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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第十六次世界大会决议报告
2010年2月
Mobilization for the climate and anti-capitalist strategy
气候和反资本主义战略动员
丹尼尔·坦努乐（Daniel Tanuro）
30亿人缺乏生活的必需品。需要增加物质商品的生产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因此，要增加能源消耗。今天，百分之八十的能源来自化石，这是导致气候系统失衡的一个温室气体源头。
但是，我们不能再允许自己让气候失衡。我们离一个“引爆点”可能不再很远，越过这一点，按人类时间表无法控制的和不可逆转的现象有可能启动，它可能导致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地球6500万年没有经历过的状况：一个无冰的世界。一个世界中，同今天的水平相比，其海平面将上升大约80米。
冰完全的消失，当然不是明天：这个过程可能长达一千年。但它可以在20，30或40年内启动，涉及在本世纪末海平面数米的上升。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有必要从根本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因此要做到在两三代的时间内完全没有化石燃料。
没有煤，石油，天然气，怎么办？这是可能的，即：可再生能源的技术潜力足以补偿一切。但在实践中，在我们极短的处理时间里，只有密切连接能源消费的重要减少，能源过渡才有可能。削减如此之大，不能只通过能源效率的提高来实现：物质生产和货物运输的减少是必要的。
这足以让人们了解和认识到，人类正面临巨大的挑战。一个全新性质的挑战，将主导21世纪。一个挑战，有助于确定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和一般工人运动的干预条件。
无论在社会层面，还是环境层面，资本主义不能接受这一双重挑战。更确切地说：它不能以人类可以接受的方式应对它（稍后，我会回到这一点）。这个无能为力的原因在两个层面上是同样的：资本主义的目的不是为满足有限的人类需求而生产使用价值，而是由许多竞争资本，围绕对手国家组织起来，生产潜在地无穷的价值。
熊彼特说，一个没有增长的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生产的相对非物质化的确是一个现实，但是大量商品生产的增加足以弥补它。积累动力是根本原因，对于它，“绿色资本主义”是一种幻想，“社会资本主义” 也是这样的。毫无疑问，有绿色资本，甚至越来越多，它们带来可观的剩余价值。但他们并不能取代肮脏资本：它们被添加到肮脏资本身上，因为后者做主导，所以它们确定前者的节奏、技术选择和引进的方式。
最近的过去不会留下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疑问。看看奥巴马：在总统竞选时，他答应让污染者付出代价，以大力支持绿色能源（10年1500亿美元），并帮助社会弱势群体阶层，以处理能源价格的增加。这项政策可望创造500万个就业机会。但随着次贷危机，关于所有这些意图，仍然是无所作为。在美国，在欧盟，污染者将得到污染权而无需任何代价，出售污染权而盈利，并将代价转嫁给消费者。
资本主义的气候政策强化了破坏气候的资本家。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化石能源的说客及其相关的部门，如汽车，造船，航空，石化和其它部门在活动。这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根据该分析，垄断者们有能力放慢利润率的均衡化。在化石燃料的情形中，这种能力之所以较强，完全是因为它掌握了矿藏矿山等的所有权，掌握了地租。结果就摆在我们的眼前：在所有国家，气候计划所代表的，甚至不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必需的一半。此外，这些计划正在加深社会的不平等，还伴有危险的技术冒进：核能，大规模的生物燃料生产和二氧化碳捕获和地质封存（应该使煤变得“干净”）。
正是在这个一般的框架内，我们要查看哥本哈根闹剧：超级媒体化的会议，本来应该导致一个新的制约性和雄心勃勃的国际条约，接替以失败结束的京都议定书，但结果是：没有硬性数字目标，没有期限，甚至没有衡量排放量之减少的参照年。
此外，哥本哈根很可能标志着比京都议定书更危险的政策转折点。事实上，通过该协议，他们得出结论，25个污染大国基本上摆脱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科学压力和共同但有责任区别的原则。这是帝国主义和新兴的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讨价还价协议，它们站在人民，工人和全球穷人的背上分配大气。非常令人担心的是，12月的坎昆会议将确定这一转机。在这种情况下，在当前国家气候计划的基础上，我们可以预计，2100年平均地表温度的上升在3.2和4.9°C之间（相对于18世纪）。
我们应该警惕落入一个有末世论意味的灾变主义。确实，某些世界末日的说法，只会引发紧迫感，以便主张牺牲，并且驱走资本主义的责任。但是，毫无疑问，摄氏4度的温度上升将导致真正的社会和生态灾难。
此处，这是一个对威胁作准确度量的问题。它不是受到威胁的地球未来的问题，也不是地球生命的问题，甚至也不是人类生存的问题。除了小行星落在我们身上，大规模的核事故可能是唯一能威胁到我们人类生存的东西。气候变化在任何情况下，不会构成这个威胁。但它的威胁是严重恶化30亿男女的生存条件，这些人已经缺乏生活的必需品。它威胁到他们中间数以百万人的生理生存，而这些人对全球变暖的责任最少。
在‘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大浩劫’中，迈克·戴维斯详细描述了19世纪末饿死了几千万人的可怕饥荒。这些饥荒是罕见的一系列厄尔尼诺现象和世界农产品市场形成的综合结果。我们必须估计到，这类悲剧在重演。由于时代的不同，导致这幕戏剧的，完全是大资本对利润的渴求，特别是基于矿物燃料的垄断行业。这使我们能够准确确定资本主义无能应付这个挑战的原因。“对于资本主义，不存在没有出路的情况”，列宁说。的确如此。但这次的出路可能是特别野蛮的。
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是同一个危机
很明显，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是同一个危机，即：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生态危机”的说法是误导人的：不是自然处在危机中，而是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处在危机中。不是气候处在危机中，而且对气候的干扰一般并非因为“人类活动”；而是由于这项活动的某些方式，那些历史决定的、基于化石燃料的活动方式。换句话说，生态危机并非其它，而是资本主义的深刻制度危机的表现。
绝对显然的是，满足发展的权利，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同时在未来四十年必须大量削减排放量，要这样做，只有采取彻底的反资本主义的观点，才有可能。在本报告的第二部分，以斯帖·维瓦斯将回到我们的政治任务。我只想在这里列举必要的主要措施，即：移除无用或有害的生产，计划过渡到另一个能源体系；建立可再生能源和发展能源效率，而且不计成本（考虑热力学的合理性，而非利润）；通过有关国家的公共部门，向南方人民大规模及免费地转移清洁技术；成立世界基金，帮助贫穷国家适应全球变暖的影响；支持农民农业，反对农业企业；重新布局大部分的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通过侵蚀资本的收入，重新分配财富；彻底减少工作时间和工作节奏，但不减工资，额外雇用工人；没收信贷和能源部门…。
人们说：“知易行难。”毫无疑问，但首先要做的…就是‘说出来’。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国际，一开始就必须做的，也就是：说出来。这将不会孤立我们，相反，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其实给了反资本主义的选择方案以相当的可信度。这个问题的实在规模，它的全球性质，它的紧迫性，后果可见的可怕的不公平：所有这些造成这个可能，即以直接的和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引进彻底同广义的商品生产决裂的需要。
考虑到利害关系的深远影响，它比一个政策的选择多得多：它是一种文明的选择。通过气候的危险，资本主义使我们有可能恢复共产主义的真像：一个名副其实的文明工程。一个以理性和谨慎的方式，自我管理共同自然资源的人类社会，其目的是让大家生活得很好。面临含糊的反自由主义的项目，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加强了我们明确的反资本主义路线的选择，正如我们拒绝对管理资本主义的政府的任何参与。
在战略上，对我们来说，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同一般的剥削和压迫者的斗争是没有区别的。能有效地进行斗争的，只有他们：工人阶级，青年，妇女，穷人，小农，土著人。工人阶级必须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只有它可以提供另一种生产模式的基础，在这个模式中，它将决定生产什么，如何，为何，为谁生产和生产多少。
在同一时间，说一般环境问题，特别是气候的斗争，难以引入工人运动，这是一个保守的说法。这种困难来自工人的现况，他们作为受剥削最深的阶级，脱离生产资料，尤其是脱离作为生产资料的自然，并认为由资本占用的生产资料像敌对势力那样面对它。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把生态融入阶级斗争的可能性，取决于阶级斗争本身。工人越是被打击分化和士气低落，他们就越发认为保护气候是一个威胁，资本家阶级就会更加真正使用气候保护为借口，加倍攻击他们。在这种背景下，只有在深信行为清醒和负责任方式之必要性的消费者，和忧心于其就业丧失的生产者之间的内在冲突的疏离形式中，生态意识才能够取得进展。
另一方面，工人在他们的斗争中越成功，他们就越对自己的实力有信心，就越能处理生态问题，集体意识到，作为生产者和自己产品的消费者，反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案是至关重要的。
有利于被剥削和被压迫者的，各种力量之间的较好关系，是气候危机的反资本主义解决方案的必要前提，换言之，是任何可接受之解决办法的必要前提。但这个前提是不足够的，并且不允许我们拖延，直到后来为环境而战。事实上，除了它的紧迫性，生态问题有一些具体特点，以至于一个反资本主义的阶级意识的形成，在这里比在其它领域遇到了更大的障碍。
三个推论：
首先，是建设一个政治工具，一个反资本主义政党的重要性，这个政党有能力分析这个双重危机，即社会的和生态的危机。很少会那么明显地要求一个革命的政党和一个革命的国际，像一个集体知识分子那样行事；
其次，是需求纲领的重要性，它能够具体联结资本主义危机的社会和生态面。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就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社会的观念，气候危机给出一个新的话题，同时修复过渡纲领的概念，能够建立当前的形势和这一全球性替代纲领的桥梁；
第三，社会辩证法的重要性，它帮助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以发挥其作用。这不是偶然的，农民，土著人民和青年在为气候的社会动员前线。青年人在争取自己的未来，反对一个可怕的社会，在那里当权者知道正在发生什么，却让它发生。至于农民和土著民族，不同于工人，他们没有脱离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面对残忍对待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已经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是其总体斗争的一部分，并赋予它强大额外的合法面。“农民可以冷却农业商业正在加温的地球，” 哥本哈根会议前一点时候，农民之路的一个正式声明如是说。工人们也可以让地球降温。通过为需求而不是为利润生产，大幅度减少工作时间，等。社会运动的凝聚可以帮助他们意识到他们所代表的巨大力量。莫拉莱斯在科恰班巴召开的会议有特别的重要性。
第四国际将自称为生态社会主义者
通过这项决议草案，第四国际会自称为生态社会主义者。有些人拒绝这个标签，说：“有什么用，社会主义足够了”。在生态社会主义的对手中，还有那种人，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改变，他们不同意十月革命的单纯模式应该染上生态问题色彩。据我所知，他们不是我们队伍中的。此外，还有些同志，在承认联合的社会和生态危机的根本创新性的同时，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是对政治生态学的不必要的让步。这不是那么一回事。
我们可以详细讨论是否有作为马克思生态学的东西。就个人而言，我认为马克思是十足的生态学家，以前我们已经说过他是生态学家。但是，这并不是真正重要的。
真正重要的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流派都错过了生态问题，他们中有些人仍然无视它，至今他们都难以用令人信服的方式响应它。
首先，称自己为生态社会主义者，是说：“我们理解”或至少，“我们知道，我们必须了解我们不理解的东西。”这是一个瓶子上的新标签，有点像列宁说的必须穿上的新衬衫。一个新的标签可能是有用的。
但是生态社会主义远比标签的意义多。虽然这个概念仍在发展中，我们可以指明其一系列与社会主义颇不同的地方，这个社会主义有几代斗士构想的社会主义，还有我们自己目前设想的社会主义。
其出发点是，稳定气候意味着一个不同的能源系统。不仅是生产电力、热力或运动的其它技术，而且一个不同的农业，一种不同的理性和一个不同的空间组织。这一新体系的建设，必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要求破坏资本主义的生产机器。取得政权只是这个动荡的起点。
必须建立新的能源系统，意味着必须分散电力生产——这特别是合理利用热量的前提——并迁移其部分的生产。分散和迁移完全与世界社会主义计划兼容，是民主自治管理必不可少的。但是，不会真的有争议，因为这两个议题并没有自然地出现于我们的规划惯例中，而后者把重点放在生产和交换的世界规划上。
另一组新的问题涉及到活劳动的重要性。对于诸如个人护理，教学，卫生等服务业中的活劳动，需要作投资，我们的规划给这个需要以一个重要的地位。所以这些问题对我们并不陌生。但是，对于所有其它方面，我们依靠的观念是，机器和机器人将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把生产者从体力工作的重负中解放出来。这种观念必须受到质疑，因为对生态系统的照护需要智能和敏感，这只有通过人的劳动才可能。在农业的情形中，这是特别显而易见的：为了“冷却地球”，就像农民之路 组织所说的，有必要，用农民农业或合作有机农业取代农业综合企业。这必然意味着更多的投资用在人的劳动上（这既不意味着回到原始农业，也不意味着停止进步，但是，这是另一种进步的形式）。
最后，需要重新审查自然的真正含义。在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确不能再满足于单从生产的角度看自然，也即把自然看作为一个资源仓库，一个工作平台和废物垃圾场。我们还必须学会如何从自然本身的角度来看自然，从事物大规模交流的角度，从生态系统运行条件的角度看自然，后者也即生态系统运行条件，将决定人类的生存条件。马克思关于这个主题留有宝贵的指示，我们必须抓住它们，发展它们。
有关所有这些问题，该决议只是为理论工作的进行开路，第四国际还要回到这项工作。但重要的是，现在发出一个信号，表明我们正在前进。在12月的哥本哈根，一个突破打开了。这是第一次，在全球环境问题上的群众动员有了反对该制度的社会斗争的特性：“改变制度，不变气候”， “要地球不要利润”。这种国际主义运动将得到发展。它为我们提供了相当大的潜力。一个反资本主义的趋势没有等待我们去发展。我们必须加强它。
丹尼尔·坦努乐，经过认证的农学家和生态社会主义的环保主义者，为“左派”杂志（社会主义工人党(LCR-SAP)的月刊，第四国际比利时支部）撰稿。
Anti-capitalism and climate justice
反资本主义与气候正义
埃斯特·维瓦斯（Esther Vivas）
今天，气候变化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首脑会议的政治，社会和媒体的影响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首脑会议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对于它自身制造的危机，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绿色资本主义提供的技术解决方案（核电，大气碳的捕获封存，生物燃料等），会有重大的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这些都是气候变化的虚假解决方案，试图隐瞒那些导致我们目前危机局势的结构性原因，引发资本的短期计算和生态平衡的长期节奏之间的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这样一个运动，该运动了解当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模式的影响和责任，把全球气候威胁同日常社会问题联系起来，能够挑战绿色资本主义主导的话语权。哥本哈根会议看到了气候正义运动的表达有增加，恰好配合了西雅图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运动十周年纪念日。在“改变制度，不变气候”的口号下的抗议，表达了气候与社会正义、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之间的这个难解关系。但是，哥本哈根抗议运动的成功与世界各地示威的衰弱形成对比，除了一些例外，如伦敦的示威。
