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四国际 -> 1990年代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少数派
APPEAL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LEFT TENDENCY IN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FOR THE XIII WORLD CONGRESS
在第四国际第十三届国际代表大会上建立左派的呼吁
1990年5月9日
﹝意大利﹞马尔科·费尔南多（Marco Ferrando），﹝意大利﹞佛朗哥·格里索里亚（Franco Grisolia），﹝意大利﹞劳拉·吉蒂（Laura Guidetti），﹝意大利﹞蒂齐安娜·曼托瓦尼（Tiziana Mantovani），﹝意大利﹞弗朗切斯科·里奇（Francesco Ricci，NC会员，AQI/意大利），﹝丹麦﹞杰特·克罗曼（Jette Kromann，中委员会会员，Socialistisk Arbejderpolitik (SAP）/丹麦）
陈湘 译、大壶春花 校
简介：
我们在第四国际第十三次国际代表大会（译者按:1991年2月于意大利都灵举行）上提交这份文件以供讨论和投票。正式参考在第八项议程：领导机构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文件的签署者，即意大利和丹麦支部的领导机构的成员，正以此为基础形成一种国际趋势。
我们邀请认同这份文件总方针的同志加入这个组织。
注意：以下的正文在较长的初版（大概78000字）的基础上按照大会限制（坦白地讲，在我们看来，这个会议的限制相当……有限）而缩减。这就导致了在一篇讨论如此宽泛问题的文件里导致了某种模式，缺乏了许多解释性例子，但这些在原稿中都是有的。我们为此致歉，希望同志们能够就基本内容做出（不论是正面的或负面的）评价，而非受文件形式的局限性去评论。
※ ※ ※
“无产阶级领导的危机，已变成了人类文化的危机。”
《过渡纲领》的这一核心论断仍然保持着它的全部有效性。
世界上每一件重要的事件都在提醒着我们用无产阶级方法解决问题的迫切性，但由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不成熟，这似乎是不能达到的。
就和20世纪30年代一样，今天，大多数由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群众发起的革命性运动的失败不是由资产阶级本身固有的强大导致的，而是由于缺乏像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一样的革命领导层，以及由于无产阶级对传统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心存幻想。
1989年的东欧剧变凸显了缺乏革命领导层在对抗斯大林官僚主义统治的群众斗争机制中产生的更加尖锐的矛盾。
除了客观条件的成熟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不成熟之间的持续的历史的矛盾，这个危机还有另一个主要因素，即无产阶级先锋队核心自身的危机：第四国际的危机，它加重了危机的严重性。
这个危机既是政治性危机也是组织性危机。
它是一个政治性危机，因为我们的运动没有对革命过程的实际发展做一个详尽的足够的分析，没有由该分析发展出一条内在一致有条理的政策，也没有捍卫第四国际建设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性政党的观点。
它是一个组织性危机，因为我们没有详尽制定出一条有条理的政治路线，并且，自1953年灾难性的分裂起，在第四国际和它的支部中产生了很多的分歧，这些分歧又加重了后来产生的分裂的力量。
与20世纪30年代、40年代不同的是，在那个时候，在建设国际中的问题基本上是从客观因素中产生的，今天，并且在很长的时间内，国际的危机主要是，尽管不全部是，从主观的政治的缺陷中产生的。这种情况必须被彻底改变。
然而，国际的领导层在这方面没有给我们任何建议。相反地，领导层在执行一个只会加重我们组织危机的政策。
过去的几十年，国际的政策只是分析、战略和战术上的一个又一个错误。
从过去20年来说，就有一系列的政治曲折。在1968年和1972年之间，国际适应了在激进青年和学生中占支配地位的小资产阶级“左倾观点”。在拉丁美洲，至少是在理论上，游击先锋主义（vanguard guerillaism）的完全失败的观点被采纳。这种方向的主要后果就是阿根廷人民革命军（ERP: Ejército Revolucionario del Pueblo）的建立，它在阶级斗争中所起的负面作用就不必老是去想了。在很多国家，组织工人和群众的工作被忽略了。
这个政策在1973年到1977年为新的路线所代替，新路线是在新环境下对旧路线的详细阐述。新路线断言，在决定性的革命对抗发生之前的四到五年之内，一个即将发生冲突的阶段就要来临。第四国际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建立并完善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它的地位必须被一个所谓的“有群众影响力的新先锋队”（new vanguards with mass influence）替代，这其实是中派和由前一时期青年激进化所产生的自发派组织的杂混。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党的思想和它的作用已被抛到九霄云外。
