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四国际
“阿拉伯社会主义”和纳赛尔的民族运动
萨迪
1963年2月4日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四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12月出版
“阿拉伯社会主义”是仅仅几年之前在阿拉伯，特别是叙利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头脑中产生的一种新的思想。最近来，纳赛尔领导的，用以作为共产主义运动“另一出路”的阿拉伯民族运动，对这种思想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并把它当作了得到正式承认的意识形态的基础。
紧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系列的没有间断的群众性的民族解放运动，使得许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一个接着一个，走上了长期革命的道路。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再加上中国革命的胜利，已使得殖民地国家的人民群众，开始认识到他们在物质的、精神的和文化的传统方面所处的悲惨地位。事实已经向他们证明，要想改变他们的这种悲惨处境，提高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唯一的道路就是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群众的口号，变成了所有不发达国家中，任何一个希望得到群众支持的党派或运动用以号召的旗帜。可是阿拉伯世界的斯大林主义的政党所采取的、随着苏联官僚统治集团的外交利益随时更换的政策，特别是这些政党所采取的态度——处处追随着苏联政府，甚至比方像在巴勒斯坦战争的问题上——惹怒了阿拉伯的人民群众，特别是一向团结在这些党派周围的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由于对这些斯大林主义的政党和苏联感到失望，这些知识分子于是开始寻找一个“新的上帝”——要想建立一种脱离苏联政策和影响的社会主义。其结果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这一观念。
1952年的纳赛尔政变正出现在阿拉伯世界，特别是埃及的巨大革命浪潮的高潮时期。工人罢工和农民起义的巨大浪潮，再加上苏伊士运河区抗击英国占领军日益加剧的游击战，从基础上动摇了法鲁克的统治。这个专制的国王已经对自己的人民失去了统治的能力。那时候埃及已经临近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边缘。王宫进行自卫的一次挣扎就是1952年1月24日对开罗的焚烧。可是这一目的在于打击群众运动的斗志并使一向屈从于群众压力的瓦伏德政府失去威信的企图，并没有能够挽回国王和他的封建同盟者们的命运。焚烧开罗的举动，实在说来，不过是作为一个借口以便推翻瓦伏德政府，并代之以一个“将不屈从于民族感情”和群众压力的新的政府。可是这个新的政府在刚诞生时就已经处于瘫痪状态。它不但没有能够恢复法制和秩序，而且面对着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显然是完全无能为力。危机愈来愈严重了。正是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之下，纳赛尔和他的同僚们发动了那一次政变。一枪没有放，法鲁克的统治就像一所纸板搭起来的房子一样完全垮掉了。
纳赛尔的军事政变，事实上是为了防止一个真正的人民革命运动而进行的孤注一掷的活动，这一革命运动很可能会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纳赛尔同时还要遏止群众的活动，使他们不能左右事态的发展。
这一政变的领导人们，由于他们所受的军事教育和他们的军人的头脑，对群众是从来不相信的。的确，从一开头他们就对人民抱着怀疑的态度，而且始终对他们有一种害怕的心理。他们攫得政权后的头一项措施就是禁止罢工运动和示威活动。在政变之后，当亚历山大港的纺织工人宣布举行罢工的时候，马上就受到警察和军队的镇压，而且有两个罢工领袖被判处死刑。
纳赛尔在他的《革命的哲学》一书中说，“军政主义是我毕生的信念”——他的同僚们也全都如此。他们要求“严格的纪律和对命令的服从，群众性的活动总使他们感到惊恐。他们采用军事独裁的毫不留情的手段尽量粉碎这种活动。纳赛尔在同一本书中说，我们需要的是纪律，可是我们发现在我们的队伍中存在着混乱现象。我们需要团结，可是我们发现在我们的队伍中存在着分歧。”
