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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1963年6月第四国际重新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
序言
1960年以来，世界力量的对比继续向不利于帝国主义的方向发展。古巴革命的胜利加速了许多拉丁美洲国家革命前夕的形势。继古巴革命胜利之后，阿尔及利亚人民群众经过了七年流血斗争取得了独立，开辟了阿尔及利亚革命新的社会阶段，建立了整个非洲和整个阿拉伯世界革命的辉煌的中心。在东南亚，特别是在老挝和南越，殖民地的革命在停顿了七年之后重新向前发展。尽管中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和波兰工业生产增长缓慢，全体工人国家的工业生产继续以高于全体资本主义国家的速度发展。
另一方面，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最近三年来，在维护生活水平的斗争中表现出日益增长的战斗力。尽管在这些国家内出现了相对的“繁荣”景象；特别是在比利时、西德、西班牙和英国，但是无产阶级的重大的经济斗争却屡次动摇了这些国家的制度的政治上的稳定性。即使在法国，1958年5月之后受到严重挫折的工人阶级的战斗力也开始恢复，而当他们的生活水平受到威胁时，他们表现出来的抵抗能力是非常出色的（例如矿工的罢工）。
尽管世界力量的对比逐渐对他们不利（统治阶级对这点是十分清楚的），但是世界帝国主义依然保持着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到这种程度，即在日益高涨的世界革命的各种力量前，还没有失去反扑能力。在经济方面，帝国主义在欧洲大陆和日本继续迅速地增长它们的资源，虽然这种扩张已开始严重地缓慢下来。美帝国主义克服了1960—1961年的衰退，现在美国的统治阶级正竭力用大量增加国家开支办法来加速扩张，因而造成通货膨胀和美元的国际地位的削弱。在军事方面，帝国主义继续扩充核武器的储存，迫使苏联也不得不加速这方面的军备。在殖民地革命新的进展前，帝国主义的反应是一方面进行局部的干涉战争（老挝、南越、古巴、拉丁美洲的军事代表团）；另一方面，力图用加强财政和政治援助来勾结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印度、巴西、委内瑞拉、伊朗、刚果等）。这些办法从长远来看，是不能发生效果的，但是能把社会主义的到来推迟若干年。日益尖锐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特别是欧洲帝国主义大国之间、欧洲某些帝国主义大国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还没有把世界帝国主义削弱到在革命的进展前毫无反扑力量的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是现实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危险只有在最主要的帝国主义堡垒内部的无产阶级设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才能最后地排除。现阶段的殖民地革命的进展和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工人运动的进展正削弱着帝国主义，从而准备着这个胜利。这个战争所以被推迟的爆发，首先是因为帝国主义统治阶级和苏联官僚主义领导人意识到一场世界核战争将造成全人类自行毁灭和自杀的巨大危险。所以有可能帝国主义非到最后关头，即它感到一切继续生存下去的一般可能性完全被切断，它的关键性利益受到迫切的威胁而它还保持着进攻主力时，不敢发动这场战争。这意味着革命力量还有一段时期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尽最大可能削弱帝国主义，尽最大可能准备帝国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胜利的可能性，以便能够及时地从堡垒内部瘫痪和推翻帝国主义。
最近的革命进展已在国际工人运动内部产生了最重要的政治后果。古巴革命的胜利是1917年以来第一个不属于国际斯大林世界的政治力量所领导的革命胜利，也是从1917年以来第一个革命领导由于它所处的客观环境和它本身的认识水平不得不公开地求助于革命的国际性发展的胜利。在阿尔及利亚，有利于重复古巴经验的条件日益在明朗起来。各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团结已经破碎了，从而加速了以中苏冲突为代表的剧烈的政治斗争，这个斗争越来越迫切地向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战士提出了和将提出一系列根本性的战略和策略问题。
这就是说，不论是殖民地革命的进展，或是蜕化变质的工人国家的政治革命的进展，都开始越来越摆脱过去十多年来力图控制这些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中派主义或官僚主义的势力。殖民地人民群众争取他们的革命取得社会主义出路的动向；知识分子、青年和工人先锋队伍力求使非斯大林化运动超越赫鲁晓夫阶段而真正地回到列宁道路上的斗争，中国企图建立一个共产主义运动国际左派，从而把帝国主义国家的“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争取同资产阶级联盟”等根本方针重新提出来讨论的努力；各帝国主义内部新的先进队伍的出现——这一切现象表明，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性革命领导的道路已取得进展，而建立这样一个新的领导是保证世界革命迅速成功和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项关键性的任务。如果说建立和壮大第四国际各支部是这个过程的基本因素，那么，这个因素还包括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上取得了重大进展的各国革命力量必须合并的任务。
（一）世界经济形势
美国经济曾发生1960-1961年的衰退，而后又有了恢复，这次恢复虽然比预料的要缓慢，却在没有遭受很大破坏的情况下克服了 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华尔街的金融崩溃。目前美国经济发展最值得注意的一点还不是这个金融崩溃，而是每次经济衰退后找不到工作的失业者和未利用的工业生产能力趋向于扩大。另一方面，把经济危机转化为规模和时间上有限度的经济衰退，是用不断增加财政开支，首先是军事支出作代价的，这是美元逐渐贬值的基本原因。肯尼迪政府想以巨额预算赤字来加速美国经济增长, 只能加剧今后几年美帝国主义经济政策的矛盾，再次扩大国际支付的赤字，引起新的物价高涨，从而削弱美帝国主义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从长远来看，美帝国主义被迫面临着这样的任务，既要保证经济增长以便它有可能稍微推迟苏联经济“赶上”的日期；又要不断增加它的军事费用和在财政和军事上援助殖民地资产阶级，首先是拉丁美洲的各“同盟国”政府。这样，它如果不是向美国工人阶级已取得的生活水平进攻，就是对美国工人阶级实行严格的工资冻结，此外别无办法。大批失业的压力，美国资金向“劳动力价格”较低的国家外流,工会力量的削弱和政府对某些工会特权的侵犯, 加上自动化的客观效果，逐渐地给上述进攻创造有利条件。从而引起这种进攻的政治和社会不堪设想的后果。
西欧和日本（除了英国和比利时）资本主义经济在美国和加拿大经济衰退时期，再一次成功地逃避了经济衰退（在1957-58年经济衰退时期已是这样。它们长期增长的因素，首先是工业现代化和合理化投资水平高，以及耐用消费品工业的发展。这些因素是这些资本主义经济十年来特大“景气”的原因，也是得以逃避这次衰退的原因。
但是，这些长期增长的因素已开始一点一点地疲软下来，钢铁业受生产性投资逐渐缓慢的影响，三年来已处于真正的停滞状态,汽车工业1960-61年已出现明显的衰退象征，现在虽然出现一个短时期的复元，但是一般估计到了1965年汽车市场将趋于平衡。同时，在资本主义欧洲，经济越来越出现生产能力过剩，因而表明即使不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生产过剩现象依然存在，只不过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罢了。
