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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官僚政权解体与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斗争
——第四国际第十三次世界大会决议
（1991年2月）
一、世界的转折点和一个时代的终结
1）震撼了苏联和东欧的事件，代表着快要结束的世纪的一个极大转折。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事实不单基本上助长了新一轮反对最保守政权的浪潮（从中国到捷克、而且包括前东德）也终止了苏联会干预的恐惧。但是，戈氏的解决方法并未能提供完整的方案，去克服危机以及对抗资本主义的逻辑。柏林围墙的倒塌，以及东欧国家的党、国的垂死挣扎，却反过来加深了经济危机，促使“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而且加剧了苏联、华沙公约和经互会国家的纷乱动力。从斯大林主义和雅尔塔协议发展出来的世界秩序正在终结。凭着反对官僚独裁的初步胜利和由此而解放出来的群众力量，许多可能性得以开展。
2）但是，这危机还没有触发一个透过对生产和分配资料的民主社会的控制，来挑战官僚浪费的群众性自我组织运动。主观上，对于向资本主义挑战的可能性，存有普遍和深刻的疑惑。就此来说，这不单只是斯大林主义的危机，也不仅仅是它自己等同于社会主义的危机；在工人运动中，现在许多人质疑的，却是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意念。
东欧国家刻下的崩溃，证实了托洛茨基的判断：若生产力和增长率之间的差距扩阔，而非如70年代中期那样逐渐收窄，便会出现与世界资本主义交锋的致命危险。
当资本主义经历全面的科技变化之时，苏联和大多数东欧国家的社会经济在80年代却恶化，60年代、70年代的改革和现行“经济改革”又失败，而面对危机时官僚混乱更加剧，加上在世界众多国家中，均缺乏可信的社会主义出路，由此而令人民希望以自由市场来解决种种问题。这些想法甚至有很强的吸引力，因为它们似乎把反官僚的急进主义、效率和民主结合起来。我们也要同时考虑，苏联用坦克在捷克进行了20年的“正常化”，中国和越南的官僚政权实施镇压，对古巴政权失望，以及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尚未发生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对整个东欧较年轻的几代人造成了怎样负面的政治影响。简言之，就是缺乏了正面和可信的全球性社会主义典范例子。1968年在捷克所发生的反资本主义和反官僚运动的失败，正像在南斯拉夫一样，改变了人民的思想。工人运动的程度，以及波兰团结工会的渴望自我管理，都表示我们低估了人们所存在的思想混乱的程度。工人阶级仍然是唯一有潜力抵抗资本主义复辟的力量，但这并不表示它在每个情况下都有办法如此做。太“客观主义”的看法，往往会导致低估了冲击工人阶级的思想，以及因而冲击它的动员能力的种种政治和社会因素：主要为阶级之间的力量关系（并为此而引起的社会主义回应方式的可信性）、过去经验（和失望）的累积，以及极不信任与斯大林主义有关的社会主义思想。这个问题的成因不能只理解为由于缺乏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或基于组织的弱点，因为这个弱点本身就是整个力量关系的产物。譬如，这种力量关系现时导致前东德的工人认为，只有信贷和资本主义方法才能带领他们国家摆脱危机。经验正在并将会改变意识；在德国，它已令人们对资本主义统一的结果有更现实的看法；此外，苏联和东欧发生的新斗争，正开始展示人们对市场机制的抗拒。还有，人们亦对自由市场（自由主义的）方法不信任和抗拒，失望正在并将会快速地形成，但面对自由市场主义走向死路时，这种失望就会立即引来深刻的思想混乱，以及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反应。一般人民的感觉是，除了资本主义以外，就没有完整的解决方法。
这就是我们以及所有社会主义力量面对的基本困难，而这困难迫使我们要负起仔细地制定新的策略和纲领的工作。
资本主义复辟的压力在崭新的、不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出现。在德国形成的复辟条件与其他东欧国家或苏联不同。朝向这个方向走的方案及法律措施，与完全的复辟，还有一段相当大的距离。我们应该对这些不同的情况做出仔细的研究。
这些研究应令我们有可能对一下的问题做更进一步的理论讨论：官僚问题、这些制度的性质、在融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过程中饱受动乱影响的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复辟（它的具体过程、它的定质跳跃、革命和反革命引起的匀称和不匀称的界分后果）的问题。
3）目前，从柏林围墙和执政共产党倒台中，得到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益的，是小资产阶级而不是社会民主党。经济上，资本主义要从这危机中得到其所望的利益，将会有较多困难。基于此，这些事件不单止代表资本主义的影响和利润全面扩张，同时还有更大的能力，在第三世界的所谓地区性冲突中，进行帝国主义的军事干预。
二、从市场改革到资本主义复辟
