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四国际 -> 1990年代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少数派
BUILDING THE INTERNATIONAL TODAY?WHAT INTERNATIONAL?
建立当今的国际？什么样的国际？
大卫（David, CC-LCR, 法国）, 费兰多（ Franco G, IEC, 意大利）
1993年5月23日
陈湘 译、大壶春花 校
一、
随着1992年10月联合秘书处（United Secretariat）通过的题为《建设当今国际》（Building the International Today）的文件的发表，第十三届世界大会决定的关于建设第四国际的辩论开始了。最粗略地看一看这份文件就会明白，作者们实际上并不是在谈论建设第四国际。他们的观点是要把我们的国际转变为一个新的国际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这个新的国际还不存在，而且很可能永远不会存在。其结果是，该文件完全没有提出建设第四国际的路线。
我们从这份文件中了解到的第一件事，不是按时间顺序，而是按重要性顺序，就是“我们拒绝了诞生于其他时代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的自命不凡”。这当然是对托洛茨基对第四国际的定义进行了字字珠玑的反驳。文件的整个框架清楚地表明，这不是简单地拒绝以我们微薄的力量到处游行，宣称自己是 "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党 "（World Party of Socialist Revolution）的问题。
我们自己会拒绝这种自我标榜。但我们也会坚持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至少是未来国际群众革命的起纲领作用的核心，并尽可能地成为其组织性核心，这个国际确实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并将建立在我们的纲领之上。而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力量允许的范围内，去做一个真正的国际。
文件拒绝了这种做法，而赞成另一种做法：我们要成为 "世界革命运动的一个次要的、虽然是具体的、必不可少的分支，成为各国组织的共同思想、政治和战斗协调的框架"（minor though specific and essential tributary of the world revolutionary movement, a framework for common thinking and political and militant coordination of national organisations）。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两个观点。首先，我们不再是一个寻求介入阶级斗争、担当领导、和按其具体方案招募新成员的运动。我们存在的理由不再是现在为建立 "世界革命运动 "做贡献：我们把我们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定义为通过我们的具体贡献，是意识形态的；通过我们的激进分子，是实践的。
但相反地，我们认为，第四国际不仅在其他组织中对建设“世界革命运动”有贡献，而且由于我们的纲领，我们在建设群众革命的国际中具有决定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个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只有托洛茨基主义者才有一个能够接受我们这个时代的具有挑战性的纲领。当然，在建设国际的过程中，我们将与许多不同来源的力量团结在一起：他们有的来自于危机中的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党派，有的来自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等等。但是，抛开虚假的谦虚和外交上的礼节不谈：建设国际的过程可能也会有新的力量及其经验的参与，但是这些力量在纲领上会做出什么贡献呢？对于1989年以来世界政治的巨大变化在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引发的所有危机和混乱，只有我们的纲领提供了理解和干预新的世界形势的方法。