因此，可以肯定所有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以及日本的增长率都将逐渐下降，耐用消费品和“新产品”的市场将达到饱和点，大多数的工业资本主义大国的生产率水平将趋接近，由此帝国主义之间必然会发生的竞争将趋剧烈，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也将逐渐重新出现经济衰退和工人失业。突然兴旺的景象让路给更加“正常”的循环期的速度在各国之间是会有所不同的。毫无疑问，像意大利特别是日本这样的国家还拥有大批工业后备军，资产阶级可以利用比美国、英国或西德低廉得多的工资，它们延续这例外的“景气”阶段可能要更久一些。
目前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形势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帝国主义工业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市场越来越缩小，这些国家的在世界贸易的比重也越来越缩小，从而帝国主义之间的贸易成正比例地增长，特别是由于欧洲共同市场的建立。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封建资本主义结构阻碍了本国经济的发展，阻碍了本国的工业化以及人民群众贫困的生活水平真正的提高。1960-63年这一阶段同上一阶段一样，尽管“援助”这些不发达国家之说甚嚣尘上，尽管有一切“争取进步联盟”的办法，这些国家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依然在下降，下降的原因或者是交换条件的恶化从而削弱它们在世界市场的购买力，或者是特殊现象例如通货膨胀。军事费用的增长和外国资金的外流。这样， 这些国家中有些国家，本来已很缓慢的资产阶级工业化的过程受到了阻碍，特别是在阿根廷、印度，甚至在委内瑞拉也是这样。最近一个时期的原料市价的上涨，也不能根本地改变这种局面。
随着大部分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投资景气接近尾声，制造工业设备的工业因而越来越焦急地寻求新的市场。无疑的，这些帝国主义国家要作出新的努力，用贷款方式去资助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在经济上去配合为稳定大部分这些国家中的新殖民主义制度所作的努力。即使不低估这种政策取得短时期的成功的可能性，这种政策也不能消除引起群众不满情绪的任何一个因素，而殖民地革命的动力将在所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继续起根本性作用。
在这同一时期，除中国外，各工人国家的经济继续不断地在发展，尽管发展速度各不相同。特别是较为发达的工人国家的工业发展（例如苏联、波兰、特别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这一二年来出现或多或少的显著的缓慢；相反例如罗马尼亚这个国家的发展却十分惊人。某些计划甚至完全失败了，特别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七年计划（这计划原定：“到1965年按人口计算生产要赶上西德”），捷克计划和苏联的化学工业计划。但是，苏联七年计划大体上似乎可以在1965年完成。
农业由于气候影响、储存缺乏、投资不足以及农民群众对合作化生产不关心，继续出现一年比一年更猛烈的波动。各工人国家经济缺乏国际间的协调和一体化的后果越来越显著，苏联官僚机构因此不得不来一个大转弯，企图把经济互助委员会变成国际间经济一体化的机构，包括计划一体化（至少在某些方面）和国际贸易及多边国际支付在内。在各工人国家范围内改进国际间的劳动分工，毫无疑问，会使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和捷克等国家工业重新增长。这些国家受到自给自足倾向的害处最深，而这种自给自足倾向是每个民族官僚主义的计划工作的特点。
南斯拉夫克服了1961-62年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在歉收和过度的分散主义恶果双重影响下，曾突然地中断了经济特大增长时期，甚至破坏了对外贸易垄断，造成了严重的国际支付的逆差，今年，在调整了中央对外贸易的控制之后，同等的甚至高于百分之十的增长率可能再度出现。
至于中华人民共如国，由于特大的自然灾害，但是也由于建立“人民公社”的过程中过分的做法所造成的恶果，连续三年来情况暗淡，目前似乎正在复元，这个复元是依靠彻底改变经济政策——给予农业和轻工业以优先权，大幅度放慢重工业发展而得到的；重工业的发展还受到苏联停止援助和缺乏国际援助或贷款的阻碍。
总的来说，世界经济形势依然包含第四国际以前的文件所指出的几个大特点，即：
——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发展迅速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经济发展迟缓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这样不断地加深了这两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区域的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之间的鸿沟，从而提供了殖民地革命不断扩大的客观基础。
——工人国家高速度的增长同帝国主义国家波动很大的增长速度（一般趋向下降）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
——由于利润率普遍下降和市场日渐缩小，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竞争日益剧烈化。
（二）国际政治关系的演变
肯尼迪政府正是美帝国主义在国际关系上遭受许多显著的失败和挫折的时期结束后上台的。这些挫折和失败是，古巴革命取得了胜利，就在美国大门口建立一个工人国家；美国傀儡李承晚和曼德列斯在人民示威的压力下垮台；拉丁美洲（尼克松巡回旅行），和日本发生了猛烈的反美示威；苏联在宇宙火箭方面取得了显著的领先地位。此外，苏联官僚机构重新提出西柏林问题，企图迫使美国军队撤出西柏林,给人一个印象：苏联不但力图巩固乌布利希摇摇欲坠的政权，面且还想把不利于帝国主义的总趋势转移到十年来朝相反方向发展的世界一个地区，即资本主义欧洲。
代表纽约财政资本和帝国主义最顽强的资产阶级的智囊团所包围的肯尼迪政府，用尽一切办法企图制止这种不利于帝国主义的国际局势不断地恶化:加紧扩大核火箭和常规武器的军备；用政治军事压力和加紧财政“援助”相结合的办法在古巴周围建立一条安全带，进而用军事干预、经济封锁、或者两者并举地来推翻这个工人国家；加强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策，即使因而损害它的欧洲帝国主义同盟国也在所不惜；对这些盟友和竞争对手保卫自已的经济利益，特别是强制它们承担更大一部分的军事政治的共同负担（对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援助”）。同时，这个政府很明确地表示，它随时准备好发动一场世界核战争，以阻止世界力量对比的任何巨大的恶化，尤其是如果这种恶化是由苏联官僚机构直接引起的话（如柏林、古巴）。
毫无疑问，在许多方面，美帝国主义是依靠这种政策获得了比杜勒斯的“战争边缘”政策若干更大的策略性的成功。美帝国主义始终保持着它在西柏林的地位，而赫鲁晓夫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后退了一步，而满足于建立一座“墙”，以阻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民的大规模外流，并可能在更换旗帜的情况下让占领军继续在西柏林呆下去。美帝国主义迫使苏联官僚机构撤离了刚果，从古巴撤出火箭。它暂时阻止着委内瑞拉和圣多明哥革命进一步的发展。它在宇宙飞行方面部分地改变了落后情况，而在核武器方面保持着数量上的优势。