一如既往地，历史做出了决定。多个国家出现了革命危机，但是不论是在欧洲还是在拉丁美洲，危机并没有在大洲范围内普遍发生。“有群众影响力的新先锋队”已经表明他们自己是一个彻底的失败，历史再一次证明如果没有一个扎根于工人群众中的真正的列宁主义党，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1974年世界代表大会提出的观点完全失败的深层原因是1977年的重大转折。这一转折的框架是由自1969年以来分裂国际的长期派系斗争所决定的。在这场斗争中，政治修正主义者和潜在的取消派多数派路线被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 /US）及其盟国的领导层击败──这一路线看似更“正统”，但实际上更多是“民主主义”和更具有古典修正主义。1974-75年葡萄牙革命和1975-76年阿根廷危机等事件揭示了这种政策上的机会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不可避免的是，国际的多数派仅通过对其自1968年以来所采取政策的做了部分平衡，就适应了先前少数派提出的反对政策，甚至适应了由第四国际重建组织委员会（OCRFI，“朗伯特主义者”Lambertist）在国际的危机中的干预所施加的压力。应当补充的是，至于朗伯特主义者，他们甚至比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更公开地站在葡萄牙的“民主”反革命的一边，以此在实践中证明了他们政策的“正统性”。
国际的多数派取代了“左派主义”和“先锋主义”，把旧的传统的中间派“工人运动联合”的概念从坟墓中发掘出来作为一个策略，“无条件的”支持组建全国或当地“左派”政府，以及适应遗留在工会和工党中的官僚改良主义者。
在进行一些细微的变动后，1979年国际代表大会通过阐述一个新的（然而又是一个错误的）建设国际的方案来巩固新的地位，半朗伯特主义模式今天又被马蒂（Matti），马修（Mathieu）和克拉克（Clarke）一派重新提出。
如果说1969、1974和1979年的代表大会表明了尽管错误却倾向于发展第四国际的活动的政治路线，那么上一个代表大会（1985年代表大会）则没有指出任何为第四国际及其支部的活动路线和党建路线。前一时期的笼统的图解主义已转变为其相反的形式：没有任何一般性指示，几乎只进行分析性的讨论。
在这些年里，几乎没有得出政治组织结论的国际决议。组织联邦制是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主导概念。没有迹象表明建立党的前景。
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些国家，例如在法国，瑞士，德国和比利时，国际解散和退化的风险加剧了。
在法国，革命共产主义同盟（LCR, The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League, French: Ligue 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的多数派为其在改良主义的沼泽中的清算创造了所有前提，这要归功于其对法国共产党党革新派（Rénovateurs）朱坎（Pierre Juquin）的严厉支持政策。我们必须感谢朱坎在选举和政治上的失败，使国际的领导机构得以摆脱政治上的遗忘。
在瑞士，该支部提倡实行亲“朱坎主义”（Juquinist）？政策，以试图建立一个“红绿”政党（"red-green" party）。
在德国，前国际马克思主义团体（GIM, German: Gruppe Internationale Marxisten, English: International Marxist Group）的领导挫败了一切可能积极地运用与德国共产党（KPD, German: 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 English: Communist Party of Germany）联合以使其成员走近托洛茨基主义的可能，前国际马克思主义团体的领导人首先接受了“个人”第四国际成员的概念，后来试图阻止一切政治澄清的具体发展。只有大多数前国际马克思主义团体成员的积极反应以及随之发生的在普勒科尔趋势（Inprekorrtendency）内部的政治斗争才停止了衰退和瓦解的进程。
在比利时，这个支部甚至提出与比利时工人党（PTB, French: Parti du Travail de Belgique, English: Workers' Party of Belgium）联合，比利时工人党是一个起源于毛泽东主义──斯大林主义的组织，它把托洛斯基主义描绘为“反革命”。
这些只是几个例子，它们证明了国际缺乏协调一致和正确的政党建设路线会导致其各支部遭受不可接受的风险，就如某些支部的最近历史所示，这种风险可能转化为重大的历史性失败。
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所有其它问题：秘鲁的例子。在这个国家，托洛茨基主义悠久而久负盛名的传统使我们的运动赢得了重要的群众支持──即使这是以基于一个混乱方案的政治选举集团的形式而出现的。一开始第四国际无法按照列宁的建立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观点作为所有选举和联合阵线策略的基础去行动，以及托洛茨基主义力量的有害的分裂，已经减少了群众支持的规模。但是，工人革命党（PRT, Workers' Revolutionary Party, in Spanish: Partido Revolucionario de los Trabajadores），作为第四国际一个支部重组过程的最终产物，仍然是一支在秘鲁群众最先进部分中有重大声望和植入的力量。
然而，工人革命党领导层的多数人不能抵抗改良主义的中派主义联盟（Izquierda Unida）的选举成功，也不能理解革命道路是通过维持工人革命党及其独立的活动而来的，即使这与潮流背道而驰。因此，由于机会主义者的恐惧，发现自己脱离群众运动的“客观动力”，领导层致使党分裂、屈从于重建主义和改良主义，最终解散并清算了自己。如果我们看看两年前的情况，当时我们的同志们发现自己是政治选举运动的领袖，在全国大选中赢得了12％的选票，并与目前的情况 ── 一无所有（或几乎一无所有）── 进行比较，就可以理解我们国际在秘鲁经历的悲剧。
这一悲剧再次向我们表明，机会主义、适应表面上的客观互动和不理解列宁主义的建党方法 ──这些都可以追溯到国际上从未清除的巴布洛派方法──是我们运动的最严重危险。
相反，国际必须制定一条建设国际的新路线，使国际能够正视它自成立以来正确地给自己确定的历史任务，宣布它为 "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
但是，除非与国际领导层的政策决裂──不仅是与国际领导层的政治活动决裂，还要与国际领导层自1950年代以来活动的理论－战略基础决裂，否则，这一建设国际的路线就无法实现。
