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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维亚的土地改革
它在六年以后的情况和任务
赫多·卢塞罗
1959年10月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四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12月出版
Ⅰ．农业方面的状况
一些数字
玻利维亚的人民主要从事农业。农民有二百十二万五千人，占总人口的63%。[1]（1950年的调查数字是一百七十万三千三百七十一人，估计占总人口的63%，因此所占的百分比实际上并无变化，不过要注意住在森林里的居民不包括在这个数字之内。在所有这些人中间，估计只有十万人说西班牙语。）
在玻利维亚总生产量中，农业所生产的份额也最高：在1950-1955年期间，农业生产占国民总产值的29％，而采矿与石油工业只占25%。
根据1950年的调查，玻利维亚的农业土地共计八千零八十万英亩。其中，已开垦的有一百六十一万六千英亩。（虽然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估计的数字要低得多，只有九十八万八千四百英亩左右。）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所作的估计是：全部农业土地面积是五千三百二十九万九千英亩（五千一百八十九万一千亩天然牧场，一百四十万八千亩耕地），林区土地面积是一亿一千六百十三万七千英亩，其余一亿零四百五十二万三千英亩是不可耕种的土地。
把这些数字比较一下，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已开垦的农业土地所占的百分比极小，只占全部农业土地面积的2%到3%。根据1950年的调查，已耕地中有90%都在［拉巴斯以南的］阿尔底普拉诺高原和河谷地区，而在东部平原（它占玻利维亚领土的三分之二）上的却只有10%。
按全国总人口计算，每人平均只合到五分之二英亩的已耕地，同拉丁美洲别的国家比起来，这是一个极低的数字：在1955年，玻利维亚每个居民有耕地十分之四英亩；墨西哥是一又百分之八十八英亩，智利是一又百分之六十一英亩；厄瓜多尔是一又百分之十一英亩；巴西是百分之八十六英亩。
要是只按实际参加农业劳动的人口计算的话，那么这个数字就上升到每个劳动力一又百分之六十六英亩，然而增加得极小，更何况这里的土地都是水土流失极为严重，极为贫瘠的土地。
这个数字同中国的数字相去不远，据估计，那里每户只有二又百分之四十二英亩的土地。[2]
土地的灌溉面积也极小。实际上，只有两个灌溉水坝：一个是在科查邦巴的拉·安哥斯都拉坝，可灌溉土地二万四千七百英亩左右；一个是在奥鲁罗的塔卡瓜坝，可灌溉土地一万二千八百英亩左右。尽管自然条件对兴修水利极为有利，其他地方的农业却全要靠天吃饭，而气候条件又是变化无常害多利少。圣大克卢斯的维雅蒙台斯水利工程已经停了下来，已经完工的部分（大体上有一半）有趋于毁坏而致前功尽弃的危险。水利是玻利维亚农业上最迫切的当务之急。
把1955年的农业生产数字同实际从事农业的人口的数字对比一下，可以得出每个劳动力每年生产的价值是一百一十九美元或者四十二英镑。这个数字相当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每个劳动力每年生产毛值的四分之一，也相当于拉丁美洲全体实际从事农业的人口平均每个劳动力每年收入（三百九十三美元，或者一百四十英镑）的大约四分之一——从这里就可以看到现在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之低了。要是把全部农业人口都计算在内的话，那么每个人每年的生产毛值勉强达到四十美元，或者十四英镑（而在非农业工作中，每人每年的生产毛值是一百八十美元，或者六十四英镑）。
这种情况说明了，为什么玻利维亚农业人口的比例这样高，食物和农牧业生产的原料还要占到它进口总值的38.5%，成为耗费国家外汇的一项最大的漏卮。[3]
1953年8月颁布了土地改革法令以后，生产下降了大约15%（以1954年的收获量同1956年相比）。除其他的原因而外，这种下降是耕地面积特别是种马铃薯、玉米和小麦的土地，大量缩减造成的。对土地改革所感到的不安与前途莫测的心情是耕地面积缩减的一个原因。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在玉米和马铃薯的单位面积产量上表现了突出的增长，这表明了农民一旦不是为地主而是为自己耕种土地的时候，即使没有改进耕作所必不可少的帮助，也会提高他的劳动所生产的东西。数字如下表。
| 产品 | 1950 |
1954 |
1955 |
面积
（a） | 总产量
（b） | 单位面积
产量（c） | 面积
（a） | 总产量
（b） | 单位面积
产量（c） | 面积
（a） | 总产量
（b） | 单位面积
产量（c） |
玉米
（去壳） | 257.7 | 124.0 |
1,057 | 105.0 |
85.0 | 1,781 | 111.1 |
90.0 | 1,781 |
| 马铃薯 | 209.8 | 140.0 |
1,485 | 82.3 | 100.0 |
2,671 | 98.8 | 120.0 |
2,671 |
大麦
（去壳） | 152.7 | 44.2 |
637 | 173 | 50.0 |
637 | 155.7 | 45.0 |
637 |
| 小麦 | 187.5 | 41.0 |
481 | 84.3 | 17.5 |
456 | 84.3 | 17.5 |
456 |
大米
（去壳） | 30.9 | 14.4 |
1,027 | 21.3 | 10.0 |
1,027 | 22.5 | 10.5 |
1,027 |
| （a）单位千英亩；（b）单位千吨（公吨,即“长”吨）；（c）单位磅/英亩 |
主要农产品的收获面积，总产量与单位面积产量
虽然如此，农业产量之极度低下的基本状况并不是土地改革的结果，而是旧的耕作方法和在玻利维亚实行了几世纪的土地所有制所遗留下来的后果；对任何农业发展说来，半封建的制度都成了最大的拦路虎。[4]
农业方面这种长期停滞的状况由于采矿业的迅速发展而更趋严重。为世界市场生产的大矿场感到从国外进口粮食和原料要比刺激国内农业的发展便宜得多，这样，玻利维亚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性就越来越大，国内的停滞状况也就越来越难改变，这不但是由于大矿场的购买政策的结果，而且也是由于整个国民经济（公路，铁路，电力，信贷等等）片面服从采矿业的利益而畸形发展的结果。
四月革命和土地改革，把大的采矿公司收归国有了，并且打破了农村中的封建统治。然而，这次改革并没有改变由原来那种状况下产生的其他条件：耕作方法的落后性，人口与耕地的不平衡性，道路的稀少等等。不但如此，这次改革还造成了一些新的问题。用木犁耕地（倒还不是用脚犁，即以脚踩一根普通的木棍来耕地）仍然是玻利维亚农业中占压倒优势的耕作方式，是玻利维亚农业的象征。这一切都是农业生产停滞的原因。
土地改革给发展生产创造了条件；但是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因为没有辅之以其他措施，这种条件没有产生效果。
两种土地改革
如果以数字来表示的话，土地改革范围有多广？
首先要知道，有两种土地改革，一种是法律上的土地改革，一种是事实上的土地改革。事实上的土地改革是农民自己进行的，开始于1952年而在1953年和1954年达到高潮。农民们武装起来夺取并且分配了土地。这次土地改革是导致1953年颁布土地改革法的决定性因素。颁布土地改革法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制止农民夺取土地。
由农民自己自下而上进行的土改，范围及于这个国家广大的传统的农业地区。没有足以说明其范围有多广的数字，但是分地的运动主要是在拉巴斯，科查邦巴，波多西和奥鲁罗这几个地区进行，涉及到大部分的庄园，塔里哈和丘基萨卡两个地区所进行的规模较小（虽然范围仍然很广）。东部的圣克鲁斯，贝尼和潘多（在东部平原）几个地区所发生的只是一些余波而已，因为那里的剥削方式有所不同，也因为那里的农业人口较少（这些地区的耕地只占玻利维亚全国耕地的10%，没有印第安农民）。
另一方面，那次法律上的土地改革，按照1953年的法令的计划要比事实上的分地运动范围远远小得多。下面就是数字：
根据1950年的调查，全国共有农业田产八万六千五百三十四处，总面积计八千零九十二万五千英亩。其中，据全国土地改革委员会的数字，到1959年8月止，交给（有地契）农民的只有八百零六处田产，总面积为一百八十七万二千八百英亩。得到地契的农民只有二万九千二百十六户。（同一材料估计各农户的总数，亦即有权分得土地的户数是五十三万二千六百八十户。）
这就是说，到土地改革法颁布六周年的时候，还有不下七千九百零七万二千英亩的土地有待依法分配。即使考虑到，在这个总数字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东部，那里的农民并没有要求分配土地，已分配的土地的数字看起来也十分滑稽，而已经“依法”成为土地的主人的农民的数字看起来还要更加滑稽：在全国二百万农民中只有二万九千二百十六人。
同有两种土地改革一样，也有两种对土地改革的阻碍。
一方面是，把地契给予农民的合法的土地改革由于按照土地改革法建立起来的巨大的官僚机构而弄得无法进行。这个机构老是决定不了土地该怎样分配。乌库伦尼亚的农民中心曾解释过在决定每一张地契交给农民以前要经过多么不可思议的繁文缛节。[5]
另一方面，从资产阶级法律的观点来说，这种地契的法律效力可以很快地因为一个新的反动政权上台而发生问题。一个西莱斯派的议员已经说明政府本身就在准备条件，好让地主们在适当的时机要求宣告这种地契为非法，要求归还他们的土地。[6]
在事实上的土地改革中，农民们在1952，1953，1954年（这是分田形成高潮的三年）占据了土地，而且一直为自己而劳动。但是这种土地改革也碰到了另外一种困难：农民虽然有了土地，所有其他的生产因素（种子，肥料，水利，耕作方法和耕作工具，市场条件等等）却全跟过去一样。农民们只有各听天命。土地改革停留在仅仅占有土地这一点上了。
生产率仍然处在极低的水平上。举例来说，在的的喀喀湖地区，由于耕作方法原始，每英亩的马铃薯产量只有二千六百七十磅到三千五百六十磅，而在秘鲁的阿尔底普拉诺高原区每英亩可以收到八千九百磅左右。
在畜牧业方面的情况也一样，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说法，它的产量“低得惊人”。而畜牧业对玻利维亚农村的生产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提供了农业部门生产总毛值的40%以上。在阿尔底普拉诺高原占有主要地位的牧羊业方面，每头羊所产的羊毛比一磅多不了多少，这个数字只合其他国家平均产量的五分之一或者六分之一；每头羊能出的肉只有二十二磅，比起其他牧羊业先进的国家来还不到一半。[7]
这就是说，这里畜牧业完全处于仅能维持农民生存的水平上。
除了每个居民所种的土地面积极少这一点而外，还必须说明，几百年来对这些土地的利用率都极低，不施天然的和化学的肥料，水土流失的情况已达到十分严重的阶段，特别是在阿尔底普拉诺地区——这些情况都造成了土地肥力极低的情况。在阿尔底普拉诺高原上（除了在的的喀喀湖周围的比较肥沃的地区而外），每年只有很小一部分可耕地开垦，其他的土地都摆在那里休闲，时间竟长到九年之久。举例来说，在达伦塞省（奥鲁罗），三万五千六百英亩耕地中，每年实际耕种的只有八千九百英亩，也就是只有四分之一。
因为目前的耕作方法极其原始，只要稍加改进，所有上面那些数字就可以大大提高。但是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的政府在这方面连一点点土地改革也没有进行。对它那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人说来，这是同迟迟不发给农民地契一样严重或者说更加严重的一项过失。