当前的危机提出了自下而上改变世界的迫切需要，并从反资本主义和彻底生态社会主义的角度着手。反资本主义和气候正义是两个必须紧密相连的斗争。任何与当前经济模式决裂，而不考虑生态危机重要性的想法注定会失败，任何一个与当前制度决裂而无反资本主义方向的环境观，将只处理问题的表面，并不再是一个为绿色市场政策服务的工具。
减缓气候变化必须涉及到修改目前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模式。表面的妆饰没有任何意义。要消除生态危机，这意味着要着手改变现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如果我们想要改变气候，我们就需要改变这个制度。因此，正如丹尼尔·本萨义德在他的前一篇文章上所说的：我们需要一个真正的生态社会主义观点，或生态共产主义观点。
而且，我们必须打击绿色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论点，该论点指责南方国家的高人口增长率，寻求控制妇女的身体，破坏着我们对自己身体的决定权。对抗气候变化意味着与贫困作斗争：社会不平等越大，气候脆弱性也越大。有必要转换有严重社会环境影响（军事，汽车，采掘业等）的生产部门，创造生态公正的社会性部门的就业，如有机农业、公共服务（保健，教育，运输）。
制止气候变化意味着肯定人民的粮食主权。目前的农用工业模型（非地区化，集约化，里程密集，依赖石油）是最大的温室气体发生器之一。一个生态的地区性农民农业，加上短捷的营销网络，正如国际农民联盟‘农民之路’（La Via Campesina）所说的，可以让地球冷却。它也应该纳入当地人民的需求，他们控制自己土地和自然物品的要求，还有他们的世界观，即：对“地球母亲”、“大地母亲”的尊重，以及“美好生活”的维护。加强这些贡献，推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新型关系，是解决气候变化和地球及生活商品化的关键。
从南北角度看，气候正义涉及到无条件取消南方国家的债务，包括合法和不合法的债务，并要求承认北方在社会历史和生态上欠了南方的债，那是几个世纪掠夺和剥削的结果。在灾害情况下，有必要促进“民众救济”机制。我们已经看到，气候变化增加了大众阶层的脆弱性，特别在南方国家。海地和智利地震是最近的两起案例。这些威胁使得普通人民运动的国际团结网络变得必要，该网络可向当地居民提供直接和有效的援助。这一主动性不能落在一个政治内容空洞的国际“人道主义”的手中。
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是反对目前工业生产模式的斗争，这个模式是非地区化的，“分秒必争”的，大规模依赖矿物资源的，等。工会官僚尾随着把“绿色资本主义”与绿色技术“闹剧”的政策合法化，以创造就业机会，产生更大的繁荣。有必要消除这种神话。工会左翼必须质疑目前的无限增长模式，代之以另外的“发展”模型，这个模型同地球上的有限资源相关联。气候变化和环境要求必须是战斗工会的中心轴。工会会员不能把生态学家当作敌人，反之亦然。所有遭受气候变化苦果的人和我们必须采取集体行动。
认为只要通过个人态度的改变，而且当一半多世界人口生活在“长期消费不足”的条件下，我们就能够战胜气候变化，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同时，认为只要用科学与技术的对策，我们就能够对付气候变化，也是错误的看法。对于商品，能源等的生产模式，结构性变化是必要的。在这方面，以地方为基础的主动倡议提出替代‘消费，生产，能源’的主导模型的实际方案……他们有一个示范性质，提高作为基础的认识。
根据其性质，讨论如何面对气候变化，意味着讨论策略、自我组织、规划、以及我们这些自认为反资本主义者的人的今后的任务。
埃斯特·维瓦斯是庞培法布拉大学社会运动研究中心（CEMS)的成员。她是西班牙文著作“站起来反对外债”一书的作者，也是西班牙文著作“不用谢谢，超市”和“公平贸易朝向在哪里？”的合作者。她也是‘南风’（Viento Sur）编辑部的成员（www.vientosur.info）。
Report o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国际形势报告
洛朗·卡拉索（Laurent Carassso）
此报告并不打算详细分析世界现状，但会尝试强调最重要的东西，那些我们认为最具共识的事件和任务。关于许多地区形势，同志们将通过他们的工作大大地丰富讨论的内容。
（一）世界形势的特点是危机
有史以来人们第一次确知这场危机的范围，这要用资本主义全球化来解释。没有地方得以幸免。所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是全球相互关联的。这个经济危机不是一个商情危机。这是一个系统性、结构性危机：是自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美国已经失去了35％的金融财富，而欧元区是25％。而且，政府扬言要“摆脱危机”，我们不同意。可能会有短期的复苏，这同各个国家的支持经济活动的政策有关，但中心国家——美国和欧洲——并没有摆脱危机。欧洲南部公共债务的爆炸，——在希腊，西班牙——以及银行和金融的不确定性，表明至少欧洲局势是不稳定的，显示危机的一个新阶段。
“危机还没有结束！”
当前的危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周期性商情危机。这是长期的结构性危机的一部分，是“生产秩序”的危机，这个秩序是新自由主义的反革命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的。“恢复”和“衰退”的阶段已经交替了几十年，但危机正在日益加深，它们深化趋进的步伐日益加快，它们现在打击制度的心脏，其总成本越来越高。
目前的危机显示了矛盾的深化和该制度的“历史性局限”。
这场危机始于金融领域，但它不能被简化为银行和金融危机。它的产生结合了过度商品生产的危机，过多的资本积累以及不足的消费：
20世纪70年代末，前30年的增长阶段到头了，统治阶级发动恢复盈利率的进攻，降低工资，大规模私有化，制造大规模失业，以及放任社会关系。
对工资，就业和社会支出的压力导致需求减少，进而造成生产能力过剩，因此造成工业生产的盈利能力问题。于是投资下降，因为工业投资利润低，而更具成本效益的做法在金融市场。
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欧内斯特·曼德尔已经分析过这个双重危机，即工业盈利能力的下降带来的剩余价值生产危机，以及消费下降带来的实现剩余价值的危机。为了弥补这种双重危机，该制度做出了轻率的冒进：透过私人和公众两者的金融化和债务，增加搜索私人金融市场的利润，这里私人即家庭，而公众即国家。
这在2008年破裂了。银行和金融市场首当其冲。这场危机的一个方面是银行业的和金融的，即所谓的“虚拟资本”的贬值，但所给出的说法是，这个螺旋式演变是资本主义本身的逻辑：追求利润，为投资资本追求最佳的盈利，资本之间的竞争，关键经济部门的私人所有。
这些机制导致的长期危机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全世界约3-4％的一个有限增长，各地有显著的不同，欧洲的增长只在1-2％之间，美国为2-3％，而金砖四国为8-10％，虽然我们不能把印度，中国和（比如）巴西的增长放在同一水平上。如果没有中国和印度，世界经济增长是很低的。
（二）失业的维持：在经合组织国家有五千多万人失业，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全球失业的人超过2.17亿。在像西班牙这样的国家，失业率达到20％。在美国和欧洲，不可逆转的就业职位损失率，在3至5％之间。
（三）由于工资压力导致消费的减少和限制。在美国和资本主义欧洲，所有的紧急食品援助服务在净增加。在27个美国主要城市，增加了超过26％的食品援助。
（四）控制危机造成庞大的公共赤字（在8至13％），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为国内生产总值的70％和80。
（五）流动资金和新投机泡沫的爆破：资金流向新兴国家，不利于中心国家的投资、股市上升、原材料投机。
（六）远未清理有毒资产的账目。不能排除新的银行倒闭。
这导致雇主和统治阶级对工人和人民加倍攻击。危机时刻是资本发起新攻势的时间：
（a）现在有一个全球性的劳动力市场，它要求加剧资本与工人之间的竞争。2008年的危机加快了企业重组，其计划往往早已设想好了，通过裁员，加大灵活性和不稳定性，重新策划安排主要产业分支的生产。这就施加压力在工资和工人的权利上。这些打击将继续并进一步降低亿万职工的生活条件。
（b）对公共服务的打击正在增长。目标是加剧打击整个欧洲的社会保障、卫生、退休金制度。
（c）这些社会打击的必然结果，是不断恶化的安全政策，增加国家暴力，对人民做警察控制和社会控制，例如在巴西和墨西哥的军队和警察的暴力行为就是证明，在那里，穷人、儿童和妇女是这种暴力的首先受害者。
希腊和西班牙是一个实验室。他们宣示了一波遍及整个欧洲的紧缩政策。为抵消债务和赤字，统治阶级、金融市场和欧洲央行要求削除公共服务，减少政府雇员、工资和社会保障。在希腊，政府用“债务恐怖主义”推行这些社会退步，挑战仍然重要的服务系统和公共部门。
经过一刻的恐慌后，在超越意识形态的手势“国家回来了”〔好像它消失了！〕以及“金融市场和资本主义的说教”之后，新自由主义政策得到了确定。
这引起了关于凯恩斯主义转向可能性的辩论。这不是要回到历史的辩论，而是要了解这场危机的机制。同1929年相比，有国家大规模的干预，以遏制危机——新自由主义中央集权——但在这个阶段，无论是社会力量关系，还是统治阶级的选择，都没有移向新的公共政策，新的社会保障，需求的复苏，新生产行业的创造和大量就业机会的创造，如同1945年之后的情况一样。不存在相当于那个时代的“大量生产”和“大众消费”新阶段的观点，该观点见于那个期间所建构的社会政治报告。
（二）在这个背景下气候危机将恶化
就像哥本哈根会议的失败表明的那样，我们知道，资本主义解决不了环境危机。在我们需要考虑“社会需求”的地方，资本主义考虑的是“利润”。在协调、规划、长期的选择是必要的地方，资本主义考虑的是“资本和私有财产的竞争”。
但哥本哈根会议表明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转化为“绿色资本主义”。国家和政府不希望或无法达成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以满足危机的需要。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目标没有得到尊重。要紧的是资本主义的利益，发现新的市场，特别是污染的权利，而不是重组“绿色”能源、城市规划和交通运输。绿色资本主义，并不是作为2010年的“新政”出现的。除了资本之间的竞争妨碍一个平衡的生态危机反应外，绿色企业估计在10年内有勉强超过2%的就业岗位。绿色资本主义的复苏，“绿色生产和大量消费”没有出现在地平在线。虽然各国政府和各主要集团操纵生态问题，要实行核能，或编造理由在整个亚洲或拉丁美洲地区驱逐土著人民。
（三）当前危机的具体特点之一，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框架内，一个“世界崩溃”的组合。
这既非完全的也非不可逆转的进程，而是世界形势的重心正在移动。
美国在相对衰落。有两个方面是重要的。原因如下：
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下降。在欧洲，它正在经历一个非工业化进程。其债务已达到令人目眩的程度。它在世界上的地位有所恶化，尤其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陷入僵局。统治阶级选择奥巴马，正是为了夺回主动权，但美国经济危机的深度，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遇到的困难，接受某种形式的多边主义的需要，在在都说明了其政策的局限性。1980-2000年期间，显然有对美国霸权的挑战，奥巴马无法成功扭转该趋势：不过是“相对衰落”，因为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强权。美国市场是巨大的。由中国和日本的投资支持的美元，仍然是参考货币，最重要的是，它的军事霸权是不容置疑的。中东，小亚细亚和拉丁美洲是其目标。在这个经济衰退的局势下，军事干预，以及试图做地缘战略方面的控制，即控制领土、自然资源、原材料，如石油等，是资本的重要性。阿富汗、洪都拉斯或海地的军事选择见证了美军的侵略性。这也是调整其它帝国主义列强的手段，特别是通过北约作调整。同美帝国主义有政治和军事对抗的区域，应是我们集中全部注意力的地方。
用我们的运动参与反战的重要性因而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团结一致的动员起来，要求美军撤出这些国家，捍卫这些国家的主权，捍卫民主自由。靠着美国的支持，以色列政府作为中转站服务于这个侵略战争政策：在3年内，对黎巴嫩发动两次侵略战争，并在加沙地带造成2000多的受害者，以及持续发出对黎巴嫩的新威胁。这些战争是整个“反恐战争”的一部分，并需要我们继续声援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并承认其合法的权利。在伊拉克、巴勒斯坦、阿富汗这些国家，我们把撤军要求、中心任务、同进步团体和活动分子的支持，以及面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派别统治的战斗，结合起来。一个类似入侵伊拉克之前的媒体炒作运动正在营造，这个时候，我们反对威胁伊朗，同时我们支持反对艾哈迈迪内贾德统治和争取民主的群众。
但是，世界形势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中国、印度、美国和世界其它地区之间正在建立的新关系。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增长约为1-2％，而中国2009年的增长为9％，在2010年应该会记录到大约10％的增长率。在商业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三大的商品进口国，有第七和第五的服务业。中国商品的出口现在占世界商品出口的8.7%（同美国相当），进口占全球的6.7（对比之下，美国占14.1％）。它已经与日本肩并肩作为第二大世界经济体，和最大的出口国。中国巨头在诸如航空或运输这样的关键部门同跨国公司竞争。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开发数百万公顷的土地。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现在的“世界工厂”，中国的增长是出口导向的。但它也正在经历一个迅速大规模的工业化进程及其内部市场的扩大，该市场在近几年有长足的发展。在政治方面，中国无疑是亚洲主要的力量。这个地区的特点是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干预，以及诸如中国和印度这样具有全球野心的强权。近年来，正是中国，最大地扩展了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与邻国冻结或缔结了大量的解决领土冲突的决议，增强了与韩国的关系，与日本的关系正常化，加强台湾经济对中国大陆的依赖度，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议，增加在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的中国势力，等等）。10年左右，中国已增加在世界各地的伙伴关系，尤其在非洲，以减少能源的依赖性。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开发数百万公顷的土地。原材料的长期合同连带着中国的承诺，以有利条件发展供应的基础设施。中国还提供了非常低利率的，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贷款。然而，中国正面临着结构性的弱点：
它的增长高度依赖出口。
它必须进口大量原材料和组件。
它的内部需求是非常不平衡的，基本上依赖投资，而家庭消费水平是很低的。为了更好地逃避危机，就必须重新平衡有利于家庭消费的经济增长，为此，有必要大量增加购买力，减少不平等和创造真正的社会保障体系。
强烈的不平等，直接地反映在越来越多的社会紧张和种族冲突中。中国的GDP可能是世界第二，但其人均收入仍然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水平。人口迅速的老龄化，加上一个几乎不存在的养老金制度，在未来几十年将构成一个严重的问题。每一个中国青年婚后必须抚养他们的四位父母和八位祖父母。
复苏政策建立在信用的大规模发展上，信用则由房地产市场和证券交易所的投资的显著复苏反映出来。存在沦为投机泡沫的危险。
还必须指出其军事机器同美国相比的弱点。尽管如此，中国已成为一个具有核打击能力的区域性主要军事力量。中国政府希望随其经济力量的发展而发展其军事力量。几年来，中国政府已经大幅度增加了军费开支。其陆军力量已跻身于世界最强者之列。但海军和空军仍存在严重的缺陷，政府正设法补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引起了关注，特别是美国和日本的关注。