因此，有必要在国际组织中开展一场明确的政治斗争，以深刻修改其政策，与目前的领导层对立。
为此，我们号召各支部了解现行政策的局限性和偏差的同志，和我们一起组织起来，使我们共同在第四国际（联合秘书处）中建立左派，为国际的政治再生而奋斗。
为此，我们提出十五点的纲领性纲领。我们邀请所有同意这一纲领总方针的国际中的积极分子加入我们，我们愿意在商定原则的基础上讨论和民主决定具体要点。
1）把第四国际建设成为工人运动和被压迫群众的全球领导机构；把第四国际各支部建设成为在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无一例外地拥有群众基础的政党。
托洛茨基主义纲领是发展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观点的唯一有效纲领。它结合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为我们指明了革命斗争的原则基础和总策略。只有第四国际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地盘上具体行动。我们必须重申它作为工人运动和被压迫群众的新的世界领导机构，作为 "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 "发展的必要性。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推进把国际的各支部建设成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无一例外地拥有群众基础的独立的政党的进程。不受依情况而定的战术的影响，这个目标必须是托洛茨基主义战士在任何情况下活动的基础，因为无论是在总体上还是在一个单一国家中，都不可能有能第四国际及其各支部的，因为除了托洛茨基主义，没有任何力量拥有我们改造世界社会主义的纲领和实现这一纲领的战略。
这就是为什么国际必须拒绝在托洛茨基主义和中派主义立场的混乱结合体的基础上建立 "新的革命国际 "的虚幻观点。
同样地，在国家层面上，我们必须与一切旨在建立类似的中间派调和物、以 "革命党 "面目出现的概念彻底决裂。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只能而且必须是以第四国际纲领为基础的第四国际的国家支部。
2）以列宁主义的方法对待群众运动及其领导人
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任务是成为群众运动的先锋队，而不是适应群众运动的局限性和幻想，还有更糟糕的是，把群众运动和群众运动的领导人混为一谈，适应后者。越是规模大、越是激进的运动，越有必要作为一个潜在的领导者，公开地提出自己的纲领性立场。
在此基础上，第四国际的资产负债表尤其消极。在 "革命进程的客观动力 "的名义下，我们适应了各种机会主义的领导。在波兰，这种情况的发生涉及波兰团结工会（Solidarnosc）领导层和工人保卫委员会（KOR, The Workers' Defense Committee, Polish: Komitet Obrony Robotników），发生在社会民主化过程中，特别是在1980-81年革命危机的第一阶段。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南非，以错误的 "无派别团结 "为名，第四国际不承认有必要在政治上反对非洲国民大会（ANC,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的领导及其方案。
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对待群众运动领导层的态度导致了对反革命力量的适应。例如，在伊朗革命中，在1978-80年的革命阶段，我们的运动领导层客观上支持霍梅尼（Khomeini）领导层，甚至与伊朗支部，伊朗社会主义工人党（HKS, Hezb-e Kargaran-e Socialist, the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of Iran），断绝了政治关系并孤立该党，因为它在正在进行的过程中维护革命列宁主义立场，并支持一个团体──革命工人党（HKE），该党制定了反革命政策，以至于支持伊斯兰反动，反对工人运动和左派力量。
对根植于机会主义态度的错误观念，必须加以否定。当然，革命进程的特点是有一种客观的动力，它倾向于引导群众运动超越最初的要求，走向夺取政权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角度。但正是这种动力，革命党必须能够把握住，才能领导它，反对其它一切改良主义、中派或民族主义的力量。如果不这样做，这些后者就会抓住运动的动力，以便使运动脱轨和毁灭。
这就是布尔什维克态度的伟大经验，它使革命在1917年取得了胜利。相反，国际组织领导层目前的政策，可以与列宁回国前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领导人（加米涅夫、斯大林等）的政策相比。
我们必须消除这种根本性的偏差，回到马克思（见其1850年《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政策，回到传统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策，即从一开始就争取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反对其它一切政治力量及其机会主义、改良主义或民族主义的领导。
3）捍卫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纲领和不断革命论
我们的纲领有一个确切的目标：在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和结构的基础上，把工人国际代表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实现形式。
这种观点是建立在 "不断革命 "的一般理论基础上的。
不断革命论不是简单的 "客观过程 "的分析图式，而是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指明了争取权力的斗争策略。它把实现无产阶级政权的观点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发展过程联系起来。