1）在国家机构、党和经济不同的层次内，极大部分官僚层转向亲资本主义立场这一事实，是由于官僚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加深。这证实了其根基的脆弱，以及为了挽救自身而试行改革所陷入的死胡同。它突出了过往官僚统治机制的特殊性。
2）官僚整体代表着一个由不同成分组成却享有特权的社会组别，他们骑在工人背上，以工人的名义来统治。寄生剥削的机制和官僚与工人间的合作、矛盾关系，基本上是在非市场的制度内，长期超越价值规律而发展出来。经过斯大林主义的反革命后，这个政权能够扩张和持续数十年，其历史因素包括以下数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含糊特质，由斯大林主义与资产阶级反法西斯主义者充满矛盾的同盟，打败了法西斯主义而告终：即使资本主义在战后有所发展，但亦必须考虑到社会主义的吸引力。攻击苏联不论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会得不偿失。马歇尔计划对已非常衰弱的西欧（及德国）的重建提供了主要的支持；相应地，反法西斯的胜利合法化了斯大林和东欧国家的执政共产党。这一点亦使苏联致力于工业化和偏重重工业得以“合理化”。
·赫鲁晓夫以来的政治改革，转过来压制了斯大林主义最血腥的方面，改进了消费，助长了好几轮社会主义革新的希望（直至1968年），让官僚和单一政党有更大的转圜余地（特别是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她们转过来成为其他地方的未来改革潮流的主要参照典范）。
·与此同时，殖民地革命的局部进展使帝国主义采取守势。
3）由于过度中央化行不通，以及试图解决本身政府的困难，促使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官僚，几十年来求助于市场改革和向世界开放，但他们目的并不是要恢复资本主义。
改革这个制度的压力来自两方面：从下而来的不满和关于世界贸易的渐增约束（在东欧较强大，而在苏联比较小，因为苏联收到帝国主义所强加的东西方贸易统筹委员会的制约。这委员会的规则限制苏联与资本主义直接交易，因而加强了她的自给自足的特征）。
在这个改革前进和倒退的螺旋中（东欧国家和苏联数十年来在不同程度上经历过），官僚层总是对环绕着三个中心问题的社会对抗，采取不同的反应：对工作权的挑战、价格变化和工资差异。这种抗拒受到被改革威胁的官僚派系的利用，即使中央权力愈来愈难以控制自己的机器，亦周期性地产生重新中央化的倾向。
虽然在70年代末期前，除了数个例外，增长率一般是正数，但愈来愈差的效率，不单使外债在80年代大为增加，而且也增加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价值规律的压力，债权人所要求的紧缩政策开启了一个更尖锐的两极化时代。
4）当过往改革中表现的复辟主义压力仍然受约束和处于边缘上，80年代末期却标志了一个历史性转变：向市场开放的新计划中较占优势的动力不再在不变（国有化）的财产关系架构下，以矛盾的方式把中央计划及局部的市场机制结合起来。这种动力也不是在引进或利用市场，来为工人自管扩大非中央化的权力（正如60年代的南斯拉夫以及80年代末期几乎所有东欧国家，均模仿苏联在1987年所通过的企业法）。在恢复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过程中，来自亲自由市场的反对力量的派系，连同很多官僚，首次赞同重新引进劳工市场和资本，并反对任何形式的工人自管权。多元主义的爆发，对党、国的挑战，以及党、国的衰落，转而加速了经济危机：“指令”制度这旧机器已失去官僚制度给予它的小小内聚力。官僚从它而得的物质利益不再受到保证。每个人的精神特质正在发展，增加整体复辟主义动力的混乱。
5）转投资本主义复辟的官僚们，希望从新的国家权力中取得官位上的特权。他们准备向新的权力出售他们的服务，或者更好地把这些特权转换为可换为金钱和财产的特权。他们的唯一逻辑就是要有权力（以便更好地保卫他们的物质利益）。这些官僚在面对非资本主义制度的半吊子混杂改革的死路时，加重了复辟主义的动力，因为他们均要从对工人的不同形式剥削中得到利益。
但恢复资本主义并不容易——找工作也不容易。这要看过去所占的位置，及因此要看再转有多容易。故此，基于实用理由，也会有反自由市场的保守主义和各种各样的新共产主义或自称“社会主义者”从共党、国家危机中冒出。换句话说，就是因为一方面官僚并不是一个有相同特征、一致的社会类别；另方面，因资本主义复辟会很困难，旧有官僚机制内便会出现政治与社会的两极分化。如果工人的反抗发展，来自旧制度的许多工会与政治派别便会试图利用这些反抗，来保持他们自己的物质利益。特别是，如许多事例般，当这些反抗会强大到足以排拒资本主义的逻辑，但不足以发展出一条社会主义、反官僚的出路。故此，发展反资本主义的民粹主义或工人主义，现在以至将来都是比较有吸引力的。这些主义不单结合了过去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及或多或少的带有独裁和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甚或最终会取而代之，并以严厉及爱国主义的道德来装饰自己。
6)虽然所有东欧国家及苏联均存有亲资本主义压力，但情况却要按个别事例来研究，特别是当较早的经验会影响其他地方的反应时。前东德在统一的资本主义德国内的同化是特殊的（德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以及作为一个强大国家的存在和实力；民族问题增加了经济同化的吸引力和可信性；许多因素有利于快速及和平的复辟过程，即使它不会毫无问题地实现）。东德地区将成为一个强国的贫穷地区（虽然也有正面的效果）；但对于所有其他国家而言，主要的风险是走上拉丁美洲的道路。