两个大国——美国和中国——受用一个相互依存又相互冲突的关系。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就是一个例子。美国希望中国政府给人民币升值，以减少其与中国的贸易赤字和振兴经济。但是，中国的贸易盈余使其能够积累大量的美元储备，用它投资美国国债，让美国有钱救助其经济。
美国和中国之间这些势力关系的修改，让中国经济现在拉动世界经济增长。这是世界形势中一个新的基本因素，应注意它的有限性：中国经济仍远不能够提供足够的管道，把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经济带出危机。它还远没有取代美国的这个角色。
（四）全球金融危机也影响拉丁美洲
这个影响情况，虽然对于一些经历增长的国家并不相同，但也在特殊形式中，如生态危机方面的“文明危机”，或社会、民族和种族斗争之间的关系方面的“文明危机”。
南美洲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社会政治对抗亮点之一。
我们想强调三点，见证今天在该地区工作的三个项目：
显著特点是美帝国主义和拉丁美洲右翼反对人民的进攻。在美洲自由贸易区失败后，重新发起了直接和间接的进攻：如在特里尼达“美洲首脑会议”上的外交进攻和在洪都拉斯及海地的军事进攻。
这可以达到重新殖民化的地步，就像海地的情形，同时，美国军队就在离委内瑞拉几百公里的地方炫耀武力。哥伦比亚在这一计划中有重要作用。
这次攻势也反映在智利的选举胜利，和阿根廷、委内瑞拉及巴拉圭的右翼政治攻击中。
第二个要强调的因素是巴西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中的地位。在基础设施、自然资源开发和农业出口方面，巴西扮演重要角色。巴西的跨国公司由政府支持，例如巴西石油公司，它们显然地在邻国发挥帝国主义的作用。巴西维持一个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征，从而工业产品的出口下降而原材料的出口则相对增加。但是，美国和巴西之间的势力新关系也必须加以注意。这给巴西以新的政治能动力。巴西对洪都拉斯的立场表明这一点。在针对海地的帝国主义联盟中，巴西同美国并起并坐，也表明了巴西的新地位。
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有“次级帝国主义”的说法了，有些人则使用“帝国主义外围”的概念。这个概念可以讨论，我们在这一点上受到拉美同志的启发，但那无疑是巴西的新角色。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ALBA）的主要国家：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和古巴，构成第三组国家。在政治对抗、进步的社会措施和宪法改革进程等方面，这些国家都与美帝国主义有不同程度的局部决裂。但每个国家都有具体情况。在厄瓜多尔，已经看到了一些重要的土著社会动员，从科雷亚政府手中赢得了新的民主权利。而这是通过一系列的对抗得来的。玻利维亚的经验，连带社会运动所创造的社会主义运动（MAS），结合了社会的、土著的以及全民的动员和进步的措施。莫拉莱斯赢得了选举。大众阶级和社会运动十分看好这一胜利。委内瑞拉还处于十字路口。
要么在玻利瓦尔过程中有一个革命突破，响应右派的攻击，但也从社会成果、国有化和工人控制方面，处理经济的基本结构。这涉及促进民主和群众动员。无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计划，还是该政权的“波拿巴”的特征，同该政权的内部官僚机构结合，将扼杀该进程。可能有类似国有化或社会援助这样的积极措施，但这一进程的一般步伐，显示出一系列令人担忧的迹象。
至于古巴，它占有特殊的位置，值得在我们的讨论中作更彻底的处理，它仍然是美国的目标，需要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积极作为。
但除了这些政治分类外，在拉丁美洲存在群众斗争和帝国主义之间两极分化的动态。社会和政治的紧张局势有更加尖锐的性质。在过去的时期，这个大陆高度积累了社会反抗和革命经验。其不平均和联合的发展，可能创造工农和土著民族联盟的条件，争取他们的基本权利，是一个反资本主义的、彻底的或革命民族主义的反帝联盟。
(五）亚洲是世界的组成部分之一，在那里，苏联的崩溃有特别深刻的后果，即把冷战期间建立的联盟“解冻”。
北京显示其雄心，而从斯里兰卡到阿富汗，新德里起着日益增长的政治和军事作用，并进一步动摇巴基斯坦。整个地区已进入了一个地缘政治的动荡阶段，有利于军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兴起，例如在日本，也助长种族间紧张关系和宗教原教旨主义。地区和世界大国（美国、日本、中国、印度等）之间的力量关系悬而未决。有一个新的危机弧形带出现，从朝鲜半岛伸展到阿富汗和中亚，穿过棉兰老岛或斯里兰卡，潜在的战争地点倍增，而几个有关国家（美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某种程度的北朝鲜，和明天的日本？）拥有核武器。在此背景下，从迪戈加西亚到冲绳，美帝国主义正在加强其基地，从而让它有更普遍的存在和行动的可能性，比如在菲律宾（尤其是棉兰老岛）。
在全球范围内，亚洲比其它地区更能抵抗目前的经济危机，其平均增长率仍然较高。但是这不应该掩盖国家之间差异，不应该掩盖资产阶级和一些中等阶层的富裕，同千百万工人农民遭受的过度剥削对比，造成了尖锐的社会紧张局势。自1997年金融危机以来，普通民众的社会和环境权利遭受了一系列有累积影响的攻击。一些国家正在经历严重的体制和社会危机，如泰国或菲律宾。
民众的抵抗和反应能力，根据具体情况是非常不平均的。一些国家的左翼力量，起初薄弱，最近发生了重大和令人鼓舞的发展（巴基斯坦，马来西亚等）。但在其它国家，较大的势力仍然分歧，如印度或菲律宾。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一直无法克服分裂的状态（印度尼西亚），而其它地方有必要在阶级独立的基础上重建政治和工会运动（泰国，中国）。但是，除了这种情况的多样性，该地区政治联合的社会运动之间的连接已经大为加强了，这些连接有：团结的认定，反帝和反战运动，农民和其它劳工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抵抗，取消债务的要求和对粮食主权的尊重，联合社会需求的斗争，民主权利和对生态危机的回应。这些局域网络的加强及其同世界运动的融合，构成了今后斗争的支持点。
（六）同时，非洲仍然是受到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全球危机影响破坏的大陆。
气候危机和粮食危机尤其严重。通过帝国主义国际机构，如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施了几十年的结构调整政策（国家经济部门的私有化，市场自由化，出口和还债优先），非洲仍然依赖对中心国家的农产品，能源和矿物原料的出口。这就是它受到这些国家需求下降的冲击的缘故。尽管中国的需求很大，增长从2007年的9％下降到2008年的5.1％，和2009年的1％。
伴随着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是这个大陆身上的食品危机重担，食品危机则是食品价格上涨造成的。大众阶层被帝国主义资本家和地方资产阶级排除在增长成果的分享之外，他们的情况进一步恶化：较低的实际工资，难以获得肥沃土地，数以万计的所谓“部族的”或“宗教的”新殖民主义战争的受害者，青年失业，对妇女的暴力，与气候变暖有关的自然灾害。该新自由主义暴力在各个国家产生了一个民众动员的动力。反对高昂生活费用的斗争，争取获得饮用水，电力，卫生和受教育的权利，这些标志着非洲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在这个过程中，积极分子和各组织中间支持一个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人，超越不同传统，进行联合工作，是迫在眉睫的。在北非，近年来出现了倍增的社会斗争，起因是欧盟的欲望，想要把这些国家用作其后院。
（七）欧洲是帝国主义链里“最薄弱的环节”
危机削弱了欧洲联盟。它表明欧洲“治理”结构上的无能：欧洲预算极度虚弱——不到1％——没有欧洲的工业政策，没有债务的机构，没有欧洲社会政策。根据每个国家在全球经济和分工中的地位，“分散动态”是非常明显的。英国有金融实力，德国有其工业设备产品，法国有基于国家工业的专业，比如核电，武器，航空和运输。因此，远非“为欧洲资本主义创造欧洲集团”，大公司把其资本技术与其它全球性集团合起来，使国家之间的竞争加剧。爆炸的债务对欧洲的打击特别深刻，希腊的危机和西班牙及葡萄牙的弱点表明了这一点。东欧国家也受到经济危机影响，加深了其发展的不平等，加深了他们的赤字和依赖性，尤其是对德国依赖。
在一个日益强大的全球竞争的背景下，为了弥补这个弱点，欧洲资产阶级必须“打破仍然是欧洲社会模式的东西”。因此，他们攻击民主自由，特别是移民的权利。但这些攻击并没有机械自动地导致社会抵抗以及劳工和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发展。
有社会抵抗，但不是在攻击的水平上。在20世纪30年代，在危机和社会政治反应之间有一时间差。我们可以说：“等等”，在这个阶段，没有一般的社会斗争。
但在右翼，经济危机提出了统治阶级的代表权问题。这也侵蚀着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的社会基础，引起内部的紧张和矛盾，有利于民粹主义或法西斯政党的出现，这一危机已经削弱了传统的右翼。
但是，它也削弱了传统的左派，从根本上说，左派应对危机的政策同右翼没有什么不同。这场危机并没有导致社会民主党派转向左翼。它加深了他们的社会自由主义的适应过程。社会民主党保持同劳工运动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政治关系，但它同政府和资本主义结合最密切。它可能会受益于选举钟摆的新摆动，但它正在经历一个机体的衰弱和因危机而突出的新自由主义社会变革。在东欧，在斯大林主义的破坏后，工人运动仍未复苏。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的恢复已经恶化了数百万人民的生活条件。在2008年，因欧洲主要信托的作用，把生产源分包的做法是严重的打击。到处有新形式的劳工运动组织兴起，它们同源于斯大林主义的旧国家机器不相干，但它们正在起步。这也是小型反资本主义团体或组织的情况。
因此，统治阶级的利润操纵不在于右翼党派的力量，而是在于左翼的衰弱及其支持资本主义制度的政策。
对这种形势的观察，也使我们对工人运动重组过程进行冷静的评估。这种双重领导危机——右翼和传统的左派——为新左翼政治组织开辟空间。但这些空间更多的是，旧的左翼传统政治组织向右转化的产物，而非阶级斗争的新兴起。这必须要我们去抓住机会，但也要懂得，在这些空间中，在反资本主义者和左翼改革派，后斯大林主义者，左翼生态学家之间，有政治斗争的需要。因此，我们自己的干预和我们政治反应重要。
（八）围绕反资本主义的和生态社会主义的反应，需要一个政治斗争
（一）通过一个紧急方案，提出立即的反资本主义要求：拒绝裁员，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捍卫延长或创建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和教育系统。
在世界上，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这么庞大过，但它在社会和政治上是四分五裂的。有必要围绕基本要求重组反对危机的社会斗争，特别是通过统一的行动政治和统一战线，重组工会组织和社会运动。
（二）有必要推行挑战利润逻辑的财富分配，取回近几十年来资本从雇工身上剥去的附加值，优先考虑社会就业需求，健康，教育，合理收入，休闲——以及干预资本主义的财产……因此，为这些社会需求的预算筹集资金，必须从根本上质疑帝国主义强行的结构性调整政策，这意味着对资本征税和把对银行部门的公共拨款置于工人的控制下。在一系列受危机影响的部门，出现了生产和公司管理的重新启动，如阿根廷或委内瑞拉的控制经验。这些经验值得推广。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自然资源的集体所有权是一个根本要求。
这个反资本主义方案还是生态社会主义的。特别是面对气候变化，它意味着，一个倘佯在新城市规划上的新政策，一个交通政策，一个有利于可再生能源之能源部门的改组，一个所有经济分支的重组。中期和长期的这些选择同利润动机和资本主义竞争是不兼容的。它们（这些选择）会卷入民主的辩论和决定，在计划协调的经济背景中，这些决定由工人和民众控制，民众的控制就会提出公共和社会经费问题，提出同地方民众的需求相应的生产选择问题。
在这个情况下，人民控制和民主的问题是中心。
（三）在危机面前，我们都知道，更因为这场危机是经济和生态危机的组合，我们的反应不能被减到只有需求的复苏和金融市场的运作改革，一句话，减到凯恩斯方案。一个全面的改造是必要的。
（四）最后，这些方案也必须被视为工人管理任务的一个方面。我们没有在所有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但是在出现这种情形的地方，捍卫这个方案，同支持或参与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的政府机构是不相容的。这是一个关键的战略问题。在受控制的国家，民族和人民主权的问题和争取制宪议会的斗争，必须与争取民众反资本主义政府的需求相结合。
总括来说，这场危机再现了“制度的历史局限性”。另外，有必要超越斗争的循环，在该制度的政治思想危机的后果上建立反资本主义势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落入灾变论。不存在资本主义不能摆脱困境的情况。该制度可带着危机生存和运行，但生态，社会和人类的代价会很高。这正是应受到谴责的地方，在满足社会的需求方面，它有结构上的无能，正是这种无能，把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改变，以及同资本主义决裂的需要提上了议程。
在社会主义视野上的辩论是最重要的。不推翻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制度，没有生产数据的集体所有制，就没有出路。但这场运动并不会简单地从该制度的矛盾中产生——要推翻这个制度，在国家，区域和国际范围内，我们需要一个特别的革命动员，而首要的是，在觉悟，组织和领导上有一个可信的替代方案。这是历史和现实的，是将要实现的，而且我们将在其中充分发挥作用。
洛朗卡·拉索是工会活动家和反资本主义新党（the New Anti-capitalist Party）全国领导层和第四国际政治局成员。曾任第四国际法国支部政治局的成员（LCR，第四国际法国支部）。
The International is once again a perpective
国际与愿景相配合
萨尔瓦托雷·坎纳沃（Salvatore Cannavò）
叙述第四国际第十六次世界大会，我们可以从第四国际俄罗斯支部的重组开始谈起，这个重组回归到源头：随着1920年代和1930年代俄罗斯左派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受挫后，根据里昂·托洛茨基在1938年的倡议，建立了第四国际。
我们也许能继续看着许多拉美组织的出现，首先是‘社会主义潮流’（Marea Socialista），这是查韦斯的委内瑞拉联合社会主义党的一部分，并且建议加强政治和国际团结，以便共同响应委内瑞拉总统发起的第五国际倡议。我们可以强调法国反资本主义新党诞生的重要性，而不管其矛盾和不断增长的痛苦，它构成了欧洲政治的主要新鲜点，以及其它政治选择下德国左派的动力。
然而，为了反映第四国际第16次世界大会——2010年2月28日在比利时北海的奥斯坦德结束——所代表的成功，我们愿列举三项因素：
*第一，参与。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观察员和嘉宾展开了一场辩论，从澳大利亚到加拿大，阿根廷到俄罗斯，中国到英国，刚果到美国，所有大陆都有人出席推动这个辩论。要成功地把这么多组织聚集在一处，超过5天时间，经济上完全自理，没有任何财金机构的支持，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二，这个事实，即：在这次会议上，新选出的国际委员会成员中女性第一次超过40％。还有许多年轻的成员。国际委员会是一个“联邦”机构，这意味着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代表。不存在中央机构的“重新平衡”——历史教育了这一国际潮流，一个政治路线不能从上面规定，更不用说由一个“领导”党指导——国际委员会的组成，因此反映了一个世代更新，一个心态变化，一个新的政治和社会现实。
*第三个因素是，主要的政治组织上的讨论都着眼于未来。通过菲律宾组织发挥的基本作用，还有已提到的俄国组织（社会主义运动‘前进’）的与会，波兰的劳工党（PPP）的应邀与会，以及中国香港小组和正在建设中的日本新组织的培训，大会转向东方，朝向亚洲。但最重要的是巴基斯坦工党(LPP)的重要和决定性的与会，巴基斯坦工党是一个重要的组织，其全国代表大会在1月份结束，集会人数超过一万人，有工人，农民，尤其是妇女。
复兴
对于第四国际，这是一个更新，是克服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困难的征兆。经过一连串的失败或分裂以及远景的迷失，讨论有关一个“新国际”的可能性，或至少考虑一个“新国际”的意愿，这是一个政治进程的可能结果，法国提出的选择，巴基斯坦组织这一类的出席者，以及发生在拉丁美洲的辩论，这一切发动了该进程——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新的内部辩论。这个必须仔细注意的政治进程，是“新的反资本主义政党”的建设，它是广泛的和有群众影响的，包括“对工人运动的危机及其重建必要性的当前响应”。这个愿景具备有机的国际性，但并不会自动造成一个应到处盲目遵循的“路线”。