在这两个方面，资产阶级政府都不但使土地改革陷于停顿，而且事实上——尽管它以此作为一个宣传上的幌子——对之实行怠工，千方百计破坏土地改革而为地主帮忙。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在它的帮助下，他们给农民围上了两道墙，一道是法律之墙，一道是饥饿之墙，近来，他们还在打算再围上一道军事之墙。
Ⅱ．农民的状况
生活水平
虽然生产停滞不前甚或有所下降，革命仍然使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生活水平从消费方面说总的有了提高，因为农民不必再向地主缴纳地租了。过去落到地主手中的剩余劳动现在留给农民自己了。
但是，对农民来说比消费水平的相对提高——它由于通货稳定计划所造成的全面贫困化而再次下降了——更加重要的是他的社会地位的变化，使农民附属于地主和土地的那种封建式的人身劳役，所谓“邦格阿赫”（“Bongueaje”）和“密塔那赫”（“Mitanaje”）现在废除了。
这是主要不同于过去的地方，也是农民为什么手执武器起来抵抗，而且将继续抵抗任何复辟企图的主要原因。农民在农会权利和政治权利方面，在人的尊严方面所得到的东西，在统计数字上是表现不出来的，然而在每个农民的心灵上是可以感觉得到的好东西，是像麦子和玉米一样具体的东西。
农会，农会民兵，普选，议论和参加——即使是有限地——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对地主和他们的政治代理人（这些人全被猛烈地赶出了农村）的胜利，所有这一切对农民说来，都等于生活水平的提高。
不仅如此，这种提高还意味着其他劳动人民在生活水平方面，在收益方面，在自由方面的自动提高，因为大家知道，他们的境况，即使是条件特别优越的那一部分人的境况，也都是永远受到人数更多，受剥削更重的农民阶级境况所制约的。
不但如此，就是那些在土地改革前已经获得了土地的农民的境况也因此而有了改善，许多“村社”的情况就是如此。一般认为“村社”是农民中最贫苦的部分。它们的数字在土地改革以前（1950年的调查）达到三千七百七十九个，“村社”的社员一共有三十二万八百十八人。
由于“村社”的土地被附近的地主永久强占，它们只剩下了收成最低的最贫瘠的土地。不但如此，“村社”自身就包含了使自己瓦解的种子：在许多“村社”中每一个农民都有自己的土地，归大家公有的只有牧场，社员中形成了富农，中农，贫农几个阶层。贫农只有最坏最小的土地，富农以放债之类的方式以中衣、贫农为牺牲来不断增殖自己的财产，除此而外，“村社”惯于把工作给予社外的人来干，上等阶层因此而变成了对社外劳动的剥削者——给社外农民的报酬当然是极其少的。
这些“村社”还要受到附近的地主永久的压力，要受到省当局或者区当局（警察，法官、市长等等）的横征暴敛，在出卖自己的产品时还要受到中间商的剥削，而得不到任何的支持或者帮助。在四月革命以后，农民的力量增强了，这一切猖狂行为虽然还没有完全废除，却受到了更大的打击，“村社”里的印第安人享受到了一系列在此以前享受不到的自由，其中包括到市场上去买卖的自由（虽然中间商的猖狂行为并没有停止）。
革命的停顿
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革命的停顿却使农民深受其害。国家落后状态的全部压力仍然压在农民身上，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人对这种落后状态甚至连一部分都克服不了。
农民最迫切要解决、最经常关心的问题之一是教育问题，这件事是过去的寡头政权所完全不加理会的。在农民自己的压力之下，政府作了一些努力来消除文盲，在农村建立了一些学校，相当大量地增加了小学教员，并且采取了一些其他的措施。
但是在令人触目惊心的文盲数字——占人口的70%——面前，已经做的工作实在是很少。文盲如此普遍的情况，如果不依靠广大农民群众自己动员起来，尤其是如果不能大幅度地提高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的话，是不可能仅仅依靠官方的行动从上面来加以根本改变的。广大的农民群众仍然是同文化隔绝着。不但如此，教农民读和写他们自己的语言文字的问题（不是读写西班牙文，事实上它对农民来说是一种外国语）还根本没有受到正视，而只有教农民读写自己的语言文字才是唯一有效的消除文盲的办法，不但在教育儿童方面是如此，在教育全体成年农民方面也是如此。[9]
像社会保险这样的社会福利还没有达到农村。医药卫生条件仍然十分欠缺。婴儿死亡率在拉丁美洲各国的比例最高：一岁以内是千分之一百五十，一岁到四岁是千分之三十点三六——这是全国总平均数字，因此也就是说，农村地区的数字还要更高，那里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医药卫生事业。
每日三餐吃的极坏，这是从绝对的意义上说的，比消费水平最低的拉丁美洲国家还要低。根据统计，阿尔底普拉诺地区（贫穷地区）每年每人消费的主要食物如下：小麦三十一磅；肉九磅四唡；马铃薯八十四磅四唡；玉米六十四磅八唡；糖二磅三唡；大米一磅一唡。[10]
上面已经指出，玻利维亚的个人平均收入同拉丁美洲其他落后国家比起来也是低到极点。还有一些别的材料有助于判断农民的处境有多么困苦。缺乏连接产区和市场之间的道路和桥梁，这个问题就十分严重。不但如此，运输费用还十分昂贵：一个玻利维亚的农民要带着他的产品坐一趟卡车所花的钱，比一个美国旅客坐一趟最新式的公共汽车所花的钱还要多。[11]
玻利维亚电气化程度之低不仅在工矿企业中可以感觉得到，在农业地区尤其严重，这是当然的：百分之七十的玻利维亚居民并没有享受到电的好处；这个百分比包括了全体农民。[12]
可耕地
某些地区的土地问题表现为一种新的形式：人多地少。这种情况由于有潜力的，富饶的农业地区同消费市场隔绝而更形严重（举一个例子来说，上贝尼同拉巴斯就相距六十二英里半之遥）。
在阿尔底普拉诺高原的某些地区和河谷的某些地区存在着很大的人口压力。在圣大克卢斯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英里二点一人，而在科查邦巴就高达二十五点四人，在拉巴斯是二十点二人，在苏克里是十五点五人。然而这些平均数字还不能使人了解农业最集中地区的人口密度的情况。举例来说，在科查邦巴区的约但，契拉料洛和普那塔省，人口密度分别达到每平方英里一七〇点九人，一五五点四人和一六〇点六人。不但如此，阿尔底普拉诺地区和河谷地区的人口增长率达到两万五千人一年，而那里已再也没有可以耕种的土地了（除非耕作、灌溉等方面的方法有改变），新增加的人口只有一部分能被其他地区或者其他行业所吸收。政府的移民计划只不过是把农民从阿尔底普拉诺地区和河谷地区迁移到东部的圣大克卢斯平原去（近来也把他们迁移到像卡腊瓦尼这样的热带地区去），然后就一任他们自生自灭。移民不能适应新的环境，也没有人管他们，因此这个计划理所当然地失败了。
在科查邦巴河谷，人口压力又形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土地问题。在那里，年青人到成家的时候要求把原有的大约二英亩半左右的小片土地重新划分，而老年人则当然拒绝把已经太小的土地进一步分小。农民把这种划分叫做“伊瓜拉”（意思大约相当于“平分”），它是在河谷地区引起纠纷的一个原因。
所有这些问题只得到政府方面极小的注意。这不但是因为它执行不顾群众要求的资本主义政策，而且也因为在群众与体现资产阶级政权的国家之间没有任何真正的联系，农村广大群众在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是没有群众的主动参与是不可能解决的任务。由于农村极为落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极为繁复，即使政府想有所作为，这个任务是不能从上面来加以解决的，它会碰到不可克服的困难。
政府把在某些方面进行试验的工作托付给了帝国主义的机构：让美洲国家农业局来搞生产技术，让美洲国家教育合作局来搞教育。这两个机构都有着臃肿的官僚机构，浪费了玻利维亚不少的钱，实际效果却很小。它们大搞其帝国主义的宣传，结果只是使它们在农村受到敌视。[13]
在科查邦巴河谷，有一些农会开办了学校，由农民自己组成的委员会来管理，其结果要比美洲国家教育合作局办的学校好得多，因为它们是根据农民自己的需要、问题和心理来办的。阿尔底普拉诺的“村社”也办了自己的学校，用自己的钱来聘请教员，但是它们的钱很少，也很难找到合格的教员，因此教学方法十分落后，学童们得花很多年才能学会读书和写字。
Ⅲ．农村的政治状况
农民革命
农民并没有直接参加1952年4月的起义。但是革命在农村中有着深远的影响。最重要的一点是，陆军被消灭以后，在地主寡头政权命令下的军队屠杀农民的威胁消除了，这一点很可能鼓励了农民加速夺取土地。
手执武器，自下而上来进行土地改革的革命的方法又一次表明是均分土地摧毁农村封建主义唯一有效的方法。
不但如此，农民动员起来以后，还给了工人们以不可缺少的群众支持，使他们能够保持四月起义所取得的果实。玻利维亚总工会成了四月起义以后所形成的工农联盟的组织形式和行动工具。
随着夺地运动的开展，产生了农会运动的高潮。而随着农会的成立，农民民兵也组织起来了，他们的实际上的中心就在土地改革的首都乌库伦尼亚。
四月革命以后国内所出现的资产阶级政府和工会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在任何别的地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比在农会和它们的民兵身上表现得更加深刻了。在像科查邦巴河谷这样农民最集中，农民斗争传统最强烈的地方，真正是形成了国中之国。农会在自己的辖区以内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在行使着超乎国家以上的权力：它们分配土地，审判案件，作出判决，拥有民兵和监狱，批准或者不准通行，甚至批准或者不准结婚和离婚。
在大庄园消失、大地主被赶出农村以后，农会似乎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如果只是把它们理解为农村劳苦大众对剥削他们的地主们进行经济斗争的工具的话。但是农会取得了一种新的性质：成为保卫他们所获得的果实，首先是土地的工具；成为解决农民生活中一切问题的议事机关和执行机关，亦即农民的权力机关。农民的武装和民兵成了农会运动的一大支柱。
实际上，这种群众武装是防止了或者抵挡了反革命复辟的力量，而且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才防止了或者抵挡了资产阶级政府夺走革命果实的希望。
农民通过农会进入了国家的政治生活。在农民的心目中，取得选举权一事是同通过农会来表现其政治要求一事联系在一起的。农会或者农民中心是农民参政或者农民干政的关键问题。
这是玻利维亚革命中最深刻和最不可逆转的进步。四月革命以来在玻利维亚兴起了并且形成了一种同旧农民不同的新农民：他们参与农会的生活，虽然是有限度的；他们有着自己的步枪或者手提机关枪，得到了自己的土地；他们感到自己是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和支持者，这个革命不是从上面发动的，而是他们自己在农村里发动的，是他们自己不止一次手执武器予以保卫的；他们，集体地说来，通过农会和玻利维亚总工会，有了某种程度的集中化和某种程度的政治生活，并且感到自己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某些份量的因素。农民已经不再是反动派的基础了，不再是反动派在抵挡无产阶级时总是指望可以向之取得支持和保护的落后而且不觉悟的群众了。
农村中的斗争
几年的土地改革并没有使农民的收入和物质生活水平有什么显著的提高，而土地证迟迟不发，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的农民领袖们却滥用职权发财致富，所有这一类的事情不断引起农村中的不满。四月革命并不是为了这样的一切事情才发动的啊！
1957年和1958年以来，一系列新的农民斗争开始了，不过看来显然是彼此没有关系的。
农村中的斗争的演变形成了1959年的革命的一个主要事件。这种演变生动地反映在前农民事务部长普拉塔的个人遭遇上。在4月份他由于全国农民的反对而不得不辞职。（这种对一个部长的反对实际上是表现了对政府政策的不满。）在以后几个月里他进行了一个运动来分裂阿尔底普拉诺的农民组织。在11月份，他在为西莱斯效劳而进行分裂活动之际被阿塔华尔巴尼（靠近阿查卡契的农民中心）的农民杀死了。