7）初期的狂喜过后，资产阶级现时的主调是怀疑和谨慎。在1990年的最后数个月内，便有大规模从苏联或东欧撤回私人贷款的活动。工业方面的私营化在任何地方都还没有真正的开始（甚至在东德，破产的企业也找不到买主）。
事实上，资本主义复辟正与危机本身（双方面的）和由官僚独裁统治的社会的本质发生矛盾；这些社会缺乏资产阶级。许多官僚均建议由他们来出任。但是，与能够私有化的生产资料来比较，资金实在太少，只集中在一群官僚阶层手中——其实在苏联，他们是令人憎恶、满身罪恶、投机倒把的官僚黑手党。这显示出，私有化在什么情况下会显得如此不“合法”、如此没有效率：关于有利于前官僚的“不受羁制”的私有化的丑闻正在匈牙利流传，并且导致计划取消及引进国家管制的架构。但这些措施与时下极度自由及脱离国家控制的自由市场逻辑背道而驰。
绝少农民准备把自己变为富农。过去的创伤只是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的：对某种程度的社会保障的渴求、农民传统的丧失（除了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部分地方以外），以及一些敌视私人自肥的人们（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对于小生产者或集体农庄的农业工人来说，自由市场并不是解决办法。
自由市场派系缺乏社会基础。为了各种力量的关系的理由，他们不得不为自己找寻合理性：当斯大林主义政党还是攻击目标的时候，这很简单。当达到首个目的后，所有困难突然出现。他们因此试图投过工人的股权在工人之间令私有化得以合法，（并解释说只有这样子，工人才能在资本主义下有权利）。有些人甚至建议极低的价格或自由分配。但是，拥有不能获利的公司的股票，若只是为迟些要被迫接受紧缩政策和冒失业的险，又有什么好处：买房子或吧储蓄转为硬货币可能还好些。
至于外国资本，大家的看法还是很模糊（既是所有经济问题的最可能解决办法，亦同时是对主权的威胁）。但主要的事实是，外国资本不会涌进如此破烂的经济内，局势又不稳定，而且又没有资本主义企业赖以运转的市场关系网络。从全球而言，可供生产性投资的资本量亦很小。在东欧和苏联，投资的获利能力不肯定，或者更有长期性及可疑的风险。现在和将来最好的交易，是最投机性及动用最少资本的交易。放贷者所希望的国家保证，取决于不同国家架构间的执政政权的不稳定及就主权的冲突而定，特别是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情况。
8）并非所有已建立自由市场的政府，皆会享有像波兰般的蜜月期——甚至在波兰，喘息空间也只是非常短暂。复辟的内容是利用政府的改变，来开始转变国家和经济的本质。但旧政权已使群众不耐烦于美好将来的承诺。来不及等待更好生活的心态冲倒了柏林围墙。人们需要确实的结果来缓和紧张。我们已经进入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时代；当中成败攸关的是国家性质的转变。
政府的转变和挑战斯大林主义机构是“最容易”达到的目标，因为那是广大人民的共识。财产法的改变尚未定下来。赖以支持彻底推行自由市场政策的警察、行政或军事力量，尚未建立起来。
私有化和脱离国家管制是国际货币基金会目前的处方。但如果处方行不通，这个世界资产阶级的机构便会宁愿资助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变种。这变种开初的特征是，维持占支配地位的政府和强大的国家，在外国资本的配合下，负责更新基础设施及准备在下一阶段推行私有化。
三、苏联的危机
1）这是一个影响自斯大林以来，保证官僚统治的所有机制的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及道德的危机。
官僚在其统治的每一个阶段，都试图对其权力赋以合法性：一方面意识形态上，透过提及十月革命和列宁，以及被其所有敌人围攻的“社会主义祖国”；其后透过赞扬在对反法西斯斗争中，苏联（主要是俄罗斯）的爱国主义；然后再透过赫鲁晓夫在80年代实现共产主义的承诺……另一方面，在社会经济层面上，把自己建基在工作保障，以及直至70年代中期为止，普通但有规律的生活水平改善之上。
如果苏联的历史仅被归纳为杀人及不变的斯大林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宣传仅建立在谎言上，则我们不可能了解官僚的寿命、拒绝贬斥过去而“受欢迎的”新保守主义在苏联的存在、或者“苏维埃社会主义”对世界的影响。这个制度在近十年内的实际堕落，也不应该掩盖对过去这段历史的了解。
朝向停滞的结构性趋势，削弱所有官僚控制的支柱。戈尔巴乔夫希望要出新招以找出新合法性的基础。期初，他开动改革的角色扩阔了他的活动的余地。但后来，改革引发的民间运动的动力、对斯大林罪恶和“指令制度”造成的损害的逐步揭露，以及最终市场的经济机制所引起的资本累计过程的本身，都转过来反对他。这些因素正加深官僚统治的合法性的史无前例危机，并与社会本身的认同危机结合起来。
2）改革由中央政治机构的“开明”派所发动。他们知道，“停滞”会导致爆炸性的危机，全面威胁官僚的权力。
70年代末期，形势愈趋紧张，增加了军备竞赛的外在压力。与其同时，世界资本主义部署的新技术，加深了苏联生产能力的落后性。虽然是有收入短暂地舒缓了危机的影响，但原材料价格下跌，却对作为出口国的苏联构成很大的打击，导致它的输入量减少。那就是说，在道德危机加深的同时，虽然可分配收入和资历水平的逐渐增加刺激了需要，这个制度却不能（在质和量上）在各方面满足这些需要，情况日益恶化。