该文件不断提到“世界革命运动”。但它从未实际界定这一概念的含义。现在有两种可能的方式来定义它：要么解释什么是政治标准，这些标准是这个“运动”不同组成部分的特点，使它与其他力量相区别，要么解释什么政治力量是它的一部分。这一点，该文件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做到。我们至少可以期望的是，同志们运用政治标准：他们把一个组织或运动定义为革命的，首先，从它在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中实际发挥的作用来看，其次，从它的纲领来看，而不是从模糊的共同愿望（“组织起来……保持其革命目标”）来看。而且，我们真的很想知道，考虑到国际领导层对他们的机会主义倾向，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FSLN: Sandinista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FMLN: Farabundo Martí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古巴共产党（the Cuban Communist Party）或巴西工人党（PT: Workers’ Party, Portuguese: 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的全部或部分是否构成这个 "世界革命运动 "的一部分。
然而，该文件明确指出，我们“不认同所谓的国际‘托洛茨基运动’，这将构成一个独立的实体，包括标榜自己的组织群。因此，我们不认为‘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统一’是一个优先事项”。
现在，我们当然同意，想象着根据组成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所有力量都声称以同一纲领为基础，就可以简单地统一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这完全是乌托邦的。但是，采取我们是“第四国际”这种鸵鸟式的态度，认为“我们是第四国际”，是“唯一拥有相同的总纲领方向的革命组织的同一国际团体”──这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傲慢！这同样是荒谬的。在这种观点中，世界上所有其他托洛茨基主义势力（他们加起来的人数大体上超过了我们）都只是各种各样的教派分子和教条主义者。但是在一些主要国家，成千上万的激进分子认为自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我们的力量要么几乎不存在（阿根廷），要么处于边缘地位（英国），要么只是其他组织中的一个组织（法国、巴西）。
我们认为，建立第四国际的问题不能归结为托洛茨基主义力量的重新组合，要么是所有的力量，要么是按照“正统”的标准预先选择的某些力量。但是，我们也不能无视托洛茨基主义在世界上的现狀，对于以托洛茨基主义纲领为基础的其他势力，我们要有一个具体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与他们进行辩论。从这个出发点出发，与托洛茨基主义势力的融合应该和与其他势力的融合一样，在纲领和实际一致的基础上进行。
文件中引人注目的是，一方面，其坚决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但不管有什么错误，它的组成部分至少有存在的优点，而且一般都是维护阶级斗争立场的；另一方面，对所谓“世界革命运动”的适应，其轮廓就不那么清楚了。
文件中明确指出的另一件对未来不利的事情是，作者隐晦地对迄今为止按照第十一届和第十二届世界大会所采取的方针所进行的各种经验作了积极的平衡表，其中包括德国的情况，它使该支部分裂和消亡，以及西班牙的情况，它把共产主义革命同盟（LCR: the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League, French: Ligue 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清算成一个重新组合的组织，如果把这个组织称为中间派（centrist），那可能就太客气了，而它似乎与工人运动的关系越来越小。
诚然，一方面“在斗争趋向一致的基础上，结合政治上和纲领上的拉近，与其他革命力量重新组合”，另一方面“加入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不稳定的、有群众影响的、仍能产生某种形式的激进主义的力量”，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不过，我们也读到：“在这两种情况下，与纯粹的‘入党’干预群众改良主义政党不同，我们在真正的积极活动经验的基础上，参与共同组织的长期建设”。
在第一种情况下，仅仅把德国的德国共产党（KP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Germany, German: 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或西班牙的共产主义运动（MCE: Communist Movement of Spain），或我们与它们的融合所建立的组织认定为“革命的”，而不分析它们的纲领或它们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是不够的。在第二种情况下，文件也避免了对相关力量的定性。我们如何定义巴西工人党（PT）或意大利共产主义复兴党（PRC: the Party for a Communist Refounding）？是革命的？中间派？左派改良派？还是这些都无关紧要？难道同志们还想假装越来越明确的改良主义的工人党是“未定义的”吗？而把“纯粹的‘进入主义’（ entryist）干预”与对工人党或共产主义复兴党的干预进行区分，也无助于澄清问题。