我们应该强调，一个政治派别已存在七十多年，这个愿景，同加强这个派别的愿望和计划相符合，但保留了相当的机动活力，比如，考虑到气候变化是新世纪的主要新问题之一，而且是一个“劳资”冲突的决战，它有能力用会议——并通过一项新决议——来辩论气候变化就是证明。此外，对冲突的新主题和新议题的这种关注，在以前的大会上就已经表明了，那次大会通过了关于反全球化运动和LGBT（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问题的决议。并没有多少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可以甚至想要把劳工运动史上有争议的问题整合进他们的纲领中。事实上，并无第二者。
显然，我们必须保持一个分寸：我们所谈论的是小政治组织世界的各部分，有时是小团体，即使一般他们都是安置在自己国家、社会和政治现实的活动分子团体。但是，同属于一个国际框架，这个事实有助于保存一定的活力，以及维持一个思路和一个共同讨论的能力。从而现在就对目前的挑战做出响应，例如委内瑞拉政府可能召集有关第五国际的辩论。这项建议的宣传性质，以及由政府首脑发出邀请的复杂性，谁都不会忽视。在同一时间，已作过多次强调，新的假说赋予共产国际的理念一个新的信誉和知名度，即这个事实：要同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危机对抗，它这方面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查韦斯的提议外，还有另外一个提议，源于美国Znet网站，在其第一批签署者中，有诺姆·乔姆斯基，米歇尔·阿尔伯特，旺达那·希瓦，迈克尔·洛伊，约翰·皮尔格以及其它许多人，所以它不是偶然的。
大会决定参加本次辩论，同时保持其国际理念的完整，也即国际是一个机构，它立足于一个纲领，一个共同的愿景（即超越资本主义），内部民主，社会有效性和对于各国政府的绝对独立。同时，‘社会主义潮流’（Marea Socialista）呼吁在加拉加斯举行一个国际会议，时间可能在6月，我们积极欢迎这个呼吁。还有，社会运动的问题是讨论的中心，连带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呼吁召开的科恰班巴的全球暖化“峰会”的承诺，各种社会论坛——亚松森的美洲论坛，伊斯坦布尔的欧洲社会论坛，和2011年达喀尔世界论坛，明年5月在马德里的欧洲—拉丁美洲高峰会议和2010年11月在里斯本举行的反北约论坛，都在讨论之列。阿姆斯特丹研究和教育学院也有了新的动力，它将在马尼拉和伊斯兰堡获得两个新的“区域”中心的支持，其象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在欧洲方面，除了上述的马德里和里斯本首脑会议重点外，重要的是把反资本主义左派的团结过程付诸行动，超越公式形式，必须推进共同思考，首先要发动共同的政治运动。为此，为了采取共同行动，大会投票赞成组织专题会议讨论各种问题。第一次会议将专门讨论经济危机，特别是如何有效地在三个方面反对它，这三方面是：裁员，削减养老金和削减公共服务。
萨尔瓦托雷·坎纳沃是第四国际执行局成员，意大利‘左派批判’的领导成员。在2009年11月‘左派批判’决定宣布与第四国际政治结盟，从而把自己的政治经验和力量引入了第四国际。
Gains and losses - Opening remarks to the 2010 World Congress
得与失
佩内洛普·达根（Penelope Duggan）
为了欢迎参加第四国际第十六次世界大会的嘉宾和同志，我想简单回顾一下，上次世界大会以来我们所做的事。
我们上一次大会举行的时间是2003年2月，在全球最广泛动员的前夕，我们都知道，这次动员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反对发生在伊拉克的帝国主义战争。
然后，我们注意到，自2000年把‘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理念放回到议程上以来，这是全球性正义运动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个理念是包括第四国际在内的一些势力在阿雷格里港倡议的结果。
从那时起，这一运动的发展就不平衡，运动有区域性的，分部性的和世界社会论坛的，而最近则有针对2009年12月1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动员新高潮。
认识到这一运动的重要性，我们第四国际，出现在世界性和区域性的社会论坛上。我们与其它力量进行了有组织的讨论，特别是讨论关于实现另一个世界的战略问题，并捍卫了一致的阶级斗争和国际主义观点，为此，以我们出版物的名义，还专门发行了多种语文的报纸和传单。
然而，这种新希望运动的出现，以及在拉丁美洲的发展，并没有改变总体的力量关系，该关系仍然是不利于工人和被压迫者的。
来自不同行业和不同大陆的工人们的英勇回击，并没有颠覆新自由主义的议程，在软化新自由主义攻击的借口下，劳工运动的传统组织沿合作路线走得更远。
在帝国主义中心的各种强大反战运动和受攻击人民的抵抗活动，并没有停止帝国主义战争动机。巴勒斯坦人民更是继续遭受到超常的攻击和镇压。
对妇女权利，尤其是选择权的攻击，尽管有抵抗，而且存在一个运行中的世界妇女进军运动的女权国际网络，但是攻击一如既往仍在继续。
第四国际已经是所有这些抵抗的一部分，尤其要提到的是，我们参与了最近的加沙进军。
在工人和被压迫者运动中，能领导这些反击并提供新政治观点的新力量之兴起，是有限的和局部的。
在欧洲一系列反资本主义的集会中，或在世界社会论坛上，我们带头建议，为这些彻底的反资本主义力量举办论坛，让他们走到一起，讨论他们的共同立场和可能的共同行动。
加强我们的政治存在
为了加强我们对必要的政治讨论的政治贡献，我们已采取了一些步骤：
2005年，我们重新开办了一个英语在线杂志，国际观点，把我们的观点和信息送达比印刷杂志读者更广泛的观众。这特别使我们的形象在亚洲大部分地区更加突出，在亚洲那里，新的政治势力在发展和寻找政治关系。
在2007年，我们还推出了卡斯蒂利亚姊妹网站，国际观点（Punto de Vista Internacional），确保第四国际也对拉丁美洲的广大观众说话，它如今是全球最重要的激进群众运动的网站。
这些网上杂志是由法语‘国际新闻通讯’完成的，而法语‘国际新闻通讯’仍然每月有印刷本发行，还有自己的网站。
尽管有严重的组织弱点，使得这些工具远非完美，然而它们提供了机会，让我们的观点传向世界各地。这些网站的访问数据显示，有观众群寻求我们的观点。
2007年，我们重启了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研究和教育学院，作为开放的教育会话中心，服务于我们自己的同志和其它的组织，这些组织同我们有兄弟关系，它还被用以作为研讨会的组织中心，对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运动要求进一步发展的课题作研究。关于气候问题，巴勒斯坦和经济危机的讨论会，以及妇女和性别越界（LGBT）问题的讨论会，都产生了另外的材料，丰富了这次世界大会讨论的准备。
与我们的英国同志合作，国际研究和教育学院（IIRE）维持着出版计划，使我们能及时发布关于全球正义运动和气候问题的战略辩论文章。
意识到革命运动必须持续更新，要引入先进同志领导当今世界的战斗，第四国际以今天的视角，给青年的工作以特别的重视。每年在欧洲举办的青年营，汇集了数百名年轻的同志，参与一个独特的活动，在那里，青年同志组织一周的政治讨论，讨论当今的问题，以及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历史。这个机构超过25年之久，每年都得到一代代新人的赞赏，这里的许多同志，在某些方面也是青年营的毕业生。
这些对于一个小组织是重大的成就，我们为它们感到自豪，希望也打算在今后一个时期建设和扩展它们。
向逝去的同志致敬
但是自从我们上次的世界大会以来，我们也遭受了一些伤心的损失。可惜在这里我不能全部提及他们。
2003年的大会刚刚结束，我们就听到王凡西的逝讯，他是中国仅存的首批托洛茨基主义者之一，享年95岁。在国民政府监狱服刑数年后，他因共产党的压迫离开中国，在英国度过余生，对中国事物，他保持了活跃的兴趣与评论，直到年事已高。
利维奥·迈登同志，任国际和意大利支部的中央领导人多年，是我们同那一代人的最后连结，这代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困难时期，维持了第四国际。他于2004年去世，为建立国际和意大利支部积极行动，战斗到最后一刻。
罗兰·廖，前比利时支部成员，一直是我们的报刊合作者，特别在关于中国问题方面与我们合作，逝于2005年。
利当那·纳卡巴同志，学生和教师工会活动家，1980年代以来是阿尔及利亚教育部门斗争的领导人，2008年突然去世。
格雷格·塔克的去世，是英国支部在2008年遭受的重大损失，他是著名的铁路工人工会全国领导人和政治活动家。他对国际的贡献在两方面：一是在他的国际支部建立了国际联系，二是启动了‘国际观点’网站，是网站负责人。
彼得·卡梅霍是美国反战运动的群众领导人，并加入了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在社会主义工人党里，他很快成为一个主要的公众人物。在1980年他同他们分手，继续投身于进步政治，成为加利福尼亚州绿党的一个领导人。他逝于2008年。我们还记得加洛琳·隆德和埃德·科瓦奇，原社会主义党（SP）人。
2009年，有一些领导同志和前国际成员去世：
Hoan Khoa Khoi，也叫罗伯特，当时活着的最老的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者，流亡法国的越南托派组织的长期领导人以及国际前领导成员。
纳利斯·帕洛莫，墨西哥工人革命党创建者之一，特别是在女权主义工作和恰帕斯洲的工作方面，是核心人物。
安德烈·费雪特，布雷斯特工人运动和LCR（革命共产主义联盟）自其前身PCI（国际主义共产党）以来最著名的一个历史人物。
莱尼·容格拉斯，德国托派潮流的历史人物，从14岁起就活跃在进步运动中，持续于整个纳粹时期，是国际的成员，直到她去世。
彼得·高恩，20世纪70年代英国支部的前领导人，一直是个反帝国主义的作家和分析家。
安吉尔·凡胡尔，被称为埃雷迪亚，和女权主义者多拉·科尔茨基，两人都是阿根廷托派运动在任领导人，包括其在1984年流亡法国后返国期间。
2009年12月底，四位巴基斯坦劳工党（Labour Party Pakistan，LPP）领导人在交通事故中丧生。这对他们在俾路支省工作的扩展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在2007年和2008年的斯瓦特和白沙瓦的自杀性爆炸事件中，还有其它劳工党同志被杀害。
雨果·岗萨雷斯·莫斯科索，玻利维亚托洛茨基主义的历史人物，参与过1952年玻利维亚的革命，因为他的政治活动，多次遭到监禁，酷刑和流亡，但至死不渝，逝于2010年1月。
此外，丹尼尔·本萨义德在2010年1月的逝世，我们遭受的这个损失，触动世界各地几千名同志的心灵。他是法国68年五月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他是国际和法国支部一个积极的中央领导人。从20世纪90年代起，他把其卓越而强大的精力集中在他的写作和发言上。尽管他体弱多病，他仍旧到世界各地，包括日本，特别是拉丁美洲旅行。他到最后还是LCR（革命共产主义联盟）的一个积极成员，然后是NPA（反资本主义新党）成员，定期参与——我作为同一支部的成员可以作证——本地的讨论和活动。
为纪念所有这些同志，纪念那许多我未能提到的人，以及纪念所有那些在反压榨、反迫害、反剥削的斗争中丧失生命的人，我请你们起立默哀。
佩内洛普·达根是第四国际执行局成员，法国反资本主义新党的骨干，以及地方和国家选举的定期候选人。她还是阿姆斯特丹国际研究和教育学院（IIRE）研究员，专门负责青年和妇女项目。
Role and Task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第四国际的作用和任务
第四国际第十六次世界大会决议
1． 我们所处的形势，其标志是全球经济危机和全球生态危机前所未有的结合，是空前的多重性危机，它将资本主义家长式文明置于危机中。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这种双重危机表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失败，并把反资本主义的工人运动的改组和重建提上了议事日程。
反对大众阶级的社会经济攻击和新自由主义反改革行动将增加。这些攻击会特别影响到妇女，因为她们的处境（比男子高得多的贫困率、失业率和临时工作）原本就更糟糕，为了弥补公共服务和社会津贴的削减，她们将不得不增加其无偿的家庭劳动。将会有更多的战争和冲突。宗教原教旨主义将日益成为思想支撑，用来攻击大众阶级，特别是针对妇女的身体自主控制权的攻击，也会被用于国家和族裔之间的战争与冲突。特别是在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以及助长伊斯兰恐惧症的‘文明冲突论’的思想方面，一个非欧洲中心的性压迫解放做法是重要的。生态灾难将特别打击较贫穷地区的数百万人民，使作为一家之主的妇女情况不成比例的恶劣。
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出现在地平在线。世界经济政治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新力量关系正在成形，并出现了新的资本主义势力，比如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美国霸权的削弱，同欧洲、俄罗斯、亚洲和美国之间资本主义竞争的尖锐化相结合，加上北约的更大作用，对新的政治和军事结构和新的国际紧张局势，也有地缘战略影响。美帝国主义重新部署其在世界各地的军事霸权，以弥补它的经济疲软。在美国，社会经济的矛盾导致乔治·布什的共和党团队声名狼藉。作为美帝国主义的一种替代解决纲领，选举奥巴马，是对这种恶劣声名的响应，虽然他的选举也是对美国一个社会阶层的变化要求的响应，这个社会阶层将会失望，但这就是现实。
总之，这场危机使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失败变得很明显，尽管各个力量的关系仍然有利于资本。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表明自己没有能力提供一个解决纲领，这就是为什么20国集团的建议退回到了以前刮起金融风暴危机的时期，为华盛顿共识画下句号，但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置于决策中心，有其明确的新自由主义优先性。没有社会民主和能够做出充分反应的中左派，这一社会制度的所有固有矛盾都会受到压力。即使是尚未实施的新凯恩斯主义措施，也不足以解决这场危机。这样，在宣传说法及统治阶级的伪装，同造成各民族和工人痛苦的灾难现实以及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压力之间有隔阂，这个隔阂制造出社会紧张和政治危机加剧的条件。
这场危机对妇女，对被家庭排斥（或选择不过家庭生活）的性别少数民族，有特别严厉的影响，他们因而被切割排除在资源以外。这场危机把许多最边缘化的人，比如变性人，驱入更严重的贫困里。这种情形在不发达国家尤甚，在这些地方福利状况是薄弱的或不存在的。
2．全球范围内社会反击继续上升，但反击方式很不平衡，仍然处在防守阶段。全球正义运动失去了它直到2004年都具有的动力。然而，贝伦世界社会论坛表明，在斗争更加零碎和分散的框架下，国际凝聚的需要和可能性。在欧洲，反对20国集团和北约的成功动员是全球正义运动复苏的迹象。伊斯坦布尔的欧洲社会论坛（ESF）可能是另一个重要的时机。世界妇女运动提出了在2010年共同倡议的新机会，这可能成为重建和加强这一国际女权运动的步骤。
在某些欧洲国家――法国、希腊、德国、波兰、意大利――社会斗争对政治舞台有中心影响，但这些斗争都不足以阻止或扭转资本主义进攻和危机影响中的基本趋势。他们还没有成功地克服工人运动的四分五裂进程。这些斗争仍然是防御性的。他们还没有找到用反资本主义觉悟作表达的方式。在此框架内，在缺乏反资本主义左翼反对派的情况下，甚至排外和种族主义的纲领和趋势能够变得更有力。
在中东、巴勒斯坦、伊拉克和黎巴嫩人民继续抵制西方和以色列的占领和侵略。侵入黎巴嫩两年后，犹太复国主义政府在加沙地带施行的杀人侵略战争，一直无法挫败抵抗运动。虽然哈马斯和真主党目前是抵抗运动的主要政治代表，在这些组织以外，还有不只追求民族解放而且追求社会解放的左翼潮流，他们反对剥削人民，断然拒绝分隔妇女。这是我们要加强的部分。
拉丁美洲仍然是抵抗新自由主义的中心，并且是最具爆炸性局势的大陆，尽管情况在各个国家之间是不平衡的。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经历最为激进的进程，同帝国主义做了部分的决裂，这意味着其各级政府以及/或者社会运动的一些重要的进展。还有一些地方，其未来情况尚不清楚，像巴拉圭，这些地方都以古巴为一个参照点。其它地方则维持各个版本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阿根廷是新发展主义，在乌拉圭和巴西则是社会自由主义。后者尽管与美国有尖锐矛盾，特别是在国防政策，其南美国家联盟（Unasur）的成员资格以及同委内瑞拉的协议方面，然而它与美国的基本政策合作，旨在获得区域的领导地位。对他们来说，哥伦比亚，秘鲁，智利和墨西哥仍显然是新自由主义的。
然而，一个新的政治局势正在显现，那就是帝国主义的威胁，也即美国的第四舰队重新出现该地区，有洪都拉斯的政变，美国在哥伦比亚的七个新军事基地，在阿根廷的美国大使馆多年直接干预重要的贸易联盟的冲突，对海地的政治和军事干涉。所有这些，其目的是拉回政治的进步，和发展国际的反应。这意味着，在拉丁美洲的今后一个时期阶级斗争还将强化。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政府正在撤回他们最根本的建议，这显示两个特别引起关注的走向：面向自然资源的攫取和社会阶层的有限的民主参与。在玻利维亚，有一个变化过程的激进化，它直接依赖社会运动。
