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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附录〕
死者终于发声
来源：俄罗斯《生意人报》
Ъ-Спецпроекты - Наконец-то мертвые заговорили
（2018）
Zveza zvezd 译
在2018年年初，上乌拉尔斯克监狱进行了一次翻修。在更换地板的时候，工人们在其中一个囚室里发现了放有手稿的秘密储藏处。这些自制的杂志和小册子是由30年代未经法律程序审判而被直接投入监狱的政治犯们写成的。车里雅宾斯克州的联邦监狱管理局允许对部分文件进行影印——现在，《生意人报》（《Ъ》）将它们公之于众，并附带一些历史学家的评论。
在上乌拉尔斯克监狱312号囚室进行地板定期维修工作时，工人们发现了秘密小册子的储藏处。这座建筑修建于1910年到1920年之间，而从1925年开始的十年里，这里充当了格别乌（ОГПУ）和内务人民委员部（НКВД）的政治犯隔离场所。“这个囚室的地面是一些用层压技术制成的薄板——一片叠着一片。它的下面是轻薄的垫板，再下面就是一些残渣，所有东西都被藏在那里，” 车里雅宾斯克州联邦监狱管理局的新闻发言人对《Ъ》说，“为了把地板拆下来，我们需要对整个囚室动工，但三十年代的政治犯们设法把文件藏了进去。”所有的文件都卷成了轴，并且捆在一起。“可能是为了更不引人注意。”发言人推测说。其中一部分文件被苏维埃的报纸包裹起来，以便于存放和提高保密性。
囚室里总共发现了30份文件，其中一部分损毁严重，无法在不借助专业设备的情况下阅读。与此同时，部分小册子上还提到了一些没有在312号囚室找到的文件。联邦监狱管理局发现的文件里有如下一些文章：《列宁主义反对派的策略和任务》，《革命的危机和无产阶级的任务》《苏维埃国家的演变以及波拿巴主义的危险性》。囚犯们甚至发行了手写版的杂志《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上面刊登犯人们的文章，比如《二层囚犯放风时的讨论会议言论记述》。文件里还提到一些房间的号码，以及一封《给编辑们的公开信》。
联邦监狱管理局相信，这也许不是政治犯们留下的唯一一处储藏点，但他们不打算特地为此去撬开其他囚室的地板——他们需要等到下一次定期维修。
现在国立车里雅宾斯克大学历史哲学系正在对这些手稿进行研究。学者们说，他们希望能在两年内公开发行全部文件的汇编集。
应《Ъ》的请求，联邦监狱管理局同意对其中两本册子进行影印：《列宁主义反对派的策略和任务》，以及《国内形势和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Ъ》提供手稿的照片（ZIP格式，共14MB）及辨认后的文字版本供读者阅览。与此同时，我们的编辑邀请了俄罗斯著名的历史学家对这次发现进行评价。他们点评了手册上的内容，告诉我们这些手册的作者是谁，以及作者们之后的命运是如何确定下来的。
谁编写了这些手册？
他们为什么会进监狱？
茹科夫：首先我们要清楚20世纪20年代中期我国的政治局势。在我看来，那时的政治权力分为三个派别：“左派”是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随者，以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右派”是政府首脑李可夫和党的主要理论家布哈林；“中派”则是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和其他一些人。左、中、右，他们争斗的结果如何，我们都很清楚了。
古谢夫：很明显，手册的作者是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是反对派的代表，托洛茨基的支持者。1923年开始，他们在党内进行反对斯大林的斗争，最后在1927年遭到失败：联共（布）九大通过了将所有反对派开除出党的决议，约有七千人受到波及。其中一部分人屈服了，承认自己的观点是错误的，然后恢复了党籍。但是还有数千名积极分子坚持进行抵抗，他们称自己为布尔什维克列宁派。
福金：虽然他们是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但他们并不自称托洛茨基主义者，而是叫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对他们来说这种强调是非常关键的。他们认为，有一种列宁领导实现的“正确”的革命，还有一个由列宁和托洛茨基共同建设的“正确”的苏维埃联盟。