诚然，纳赛尔和他的同僚在发动他们的政变时确也有他们的目标。可是这个目标是很模糊的。他们感觉到有需要进行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可是他们并没有一定的纲领。在攫得政权之后，他们立即面临一大堆复杂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对这些问题他们从来连想都没有想过，现在事到临头，他们简直是给弄得昏头昏脑，完全无力应付。他们甚至后悔不该“冒失地”、“愚蠢地”进行了攫取政权的活动。纳赛尔不得不“承认，在7月23号以后我常常不禁责怪我自己、我的同僚以及军队里的其他的人们，不该在7月23号作下那种冒失的愚蠢的事。”他自己说“当时的情况在我的心理上产生了一种令人难堪的危机，可是后来的经验和进一步的思考以及我从这些事件中体会到的真正意义才减轻了我心理上的反感，逐渐克服了那种危机。”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他才得出结论说，“我们目前正处在两个革命，而不是一个革命，诞生的前夕……一是政治革命，通过这个革命（每一个国家）将重新从一个强加于他们头上的统治者和未得他们的同意占领着他们的土地的占领军的手中获得自治的权利，另一个是社会革命，在这个革命中，社会中的各个阶层将彼此进行斗争，一直到全国人民都能得到公正的待遇，国家的情况能从此得到稳定。”
因此帝制被推翻了，土地改革的口号也被提了出来。可是帝制的推翻并没有能够产生人民群众的“自治的政府”。甚至连资产阶级的民主权利和自由都未能获得。相反的，一个坚定的军事独裁政权建立起来了。一切政治党派被视为非法，罢工和示威运动遭到了严格的禁止。新的统治者们对人民群众的恐惧始终丝毫也没有减退。土地改革实际颇有限制而且规模很小，但它究竟也多少有些改善了相当大一部分农人的命运，因此他们对新的政权采取拥护的态度。新的统治者们原希望赎买时付给地主的款项将会用于工业投资，这样来协助发展国家的工业。可是那些地主由于传统的势力，由于缺乏经验和不相信能在工业中获得巨大的利润，却把他们的新的资金仍用在对不动产的经营上。可是不管怎样，土地改革终于打碎了封建阶级的基础并从此结束了他们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影响。
新的政权诱导私人资本投入工业的企图既然遭到了失败，于是开始依靠国家的资金来兴建新的工业，因而建立了一种国家对工业的控制和工业的计划性。
在对外政策方面，新的统治者们从一开始就竭力和英国和美国取得谅解，彼此相安，并从它们获得援助。可是由于美国拒绝供给军火以使他们对付以色列的继续不断的入侵，这就迫使纳赛尔不得不转而向工人国家寻求军事援助。这种新的友好关系激怒了美国和英国的帝国主义势力。英美两国不惜以侮辱性的言词收回了帮助埃及修建阿斯旺水坝的协议。纳赛尔立即以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决定作为报复。这就引起了苏伊士危机，最后并导致英法在以色列的帮助下发动对埃及的攻击。在这一危机中，苏联对埃及的帮助，提高了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中的威信。
同时这种对埃及进行的帝国主义的进攻唤起了阿拉伯人的民族感情并使所有阿拉伯国家的人民群众感到彼此之间休戚相关的关系。于是“阿拉伯的团结”变成了一个普遍的口号。
在叙利亚，共产党的势力日益增强，影响也日益扩大。这情况越来越引起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复兴社会党分子的恐惧，复兴社会党分子实际当时是叙利亚的统治力量。他们匆匆和埃及联合起来要想得到强大的埃及资产阶级的支持来反对共产党。共产党人则挡住逆流，反对彼此联合。
接着在纳赛尔的威信正高的时候，伊拉克发生了革命。纳赛尔当时被看着是整个阿拉伯反对帝国主义、实行民族团结和社会改革的民族运动的领袖。在伊拉克，则是复兴社会党领导了和埃及进行联合的运动。可是当时在伊拉克最为强大的党派，控制着工会、农民委员会、知识分子组织和民兵的共产党却协助卡塞姆粉碎了复兴社会党和民族团结运动。
叙利亚和伊拉克共产党人的这种反对民族团结的态度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反感，因而开始失势。在伊拉克，复兴社会党被粉碎以后，卡塞姆立即转而反对共产党，迫使他们转入地下。叙利亚的共产党在工人中的影响已大大减弱，他们中的许多知识分子都脱离了党组织，和纳赛尔合作。当纳赛尔的社会改革方案激怒了叙利亚的地主和一部分的资产阶级的时候，共产党竟和那里的最反动的势力联合起来。于是纳赛尔利用这个机会发动了一次反对共产党的搜捕和迫害活动，并为此不惜采用了一切宣传手段和警察恐怖的策略。而同时他却又和那些反动势力，甚至一些著名的帝国主义代言人彼此妥协，以争取他们共同反对共产党。
埃及和叙利亚的联合自然对埃及的资产阶级是很有利的，因为埃及资产阶级的势力比较强大。和叙利亚的民族资产阶级比较起来，他们所获得的利润更为增高了。这情况使得叙利亚的民族资产阶级颇为不满，而纳赛尔和那些最反动势力的妥协和合作以及他的独揽一切权力的实行专制统治的办法终于引起了他和复兴社会党的分裂。
纳赛尔在埃及和叙利亚所采取的经济和社会措施最后证明并无实际效果。私人资本的投资并不能有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新的改革使得许多埃及的资产阶级的财富更为增加了。资金开始慢慢集中到少数几个百万富翁手中。资本家从国民收入中所分得的红利，在实行工业化以前只是百分之六十八，而到1961年竟增加到了百分之七十二。可是他们仍然不肯向工业投资。他们把全部资金都用于商业和不动产的经营，因为在这些方面他们肯定可以获得巨大的利润。大地主们会用尽一切方法躲过土改法的限制。