阿尔瓦列斯·普拉塔之死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武装斗争的一部分，是正在发展中的农民战争的开始，这场农民战争从1957-1958年的北波多西事件发展到1959年科查邦巴的冲突和阿查卡契的斗争。大量的武器继续流入农村；农民们想尽一切办法来武装自己。这不是什么个人的冲动而是一种集体的倾向，它预示着新的事件和更加严重的冲突正在到来。
农村中的动荡和冲突并不是起源于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的内部矛盾，这种矛盾不过是触发了这些冲突而已。它们毋宁是农民的深刻不满的表现，这种不满目前找不到其他发泄的出路。
它们也表现出对农民运动缺乏任何工人阶级的领导，可以给予农民的需要和要求以革命的出路。它们还表现出，在农民中重新出现战斗精神和动员状态的同时，革命的力量也在分化，这些力量找不到真正的出路，而在混战一气。
农民的新的动员，阿尔瓦列斯·普拉塔之死，科查邦巴对陆军的反抗，阿查卡契农民“据点”的设立[14]——这一切打开了农民的政治觉悟的一个新阶段。迄今为止政府进行统治的基础一直是依靠了工人和农民的斗争的彼此隔绝和这种斗争的水平的不同，依靠了对农民的控制，依靠了工农联盟由于实行莱钦主义的放弃农民，破坏联盟的政策而陷于解体的事实。
这种统治的基础正在消失。农民的动员状态越来越扩大，使得政府同农民彼此正面相对。长枪党在4月19日失败以后垮台了，这是又一个因素迫使政府不得不赤裸裸地表现出反对农民的立场。失去了长枪党，资产阶级政府就失掉了它对农民行使压力的最宝贵的工具，来迫使农民克制并且迷乱他们的眼目。它再也不能像过去惯做的那样说，工人和农民的任何动员都会在客观上有利于阴谋分子并且会使革命陷入危险了。它再也不能用过去特别是用来对付农民的长枪党这个稻草人来吓唬人了。政府现在已经不得不直接来扮演阻挡农民前进的角色了。所有这一切都在加速农民的政治进步，在进一步破坏政府的稳定性的根本基础，并且在形成再一次建立工农联盟的前提。
在这种情况下，西莱斯派的领导人就成了执行莱钦主义的压制和分散农民力量的政策的最好的人选，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表现出背叛的和罪恶的面目。工人的领导，特别是矿工的领导是农民所需要的自然的中心，对他们目前的问题来说，这一点尤其迫切。政府所最害怕的就是工人和农民的重新结合。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玻利维亚工会联合会继续处于分裂和无所作为的状态中，并且粉碎任何重新统一的企图。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就以莱钦主义为代理人，后者已成为巴斯·埃斯登索罗的政策的补充，并且有意识地在工人斗争内部和农民斗争内部保持分裂，在工人和农民运动和小资产阶级之间保持分裂。
莱钦主义的这种行为只有在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决心和权威的革命领导起来进行重新统一的工作的条件下才能办得到。客观的形势，农民和无产阶级的觉悟的提高，他们同政府的对立的加剧——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形成这样的一个领导，有助于为它创造更好的前提。
但是只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的具体存在，只有虽然是少数但是却占有根本性的位置的革命工人党的领导才能实现这一前景。正是由于这样一种领导还不存在或者还软弱，莱钦主义才有可能继续做它那出卖和投降的勾当。归根到底，也正是由于这个弱点才能说明为什么那些使革命陷于停顿和归于分化的因素能够发展，为什么这些因素在农村中表现为农民内部的冲突并且表现为对已经到手的权利的放弃。
农民的新的领导
农民群众像工人群众一样一直到今天都在以闻所未闻的英雄主义，忍受着不可思议的困苦进行着抵抗，每天都眼看着领导人开小差和投敌。农民和工人群众在衣食不给的情况下，几十次手执武器反对政府来保卫自己的革命，保卫自己的果实。他们的行动和武装斗争制止了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建立资产阶级独裁，这是西莱斯、夸德罗斯·基罗加和格瓦拉都打算干过的。群众使许多想当独裁者的人铩羽敛迹，不独是对翁扎加·德·拉·维加一人而已。
但是政府和帝国主义也在继续指望饥饿困苦的生活、失业和极低的农业产量会迫使工人和革命后退。政府这种行动的根本动机并不是经济的而是政治的。它今天的主要目标不是增加生产，而是解散并存的双重政权，结束工会、农会和民兵的政权，特别是在农村和矿区。就连各项移民计划（圣大克卢斯，卡腊瓦尼等地方）隐隐中都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建立一个平衡力量阿尔底普拉诺高原地区和河谷地区来同贫苦而富于战斗性的农民相对抗。在这一方面，它到今天为止并没有能成功。
生产和生活水平的下降是使工人和农民分化的一个新因素，而政府打算不惜一切手段来分散工人和农民的力量。这种打算表现在它多次惹起矿工罢工上（1958年3月的罢工就是最明白的一个例子），也表现在农村中，它在那里的政策是用饥饿来使农民软弱，以便以后用武装来包围他们。这个政策是帝国主义授意的。这就是它所提出的，以它的援助来维持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保持政权的条件。
从下面发动的土地改革要比资产阶级政权认为适度或者可以容忍的程度彻底得多。为了要使资本主义能够重新充分展开活动，土地改革必须后退，农村——像矿区一样——必须再次成为资本投资的场地，资本主义必须回到农村。不过这一次不是以旧的形式（那是不可能卷土重来的了），而是要取消农会和民兵，并且为资本主义式的农村财产的集中扫清道路；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的理论家坚持要以墨西哥的革命作为自己将来的榜样，这一点并不是偶然的。
农民运动需要一个新的全国性的领导，但是农民本身是不可能产生一个新的集中的领导的。在前一阶段已经有小资产阶级从上而下给了它一个领导，这种领导是以莱钦主义的工人领导机构为基础的。如果有一个新的工人阶级的领导出现并且为农民所接受，它就将为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农民的新的集中领导打开道路。
不论农民的组织和斗争要经历什么样的波折，倾向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已经不再能从上而下地硬要他们接受一个大体上站得住的领导了，资本主义也不再能消灭或者推翻玻利维亚的农民革命了。“但是新的方针，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农民斗争的工作，和全国性的农民领导机构只有在农民固有的斗争性同新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领导结合到一起的时候才能产生。
“在最近这一段时期内农民状况的变化，农民的政治觉悟的提高，具有特别丰富的内容。其中存在着革命和工农联盟进一步发展的巨大可能性，但是同时也存在着革命进一步走向分化和走向错误方向的严重危险。
“要保证这样一个危机能得到一个革命的结局，要避免革命进一步走向分化以致走向失败的危险，决定性的因素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亦即革命工人党的干预。这是再一次建立工农联盟的保证。这种干预要有切合当前的问题和切合通过主要的工会和农会来进行的斗争的纲领，它们将给革命的前途找到一条肯定的出路。”
Ⅳ．土地改革的“失败”
双重政权和生产
在土地改革宣布以后六年，它还没有能实现它所许诺的在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方面的巨大增长。它的敌人正在指望它的“失败。”
“首先是，经验表明，任何革命，任何农民革命也一样，在一开头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总是生产的下降，直到在新的基础上重新组织了生产才会有转变。”双重政权并不会造成特别适于提高生产、生活水平和生产率的环境，它是一种不稳定，老有斗争，并且在国家生活方面缺乏有效的领导的环境。“革命的利益要求尽快地通过双重政权的阶段而建立新的工农政权来在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重新组织国家的全部经济和政治机构。”
在玻利维亚，自从19S年4月9日以来一直存在着双重政权的局面。虽然资产阶级政权控制着城市，虽然工人和农民的政权看起来似乎被掩盖住了，遭到了压制，却仍然存在着一种不稳定的，没有中央领导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在工业方面还是农业方面，生产都不可能稳步增加。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所有的资产阶级理论家们都举出了这个事实，以此来要求实行更加反动的政策。他们在必须取消双重政权这一点上是看得完全正确的。但是问题是谁来取消它，应保留谁？还是由资产阶级政权来结果掉工人的工会和民兵的政权来强制推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法律呢，还是由工人政权来结果掉资产阶级的政府和目前的混乱状态而建立它自己的无产阶级秩序呢？[15]
上面已经谈到农民如何被国家抛弃，土地改革如何在发放地契和援助生产者两方面停滞不前，农业经济如何在听天由命，摆脱不了自古以来的落后状态。最后，还有其他的因素决定着土地改革的危机。
土地改革和工业发展
农业生产是同整个经济的发展，首先是同工业的发展密切联系着的，列宁和托洛茨基以苏维埃国家初年的经验为根据，认为工业的发展和农民生产的提高两者之间的关系有着最大的重要性：农民虽然拥有土地，然而除非他们能通过交换农产品来取得所需要的工业品（这是说，用出卖农产品得来的钱来买工业品），农民是不肯提高生产的。
土地改革，由于使广大农民加入到货币经济——市场中来，本来有可能为工业产品创造更大的需求。但是如果工业并不能满足农民的希望，农业经济就仍然只会自给自足，退居仅能维持农民最低限度生活的经济，并且降低它的购买能力。这是恶性循环的开始，因为随着市场的收缩，工业生产就会下降，雇用的工人就会减少，满足农村的程度甚至还要下降，——而农村也就会进一步退入到仅能自给的经济。
玻利维亚的工业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满足农民的需要，玻利维亚的工业生产在这方面也没有最低限度堪称为根本计划或者方针的东西。[16]在第一个阶段（1952-1956年）通货膨胀对农民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因为工业品的价格总是比农产品的价格涨得快。但是到了第二个阶段（1957年以后），通货的稳定也并没有使情况改善：城市消费者市场的急剧收缩和工业品价格的继续上涨对农民经济有着直接的打击。
同市场的关系
土地改革以后农民同市场的关系甚至比过去还要更加不稳定。在过去，虽然地主取走了农民劳动的大部分产品，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倒还由于地主的活动存在着一种传统的交换关系。地主在玻利维亚大部分农村中消失以后，这种联系也就归于消失，而没有另外一种同样集中化的联系者来代替他们的位置。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削弱了同全国市场的这种联系并且损害了生产。
除了农民们直接到城镇的集市上去出卖自己的产品而外，还有中间商到产地来收购农民的产品。在这种市场活动方式中，农民得让中间商取走很大一笔赚头，后者转卖给消费者时所收的价钱要高得多（虽然，农民从前到手的比例还要更小，因为地主把农民生产的大部分东西都拿走了）。这种情况损害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两方面的利益，使市场萎缩，对生产不利。[17]