古谢夫：从1928年到1930年的三年时间里，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以一个地下政治组织的形式进行运作。他们发布地下通讯稿，印刷传单，试图去影响工人阶级。当然，斯大林的格别乌花了大力气和他们斗争。他们中有一部分人被流放，最活跃的那些人则被送去了政治监狱，而上乌拉尔斯克的监狱则是这些政治犯的主要去处。
监狱到底是什么样的？
囚犯们怎样成功发行这些手册和杂志的？
茹科夫：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苏联境内共有5个政治隔离所：雅罗斯拉夫、苏兹达尔、上乌拉尔斯克、车里雅宾斯克和托博尔斯克。它们还不是古拉格集中营，而是专门用来隔离社会异见分子的监狱。他们可以在那里看报读书，继续从事他们的工作——政治。
列普尼科夫：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从20年代到30年代初这段时间里针对反斯大林派别的政治压迫，和1934年起开始实施的政治压迫完全是两个概念，它们的性质全然不同。当然，监狱的管理和20年代相对平静的局势并不允许他们建立任何“讨论俱乐部”或是进行公开的托派政治鼓动，但他们对革命的辩论甚至仍然可以在监狱里进行。
国内正在进行的事件以它独特的、把历史的当下阶段同前些年明显区分开来的性质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这些特征似乎标志着无产阶级专政‘中派时期’的最后阶段，预示着一次直接的过渡：如果无产阶级有足够的力量扭转政柄，使国家向它需要的方向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在一个更高的基础上复兴；反之，如果波拿巴主义的反革命占了上风，它就会面临最终的灭亡。”
——《国内形势和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
古谢夫：隔离所里大约有250人。那里不只有布尔什维克列宁派，还有其他一些政权反对者：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一个叫“共产主义区域“的组织在囚犯中壮大，逐渐成为了狱中最大的团体——1932年，组织内有140至180名共产主义者反对派，即所谓的”上乌拉尔斯克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团体“。
上乌拉尔斯克隔离所保存了监狱维护的“政治“规章。狱方没有把政治犯同刑事犯混为一谈，而是把他们单独安置，并且给予他们一些指定的权利，例如，他们不需要参加强制劳动。他们被按楼层分批带去放风，同一层楼的”居民们“就可以在这段时间里开展讨论、辩论，甚至是发表报告和监狱”黑刊物“（самиздат）。
南斯拉夫共产党员安特·奇利加（Ante Ciliga）是隔离所里的其中一名囚犯，他奇迹般地重获自由，逃离了苏联。他出版的回忆录里讲到，他被上乌拉尔斯克隔离所里的气氛深深地震惊了。据他所说，隔离所是全苏联唯一一处还存在开放而生动的政治生活的地方。奇利加写道：这个监狱是自由的小岛，因为监狱之外万马齐喑，监狱之内却可以畅所欲言。他说，这里可以看到苏联真正的议会——如果这里准许搞选举，就真的可以选出一个议会来。
南斯拉夫共产党员安特·奇利加（Ante Ciliga）
福金：有一种历史观点坚信，在1927年托洛茨基失败之后，俄罗斯的左翼反对派实际上就不复存在了。但这次的发现证明，就连斯大林的监狱也没有摧毁这些人。他们组织起来，并且继续抗争。从他们的手稿里可以看出，他们真的在不懈努力，为苏维埃的发展提供一种替代方案。
我们可以从手稿里了解到什么信息？
福金：有一个穿插在几乎所有手册里的主题，那就是斯大林让苏联走了歪路。比如说，《苏维埃国家的演变以及波拿巴主义的危险性》这篇文章就表明了这一点。他们写道：让我们回想一下，法国大革命是如何发展的。一开始是正确的：为穷苦人的权利而斗争，消除所有的封建形式。但接下来拿破仑·波拿巴掌了权，他加冕称帝，彻底颠覆了革命。政治犯们又指出，现在斯大林的举动就像拿破仑一样，那么未来也是在预料之中的——大约会和在拿破仑手下一样，不是主张革命，而有某种帝制倾向。其实他们是对的。他们相当正确地评价了斯大林主义的发展趋势、个人崇拜的形成、民族主义，等等。