进入主义可以是长期的，也可以是短期的，而且很可能涉及到，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必须涉及到，建立我们干预的组织。问题是要知道，行动的目的是要赢得最大的力量（不排除有问题的党的大多数），去完成按照我们的纲领建立一个革命党的任务，还是要“忠诚地”按照另一个纲领建立某种其他类型的党。在我们看来，正在发生的是后者。而这种在另一种纲领上建立另一种党的目标，正是把明显不同的行动（例如德国和巴西）统一起来的原因。事实上，国际领导层的路线逻辑实际上是要把第四国际本身变成“另一种纲领上的另一种党”。
相当符合逻辑的是，该文件肯定了国际组织不是民主集中主义的。在“第四国际不是由地方机构组成的，受制于一个‘中心’”（谁会愿意“受制于中心”呢？）和“立足于本国现实阶级斗争的国家组织”（不立足于本国阶级斗争的现实的组织有什么用呢？）这样的烟幕话语背后，我们实际上了解到，根本不存在什么民主集中制。没有任何东西是有约束力的，除非一个组织突破了“反资本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界限，这就等于与国际决裂”。这时，国际领导层就会像在斯里兰卡那样，在马跑了之后赶紧关上马厩的门。在该文件的作者为转移视线而设置的官僚──中央主义（bureaucratic-centralist）的国际的稻草人和我们的国际日益成为松散的国际协调和讨论俱乐部之间，存在着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中央主义（democratic-centralist）的国际的空间。
我们的理念是，中央与各支部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政治性的，而不是行政性的。而且要以国际领导层的政治权威为基础，这种权威必须是赢得的，而不是假定的或宣布的。国际内部、国际领导层内部、支部与领导层之间可以存在政治分歧。可以以民主方式讨论这些分歧，而不是将单一主义强加于人，或将战术强加于国家支部。但有两点需要强调。首先，国际应该开展运动，是的，这对各支部来说是势在必行的，除非有很好的理由不在某个国家开展运动。其次，领导层有责任关注各国支部的发展，帮助它们建设，建立新的支部，并在这个框架内以兄弟般的方式讨论政治问题，而不是等到支部分裂、陷入危机或犯下重大政治错误时才进行干预。
最后，文件在最后一页谈到了国际的现实问题。我们了解到，国际“必须能够在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把自己作为一种可靠的政治力量。但目前，与这些国家过去十年来的社会经济变化不无关系，国际在那里的组织是软弱无力的”。这是无可争议的，在我们看来，与社会经济变化的关系远不如与政治路线的关系大：不仅是国际组织自1985年以来所走上的公开的清算主义（liquidationist）路线，而且是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我们的历史上所特有的一系列机会主义曲折和走捷径的计划。
在这一点上，文件的起草者们似乎觉得引用“社会经济的变化”来解释我们自己的弱点并没有什么不协调的地方，而接下来又随口说起我们在英国基本上“被两个对我们持宗派主义态度的革命组织所超越”。但当然，这两个组织，即战士派（Militant）和社会主义工人党（SWP: Socialist Workers Party），正是在我们自己的力量萎缩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建立了成千上万成员的组织。这并不一定能为这些组织的一切行为平反，但这往往说明我们自己的同志在某个地方做得不对，这当然也说明了就算引用“客观条件”来解释我们自己的弱点也是无法洗刷的。
如果我们还不知道的话，我们还可以从文件中发现，我们在前工人国家（用领导层的古怪术语来说，这些国家已经从 "后资本主义"变成了 "后斯大林主义"）几乎一无所有。更重要的是，我们除了在波兰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前景。在这些国家，由于没有已经存在的支部可以解散成为松散的中间派组织，国际领导层似乎打算直接建立这种中间派组织。
至于“被支配的国家”：我们了解到，“今天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仍然是被统治的国家。在目前，还是在这些国家里，才有建立革命的或潜在的革命的群众党的最大可能性。我们的国际把最大的资源，包括物力和人力，都投向了被统治的国家”。然而，该文件对于这些资源投入的回报，以及我们如何利用现有的可能性，却非常谨慎。而且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在这些国家的力量甚至比帝国主义国家还要弱。墨西哥支部是分裂的，而且处于危机之中。巴西人在卢拉领导层的关系上走的完全是机会主义路线，并接受了限制自己民主权利的党规。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工人党（PST: Socialist Workers Party）处于半瘫痪状态。新平等社会党（NSSP: Nava Sama Samaja Pakshaya, New Equal Society Party）似乎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组织，但其政治观点有待商榷。而在其他地方，除了在南非的一些可能性之外，我们的力量是薄弱的或不存在的。