但是从战略性方面来费察，两年来国际局势却不断地朝着不利于美帝国主义方向发展。三番四复推翻古巴工人国家的企图，包括入侵，都以失败告终。不论在巴西、墨西哥和智利，由于广大群众对古巴革命的同情，帝国主义强迫这些国家当权的资产阶级同古巴完全决裂的企图未能成功。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发生了政治和社会严重的危机，那里的群众运动加强了，在若干国家中发生了游击战。帝国主义联盟内部的矛盾在加剧，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目前比1956年11月苏伊士运河危机以来任何时候更加紧张。苏联的技术和经济进展继续把增长速度缓慢得多、不平衡得多的美国经济抛在后面。殖民地革命出现了新的爆发中心，特别是在东南亚（老挝、南越），这比任何时期更迫使帝国主义把它的军事、 财政和经济资源分散到许多地区去，而这些资源并不是用之不尽取之不蝎的。阿尔及利亚革命从法帝国主义手中夺得了独立，革命的第一批成果之一是阿拉伯世界的群众运动重新高涨，从而直接威胁到在沙特阿拉伯、波斯湾各酋长国、伊拉克甚至伊朗的英美石油公司的巨大财富。
面对着1960年以来发生的事中所包含的巨大革命可能性,苏联官僚机构的根本政策基本上是保守的，它害怕世界革命的劲头和世界革命在苏联国内的反应。这个官僚机构的总路线依然是“和平共处”和“经济竞赛”，它不去动员革命群众，不坚决支持争取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殖民地革命中最先进的斗争运动，而以坚持同殖民地资产阶级联盟和“利用帝国主义矛盾”作为长远的战略的基本因素。但是随着这条总路线在官僚机构内都越来越受到批判，特别在中国共产党的压力下，这条总路线毫无例外地不能严格地执行了。因此，如果苏联官僚机构没有给予阿尔及利亚革命以重要的援助，而一直等到阿尔及利亚独立前夕才正式承认；如果法国共产党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采取罪恶的消极态度；如果拉丁美洲各共产党阻止了和继续阻止对古巴来说是最好的帮助的群众革命斗争，那么，克里姆林宫却不得不给予古巴的工人国家以经济和军事援助以便它抵抗帝国主义的封锁和第一批的侵入尝试。同样的，如果苏联官僚机构赞助老挝的“中立化”，如果它企图制止东南亚的革血斗争，那么它却不得不保护寮国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对老挝的直接军事干涉。
克里姆林宫的保守路线在最近一个时期表现得最恶劣的是，它对中印边境的态度（供应米格飞机给尼赫鲁，赞扬“尼赫鲁的和平政策”），以及它对印度共产党内的丹吉的赫鲁晓夫派的态度（在本国资产阶级面前实行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投降）。
同过去一样,三年来殖民地革命的胜利伴随着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帝国主义反革命军事干涉或者反革命战争（刚果、安哥拉、多米尼加共和国，南越和老挝、南朝鲜、新西几内亚、也门、北婆罗洲等）。国际工人运动和各工人国家有义务给这些正在进行中的革命以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这些革命在现阶段是最能打击帝国主义的力量。
同时，同过去一样，尽管举行了一系列“裁军”会议，核武器军备竞赛仍然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苏联官僚机构和美帝国主义进行 了一系列新的核试验。这件事实促成了一个新“原子休战”的缔结。从核试验威胁到人类生理状况，成为核讹诈外交的因素的方面来说，原子休战有其积极性。但是即使这种休战真的缔结了——特别是在符合克里姆林宫和华尔街停止在世界上扩散核武器的共同利益的情况下——，它丝毫不能成为真正实行核裁军的保证或甚至是许诺这种休战实际上也只不过是加紧进行核扩军的两个阶段之间的休战。在国际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还拥有原封未动的经济和军事的力量的整个时期，任何认真的裁军依然是个不切实际的幻想。这说明美帝国主义力量存在多久，全面核战争的危机将存在多久。反对核危险的最后斗争是推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只能由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才能进行得好。削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殖民地革命在现阶段对这个未来的裁军可以作出重大的贡献。正是基于这种精神，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义务去大力地参加争取帝国主义国家任何单方面核裁军的运动。
近年来越来越尖锐化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经济力量对此起了变化。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翌日所取得的在帝国主义阵营中的绝对优势已经丧失。英帝国主义的世界地位几乎一直在下降。相反，西欧国家的帝国主义（特别是西德帝国主义，其次是法、意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大大地改善了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相对的经济地位。这种变化表现在相对的生产数字上，也表现在各列强在世界贸易中的相对比重上。
但是政治军事力量的对比并没有同经济力量的对此并行地起变化。美帝国主义在英国放弃了“闪电”导弹计划后甚至加强了它的核武器垄断。它继续控制着帝国主义的联盟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它毫不考虑它的盟国的特殊利益（刚果、加丹加、新西几内亚等），在决定性时刻甚至不同它的盟国协商就采取行动（1962年10月加勒比海危机）。帝国主义联盟内部的日益剧烈的紧张局势，尤其是戴高乐拒绝接纳英国进入共同市场之后新爆发的法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归根到底表明美国的至高无上的军事威力同经济优势相对地下降之间的矛盾。
虽然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在这个斗争中各有各的打算，但是帝国主义之间的基本团结精神在革命和工人国家的进展面前还是占着上风。真正的“反同盟”（就是说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同苏联结成联盟以反对美帝国主义）是不能想象的。一些暂时的阴谋活动，特别在贸易方面，不会改变这个根本动向（如英国拒绝承认美国对某些所谓“战略”物资向工人国家出口的禁令；加拿大突破对古巴的封锁等）。
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后，戴髙乐追求在欧洲建立第二个帝国主义集团。这集团将与美国的集团相等与它并起并坐。戴高乐的所谓“法兰西打击力量”（欧洲独立的核攻击力量的核心）和他的拒绝扩大共同市场的政策——华盛顿希望把共同市场溶化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内）——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是他这种野心既不符合法帝国主义真实的具体份量，也不符合西德帝国主义战略和经济利益，西德由于它已延伸到非洲（参加共同市场的非洲国家）早已感觉它在“小欧洲”中的地盘太窄狭了。因此最可能的演变是，与其说“欧洲帝国主义集团”同美帝国主义之间冲突将长期化和深刻化；不如说，其他帝国主义大国日益参加到大西洋联盟实际的冲导中去。
（三）殖民地革命的进展
自1980年以来，殖民地革命继续在各个爆发中心发展：古巴和拉丁美洲革命；阿尔及利亚和阿拉伯革命,南非和非洲革命,老挝、南越和东南亚革命；中印纠纷和印度革命。