在另一份文件里，他们于1932年就预测到了苏德战争的爆发，并且相当严肃地建议首先把红军的空降部队部署到德国去。这当然是纸上谈兵和空想主义，完全脱离了现实，但不管怎样他们为情况的发展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也许斯大林比提出这种军事冒险想法的作者还要更实用主义。
在这些手稿里，我们看到了另一种更像是科幻作品的现实可能性，他们所描绘的另一种苏联真的相当有趣。
“机构里的反革命核心在失去统治工人群众的权力之后，会不惜用一切手段阻止我们向贫苦农民施加影响。但当他们想尽办法要用超左翼的冒险进行清算时，在他们测算农民阶级要做出多少让步时，贫农们决不会袖手旁观的。因此我们在农村的境况绝对不是毫无希望。我们不仅应该向农业工人，还要向更重要的农民阶层阐明：列宁反对派绝不会屈服于全面集体化的狂热，绝不会被用行政手段消灭富农的幻影所蒙蔽。”
古谢夫：我们的话题涉及到1932到1933年，这个阶段紧随着所谓的“大转变”——斯大林在那时终止了新经济政策，启动了全盘集体化和猛烈的工业化。这种社会经济现实是作者们注意力的焦点。他们相当尖锐地批评了斯大林的路线和整个斯大林体系。对于他们来说，斯大林主义就是官僚集团的专制权力，它背叛了革命，曲解了布尔什维主义的传统。
他们写道：这个集团无节制地剥削工人，抢劫农民，使他们陷入饥饿，逼得农民起来造反。他们又直言不讳地说：斯大林政权就是靠“发达的欺骗和暴力系统，靠格别乌的血腥和目无法纪”支撑起来的。
他们说，官僚政权把国家拖入到超左翼的冒险之中。“饥饿有着瘦骨嶙峋的手，它将更加凶狠地刺进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喉咙里。”他们认为，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采取的方法从长远角度看会破坏生产力。列夫·托洛茨基在国外也对五年计划做出了评价，我们可以看到，他被关押在上乌拉尔斯克监狱高墙之内的支持者们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从这些文件里，他们得出了决定性行动的实施方针。他们写道，工人应该为恢复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而同一时间的托洛茨基直到1933年都还坚持认为，可以在部分同意官僚统治者的基础上改变整个系统。托洛茨基在1933年仍然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写信，向他们提议和平、改革，诸如此类。而在苏联内部，实际上已经没有和他一样，对中央抱有幻想的人了。也就是说，他们比托洛茨基自己还要激进得多。
“1932年主要农业运动的负面结果意味着什么？——在阻力不断增长和农产业破坏的基础上，它们揭示了农业的进一步退化。农民以这种消极的形式表达了乡村地区对于领导经济工作的官僚系统的政治反对。而对工人阶级来说，这一切都意味着他们物质条件的进一步恶化：饥饿那瘦骨嶙峋的手将会更加凶狠地刺进他们的喉咙。”
茹科夫：他们认为，斯大林没有能力完成五年计划。不会有什么工业化，一切都会失败，最后落入深渊。他们对实际建设落后于计划的程度做出了精细的计算，并且找寻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谁呢？那当然是斯大林。只有他要为这一切负责！
随后，文件的作者直言不讳——一旦斯大林被判定有罪，那么从工人阶级里崛起的反对派就能得到巩固，然后把权力握在自己手里。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提出了一种相当不准确的观点，即斯大林的中派集团有可能会推行一些政治改革。
列普尼科夫：有趣的是，他们不光批评斯大林，而且还反对布哈林。他们鄙夷地把他的经济方案称作“乌斯特里亚洛夫-布哈林主义”。
打倒斯大林的全盘集体化！向以乡村贫农和雇农的首创精神以及与中农的联盟为基础的、真正的列宁主义集体化致敬！”
“为了限制剥削富农的主张而奋斗！反对乌斯特里亚洛夫-布哈林主义的新‘耐普’计划！”（译注：新‘耐普’[НЕО-НЭП]指支持重拾新经济政策的主张。）
“我们的革命将很快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结合在一起！万岁！”
我们能说出这些手稿作者的具体名字吗？