虽然这些过程是进步还是退步，尚有争议，但在其演变过程中，它们有不推进反资本主义立场的风险，除非工薪阶层、原住民和其它被压迫社会阶层的自我活动加强，加大对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政府的压力。
与此同时，激进的社会运动，特别是原住民和农民运动斗争，正在对这些政府施压，同时提举出鲜明的反资本主义观点，保护自然资源——土地，水，生物多样性等等——并且提出发展模式的改变，这在贝伦世界社会论坛发表的社会运动大会宣言中有表达，在美洲玻利瓦尔联盟（ALBA）的人民贸易协议（TCP）最近的大会上也有表达，大会在其最后声明中谴责资本主义，号召推翻它。社会运动中的国家，区域和国际会议展示出拉丁美洲南部所含的基本潜力。
各个组织的一个紧迫政治任务，是激励群众的自我活动，普遍化工人对群众权力机构的控制和创造，否则，在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有这样的危险，即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确定的反扑以及巩固联合，目前这些地方的资本主义是跛脚的。
第四国际拉丁美洲支部和团体的活动都必须考虑到这些趋势——该地区的民族问题，以及反帝国主义和反资本主义之间的联系——并确定对一个进程的干预战术，这个进程的特点是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成员国和具有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之强大历史的社会运动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两股力量有时聚集一起，有时相互冲突。这意味着促进统一的斗争，保护原住民的权利，反对把抗议活动当作刑事犯罪，反对私有化，反对掠夺性攫取自然资源，反对大男子主义以及经济和生态危机，从而在我们的社会激起有关权力和霸权的战略性政治辩论。
在一系列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资本主义复辟国家——中国，俄罗斯和前东欧集团——全球化的旋风正驱使数以亿计的人无产阶级化。但这一在今后几年可以发挥关键作用的新社会力量，尚未形成独立的群众组织——能够面对全球重组之挑战的工会，协会和政治组织。
为图利于资本主义的大跨国公司，与现有政府合谋的，对非洲资源的掠夺，正日见增加。近几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并没有利于人民，只有社会不平等现象在增加。面临日益恶化的生活条件，出现了一些重大的斗争，例如几内亚大罢工，多哥的示威，南非公共部门的大罢工。粮食危机在2008年底引发了许多示威。然而，政治选择的缺乏是斗争取得成功的一个沉重障碍，比如在几内亚或在喀麦隆。它们要么改行资产阶级政治，比如在马达加斯加，要不他们就迷失于宗教死角，比如在尼日利亚和刚果（金），甚至更糟，诉诸民族或种族主义，就像在肯尼亚或南非。
民主的人民和工人组织的建立，对斗争的成功，仍然是绝对必要的。
在亚洲，资本主义在中国和印度以及南亚大多数国家的快速发展提出了重要的政治问题。全球大约一半的工人阶级生活在亚洲，建立或加强世界这个部分的革命政党的必要性，是至关重要的。各个国家的情况是非常不同的：
·中国最为重要。经历了几十年的压迫后，中国革命政党的建立要重新开始。有必要把国际劳工运动的经验和传统引进中国，以激励革命政党以及国际团结的产生。第四国际必须要特别注意目前的国际危机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发展。
·在印度，到2050年其人口将超过中国人，其加快的工业化，增加了工人数目，农村危机在加深，其政治局势和我们的任务是不同的。工人运动非常发达，很有组织，但是由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的政党主导。要建设一个捍卫我们纲领的革命政党，不能只是忽视他们。
·在东南亚，情况很不平衡。在泰国和缅甸这样一些国家中，其工人运动非常薄弱。在这些国家里，既没有社会民主党也没有激进的左翼政党。在这些国家，我们的任务是，与那些积极保护农民、妇女和工会工人的社会运动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情况则居中。那儿有一些小的革命政党，我们可以与他们进行建设性的政治辩论和合作。
·在菲律宾和巴基斯坦，第四国际具有较强的组织，它们可以成为我们在亚洲政治活动的基础。
在这些国家我们都面临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我们反对阿富汗的塔利班和菲律宾像阿布·沙耶夫那样的穆斯林极端分子，因为他们是反动势力。我们不能以反帝的名义同他们有任何协议。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家，我们也可能面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第四国际必须加强其分析。
·在斯里兰卡，经过几十年的战争，政府已在军事上打败了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但泰米尔人问题的根本原因尚未得到解决。此外，拉贾帕克萨政府用公开而残酷的镇压，让他的对手和媒体沉默。第四国际应该是泰米尔人民团结国际运动的一部分。在所有亚洲，第四国际捍卫民族群体和原住民的权利，支持他们争取自决的斗争。
·在日本，两个与第四国际有联系的组织正在融合过程中。9月以来，他们联合出版了一份共同的报纸。在南韩，工人运动强大，也有不同势力的聚合，要建立一个新的反资本主义政党。因为这个国家有工人阶级斗争的强大传统，第四国际必须密切注意这一事件。此外，第四国际应组织声援运动，支持革命政党的中坚战士，目前他们遭到政府的镇压。
3．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当前危机的动力，也改变了传统左派的演变和发展框架。改良派官僚机构已经看到他们的回旋余地大大减少了。从没有改良的改良主义到反改良的改良主义，一系列不发达或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和类似的力量，正在经历一个朝向社会自由主义的演变；也就是说，这些力量在直接支持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政策。所有在政治上或制度上与社会自由主义或同中左派相连接的力量，包括妇女运动，特别是在制度化形式的非政府组织中的妇女运动，妇女援助协会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被拖入了工人运动里这些质的变化中，无法制定摆脱危机的计划。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一些政策，例如巴西卢拉政府的政策，正在恶化生态危机。同这些政党的冲突较为困难，因为他们保持了对一部分工人运动的控制，特别是选举方面的控制，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可信的政治替代纲领。
传统的共产党正继续其长期下跌的趋势。他们试图打破这一下跌的趋势，抓住自由主义左派和体制机构中领导势力的大衣尾摆，要不就会落回到他们怀旧情怀和自我肯定的境地。虽然有一些分支或流派希望与反资本主义力量一道建立社会运动，比如联合希腊的左翼联盟(Synaspismos)，但因为其改良主义本质，他们注定有矛盾和分歧。实际上，决定建立反资本主义政党，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认识到激进的，反自由主义的，左派改革主义潮流的存在，他们有作用，有选举公信力。因此，他们仍然是竞争对手以及/或者政治对手。他们的地位可以得到加强，方法是偶尔策略性地——一般是基于选举考虑——转向左翼，用社会自由主义，经常能重新确立其在劳动阶级和大众团体中间的共识。这向我们提出了执行统一战线的挑战，这个统一战线要能够主动响应男女工薪工作者的需要。同时，如果基于明确的政治条件，我们决定干预反自由主义的改良主义左翼政党（例如德国左翼党DIE LINKE）内部，我们不会对这些政党的性质抱有幻想，我们会建立社会运动的反资本主义倾向，同选举至上主义、制度主义以及向资本主义妥协的任何试图作斗争。
4．我们希望参与重组进程，建立一个新的左派，它能满足本世纪的挑战，重建工人运动，重建它的结构、它的阶级意识、它在政治和文化上对于资产阶级的独立性。
·一个反资本主义的、国际主义、生态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左翼；
·一个左翼，它是社会民主党及其政府的一个显然替代者；
·一个左翼，它为21世纪的社会主义而奋斗，这个社会主义是自我管理的、民主的并且有达到目标的一致纲领；
·这个左派意识到，为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同资本主义和它的逻辑决裂，因此它不能与它想要摆脱的东西一起执政；
·一个多元化的左派，植根于社会运动和工作场所，整合工人的斗志，植根于妇女和LGBT（同性或双性恋者）自由解放和生态的斗争；
·一个非体制左派，建基于无产阶级和被压迫者自我组织的战略，其原则是工人的解放是工人自己的任务；
·一个左派，它促进一切形式的工人和大众阶级的自我组织，鼓励为自己和依据自己的决定进行思想，决定，做事情；
·一个左派，它整合新的社会阶层，整合如贝伦世界社会论坛所表示的新主题，最重要的是整合新的一代，因为你不能用旧材料做新东西；
·一个国际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左派，它反对统治和战争，为群众性的民主国际奠定框架；
·一个能够把关键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宝贵遗产同女权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和拉丁美洲原住民运动的发展联系起来的左派。
·一个独立和阶级斗争的左派，它争取广泛的联合行动，对抗危机，为工人和所有被压迫者争取权利，争取收益和愿望的实现。
我们的方向是建设反资本主义的有效新手段，同现行制度作斗争，在这方面有一些准则和一般任务。
5．这是个愿望，它把建设第四国际和新的反资本主义政党以及新的国际运动的问题提了出来。我们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它，从1992年起，在过去两次的世界大会，以“新时期，新纲领，新政党”三部曲，在国际文件中演绎展开。在2003年的上次世界大会，关于建立广泛的反资本主义政党，我们确定了我们选择的本质。整体而言，第四国际正面临一个新的阶段。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激进分子、核心、运动和组织，必须以新的视野提出建设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政治组织的问题，这个视野就是，考虑到工人阶级的多样性――性别、种族、居留身份、年纪、性取向―― 为保护一个断然以阶级为基础的计划，建立工人阶级的新独立政治代表性。建立广泛的反资本主义政党，是我们对工人和左翼运动当前危机的回答，也是其重建的需要。该计划依据群众斗争，把群众运动带向前列，展现给新一代人。当然，这并不会消除我们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主义的、女权主义的国际主义者身份，也不会剔除我们的基本目标，也就是战胜资本主义，在民主和直接参与的基础上，创造一种新的统治秩序：即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在每个国家规模的水平上，在国际的水平上，这是真的。在阶级斗争经验的基础上，过去十年的全球正义运动，防卫斗争和反战动员之发展，尤其是巴西工人党（PT）的演变和意大利共产党的重建的经验教训，以及从法国的反自由主义左派、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辩论中所引出的经验教训，都应用于近年来的巴西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意大利左翼批判党，法国的新反资本主义党，英格兰的尊重党的建设。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在继续积累葡萄牙左翼和丹麦红绿联盟的经验。通过不同的路径，共同的目标是广泛的反资本主义党派。这不只是一个采取重组或革命运动的旧公式的问题。远大的目标是，除了革命力量，还要汇集革命力量以外的力量。这些可以是力量凝聚过程中的一个支持，只要他们的确是要建立反资本主义党派。虽然没有模式，因为每个集聚的进程考虑到国家的具体情况和力量的关系，因此，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寻求建立独立于社会民主党和中左派的、广泛的反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建立这样的组织，该组织拒绝对阶级通敌政府，也即今天的社会民主党和中左派政府的任何政策的参与或支持，这个政治力量认识到，争取妇女权利斗争的胜利，例如葡萄牙的堕胎问题的公投，会加强彻底的反资本主义力量。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必须作调整。我们所知道的非洲和亚洲的分化和重组的经验，指向同一方向。不过，在拉美国家，广泛反资本主义政党的建设，应该从一开始就整合进一个明确的社会主义立场。正是通过这一复杂而分散的过程，我们才能取得新的进展。
如此广泛的政治力量内部是我们工作的地方，重要的是在这些政党内部争取妇女和LGBT（同性或双性恋者）自我组织的权利，并让此自我组织在各党派的纲领和实践中反映出来。这种自我组织是对选举至上主义和制度主义的抵制力手段。在几个拉美国家的新激进政治组织中，为了21世纪的社会主义，自下而上地反对重复20世纪的独裁倾向和诱惑的错误，自我组织的权利是很重要的。一般情况下，在这样广泛的力量内部，从开始就要理解一个必要性，它是我们社会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有必要对所有的偏见表现做出集体和果断的反应，这些偏见包括性别歧视、种族主义、伊斯兰恐惧症、反犹太主义、同性恋和变性恋恐惧症。我们还争取给予青年组织特别的注意；争取把黑人、移民、妇女和同性双性恋问题纳入党的公开声明和日常事务中，以及为被压迫同志特别争取在党的领导层及其发言人和竞选候选人的代表权。
6．在该框架内，我们必须处理这个问题，即：在国家、地区和国际层面，第四国际建设和反资本主义政策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讨论如何加强和变革第四国际，以便从新的国际分组的角度上看，它是有效的工具。虽然它必须被接纳的结果有限，但我们已经启动了反资本主义的左派会议，以及其它国际会议。在国际层面，根据这个政治基础，我们发起了许多会议和国际认同的倡议，并与葡萄牙左翼集团，丹麦红绿联盟和苏格兰社会主义党一起达成了欧洲反资本主义左派（EACL）的章程。我们与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那样的组织一起工作。其它党派——甚至是时而会政治演变成“左派”的左翼改革派，像意大利共产主义重建党（Tor Synaspismos），也参加了这些会议。在印度孟买和巴西的阿雷格里港的世界社会论坛之际，我们还举行了革命和反资本主义组织的国际会议。在这个层面上，在巴西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同卢拉的巴西工人党（PT）决裂时，我们建立了与PSOL的团结纽带 。我们支持意大利同志的努力，他们努力为共产主义重建党的政策建立一个反资本主义的替代纲领。这几个因素显示我们想要的执行方向的类型。今年，如巴黎或贝伦那样的不同会议表明，在欧洲，大量的组织和反资本主义左派运动的联合行动及讨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现在有必要继续这样的政策，即：就战略和纲领的思想与通过国际动员而激发的联合行动这样的议题，召开各种会议。
7．第四国际及其支部扮演着维护、促进和实施一个纲领的重要道路，该纲领包含朝向社会主义的实时而又过渡的需求；它们担负着一个统战政策，其目的是为工人和他们组织的大规模动员：它们维护促进和实施工人阶级的团结独立，反对任何类型的与国家资产阶级战略结盟的政策；反对任何参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行为，因为这些政府仅仅照顾国家和资本主义经济而放弃所有的国际主义，或者争取结束性别、种族、民族、宗教或性取向的不平等和歧视。。
第四国际已经发挥并仍在发挥一个功能作用，就是保持革命马克思主义派别的历史活力，“了解世界”，处理革命战士、各个派别和组织的分析和经验，把各派别、运动和积极分子召集起来，在革命的基础上，共享相同的战略眼光和广泛一致的同样选择。一个使人们有可能“思考政治”的国际框架的存在，对于革命者的参预，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资产。一致的国际主义必须提出一个国际框架的问题。但是，由于其本身已分析过的历史原因，第四国际本身不具备代表我们需要的新群众国际的合法性。因此，当这是反资本主义力量的聚集向前迈步的一个问题时，这些新的组织，特别是在欧洲和拉丁美洲，不能联系到并加入某个同第四国际等价的运动潮流，无论从什么参照点看——各种阿根廷社会主义工人运动（Socialist Workers Movement of Argentina，Morenoites），工人党(the Workers Party，林柏特派 Lambertists)，社会主义工人党或其它类型的托洛茨基主义党，这都是真的。尽管如此，让我们注意第四国际和所有这些运动之间超越政治立场的一个重大区别，第四国际的信誉是，它立足于各个支部和中坚分子民主协调的基础上，而其它国际运动是“国际派别”或协调基础上的“党的派别”，它们不尊重民主运作规则特别是运动倾向的权利。这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历史限制，“像其它前毛派或前共产主义的运动，今天阻扰我们在新的国际凝聚的结晶中前进。查韦斯关于组建第五国际的呼吁，引出了有关其起源，其框架的其它问题，也即其可行性问题。第四国际宣布，它愿意参加辩论，并可以组织筹备会议。我们将贡献自己的历史性成果，以及我们对可能的新国际及其纲领基础的看法。只有所有成员共享一个纲领计划，共有一个干预社会的能力，共享一个民主多元形式的运作，以及明确的独立于政府以便同资本主义决裂，这个时候，一个真正的新国际才能诞生。