古巴工人国家的建立是，没有受到苏联官僚机构控制和影响的独立的政治力量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胜利。这也意味着，1917年10月以后第一次由于客观需要也由于阶级觉悟，有计划地企图在国际上至少在整个拉丁美洲扩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革命领导取得了政权。由于这两个原因，就是说，由于古巴对拉丁美洲贫困群众所具有的客观吸引力，和“卡斯特罗主义”在拉丁美洲工人运动先锋队内部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内部引起的逐渐的分化，古巴革命有力地推动了拉丁美洲革命的高潮。
相反地，这个革命也导致美帝国主义政策的改变，在1932-1957年这一段时间内，美国政策主要特点是，间接干涉和经济财政的压力，即实行所谓“睦邻”政策。现在，美帝国主义对拉丁美洲越来越采用直接的经济、政治干涉，甚至军事于涉。
至于拉丁美洲的资产阶级，它正处于越来越剧烈的分化过程中，一股力量企图用表面上适应群众反帝要求和实行绝不触犯半殖民地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若干改革的办法象抵消群众运动；另一股力量则企图对实质上威胁到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群众运动实行直接的镇压。
古巴胜利影响下的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涨，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面对这种高涨的反应，这两种趋势结合在一起，正是最近三年来拉丁美洲政治社会的动向。
群众运动的高涨在委内瑞拉、秘鲁、智利和厄瓜多尔这样的国家特别突出；至于阿根廷，工人运动已屡次表明，工人运动在现政权的经济政治崩溃的气氛下（劳动人民和国家公务员的工资未发，接二连三的军事政变等）依然保持着完整的发动大规模罢工的能力。甚至最稳定的国家例如墨西哥也受到农民反抗周期性爆发的震动。
另一方面，“争取进步联盟”应该是美帝国主义干预拉丁美洲的一张王牌,但是直到现在不论在经济上（通货膨胀严重地阻碍工业化发展），在政治上都显得无能为力。美帝国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无法消灭革命高潮的客观原因，加上缺乏成熟的革命领导，这种情况促成了长期的危机，其中最典型的事例是玻利维亚危机已延续十年之久。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很快在过时，它正处在锻炼和不断分裂为社会主义革命或亲美反革命的过程中。但是在拉丁美洲三个国家中，即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资产阶级比这个大陆的其他国家强大些，因此帝国主义还有比较宽阔的回旋余地。在阿根廷，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扶植下还能够设法重新运用庇隆主义，庇隆主义在群众中的影响比过去任何时期更强大，足以用来对抗社会主义的出路。
最尖锐的革命危机正在委内瑞拉酝酿中，那里的局势依然很紧张。但是在那里美帝国主义有着巨大利益，它势必要用一切方法来保卫。在智利由于群众处在等待大选的精神状态，随着1964 年的大选的发展，正在酝酿一埸巨大的较量；在秘鲁，群众运动不论在城市或农村都已达到一个非常先进的阶段。
阿尔及利亚革命在它转向社会主义过程中，对阿拉伯人民贫困群众，不论是马格里布或者已经巴尔干化为七个国家（姑且不谈波斯湾各酋长国和教长国和亚丁殖民地）的劳苦群众来说,都是一股巨大的吸引力。这些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纽和民族主义小资产阶级只是在彻底玩弄阿拉伯统一的花样，即建立面积广大和石油资源丰富（这将最后地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大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来对抗一个真正社会主义的阿尔及利亚的情况下，才有一丝希望抵住这股吸引力。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倾向于团结在纳赛尔主义周围，他们利用纳赛尔主义作为动员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工具，作为严密地官僚地控制或限制群众运动的手段。纳赛尔主义最显著的特征是出现在埃及本身，在群众的支持下纳赛尔主义无可怀疑地是狠狠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地位。但是纳赛尔主义却把工人运动任何自发性和工人运动应有的斗争维持在窒息性的控制下，从而产生了恩格斯所用过的名词“国家资本主义”；旧时资产阶级通过管理和经营国有化的经济日益发财致富。
因此，伊拉克、叙利亚的“统一主义”的政治力量的胜利，约旦的群众斗争和也门的革命都可以认为是阿尔及利亚革命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初步反应，同时也可以认为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力量对这个革命的初步反应。正是主要是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共产党所犯的巨大政治错误使阿拉伯统一高潮暂时地造成了工人运动的削弱而不是工人运动的加强。但是今后，阿尔及利亚革命的胜利以及纳赛尔式的“社会主义”强加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生产力发展中的狭窄的界线，将为阿拉伯世界的工人运动新的前进创造出合适的条件；同样地，阿尔及利亚革命的进展将促进突尼斯和摩洛哥的工人运动。
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本·贝拉领导机构明确地表示，决心支持黑非洲各地的革命运动，特别是葡萄牙殖民地，主要是安哥拉、南非的革命运动，由此，阿尔及尔正在成为整个非洲革命运动的推动中心。
1960年政治独立斗争取得辉煌的胜利之后,黑非洲革命曾一度出现停顿，特别是由于新殖民地主义势力在几乎整个前法属黑非洲和刚果取得胜利，卢蒙巴和穆尼埃被杀害，新殖民主义在肯尼亚的某些进展以及加纳和几内亚群众运动的低落。总的说来，帝国主义直接的、间接的干涉是这个新殖民主义胜利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也得归功于部落势力的强大（特别是在刚果、加纳、肯尼亚）推迟了真正民族主义政党的建立对真正的民族意识的树立，归功于新资产阶级势力在独立后立即超速度地出现，特别是在行政部门、政治干部方面、商业部门和“公用事业”部门。
在这些条件下,黑非洲革命在葡萄牙的殖民地东山再起，首先是在安哥拉，南、北罗得西亚，特别是南非。在南非，情况可以与1954年11月以前的阿尔及利亚相比，一触即发的原料已经堆积成，而种族隔离立法和经济剥削程度的加强更是火上加油。因此一开始就采取武装斗争形式是无可避免的。土著居民的特殊性：大部分是半无产者，他们的文化水平和技术熟练程度高过于黑非洲其他国家，使即将到来的南非革命成为整个黑非洲社会主义革命未来的中心。
在日内瓦协定签订和越南分割之后一度陷于停顿的东南亚革命，这几年来由于南越的游击战运动和老挝的内战的高涨重新在前进。想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压力下停止这场内战的企图遭到了北京和河内的抵制，和寮国对那些所谓“中立主义”力量所产生的吸引力的抵制。此外，南越和老挝革命的进展在泰国广大的边境地区创造了革命前夕的形势。
优越的经济地位和一批相当富裕的农村小地主，以及华人和马来亚人之闲所爆发的民族冲突，使马来亚的新殖民主义者得以暂时地控制这个国家的革命运动。然而新加坡革命运动的规模却并未缩小，这迫使马来亚买办资产阶级起草一个马来西亚计划，以便一方面抑制新加坡革命高潮另一方面更好地抵御越南、老挝和泰国革命进展的影响。但是这个马来西亚计划遭到北婆罗洲群众的猛烈的反对，引起印度尼西亚民族运动的新发展。