主张改革的压力，愈来愈直接地来自国家机构中有资历层分，以及一部分知识分子。这些层分在70年代的社会比重由于需要新技术因而加强了。但是，这些“能者”层分的晋升却被勃列日涅夫的保守主义所阻挡。经过了支持“戈尔巴乔夫主义”的整个时期以后，他们成为激进自由市场派的主要培养者。
改革的时代从安德罗波夫开始，旨在寻求更有效率的再集中化（制定企业与中央之间更直接联系的经济计划，为了加强纪律推动工人卫队实际参与）。但这些措施却特别地遇到两方面的抗拒：一方面是公认的所谓“平均主义”的逻辑；另方面是在政府部门和共和国的行政机构的高官中非常普遍存在的各种小集团和黑手党。他们在勃列日涅夫的保守主义之下发展起来，具有它们的追随者的网络和对社会基金的欺诈掠夺，更大地削弱经济收归中央控制的能力。同时，它们已经曲折地反映了各共和国政权渐增的自治化。戈尔巴乔夫为了要从上而下地整肃这些地方的黑手党，以加强（主要是在亚洲的各共和国中的）俄罗斯干部的势力，因而与各个民族的民族感情发生正面冲突。
安德罗波夫在遇到抵抗和改革产生不平衡的压力之下，改革方案已经出现变异（或多或少地求助于政治的和市场的自由主义）。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和叶利钦的实用主义更分道扬镳；在这些人身上体现了在同一官僚机构中对于渐增的危机所做的不同反应。
3）跟过去和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试图的改革一样，戈尔巴乔夫的方案，也是透过提高效率（结合了整肃、重组结构和向某些非集中化的市场机制求助）以达到永久维持官僚层统治的目的。但是，这场“经济改革”结合“政治开放”的改革，由于它的政治层次，使其与别的实验不同。它的目的是在国内外，借着扩大中央政权的政治和物质“信用”，来引进市场改革。这个政治层次解释了戈尔巴乔夫对相当大部分国际工人运动的影响，因为在那里，他被看成为“真正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更新和民主化运动的推动人。这也是为什么“非正式”的组织，雏形的苏联独立组织，以及也许除乌克兰外，亚美尼亚和波罗的海民族阵线，在最初的阶段都支持改革开放，以对抗保守分子。
戈尔巴乔夫班子在障碍物愈来愈多的情况下，也确曾与利加乔夫派划清界限。它试图有限度地求助于国家机器以外的社会力量，来削弱机器内的保守力量。戈尔巴乔夫班子这种做法，便把重要性赋予了这场改革：部分历史真相的翻案；自治自管口号，以及有限制地“重新搞活”官僚化的、无权的苏维埃。
重新定义党国功能和建立“法治国家”，都是为了官僚主义的一党专政政权，以及为了协调这个政权想自我开放却不准有社会主义民主的矛盾目标。这些矛盾的目标包括：同时合法化和控制私人的主动；以保护公民不受到官僚的胡作非为和给以某些自由，来巩固政权在政治和道德上的合法性，但也反过来保护官僚免受“不受控制的”来自社会民间的主动的打击。因此，讨论罢工合法性时又要限制罢工；赋予示威游行权时又加上很多限制……民族权利的情况也一样，它在联邦的第一批方案中受到严格的限制，但政权同时又继续确认自治和经济权下放的原则。只要基层人民运动还可受控制的话，（重组过的）一党（翻新过的）“领导角色”原则，就一直会是保卫官僚利益的制度的核心。虽然有了公开的意见分歧，中央委员会意见永远一致的规则一直保持到1989年。
但是，“由上而下的”改革，以及要求人民主动反官僚的呼吁，有利于“由下而上的”运动发展。这个运动支持改革以后，就日益走的更远。
改革的动力，在政治上和在经济上，将会是愈来愈不受控制。
4）在苏共内部所组织的各种不同刚领的出现，为了选举而对政治多元化的实际上的肯定，因物质的匮缺和改革的停顿造成工人斗争和社会不满的增长，以及东欧国家的一元独尊主义的急速崩解，在90年代初深远地改变了局势。
i）苏联不再是各种不同的战略方针相互争锋的唯一场地：一方面，它因民族的分裂也分裂为与共和国的数目一样多的、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或多或少地寻求基础的苏共党。另一方面，保守派和自由派也尽量要在党外寻找群众基础（保守派有“俄罗斯工人联合阵线”、波罗的海三个共和国的“联盟阵线”；自由派有“俄罗斯民主阵线”）。最后一点是，许多政党开始组织起来，但是在目前任何一个都不足以与苏共抗衡。在这个情况下，苏共几乎自动地放弃了勃列日涅夫为了巩固“党的领导角色”所引进的宪法第六条条文。但是在党机器和苏维埃的机构之间，即使不是一种双重政权状况的话，也是愈来愈多的冲突，许多苏维埃机构正落入“自由派”的控制。政权四分五裂，陷入全面危机。
ii）自由派已经加速推行复辟主义的路线。他们得到了因以下三个因素而享受暂时声望的叶利钦的加入。第一个因素是，他与官僚机构的冲突和他过去反对特权的演说。第二个因素是，他宣布到那时为止尚未存在的“俄罗斯联邦”应该有主权，得到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非俄罗斯的自由派和民族主义者的响应。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正确地谴责代表俄罗斯人民的机构并不存在。非俄罗斯的自由派和民族主义者则在他的宣言中看到他们自己的主义或独立的宣言得以合法化。他们在叶利钦的宣言中，不但看到可以极具削弱“中央”权力，而且也看到可以在共和国之间，就相互的条件和关系进行直接谈判。第三个因素是，急迫的鼓吹自由市场的演说似乎是对维持现状的一个回应。自由派像保守派一样，会不惜以群众幻想的结束来换取品尝权力的经验。