因此，它与一切 "分阶段 "的革命版本、一切 "民主专政 "的概念以及一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任务自我限制的假说相对立。
它重申了我们的运动的这一中心概念，同时，也重申了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革命的国际性、不断性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发展是完全相互联系的。
在国际上，不断革命论受到了严厉的、双重的攻击：一种是由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 /US）发展起来的公开攻击，另一种是由领导层的多数掩饰的、但却真实存在的攻击，例如，1985年世界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尼加拉瓜国作为工人国家的性质的立场就表明了这一点。
这一立场的理论基础在贾贝尔（Jaber）同志的一份文件（《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国际季刊》第3辑第15号，1984年11月）中得到了表述。从批判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 /US）的概念开始，根据这一观点，"只要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占统治地位，国家的阶级性质就仍然是资本主义的"──这种非辩证的立场没有考虑到无产阶级权力的初步征服与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破裂和社会化经济的发展之间的过渡阶段——贾贝尔的理论（以及国际的理论）最终否认了新权力的实现形式和社会主义措施的发展作为革命进程不可替代的特征的中心地位，这实际上使革命进程具有了不断性的特点。
针对这些修正主义观念，我们必须重申以下原则：
1）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不仅摧毁旧的国家机器，而且在无产阶级政权机关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家机器，一般是以代表会的形式建立新的国家机器（撇开特殊的民族革命的特殊性）。
2）无论实施社会主义措施的国家发展节奏如何，无产阶级专政都不可避免地要启动一个过渡性的经济阶段。另一方面，一个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但没有建立无产阶级权力结构的政权，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在过去几十年中，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政权的形成已经验证了这一点。这种政权如果设法在经济上清算了资产阶级，那么它只会把自己变成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与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有质的区别。
4）永不向激进的民族主义势力投降
激进的民族主义势力，即使是最左翼的势力，也具有与革命的社会主义纲领相对立的小资产阶级性质和纲领。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对这些势力的政策必须是反对反动和帝国主义的 "反帝国主义联合阵线"，而在更普遍的层面上，我们仍然是激进民族主义的敌人。
我们相对于激进民族主义政权，我们的任务是代表无产阶级反对派为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使工人、农民和人民委员会获得权力，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把无条件地捍卫小资产阶级革命政权所实现的社会变革放在这个框架中。此外，很明显，只有随着工人国家的建立，小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向无产阶级转移权力，才能保证完成和最终巩固这些征服。
我们国际的政策与这些立场相去甚远。我们在过去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本-贝拉政权（Ben Bella）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在对尼加拉瓜桑地诺政权的政治支持上，同样的错误还在重演。必须通过重申对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政策来彻底改变这种状况。
5）绝不适应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领导
在 "动态革命"的名义下，我们运动的领导层一直奉行适应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导层的政策。这种态度最明显的例子是1978-81年伊朗革命期间对霍梅尼（Khomeini）运动的态度。国际领导层甚至背叛了伊朗社会主义工人党（HKS）的同志。国际领导层与国际的该支部同志断绝了关系，因为该支部始终坚持列宁主义和革命路线。这些同志被孤立了，因《洲际通讯》（Inprecor）对他们的立场进行了多年的谴责。另一方面，所谓的伊朗 "革命工人党"（HKE），其反革命政策使它支持镇压改良派左派的力量，被介绍为 "托洛茨基主义"。
国际组织后来因与革命工人党决裂中隐含的 "自我批评 "是晚了的（1986年！），是不充分的，最重要的是，既没有向工人舆论，也没有向国际的所有战士提出“自我批评”。正相反，我们要求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明确的、公开的检讨总结，以及公开讨论这种政治态度的根源。