本来可以以组织合作社的办法来作为改善农民和市场关系的第一步，它既有利于农民自己的消费，也有利于农产品的销售，但是政府却并不予以发展。
目前只成立了很有限的少数合作社。[18]但是这种合作社大多并不是“合作社”而只是当时人们所说的“定额社”（“Cuperativas”）。[19]政府给每一个正式登记注册的合作社发给各种消费品（如食糖，面粉，大米，托古犹［一种粗棉布］）的“定额”（“Cupo”），这种定额是按照美元同玻利维亚诺[20]的官定比价规定价格的。按照官价，一个美元折合一百九十个玻利维亚诺，而在黑市上却值六千和七千玻利维亚诺，最后竟达到一万二千玻利维亚诺。当然，这些合作社有许多只是存在于纸面上，目的只是为了要取得定额供应。就是在真正的合作社里，定额在很大程度上也只能起到使少数特权分子发财致富的作用，上述那些低价的消费品只有极小的一部分能到达农民手里。
但是在通货稳定以后，合作社运动也并没有能发展下去：症结之点在于这个运动是不能以上面来办的，只能动员农民，由他们自己发挥主动性来办。但是对农民是不能在一件事情上要他们起来而在另外一件事情上又要把他们压下去的，而这正是所有资产阶级政府想玩的把戏。
政府和反动派想在政治上利用合作社，这也是妨碍真正的合作社运动发展的一个因素。他们在教士们的公开支持下，打算使合作社反对工会，使合作社运动成为抵消农会运动的力量，最后以合作社运动来代替农会运动。农民们对这个以反对他们自卫和斗争的主要工具为目的的计划当然要抵抗，结果就使得合作社声名扫地。
对外贸易
另外一个直接对农业有影响的问题是它在农产品价格（虽然这些农产品并不是打算出口的）方面，在机器、肥料等等的进口方面同世界市场的关系。
就价格而论，大量以低价美元买来的农产品的进口（如大米，小麦，马铃薯等等）固然对城市消费者有利（特别是对那些分配定额和外汇的人有利），对国内的生产者来说却是一种致命的竞争，使城市和农村难以建立正常的交换关系，促使耕地面积缩减，使农村经济更加只能自顾自而整个国家更加依赖对外贸易。
就机器、肥料、农药等方面而论，耕作方式的原始性已经使国家对这方面投资甚少或者毫无投资的现象成为一种陈年痼疾。在1953年以前，农业机器进口的数量还不到资本货物进口总值的5%，不到全部进口总值的1%（这是一个农业国啊！）。到1953年才算有了些增加，这一方面是因为美洲国家农业局为开展工作而运进了一些机器，另一方面是因为同外国商行订有合同而进行了一系列的整笔购货。但是这些合同与其说会使农村机械化，不如说会使少数特权分子发财致富，因为，除开这些机器是高价买进，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根本不能用之外，像拖拉机这样的东西通常是到不了从事生产的农民手里，而往往落到了某些“有势力的政客”手里，他们从中大赚其利。农村的机械化成了一场笑剧，原定用在这上面的美元全落入了私人的口袋。[21]
通货稳定以后，利用外汇官价牟利的事儿算是结束了。但是农业机械和农具的进口也被冻结了起来。虽然现在可以自由进口了，玻利维亚的外汇是由那些能进口在国内能销售完的商品的进口商使用的，这也就是说，是由那些进口除粮食而外主要供富裕阶层消费的商品的进口商使用的。对于农民说来，一架拖拉机在过去是一种幻想，在现在已成了无法实现的美梦。
在土地改革期间，生产的发展同对外贸易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必须有对外贸易方面的国家垄断，由工农加以掌握，保证他们的财力首先要用在发展的需要上。没有这种国家垄断，不论土地如何分配，农业生产都不可能发展。这是为玻利维亚的革命所证实了的又一项经验。
对农业地区的投资
“土地改革要求增加农业方面的投资，不但在机器方面，而且也在道路、水利、教育和上面已经提到的许多其他方面。要是没有这种投资，没有地方的和国家的与之相平行的和成比例的发展的话，土地改革就会停滞不前。”
在生产仅能维持农民生活的那种农业中，在地主被赶出农村以后，是没有什么正常的储备可以用于投资的。这种投资只能由国家来筹集、来供给。但是如果经济是按照资本主义方式活动的话，如果资本积累仅限于私人来搞的话，如果命脉所系的信贷继续控制在私人银行手中的话，投资是到不了受到革命的震荡的农村，到不了无力偿清贷款的——尤其糟的是，甚至“在法律上”还没有占有自己的土地——的农民手中的。[22]
由于“玻利维亚式”的土地改革，农业地区部分地逸出了通常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范围。资本主义和它的国家只有在重又能够自由买卖土地和有可能获得和积累利润的地方才肯投资。
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政权执政头几年对农村地区和土地改革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群众运动压力下采取的，它现在已转而下定决心在农村中重建资本主义。这与其说是一项经济的行动，不如说是一项政治的行动。格瓦拉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理论家。他打算提出一种唯一行得通而且适合于资本主义的方式：不是干脆地把土地退回给大庄园主，这已经办不到了，而是承认土地的分配是一个无法挽回的事实，可是又要开一条路容许农村产权重新集中到资本家的手中，再一次用“合法的”手段（法庭判决，抵押，占用，而在背后的是武装部队）从农民手里剥夺掉最肥沃的土地，并且维持中农和贫农这两个阶层为农村中的新主子供应廉价的人力。格瓦拉是反对“双重政权”、“农村无政府状态”，“农民堡垒”和“农村军阀”的急先锋。
但是，这同样也是一种经济行动。农民今天有力量，有决心也有武器来抵抗那些太明显的要把历史拉向后转的企图。但是，农民的贫困、农村的凋敝却是使农民泄气的因素，而政府也正在有意识地想使农民泄气。土地分割过小的情况和仅能维持农民自身生存的经济不但使贫农连进行最低限度的资本积累都不可能，而且造成了使农民内部容易发生冲突的条件。
在一切落后国家内目前都是普遍的农村人力的巨大浪费，[23]在玻利维亚农村中不仅并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了。“不充分就业中所潜藏的积累基金”完全被浪费掉了。资产阶级政府要使农村在政治上复员，这是它最重要、最迫切、最紧急的要求，因此它不可能使它在经济上动员起来——远远谈不上这一点。它不但不知道怎样来做到这一点，不但没有必要的兴趣、手段和权威，而且它也认为自己这么做是不相宜的。
地主们从革命的时候起就不再抽走相当大部分的农产品收入了（虽然并不是在所有地方都已镇压了地主阶级）。尽管其他许多对农民诛求迫害的现象仍然存在（通过法官、官吏、警察、赋税、工会官僚等等表现的），比起过去来还是少了。
用这笔资金——且不提可以得到的其他的资金——就不但可以大大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并且还可以发展一笔积累基金，它可以同由于把煤矿收归国有而集中到国家手里的收入一起用来发展经济。
“进步”资产阶级的失败
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的意图是要建立一个“进步的”资产阶级，办法是通过通货膨胀与通货管制来重新分配国民收入，使利益落入私人之手。政府以贷款的形式和异乎寻常便宜的外汇的形式转交给这种“资产阶级”的资金实际上主要是以通货膨胀的方式从农民这个人数最多的生产阶层搜刮来的。这个“资产阶级”在玻利维亚并没有一个稳妥可靠而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在农村中更是没有这样的地方。政府给与它的资金不是逃到了国外就是被用来进行投机。过去那种私人开矿的潮流继续盛行，这使得玻利维亚竟然能侪身于“输出资本”的国家之列。
这种资金在收归国有和集中起来以后本来是足以使工业和农业得以开始平衡发展的。然而事实却是：工业和农业并肩向另外一个方向前进——走向危机和生产的下降。
在玻利维亚，失败的并不是土地改革而是资本主义的土地改革，是由资产阶级国家所主办所领导的土地改革。实际上这不是一个失败而是一场危机。造成危机的是摆脱了资产阶级控制的，由农民自己进行的农民革命同继续存在的资本主义的国家政权和经济结构两者之间的矛盾。农业危机是双重政权的危机在农村中的表现。
资本主义企图按照自己利益用政治的和经济的办法来解决这个危机。我们下面就可以看到，这在今天就是成立工农联盟的基础。
Ⅴ．工农联盟：它的基础和任务
“玻利维亚的经验证明：土地改革的彻底进行同资产阶级的继续存在是势不两立的。尽管土地改革就性质上说并不是社会主义的，这个时代落后国家内的土地改革发展的逻辑必然是反资本主义的。要不是成立工农政府，以政权来支持和发展农民革命，资产阶级政府很快就会公开地或者隐蔽地同地主结成联盟对农民群众把土地改革进行下去的要求实行怠工。”
小资产阶级政党和主张在落后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的幻想是：改革土地制度，在农村中消灭封建主义，把土地交给农民，就会为工业形成一个国内市场，为发展资本主义和工业资产阶级建立基础。
但是“玻利维亚式”的土地改革的第一个后果并不是建立一个广大的市场（如果有发展的话，这要以后才能出现），而是消灭了资本主义力量，投资和积累的一个基础——同地主的联盟，地主对无偿的农民劳动的直接剥削。
“土地改革改变了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对比。一方面，由于农民群众实行武装动员，径自进行了土地改革（要是不是如此的话，真正的土地改革，真正给农民分配土地是办不到的），无产阶级得到了一个力量强大而且完全行动起来的盟友。另一方面，地主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力量消灭了，这就使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失去了它——除帝国主义而外——最可靠的共同反对群众的盟友。”
“农民革命的发展加速了民族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投降，帝国主义是它最后的最可靠的反对群众的同盟军。”
反之，农民革命，农民为取得和保卫土地而实行的武装动员，农民对四月革命中所产生的政权（农民认为它是保卫自己的胜利和自己的土地的）的支持，体现在玻利维亚工会联合会和群众行动中的工农联盟——这一切乃是维护革命的绝对的基础。
要是没有农民的武器，没有农会，没有他们同矿工和工人的工会之间事实上的联盟（尽管工会领导上对此实行怠工），一句话，要是没有双重政权的话，玻利维亚的革命早就会由于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压力和打击屈服投降而失败了。
要是没有双重政权，而是在一个稳定的和纯粹的资产阶级政权（不论它可能多么“进步”和“民主”）之下的话，土地改革和革命，早就已经被摧毁了。
但是，反过来说，玻利维亚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的政权，也就每天都在客观上起着不利于土地改革的作用。
除非在土地改革之外，还同时采取其他以反资本主义为目的的措施，土地改革就会仍然处于孤立状态而且受到封锁，而且会开始使群众感到失望而失去热情。虽然如此，这并不是一天就完的事情：一个农业国家内武装了起来而且占得了自己的土地的农民阶级会表现出很大的抵抗能力，尽管他们并没有解决政权的问题，这种抵抗也会持续很多年，如果工会中也保持着（即使仅止于保持）无产阶级的基本团结和抵抗的话，就尤其是如此。
政权的问题
政权的问题成了农民革命能否胜利和国家工农业能否发展的关键问题。资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使国家脱出其封建落后状态和使之发展资本主义的。列宁在《国家资本主义和实物税》里面说，工人的政权是在落后国家内唯一能在工人的国家的监督和指导下，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权。