古谢夫：我们从其他渠道得知谁被关在监狱里，这些渠道里包括托洛茨基的《反对派公报》，上面公布了所有被逮捕同志的姓名。但现在我们找到了确切的证据——文件之中有人员的清单。他们是用首字母签名的，但大家都很清楚，这些首字母指的是谁。比如，一份文件里提到了МБМ，显然，这里指的是米尔曼（Мильман）、巴尔金（Баркин）和梅尔奈斯（Мельнайс），三位在狱中的著名反对派活动家。其他的一些首字母也能被完全解读。
我们发现，这里关押着一整群优秀的理论家、共产主义反对派的思想家、红色教授学院的毕业生、记者、历史学家、社会学家……
政治犯们接下来的命运如何？
古谢夫：安特·奇利加在他的回忆录里认为，这些人只能被勉强看作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的政治思想经历了严肃的进化，使他们变成了极权主义的自觉反对者。他们意识到，必须要用激进的革命手段改变整个系统。
他们的命运充满悲剧，因为政权对这种自由主义忍耐不了多久——哪怕这种自由深陷牢狱之中。从1933年起官方就开始逐渐流放一部分人，并把另一部分人送进集中营。随后，又把他们分流到普通的监狱和古拉格设施去，但哪怕是在这种地方，他们也没有停止斗争。甚至在斯大林的古拉格里，在最恶劣的条件下，他们还在尝试反抗，组织了监狱罢工和绝食抗议。此时，他们得出了结论：斯大林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必须要誓死进行抵抗。这一切只有一个可能的结局。事实上，安特·奇利加是唯一一位幸存者，其他人都被斯大林下令枪决了。
别连金：大约在1935年，官方把他们从政治隔离所里押解出来，送去不同的流放地：我们从各种回忆录里得知，有些人被送去沃尔库塔，有些被送去马加丹。还有包括多罗申科、雅科文和普萨尔莫别夫采夫在内的数十人被送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米努辛斯克。他们在流放中没法进行什么活动，因为他们一直被严密看管着。每个人都在工作，租住在房间里，等待着下一次拘捕。他们心中已经不存在任何幻想了。
1936年，官方在他们暴露的线索引导下展开了搜查，希望找到这些手册。他们尝试把手稿从监狱里弄出来，因为他们希望能有一线机会把这些文件传递出去，也许有机会能和国外的托洛茨基建立联系。
首先搜查了多罗申科。在关于这次收缴的档案里这样提到：“在专门挖好的凹槽里有圆柱形的小筒，里面发现了多次折叠的手稿”；“在装着钢笔的手提箱内侧发现了藏有纸片的圆筒”……接下来他们传唤了雅科文，并且问他多罗申科有没有给过他毡靴，但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结果毡靴里也叠着从隔离所带出来的纸条。全部12名曾经在上乌拉尔斯克呆过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都受到了讯问：他们的团体，以及他们的出版物。
当权者如此害怕这些人，害怕这些病怏怏的囚犯。毕竟他们已经放弃了一切，除了罢工什么事也不想。最后，他们的死法简直绝无仅有：未经审判，他们就在暴风雪中遭到了机枪的扫射。
在您看来，这次发现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列普尼科夫：这次发现独一无二。公布这样的史料能够为苏联党内斗争史增添不少清晰的细节。历史学家们长期以来都知道监狱里存在这样的政治“黑刊物”（正是政治！），但是这还是第一次发现这么多原件。
古谢夫：我的工作就是研究这个课题，对我来说这是极其珍贵的发现。这些文件真实地展现了那些在30年代自称斯大林政权反对派的人们的立场——他们并不隐瞒这一点，而是公开地表达看法。
这次发现的独特性在于，这类文件是首次发现的。历史学家们知道有这种手写文集的存在——早在30年代初，一部分文件就随着托洛茨基一起出了国，并且被发表在《反对派公报》杂志上。但是，只有很少一部分苏维埃反对派文件被托洛茨基带走。迄今为止，历史学家们都找不到那些文件：长期以来我都在寻找它们，向所有档案馆发电询问，请他们进行搜索，但在哪里都得不到肯定的答复。
茹科夫：这些文件非常独特，它们的完好性令人惊讶。因为在此之前，我们事实上只能知道谁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而他们的名字在战前都是用来吓唬小孩子的。（注：茹科夫先生出生于1938年）的确，毕竟那个时候最严重的指控就是“托派”。