总的来说，我们重申，我们的政策必须是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领导毫不让步。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及其最直接的代理人，即使有可能实行具体的战术协议政策，但不能实行长期的集团或联盟政策，更不能在政治上支持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以 "反帝联合阵线 "（anti-imperialist united front）的名义为另一种政策辩护，是对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真正性质的欺骗性的神秘化。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那样，这可以是而且必须是 "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集团……不仅针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且针对在一切基本问题上同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民族资产阶级"（《印度的革命，它的任务和危险》，1930年5月）。
6）绝不适应工人运动的改良主义领导
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代表工人运动主要领导层的改良主义政党，无论是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还是斯大林主义政党，都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因此，它们具有双重性质，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工人党。
在过去几十年中，社会民主党派与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的联系普遍得到加强。源于斯大林主义的改良主义政党──相对于社会民主党而言──在历史上与资产阶级有着间接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苏联统治阶级的政策所决定和调解的。由于斯大林主义危机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共产党正在去发展与本国资产阶级的直接联系，在某些情况下成功地完成了他们的社会民主化进程。
我们对改良主义组织的立场，必须从它们作为资产阶级工人党、对手阶级的代理人的性质出发。我们对改良主义机器的反对立场必须是明确的。我们的目标是有意识的，即在政治上摧毁他们。
我们可以同改良主义政党发展联合阵线活动，但这只能作为与确切的政治目标相联系的策略，而不能作为战略。我们必须摒弃自1970年代末以来，导致国际社会若干支部以所谓 "阶级团结 "战略的名义适应改良主义力量的政策。
7）在政治上旗帜鲜明地反对中派主义和左派改良主义（left-reformism）。反对"革命者的团结"，反对党 "向左转"。赞成在托洛茨基主义纲领的基础上进行 "革命的重组"。
我们活动的目标是一贯地建立革命政党，建立在托洛茨基主义纲领基础上的政党。
中派和左派改良势力并不构成发展革命变革的基础。正相反，它们是建设真正的革命政党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为此，我们必须把从政治上摧毁中间派和左派改良派的组织和倾向，赢得他们的战士作为我们的任务。我们必须反对所谓 的"革命者的团结 "的政策，根据这种政策，革命党派可以从围绕模糊的纲领和战略的融合中产生，或者从托洛茨基主义和中派主义的 "妥协 "中产生。
国际的与左派改良主义相关的政策也必须改变。必须拒绝一切取消主义的假说，例如法国革命共产主义同盟（LCR）的大多数人对共产党 "革新派 "（rénovateurs）的分裂和朱坎（Pierre Juquin）随后的选举运动所发展的假说。
我们必须拒绝认为左派改良主义是工人阶级及其历史利益的正当合理性背书。
我们必须拒绝接反列宁主义的观念，即我们的目标是在工人运动中建立一个 "合法倾向 "的联合党。
同样，我们也必须反对建立一个 "左翼 "的党的观点。这种含糊不清的范式尤其被法国革命共产主义同盟的大多数人用来为其取消主义假说作辩护，先是在 "另类 "空间，然后是在朱坎主义运动中，之后在实践中，在新的──而不是更好的──左派改良主义的版本中。
8）支持反对一切斯大林主义政权的政治革命。支持工人委员会的民主，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波拿巴主义和 "议会民主"。捍卫国际革命的纲领，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反对 "市场社会主义 "和 "自我管理 "的幻想。在国际范围内实行民主计划经济。
任何以集体化财产形式为基础，但缺乏无产阶级民主结构，没有工人阶级政治力量的──尤其是在我们的运动中──多元主义，并由一个不受民众控制的政权统治的国家，都是一个变质或畸形的工人国家，这种统治政权就是斯大林主义政权。
做出这样判断的基本问题不是官僚机构享有多少物质特权，而是我们所面对的政治结构。这表明了我们国际领导人在过去对卡斯特罗政权采取的完全错误的态度。
事实上，古巴在1960年社会转型时就成了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从一开始，它就缺乏任何工人民主和无产阶级多元主义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一场政治革命是一直需要的。
无论如何，卡斯特罗主义最初的 "英雄"时期现在早已过去，今天，任何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早就看出古巴需要进行政治革命，以摆脱斯大林主义的波拿巴的卡斯特罗。
鉴于目前斯大林主义官僚体制的普遍危机，重申对一切变质的和畸形的工人国家的政权进行真正的政治革命的必要性是非常必要的。面对 "真正的社会主义世界 "中发展起来的政治革命、官僚机构的自我改革和社会反革命等方面的混乱混合物，我们必须以工人委员会的权力为基础，明确地重申我们的无产阶级民主方案。我们必须避免在旧的权力结构框架内支持改良主义的解决方案──甚至是激进的解决方案──的任何表象。
