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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斯洛夫指出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危险
皮埃尔·弗朗克
现今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谈将产生什么结果？如果说像哥穆尔卡这样的人物同意赫鲁晓夫的总方针（和平共处、和平和议会道路，等等），他们也不一定同意他过早地召开共产党的国际会议。在目前情况下，这种会议只会保证分裂。赫鲁晓夫需要巩固他那一伙人的队伍，遏制中国人的进展，所以在他多半已经没有希望同中国人和解时，他需要举行这种会议。但是，哥穆尔卡、陶里亚蒂……各人为自己打算，并不希望召开一次终于使分裂确定下来的会议。在莫斯科，哥穆尔卡公开地表示赞成召开新的共产党会议，如果它「有助于缓和我们今天同中国共产党思想和政治分歧」。
赫鲁晓夫能够把哥穆尔卡争取过来同意他的主张吗？还是他将赞成实行和解呢？这是在冲突的现阶段最值得注意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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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赫鲁晓夫阵营里的这些讨论显然不在公共广场上举行，那么中苏冲突中的另一件事情却是在大声喧嚷使每一个人都能听到的情况下被提出来的。这就是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指责。双方不断地就这个题目互相攻击，使它成为在这场冲突中意义越来越重大的因素。其所以进行这种指责，并非因为「托洛茨基主义」象有些一知半解的评述者所想象的那样是各国共产党之间可能采用的最严重、最恶毒的形容词。当然，在这次辩论中不乏形容词和诽谤的字眼，但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指责却由于一些根本并不神秘的原因而被提到政治的高度，虽然那些原因在双方有所不同，甚至其深度也不一样。
在中国人的最近那篇文章（见3月31日的新华社电讯）里，关于这方面的论证顶多只占二十五行左右，并且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三段论法。托洛茨基主义同拋弃革命的第二国际一样，属于修正主义一类。赫鲁晓夫也是一个抛弃革命的修正主义者。因此，赫鲁晓夫应当给自己戴上「托洛茨基主义」的帽子。
编写这些文件的，不是第二流的官僚，而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他们并不是不学无术的人，至少在重大问题上是如此。即使我们无法直接查明事实的真相，原文的本身却证明他们是注意托洛茨基主义出版物的。他们知道得很清楚：托洛茨基组织了红军；他在二十年代和以后的若干年内对斯大林进行了斗争，因为这个权力的篡夺者死抱住后来赫鲁晓夫不过继续加以推行的「和平共处」政策不放，等等。换句话说，中国领导人本身即使在知识上有某些不足之处，却故意歪曲事实，颠倒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所扮演的角色。人们可以感到：他们多少有点担心他们目前的处境，他们希望自己在提到斯大林的时候会获得一种保护色。
在苏联方面，赫鲁晓夫未必能使人产生希望，想从他那里获得深刻的政治解释。他的思想的鄙俗无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都是昭然若揭的。你不是赞成穿一条没有窟窿的裤子而大吃其边上放着一盘白米饭的匈牙利式的土豆烧牛肉，便是想要一条可以抽紧的裤带和另一场战争。选择是很明显的：谁不愿意吃一份出色的土豆烧牛肉，特别是一份地道地用辣椒粉烹调的土豆烧牛肉呢？〔「这个厨师会烧出一道辣菜来，」列宁曾经这样谈起过斯大林。〕
可是苏斯洛夫的报告是一篇严肃认真的东西，许多事情都是以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在讲话时所能表现出来的那种坦率的态度来谈起的。
当然，报告里对托洛茨基主义者和中国人旳观点有很多故意歪曲的地方。例如，说什么他们不考虑具体的力量对比而要求立刻到处发动革命，说什么中国人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观点是纯粹和简单地重复了「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既非战争又非和平」这一口号，说什么中国人为了迎合「革命战争」的策略而放弃和平经济建设，等等。