所有这些迫使纳赛尔不得不采取新的更彻底的措施。1961年7月20日，他发布了将银行和保险公司收归国有的命令。他同时宣布国家将参与某些私人的工业企业。私有土地的最大限度从二百亩减到了一百亩。
叙利亚的资产阶级，他们在本国的地位由于和共产党以及和一部分复兴社会党的合作，由于纳赛尔和极右派的妥协；已经颇为加强，对纳赛尔的这些措施当然大感惊恐，他们于是利用他们在军队中已经建立的影响，发动了一次反对纳赛尔统治的政变，使叙利亚从埃及分裂岀来了。
※ ※ ※
叙利亚脱离埃及的事对纳赛尔来说简直像一个晴天霹雳。这使他不得不回顾一下他过去所采取的全部政策。从这种回顾中，他看出了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代言人曾经进行各种阴谋活动来反对他的统治。他感觉到了在埃及本身所存在的危险，于是开始寻求人民的支持。他说他发现“几世纪来的苦难和希望已经最后形成了阿拉伯斗争的各种明确的目标。这些目标真正地表明了阿拉伯人的民族意识，那就是自由、社会主义和统一。”他承认一个革命决不是“某一个个人所能完成的工作，”而“一个革命的价值决定于它的人民性的程度，决定于它是否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是否能够动员他们的力量来建造自己的未来，同时也决定于它是否能够使这些群众按着自己的意志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他同时也承认，“扩建国家财富的基础的工作决不能留待不负责任的专享剥削的私人资本去完成，”并且承认“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是获得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唯一道路。”
在这种基础上，他进一步加强了他的国有化的措施，并于1962年5月21日召开了一次“人民组织全国代表会议”。在举行开幕式的会议上，纳赛尔提出了一个“民族宪章”，它同时也就是“阿拉伯社会主义”的“科学的”纲领，它表明“我们人民目前所面临的一切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必须在一个科学的基础上加以解决，”“革命的行动必须有科学的基础。”这一宪章同时宣称：
“我们的最直接的目标是消灭剥削，使得所有的人在行使天赋的权利的时候都有同等的机会，消灭阶级差异，结束一个阶级的专政，因而也就消除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但对于个别公民的自由构成一种威胁，甚至也威胁着整个国家的自由，因为这种冲突破坏了人民的权利，从而使国家暴露于外国势力随时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潜在的危险中，那些外国势力随时都伺机把我们的国家拉入冷战的舞台，要把我们的国家作为它们的战场，让我们的人民去为它们充当炮灰。由于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而产生的阶级之间的冲突，在过去的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剥削者和在那种剥削之下受尽苦难的人民之间的冲突，即使完全消除了，也决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消灭一切阶级差异，实现社会自由和真正的民主。
然而阶级冲突的消除就使得我们有可能，通过剥削阶级的消灭，和平地逐步消除阶级差异，并为民主的交往开辟道路，从而使整个社会和真正自由的时代愈益接近。”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按照宪章的作者们的设想，如何才可能在一个“科学的基础”上实现这种“消灭剥削”和“结束一个阶级的专政”的目标。
他们在承认有必要“消灭剥削阶级”的同时，却谈到“和平地逐步消除阶级差异”，并且宣称“埃及人民拒绝任何一个阶级的专政。”可是这个剥削阶级如何才能够消灭呢？难道宪章的作者们相信这一阶级，为了他们所想望的乌托邦式的自由社会能够实现，将会自愿放弃他们的剥削活动吗？同时，如果他们以埃及人民的名义，拒绝接受任何阶级的专政，那么他们的国家的目的又究竟是什么呢？难道现在还有必要向他们证明，历史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每一个国家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而国家的任务仍然总是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反对那些被剥削的阶级吗？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阶级专政的工具。没有无产阶级的专政，剥削阶级就根本不可能消灭。