同时，我们必须公开打击 "西方"议会主义中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幻想。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与东欧和苏联国家中与我们有联系的各种左派改良派或中派力量开展明确的政治斗争。我们必须捍卫代表会民主的概念，把它作为我们在这些国家建立托洛茨基主义政党的斗争中的纲领性分界线。我们必须拒绝那些试图提出资产阶级议会主义和工人代表会的混乱组合的中派立场。
从斯大林主义危机的经济根源出发，我们必须公开捍卫我们运动的历史斗争，反对 "一国社会主义 "的概念，明确重申，解决畸形和堕落的工人国家的经济问题，不仅在于保卫这些国家的经济基础，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企图，而且在于发展国际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不仅要发起明确的论战，反对 "市场社会主义"，而且要反对 "自我管理 "的幻想。"工人自我管理"，被理解为经济的分散化和每个企业或部门的工人的统治，是小资产阶级集团主义的乌托邦。
对于"一国社会主义 "的官僚式规划，我们必须反过来提出民主集中的规划──或者用托洛茨基的话说，"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民主"。
9）在群众运动中利用过渡的方法进行干预
从总体上看，过渡要求方法的基本概念仍然是《过渡纲领》中指出的。
今天，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群众不是革命的，而政治和社会危机只有一个渐进的解决办法：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我们必须帮助群众在日常斗争过程中去找到当前要求与革命的社会主义政纲之间的桥梁。这道桥梁应包括过渡要求（transitional demands）的整个系统，它们要由今天的条件中，且由工人阶级广大层份今天的觉悟中引申出来，一直到最后的结论：无产阶级夺得政权。
国际上有时有一种倾向，就是忽视过渡要求方法的一般价值，把它作为干预群众斗争的一般方法而放弃。有一种倾向，把过渡要求简单地看成是 "最激进 "的要求，在需要有较高政治地位的场合才能够使用。
有一种倾向是忘记了使用过渡性要求的一般方法论意义和重要性，在客观形势和我们的力量允许的情况下，过渡性要求是一种鼓动形式，但同时也是──而且总是──一种宣传形式，是在群众中推进我们的革命项目的必要工具。
我们必须不断反思和阐述过渡主题。我们必须在我们进行政治干预的所有领域，包括在阶级斗争和我们干预的所有其它方面中发展这一主题。在每一个舞台上，我们的任务是根据过渡性的要求制定方案。
在这一点上，我们首先必须避免采取最低限度的方法，或者更糟糕的是，避免采取对群众运动最初所表达的最低限度的要求给予纯粹批判性支持的方法。我们还必须避免一种作为我们过去政策特点的方法，这种方法声称我们可以单独挑出一种 "爆炸性要求"，这种要求对我们在阶级斗争中的工作具有独特的核心价值。
任何要求，无论多么重要，只有当它被铭刻在一个过渡性要求的体系中时，才具有 "爆炸性 "的价值。在这个体系中，一个核心方面必须是工人控制委员会、罢工委员会、行动委员会等群众的民主和替代性的自我组织，它们具体地提出了托洛茨基在《过渡纲领》中所定义的问题，即 "冠以过渡要求的纲领"，即 "苏维埃的口号"。
10）列宁主义的联合阵线政策
争取工人运动组织的联合阵线是列宁主义政策的一个核心方面。托洛茨基主义者围绕着反资本主义的要求，为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群众的团结而斗争。这就意味着要与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组织和被压迫民族中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争取战术上的协议，包括达成广泛的协议。
这种政策的目的是为了赢得对资产阶级的防御性和进攻性的局部胜利，同时也是为了把改良主义和中间派组织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反帝愿望与上层的政策对立起来，鼓励革命的重整进程，发展群众的觉悟。
联合阵线的政策常常被以机会主义的方式歪曲，在无数场合重复着被托洛茨基公正地认为是中间派特征的态度。
一个中派主义者轻而易举地对联合阵线政策发誓，把该政策的革命内容掏空，把它从一种战术方法变成一种最高原则（《中派主义和第四国际》，1934年2月）。
因此，有必要重申这个问题的一些基本原则。
a）联合阵线对我们而言具有战术性而不是战略性；
b）联合阵线战术的一个核心是在联合阵线本身争取托洛茨基主义的霸权──政治上的，如果可能的话，组织上的；
c）联合阵线必须围绕着具体的要求或围绕着行动纲领来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成为 "宣传集团"。
这些原则立场已经被我们的运动所抛弃。在1977年到1983年，拒绝列宁主义的联合阵线政策，接受中派主义的 "战略性统一 "观念，达到了顶峰，但这些错误仍然没有完全克服。我们仍然存在着无原则的摇摆政策，有些部门还坚持以 "工人运动统一 "的观念为基础的政策，把它看作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战略目标。
在这方面，也必须回到列宁主义的原始革命方法。
11）在工会和其它群众组织中围绕着过渡要求的方案建立阶级意识和革命的反对派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对工人工会和其它被压迫阶层的群众组织的总目标是把它们改造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辅助工具。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在这些组织中建立以过渡要求的纲领为基础的阶级意识的潮流。
