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皮埃尔·弗朗克 -> 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长征 二、1923年至1929年：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 1923年至1929年是继1917年俄国革命开始的革命时期而到来的革命低潮和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时期。欧洲的经济有了恢复；美国资本主义代替了1926年发生第一次大危机的英国资本主义而跃居世界首位。在中国，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以雄伟而又悲壮的方式开始了。在苏联，经济发展缓慢；官僚主义在一场内部的严酷的斗争中把苏联政治的总方针从世界革命转到“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上。在许多欧洲国家里，社会党上台执政，而共产国际及其支部却陷入一场危机，并完成了它们的官僚主义的蜕化变质的最初几个阶段。
我们运动的第一个阶段是从1923年至1929年。其实，在这个阶段还没有国际性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运动，而只有一个苏联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这个派别得到了其他国家的某些集团和个人的支持。但是，这些集团和个人同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间的联系仅限于书信往来，在政治思想和行动上都还没有真正的国际性的协同一致。 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从其形成时起就表现出我们运动的一个基本特点，即国际主义。这个派别在1923年形成，是以对国际形势的变化的某种估价为出发点的，它在六年中所进行的主要论战，既涉及苏联的特定问题，也涉及世界革命问题。 1923年10月德国革命失败后世界形势的转变即上述的出发点。德国共产党后退了，而社会民主党则前进了。遭到布尔什维克党政治局内多数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三人联盟）反对的托洛茨基认为，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革命高潮已经结束，我们已进入了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并认为，这向共产国际及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支部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提出了新的任务。 从1923年至1929年，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在三个主要问题上层开斗争： ——苏联领导的政策； ——英俄委员会（1926年）； ——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925—1927年）。 苏联的政策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纲领批判》和《被出卖的革命》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极其广泛的阐述。我们在这里只简单地作些说明。 国内战争结束后新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工人运动的转入低潮，对苏联的社会关系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都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政治上的消极情绪在工人队伍中增长了。一部分革命的优秀分子牺牲在战场上。在红军中担任指挥员的另一部分人，复员后在国家机关和经济工作中担负了领导职务，带来了军队的传统的指挥方法。城乡的资本主义势力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获得了发展。力量对比朝着同革命时期相反的方向变化。国家机器由此取得了越来越加强的独立地位和日益增长的权力。列宁在其最后一段时期的全部活动就是揭露这种危险。他说，我们的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1]要了解列宁曾怎样揭露这一方面的缺点，可以读一读列宁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 布尔什维克党的官僚主义化带来了并助长了国家的官僚主义化。作为革命工具的布尔什维克党生锈了。一个满足于既得利益的暴发户阶层占了优势。这些社会阶层以及国家机器的最适当的政治代表，就是以“老布尔什维克”斯大林为代表的书记处。 列宁同托洛茨基之间的最后几次会谈，涉及到组织一个同党的书记处开展斗争的派别的问题。以《列宁遗嘱》为名而为人们所熟知的列宁给中央委员会的最后两封信，揭露了分裂的危险，并建议把斯大林从党的书记的职位上调开。