iii）现在的民族运动和社会运动已经超越了中央机构所定的极限。戈尔巴乔夫给他自己的“全权”，将会与共和国所宣布的主权和区域、市镇甚至企业的要求增加独立自主的倾向发生冲突。结果将会是社会和各民族反对中央和反对其瘫痪的怨愤增加（要求一双强手来恢复“秩序”，又责备戈尔巴乔夫犹豫不决，说明了群众性的含糊矛盾……）。
无论这是独立还是主权的问题，被共和国所激烈地推翻，是中央和各共和国之间的权力系统的整体。共和国所面对的，一方面是它们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另方面是面对世界市场的问题，最后一方面是它们自己境内的少数民族对主权的要求；这些少数民主可能会要求中央政府保护他们不致受到共和国政府的镇压。
iv）一般来说，1990年6月的企业法的改变，不但表示放弃“经改”的最初的特征，也表示转向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的方向：它的逻辑变成为私有化和依靠股份拥有的经营权，对在开头给予工人集合体的（虽然有限度的）权力不利。在这个进程中，非常着重对西方贷款的期盼，这也反映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机构中的人对复辟计划愈来愈支持。但是，这必然是黑手党等势力控制市场。这些势力正利用合作社来非法地掩护和扩大目前所积累的基金。此外，日增的混乱，反引起要求集中主义的求存措施，并且使向自动的市场功能的转化不但愈来愈困难，而且成为无法控制的爆炸的缘由。
在开头，“急进派”——包括提出“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五百日”计划的人们——保持煽动性的语言（叶利钦，像华里沙一样，允诺有了市场私有化以后，每个人的生活就会马上过得很好）。但是，自由市场改革就是民主的说法，愈来愈受到主张以强硬手段实行市场的人们的公开挑战。他们现时在几个市镇和共和国的苏维埃中，有一些起决定作用的建制的支持。人民大众似乎极度撕裂在恐惧更坏前景和气恼目前的僵局之间。
这个不稳定的局面，一方面反映在戈尔巴乔夫总是在各种不同的改革模式之间摇摆不定，另方面也反映他到结果还是要求助于直接控制的方法，越过形式上宣布了的财政自主性。整体来说，官僚的“人性”的改革计划已经失败，戈尔巴乔夫的中派主义的支持基地已经崩溃，他在保守派和急进自由派之间耍花招的余地仍然是来自他们方案的弱点，而戈氏与其说是进行改革，不如说是执拾乱摊子。他要求助于格别乌和军队中的党机构来保持中央的权力，阻止苏联四分五裂，并不是建立在坚实的基地上，因为整个制度的危机是如此深刻。无论是信斯大林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支持者的不同势力，都有可能进行镇压。自由派的假民主主义者只是当镇压手段是用来保持旧政权时，才会反对进行镇压。只有群众的反抗才能够阻止以武力来消灭正在发展的社会和民族的冲突。
v）有了矿工的罢工，苏联工人阶级首次经历了标志将来的斗争的自我组织的经验。工人阶级在社会政治或者工会的平面上独立地重新组合，在不同的平面上繁殖起来，在各地区零星地发生反对官僚政权的行动，再加上大量地参加选举和民族阵线——这些都是政治大觉醒的征象。但是，现在还没有独主的组织提出完整的纲领来使群众避开以下虚假的反对派立场：新保守主义采用阶级斗争的语言，或者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使用急进的反官僚语言。我们在苏联的中心任务是协助打破这些虚假的反对派立场。我们的做法是支持工人所有朝向自我组织的经验和步骤，不管它们是多么脆弱，多么混乱，多么不成熟。这种支持不但是在公会平面，也是要使自我管理的种种形式。
四、我们的纲领立场
1）需要社会主义民主来克服危机
i）保卫“正式的自由权利”的责任，不能让给支持资本主义的人，这是很重要的。“无产阶级专政”不需要这些自由权利——这是斯大林主义的观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讽刺。社会主义需要自觉地建立起来，这要求尽量广泛的自我组织和表达。没有任何组织能够以为独一无二地代表“工人阶级历史利益”，并以此消除所有内外的“偏差”。因此，第四国际既尊重群众组织的民主及其社会方案，也严格遵守自己内部运转（主要是组织不同倾向的权利）的民主。它根据社会主义民主纲领，采取罢工权和最广泛的民主自由：政治多元化，新闻、宗教、结社自由，示威自由，表达自由，组织独立工会和政治组织的自由，以及反对新闻检查和以言入罪。因此，我们支持苏联所有朝向这个方向的斗争，所有谴责以操纵选举来永久维持党专政的斗争。
但是，社会不管在民族方面或其本身，不是没有分歧的。社会主义民主应该比资产阶级民主更广泛，并且允许人们对日常生活和未来的各个主要方面都有民主的选择。投过深入到生产活动中，社会主义民主应该使公民和工人得以重新统一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主张：把从生产到分配的所有计划机构，放置在多元的、普遍的社会控制之下；对分配的主要优先次序和标准，进行多元化的讨论和以全民投票作出决定，以及在地方、地区和共和国的平面，发展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自我组织。我们因此认为，社会主义过渡经济是有需要的。这个经济制度，将要把保证实际体现发展优先次序和整个平衡的民主计划，与市场和合同机制的使用结合起来。技术发展和工作重组，应该有助于创立一个以人类需要为主的新的生产逻辑。社会控制和自管，应该变成新经济效益的主要源泉，为最丰富的社会需要服务。克服了过去市场和国家所造成的劳动分工和异化后，应该可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自由协作社区的基础上，组织社会生活。
