种形式的爱情常常被看作是真正的和伟大的爱情；但是恰恰是这种所谓的强烈性和深度性却表现了那些恋爱者的饥渴和孤独。也许不必过分强调的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以这种爱情形式相结合的男女在严重的情况下会给人一对疯子的印象。
另一种假爱情的形式就是人们称之为多愁善感的爱情。这种爱情的本质就是它只能存在于想象之中，而不是存在于同另一个人实实在在的结合之中。这类爱情最广泛的形式是用代用品使自己满足，那就是消费爱情电影、爱情小说和爱情歌曲。通过消费这些东西可以使一切没有实现的对爱情、人与人结合和亲近的向往得到满足。那些无力拆除自己与伴侣之间那堵高墙的男女，当他们在银幕上看到悲欢离合的情侣时，会身临其境，感动得热泪盈眶。对许多夫妇来说，银幕是他们体验爱情的唯一可能性——不仅自己是这样，而且两个人会一起成为他人爱恋故事的观众。只要爱情是一个白日梦，他们就能加入进来，但如果爱情成为两个真实的人之间的一种现实关系——他们就僵化了。
多愁善感的爱情的另一种表现是把现时推移到过去。一对夫妇可以通过回忆过去的爱情而受到深深的感动，虽然他们当时根本就没有感受到爱。这种情况和幻想未来的爱情完全一样。不知有多少订过婚的男女或新婚夫妇仍在憧憬未来爱情的幸福，尽管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感觉到对方的无聊。这种倾向符合作为现代人标志的一般态度。现在人不是生活在过去就是生活在未来，但不是现时。他们满怀感伤地回忆童年和母亲——或者为未来制定伟大的计划。不管是通过参与别人的非真正的爱情经历来体验爱情，还是通过把现时推移到过去和未来的方法来躲避爱情的现实，这些抽象的和异化的爱情形式其作用就和鸦片一样，都是为了减轻现实、人的孤独和与世隔绝所带来的痛苦。
神经病态爱情的另一种形式是一套投射做法。这种投射做法能导致回避自己的问题，从而把注意力放到“所爱者”的错误和缺点上。个人在这方面的态度同民族和国家的态度没什么两样。有些人对他人的每一个细微错误的反应都十分灵敏，而对自己的问题和弱点却不闻不问，他们永远是在考虑如何指责对方或者教育对方。如果——常常是这种情况——男女双方都热衷于这么做，那他俩之间的爱情关系就成为相互的投射。如果我是专横或无主见的，我就指责对方有这些缺点，并且根据我的性格不是要求他改正就是为此要惩罚他。而对方也同我一样地行事——这样两个人都能回避自己的问题，因此这两个人也就不能采取使他们自己进一步发展的步骤。
投射的另一种形式是把自己的问题投射到孩子身上。首先这种反射常常反射在希望生孩子的愿望上。有些人之所以要孩子是因为他们想把自己的生存问题反射到孩子身上。如果当一个人感到自己没有能力赋予自己的生活一种意义时，他就会试图在他的孩子的生活里找到生活的意义。但是这必然会在自己和孩子身上造成失败的结果。失败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存问题只能由自己解决，而不能通过一个代理者。另外一个原因是有这种打算的人恰恰缺乏必要的能力，以引导孩子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同时孩子还往往被当作投射的对象，以缓和父母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父母经常使用的理论就是为了使孩子不失去一个共同的家，所以不愿离婚。但深入的调查结果表明：在这样的“共同的家”中笼罩着的那种紧张和不幸的气氛往往比公开的决裂对孩子的损害更大，因为公开的决裂至少表示一个人有能力通过一项勇敢的决定来结束无法忍受的状况。
这里还必须提及一个经常出现的错误，一种幻想，即认为爱情必定意味没有冲突。按“在任何情况下都应避免痛苦和悲伤”的世俗之见，所以现代人也认为，爱情就是意味着没有冲突。他们还以他们所见之争吵都是毁灭性的争论，对双方都没有好处的事实作为理论依据。但是真正的原因在于大多数人的“冲突”实际上都是为了避免真正的冲突。这些冲突只是对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产生分歧而已，而这些小事按其本质来看是无法澄清或者无法解决的。但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冲突——那些不应该被遮掩，也不应投射到别处的冲突，那些属于人的内在现实并能在人的心灵深处体验到的冲突——决不是毁灭性的。这些冲突会得到澄清，会带来一种净化，从而使双方能变得更有知识，更坚强。现在我得把我上面讲过的东西再强调一下。
爱情只能产生于这样两个人中间，这两个人都从他们生存的圈子里跳出来并互相结合，同时他们每个人都又能脱离自我中心去体验自己。只有这种“中心体验”才是人的现实，才是生活，才是爱情的基础。这样体验到的爱情是不断地挑战，这种爱情不是避风港，而是一种共同的努力、成长和劳动。如果两个人能从自己的生命的本质出发，体验到通过与自己的一致，与对方结成一体，而不是逃离自我，那么在这样的基本事实面前，就连和谐、冲突，欢乐和悲伤这样的东西也就只能退居第二位了。“爱情的存在只有一个证明：那就是双方联系的深度和每个所爱之人身上的活力和生命力。这也是我们所能看到的爱情的唯一成果。”