[3] 1923年10月，托洛茨基揭露了日益增长的危险，并且提出了一项新方针，其特点是：反对党的官僚主义化，接受经过考验的无产阶级青年进入党的领导机构，参加这些机构的选举，以及一个工业化计划和某些旨在推动贫农反对富农的措施。 开始时，这项“新方针”并没有遭到政治局的多数派公开反对，但是等到要把它贯彻执行，多数派就什么也不干了。相反，这个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这是当时人们谈起这几个人的名字时的次序）组成的领导集团，却采用重新挑起那些早已由于发生了许多事件而大大地过时了的、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在二十年前的老分歧并加以歪曲的手法，猛烈地层开了一场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后来承认，他们当时捏造了“托洛茨基主义”。莫斯科的反对派，也就是托洛茨基根据为实现“新方针”而进行斗争的需要所组织起来的第一个派别组织——这个派别组织集聚了一群革命时期和国内战争时期的战士，它是我们运动的第一个组织——在莫斯科的一些支部中开始取得某些成功以后，由于受到种种官僚主义手段的压制没能在党内取得发言权。 这场关于过去的分歧的斗争，掩盖了官僚主义阶层反对国际主义的革命政策的斗争，这甚至连某些发动这一斗争的人也没有觉察到。 布尔什维克党领导集团所遵循的政策越来越向右滑了。1925—1926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斯大林分裂了，而斯大林当时则在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赞同下，继续执行这个政策。右倾的政策主张“让富农长入社会主义”，要“以乌龟速度”实现社会主义（布哈林）；工业化则被指责为是没有意义的（斯大林声称：“农民需要母牛，而不是留声机”）。 由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集团于1926年组成的、不得不采取秘密方式结集起来的反对派，曾为通过一个工业化的纲领和一项反对富农、投机商和官僚主义分子的政策而进行斗争。布哈林—斯大林领导集团终于在1927年接受了一个五年计划，但是这个计划的发展速度却是一年比一年慢，这反映了这个领导集团对这个计划的怀疑和敌视。在反对派的压力下，另一个速度较快的计划制订出来了。 1927年底，官僚主义集团没有信心地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年初——破坏党的团结并把反对派流放到西伯利亚后不到三个月——被富农的危险吓坏了的斯大林，揭发了这种情况，随后同布哈林右派分裂，急剧地向左转，并开始了一项极左的政策（五年计划必须在四年内完成，农村集体化必须完成百分之百等）。这项由一个失去政治生命的党依靠行政命令，以粗暴的方式官僚主义地加以执行的方针，几乎把国家引向灾难的边缘。 原来的布尔什维克党一一清除了右的和左的反对派以后——只是作为官僚主义的政治机器而存在了。革命干部遭到流放或被消灭。从这时开始，官僚主义的统治加强了，官僚主义的政策忽而滑向最卑躬屈节的机会主义，忽而滑向最疯狂的极左主义，“之”字形地发展，但它的总方向归根到底是一种极为严重的机会主义。这些极左的转变，目前已经停止了。 英俄委员会（1926年）斯大林主义派就是在英俄委员会问题上，把苏联命运同世界革命割裂开来，开始以向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施加压力的行动来代替保卫苏联的革命斗争。施加压力的办法主要是采用各种政治手腕和策略，那些共产党在采用这些手腕和策略时以吸引比自己所能动员到的更为广泛的群众为借口，放弃了一部分革命纲领。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候，尽管英帝国主义已经开始衰落，美国资本主义直线上升，但是世界的反动中心仍是英帝国主义。英帝国主义的政策是反苏的，因为俄国革命的榜样对于遭受英帝国压迫的殖民地人民具有非常大的感染力。从政治观点上看，英国的工人运动这时正处于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阶段。1924年，工党在选举中获胜，但很快就从它与自由党人共同执政的政权中被踢出来。将近1926年时，在英国的工会中出现了向左转的发展趋势。当时英国共产党力量很弱——现在还要弱——而且它在工会中开展的少数派运动的力量也相当弱。为了同威胁苏联的英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斯大林向布尔什维克党政治局建议，以在国际范围内重新实现工会的统一为借口，着手建立一个由英国工会和俄国工会组成的委员会。为实现国际性的工会的统一，建立一个俄国工会和英国工会的统一阵线，在政治上是可行的，虽然这样做具有这样的危险性，即主要是工会的一些上层人物在打交道，基层很难加以监督。但是，对于斯大林来说，建立英俄委员会的真正目的，是使之成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的中心”，成为保卫苏联的斗争的政治中心。为了回答当时仍是政治局委员并且坚持认为必须只能信赖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托洛茨基，斯大林辩解说：“您愿意同‘您的’英国共产党人做些什么呢？” 在成立英俄委员会的目的上的分歧，不只是一场笔墨官司。英国的阶级斗争，赋予这一分歧以悲剧性的内容。英国工人的向左转表现为发动了一场争取矿山国有化的斗争，并导致了一场得到整个英国工人阶级支持的矿工罢工。 1926年5月，十天的总罢工迫使英帝国只能屈服。