我们从这份文件中实际了解到的—文件中没有明确说明也没有试图分析原因，就是国际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有“立足于本国真正的阶级斗争”的大型稳定的支部（不是群众党，只是大型稳定的支部）。文件本身也承认“如果在主要工业化国家没有重要存在，我们就不能宣称自己是存在于当今世界的国际”。但我们确实这样声称，尽管文件本身也承认，我们没有这样的存在。而且这种状况根本没有理由改变：要弥补我们的弱点，首先是在这些国家，就需要有政治上的明确性，纲领上的坚定性，在政治上与所有左派改良派和中间派明确划清界限，再加上对他们的策略上的灵活性，在党的建设上有明确的路线。没有这一点，我们就将无法建设国际，而这个文件没有给人丝毫理由去希望这种状况将会改变。
要摆脱在德国、日本、美国和英国的薄弱、分裂和边缘化的局面，更不用说法国共产主义革命同盟（LCR）的地方性和削弱性的危机（这个组织很可能又是“最强”的部分，这一事实概括了国际危机的全部深度），首先意味着在国际这一级别的路线改变和领导改变。
二、
该文件显然充满了国际领导人对客观形势和建设可能性的看法。在第一句话中，我们了解到，“自1991年我们的第十三次世界大会以来，对劳苦大众来说，力量的平衡继续恶化”。这个绝对静止的、单方面的论断，与其说是作为允许国际介入阶级斗争的分析，不如说是作为解释今天不可能建立一个强大的革命国际的不在场证明。对我们必须“把握范围”的“矛盾”的定义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当前的形势结合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危机，它开启了中期讨论和政治重组的新视角，以及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平衡，它暂时阻挡了在世界范围内建立革命先锋队的所有质的成长的可能性。这个矛盾就是我们今天建设国际的政策的指导思想”。
嗯，实际上：我们今天建设国际的政策的指导，不应该是用伪辩证法的语言装扮的对形势复杂性的糊涂笼统概括，而应该是在分析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主要趋势和阶级斗争的前景的框架内，对工人运动的危机进行具体分析。我们注意到，这个决议“并没有就世界政治形势进行发展，因为另一个决议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因此，我们等待着这个决议（也许在写一个关于建设国际的决议之前先写一个决议会更合乎逻辑吧？），但我们对它能否为建设国际组织提供必要的框架仍抱有更多的怀疑。
甚至比分析国际形势更根本的是对时代的认识。很明显，建设国际的观点的真空不仅来自于对当前时期各种力量关系的片面、木讷和客观主义的分析，而且至少可以说来自于对我们所处时代的相当大的困惑。
文件中说：“现在，对于1989年以来全球局势的动荡，至少可以说是它深刻地改变了革命问题的框架，从而改变了以前的分歧。”这要么是毫无意义的平庸，要么是危险滑坡的开始。我们必须说，1989年以来的事件如何“深刻地改变了”提出革命问题的框架。显而易见，斯大林主义国家的崩溃改变了这些国家革命的性质，这一过程与不断加深的资本主义危机相结合，深刻地改变了国际形势。但是，什么叫“深刻地改变了革命问题的框架，从而改变了以前的分歧”？对法国、英国或巴西来说，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仍然处于帝国主义时代，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在帝国主义国家以及半殖民地仍然以基本相同的方式提出。1989年标志着不是一个新的时代，而是一个新的时期，其特点是巨大的矛盾可以导致阶级斗争的新的高涨，在这个时期，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先锋队可以发挥核心作用，但条件是它要做好准备，并意识到自己的任务。因此，存在着克服过去工人阶级和反帝国主义力量的失败的可能性。
与此相联系的是这样一种说法：“历届国际会议每次都对应着与非常大的社会政治演变有关的新任务”。新任务？当然是。社会政治演变？这要看你在这个毛茸茸的公式后面加了什么。同志们想到的是哪些国际？我们当然可以说，第一国际灭亡后第二国际的创立，对应着“非常大的社会政治演变”：国际工人阶级有了质的扩张，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同时马克思主义在无政府主义和战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面前占了优势。但是，第三国际和第四国际的产生，首先不是简单地对应于“非常大的社会政治演变”（虽然你可以用这样的公式来描述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官僚化，以及后来的苏维埃国家的官僚化），而是对应于基于世界历史事件的政治破裂（1914年，1933年）。
这段话解释说，“真正存在的世界革命运动”—这个概念的模糊性并没有因为加上 “真正存在”而消解—“以斯大林主义及其分解为标志”，而且它没有“来自第二国际及其传统”的齐美尔瓦尔德（Zimmerwald）和昆塔尔（Kienthal）的力量 "那么单一"，这段话的作用是什么？