我们都知道托洛茨基，知道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和皮达可夫，但没人知晓他成百上千的狂热追随者究竟是谁。而现在，我们有机会去认识一个普通的、鲜活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想法。他们如何评估国内的局势？他们有什么建议？他们的希望是什么？这就是最重要的。死者终于发声，相信您懂我的意思。托洛茨基主义者对我们来说不再是一个神秘而模糊的群体，这一点非常关键。他们变成了鲜活的人，有自己的思想，也有自己的梦。
《Ъ》在此公开一部分上乌拉尔斯克监狱政治犯的信息，新发现的文件上提到了他们的名字。
米哈伊尔·安东诺维奇·波德罗夫，1902年生，1919年至1923年在红军服役。1920年加入俄共（布），1927年因“托洛茨基反革命”指控被开除出党。1935年被判五年劳动改造，1937年9月14日遭枪决。
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萨索洛夫，1902年生，农学家、计划人员。被判三年劳动改造。
伊万·彼得洛维奇·普萨尔莫别夫采夫，1897年生，钳工。1916年入党，1917年至1921年在红军服役。1927年因“加入反对派”而被开除。1929年被判三年政治隔离，1934年因参加“托洛茨基反革命”被判流放米努辛斯克三年。1938年3月30日遭枪决。
卡尔·彼得洛维奇·梅尔奈斯，1901年生于拉脱维亚，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前成员，就读于莫斯科大学物理学数学系，并于1925年开始领导众多学生反对派团体。1927年被捕，1930年被判三年劳动改造。1938年3月3日遭枪决。
阿隆·叶夫列莫维奇·帕皮尔梅斯特，1902年生于托木斯克，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9年被除名。1935年因“反革命罪行”被捕，1937年10月8日遭枪决。
帕维尔·叶夫列莫维奇·帕皮尔梅斯特，1909年生于图拉，1937年被捕，1938年5月9日遭枪决。
萨穆伊尔·叶夫列莫维奇·帕皮尔梅斯特，1908年生于鄂木斯克，1930年被捕，被判三年劳动改造。1937年再次因“托洛茨基反革命罪行”被逮捕，1937年11月17日遭枪决。
维克多·鲍里索维奇·埃尔岑，1900年生于莫吉廖夫，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参与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和实行。1918年任维亚特卡省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年在东部前线某师任政治部主任和政委。1926年至1927年在莫斯科国立鲍曼工程学院任教，并开始为托洛茨基的著作充当编辑，随后成为他的私人秘书。同年被捕，流放至阿尔汉格尔斯克。1929年被移至上乌拉尔斯克监狱，1938年3月1日遭枪决。
曼·萨莫伊洛维奇·涅维尔松，1896年生于里加，1918年至1920年在红军服役，任政治部主任和政委。他的妻子是妮娜·涅维尔松（原姓勃朗施坦）——托洛茨基和亚历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的小女儿。1927年被捕，被判在上乌拉尔斯克隔离所服刑三年。
弗拉基米尔·维肯捷维奇·科西奥尔，1891年生于波兰，1906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1922年至1924年任《劳动报》编辑，因支持反对派被开除出报社。1928年因继续从事托派活动被流放波克罗夫斯克，随后被判三年政治隔离，又被流放到米努辛斯克。1936年7月10日被判五年劳动改造，1938年3月30日遭枪决。
玛丽亚·萨姆索诺夫娜·马吉德，1897年生于敖德萨，科西奥尔的妻子，1917年入党，1928年因“托洛茨基反革命”被开除出党，同年被移至上乌拉尔斯克隔离所。1936年3月5日被判五年劳动改造，流放到米努辛斯克。之后下落不明。
格达里·马尔科维奇·米尔曼，1907年生于柏林，1924年加入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因“托洛茨基反革命”被开除。1928年遭流放，1931年至1933年在隔离所服刑。1936年3月6日于米努辛斯克再次被捕，1938年3月1日遭枪决。
安纳托利·巴甫洛维奇·多罗申科，1898年生于施吕瑟尔堡，1929年起在隔离所服刑。1936年3月5日因“鼓动反革命”被捕，被判五年劳动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