这是英国资本主义危机的第一次表现，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达到高潮。英国资本主义之所以能从这次艰难的考验中摆脱出来，首先是由于英国工会领导的背叛，他们阻止了总罢工，使矿工有好几个月孤立地继续作战。在任何一个熟悉列宁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基本概念的革命者看来，对于英国工会领导这样的态度，俄国工会方面应立即与英俄委员会决裂，并呼吁英国工人，起来反对他们的领导。但是，把“保卫苏联”看作是群众革命斗争的突出任务并将其作为英俄委员会的基本目的的斯大林，却继续维持这个委员会的存在，而它的活动当时却已仅限于成年累月地进行无聊的争论。当英国共产党和少数派运动的革命战士谴责他们工会的改良主义的领导人是叛徒时，这些人胜筹在握地辩解说：“这决不会是苏联人的意见，你们是不能说他们是改良主义者和叛徒的吧。你们看，他们与我们在同一个委员会里联合起来了。”这项政策解除了英国共产党和少数派运动的武装，使他们情绪沮丧，而少数派运动从这时起就消失了。 总罢工后几个月，英国的工会领袖们在充分利用了这个委员会后，认为它对他们已不可能再有用了，于是就谴责苏联工会，说它向罢工的矿工提供经济援助是干预他们的内部事务，并以此为借口解散了英俄委员会。在此之前，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就已谴责斯大林在英俄委员会问题上的政策，并在总罢工被出卖时，为解散这个委员会而发动了一场激烈的运动。 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925—1927年）1925—1927年期间，中国的革命运动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中国工商资产阶级——其政党是国民党——企图利用这次革命高潮把中国统一起来，当时的中国分成许多被军阀们各自割据的省份，他们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相互不断地进行混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几年中，以陈独秀——北京的一个教授，1910年起就参加了中国革命斗争——为中心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当时毫无经验，对它在这段时期中的政策负有全部责任的是共产国际的领导。苏联的官僚主义集团——斯大林主义是这个集团在政治上的表现——不信任中国的无产阶级和贫农，对他们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斗争持反对态度。苏联的官僚主义集团出于其民族主义政策的需要，支持同中国资产阶级实行和解的政策。为了给这样一项阶级合作的政策辩解，斯大林—布哈林领导集团为中国制造了一个“四个阶级联盟”（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的联盟，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被认为是“进步的”）的理论。它还发展了工人和农民共同组织政党（两个阶级的政党）的观念，进一步论证了革命应分阶段进行以及工农民主专政应作为从资本主义到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过渡阶段的必要性。 这项阶级合作的政策实际上导致命令中国共产党参加到国民党中去。这样，中国共产党就放弃了独立的政策，特别是在革命高涨时期反对建立苏维埃，反对土地革命的向前发展，以免侵犯国民党军官的土地。曾有好几个月，共产国际及其支部竭力吹捧国民党的头头们是无产阶级的盟友，反帝斗争的先锋，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头头蒋介石被说成是中国革命的“英雄”（见1926年底1927年初的《人道报》）。在国民党军队从商业发达的南方向北方进军期间，上海工人起义并在国民党军队接近上海时占领了这个城市。他们的阶级本能促使他们拒绝蒋介石的军队进入上海；但是，中国共产党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要上海工人让蒋介石和他的军队开进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蒋介石一驻扎下来，就开始进行一场反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屠杀。 一直按照共产国际斯大林领导集团的命令行事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久以后又同国民党的一翼，即由汪精卫领导的“国民党左派”实行合作，执行了相同的政策，并由此带来了相同的结果。当中国共产党的书记陈独秀转而成为左翼反对派时，他揭露说，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廷曾公开宣称：“工人应当做国民党的苦力”。 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展开了一场越来越猛烈的斗争，反对斯大林对中国的政策，这个斗争的高潮同苏联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反对斯大林主义派的整个斗争的高潮是一致的。 