我们在工会中的目标并不是建立模糊的 "左派"，基本上是与官僚机构的左派部分一起建立。要说明的是：参加一切严肃的少数逆主流的工会，包括阶级斗争潮流和 "进步官僚 "领导的 "工会左派"，在政治上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但我们必须努力把它们转变为真正的革命工会派别。因此，我们必须反对任何对现存形势和对现在的领导层的适应主义方法。我们必须反对任何把这些结构看作是简单的 "联合阵线 "的观念，在这些阵线中，只需要在 "最低共同点 "的基础上寻求妥协。相反，我们必须发展一种斗争，以赢得工会的反对派和一般的工会接受我们的领导，从而接受过渡要求的革命方案。
这个方法不仅在工人的工会组织中有效，而且在社会上所有被剥削和被压迫阶层的群众组织中也有效。以所谓 "特殊性 "的名义，把对这些组织进行干预的方法和对工人的工会组织进行干预的方法加以区别，是错误的。
12）为了充分认识到大多数人的"特殊压迫"，首先是对妇女的压迫。用过渡方案的方法对 "特别受压迫 "的部分进行干预。
大多数人都受到某种特定形式的压迫，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阶级压迫。
首先是对妇女的特殊压迫，这种压迫由来已久。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运动已经产生了很好的分析和思考文件。从此，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理论分析和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工作发展成为我们组织内外一致的一般政治活动。
在外部，我们必须为建立自主的、群众的、团结的妇女组织而奋斗，在这些组织中，我们必须领导把妇女问题同社会主义观点联系起来的斗争。我们必须在我们干预的各个部门中充分发展妇女解放的主题，不断地把它纳入我们围绕眼前的或过渡性的要求进行的宣传和鼓动中。
在国际及其各支部，必须发展争取领导机关、政治生活和政治活动中真正的女性化的斗争。
除了妇女之外，人类的其它阶层，无论男女，都受到各种特殊形式的特别压迫。
首先是少数民族和移民工人及其家庭，他们承受着种族主义持续增长的后果。此外，还有残疾人、男同性恋者、年轻人和老年人。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考虑，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是由遭受一种或多种形式的 "特殊压迫 "的人组成的。
为了把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在无产阶级和所有被压迫阶层之间建立战略联盟，为解放全人类创造条件，既要开展针对不同被压迫阶层的具体工作，又要围绕他们的特殊压迫开展一般工作。
这就意味着要进行双重斗争。
首先，我们必须在工人运动内部同那些否认特殊压迫的重要性或在思想上或行动上直接支持各种形式压迫的反动立场进行斗争。
第二，我们必须同小资产阶级──或者在某些情况下，资产阶级──领导层和意识形态作斗争，这些领导层和意识形态可以在特别受压迫的阶层的运动中找到。特别是，我们必须反对从压迫中真正和彻底解放的可能性的幻想，这种幻想不是以社会的革命改造为基础的，而社会的革命改造对于消除各种压迫肯定是必要的，却是不充分的。
从我们运动的理论获得和发展这些理论获得出发，我们必须把它转化为一条政治干预的路线。
这既不能建立在经济主义的最低限度的基础上，也不能建立在简单的团结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过渡的方法上。我们必须为不同的被压迫阶层制定具体的过渡方案，围绕这些方案进行干预，并以这种方式努力把自己建设成为特别被压迫阶层的运动及其组织的政治领导。
13）列宁主义的选举政策
第四国际不能把选举问题单纯地看成是一个战术问题。
当然，关于表现形式、何时提名候选人等等的具体选择是战术性的。但是，从方法论上看，选举问题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具有原则性的一般因素。
革命马克思主义历来把选举单独挑出当作为接触群众意识水平的一个重要时刻，在这个时刻，革命党或组织必须努力向最广泛的群众阶层提出自己的纲领和整个政治选择。
作为一般规则，这意味着第四国际各党派的独立陈述。如果由于组织上、技术上或财政上的原因而无法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对改良主义的、中间派的或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党的一个或多个板块给予批评性的支持，试图用这种策略来发展革命的宣传工作，特别是在我们所支持的力量的队伍中。
但是，不能接受的是，以 "革命联盟"、"工人联合阵线 "或 "反帝联合阵线 "的名义，与其它势力──改良主义的、中派的或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势力──在妥协方案上共同板结。事实上，这只能倾向于消除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或组织在群众眼中的另类纲领性特征。
这个原则──拒绝选举宣传集团的中派主义政策──在我们的运动中有着悠久的传统。托洛茨基对1932年德国总统选举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立场，把它与SAP、KPDO（Brandler）[1]和列宁同盟（雨果-乌尔巴恩斯Hugo Urbahns）的中心主义政策对立起来（见他的小册子 《接下来怎么办？》）。
在下列情况下，可以有例外：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在另一个党内工作或进行入党工作；或者因为工人阶级的全部或大多数及其政治倾向已经重新组合在一个联合阵线中（例如英国的工党或巴西的工人党）；或者当一个联合选举名单是一个重新组合过程的表现时；最后，因为第四国际的危机以及因此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下存在着不同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