因此，那些最直接受影响他们的决定所威胁的人，应该在苏维埃运转架构中拥有否决权。这个否决权，不但共和国（如果它们感受到联邦抉择的威胁）应该有，工人（例如当设计他们的工作条件）也应该有。除了通过直接普选的选区代议制外，我们也赞成共和国和民族自行决定某种形式的代议制。总而言之，我们支持有系统的、多元化的候选人制度和罢免权。经过斯大林主义的惨痛经验后，正确的做法是要特别着重扩展和实施互相配合的法规和权利，以保护公民对抗当权者，不管他们是谁。
要实现上述目标，就要有真正的革命。这个革命要结合民主任务和社会主义任务，包括民族解放和男女的社会解放。这个革命不但旨在推翻官僚政权，而且同时将会有不可或缺的社会深度，因为它会挑战官僚层赖以获得特权的各种形式的剥削和压迫。
ii）面对着严峻的局势，我们提出以下的紧急控制和保护措施：
·由工人、使用者，特别是妇女，成立委员会，去确保真正免费的保健、托儿、学校服务，他们应该控制其质量，并在各级苏维埃决定必要的扩展。
在对大众有用的工作方面，保障和创造工作机会。若无维持资历、工资的保证，则不得以调换单位去削减职位。倘若要调换单位，则需予以赔偿，并维持转工期间收入不变。调换单位不能强行实施，而且一定要考虑对家庭的影响。建立有效的网络，安排工作和重新训练，成立由工人管理工作转换的特别委员会，并且调拨资源让这种假自由的选择，优先投资在家庭护理服务和产品上，重新评定妇女的工资，妇女应有较多发展技能的工作。
·取消讲究排场的花费，取消特权阶层的特殊商店，取消官僚特权。大量削减军费和行政费。省下来的钱用来提高入息最低者的工资、退休金和补助金，并须与物价指数挂钩。
·工资按生活指数调整以抵消通胀。
·推行广大的运动，来清查、盘点所有资源和提议减少无用的投资和浪费。
2）民族问题
i）斯大林主义和民族问题
在苏联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压迫作为官僚压迫的一个层面，引起了最大的动员。除了在文化领域的压迫外，在警察、投资选择、污染等等权力层次的问题也突现出来。
斯大林主义是与民族统治并行的。列宁临死前也谴责了这种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苏德协定的后果，以及由于整批少数民族因被指控为集体通敌而被镇压和驱离原居地，民族统治发展地更为强烈。苏联官僚层的俄罗斯成分，加上各共和国的土生官僚层的支持，经常地蔑视十月革命国际主义的平等原则，偏好以“俄罗斯霸主”自居的监护人制度。当然，这个民族压迫只不过是官僚层普遍地窒息苏维埃民主的其中一面。俄罗斯劳苦大众也在这种窒息中受苦。同时，跟大俄官僚层一样腐败的地方官僚派系，又利用苏联边区星期的民族主义去镇压民主。这种情况自斯大林去世后尤其严重。斯大林主义在本质上并不限于俄罗斯。
然而，俄罗斯语言和文化的实质特权地位，以及大俄罗斯官僚层在大国民族主义权力基础上滋长出来的、自大的、沙文主义的行为，都成为当前苏联和民族之间危机的基本原因。再加上官僚独裁在意识形态、社会经济和生态方面的恶行，就解释了这个危机的爆炸性。
ii）民族斗争现在的动力
第四国际认为：苏联被压迫民族运动的兴起，是苏联群众自我行动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改革派对“开放”和自治的号召，推动了通常由生态运动引发的民族群众运动。它们有时会获得部分改革派的支持，至少在运动初期。改革派本身的策略也是利用这些运动的力量和动力作为基础去发展。
非俄罗斯人的庞大群众运动，已主要地表达了有力的民主和反官僚的渴望。他们提出的进步要求可分为三大方面：1）语言与文化方面——在民族语言被窒息的地方；2）社会经济和生态方面——挑战中央强加的官僚式工业选择；3）政治方面——谴责斯大林主义在战后对一个个民族所犯的罪行，以及特别是包括分离权在内的民族自决权斗争。
但是，同时发展的事情还包括：1）要求资本主义复辟的压力，特别是在富有的加盟共和国内；2）官僚间为了争夺地方权力的冲突，可能会利用不同的民族的民族主义；3）原教旨主义流派、种族主义流派，以及被压迫的非俄罗斯民族有时对自己境内的少数民族进行集体迫害；4）新兴俄罗斯民族主义运动（“历史记忆”）；旧斯拉夫民族极端派；惧外、仇外、反犹太人及大俄罗斯的民族主义。
社会主义政治革命会视苏联的分裂为“民族监狱”的解体，因而不妥协地维护民族权利。了解这一点，并不是要对民族主义运动有任何美化了的看法：与社会运动一样，他们也必定包含所有目前的危机和取向（即使就少数民族而言，也不一定是进步的取向）。
iii）我们的立场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为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为取消各种各样的特权、为所有文化、民族、国家均能发展又融合一起并携手并进的一个社会主义民主世界而战斗。要实现这个崇高的目标，不但要求取消所有民族或语言的特权、取消对任何民族或种族团体的各种形式的监管，还要求对被压迫的民族和少数民族实行积极的正面行动，来补偿数世纪以来的民族或种族压迫的恶性，以帮助他们在各个领域的解放。只有如此，所有民族、语言和种族团体之间才会有真正的平等。