不断革命还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构成苏联左翼反对派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的三个主要问题，在理论上可以归结到一个相同的问题：为坚持不断革命，反对“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而斗争，也就是为坚持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政策，反对苏联官僚主义的、反动的、民族主义的政策而斗争。在1923年开始的这场斗争，既不是——象一些对于政治显然一窍不通的人所仍然认为的那样——个人争夺权力的问题，也不是——象一些记者和资产阶级政客所仍然在描写的那样——在关于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的战略上，或由于无知或由于要把斯大林主义说成是革命的稻草人而产生意见分歧的两个革命流派之间的斗争。它首先是，而且主要是一场代表着两个不同社会集团的两个政治党派的斗争。左翼反对派自觉地代表世界无产阶级的历史性的根本利益，而斯大林主义派则代表力求稳定其权力、力求巩固而后扩大其特权的党和国家的官僚主义集团的利益。来自布尔什维克党的这个派别的头头们，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的蜕化变质，开始时并不是自觉的，但他们成为一些社会阶层的俘虏，充当了这些社会阶层的政治代言人。经过若干年以后，这个派别变成了工人运动内部最自觉和最危险的反革命力量。 在苏联，这场斗争在1927年11月，即十月革命十周年时达到了最高潮。当时，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反对派喊着自己的口号，举着自己的反对富农，投机商和官僚主义分子的标语牌和旗帜，参加官方组织的示威游行。已有好几个月，斯大林派不断地向被迫转入地下活动的反对派挑衅，特别是还千方百计派遣挑衅分子打进去。为了不致被暗中搞垮，就必须公开地进行政治活动。（十月革命）十周年的示威游行，成了斯大林主义派实现党的分裂和把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的战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借口。[4] 第二年，苏联的左翼反对派继续进行有组织的斗争。流放中的托洛茨基，当时在阿拉木图建立了左翼反对派的中心。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斯大林决定把他驱逐出俄国。 1929年以后，苏联的托洛茨基反对派——我们的第一个支部——逐渐失去同它的主要领袖列夫·托洛茨基的联系；因而我们运动的组织中枢也转移到了别处。从这时起，我们就很少得到有关我们的派别——它后来在斯大林的镇压下垮掉了一一的情况。关于反对派领导核心在“莫斯科审判案”之前很早的一段时期中，在上乌拉尔斯克的与世隔绝的政治生活，人们可以在西利加的《在充满弥天大谎的国家中》一书中找到若干线索。但是，对于一个背离了布尔什维主义而站到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上去的人所提供的线索，应该采取必要的审慎态度。 在上述这个时期中，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的斗争的主要文件，是得到季诺维也夫分子（他们在布尔什维克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后不久，就作出了第一次妥协）赞同而编纂的《一九二七年政纲》。 关于我们在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还要再说一句话，这就是，他们的领导成员不仅包括那些因参加十月革命的领导而为人们所熟知的老布尔什维克，而且还包括一大批在革命年代和国内战争中培养出来的青年干部，其中有些人具有极其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而且从来没有屈膝投降过。他们同我们之间联系的中断，对我们的运动确实造成了一个大缺陷。 [1] 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408页。——译者 [2] 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613—654页。 [3] 这两封信在苏联是禁止公开发表的。但斯大林曾有两次不得不提及确有这两封信。苏共二十大以来，这两封信和列宁的其他手稿（见《列宁全集》第36卷），以及《列宁秘书的日记》（见《列宁全集》第42卷第489页）的公布，完全证实了托洛茨基所写的，即在列宁一生的最后一段时期中，为了同放松对对外贸易的垄断以及斯大林采取的镇压姆季瓦尼领导的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的“民族主义”派别的措施作斗争，尤其是为了在党的下次代表大会上反对党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其政治代言人斯大林，列宁争取并得到了托洛茨基的支持。由于列宁生病和不久后去世，没有能这样做。 [4] 十年后，在“莫斯科审判案”开庭时，在斯大林的授意下，反对派参加示威游行这件事被说成是企图“暴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