显然有必要对选举的技术方式（下台的可能性等）采取灵活的态度，并加以注意，但无论如何，选举宣传集团总是应该被拒绝的。
然而，国际和许多支部的政策的特点是托洛茨基所批评的中主义路线。在多个场合，与中派或改良派力量结成了政治集团。
应该强调的是，这种政策的结果要么是灾难性的──例如在秘鲁──要么，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消极的。但是，在我们选择了独立候选人的政策的地方，我们在建立部门和与群众的关系方面获得了好处。
14）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运动的一项组织和政治原则，它不仅具有国家价值，而且具有国际价值。
但是，今天我们国际的结构只是形式上的民主集中制。
在现实中，存在着一种混乱的局面，即在没有现实世界的政治和组织领导的情况下，有一种事实上的联邦制的倾向，只是部分地受到民主集中制的一些形式上的因素的限制。另一方面，我们组织的最高国际领导机构却表现出将其正式权力用于政治操纵，而不是用于民主集中制应有的方法。
我们可以举出与伊朗支部（伊朗社会主义工人党HKS）和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 /US）的关系作为例子。
我们必须对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 /US）与国际的危机和破裂的过程画出一张平衡表。从这一点来看，上届世界代表大会（1985年）进一步恶化了原有的局面。
国际作为 "各支部的国际"──相对于 "积极分子的国际"──的概念被有力地提出来，同时国际的中央结构的作用在实践和理论上被削弱了。
与此相对应，下一届世界代表大会必须有力地申明以下原则，并将其转化为组织和法定条款。
1）国际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党，因此，自30年代成立以来，国际是一个 "积极分子的国际"，所有的人都以国家支部为单位组织起来，都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并对国际的决定有必要的服从。
2）必须建立一个独立于各个支部之外的强有力的国际领导机构，它既是理论阐述的中心，也是政治和组织领导的中心。
同时，必须实现国际内部充分尊重民主，特别是尊重国际各种倾向和派别的权利。
必须为更广泛的国际政治讨论和斗争的权利提供空间，唯一的限制是出于安全考虑。
必须制定明确的规则，而今天却存在着混乱。特别是，有必要从法律上明确国际领导机构的选举标准，为政治讨论和决策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IEC和统一秘书处USec）提供比例标准，而严格意义上的执行机构（主席团）应考虑到世界代表大会辩论中表达的不同立场的重要性。
在这个总的框架内，不同倾向的代表参加领导机构的人选应由各倾向自己确定。
15）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的重组政策
我们的组织必须认识到第四国际的严重危机的存在。
从50年代初巴勃罗派修正主义在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上的胜利和随后的分裂开始，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危机已经被加深。
这种危机最明显的结果是，自称托洛茨基主义的力量受到分裂局面的困扰。
事实上，在许多国家，我们国际以外的组织比我们的支部更重要，有时甚至更重要。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阿根廷──存在着重要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而我们的国际却几乎没有。
现实情况是，我们的组织虽然是最大的组织，但它的队伍中只聚集了少数自称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先锋派激进分子。
实际上，任何国际组织，包括我们的组织，今天都不能自诩为第四国际。
我们必须考虑到第四国际在组织上四分五裂的情况，这与第四国际内部修正主义立场的发展和巩固有关。
我们必须制定一个明确的行动方针，以结束这种局面，实现第四国际的组织重建，这与第四国际的政治再生是分不开的。
因此，我们的国际组织有必要对国际上最重要的托派潮流制定革命的托派重组政策，表明与其它力量统一的明确建议。
这并不意味着回避政治讨论，也不意味着把所有自称托洛茨基主义的力量放在同一水平上。
并不建议重蹈1978年的复辙，当时国际试图与朗贝尔主义的第四国际重建组织委员会（OCRFI：Organizing Committee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发展一个 "冷 "的融合过程，而不考虑其政治性质。
相反，我们必须发展一种广泛的讨论，澄清立场和分歧，并在明确的基础上，甚至在不同的立场上，导致各种力量的原则性统一，这些力量尽管目前很混乱，但与托洛茨基主义纲领保持着充分的联系。例如，在我们的组织之外，还有国际工人联盟（International Workers League (LIT)）、法国的工人斗争（Lutte Ouvrière）及其盟友、阿根廷工人党（Argentinian Workers Party）及其盟友，以及其它几十个小组织，有时只是全国性的。
在这个团结的框架内，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有可能也有必要发展斗争，以最终打败一切形式的修正主义，使第四国际能够完成其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的历史任务，解决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危机，并随之解决人类的历史危机。
原文链接：http://www.progettocomunista.it/90XIIIWCUSFIAppelloTendenza.htm
[1] 海因里希-布兰德勒：1921年至1923年期间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