印度尼西亚仍然是东南亚革命的关键性国家。在这个国家里，革命已停滞了一个很长时期，虽然还不能说资产阶级政权已稳定或群众运动已遭到重大的挫折。苏加诺政权只是一方面依靠印尼共产党（该党实行毫不反对反而完全支持苏加诺并且绝对不考虑采用夺取政权的斗争的极端机会主义政策），另一方面依靠巧妙地利用群众反对各种分裂运动和关于新西几内亚及北婆罗洲的民族感情来维持。
最后，印度各左翼政党（印度共产党、革命社会党、社会党等）可悲的态度，它们在沙文主义压力下投降和接受同资产阶级结成“神圣同盟”可耻的行为，使得尼赫鲁政府在中印边境发生冲突后给印度工人运动造成严重的失败。尽管中国军队在边境战役中严重地打败了印度资产阶级军队后在众目睽睽之下撤退了，印度资产阶级政府还是把大规模的国家军事化费用强加在群众身上。这种军事化并使第三个五年计划遭到失败。然而扩充军备的客观后果（通货膨胀、生活费高涨、税捐剧增）将为工人运动的再起造成有利的条件，如果先进的政治力量懂得把无产阶级和贫穷的知识方子保卫生活条件的斗争同真正土地革命的行动结合起来。
总之，殖民地革命的一切新的进展，将越来越把这个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化（这种转化已开始在阿尔及利亚出现）提到日程上。当这种转化达到各地理区域中的关键性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印度或巴西时，世界力量的对比将发生新的质的变化。
（四）帝国主义国家阶级斗争的演变
总的来说，帝国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的主要推动力来自帝国主义之间的猛烈竞争的后果，而这些后果导致对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定期性的进攻。资本主义欧洲的大部分国家长期存在着相对的充分就业的气氛。在这种有利气氛中，劳动人民对付这些进攻所进行的不可避免的反击可以采取经济形式：或者只限于要求增加工资，或者争取减少劳动时间和延长工资照付的假期（这是面对着耗尽无产阶级体力和精力的无休止地提高劳动强度所必需采取的自卫步骤）。但是当一个足够强大的先锋队成功地教育了劳动群众中最富战斗性的阶层必须为过渡性要求进行斗争的时候，这种反击也可以采取具有更进攻性和政治性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 这种反击能够成为对资产阶级的一场力量的较量，创造出一个革命前夕的局势和促使政权问题迅速成熟，而相对的“繁荣”景象消失并不是一个必要的先提条件。
尽管各国具体条件很不相同，但是比利时无产阶级进行的伟大斗争。（1960年12月-1961年1月的总罢工），西班牙无产阶级的斗争（1962年4月阿斯土里亚斯矿工的罢工，接着全国各地发生的声援罢工），意大利无产阶级的斗争（1962年夏季冶金工人的大罢工），英国和芬兰无产阶级的斗争（1962-1963年冬季的罢工运动），都是在同一个气氛中发生的。无论哪一处这些罢工都具有时间长的特点，罢工时间长到超乎惯常情况；并且在斗争中出现了一批新的青年战士，这些青年战士以特别旺盛的战斗精神参加了战斗。这些特征也同样出现在德国西南部的十万冶金工人的罢工。这些德国冶金工人的罢工运动表明：这是在接近上述总的情况下，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战斗精神第一次觉醒了。无论哪一处，归根到底，先锋队的相对力量、它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它提出的切身要求的水平才是，想把斗争保持在狭窄的工团主义范围内或想把斗争提高到将动摇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决定性因素。
甚至在法国，那是西欧唯一的无产阶级在1958年5月没有认真地起来反对而让拿破仑式的戴高乐政府建立起来，从而使无产阶级遭受严重失败的国家，1963年3月的矿工罢工运动也表明，工人阶级已准备艰苦地保卫他们在“繁荣”时期取得的生活水平，表明这样的斗争甚至已创造了有利于工人运动的政治复兴的客观条件。此外，戴高乐政府实行的政策把社会党推到反对党地位，威胁到社会党在议会制度中的原有的地位，这便利了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接近，从而扩大了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因此，首先，由于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抵抗，其次，由于工人运动的若干复兴，戴高乐政权没有能够得到深刻的和经久的巩固；当它遇到经济和社会情况发生任何突然的恶化，在任何一个未解决的结构问题突然被提上 日程上来时，仍然会束手无策；而这些情况反过来将会突然触发阶级斗争的火焰，为工人运动的真正复兴创造可能性。
总的来说，资产阶级想利用阶级斗争暂时的平息和工人阶级的若干非政治倾向来加强它的镇压武库，对罢工权重新规定，加速向“强有力国家”的演变。但是这种演变却到处遭到工人阶级先锋队伍的猛烈的抵抗，而工人阶级先锋队伍已有足够的影响来推迟（德国）或在很大程度上挫败（意大利、比利时）资产阶级的计划。假如这种反抗能与好几年来更加艰苦的经济斗争的潮流结合起来，那么它也将成为工人阶级斗争再度政治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资产阶级，特别在某些国家，酝酿了一种新方针：在不同的或甚至表面对立的方针下，加强经济相对的健全和合理化（这对资本主义利益本身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其次，把工人阶级，首先是工人阶级的工会，逐渐地“溶化”在“新资本主义”液体中。这种政策开始于法国孟戴斯—弗朗斯执政时期，然后更有组织地发展于戴高乐时期，最后在意大利依靠中间偏左的势力在更大胆的形式下明确起来。但是尽管有若干传统的工人政党对此采取机会主义的或混乱的态度，这种政策显然没有达到目的。不论1962-1963年的经济斗争（意大利几次罢工带动了停滞好几年的某些工业部门，法国矿工的罢工等），或如1963年4月意大利大选那样的出色地有意义的事件，都清楚地表明这一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阶级战斗派对这类性质的新试验应该在下列两个方面继续予以反击，一方面，拒绝在“计划化”、“收入政策”等借口下的任何公开的或隐蔽的工资冻结,保持工会运动的一切行动自由权，利用充分就业以改进劳动者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集中力量宣传如工人监督、工农政府（各个国家要有各个国家的具体的特殊的内容）等过渡性的要求，这样可以顺利地揭露所谓“中间偏左”解决办法的资产阶级本质。
下列两个事例特别值得提出：西德的事例和英国的事例。
十多年来，西德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政治觉悟出现了退化现象。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并且承担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乌布利希政权的不得人心的全部重担，因而完全陷于孤立，降到一个毫无力量的积极分子的核心，中派主义的小集团逐渐瓦解，被社会民主党排挤出来的新的中派集团孤立于群众运动之外而大部分瘫痪下来了。社会民主党自哥德斯堡代表大会以来快速度地向右转，那次代表大金抛弃了该党纲领中仅有的社会主义的残余，迎合了该党社会成分的变化，即小资产阶级、公务员甚至中等资产阶级。他们这些人代替了工人，而成为该党日常工作最活跃的积极分子，使该党变质为一架选举机器。然而社会民主党远不能成为西德工人阶级政治团结的一个主要中心。
但是，各工会，特别是各大全国性的工会（冶金、化学、公用事业），保持了甚至相对地发展了它们的力量。所以发生这种演变，背景是，十五年来，没有通过面对面的大规模的斗争而只是通过谈判就取得年年提高工资。1949年起点很低的工资水平和工业特大发展促成了这样的演变。但是这种演变目前已遇到越来越大的客观的阻力：国际间竞争的剧烈化，德国的工资今日已在共同市场内达到最高峰，国家非生产性的开支（特别是军事开支）不断增长（这自必沉重地转嫁到劳动群众身上）。西德的资方必将拒绝“一年一度”的加薪,甚至于通过生活费用的上涨强使实际工资降低。最近德国西南部冶金工人的斗争导致工人罢工和资方停业，说明了这种时刻已经接近。这个时刻一旦来到，即使在那时社会民主党已参加政府，最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工会和资本家之间发生剧烈的冲突，工会先锋队激进化，至少这支先锋队可能迅速政治化。