可是埃及的评论杂志《撰写者》（The Scribe.）的一期专号上，曾发表过一篇题为“阿拉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章，该文在阐述宪章的意义的时候，完全排除了阶级斗争。“我们不相信阶级斗争的必要性，”作者说，“也不相信一个阶级应该凌驾于其他阶级之上。”他相信“这种阶级斗争，甚至在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政权之下，也可以有效地加以遏制，”他相信“美国或西欧的工人们，通过基本上应算作是和平的手段，已经成功地取得了很大一部分权力，并且使自己达到了一种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从这里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无产阶级为了获得自己的权利和为了达到不断增高的合理的生活水平，阶级斗争已不再是绝对必要的了。”
可是在这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如果不进行阶级斗争，又如何能够达到“合理的生活水平”呢？在这些国家中阶级斗争真是已经不再必要了吗？美国和欧洲国家中的工人阶级经常进行的罢工运动，如果不是一种阶级斗争的表现，那又是什么呢？此外，阶级剥削在西方已经不存在了吗？仅只是达到“合理的生活水平”就能算作是社会主义吗？那就能够结束了阶级剥削？根据那篇文章的作者的意见，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应该是，“是的。”他说，“在这些国家中，社会主义是最主要的因素。”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阿拉伯社会主义，在这些拥护宪章的作者的心目中实际不过就是现代资本主义”。
宪章承认“一部分没有剥削的私人资本也可以参与在总的计划下进行的经济发展工作，”这一事实更进一步证明了我们的结论的正确。根据这个宪章，国有化政策，“并不是对私人资本的一种打击，”而“倒是使一般人的经济利益能够得到发展的一种保证”。
“对于公有部分的任务的加重，”宪章公开宣称说，“决不意味着取消私有部分，私有部分在整个发展计划中也担任着重要的任务。它必须得到保护以使之能够完成自己的任务。”“现在要求于”私有部分的，只不过是“力求革新，开创一条新的进行创造的道路，而不要像过去一样完全依靠寄生虫式的剥削活动”。
这等于是吿诉狼从此以后就只吃一点青草！要私人资本从此不再进行剥削！过去十年的经验仿佛已经向“阿拉伯社会主义”的领导人们证明，资本家如果不是为了利润就不可能进行生产，因此他们准备让他们得到“没有剥削的合理利润”。可是利润如果不是来自剥削，又能从哪里来呢？
在土地改革方面，宪章宣称，“在阿拉伯的农业方面实行社会主义，并不是要实行土地国有化，把土地变成公有的财产。根据经验和研究的结果我们赞成土地的私有，但必须加以限制，以防止封建主义的发展。”“埃及土地问题的革命性的解决办法，”根据宪章作者们的意见“是增加土地所有者的人数。”
他们并且进一步吿诉我们，“根据7月法令精心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的结构已经完全消灭了剥削的残余，而为愿意在普遍发展的范围内促进一般人民利益的私人投资打开了大门。它同样也是有利于私人资本所有者的，因为他们从其中可以得到没有剥削的合理利润。”
我们不能否认埃及的新的政权所采取的、在宪章中提出的各种改革和国有化的措施，对于这个国家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可是这些东西还不能算作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决不仅限于财产国有化。最重要的，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权、没有粉碎旧的国家机器，就根本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基础的国有化政策决不应该是花钱赎买。对资本家的国有化的财产付给赎买的价款，并容许他们以私人的资本进行投资，使他们获得“合理的”利润，这根本不可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那么新的埃及的政权的阶级性质又是什么样的呢？在埃及当权的是什么阶级呢？
新的埃及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当权的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也许有人会反对说，这个新的国家的经济基础是国有化的资本主义财产，它甚至还迫害某些资本家。这是完全不错的。可是这些措施对于整个资产阶级来说是完全有利的。纳赛尔所说的“进行剥削的”资本家，只是那些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整个阶级利益之上，并且不愿配合他的发展工业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计划以促进作为统治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某些个别的人。统治埃及的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官僚统治集团。当前的官僚集团永远是一个阶级的代表和仆从。这个仆从有时可能坐在他的主人的肩膀上朝他的脸上吐唾沫，可是他总永远是仆人。希特勒尽管曾经采取剧烈的手段反对个别的德国的资本家，尽管他强有力地通过国家机器控制着徳国的经济，可是直到最后他仍不过是德国金融资本的仆从。