托洛茨基在第二篇论《不断革命》的文章中也说过同样的话：
在资本主义迟迟没有发展的国家，特别是在殖民地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不断革命的理论意味着，它们的民主要求和民族解放只有靠代表被压迫的民族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的，尤其是农民群众的专政才能全盘而有效地解决。
但是政权的问题提出了工农联盟的问题，没有工农联盟，在一个落后国家内进行争取工人政权的斗争是不可想象的。
工农联盟是拉丁美州革命的基础。建立工农联盟的前提就是无产阶级号召进行并且亲身参加斗争，其纲领是实行土地改革，支持分配田地，号召农民起来斗争，争取建立工人政权，成立支持和保卫分田的工农政府。
（《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评论》第9期的社论）
“这就是在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寡头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建立工农联盟的基本前提”。“但是在玻利维亚，自从四月革命以来，在平分了土地和成立了双重政权的情况下，这个前提还需要以一项纲领来补充，这项纲领要让农民看到，已经开始的改革只有在工人政权之下，只有有一个从目前阶段过渡到工农政府的纲领，才有光明前途。”
在玻利维亚，后来在古巴，更后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出现的情况是，那里的群众运动的力量足以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这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所永远办不到的——这种土地改革以双重政权或者双重政权的萌芽为支柱，然而却缺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或者这种领导很软弱，使得这种双重政权不能发展成为工人政权。成立的是一个资产阶级政权，但是有一种萌芽状态的工人政权与之同时并存，农民革命又动摇着它的基础，和它取得稳定的可能性。这种情况是在形成群众的革命的工人的领导的过程中高度革命化的客观条件和十分落后的主观条件两者之间存在距离的典型结果。
工农联盟的基础
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必须提出下面的问题：促成工农联盟的纲领是什么呢？还有，建立工人领导的纲领是什么呢？
农民不用很久就会看到土地改革并不是什么万应灵药。它被宣传成为一项根本措施，而群众也为之而动员了起来，但是它必须辅之以其他的措施，不然它就要垮台。在土地改革以后必须要有能提高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水平的经济发展，这是继续维持工农联盟的又一个条件。
当土地改革完成了一半的时候（土地大部分已经分配，但是其他什么都没有做），农民要看到工人不但是以争取土地为中心的斗争的领导者和保险人，而且也是支持、指导和领导他们发展经济的人。农民是从自己的狭隘的经济利益来衡量工农联盟的成果和好处的。他们知道无产阶级可以保证反对大庄园主的复辟，因此而支持无产阶级。但是要他们再进一步反对要对土地改革中的危机负责任的资产阶级政府，那就不够了。
工农联盟，如果要进一步发展的话，不但要能抵抗大地主政权的公开复辟，而且最重要的是要能同资产阶级政府和他们对农民的影响进行斗争。把工农联盟提高到进行这种斗争的办法必须以当前的形势和当前的发展阶段为根据。
工农联盟并没有破裂，然而它已经衰退了。它现在只是作为一个进行抵抗，保卫已经赢得的果实的阵线而维持着。它需要转变成为向新的革命阵地前进的阵线。
衰退的原因并不仅仅是领导的政策，不论他们在这方面的责任有多大。它也是由于农业生产的衰退，由于经济倒退到仅能维持农民自给的地步，由于对农民的需要的忽视。政府很明白这些都是引向涣散的因素。他们利用工会上层领导无所作为，一味顺从，对农村不管不顾的态度，有意识地使得那里的情况更加严重。
在六年正式的土地改革以后，农民还没有能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他们的生产。他们已经发现光靠土地，不论有没有地契，是不够的。这并不是他们对土地改革原来的期望。
从现在起，工人运动必须在实际行动中成为在计划方面和斗争方法方面的指导并且提供切实的帮助，来提高生产和农民的生活水平。“它必须在实践中表明（那怕是在一个小范围内），只有工人和农民的政权才能保住农民的斗争果实并且改善他们的境况。如果从现在起工人运动表现出工人政权有方法、有可能提高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水平的话，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得到了土地的农民就会被争取过来，而参加到争取工人阶级政权、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斗争中来。”
工人政权和土地改革
这并不仅仅是计划的问题。计划到处都有，就是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也提出了为改善玻利维亚农村情况所要采取的措施。毋宁说，这是由谁来实行计划的问题，由什么力量用什么方法来实行计划的问题。使农民作出决定的是实践而不光是计划；综合起来说，措施、方法和实行的力量就是纲领。
因此，这就是一个政权的问题：由谁来统治，为了谁的利益。提高农业生产的措施是不能从上面，从资产阶级的国家落实到农业地区的。这个政权不论把计划制定得多好，都不能动员力量来实行这些计划。而——主要的一点是——它甚至并不打算这样做。
只有工人政权才能唤醒和动员这种主动精神，并且使它充分发展。工人政权同农民动员是并不矛盾的；相反，它为了政策的目的和经济的目的都需要农民动员。资产阶级政权是同农村的任何动员相矛盾的。它正在发动一项运动竭力想瓦解农民并且在政治上使农民涣散，它无法把他们动员起来搞生产。在一个农业国家里，没有群众的动员和参加，生产是不可能提高的，更不用说农业生产了。
要实行发展农业的纲领，要使它同发展工业的纲领平衡地配合进行必须要有国家政权。只有在国有化工业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把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而不致有失去平衡和引起震动的危机。[24]
毫无疑问，只有在全拉丁美洲实现社会主义统一以后才肯定有可能配合协调地解决这些问题，要在每个国家内孤立地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目前阶段，革命和夺取政权的斗争在各个国家有自己的规律和问题。
必须要有国家政权才能支配和确当地分配在一个落后国家内往住是很稀少的资本资源，才能组织和执行合乎发展需要的投资政策。没有一项投资政策，没有在投资方面轻重缓急的次序，纲领就不过是一个抽象的东西。这样的一项政策，和这样的一个次序只有处在国家政权的地位上才能制定。
最后，必须要有国家政权才能控制和使用信用贷款和对外贸易的资源，没有这种资源，农业生产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这个政权必须以无产阶级的民主为基础才能保证群众发挥其全部主动性和创造性，并且控制各经济部门协调平衡的发展。
必须要有群众的民主参加才能解决这个计划的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问题：工业从农业所接受的东西和它所给予农业的东西之间的平衡；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用于基本建设的基金和用于工资的基金之间的关系；国民收入的分配。无产阶级民主，无论作为一种经济上的刺激因素还是作为使计划平衡发展的一个因素来说，都是必要的。（巴布洛：《过渡时期国家的经济问题》，见《无产阶级专政，民主，社会主义》，第四国际版第26页。）
从何着手
“但是目前的中心问题是：我们应当从什么地方以什么力量着手来取得政权？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工农联盟组织得如何？
“可以在一个不那么高的基础上，那就是以农民的本身利益为基础，来建立工农联盟。为了重建工农联盟，必须把农民在这一阶段的利益为基础，那就是：确认农民取得土地的权利和农民的斗争果实；提高农民的生产，销售农民的产品并且使他们得到他们所要求从城市得到的东西。
“农民要能建立起对无产阶级的信心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斗争，农民必须要看到工人能有效地帮助他们提高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他们必须要看到工人能够在资产阶级政府对他们置之不顾的那些方面给他们以真正的帮助。
“工人运动必须组织对农民的政治上的保卫以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进攻。它必须永远地、公开地做农民在城市里和矿山里的政治同盟军，同政府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在农民的援助下，制止政府派遣军队去农村。
“但是工人运动也必须在实际行动中表明自己是农民的经济利益的唯一坚强支柱，只有它才能使农民脱出目前的危机局面。因此它必须证明，农民眼前的个人经济利益和农民对成立工农联盟这一政治前景的支持和参加是一致的。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把农民争取过来作为同盟军。建立这个同盟，不但是为了保卫已经取得的阵地，而且也是为了向威胁着这些阵地的敌人——资产阶级政府和帝国主义——进军，并且把它们打败。”
必须在农会和（矿工，工厂工人，铁路工人，卡车司机的）工会之间订条约和协定，以便以农产品供应“零售店”[25]，以成本的价格供应农民集市以工业品，为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提供便宜的运输条件。银行雇员，举例来说，必须进行有关农民信贷要求的调查硏究，并且通过自己的工会要求银行发放这种贷款。工会、农会和大学学生会必须研究要以低的费用迅速提高生产，该在肥料、种籽、水利工程等方面作多少投资，并且制定投资的计划，还要为国家的收入制定一个恰当的投资政策，这是在矿业公司和某些矿区（例如乌安尼）的工人监督机构已经开始初步做了的。农会，在大学人士、技术人员和其他人的帮助下，必须推广和实行若干基本措施来增加生产。它们必须同工会一起保证农产品能以对农民有利的价格通过工矿区的零售店卖出去，而不必经过中间商。它们可以同大学教师工会和小学教师工会，采取措施来消除文盲，发展资产阶级国家对之不感兴趣的教育事业，并且要求得到实行这一计划的经费。反之，农村也应该保证支持教师们自己的要求，就像支持其他阶层一样。也可以考虑同石油工人、卫生工作者、建筑业工人、互助会等等采取同样的行动和订立同样的协定。
工会必须起到经济方面的基层政权的作用。它们即使有局限性，取得几次成功也会有很大的意义，并且将打开一条路，使得存在时期极长的双重政权向工人政权转化。
这样，工人政权将继续加强，继续提高自己在双重政权中的地位，并且提高广大群众对自己和对工人政权的信心。
很明显，没有国家政权，这种实验将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而且不会对革命的问题提供全面的和持久的解决。但是，这种实验所取得的成就，加上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团结和在斗争中的相互支持，将指明重建工农联盟为工人政权而斗争的道路。他们将表明工农政权可以有多大的力量，农民对这一点在实践中看到的要比在解释和一般宣传中看到的多得多。