社会主义计划本身必须受到有关者的控制，在这形式中实施。现实上，这个计划在尊重民族权利及民族认同上远优于市场的无形、专权的独裁。特别是，它在选择技术和优先次序时，能把地区和文化发展方面的差异考虑在内。虽然我们相信超越国界的经济和文化是有益的，但为了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达到平等和消除压迫，这样的过程一定要受到控制。民族之间要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必须以公开、互利和共同决定为基础。是否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一员，必须是自由的、经民主做出的决定，以及为求计划可行而可以让成员自由地恢复原状，因为社会主义只有在自愿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因此，我们反对任何不顾人民的自觉选择而强加于他们的官僚独裁或（计划或市场的）虚假经济合理化。
我们因而无条件地支持自决权以及国家的分离权，但同时我们会考虑民族、社会和政治问题、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它们的内容，而得出我们自己的观点。我们反对任何限制工人自我组织的逻辑：民族运动的反官僚程度，将由他们鼓励和支持工人和公民的自我组织的程度来衡量。我们一贯地反对官僚层虚假地借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之名，来阻碍民族自决权和镇压民族权利。我们相信，全苏联的劳动人民能够团结起来的唯一途径，就是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少数民族的权利，特别是他们的独立权。同时，我们对抗只有附属于外国资本架构中才能独立这个幻想。我们了解民族和反官僚革命结合的性质，并且以行动来同时推进这两方面。这个导向使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与不论左或右的其他所有派系不同，因为其他派系把民族斗争看成与无产阶级革命对立。
·由于苏联民族问题的多样性，令保护每一个民族权利的最合适方式，难有超越主权以外的单一答案。此外，关乎什么是最好架构的看法，也演变了很多，视乎整体政治条件及历史差别而定。苏联政权和经济全面危机的加深——不但在外围地区，还在俄罗斯中心——正产生不同的效果：一方面，它鼓励放弃这条下沉的船和这个压迫者的国家；另方面，它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在新近宣布拥有主权的共和国政府之间，基于新协定而重新界定联系。在这个背景下，即使整体动力是挑战中央权力，但有不同的选择仍是正常的。在某些领土的“权利”上存在真正的矛盾，也是非常清楚的；在这些地区，好几个民族曾共同生活或者互相继承过。滋养沙文主义的社会文化问题应该正视，并应该接受许多事情不能“单单”由公式来解决。解决这些事情的方法，是要那些有关的人自由谈判来寻求妥协，以及反对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最后，对于与世界资本主义交往中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就要寻求在那些苏联和其他地方与过去“社会主义模式”决裂、并同时受国际货币基金会单方面苛刻条件所威胁的共和国及独立国家之间，建立不同形式的非资本主义经济联盟。
总而言之，在民族及少数民族之间所建立的新联系，如果要作为新国际主义的基础，便只能是建立在民族权利之上。只要社会主义仍被认定是一个强加其决定的压制政权，则社会主义本身在苏联和全世界人民的眼中，仍然会是失去信用的方案。
这就是为什么第四国际无条件地支持苏联境内所有被压迫的民族、少数民族和少数种族的自决权——即是他们可自由地选择与其他民族及少数民族采取何种联系的权利。这主张从根出去任何压迫性的斯大林主义政权的遗迹。我们怀着这个目标，为民主的全面政治和社会发展儿战斗。这表示，公认的自我组织应该反对所有的官僚操纵、任何形式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尊重民族权利——特别是支持少数民族反对任何朝向“纯一种族”国家的动向。我们反对维持强制性联盟和官僚的中央主义，而赞同充分地确定苏联境内所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主权——它们可以有分离或自由结合的权利。即使分离的愿望是与资本主义复辟的压力结合在一起，仍需如此。对于这个问题，苏联人民和东欧人民一样，都很不清楚；当东欧人民看到毫无保护地开放予世界市场所造成的后果，便实用主义地改变立场。
实际上，对于苏联对波罗的海三共和国的干预，第四国际无条件地支持这些共和国人民经由全民投票证实的愿望——从苏联分离出来和宣布独立。不管我们与现行的民族主义运动或其当权政府有任何分歧，我们仍反对阻碍他们尝试试行这权利。克里姆林宫对民族运动进行的军事干预，阻碍了每个共和国对相关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作出重要的澄清，也是尝试组织人民初次在多民族的基础上反对价格飞涨。如果所有军队不撤离波罗的海共和国，如果境内所有民族及少数民族自由决定自己前途和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的权利不受尊重，就不会有自由的选择。如果这些民族及少数民族继续受迫害、受军队和警察或压迫性国家行政机构的压力和控制的话，自决权便只徒具形式而已。对于面对苏联中央政权的波罗的海三共和国和所有其他类似情况，以及受新的共和国政权压制的少数民族，如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奥塞族，全部适用。
3）两个阵线的斗争