这几年来英国大体上是朝相反方向发展。对某些政治问题的反应越来越敏感了，首先是对核军备裁减问题；其次，盖荚克尔提出修改工党纲领的“第四点计划”遭到猛烈的反对；保守党经济计划破产，使英国蒙受一连好几年的经济停滞；劳埃德宣布冻结增加工资；大批失业重新出现，企图损害工人阶级以实行工业合理化——这一切造成了社会紧张和逐渐重新政治化的气氛，使今日的英国工人运动此过去任何时期更强大。工党可能在群众和积极分子不能再忍受（即使不起来反抗的话）保守党仅仅继续它现在的军事和经济做法的情况下再度登台，那时毫无疑问地可能促成工党在一个短时间的间歇后重新向左转。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独裁制度继续衰弱下去，一个是由于群众运动的真正复兴，另一个主要是因为殖民地革命扩展到所有的葡萄牙殖民地。这两个政权的覆灭已经指日可待。
在日本，资产阶级利用经济空前的发展,利用在这种条件下劳动者、特别是扩展中的私营大工业部门的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提高，在1960年严重危机之后成功地稳定了政治局面。但是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根本结构脆弱的特点，如现代工业和古老工业同时并存，相当高的工资和不足温饱的工资同时并存，此外它承受着某些工业部门结构性没落的后果（煤炭工业、造船工业），以及来自中国革命的吸引力，群众反核战争情绪的强烈等。这些条件汇合起来依旧是有利于群众运动的复兴，在美国，尽管失业数字不断在扩大，若干“萧条地区”的困谁继续在扩大，工人运动总的说来是停滞不前。不时也发生一些罢工运动，其中也有时间较长、斗争较顽强的；但是这些罢工一般地是防御性的（特别是反对自动化后果），而且都是在上述的总的经济气氛中由资本家越来越倾向于加强他们的反劳工阵地所引起的（冲天的通货膨胀，比起欧洲竞争对手来更加恶化的竞争条件等）。这种形势直至美国资产阶级认为经济普遍恶化到需要对美国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和工资大举进攻之前基本上是不会变的。这种进攻可能引起坚决的反击，导致民主党和工会之间联盟的破裂，导致其中一部分的工会官僚分子出头来组织一个工党。加拿大新民主党的进展的速度,包括在大选方面，也将有利于美国的这个过程。
同时，如果说美国的工人运动停滞不前，甚至连原来的阵地也没有保住，那么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却太大高涨。黑种居民由于一系列的原因采取了主动：南方的工业化，向北方移民的问题，战争的后果,工业中的地位,殖民地革命的反应。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青年一代讨论现状的倾向越来越大,他们组织示威,建立越来越富有战斗性的团体。这种倾向又与另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倾向结合在一起，即民族主义愿望的抬头,特别在穆斯林黑人运动发展过程中更为明显。
在美国长时期以来的相对的“繁荣”压力下，加上这个国家空前的对民主权利的破坏和最凶恶的搜捕，美国整个极左派的力量已大大下降。只有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如此不利的环境中成功地维持下来。由于古巴革命的胜利，美国先进队伍重新觉醒了。这种觉醒在大学里特别显著。在殖民地革命、非斯大林化运动、反核武器的斗争和争取种族平等斗争的影响下，以及了解到美国资本主义不可能给青年提供可靠的前途下，美国新的一代的先进力量正在形成中。
（五）国际革命工人运动内部的演变
1960年以来，国际革命工人内部最主要的变化是：卡斯特罗主义潮流的出现，中苏争论不断扩大的后果。
古巴革命的胜利不但不是在古巴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而且甚至是在反对了古巴共产党的阻力及该党在菲德尔·卡斯特罗进入哈瓦那之前一贯执行的政治路线的情况下取得的。这个胜利对所有殖民地共产党所执行的赫鲁晓夫路线是个十分沉重的打击；特别是在古巴建立工人国家和苏联官僚主义领导默认这既成事实之后，是如此。如果说这股卡斯特罗主义潮流对各工人国家（特别是苏联、捷克和波兰）的青年和学生是一种吸引力，那么它对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国家尤其发生了深刻和持久的影响。在某些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在古巴革命而“中国路线”的双重影响下发生了分裂（特别是在巴西、哥伦比亚）。在另外一些国家，共产党不得不大踏步地向左转，采取了武装起义的路线（危地马拉、委内瑞拉）或是采取了非常先进的纲领和武装起义路线（南非）。此外，一些非共产党的独立力量也采取了同样的路线（委内瑞拉的“左派革命运动”，巴西的儒利奥等等）。
传统的斯大林主义领导乞求“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甚至在民族资产阶级把他们投入牢狱还是如此。在这种令人恶心的消极态度和机会主义的面前，卡斯特罗路线的吸引力是如此之大，以致拉丁美洲各国大部分先进青年都深受威动（在非洲，阿尔及利亚革命和“中国路线”的影响也起着同样的作用为）。这种普遍具有爆发性的局势，如果缺乏有经验的和在政治上成熟的干部,在有些地方（例如委内瑞拉）,就可能发生考虑不周的军事行动。
一般说来，中苏争论的第一个阶段也在逐渐地发生影响，特别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各工人国家和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竞（特别是群众性的共产党，如意大利党、法国党），这是二十二大以后非斯大林化运动的一个新的推动力，使讨论扩大化并使讨论接触到当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策略中几个关键性问题。两个完全对立的潮流，很快地在有利于非斯大林化潮流内部分手了，一个是赫鲁晓夫潮流或叫做陶里亚蒂潮流，它根本上是共产主义右派的潮流，修正主义的和新改良主义的潮流，一个是共产主义左派的潮流，“非斯大林化”对它来说，只是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的列宁主义方针的一个起点。
关于中苏冲突的重要意义和原因另有专门决议来加以讨论。
社会民主党的群众运动（主要局限于资本主义欧洲、日本和澳大利亚）和改良主义工会官僚机构除了在上述国家外。在北美保持着十分强大的阵地；它特别受到资本主义的“繁荣”同在这种“繁荣”之下发生的或多或少剧烈的阶级斗争这两者之间矛盾的影响。大部分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机构不但在国际政策，而且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继续向右转。在国际政策方面，它们越来越迎合美国路线；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它们抛弃了马克思辞汇的最后残余，而完全站到凯恩斯式的新资本主义路线方面。
但是在这些党的内部，普遍地出现左派，有的反对迎合大西洋公约集团的扩军政策（包括核扩军），有的反对整个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在阶级斗争越有力、越剧烈的地方，这些左派的力量就越强大，也就是说，比利时的左派比荷兰的左派强大，英国的比西德的强大，丹麦的比瑞典的强大，芬兰的比奥地利的强大，许多情况是，由于反对改良主义官僚机构同意扩军而引起分裂，从而产生了一批左翼或中间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党派（丹麦、挪威、荷兰）。这些党派在群众运动中的影响还是微不足道的（丹麦除外）。但是它们对社会民主党领导已起了一个警告和施加选举压力的作用。