在目前的力量关系中，通向大众国际的政策，必须公开和定期的，就主要政治问题――活动，具体的主题或讨论――召开会议，使得反资本主义和革命的支柱力量有可能聚集和出现。新的反资本主义党派在今后的岁月里可能形成，它们表现最致力于寻求反资本主义替代纲领之团体的现阶段的斗志、经验和觉悟，在这些党派中，一个新的共产国际的问题会提出，或将会提出。我们采取行动，我们将继续采取行动，要使它不以意识形态或历史选择的方式提出来，因为那样做很可能导致分裂。它必须在一个双重水平上提出来，一方面，在国际干预的任务上有真正的政治凝聚一致，另一方面，新组织的多元化，必须把各种起源的流派聚集在一起，这些流派有：各种托洛茨基主义者，自由意志主义者，革命工团主义者，革命民族主义者，左翼改革派。因此，一般来说，如果有迈向新党派的具体步骤，我们建议新的广泛的反资本主义党派有操作运动倾向或方向的权利，并且这些新党派中的第四国际支持者应当根据各党派的具体情况，按既定方式组织起来。我们左翼集团的葡萄牙同志，我们的红绿联盟的丹麦同志，我们社会主义自由党的巴西同志，作为第四国际运动，按特定形式组织起来，或在有其它政治倾向的阶级斗争运动中组织起来。
8．在这个运动中，我们面临各国内部党派的建立和新国际集团的建造之间的异步性问题。在目前情况下，或在未来几年内，新的反资本主义党派可能出现在一系列的国家，但是新国际力量的出现，尤其是一个新的共产国际的出现，在现阶段尚看不出来。一个新的共产国际，只会产生于长期的联合行动，和对推翻资本主义的活动和任务的共同认识。在我们肯定一个国际凝聚政策的同时，它证实了共产国际的特别责任，因此有加强它的需要。我们可以而且也谋求展现一个组织框架，对于有着同我们一样的政治计划的革命组织来说，该框架是有吸引力和民主的。菲律宾的同志，巴基斯坦和俄罗斯同志正是处在这种动态中，而且可以成为例如波兰或马里同志的明天情况。
9．事实上，我们有一个为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所承认的特定作用。我们可能是唯一可以使各种起源的政治力量凝聚起来的力量。举例来说，这是拉丁美洲玻利瓦尔进程左派运动的委内瑞拉同志对我们说的。在欧洲，在欧洲反资本主义左派（EACL）和其它运动的关系框架内，情况也是这样。因此，未来的世界大会，对所有这些力量的聚会，必定是一个重要步骤。这次大会将是一个第四国际的大会，在这个阶段，不会有组织的增长。但是，我们希望第四国际扮演新的国际集团前景中的凝聚性的“推动者”角色。
10．因此，为了加强自己和发挥这种作用，第四国际的所有机构必须加强：定期会议，国际委员会，各分部之间的互动交流。有必要加强过去几年里共产国际已经部署的活动：第四国际领导班子——欧洲执行局会议的正常运作。该国际委员会（IC）会议，每年都举行，代表约30个组织，必须确保我们国际运动的组织连续性。
缺乏资源，以及在过去一段时间妇女参与的减少（一个强大的妇女自治运动之活动下降的结果，这个运动曾对我们的全国组织从而对共产国际有影响），特别是在我们的领导层中的减少，意味着我们没有维持妇女委员会的运作，以及相应的区域会议和国际学校网络。自2000年以来已经举行了三个妇女讨论会，而且妇女同志还参加了每个国际委员会会议。这些维持着有限而脆弱但并非真正女权主义的国际主义观点。在今后一个时期，鉴于我们对妇女压迫之理解的重要性，以及同该压迫作斗争的战略性质，要按照反资本主义的观点，努力兴建自治的妇女运动，我们就必须找到必要的资源，保证这问题发展为我们提出的反资本主义观点的核心要素。在这一框架内，我们必须同时加强我们的内部委员会，主动向我们的合作伙伴提出讨论，包括参加我们机构的研讨会和学校。这个进程还必须找到全国性的反应。
同时，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组织里——以及我们正在组建的新政党里——的妇女找到她们完全的位置，不要认为领导机构或选举名单上直接采用对等或配额，就足以应对妇女在充分参政进程上的障碍。在1991年世界大会的积极行动决议中，提出了组成一个积极行动计划的一系列措施。
每年一度，约500同志参加的青年营，必须是我们欧洲支部青年工作的一个中心，要着眼于培养年轻的国际主义干部。随着越来越多的我们在欧洲的组织进入到广泛的反资本主义阵营，我们继续鼓励同志们邀请更广泛的组织参加青年营，参加每年复活节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筹备研讨会。青年营也是欧洲的青年同志会见来自其它洲的同志的重要场合，而且欧洲以外的组织派同志参加青年营所作的努力，也是非常重要的。青年营作为第四国际唯一的定期公开活动，它也用来邀请一些组织的更年轻的人，而这些组织与我们正在建立关系，情形就如2009年希腊的青年营一样，在那里，有来自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和克罗地亚的小型代表团参加其中。
阿姆斯特丹的教育机构已取得了新的动力。我们现在必须确保学校和研讨会开办，确保其管理和组织的平衡。第四国际也必须开放其会议，开放其学院。该学院具有中心地位，不仅要教育国际支部的干部，还要促成各个流派之间的交流，造就各种国际经验。气候变化研讨会向一系列国际专家开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像其它的会议一样，它表明这样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即我们是一个各种观点的熔炉，可以系统地阐述反资本主义革命流派处理的基本问题。
菲律宾的国际学校的存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它能培养新一代亚洲各地的革命骨干，并分享他们的经验。在不久的将来，将有一个新的学校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开办，扩大我们在南亚培养骨干力量和组织政治辩论的能力。第四国际已经给予在马尼拉和伊斯兰堡的国际研究与教育研究所（IIRE）以全力支持。
我们正在与一些组织建立关系，而我们的学校一直是邀请这些组织参与活动的场所。在今后一个时期，通过国际研究与教育研究所（IIRE）网络，这一作用必须得到加强和扩大。
总之，在今后一段时间，方向是建立新的国际力量或一个新的共产国际，而第四国际作为一个内部框架，代表着革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资产。
关于战略辩论、党的建设和21世纪社会主义
国际委员会的任务是与国际研究与教育研究所（IIRE），它的一个分部，一起准备一个研讨会，主题是反资本主义政党和第四国际的分部的建设：面临的问题，与社会运动，特别是同新一代的关系，同联盟的关系，以及同其它流派的关系。
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研究与教育研究所（IIRE）也有权举办21世纪社会主义的国际研讨会，向外部嘉宾开放，要编写一份文件，表达第四国际对这次辩论的贡献。
Capitalist climate change and our tasks
资本主义气候变化和我们的任务
第四国际第十六次世界大会决议
1．眼前的气候变化，一般来说，并不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主义产物，是自称为资本主义替代者的其它制度的产物。人类面临的社会生态灾难之危险是空前的，在人类时间表上是不可逆转的，而这个制度无法质疑其积累的基本逻辑，正在进行没有出路的危险的技术冒进。
眼前的气候变化，一般来说，并不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而是因为这样的事实：即资本主义制度，基于短期利润和超额利润的考虑，不仅把剥削劳动力，而且也把对自然资源，尤其是对有限的不可再生的廉价化石燃料储备的掠夺，一直不停地作为其发展的基础。
i．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和20世纪初期，一些寻求乙太阳能利用为基础的替代能源系统的合理建议，不是被资本主义盈利律搁置一旁，就是毁于煤炭企业的压力下。
ii．1945年后，为了延续其超额利润，石油垄断企业和依赖石油的部门压制许多技术替代方案，并且迫使运输，消费和城乡规划的方式只能服从于销售越来越多的商品的愿望，特别是汽车和其它大规模生产的个人消费品。
iii．在过去40年中，尽管有日积月累的越来越可信的证据，资产阶级政府和媒体仍然无视科学家们的警告。相反，它们支持资本主义游说团体的歪曲宣传，与此同时，生产和交换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正在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爆炸性增长。
iv．在21世纪初的今天，全球变暖的原因有完备的数据记录，危险是政府已知也承认的，技术解决方案是存在的，并且情况的严重性随着专家们的每个新报告而增加。如果不采取义务性的政策，专家估计，从现在到2100年，平均温度将比十八世纪上升6度以上。然而，3.25℃的上升（相对于前工业化时期），这个数值位于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预测的中段左右，也就是到2050年，沿海洪水将造成1亿至1.5亿受害者，饥民高达6亿人，疟疾患者达3亿，而水资源短缺将影响到35亿多人。尽管这样，资本主义仍然不顾一切地继续大量使用化石燃料，包括非传统能源（重油，沥青砂，叶岩油）以及巨大的廉价煤炭储备。由于构成该制度基础的是积累逻辑，从而启动了生产主义的赌博，它意味着危险的技术：发展核电和发展旨在增加生物燃油的有害生产的基因工程，以及发展捕捉储存亿万吨二氧化碳于深部地质层的“清洁煤”技术。对资本而言，可再生能源，只是一个新的价值积累领域，这解释了为什么它们的实施形式会特别地带有破坏性，它们被用作化石燃料供应的补充而非替代。
资本的唯一限制是资本自身（马克思语）。这一制度的疯狂竞争，造成两极分化，在一端积累财富和过度消费，另一端则是贫穷和匮乏，它威胁着促成人类生态灾难，这是一个历史尺度上不可逆转的灾难，会对生态系统，特别是对生物多样性造成无法挽回的破坏。尽管这一危险临界点，同前工业化时代相比，大大低于2℃，它已在许多地区（岛屿国家、安第斯国家、北极地区、半干旱地区……）遭到反对，但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层面上已经通过或正在讨论的一些计划，对应于一个60厘米至2.9米的海平面上升（不计两极冰盖的脱位），为均衡起见，却提出3.2℃到4.9℃之间的变暖。尽管千年发展目标并不足够，但它却不能达成，不仅如此，还有千百万人面临他们生活条件的严重恶化。对于其中最贫穷的人而言，他们的生存受到威胁，特别是来自海岸洪水，淡水资源紧张，热带地区的农业生产力的预期下降所造成的风险之威胁。
2．认为随着化石能源的耗尽，气候稳定就会自然地达到，这是一个幻想。这足以激发气候转折点。若要把气候稳定在可能的最低危险的水平，就需要大量减少能源消耗，从而需要减少物质生产。同时，能源和其它资源必须确保30亿男女的发展权利，这些人生活在不符合人性的条件中，是全球变暖的第一批受害者。资本主义制度是无法分开接受这两项挑战的。对于它来说，同时对付这两项挑战等于要它做不可能的事。要不计代价地实行世界性的过渡计划，完全基于可再生能源，基于人类基本需求的满足，建设一个经济高效的能源系统，要执行这个计划，彻底的反资本主义措施是必不可少的。
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看法，要让气候稳定在最小危险可能的水平上，需要全世界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15年之前达到峰值，并从现在到2050年之间，减少到2000年的百分之50至85。按照预防为主的原则，至为重要的是把这些目标最严厉的部分作为最低限度要做的事。事实上，气候模型没有纳入已知的“非线性”现象，特别是格陵兰岛和南极冰盖的脱位以及永久冻土（冻土）释放的甲烷，就算纳入了也是做得非常不完善的。但是，这些现象已经明显，很可能会强烈地加速气候变化，并大大增加今后几十年的负面影响。
除了这些物质的限制外，还必须加入社会，政治和技术性质的其它限制：
i．为了计算帝国主义国家和其它国家的不同历史责任，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估计，参照1990年，从现在到2020年，首先必须减少25%至40%的排放量，从现在到2050年，要减少80%至95%的排放量，然后，2050年在所有地区和从2020年开始在大多数地区（非洲除外），相比目前的预测，输出曲线必须下降15%到30%。在此，同样基于上述理由，最低限度必须采取最严厉的目标。
ii．考虑到它们对全球变暖的决定性责任，这些目标中有关发达国家的部份，必须由它们使用国内措施加以实现，即减少它们自己的排放量。这些排放量削减，不可以代之于通过在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型国家的所谓“干净”投资而购买的污染权，也不能代之于种植树木——它并不提供结构性的解决办法，也不能代之于对现有耕地和森林的保护——土地和森林的保护，本身就是必要的，必须停止让污染者继续污染。这些京都议定书预期的所谓补偿措施和排放权市场，从环境的角度看，已证明是完全无效的，甚至达不到这些协议中根本不充分的目标（2008-2012年期间减少5.2％的排放量）。
iii．为了气候正义和偿还生态债务，帝国主义国家必须向帝国主义主导的国家转移知识和技术，使他们在发展的同时，尊重气候稳定的物理限制。他们还必须资助对不可避免的气候变化作适应的那部分人，其中贫穷国家的贫困人口，多半是妇女，是主要的受害者。
iv．从技术角度来看，可再生能源可以充分面对人类的未来需要。但是，由于需要改变能源系统，未来40年过渡的成功的前提是能源消费的重大减少（百分之五十，发达国家更多）。这反过来又意味着物质生产的大量减少，于是关键问题是：有必要减少整体生产，同时又要满足30亿人的合理需求，因为他们的许多基本需要仍然得不到满足。
根据气候变化造成的破坏成本，给碳赋价，从而让这些条件得以遵循，这个想法是一个完全的幻想。价值是一个纯粹的量化指标，表达通过资本的发展，在某一时刻付诸实施的抽象的人类劳动量：按定义，它不能考虑自然财富，不能考虑子孙后代的需要，无能力从人的角度区别有用或无用的具体劳动，也无力考虑到气候稳定的众多数量和质量参数。这种无能为力，已经体现在实践中的事实里，即资本主义垄断者尽其全力，成功地阻止了全球变暖的账单放在其门口，归根究底，他们是根据自己的利益，确定推行政策的节奏和形式。最后，在社会层面，一个碳的世界价格的实行，将使工人和穷人为全球变暖买单，从而加重了北方和南方间的不平等现象，也加重了北方和南方的社会内部的不平等现象。
资本家是无法解决关键问题的，因为它在结构上无法做到，更多地为不能消化的需求生产的同时，减少整体的物质生产。要完全在可再生能源的基础上，不计成本地、有计划的、民主的和合理的实施向经济高效能源系统过渡的世界方案，同时兼顾人类发展的合法权利，这只有诉诸彻底的反资本主义措施，才有可能。这些措施特别包括：征用信贷和能源部门；大规模的削减工作时间（半天的工作）以及减缓工作节奏，但不减工资并且额外雇用工人；对资本利润课以重税；通过对农民农业的支持，尽可能地使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重新本地区化；改变消费模式，在住房和交通领域提倡公共化；用垄断利润资助建立适应期世界基金；为研究作公共再融资，结束其对企业的从属地位，向南方国家无偿转让清洁技术；以及在所有这些不同的层次上，由人民和地方政府机构控制的民主参与机制。
3．200多年的资本主义发展，依赖的是化石燃料，留下有毒的产物，气候变化之所以集中在文明危机上，乃是因为这个事实，即这个制度的社会生态破坏潜力目前远远超过确定人类需求和应对这些需求的能力。在资本主义人口律的框架内，经济气候和粮食危机的组合，造成一项重大的人类灾难威胁，甚至是一个退回到野蛮时代的威胁。
两百年资本主义发展遗留的有毒产物，气候变化，构成了一个制度的全球性危机之最明显的示范，这个制度的社会生态的破坏潜力现在远远超过其确定人类需求和响应该需求的能力。生产力的增长，已成为破坏性力量的增长，这不仅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社会和生态上的破坏性技术已付诸应用，而且，整体而言，因为破坏气候的资本主义逻辑，正把人类带向全范围的严重困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意味着特别的人口律，表达了对“产业后备军”的永久需要。在这个定律框架内和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衰落的背景下，经济气候和粮食危机的组合，在其中产生了深刻的威胁，一波规模空前的“创造性破坏”（熊彼特），这不仅意味着物质生产力和不可替代的自然财富的大量淘汰，而且也意味着对亿万人类造成身体破坏的重大风险。这地狱的逻辑已经在作用，在聚结投资于农业、能源、汽车和石油化工的各个大资本，把他们的手伸向土地，伸向用作能源的生物资源的工业开发，正在加快小农的破产和农村人口的外流，威胁原住民小区，大大增加了作为慢性饥荒灾民的次级无产者。缺乏一个全球性的替代，这个制度的内在动力将前所未有地强力推动全球危机滑坡，这场危机残暴和野蛮的水平可能是史无前例的。
4．气候变化加强了一个世界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和一个同生产主义彻底决裂的社会主义计划两者的紧迫性。和以往不同的是，碳循环的饱和以及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实际上意味着，不同时考虑到主要的自然限制，工人的解放是不可想象的。