工人的电台，矿工的电台，是广播和宣传工农团结的这种经验的有价值的工具。农民需要工人告诉他们消息，需要工人有意识地去争取他们，同他们建立联盟。矿工的电台是打破农民的与世隔绝的状态的工具，是促使农民实行全国团结的工具，使农民同全国各地的阶级兄弟的斗争团结起来的工具。如果农民们知道他们可以听到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奎丘阿语或者阿依马腊语）广播的新闻和节目，矿工工会发起的供应全国各地农会和农民中心以无线电收音机的运动将产生巨大的反响。电台的力量确实要比报纸大得多。
同时，工农联盟的中央机构玻利维亚总工会，应当在新的条件下为了新的任务而改组——不是作为资产阶级政权的一个附属物，或者作为一个同资产阶级政权谈判的机构，而是作为它的敌人，作为现在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工会、农会和民兵力量的集中者。
使农民在政治上脱离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和它的政府的任务必须加速进行。工厂工人和矿工的每一次罢工都必须要求农民的支持，必须以这种支持来加强自己，这在今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必须使作为各地区的中心机构的非常委员会重新活跃起来，使之成为工农联盟的基层机构，成为领导运动的机构，在一个地区成为集中工人和农民的权力的机构。
工农联盟最后必须成立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和全国工人和农业劳工代表大会来保证，由之在全国推行工农联盟的政策。
“要再一次建立工农联盟并且执行它的纲领，要使革命脱离现在所处的停滞状态，要利用现在震撼着农村的新的动员，要防止这种动员在混乱（这种混乱正在使多年来得不到出路的革命瓦解）中归于消失的话，就必须完成这些任务。”
要完成这些任务的前提和条件就是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的充分和及时的参加，这种领导要作为重新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中心和刺激一切革命力量的力量，而政府和它的官僚机构却正在竭力瓦解和破坏这一切革命力量。
Ⅵ．革命政党和新的工人领导
需要新的领导
“全面重建工农联盟的斗争是同争取新的工农领导的斗争联系着的，无论在工会农会运动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都是如此。目前的领导对这个联盟不感兴趣；事实上，这对它本身和它所属的党——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来说都是危险的。但是争取工农联盟的斗争是同争取新的工人领导的斗争同时并进而且是沿着同一条路前进的。因此，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先锋队，革命工人党能否有意识地起这一作用是有决定性的。
[26]”
工人的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如果没有广大工农群众的高度的自觉的参加是无法发展的。无产阶级民主给这种参加准备了条件，但是要革命的政党来提出自觉的方针，讨论并且确定目标，为工人的先锋队争得，并且保证它得到指导这一进程的权利，尤其重要的是，确保广大群众和他们的领导之间的密切联系。
农民问题比起任何其他的问题来，都更加是一个动员和唤醒广大农民群众的创造性的主动精神和主人翁感觉的问题。没有广大农民群众的动员，就不可能弥合农村的历史的落后状况同我们时代的最高任务之间的差距。没有扎根在群众中的革命政党，这种动员是不可能的；这就是缺少了杠杆和工具。
革命政党的地位并不是在夺到政权以后的第一天从天上降到它身上的。这种地位是党自己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如果革命政党的干部不参加到各阶层的群众中去，参加到工人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任务中去进行领导，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如果这些干部不同群众中的各主要阶层一起参加他们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就不可能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
为了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为了建设工人的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革命工人党需要立即在目前阶段培养和发展这样的一批干部。
为了发展农民革命和工农联盟，需要培养一批农民干部，在农民集中的地方，在乌库伦尼亚，在北波多西，在阿查卡契，在丘基萨卡等等地方扎下根子来。党需要建设它自己的农民组织，它的农民支部，在发展农民支部方面，矿工支部的支持和经验要起主要的作用，特别是要在矿区和农村中建立党正在努力加强的密切联系。
农民支部在全国和省级都必须以集中化的方式活动，举行自己的会议（像上次在乌库伦尼亚开的会那样），出版自己的报纸，党的农民干部在下一阶段的目标必须是争取农会的领导地位，以便他们可以在党的领导机构和党的其他机构的支持下，开始在实践中表明如何实施农村的过渡时期纲领，激励其他阶层的斗争，组成工农联盟。党在矿工工会中已经取得的领导地位，这种地位一定可以在农村中助成同样的过程。
党从少数几个工会和农会出发，在各个矿工的工会和农会中（也在其他阶层人民中）建立革命的领导以后，必须从这些有利地位发动一个复兴工农联盟的运动，把农会转变为支持农民要求，解决农民问题的支柱，开始缔结条约，组织联盟，给农民以实际援助，把某些过渡性措施，把纲领中的以及组织生产等等方面的某些可以立即付诸实行之点付诸实行（即使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使这些农会成为其他农会和农民中心可以效法的实际榜样。
这一政策将给予新的领导以极大的力量，即使它的基础在起初可能只是一个农会。它可以因此有利地利用今天由动员了起来的、准备好战斗的农民所代表的巨大力量。
革命工人党的机会
“其他的工人领导——斯大林主义，莱钦主义——已经完全抛弃了农民革命。在这种情况面前，它们已表明自己完全无能为力。对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领导——革命工人党来说，这是又一个有利条件，它已经表明自己是挺身而出在这一阶段来领导农民的斗争和解决农民的问题的唯一的政党。革命工人党要在农会中赢得地位，要培养和发展自己的农民干部，可能性是极大的。
“革命工人党是当全体反动派发动了全国性的运动来对付北波多西的农民的时候，唯一支持北波多西农民的政党。革命工人党是唯一呼吁停止乌库伦尼亚和克里扎之间的冲突，同时要求军队撤出农村，由工人运动来进行调解，召开一个农民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政党。当其他的工人领导都退在后面并且响应政府对农民使用暴力的行动的时候，革命工人党是唯一从最初的时刻起公开出面保卫阿查卡契的农民的政党。革命工人党通过它的传单、它的报纸和它在阿查卡契的代表所表明的方针，在支持农民的抵抗并且防止它由于混乱和缺乏方针尤其是由于孤立而趋于衰竭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革命工人党打破了政府包围和孤立阿查卡契农民的企图。”
乌库伦尼亚的，克里扎的，丘基萨卡的、波多西的和阿查卡契的农民每一次都表现出他们听到了并且响应了革命工人党的号召和指导。现在没有任何人可以从农民心目中抹煞在阿查卡契，在乌库伦尼亚，在一切农民动员起来的地区所取得的成就。
革命工人党现在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组织和培养它的农民干部，去收获和利用所有这一切声望和权威，使自己变成为农民革命的领导力量。要完成这一任务是有一切可能的。
“为建立革命的新的领导而进行的斗争并不仅仅是为重建工农联盟而进行的斗争的前提，两项斗争都要发展，要互相影响，来给玻利维亚的革命打开一个新的跃进的局面，给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以新的彻底的打击，加强工会、农会和民兵的力量，把更广大的群众争取过来为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政权而进行自觉的斗争。”
Ⅶ．现阶段农民革命的纲领
甲、经济问题
1）把土地全部交给农民。承认农民对已占有的土地的所有权，而不再经过什么司法程序。分配尚未分掉的大庄园的土地。
2）把基本的耕种工具分配给农民，在不必付出大量资本投资的条件下，使耕作方法现代化。由工业来制造这些工具，以此来为停工或半停工的地区（例如普拉卡育）提供就业机会。逐步推广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器。
3）大量推广由国家在农会的合作和参加下选好的种籽。
4）用同样方式大量推广自然肥料和化学肥料的使用，集约耕作和最有利地使用耕地，消除现在十分普遍的土地休耕期过长的现象。
5）建设水利工程，打井，修排水渠，筑水坝，防洪，这些工作应由国家供给资本并且由农会组织农民以有偿的劳动来进行。供应水泵，以供提水之用。
6）发放大量的低利农贷，把农业银行收归国有并且增加其资本额，在主要的农民中心设立分行，组成有工农代表参加的董事会。把私人银行收归国有并且不予赔偿，由工人加以监督，把它们的资金用于国家的需要。
7）给农民以技术援助，技术人员归农会管辖。由工人国家向外国，特别是那些最近才实行了自己的土地改革的国家（中国，南斯拉夫等）邀请农业技术专家，还有计划专家。
8）建设道路桥梁便利农产品到达市场，这项工作应由国家供给资本并且由农会组织农民以有偿的劳动来进行。
9）由工人国家请求外国贷款（以货币或机器的形式）用来发展农业和实现农业机械化（拉巴斯的农民联合会已经请求苏联提供贷款来用于这一目的了）。
10）按照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的成功的经验，普遍发展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国家以技术人员和资金来帮助组织合作社。改组合作社理事部，取消它那一整套不事生产的官僚机构，任命工人和农民的代表担任这一工作。请工人国家派遣合作社专家予以援助。组织农民生产和销售副业产品以充分利用农闲时间。每季庄稼均由国家在播种前按照全国工会农会所制定的农业发展计划规定价格。取缔市场上的一切中间商。
12）[27]由农会在专家帮助下制定包括上述各点在内的农业发展计划，它要能解决由于人口增长而土地愈形稀少的问题：移民垦殖计划（要由农民自愿接受，国家在他们落户的头几年要予以全力支持），农业技术改造计划（即使只是初步的），集约耕作计划，在农村公共工程（如上面所举出的）方面使用人力的计划，发展工业的计划。如每个省和县的农民和农会制定省和地方一级的简单的计划。农业发展的总计划必须同国家对对外贸易的垄断和工业发展的计划相配合。
乙、社会问题
1） 由农民自己通过他们自己的组织，诸如农会，委员会等等组织劳动和相互援助。
2） 按照上面已经说过的方式建设学校。
3） 消灭儿童和成年人中间的文盲。教他们读写自己的语文，奎丘阿语或者阿依马腊语，扩大小学教师的数量，改善他们的训练，提高他们的待遇。
4） 发展医药卫生事业。在农民中心或者附近建设诊所和医院。展开宣传运动，教育人民基本卫生常识。
5） 提高农村的生活水平，国家同农民合作来建设和改善他们的住房，他们的家庭用具，他们的饮食习惯等等，把工人在社会福利方面得到的果实，如社会保险，扩大到农村中。
6） 制止地方当局和官员对农民的各种违法乱纪的行为（农会本身应当做这项工作，直接惩办那些要对这种行为负责的人）。