但是在一系列问题上，苏斯洛夫的论点是站得住脚的。
「也许有人认为中国人的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成为『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带』这一理论是独创的吧？不是的。这几乎是一字不易地重复了当前托洛茨基主义的主要论题之一。我们可以在所谓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决议中读到：『由于1919-1923年和1943-1948年的两次较大的革命浪潮，以及1934-1937年的较小的一次革命浪潮的连续失败，世界革命的主要中心有一个时期转移到殖民地国家中去。』应当从这里寻找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的来源！」（注：引文摘自去年〔1963年〕6月召开的第四国际重新统一代表大会的重要文件之一。这个文件连同其它原文见《第四国际》杂志1963年10-12月号〔第17期〕以及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刊物《国际社会主义评论》1963年秋季号。）
苏斯洛夫指责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他说，关于这个问题的斗争曾经具有「历史性的意义」，现在「中国领导人事实上硬要我们来辩论同样的问题。」中国人的关于「有堕落为资产阶级的危险」的论题，重复了托洛茨基主义者关于热月政变派的说法。（注：托洛茨基主义者说的是官僚主义的蜕化变质，而不是象中国领导人所说的堕落为资产阶级。在这个情况下，这种谎言颇能说明问题。）
在苏斯洛夫看来，事情很明显：
「中共领导人的理论见解和政治见解大体上有很多地方重复了早就被国际革命运动所驳斥的托洛茨基主义。」
苏斯洛夫认为，在某些重要问题上，中国人为处境所迫，显然开始采用了托洛茨基主义观点的一种代替物；他认为中国人对这一点也是同样看得很清楚的。于是他用揭发的措辞发表意见说：
「中国领导人力图使人相信，他们没有注意这一切。他们或许是这样考虑的：『今天的托洛茨基主义是个不大出名的流派，只要使他们的思想变成『中国人的』看法就能从中得到好处。』但归根结蒂，真相总是要暴露出来的！中国领导人很想隐瞒他们的思想来源；但他们无法假装不知道他们的见解是同昨天和今天的托洛茨基派的见解相一致的。」
这些话表明了托洛茨基主义在世界政治舞台上颇有势力的克里姆林宫的主子们中间所引起的恐慌。莫斯科比北京更害怕托洛茨基主义。这部份地是由于他们更清楚地了解它的实质，但主要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尽管在斯大林逝世以后作了许多让步，苏联领导人却感到一个渴望自由和无产阶级民主的社会正在给予日益严重的威胁。
苏斯洛夫在直接对中国人讲话的时候，实质上是告诉他们：你们这些可怜的傻瓜！你们以为自已是在干些甚么？你们想要拿你们从托洛茨基派那里得来的思想同我们交锋。你们不会不知道这一点。你们自以为十分聪明，认为既然今天的托洛茨基主义是个弱小的流派，你们满可以蒙混过关，只要用中国漆把一切涂盖起来就行了。你们甚至认为把这些思想归功于斯大林是一个巧妙的策略。可是，真相总是要暴露出来的，谁也不会始终受到欺骗。你们想使斯大林复活是办不到的，但你们的行动将有利于「昨天和今天的托洛茨基派」。各国的官僚们团结起来，反对现在还活着的托洛茨基主义！
苏斯洛夫这个官僚把托洛茨基主义的东山再起解释为主要是中国人的拙劣的策略所致。接着，为了贯彻他所担当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他又用中国的农民性质来解释中国人的「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主义的逻辑自有其莫测高深之处——农民产生了低估农民的思想流派……一场冲突把官僚们分裂开来了，在这场冲突中，他们暴露出自己的无能，不懂得为甚么他们完全不理会彼此的意见，为什么托洛茨基主义又开始使他们日夜不安。
这场冲突将继续恶化，因为它是由全世界的革命高涨所促成和推动的，而这一在现代使革命马克思主义恢复光辉的革命高涨，就是托洛茨基主义。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