反对资本主义增长的本身，既不是社会的项目，也不是支持另一种社会的广泛社会动员的战略。物质生产和消费的减少对气候的稳定是即刻必要的，因为在把人类驱向死亡之路这方面，资本主义已做过头了。但是，这并不以任何方式预先判断发展的未来可能性，一方面，它只要求先让气候系统稳定下来，另一方面，它只是朝无化石碳经济必要转型的一个定量标准。如果我们不想被引向反社会的甚至反动的结果，这种定量的标准必须与质量标准相结合：特别是财富的再分配，减少工作时间而不减工资，公共部门的发展。如果这些要求得到满足，达到了它针对无用或有害生产制定的条件，那么，通过对社会部门的投资，一个不同的城市和国家规划，免费获得的重要服务，以及重新掌握必要的自由时间，用于各阶层的自我活动，自我组织和民主自治，这样的话，物质生产的减少实际上将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财富和幸福同步增加。
资本主义制度同物质生产和消费的增长是分不开的，但这是效果而不是原因。作为交换价值之抽象形式的价值的生产，它导致财富在一端无限积累，并同时导致贫穷和匮乏在另一端积累的永久趋势。没有考虑到这种双重现实的气候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从而，反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关键点和杠杆，基本上仍然是那些社会主义性质的项目：动员被剥削和被压迫者反对以利润竞赛、生产资料私有制、生产商品、竞争和工资为基础的制度。但是，对于解释替代方案，这个关键点和这个杠杆是不够的。碳循环的饱和实际上构成了这个事实最明显最全球性的显示，也即：不像过去，不考虑自然的主要制约因素，工人的解放是不可设想的，这些制约因素有：依照历史尺度，不可再生资源的储量有限，再生资源的补充速度，能源转化的规律，生态系统和生物周期及其节奏的运作条件。
光是肯定社会主义必须接纳生态问题，这是不够的。真正的挑战，在于创造条件，使社会主义项目同陆地超级生态系统的全球生态兼容。发展的设想，不能仅是旨在满足真正民主确定的人类需要，还要兼顾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性，更要接受这样的情况，即：复杂性，未知因素和生物圈的演化特征赋予这项事业某种程度的不可逆转的不确定性。应该放弃“人类控制自然”的概念。从现在起，唯一真正可能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满足真正的人类需求（摆脱商业异化）的社会主义，它是由利益相关的各方自己民主地决定的，做决定的同时，要小心谨慎地反省自己，这些需求对环境会有哪些影响，以及满足这些需求的方式对环境会有哪些影响。
从社会和生态的相互渗透方面考虑，意味着首先要超越关于自然的分划、功利且简单的观念，不能把它当作人类操作的物质平台，不能把它当作商店，从中提取对社会存在之生产所必要的资源，也不能把它当作垃圾场，堆积这项活动的垃圾。在现实中，自然同时是平台、商店、垃圾场和所有的生命过程，由于太阳能的外部供应，使这些环节之间产生循环，同时不断地重组它。因此，废物和它的处理方式，在质量和数量上，必须同生态系统循环的能力和节奏兼容，以免破坏生物圈的正常运作。但是，这种正常运作取决于生物操作者的数量和多样性，以及取决于联结它们的关系多重链的质量和复杂性，取决于最终确定供应给人类的资源的平衡流。
其次，从社会和生态的相互渗透方面考虑，意味着汲取现实教训，即：生产方式不只是由生产和财产的关系确定的，它还取决于其由能源选择规范的技术结构。气候变化清楚地表明：为了满足人类（粮食，热，光）的需要，一个生产模式使用的能源和能源转换的方法，并不是社会中立的，而是有一个明显的阶级性质。资本主义的能源系统是集中的，盲目的，浪费的，效率低下的，物化劳动密集的，基于不可再生能源的，并具有商品过度生产的趋势特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求把它逐步摧毁并代之于一个分散的系统，这个系统是有计划的，经济的，高效的，活劳动密集的，完全基于可再生能源的，并且其生产指向具持久实用价值的可回收利用的东西。这一转变不仅关系到狭义的能源“生产”，而且关系到整个工业机制、农业、交通、休闲，以及城市和乡村规划。能源/气候挑战迫使我们对社会主义革命做这样的设想：它不仅要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这个国家一旦建立就开始尽快地消亡，并且逐步进入人民自治状态，它还要作为一个老的资本主义生产机制销毁进程的开始，代之以另一种机制，利用不同的能源，不同的技术和不同的结构服务于民主决定的目标。这种极其深刻的历史巨变可以开始于一个国家或一组国家，但它必须包含其全部特点，并且完成于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也就是主要的发展不平等的废除能够名副其实地满足每个人生存的基本权利后。其实，它的前提是能源自主权，尤其是不同国家的粮食自主权的初步实现。远非人类发展终点的代名词，它意味着科学技术以及民主运用它们的社会权力的重要进展，在一个“审慎照顾”生物圈的文化框架内，有每个人的积极参与，对此原住民小区的贡献将是非常宝贵的。
革命马克思主义认为，一旦人类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人类发展的质量将比发展的数量更重要。这种观念同马克思是一致的，对他来说，真正的财富是自由时间、社会关系和对世界的理解。一个完全利用可再生能源――主要是太阳能 ――的共产主义的前景，持续地存在于这个非生产主义的思想中，深化它，并根据需求、任务和纲领拟定出新的结论。这一深化证明了生态社会主义新概念使用的合理性。作为反对资本主义剥削人类劳动和破坏自然资源的共同斗争的集中体现代表，生态社会主义不是从一个建立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理想和空幻的“和谐”观出发，而是从管理社会与环境的交流问题的唯物主义必要性出发，同时有意识地，集体地和民主地控制人类需求和生态系统正常运作之间的紧张关系。
5．我们的任务
5．1．预备社会运动的积极分子，使他们可以帮助群众意识的发展，有助于就气候问题发起群众动员。有关气候变化的斗争需要优先建设社会的力量关系。面临问题的紧迫性，面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罪恶政策，我们在各个国家工作，建设一个强大统一的、在世界范围内协调的群众运动。这一运动必须看成是现存社会不同阶层的社会抵抗网，在最小的共同平台上，有一致协调的行动与定期的多元示威。它的目标必须是迫使政府至少达到IPCC提出的最基本的排放量的减少，尊重“共同但责任有分别”的原则，尊重社会民主权利原则以及每个人名副其实的生存权的原则。保护气候的民众动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特别是由于现象及其影响之间，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双重错位。关于全球变暖及其影响的信息广泛的宣传运动，是必要的。它的目标必须特别针对各种社会运动和左派政治组织的活动家核心，因为这些核心，在建立全球气候威胁和特殊社会问题之间的具体链接上，在推动使社会斗争同环境斗争的结合成为可能的战略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
5．2．建立一个连接气候斗争同社会正义的左派运动。没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剥削被压迫者的动员和积极参与，必要的变化是不可能取得的。资本主义的气候政策使这种参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在社会层面上是不能接受的。事实上，这政策意味着帝国主义统治和资本主义竞争以及暴力的加强；因此也即意味着剥削、压迫、社会不平等、工人之间的竞争、侵犯权利和资源的私人占有行为的强化。特别是，对于大量排放温室气体的各部门的数百万雇工的就业，工资和社会成果所代表的主要挑战，这一政策并没有提供任何答案。因此，它只能遭遇合法的社会抵抗。大型环境非政府组织试图激进化各国政府的气候目标，却又拒绝承认这个激进化作法同时也会加剧反社会的攻击。这是一条死胡同。我们捍卫把气候斗争同社会正义相结合的需要。在广泛的运动中，我们努力组建一个左翼，它连接这两个方面，并坚持反对这样一些建议，这些建议的基础是市场手段、积累、新殖民主义统治和技术冒进。这个左翼将设法汇集工会成员、生态学者、全球正义运动、女权运动和第三世界左派、“影响力减少的”左派、激进左派组织、批判性科学家组织等。
5．3．进行反对绿色新马尔萨斯主义的思想斗争，保护穷人和妇女的权利。根据它的全球性质，和它可能引发的灾难程度，全球暖化有利于一整系列的意识形态思潮的发展，在基本生态的掩盖下，这些思潮试图修复马尔萨斯论，把它包装在一个带有强烈宗教声调的世界末日的说法中。这些思潮在统治阶级的一些部门中找到最高的回声，在那儿，几亿人的消失比资本主义的消失更容易想象。正因为如此，他们代表的是对穷人尤其是妇女的潜在严重威胁。反对这些思潮的斗争，代表了一项重要任务，是我们的组织必须承担的、并要与妇女运动联结的任务。人口水平显然是气候变化的一个因素，但我们要坚决打击这个欺骗人的说法，即人口增长是气候变化的原因。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结构正处在大规模的转型中，进展之快，超过预期。它的继续是可以预期的，但那是社会进步、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结果，是妇女有权处置以及控制自己生育（包括正确条件下的堕胎权）的知识的结果。这显然是一项长期的政策。除了诉诸野蛮的办法，没有任何人口控制政策能够应对气候的紧迫性。
5．4．把气候问题引入社会运动的斗争平台。从扎根于现有斗争的广泛动员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行为要使保护气候成为社会运动的重大关切，并找到所有层面的要求的具体体现。例如：
争取和平的斗争：生产和使用武器对于气候变化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愚蠢行为——其本身就是增加冲突的一种可能原因；
与贫困作斗争，争取发展和社会保障的权利：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同资源和发展水平是成正比的。社会的不平等会增加遭受攻击并且妨碍能源的改变；
妇女的斗争：对气候变化的适应会加强妇女的具体要求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些要求包括平等权利，社会负责照顾和保护儿童，反对让妇女作双重工，堕胎避孕的权利；
争取就业的斗争：从根本上降低能源消耗，重组的领土和城市，照顾生物多样性，发展公共交通，用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燃料以提供巨大的高质量的潜在就业机会；
为获得土地、水和自然资源，为有机农业而奋斗：实行劳动密集型之有机农业的农村小区，知道如何增加土地有机质含量，减少农业的温室气体排放；
反对农业市场全球化和自由化：全球化和自由化是造成农村荒芜、饥荒、农村人口外流和/或生态系统被掠夺的一个原因，这些市场的自由化，直接（出口产品运输）和间接地，也是废气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
争取庇护权：面临环境难民特别是气候难民的增加，移居自由是必不可少的，它成了合乎人性的唯一反应；
原住民小区的维权斗争：按照他们的知识，按照他们的生态系统尤其是森林的开发模式，这些小区最有能力维护和发展碳沉积；
反对工作的多变性和不稳定性，反对延长工作时间：多变的工作日程表，使劳动力流动性增大的资本主义竞争，迫使工人使用汽车。“及时”生产是运输部门温室气体排放的一个主要来源。要大规模发展一个消费和休闲的替代模式，工作时间的减少是必要条件；
反对私有化，争取在运输、能源和水等领域的优质公共部门。只有优质的免费公共交通部门才能够调动每个人的外出权利和碳排的减少。电力生产的自由化，使得间歇性可再生能源网络的引入变得复杂。只有不求利润的公营企业能够接受挑战，在二、三十年内抑制住房方面的整体碳排放量。
5．5．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斗争超越财富的再分配，按照这个观点，力求使气候成为工会左翼的一个轴心。大型国际工会联合会的领导人，随资本主义气候政策起舞，交换他们就某些政策模式谈判的可能性。这个定位在以幻想为基础的“绿色新政”的建议中具体化，这个幻想就是绿色技术将有可能吸收失业，并推动繁荣和资本主义扩张的一个新长波。工会官僚接受生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盈利的要求以及主要的气候政策手段：政府援助“绿色”公司，“生态税”，清洁发展机制，排放权市场，甚至支持核能和生物燃料。这项政策很可能使工会运动成为灾难的帮凶。它分化国际工人，在不同国家的各部门之间制造分裂。考虑到气候和能源挑战的重要性，使之成为其争取改变之斗争的一个要素，这对工会左翼是决定性的。这场战斗是困难的，因为它不涉及“经济复苏”，而是关系到能源消耗的减少，抑制无用或有害的生产，这些行业工人的再转业等等。由于工人同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联结方式，是他们的日常生存所依赖的，因而此战有相当大的障碍。为了接受这一挑战，工会左翼必须离开以财富再分配为中心的狭窄视野，以便驳斥财富的观念与财富的生产方式，即该模式生产的根基。这种做法会引起一些重要的要求，如减少工作时间（连带降低工作节奏，不减工资和雇用相应比例的新工人），扩大公共部门，免费获得基本服务以及工人控制（工作节奏，生产，能源等）。
5．6．向帝国主义主导的国家大量转让清洁技术，和资助这些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共享知识和资产，因此，要对资本主义利润课以重税。拯救气候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共享知识和资产。因此，它必须涉及：
· 取消第三世界的债务，和把南方国家独裁者在西方银行的资产归还给人民；
· 解除银行保密，抑制避税天堂，对遗产征税，对投机活动征税等；
· 大幅增加帝国主义国家分配的政府的发展援助预算；
· 除了这种援助外，创建一个单一的世界基金，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必然影响，并向这些国家的公共部门转让清洁技术，而不附加资金条件；
· 这个基金的来源应该来自税收，来自对气候变化最有责任的经济部门（特别是石油、煤炭、汽车和电力生产部门）的利润和过度超额利润的征税；
· 抑制卫生系统的专利权，抑制生产基本消费品和服务（运输、轻工、水和能源、通讯）技术方面的专利权，使所有的地球人都能获得基本商品；
· 对放弃开采其矿物燃料资源的南方国家的财政补偿制度。
5．7．同预测相比，帝国主义控制的国家的排放量将无法减少至少百分之三十，除非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受到质疑。在把气候稳定在最低危险的水平方面，帝国主义主导的国家的贡献，可能只能通过响应大量人口的需求，由内部的发展达成，因此，与有利于农民农业的土地改革有关，同生产的方向转向国内市场有关。因此，人类发展与气候稳定的协调，需要采取措施反对地方统治阶级，因为他们使用发展权为借口，拒绝任何对燃烧矿物燃料的阻碍，掠夺自然资源，把森林据为己用，充当碳排放额度买卖中间人，生产生物燃料，并向发达国家市场低价出口农产食品或工业品。为了防止他们助长这种社会和生态有害的模式，置于南方国家处置的资金和技术手段，必须置于人民及其社会运动的民主控制之下。
5．8．原住民捍卫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与环境的关系类型，在保护森林的斗争中发挥主导作用，从而总体上也保护气候和环境。特别地，拉丁美洲人民有一个源于他们祖先文明的概念，它同资产阶级思想推动的东西截然相反。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土地主人，反而认为他们自己属于土地——这一观念概括了他们哲学的主旨，它源于对土地的尊重。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称土地为地球母亲，或帕查妈妈的缘故。他们养育、维护和发展一个以小区团结为基础的生活模式，这个模式深深地连接自然。因此，原住民的社会政治组织在其领土上不把自己局限于帝国主义强加给他们的边界。对他们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自然资源和各族人民的威胁——作为无数次侵略他们领土的结果——是对他们不可剥夺权利的攻击，这促使他们自己组织起来，抵制跨国公司在自由贸易协议或区域基础设施南美一体化（IIRSA）框架内进行的掠夺。我们必须支持他们的要求，反对没有得到这些民族的事先同意，就占领其领土，建立任何采掘业和水电站，铁路，公路和水坝。由于环境问题在反资本主义斗争中，显然具有战略地位和作用，建立城乡工人和原住民人民之间的联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在这些斗争中，仅存的热带森林的保护也是利害攸关的，因为热带森林在气候系统中有重要作用。