7） 解放农民妇女，吸收妇女加入农会，参加农会的生活和工作，参加农会的领导。在农会中成立农民妇女委员会，专门处理有关妇女的问题。吸收妇女参加民兵，组织辅助部队和妇女营。
8） 反对在城市中和国家机构中的种族歧视和反农民的歧视，严厉惩办有这种歧视行为的人。
7） 由矿工电台在农会和农民中心的合作和协议下用奎丘阿语和阿依马腊语进行文化的和政治的教育。在每一个农会和区内设置农民电台和相当的收听设备。
丙、政治问题
1）实行工会民主。工会独立于国家和执政党之外。
2）反对农民领袖官僚化，反对农会违法乱纪、专权独裁和使用恐怖手段。
3）通过农会和农民中心的正常活动发展农民的权力。农会和农民中心是每个区内最高的唯一的权力机关，解决一切问题。
4）加强民兵，增加农民武装，按区集中指挥民兵，由基层民兵民主地选举他们自己的首领和军官。
5）从农村中撤出任何军队，在可能被派赴农村作战的警备部队中进行宣传，号召士兵们对农民友爱，并且在一旦发生战斗时投向民兵方面。
6）从农村和从国内驱逐帝国主义的代理机构美洲国家农业局和美洲国家教育合作局。
7）举行全国农民代表大会，来讨论和批准目前阶段农民革命的纲领，并且在全国苑围内团结农民的力量来予以实施。
8）工农联盟，通过工会对农民的纲领和农民的动员的支持，通过农民对工人的动员和工人的要求的支持，以建立工农政权为最高目标以确保一切斗争果实。
9）举行全国工农代表大会，讨论国家的和革命的一切问题，改组玻利维亚总工会，制定工农联盟的纲领，把它的决定作为革命的和群众的最高准则。
10）以工会和农会和它们的民兵为基础建立工农政府，成为民主的权力机关，和全国劳动大众的政府。
1959年10月
最新材料补遗
最近几个月来，玻利维亚的形势受到若干重大事件的影响。在本文写好（1959年12月）以后，不但农民的动员继续向前发展，工人们也对它们的阶级敌人进行了重大的打击。看来是在进入一个新阶段，有了使革命脱出被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的领导人所给它造成的停滞状态的新的可能。
在这些事件中值得提出的有：
1．由阿查卡契农民所发表的阿查卡契宣言，它有一系列纲领性论点是从革命工人党那里来的，而且是受到革命工人党的鼓励和启发的。
2．乌安尼矿工民兵武装斗争的胜利，矿工起义反对工会机构。这个工会机构是由政府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右翼（格瓦拉）所建立的，它在本质上是恐怖主义的，而且是武装到牙齿的。这次起义得到了卡塔维-二十世纪的矿工民兵的支持，工人们得到了完全的胜利。
3．维克托·巴斯·埃斯登索罗和胡安·莱钦在1960年2月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的大会上宣布为下届总统选举（1960年6月）的正副总统候选人，击败了以格瓦拉为首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右翼所提出的候选人。
4．1960年3月格瓦拉集团为反对巴斯-莱钦为总统候选人而发动的政变失败了，这场政变是由一批骑兵发动的，他们在同一批军队和工会民兵战斗了一天以后投降了。
上面所列举的事实到目前为止表明了同帝国主义联系最深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右翼的失败。巴斯-莱钦的候选人地位加强了，他们肯定可以博得相当重要的一部分群众的支持，因为农民仍然希望巴斯·埃斯登索罗会解决他们的问题，而工人们也认为莱钦是自己的领袖，愿意见到他出任副总统。
但是，虽然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可以这样维持一个时期的对群众的控制。这种控制也只能在同过去大不相同的条件下进行了。这是因为群众不但已经在对以西莱斯为首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的政府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而且因为他们在没有任何从上面来的援助和支持的情况下靠自己赢得了胜利，因而加强了他们的自信，大大地增加了他们对执政党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官方机构和独立性。
巴斯和莱钦出任候选人一派，虽然给了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以某些喘息时间，也是对群众斗争的鼓励，而帝国主义，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寡头统治集团，和巴斯·埃斯登索罗所怕的正是群众运动。正因为如此，右翼反对派才弄到要举行武装政变的地步；选举以前预料将一直不断会有新的压力和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格瓦拉集团政变的失败也意味着是鼓励群众斗争，削弱亲帝国主义倾向，削弱巴斯自己所起的对群众的牵制作用的又一个因素。
这些事件都是鼓励工人和农民继续进行斗争使革命脱出它目前所处的停顿状态的，因此，巴斯·埃斯登索罗在当选总统以后，不可能对革命的深一层的问题提出什么解决办法。玻利维亚的资产阶级政权已经起不了作用了，可是巴斯·埃斯登索罗在莱钦的帮助下，还想竭力保卫这个政权，使它免受群众的攻击。
所有关于土地改革，煤矿国有化，工人监督，提高劳苦大众生活水平等等的一切问题，在下一个时期都将以不同的程度更加尖锐地提到工人和农民运动的面前来，这个运动虽然在选举中支持巴斯·埃斯登索罗，却已经具有一种深刻的批判精神，而对自己的力量（它集中并且组织在群众性的工会和农会以及武装民兵中）有了很大的信心。
除此而外还必须加上鼓励群众运动发展的又一个因素，这里指的不但有作为一个整体来说的殖民地革命运动的开展，而且有了古巴革命的具体榜样，这一革命在玻利维亚群众心目中有着极大的影响。
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将发现它——这一次是由它最后一点威望所寄的巴斯·埃斯登索罗和莱钦为代表——面临不可避免的危机。革命工人党应当置身于群众的前列，对群众在这一整个时期中所为之而动员起来的要求，以纲领和组织的形式提出一个答案，它只能在循着为争取实际成立工农政府而斗争的道路才能找到确当的解决。
由于资产阶级政权和它的“左派”（巴斯·埃斯登索罗-莱钦）没有能力对本文所提到的有关农民革命的一切问题提供最细微的有效解决，这些问题都将在下一个时期更加尖锐地提出来。
（《第四国际》编者注：本文第三部分由于本刊篇幅有限有相当大的删节。）
（译自英文版《第四国际》1960年春季号和夏季号）
[1] 除特别说明者外，本文所引用的数字都来自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在1957年所作的研究报告《玻利维亚经济的发展》。很难，甚至不可能得到更近的可靠的，整理得很好的统计数字。
[2] 见阿德勒（Solomon，Adeler）著《中国的经济》，1957年出版。
[3] 农业可以在很短的时期内不但完全满足国内的需要，而且也可以以出口各种农产品来换取外汇，这些农产品（其中有些今天已有小量出口）是：橡胶、核桃、古柯、咖啡、可可、除虫菊、茶、奎宁、香草等等。
[4] 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对这种情况是这样说的：
在造成玻利维亚农业落后的许多原因中，必须首先提出来的是直到1958年8月土地改革法颁布的那一天以前一直存在着的土地所有制度。一直存在到那一天的大庄园主和半封建制度证明是几乎完全无法实行什么农业技术革新的，在大部分的庄园里都仍然还使用着极其古老的耕作方法，而农民的生活仍然极其贫困。庄园主——通常是在外地主——把责任交给管家，他们的技术只是并不比他们的主人强，他们拼命向地力日趋耗竭的土地榨取产品而根本不关心如何恢复它失去的肥力。保持牲畜健康防止种籽退化，使用肥料和保持水土的方法根本没有人听说过。同样，劳动的工具也极其原始，同殖民地时代使用的差不多。农民每星期要在地主庄园中劳动两天到四天，作为租种那一小块称做份地（Sayaña）的土地。他们在自己这份田地上大体上也是按照在庄园主田地上的耕作方法耕种。所有这一切的结果就是单位面积产量极低，使农业生产仅能维持农民生活，说不上有什么商品生产的打算。广大农民只是把最低限度的一部分产品拿到市镇上去卖，以便换一点钱来买自己土地上生产不出来的货物。由于同样的理由，当地人几乎从不对自己的劳动定什么价值，使得市场经济式的企业无法同他们竞争。
对这一段话还必须补充说一下，佃农和他们的家属对地主和“庄子”（Estate Mausion）所负担的封建式的人身义务和无偿劳动，以及他们那种附属于土地的农奴身分，所给予农民的压迫还要比这段话里所说的简单的租佃关系重得多。
[5] 1958年12月20日乌库伦尼亚的农民中心批准了下述决议，由它的兄弟代表团提交在拉巴斯召开的第三届农民大会：
鉴于：
土地改革根本法虽然已颁布了五年多，但是并没有及时实施。由于这种延搁，使人们对它的好处感到不信任，对它的热情下降，并且造成了一种反对它的气氛，为反动派为了想达到重新掌权的目的而加以利用。
土地改革计划因为太多的官员插手而耗费极大，进展极慢，使这一法律未能及时实施。
五年以前向农村委员会提出的要求，照例又石沉大海，大多数的问题仍然是迟迟不得解决。
在规定的两次意见听取会以后，专家提出了计划和报告，把它们交给土地改革法官，在那里，把对土地要求写成正式的呈文，还要提出有关这项要求证明材料，同时还要呈交地契，这块土地的地价税的证件和证人的见证。
一旦判决作出以后，有关材料就要提交全国土地改革委员会，由该委员会的一个秘书处处理，然后它们又转到法律与判决处，由那里拟定各项有关报告，以备由名叫口头陈述官的官员来准备判决书。等到判决书被批准并且通知各有关方面以后，各有关方面可以提出特别申诉，申请重新考虑到底能否执行要由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来决定，这种决定是很难作出的。
假定一项要求分得土地的申请竟然能够通过所有这一套繁复的手续的话，它就要转到农村事务部，在由法律处对之审查并提出报告以后，再拟出一项最后决定，然后转交给共和国总统，又由他那里的法律处再度审查，这个法律处可以在任何时候，以任何理由取消任何在此以前已经办好了的一切事情。
一旦作出有关的最后决定以后，这项申请又要回到农村事务部，然后再转到土地改革委员会，又从土地改革委员会转到原来的土地改革法庭，它往往不顾最后决定而重新予以审查。
等重新审查完成以后，全部材料又要转回到土地改革委员会来准备地契，为此又要由法律和判决处来划定地界，再由地契处填写地契。
地契填写好了，它是由全国土地改革委员会主席签字的，然后又要呈交共和国总统，等总统签字以后再次转到全国土地改革委员会。
最后，地契还要保留到某一个日期，然后，与土地改革法第一百零三条的规定相反，又要组成一个成员庞杂的委员会来发放地契，这要化掉财政部很多的钱（它以后又以此为借口推诿说没有钱用于真正需要的和真正迫切的开支），以致造成了更加严重的情况：即使有了一个具有法律形式的文件也还不能确立一项肯定的所有权。
有了必要的法律文件的证明书，以及地契原件和农业松登记处的登记，就可以作为有关双方的官方正式地契，双方可以把他们原来文件分开保管。
鉴于：
由于这种司法程序的拖延，在各小块土地上当前的劳动情况同在这个过程中所提出的材料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其结果就是判决书同最后决定同实际情况之间并不符合，更不用提这种过程耗费巨大到足以破坏农民的经济了——
“因此应当决议：
一条：要求国家当局缩短土地改革的程序，使之更加灵活和有效，好不致于被革命甩在后面。”
[6] 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的议员阿维拉1957年2月在向农村事务部长就土地改革进展情况提出质询打的时候这样说过：