纳赛尔并不是一个新的希特勒，在埃及建立的新的政权也并不是法西斯主义的。代表高度发展的渐趋没落的金融资本的希特勒，担任了一个反动的角色。纳赛尔，作为一个半殖民地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并由于他赞成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却担任着一个进步的角色。纳赛尔主义并不是一个什么完全新创的东西。它不过是在新的不同的情况下产生的凯末尔主义和庇隆主义的混合体。
在凯末尔的时代，帝国主义正处于最强大的时期，而俄国革命也正鼓舞着其他地区的无产阶级。这位土耳其的统治者对这从两方面来的压力感到难以忍耐。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恐惧迫使他不得不和帝国主义进行妥协，结束了他的改革计划。庇隆则作了经济危机的牺牲品。可是纳赛尔主义出现的这个时期，正是帝国主义愈来愈弱、工人国家愈来愈强，同时是殖民地革命大量兴起的时期。帝国主义不可能张牙舞爪地对待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对殖民地无产阶级革命的恐惧以及和工人国家进行冷战的需要迫使帝国主义尽一切努力在争取不发达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同时，为了使那些资产阶级在冷战中采取中立态度，苏联也不遗余力地支持它们。纳赛尔，始终扮演着中立主义的角色，所以他能从两方面得到援助，并利用这种援助来加强自己的政权。
可是在现在，还没有别的力量可以替代他来掌握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阿拉伯的无产阶级还没有建立起一个有效的领导力量。那里的各个共产党，由于采取了罪恶的政策，差不多完全失去了对解放运动的影响。在一开头，他们毫无保留地支持纳赛尔。在埃及和叙利亚成立联盟以后，特别是在伊拉克革命之后，它们又把纳赛尔看作是主要的敌人，甚而至于参加帝国主义代理人组成的阵线来反对他。当纳赛尔提出表达着广大群众的愿望的两个主要口号——社会主义和民族团结——的时候，它们也完全反对。它们公开提出阿拉伯的团结必须建筑在从帝国主义的枷锁下获得彻底解放的基础上，而它们却没有看到民族团结的斗争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它们教导人民群众，要他们等到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获得彻底解放之后，再去开始进行争取团结的斗争。至于社会主义革命，它们却认为时机和客观条件都还没有成熟。它们抛弃社会主义的口号，号召建立一个民族主义的民主国家，“它不代表任何一个特定的阶级，却以爱国主义的民主集团的支持作为自己的依靠，这就使我们的国家将能依据我国的具体条件和民族特点和平地转化为社会主义。”
就这样，阿拉伯世界的各共产党实际是退出了解放运动，现在是从外部来进行反对纳赛尔主义的斗争。可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本不应该站在这一运动之外。他们应该参加进去，从内部进行斗争，以实现他们自己的社会主义和民族团结的口号。他们的反对资产阶级领导和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主要斗争，在性质上应该属于思想意识的范围。他们应该向人民群众解释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应该担任什么样的角色。他们应该尽一切努力争取工人阶级，并帮助工人阶级取得自己的独立。
纳赛尔主义，以其目前的形式，是决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的。它本身充满了矛盾。它既想依赖民族资产阶级，又想依赖工人阶级。可是这两个敌对阶级的利益是根本无法调和的。此外，旧的统治阶级，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也还没有完全消灭。它们现在不过是在等待时机，以便发动一次进攻。西方世界的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就可能迫使帝国主义又开始张牙舞爪起来。对外援助的停止很可能会把埃及推向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那时工人群众就会更加强他们的斗争。纳赛尔政权的领导集团也就会被迫进行选择，究竟是应该依赖内部的工人阶级和外部的工人国家，还是依赖内部的资产阶级和外部的帝国主义。它将选择哪一条道路显然是不难预测的。只有在工人阶级取得运动的领导权之后才能挽救这一资产阶级革命，并把它推向无产阶级革命。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只有依靠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深入到运动中去，从内部把这一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夺取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