这股社会主义左翼力量逐渐组织起来，同工会建立联系，吸收工会中最先进的力量参加，取得一个真正的群众基础，制定一个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整个投降主义政策的统一纲领，它就能为更换领导准备好基础——尤其是在缺乏一个群众性的共产党和群众性的共产主义老传统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它就能够增强无产阶级对自己的力量和对自己的斗争前途的信心，从而深刻地影响事态的发展方向。正是这个因素决定了1960年12月-1961年1月比利时总罢工规模的空前巨大，这个因素也能在明天在英国甚至在西德起作用，一旦那里的阶级斗争有了新的重大的发展的话。
相反的，在工人运动受着共产党控制的国家里，社会党没有能够照这条抛物线发展。例如在意大利，南尼的社会党这几年来更加向右转，它的右翼直截了当地与国外的传统的改良主义潮流同流合污，它的左翼受着陶里亚蒂新改良主义的有害影响。在法国, 统一社会党是作为各社会民主党和中间派力量的汇合中心而产生的，社会民主党和中间派不能再忍受摩勒-拉戈斯特-勒荣纳的领导在阿尔度利亚战争和戴高乐上台期间所起的变节角色。但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之后，摩勒重新转到反对戴高乐行列中，以及缓慢的建立法国社会党—共产党统一阵线的趋向，可能使统一社会党在传统的社会民主党人眼中失去存在的意义。
（六）我们的任务
根据前面的分析和关于各工人国家形势的特别决议中的分析,第四国际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确立如下：
（一）第四国际继续向全世界群众提出警告：从事核军备竞赛的帝国主义，把核军备竞赛作为它目前经济支柱之一，随时准备对全世界革命的进展进行军事干涉，而在它感到生存受到迫切的威胁时，这种干涉可能采收核战争的形式。第四国际向群众提出警告：一场核战争对全人类将造成一场巨大灾祸，制止核战争的发生是当前头等重耍的任务。
今天，帝国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削弱主要地是由殖民地革命所造成的。帝国主义的削弱为未来的裁军创造了最有效的条件。只有通过资本主义大国的无产阶级的行动推翻了帝国主义之后，裁军才能彻底实现。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义务，如果不是主动地，站在最前列，来开展争取本国资产阶级单方面裁军，首先是核裁军的运动；这些运动的目标应包括反对在这些国家的领土上安置核武器或建立北大西洋公约集团的基地（美国基地、西德基地或“一体化”基地）。这些运动应该成为最广泛的群众运动，联合一切积极分子（主要是青年），联合各种倾向的工人运动（包括基督教工人运动），甚至应该把运动扩大到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这些运动不会因为这样扩大而是因为选择错误的政治目标或者领导逐渐消极而蜕变。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同参加这些运动中的最富于战斗性的阶层一起，向比简单的示威更彻底更有效的战斗形式前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设法把这些运动引向以工人运动夺取政权为基础的政治解决的方向；应该努力说服群众；归根到底只有彻底裁军，就是说推翻资本主义；才是裁军的有效答案。
（二）在现阶段，殖民地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主要部分。因此,“第四国际”和它的支部参加领导、保卫和援助殖民地革命，是我们运动的主要任务。鉴于若干国家的客观形势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现有的力量，第四国际应该对下列地区给予优先的注意：
（甲）阿尔及利亚
无可争辩地，目前正在进行殖民地革命的所有国家中，阿尔及利亚是把这个革命转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走得最远、并且正向着建立工人国家前进的一个国家。第四国际的力量，首先是欧洲的第四国际力量应该为推动工人运动援助阿尔及利亚革命而作出贡献。同时，第四国际力量继续警告阿尔及利亚和全世界的群众：在这方面如果不同帝国主义切断货币和财政联系，不用革命手段动员群众，不在城乡群众中建立民主自治政府的政治组织的基础上建立国家机器，要取得最后胜利是不可能的。
（乙）秘鲁一玻利维亚地区
正是在这个地区资产阶级和拉丁美洲贵族的力量是最薄弱, 群众运动已获得非常丰富的经历，形势继续是革命前夕的形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力量最有可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不论在农民运动或工会和工人运动中取得优势地位。用武装民团夺回被侵占的土地（按照乌哥·勃朗科传统方式），和建立一个新的工会中心是现阶段秘鲁的中心任务，我们拉丁美洲的力量对此应该通力协作。在玻利维亚，我们的力量主要应该为建立用来替代玻利维亚总工会现领导的真正的左派顽导、和为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的统一而斗争。
一般地讲，拉丁美洲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成为古巴革命最好的保卫者，设法打进卡斯特罗主义潮流中去，反对传统党的方针，坚持革命斗争是保卫击巴最好的方法。他们应该参加贫农的组织，贫农将是保证这些绝大部分的国家革命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在警惕冒险主义和暴动主义的同时，他们必须支持游击战运动，首先是支持已经在秘鲁和委内瑞拉发生的游击战。
（丙）南非和安哥拉
这两个国家，特别是南非的局势，目前在整个黑非洲中最具有爆发性；由于客观力量（无产和半无产阶层的重要性）和主观力量（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领导的理论发展水平、南非有大量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干部）同时存在，大大地有利于即将到来的革命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迅速发展。我们在南非的运动在武装自卫的道路上采取了正确的政治方针，同时对其他朝着同一方向发展的各种群众运动的潮流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即稳步地着手建立反帝反资本主义统一战线的方针——能使我们的运动在即将到来的革命的初期就起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南非革命初期必然会采取反对国家、反对军队和反对种族隔离的群众性总起义的形式。对这个斗争最初阶段的民族民主性质我们应当避免采取任何宗派主义态度,而 应该了解到斗争一开始,它必然在农村中表现为夺取土地的斗争，在城市中表现为反对建立资本主义的国家和军队的斗争；应该在这个群众的民主斗争内部和领导这个斗争中使这个斗争赋有社会主义的目标并予以实现。
（丁）第四国际也应该特别关心它的亚洲各党的活动，这些党已掌握了能深刻地改变客观形势和保证我们的运动向前跃进的杠杆。
我们的锡兰支部已逐渐纠正了 1960年支持锡兰自由党的自由资产阶级政府的错误方针。当群众一开始行动起来，锡兰支部就毫不犹豫地领导群众起来反对它昨天的大选同盟军。但是对过去的错误进行一次更深刻的自我批评将是有益的，特别是因为这些错误归根到底是由于过高估计单纯的大选对在锡兰夺取政权的斗势中的作用。不然的话，在锡兰阶级斗争的另一个阶段中，可能产生新的另外一些错误。