我有时深为忧虑，如果政治情况万一发生变化而致目前的革命政府有所更动的话，目前执有地契、拥有土地的农民会陷入何等狼狈的地步。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得到了地契，许多人占有了土地，但是能不能说这些农民能够永远地保住他们的产权了呢?我以为不能。议员们，我对这种情况感到悲观，理由如下：根据1953年1月15日的03525号法令，农民由于取得土地而必须付给地主的价款必须以为期二十五年的债券分期拨还；在这个期间所有的田产、牧成、农具，在法律上说都仍然只能算是抵押给玻利维亚农业银行的。谁是发行这种债券的人呢？是国家，是以共和国会计检查长和出纳局长的签字为担保的。好，议员们，这些债券现在并没有；因此，农民们并没有偿付土地改革所给与他们的土地的地价。因此，如果从古典的对待契约的观念来看的话，对于已转手的东西或者贷物的价款尚未交割，契约是不完全的，合同并没有正式实施（政治宪法第十九条，和民法第二百九十条）。
必须补充说上一句，议员阿维拉是丘基萨卡的一个地主。
[7] 一个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专家，奎扎达描述奥鲁罗区阿尔底普拉诺高原上的畜牧业情况如下（见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所引用的《对达冷塞省社会-经济和农业情况的研究》）：
“那里没有什么牧场，或者特别的牧区：根本不选择水草；也没有牧草轮作制，除了大麦而外不种什么饲料，没有什么储藏草料的地方，没有人知道饲养牲口的基本知识；没有纯种牲畜，农民们连最起码的配种和兽医的知识都没有。由于上面提到的这些消极因素，牲畜的体重和繁殖力低到极点。在这个地区，养一头牛要三十到六十二英亩的土地，养一匹驼马要十到二十英亩，一头羊要五到十英亩。所养的牲畜全是本地种，所有的外来种全已同化和退化了。一点儿盐都不给它们吃！不给它们种疫苗，也不给它们施药剂。气候，特别是那种干燥劲儿，也对它们不利。
在这个地区，一头母牛平均要三年才生一头牛犊，只能挤一个月的牛奶，每天的产奶量只有一夸特左右。羊要两年才剪一次毛，每头羊只能出一磅半的羊毛。平均每头母羊一年只下一头羊羔，只能挤两个星期的羊奶，每天的产奶量只有三唡半。猪很少，从它们的体重之轻（最多只有七十七磅）就可以知道情况如何惨了。
[8] “村社”（“Oommunidnd”）是一种从印加帝国时代遗留下来的集体占有和集体耕作土地的制度。它是已越来越退化的的原始共产主义的残余。
[9] 阿森尼奥·阿瓦兰加（Asthenio Avaranga M）在《玻利维亚人口的一般情况》1956年版第94页中以统计表和与之相应的图表逐省对比说西班牙语的人数同能识字的人数，表明这两者是成正比的，两项数字的曲线几乎是平行地起伏的（主要的当地语言是奎丘阿语和阿依玛腊语）。
[10] 见前引奎扎达的文章中《达伦塞（奥鲁罗）一户典型印第安农民的消费》。
[11] 见阿尔瓦雷兹（J.Roy Alvarez）（一个联合国的专家）：《奥鲁罗经济潜力的调查》第10-18页：
“一个搭乘卡车的旅客每一公里要花八分美元（每一英里花一角三分美元），他只能自己设法在卡车所装的货物上找一个座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挡风雨太阳。而在美国，一个搭乘有冷热气设备和躺坐两用的座位的公共汽车的旅客，每一英里只要花一角美元左右。”
[12] 这里大可引用一下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关于电力消费的统计数字，以便从同别的国家的比较中看出玻利维亚的发展水平。1954年下述各国每个居民消费的电力是：玻利维亚五十七度；乌拉圭三百五十九度；阿根廷三百三十九度；智利三百二十九度；巴西二百零五度；古巴一百七十四度；哥伦比亚一百五十七度；秘鲁一百四十八度；厄瓜多尔六十四度；多米尼加共和国五十五度；尼加拉瓜四十五度；萨尔瓦多四十度；巴拉圭三十三度。在这项数字中，玻利维亚和智利是扣除了大矿山的工业用电量的，但是没有扣除矿业人员的用电量。
[13] 《工人斗争》（《Lucha Obrea》）（第102号，1959年1月上半月）刊载了下面的一段消息：
乌库伦尼亚的农民通过了一项提案，由他们所派出的兄弟代表团提交拉巴斯的农民代表大会，评价美洲国家农业局的工作说，“它无人监督自行其是”，并没有完成预定的计划。这一提案表明美洲国家农业局并没有能提高农业生产！它并没有直接教给农民如何改进耕作方法；它并没有帮助农民搞可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新式农具和生产工具。
除了没有完成这些计划而外，美洲国家农业局把本国的农业技术人员甩在一边，而用了一批不合格的外国人。他们住在玻利维亚的各大城市里或者住在美国，只是极其难得地到他们旳工作地点——农村去走动一下，他们对农村的需要毫无所知，对玻利维亚印第安人的特性也是毫无所知。
美国国家农业局有着繁复的官僚机构，那些官僚们安闲地坐在有着从美国进口的豪华设备的办公室里，而玻利维亚的印第安人却每天都在同干旱、冰雹、风沙、霜冻、虫灾、水土的不断流失和其他的自然灾害作斗争，而得不到任何技术上的指导，然而这种技术指导还被大肆宣传，并且附有大量实际上不过是虚构和欺骗的照片。
美洲国家农业局把奖学金给它自己的雇员，好让他们到北方的那个大国去到处游逛。那些领奖学金的人回来以后并没有给国家带来什么好处，白白浪费了玻利维亚许多本来可以用来切实解决农业基本问题的金钱。
美洲国家农业局包庇了所有的大地主，他们对土地改革实行怠工，以此来对之进行报复。
[14] 见《第四国际》第8期，1959-1960年冬季。
[15] 在上面引用过的那个硏究材料中，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提出了资产阶级对生产下降的问题的某种程度的理解。它是这样说的：
虽然如此，耕种地区生产的大幅度下降并不能仅仅用不利的气候条件来完全解释。其他的因素在近年来的农业情况有着更加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其中首先必须指出迄今为止施行土地改革法令的错误方式。按照这一法令规定的数量分配土地的判决，以异乎寻常缓慢的速度在进行。造成这种缓慢情况的一些原因是：进行这种工作时缺乏经验和组织，几乎完全没有测量人员，以及发给地契和分配土地的程序相对来说颇为复杂。由于这种情况的结果以及近几年来在这个国家内所存在的革命以后的那种很自然的动荡的结果，在农村中已经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气氛，在以前的地主和新近在土地改革中得到好处的农民中间都是如此。前者被农民公开向他们表示的敌意吓坏了，农民侵占了他们的财产而且事实上不许他们再回到自己的田地上去了。他们即使能够回到自己的田地上去，也无法雇到雇工。在农民方面也感到不安全，因为他们并没有拿到合法的地契，害怕随时会失去现在判决归他们所有的土地。除此而外，他们并没必要的技术上的和资金上的援助，好帮助他们有效地在他们新获得的土地上安居乐业。由于这种普遍的不安全感，也由于缺乏面面俱到的实行土地改革的计划，大部分原来由以前的地主直接耕种的土地现在实际上无人耕种，只是用来为农民的牲畜长草——这对土壤往往是有害的。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继续照旧耕种的土地是从前的小块土地——“份地”，目的主要是为这些土地自己的主人生产食物，只有极其有限的一部分能拿到市场上去卖。这说明了近几年来在为城市供应粮食方面所发生的巨大的矛盾。换一句话说，玻利维亚农业那种仅能自给的性质甚至进一步加重了。
[16] 工业生产只占国民总收入的9%。但是即使是它的发展有限，也没有加以充分利用。举一个例子来说，虽然有的工厂倒闭，有的工厂减少生产，但是市场上却仍然存在着对简单农具的迫切需要。民族工业并不生产这些农具，然而这却完全是它目前有能力生产的。
[17] 根据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材料，美洲国家农业局在1956年5月所作的估计表明当时拉巴斯城桔子价格的成分如下：
所占百分此
生产者………………………………21
运输费用……………………………15
批发商………………………………22
市场半批发商………………………25
城市零售商…………………………17
合计 100 |
[18] 据议员阿维拉说，在1957年大约有四百来个合作社，“其中只有三十多个可以称得上是合作社，其他的只是买卖机构，毫无组织，而且甚至根本没有学过合作社经营的原理。”
[19] 这种文字游戏是从西班牙文“Cupo”这个字来的，意义相当于定额。
[20] 玻利维亚货币名。——译者。
[21] 人为地定得很低的外汇官价也刺激了对各种货物不按计划，不加区别滥行进口的现象。1956年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时现有设备中有很大一部分由于缺乏备件和操纵这些设备的专门人员而无法使用。
[22] 地主手里还有一定数量的贷款，不过这是他们目前不肯给予农民的。由于这个原因，玻利维亚农业贷款的数量一直很小。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估计，在1950年到1955年之间由农业银行发放的贷款还合不到玻利维亚农牧产品总值的0.5%。后来设立了美洲国家农业局的抵押贷款，但是这种货款总是优先给予圣大克卢斯的农业资本家，给予贫苦农民的只有极小一部分，而且还是附有政治条件的。
[23] 但是在一个有着大量就业不充分的农民（更确切地说应当叫做乡村居民）的国家里，并不一定要用很大的资本投资才能使平均劳动生产率有很大的提高的。
在这样一个落后国家里，住在乡村中的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二的人口实际上每年只工作一百五十天到二百天，这个事实不是就业不充分，又是什么呢？（印度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估计印度农业中的成年男人竟达到七千万人的惊人数字！）在一年中其他的日子里，他们就无事可干。如果能够在这些日子里给他们一点活干，让他们做一点无需大量固定设备的生产工作的话，他们的年生产量，因此也就是他们的年生产率就可以大大增加。实际上，虽然无活可干，他们也仍然要吃饭。只要给他们多吃一点儿，让他们去劳动，就可以使他们的增产的大部分（即使不是全部的）产品成为社会剩余产品，用作社会投资基金了。（见：盖尔曼著《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载《第四国际》第四期，1958年秋季。）
虽然在玻利维亚的人口问题还远没有像上面所说的那样被提出来，但是毫无疑问存在着农民的半失业或者不充分就业的情况（农民至少占人口的64%），这种情况由于国际货币基金强行要求稳定通货所造成的经济衰退而更加严重了。
[24] 在落后国家内，主要生产手段的国有化，和从一开头就采用商业的方法和实践应当尽速用下列两项补充措施使之臻于完成：高速度工业化的规划；农业经济的逐步集体化，特别是要与工业旳能力相适应。（巴布洛Michel Pablo：《过渡时期国家的经济问题》，见《无产阶级专政，民主，社会主义》，第四国际版第22页。）
当然，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是靠被认为是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的合作社来进行的，而是靠以普遍工业化为基础的合作社来进行的。这也就是说，农业的技术进步和农业的社会主义发展是不能同工业在一个国家总的经济中的主导作用的上升分开来的。（托洛茨基在《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书中所说的话，见上引巴布洛书第23页。）
[25] “Pulperias”，在字面上原来的意思是“公司商店”，几乎是唯一以低价供应食物、衣着和其他必需品的地方。甚至在国有化以后，它们也仍然可以被利用来以操纵价格和制造缺货等等办法来对工人施用压力，在偏僻的煤矿区尤其是如此。
[26] 参看第四国际拉丁美洲局在1959年3月给革命工人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公开信，其中对本节的论点有更充分的阐述。本节就是根据那封公开信的基本论点写的。
[27] 原文缺（11）条。——译者
感谢 鲍晓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