同志们继续说：“所以需要一个漫长的诞生过程，共同的辩论和经验让它发展出相互的信任，然后才有条件进行大规模的革命力量重组，这是我们非常希望的”。如果同志们试图向我们推销一种工人运动和革命力量缓慢有机重组的模式──很显然他们是这样做的──那么他们就生活在乌托邦中。这个“诞生过程”将是剧烈而激烈的：新的革命党派和群众国际将在大斗争的烈火中通过围绕决定性事件的分化、分裂和融合而诞生。不是通过这个神话般的“世界革命运动”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缓慢渗透过程，而是通过党派的分裂和新党派的产生。
在这段话中还有另一个错误，这段话说，随着斯大林主义国家的崩溃，“托洛茨基主义”潮流的划定比以前的意义小了。这是极其肤浅的。它把托洛茨基主义归结为托洛茨基对斯大林主义和苏联的分析，再加上“30年代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裂和复杂的裂痕，（这）将成为相对的”。但是，托洛茨基主义当然远不止于此：它不仅是左翼反对派和第四国际的传统的延续，而且是第三国际的传统的延续；而托洛茨基本人的贡献并不限于他对斯大林主义的分析，也不限于对30年代的“分裂和复杂的裂痕”的分析。
我们的纲领还特别包括我们关于不断革命、人民阵线主义（popular-frontism）、国家与革命、工人民主、联合阵线（united front）、法西斯主义等的立场。而它的连贯性来自于必须建立政党来领导争取政权的斗争。所有这些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因为社会主义革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因此，改良与革命的分界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像文件试图做的那样，简单地重新估价“革命者”和“改革者”之间的经典的、根本的划分，如果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反资本主义者之间的划分的话。世界上不仅有“革命者”和“反资本主义者”，还有很多中间派的力量。文件从来没有用这个名称来称呼他们，但文件的作者正是想用他们来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而解释以前的分歧现在已经不那么重要的作用，就是准备在不进行政治斗争的情况下，按照一个最低限度的方案，把我们自己溶解在新的中间派或改良派的集团中。
最后，我们认为，这个文件对于根据我们的纲领建立革命党派和国际的任务，根本没有提供任何帮助。我们认为这个纲领需要修改和充实，以考虑到新的现象，如斯大林主义国家的崩溃。但是，国际领导层建议做的是把我们的纲领缩减为他们文件第四部分中的模糊摘要，甚至他们会很乐意抛弃这个摘要，以便溶解成中间派或改良派的集团。
我们将不在此阐述我们对建立该国际的政治背景的分析。我们请同志们参阅我们关于欧洲的决议草案，这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第一个贡献。但是，我们最后想尝试回答一个问题，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份据说是为建设国际而编写的文件甚至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建设国际组织的力量将来自哪里？
一般地说，他们将从阶级斗争及其在工人阶级现有组织中的影响中产生。但文件甚至没有达到这种程度的概括。我们必须从这样一个事实出发：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前工人国家，在半殖民地世界，都会有大的斗争。会有大的斗争，因为资本主义的矛盾加深，会向这个方向推进。他们不一定会取得胜利。事实上，会有许多失败。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传统领导层的性质和阶级和革命力量的薄弱。但是，广大工人和青年将被吸引到斗争中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信誉的传统政党将陷入更深的危机。各种新的组织会出现，然后又会消失。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直接干预阶级斗争和现有工人运动的危机来建立。我们将提出的关于建立第四国际的备选文件将详细论述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国际必须知道如何转向正在组织反对种族主义的青年，特别是移民青年，必须能够面向斯大林主义政党的危机所产生的潮流以及在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派的危机所产生的潮流，学会在左倾运动和右倾运动的力量之间作出基本的区分。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几小步，就比几页关于 "世界革命运动 "的漫无边际的文章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