正如自动机器不能相爱一样，自动机器也不可能爱神，因此神爱所达到的衰亡程度与人爱的衰亡程度相等。这一事实同有些人认为我们是发生在我们时代的宗教复兴的见证人的观点大相径庭。再没有比这种观点更荒唐的了。我们所经历的（即使有例外）无非是回到把神偶像化的时代，和把对神的爱变成符合异化了的人的性格结构。重新捡起把神偶像化的做法是很容易识破的。我们社会上的许多人胆小怕事，没有原则，也没有信赖，除了活下去外没有任何目标，因此他们仍然是孩子并希望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得救于父亲或母亲。
在宗教文化中，譬如中世纪的宗教文化中，就是一般人都把神看作是帮助他们的父亲和母亲，这确实是事实。但是他们对待神的态度是很严肃的，他们把按照神的意旨去生活看作是他们生活的目标。可今天已经看不到这种努力了。日常生活同一切宗教价值已截然分开。生活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寻求物质上的享受和劳动力市场上的成功。我们在世界范围内活动的原则基础是冷漠和自私（后者常常被“个人主义”或者“个人能动性”的叫法所取代）。生活在真正宗教文化中的人也许可以同一个八岁的儿童相比较，儿童一方面把父亲看作是拯救者，但另一方面他已经开始把父亲的教诲和原则接受到自己生活中去。而现代人却像一个三岁的孩子，只有需要父亲时才招呼他，而自己一个人能玩时也会很高兴。
在这方面——即依赖人格化了的神，却又不实施神的原则——我们更像崇拜偶像的原始部落，而不像生活在中世纪宗教文化中的人。另一方面，我们的宗教状况也反映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特征。在这里，为了说明问题我想重复一下我前面提到的一些结论。现在人已经变成了一种商品，他体验到的生命力是一笔资本，他可以根据他在人口市场的地位用这笔资本去获得尽可能高的利润。他同他自己、同他同时代的人和大自然产生异化。[11]他的主要目标是要把他的技能、知识和人格同他人进行有利交换，而那些人则与他一样的行事。生活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活下去，准则只有一个，那就是做一笔好买卖，满足消费的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神的概念还会意味着什么呢？这一概念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宗教意义而变得能适应以成功为中心的异化了的文化的要求。当代正在进行的宗教“更新”是要把神的信仰变成一种心理学的手段，用以武装人们更好地投入竞争。
为了帮助人们的商业活动，信仰已经同自我启发和精神分析治疗联在一起。在二十年代，为了“培养自己的人格”，还并不需要召唤上帝。1938年的畅销书、达尔·卡内基的《如何能赢得朋友和影响他人》完全是探讨世俗范围内的问题。但是卡内基这本书当年起的作用今天被由恩·弗·派勒牧师写的另一本畅销书《积极思维的威力》所取代。在这本宗教书里根本就没有提出统治我们社会的追求成功的努力是否符合单神宗教信仰的精神这一问题。恰恰相反，作者对我们的最高目标丝毫没有怀疑而是建议我们把对上帝的信仰和祷告作为手段，以增强我们获得成功的能力。就像一个现代精神病大夫建议商店的职工应该得到幸福，从而能吸引顾客，我们的一些神职人员也建议我们要热爱上帝，以获得个人的成功。“把上帝当作你的伙伴”这句口号意味着把上帝当作你商业上的伙伴，而不是在爱、正义和真理中同上帝合二为一。正如博爱被非个性的公正代替一样，上帝也变成了高不可攀的宇宙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人们虽然知道他是存在的，而且领导着公司（当然没有他公司也许还照样发挥作用），可谁也看不见他，尽管如此人们承认他的功绩并“行使自己的责任”。
注释：
[1] 关于异化问题以及现代社会对人性的影响，弗洛姆的另一部著作《健全的社会》中有更为详尽的讨论。
[2] 奥尔德斯·赫胥黎（1894—1963年），英国作家，代表作为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译者注
[3] S.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概要和文明中的不快》，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55年，第136页。
[4] 同上书，第138页。
[5] 同上书，第101页。
[6] 弗洛伊德：《全集》，第十卷，第306-321页，伦敦，1946年。
[7] 从未离开过弗洛伊德的唯一一个学生是桑多·费隆齐，但他也在晚年改变了对爱的看法。对这一题目最杰出的讨论可参见《爱的力量》，纽约，哈泼兄弟出版公司，1954年。
[8] H. S. 沙利文：《精神病学的人际理论》，纽约，W. W. 诺顿出版社，1953年，第246页。
[9] 同上书，第246页。
[10] 时母，印度教女神，据说象征强大和新生。——译者注
[11] 参见艾·弗洛姆在《现代人及其未来》（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0年）一书中关于异化和现代社会对人的性格的影响问题的更详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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