锡兰平等社会党今天应该毫不迟疑地采取建立工人阶级组织——政治团体、工会组织（锡兰平等社会党——锡兰共产党——人民联合阵线和工会组织，包括拥有绝大多数种植工人的锡兰工人大会和民主工人大会）——统一战线的方针，并提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政府的方案，作为改变锡兰独立以来历届不同类型的资产阶级政府的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应该进攻性地实行这方针，把这个方针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它的中心不是仅仅依靠上层的谈判，而是依靠建立各级（全国、省、市、区）统一战线委员金,并赋予这个方针以明确的阶级性。在政权问题上，同英联邦的关系问愿上、同各工人国家的关系问题上、以及关于主要生产资料国有化、语言等问题方面，统一战线的纲领都应该反映我们的阶级立场。抱着这种精神，锡兰平等社会党的争取统一战线和统一战线政府的运动必然只会扩大党的影响和群众基础，提高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威信，挫败可能混进统一战线内部来的投机分子的一切阴谋活动。锡兰平等社会党应该关心的其他任务是：制定农村贫苦人民当前的和过渡性的具体要求的纲领，总结军事政变失败的教训，征求党员以及对工人党员和干部进行经常的政治和理论教育。
（戊）第四国际坚决支持南越和老挝游击队推翻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第四国际号召抛弃使革命半途而废的一切主张，号召拥护贫农和工人大胆地夺取政权的方针。
在印度，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着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大党和它的大人物尼赫鲁的毫不调和的斗争。他们揭露共产党的丹吉集团和人民社会党的美国代理人的叛变行为；这些人同印度资产阶级结成“神圣同盟”，不但反对中国工人国家，并且反对深受尼赫鲁政府迫害的本国革命的工人和农民。他们将继续进行澄清和革命力量重新集合的工作，越来越走向同共产党左派联系的方向，制定一个符合于城乡贫苦群众的愿望的过渡性要求的纲领。
在印度尼西亚，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苏加诺民族资产阶级政权，并批判共产党屈从于苏加诺及其政策。他们将努力开辟社会主义的前景，制定一个导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性要求的纲领。
（三）在世界范围内，今天革命的马克恩主义者应该参加到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大争论中去，以便逐渐澄清共产主义运动的各种思想和战略方针，努力建立一股多少成整的强大的共产主义左派潮流，从而为殖民地章命、工人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新的革命领导准备宝贵的干部。
这种参与应该在我们自己的旗帜下，以全部的托洛茨基主义思想和第四国际的纲领为基础，不向任何倾向让步；因为我们深信，只有我们的纲领，即真正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才能够对在共产主义战士们面前已提出和越来越将提出的各项问题给以完满的答复。我们的参与有双重目的；经常地渗入真正的工人运动中去，以便取得领导地位；不断地为建立一个国际无产阶级新的革命领导而斗争。正是为了这两个目的，我们参与中苏争论，在对双方观点提出分析批判的同时，实行策略性的选择以便缔结能使我们接近于建立新的群众性革命政党的同盟。
因此问题决不是在官僚机构内部寻找同盟军，而是在群众运动内部。而这些同盟军只能是共产主义左派,即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帝国主义国家）共产党内的卡斯特罗派和“中国”派，以及各工人国家中同赫鲁晓夫派对立的左派（他们愿意比官僚机构更进一步推进非斯大林化运动）。
除了它的原则性和始终保卫我们的立场外，这种参与的效果将取决于正确地理解参加争论的共产主义活动分子越来越关心的一系列问题，取决于我们正确地答复他们的能力。这需要：
（甲）努力阻止帝国主义从这个争论中得到好处。为此目的，必须坚持，把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同工人国家之间的关系区别开来的必要性；尽管争论剧烈，中苏联盟应予维持的必要性；制止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经济报复手段的必要性等等。为此目的，还必须坚持，召开一次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会前应公布所有文件并通过广泛地民主地讨论，举行有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和各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参加的讨论和会议。
（乙）应该排除讨论中的学究式和空泛的强词夺理的争论，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工人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中面临的战略和策略问题，提出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而解决的办法不但必须参照革命马克思主义经典传统，而且应该广泛地总结这几十年来大大地丰富起来的革命经验。并且为了这个目的，必须毫不犹豫地提出过去没有得到充分解答的新问题的解决办法。这些新问题如：武装斗争在殖民地革命中的作用，关于在目前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形势下提出什么样的新的过渡性要求；工人国家内的党、工人委员会和工会互相之间的关系；国际间的经济规划等等问题。我们运动朝着这个方面所进行的理论工作今天已有保证可以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广泛的响应。
（丙）二十大，特别是二十二大所造成的局势出色地有利于我们的运动在各工人国家内的发展。我们应该组织起来，使我们有可能加强我们对在列宁主义道路上走在最远的人的帮助，并为此目的通过一批成熟和热诚的干部、一套特殊教育方法和策略，把我们的观点顺利地深入到名工人国家的先进阶层中，特别是青年中去。
争取恢复列昂·托洛茨基和所有斯大林恐怖的受害者的名誉的运动应该给以重要的地位。
（丁）在资本主义欧洲，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继续参加到群众运动中去。
一般来说，他们应该在下两个方面提取更明确的口号和采取更明确的行动，即反对核武器斗争方面和欧洲经济一体化及共同市场方面。今天应该提出一系列过渡性要求来补充传统的“欧洲社会主义联邦”的口号。这些过渡性要求应该着眼于：一方面要求同各工人国家加强经济合作和无私地援助殖民地革命的国家并制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计划（这些计划能够保证充分就业）；另一方面大规模地扩大国营经济（对在许多国家内设有分支机构和工厂的托拉斯，实行无赔偿的并置于工人监督下的国有化等）。同时还应该普遍地宣传制定一个全欧经济发展计划的观点，这计划应由各工人组织的代表大会来制定，用以抵制共同市场所冀求的新资本主义的“规划”。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应该要求召开这个单单是共同市场范围内的工人组织（工会组织和政治性组织）的代表大会，以适应工人运动制定共同战略的需要，来对付资本家和政府对群众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的进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1960-61年比利时的罢工、阿斯土里亚斯矿工的罢工和法国旷工罢工中得出一切结论。它表明这些真正令人难忘的罢工所取得的经济效果，已由于国际货物比不久以前更快更自由地周转而被抵销了，从而表明，在欧洲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工会和有效的国际团结，越来越成为欧洲每个国家的罢工行动能否取得效果的必要条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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