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被人认为是体现了反对官僚层的民主斗争，事实上它却准备要与黑手党结盟，而且准备接受各种形式的外国干预来强加市场。如果它的私有化计划得逞的话，就会是文化和社会的大倒退。但是这种倒退不能够靠保护旧制度来阻挡。要保卫工作、教育、免费保健和人人有屋住的权利，以及要保证社会能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要，只能靠在各领域正面地抗击官僚管理。
所以，已经存在而且继续会有两个阵线的斗争：反对（受到一部分官僚层和全世界资本主义所吹捧）资本主义复辟的倒退，以及反对旧官僚秩序赖以躲藏的任何形式。与这个分歧混在一起的，还要官僚层各派系所利用的民族分歧。“左”和“右”的标志都混乱了，因为有两个判断轴心并存：一方面是反对官僚层（支持多党主义、反对所有形式的沙文主义）；另方面是反对资本主义。反动分子在两个轴心内均存在（在第一个轴心有亲资本主义者；在第二个轴心有保守的官僚和沙文主义这）。社会主义左派若要保持进步的实质，就不能只在一个阵线战斗。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讨论应该转移重点：看看在市场或计划、由合作社或国家拥有私有财产，以及在外国投资的背后，到底是什么东西，因此来看出到底谁在做决定，谁控制了什么，满足谁的需要，为了谁的利益等等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在知识分子和劳工、工业和农业工人、各民族的男人和女人、工厂和住区、地方和地区、以及每个自治区和共和国之中，发展群众的自我组织，是非常必要的。
这也是为什么工人的利益不能被等同于为新斯大林主义流派所煽动起来的狭隘的、落后的工人主义：我们要的是工人阶级固有的价值——团结与平等主义——能够发展出来，从被压迫者（妇女、少数民族）的反官僚的渴望、保护生态的斗争、不附属于金权利益的资历、责任和创造性的最高文化要求等发展出来。
如果以反对斯大林主义建制为中心的阵线在开头有存在的理由的话，民主——即是在厂内和社会经济选择中的民主的问题——的内容和范围就很迅速地冒现出来。目前的发展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显示：把市场和民主等同起来的观念是多么天真。因此，在这些认为市场非常主要、而且要强制实施市场的人，与认为民主非常主要、而且要通过市场来实现民主的人之间，已经开始有了分歧。
要澄清这些不同的选择，必须要有政治多元化的发展。
4）建立第四国际来帮助建立真正的工人政党
今天在苏联，正像在东欧一样，有许多实验性的反复试验和暂时的新组合。苏共仍然是一个混杂的组织，而且作为官僚层的工具，它必须爆炸和消失，然后，真正的工人政党才能建立起来。工人政党必须向官僚层和对劳动人民不利的私有化进行斗争，支持所有民族的工人的团结，以及不屈不挠地保卫民族权利。它必须要能够欢迎所有愿意民主地共享这些目标的流派加入它的队伍中。
社会主义的、支持自管的知识分子流派的存在——即使是在边缘上，而且是各种各样的——是将来有利的、决定性的潜在力，虽然我们不能预测它们的真正影响力。不管这些流派在目前处于边缘，如果它们开始结成一个民主的、自管的阵线来反对自由主义者、黑手党和国际资本的联盟，那对将来会非常重要。它们要求工人集体、地方苏维埃和享有主权或独立的共和国等拥有全权，这些要求把重点放在这个主要的问题上：由谁来做决定？
社会主义一定要从这个危机中恢复原来的地位，重新下定义，重新思考。这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因为社会主义是唯一能够回应两个现存制度危机的解放方案。但是，这需要时间。
这就需要争取公开关于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及它的斗争的全部真相，因为它与苏联本身的历史，对斯大林主义的解释以及站在社会主义者的立场与它战斗的可能性，有密切的关系。那些使托洛茨基从历史上消失的人，或者那些在昨天还骂他站在资本主义立场反对斯大林的人，却在新的官方历史中把他写成跟斯大林一样（如果不是比斯大林更坏）的独裁者。还有一些人虽然赞扬他对斯大林和资本主义不屈不挠的、不断的斗争，却责备他要实行世界革命……这跟愈来愈多地以列宁为攻击目标、把十月革命贬为“布尔什维克的唯意志论”和血腥的过激行动的长篇大论，是同一调子。
如果不对所提出的新旧问题进行辩论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抵抗伪造。我们一定要与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者一起，重新捡起历史的线索和回忆，来评估以往在什么环境做出什么选择、改变方向、犯了什么错误。我们需要评估世界变化的现状，以及这些变化所包含的意义。最后，社会主义的方案一定要经过重新的思考，把苏联二十年代大辩论的丰富资料、在全球规模所积累的重重经验、斯大林主义的所有受害人的感触和社会主义斗争的人道主义的全貌，融合在社会主义的方案之中。
第四国际已经和一直会参与这些讨论。在苏联和东欧建立支部的前景之中，它要把所有这些准备保卫它的纲领和方针的人们，组织在它的队伍中。在同时，他们应该鼓动广大的社会政治和工会的重新组合，以进行争取工人与苏联人民的自我组织的斗争，反对压迫，建立一个民主、正义和团结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
感谢 尹铭 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