5．9．反对技术冒进，并把所有巨大的生态挑战纳入一个真正可持续发展的前景中。资本主义的历史充斥着环境危机，没有从全球生态角度去“解决”它们，只做了从属于利润的部分技术解决，其有害的环境影响稍后随即出现。而按照这个同魔法师门徒一样的方法，解决气候/能源危机，可能有更加危险的后果，特别是在三个领域：增加诉诸核能，转基因生物，以及煤炭开发新热潮框架下的二氧化碳地质封存。反对这些资本主义的作法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他们应该受到谴责，因为这是疯狂而肆无忌惮的资本主义增长的象征，因为该制度妄图跳过自己头，要不顾一切地维持产生利润的积累。更一般地，气候挑战汇集了所有的环境问题。因此响应必须结合所有巨大的生态挑战，特别是：（一）热带森林的保护，尊重依赖那些资源（碳汇）生活的原住民小区的权利；（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三）水资源的合理和公共管理；（四）反对来自石油化工的几十万分子对生物圈的毒化，这些分子并不存在于自然界，因而在某些情况下不能用还原剂破解；（五）消除破坏平流层臭氧的气体，代之于没有其它危险的生态影响的化合物；（六）反对大气污染及其对人类健康（哮喘，心血管疾病）和生态系统（酸化，对流层臭氧）造成的后果。
5．10．谴责资本主义计划和科学家们对局势的判断之间的鸿沟。建立与主要科学家的联系。提出知识产权和研究的社会作用问题。各国政府正试图使我们相信他们的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气候政策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必须大力反对这个做法。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谴责把政府目标同从IPCC报告之预防原则得出的结论分隔的鸿沟。这一公开谴责意味着，在批评主导意识形态和由大部分专家传达的社会成见的同时，充分理解科学知识的本质。左翼必须建立与科学家的关系，邀请他们传达他们的社会运动专业知识，挑战他们一般的政治立场，依据他们自己的科学知识，推动他们解说这样的矛盾，该矛盾的一方面是抗击全球变暖所需要的全球合理解决方案，矛盾的另一方面，则是为部分资本主义合理性服务的极端各自为政的科学。考虑到政策拟订中科学知识的地位，建立社会运动和重要的人文研究之间的关系，就是相当重要的。在此框架内，为争取社会正义框架内的气候稳定，我们要发展关于科学和研究作用的一个较普遍观点。我们不拒绝技术解决方案，也不拒绝发展和进步的概念。相反，我们认为科学研究和技术要从资本的影响力下解放出来，使它们的潜力，可以用于大量和迅速地服务于能源效率方面的进步，合理的资源管理和可再生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要求为研究作公开大规模的再融资，终结把大学同企业和金融资本联结的合同，在转型背景下，在社会正义的框架内，朝向建立一个没有化石燃料的社会，民主地决定研究的优先次序。
5．11．反对使个人感到内疚的企图，但肯定社会上对能源需求尽可能的清醒。政府的说法旨在使人们感到内疚，它把全球气候变暖的责任置于个人行为上，寻求用魔法驱除社会不平等，掩盖资本主义的责任，设法转移人们对必要的深刻结构变化的关注，为“碳税”这一类的不公正措施铺平道路。在超过一半的人类生活在长期低消费水平的情况下，相信通过反对过度消费的“文化蔓延”运动，可以拯救气候，这是一个错觉。但是，押赌注于假设的革命性科学突破，以避免质疑个人过度消费及其引起的后果，这也是一种幻想。不是把消费领域的行动同生产领域的结构性变化对立起来，而是必须把前者理解为一种使人们意识到后者之需要的手段。替代性的社会习俗，民主运动和动员，甚至那些只涉及少数人的、对抗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运动，也可以对集体意识的形成发挥积极作用，这个集体意识就是生产领域的结构变化是必要的，而这些变化将伴随着更高质量的生活。
5．12．实习灾难发生时的大众援助。气候变化大大增加了灾难的风险，特别影响到工人和穷人，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面对这一威胁，我们必须准备在两个不同的层面干预社会运动：需求层面，也即把国家和政府摆在他们的责任前面，以及直接的、民众的和相互依存的援助层面，这个由地方居民及其组织负责，加上一个世界范围的活动分子网络的援助。事实上，在自然灾害中所取得的经验表明，这些民众的援助措施更快、更直接地指向穷人和他们的实际需要，而且花费较低。此外，他们赞成发展不同种类的社会关系和既定秩序的论争。
On the Israeli offensive against Gaza and in solidarity with the Palestinian People
反对以色列进攻加沙，声援巴勒斯坦人民
第四国际第十六次世界大会决议
在犹太复国主义破坏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持续政治阴谋中，一年前以色列军队发起对加沙地带的进攻。三个星期密集轰炸的结果（13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表现了以色列军队的暴力行为，它使用了毁灭性武器，犯有许多战争罪。
这次进攻，策划已久，不是为了“阻止火箭袭击”，也不是为了“强行实施停火”。火箭袭击造成的受害者，在10年内不到20人，而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于2008年6月签署了停火协议，这个停火从来没有得到以色列的尊重，它维持了对加沙的封锁，并继续在加沙内外杀害抵抗者。在这种情况下，巴勒斯坦人有权捍卫自己，抵抗占领，包括用武力。
再一次，以色列的目标是向巴勒斯坦人民和抵抗运动表明，以色列是这场游戏的唯一主人：唯一可能的“和平”必须符合犹太复国主义政府规定的条件，这意味着否认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任何试图反对这种逻辑的人，将受到以色列军队的无条件镇压。
最近的事件证实：犹太复国主义政府不会容忍巴勒斯坦人，除非他们放弃他们的民族权利，并愿意在巴勒斯坦隔离区或外面的难民营居住。只有在他们准备向不违背犹太复国主义目标和利益的“和平”条件投降时，以色列才会与巴勒斯坦代表进行谈判。
一如既往，奥巴马政府的美国仍然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主要帝国主义靠山。欧洲联盟国家也继续公开或暗中支持以色列。阿拉伯联盟国家，四分五裂，大部分都顺从帝国主义，不能采取共同立场，而埃及将继续发挥其作为以色列和帝国主义列强合作者的作用，其对去年12月加沙自由进军的破坏，以及在拉法建设一个新隔离墙，再次表明了这一点。
不过，有许多谴责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反应。在世界各地，有成千上万人的示威集会。一些国家，如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驱逐了以色列大使。无处不在，甚至在联合国的大会，也有人提出了抵制和制裁以色列的议案。
第四国际重申，无条件的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所有争取其权利的斗争：没有任何外部干涉的自决权；难民返家的权利和要求赔偿的权利；1948年的巴勒斯坦人享有的平等权利。
此外，我们重申，必须解放阿拉伯人民，拆除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因为犹太复国主义代表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计划。我们支持让所有巴勒斯坦人民（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犹太人）可以完全平等的生活在一起的政治解决方案。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紧急加强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声援运动，着重于五个主要和统一的、包括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内部的每个人都同意的要求——以色列军队无条件、立即和全部撤出1967年以来占领的土地，包括东耶路撒冷；拆除1967年以来兴建的移民地； 拆毁隔离墙；释放被以色列关押的11,000名政治犯；立即和无条件地解除对加沙的封锁――作为实现基于平等权利的政治解决方案的初始步骤。
我们还应该特别关注巴勒斯坦人自1948年以来的要求，他们要求全面和自由获得土地和水的平等权利。最近的以色列选举和高得票率的利伯曼，一个公开主张驱逐巴勒斯坦人出1948年土地的人，对巴勒斯坦人民构成了重大危险，对此，声援运动有责任做出回应。总体上，我们还必须支持反对占领、战争和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的以色列人。
最后，我们似乎有必要加强抵制-撤资-制裁（BDS）运动，这一运动在2003年由170多个非政府组织和巴勒斯坦各方发起。抵制-撤资-制裁（BDS）运动的要求提供了机会，发展旨在声讨政府和主要资本主义集团勾结的团结运动。抵制-撤资-制裁（BDS）运动最近和未来的成功，可以发挥削弱犹太复国主义政府的作用，并创造条件，加强巴勒斯坦和反帝国主义阵营。同时，在这场斗争中，有必要打击所有的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仇视伊斯兰教的倾向。
2010年2月26日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with the peoples of Iran
国际声援伊朗人民
第四国际第十六次世界大会决议
美帝国主义的攻势，联合国的经济制裁，还有以色列在中东传播的大量反伊朗的好战宣示，在这样的情况下，第四国际声明，只有通过伊朗人民的动员，才能把伊朗人民从伊斯兰共和国独裁政权下解放出来。我们谴责和帝国主义的战争，占领和干涉政策，我们站在争取自由和独立的人民的一边。
自从2009年6月13日，总统选举的欺诈以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陷入空前的政权危机，开启了青年人，妇女和工人一起表达他们民主意愿的空间。过去8个月，伊朗人民大量表达了他们的愤怒，呼喊出“打倒独裁！”的口号。从选举挑战，到拒绝伊斯兰共和国的真正基础，这一进程持续增长和激进化。
自1979年以来，在分享权力的不同派别之间酝酿的冲突，已成为公开的战争。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总统内贾德和革命卫队的领导层决定全面控制石油收入，巩固其经济和财政利益。以穆萨维，卡鲁比和拉夫桑贾尼为代表的教派，拒绝被驱逐出权力中心，使得伊斯兰共和国血债累累，加剧了危机。
人民决心消除这种令人窒息的重负，结束对争取自身权益的年轻人和妇女的日常镇压，这个决心变得越来越同工人的具体要求交织在一起。
在过去8个月，青少年、妇女和工人抓住每一个机会，反对军事神权政治制度。他们勇敢的动员已经加剧了政府内部的分裂，削弱了伊斯兰共和国。
哈梅内伊、内贾德和革命卫队用暴力镇压伊朗人民合法的社会民主要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为了扑灭抗议运动，进行大规模逮捕，在电视上演播审讯、强奸和处决被拘留者的场面。但这并没有奏效。对现有政府的反对是根深蒂固的；镇压不能扼杀政权反对者的决心和愤怒。
在伊朗，在政治危机结合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一个新的斗争阶段已经开始。面对失业，裁员，私有化和失控的通货膨胀，特别针对未支付的工资，以及组织工会的权利，该国已出现了一些罢工。该政权并没有忘记1979年的罢工浪潮，它对君主制的垮台起到了主要作用；因此该政权粗暴地压制工人阶级的斗争。
我们支持妇女、工人、青年和所有那些反对伊斯兰共和国政权的人。工人的社会需求与民主诉求的结合将是决定性的因素。随着工人阶级介入斗争，当前的运动中可能获得必要的团结和力量，推翻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一个社会民主和非宗教的共和国，她真正地反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
为了真正民主权利的斗争，为了政治犯的解放，为了废除死刑，为了结社和罢工的权利，为了自由选举，为了少数民族的权利和社会正义，以及为了男女的平等，强有力的国际团结是必要的。
他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
Solidarity with Haiti
声援海地
第四国际第十六次世界大会决议
发生于2010年1月12日的海地地震影响到整个国家，首都太子港和周边地区遭受的打击尤其严重。人员和财物的损失是巨大的，20多万人死亡，成千上万的人受伤和无家可归。最近几十年的极端贫穷，不稳定的生活条件和居住状况，还有，这是个警察国家，它不关心民众的需要也不关心地震多发区的预防措施，这就是这场灾难代价如此高昂的原因。
这不仅是一场“自然”灾害。强权施加并且仍然在施加给海地的统治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后果，使这场灾难雪上加霜。
海地是第一个废除奴隶制，经过斗争赢得独立的殖民地。帝国主义国家，首先是法国和美国，让海地为解放付出了高昂的代价（1825年以来，该国背负着法国债务的重荷）。
海地是美洲最贫穷的国家， 近百分之九十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几十年来，海地人民是新殖民主义阴谋和帝国主义列强剥削的玩物，罪魁是法国和美国。这些强权一个接一个地扶植和支持听话的政权 — 比如，1957年至1986年的杜瓦利埃独裁和2004年的政变 — 它们掠夺国家财富和人民，图利跨国公司和他们安置的统治者。
世界银行强行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当地的农业瘫痪，迫使数以万计的农民拥挤在城市的危险居住区。这次地震扫除了这些贫民区的整个地段。
这些新自由主义政策，降低了工资和拆除了所有社会服务，特别是医疗服务部门。震前，超过百分之四十的人口没有健康保健服务；其中妇女的比率高达百分之六十。
2004年，美国把其军事统治“下放”给联合国海地稳定团（MINUSTAH），巴西领导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从一开始，它得到的名声就是，放下饥饿暴动、谋杀和强奸以及针对穷人的各种暴力不管。其推行的经济方案，同在加勒比地区其它地方所看到的类似——目标是用非常廉价的劳动力建造企业特区。
目前的灾难，导致对该岛的军事占领。媒体散播这样的看法，即为了防止“混乱”，抢劫和不安，一个庞大的军力存在是必要，尽管美国军方官员自己承认，“暴力程度比地震前低。” 已派出了超过两万人的美军，用以控制民众和所有的交通（海，陆，空）。这种占领，部分地可以解释为是拉美大陆和加勒比地区再军事化战略的结果。事实上，海地位于古巴和委内瑞拉之间，同洪都拉斯（政变已经把被推翻总统塞拉亚扩大的同美国利益的距离，拉了回来）隔海相望。占领对美国的武器，保安和建筑公司也是好消息。该国的重新殖民化 — 它让该国倒退200年 — 已经受到了“国际社会”刻意冷漠的问候。
但是，来自海地的第一手资料表明，尽管海地政府的中心可能已经瘫痪，人民自己显示了巨大的团结和自我组织能力——设立难民营和重建国家，尽管美国宣布了紧急状态。
· 在军事占领下，重建工作不可能进行。占领军必须立即离开；国家并不需要士兵；它需要医生，护士和工程师！
· 边界应该开放，允许援助货物的发送和人民的自由来往。不应该把海地人赶回海地；应保证任何希望离开海地岛（按照委内瑞拉和古巴的例子）的海地人有稳定的条件。
· 海地的重建工作不应导致该国的外债增加——应由其它国家，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洲开发银行全部取消。
· 法国和美国欠海地巨额债务，因为他们对这个国家进行了掠夺和施以暴力。此外，他们应该归还杜瓦利埃存在外国银行的财富。
· 第四国际呼吁工人阶级的组织向海地基层组织提供财政和政治支持，跟进民众团结的巨流。
· 致力于向海地工人阶级的组织派遣物质援助，这些组织与我们有着相同的目标，要帮助他们在这个遭到重创的国家重建一个新的基础。
2010年2月27日
Make the Cochabamba gathering a new stage in the fight for an anticapitalist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科恰班巴集会使得应对气候变化的反资本主义斗争进入新阶段
2010年第四国际第十六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
李玥 翻译、韩达 校对
谴责25个主要污染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期间达成协议的讽刺漫画；该协定搁置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他们试图将这一协议强加给世界各国人民；它是为大资本的利益和资本主义对资源的占有量身打造的。它对全世界的工人、穷人、农民、妇女和原住民以及生态系统构成严重威胁；
庆祝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发出倡议庆祝关于气候和地球母亲权利的人民首脑会议的举行，以听取土著人民的声音；对分裂世界的帝国主义政策以及大国之间的政治氛围作出共同回应。我们呼吁所有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政治和社会力量支持科恰班巴集会并尽可能参与；
向那些捍卫自己开发的生态系统并为其权利、生活方式和尊重环境的集体占有方式而奋斗的群体致敬。通过这样做，他们已经成为气候运动的驱动力，反对新自由主义资源商品化的资本主义逻辑。它们是在社会和自然之间建立新关系的灵感源泉；
呼吁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确保科恰班巴会议为扩大和深化社会运动的国际动员铺平道路——超越具体的文化参照——以反新自由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方式应对气候变化。
感谢 赤心 收集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