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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的进展
（1961年11月20日“战斗者”社论）
在苏共“二十大”后对斯大林在苏联历史中的作用可能存在的任何模糊的看法，在最近举行的“二十二大”上已经完全被驱散了。过去没有，现在也不可能再有认为这个已死的暴君仅仅在“他的晚年”犯“错误”的说法了。在苏联共产党的讲坛上，斯大林一再地和详细地被昭示为一个嗜血的专制君王，他要对一切谋杀、自杀、诬陷、用严刑逼出虚假的供词、以及对无辜的和忠诚的共产党员和苏联公民的大规模清洗负责。
赫鲁晓夫在1956年的代表大会上的演讲中，关于由斯大林的极端愚笨和无知而造成的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损失的叙述，以及和它相等地渗杂在一起的关于斯大林罪行的揭露，现在已经成为常识了。因为，在最近这次大会上的演讲，主要地详尽叙述在斯大林和他的手下的共谋下多行不义时期漫长的恶梦，他的手下曾经不成功地反对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的首要地位。
赫鲁晓夫直截了当地告诉代表大会，那些被告人于1937年自供为“德国、英国或其他国家的间谍”，而他们之所以那样做，是因为“要结束苦刑和快些死掉”。
在揭露1934年基洛夫被刺事件的错综复杂的详细情况时，——这次行刺事件被用作后来对老布尔什维克进行“自供”审判和清洗的借口，——赫鲁晓夫证实了列昂·托洛茨基和思想与他相同的人当时所说的话。关于斯大林和他的秘密警察在这次行刺事件中参与共谋并利用了这次事件的证据，是有压倒力量的。
但是，在揭露一直回溯到1934年的、他仍然委婉地称之为“个人迷信”的东西的时候，赫鲁晓夫为他自己和他代表的官僚寡头政治留了真正的后路。
他说，在1934年这种“迷信”已经到达这样可怕的程度，以致斯大林能够制造这样一种罪行，它不仅需要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的合作，而且需要党的全体支部和政府的合作，以进行一次严重地危害，如果不以亿万计算也要以千百计算的苏联各社会层人民生命的巨大诬陷。喜欢追根究底的苏联青年和各地有良知的共产党人，将质问为什么这可以解释为个人的过错。这样一种情况是怎样能够产生的？容许它产生的政治结构发生了什么差错呢？这岂不是必须要从1934年以前斯大林正在把权力集中在他无耻的双手的时候来解释吗？
而前一个时期，正是列宁死后的年代，在那时期中斯大林把托洛茨基主义的左翼反对派置于非法地位，而把作为一个民主组织的列宁的党摧毁了。
只要对那个时期进行一些研究，就很快表明托洛茨基当时不是同个人作斗争，而是同一种制度的成长作斗争，这一制度是以一种在经济上获有特权的官僚政治对下层党员的政治剥夺为基础的。斯大林作为这一官僚政治的代表、保护者和分歧意见的仲裁者，就把它的统治归于个人。但它的统治不因斯大林的死亡而结束，也没有因亵渎地把他遗体迁出列宁陵墓而结束。
赫鲁晓夫把反斯大林化造成“二十二大”的中心题目，其作用不仅仅是以棍棒痛击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集团一顿而已。在“二十二大”以前，他对他过去的合作者的斗争已经取得完全和稳定的胜利了。他强调及斯大林主义，是为了在兴奋的苏联人民中为他的统治制度取得人心，并尽量消除自己的不好名声。因为，如所周知，他对斯大林罪行的共谋，同“反党集团”一样地严重。
而且，反斯大林主义在他同中国及其助手阿尔巴尼亚在外交问题上的争论中，对他大有帮助。赫鲁晓夫能够把对斯大林主义的指责投掷到中国共产党身上去时，就能够掩盖了北京方面对他的正式的外交以及强加于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身上的纲领中实施的外交政策提出的许多正当的批评和牢骚。
说服苏联人民，说他的外交政策是反斯大林主义的，而北京的外交政策是斯大林主义的，就可以保证他自己在这一问题上不仅获得国内的支持，而且也获得全世界许多共产党的支持。
中国的领导人反对揭露斯大林的罪行并支持丧失名誉的霍查在阿尔巴尼亚的统治，就便利了赫鲁晓夫进行反对他们的强大的宣传运动。
因为，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不过是斯大林的政策的继续。获得胜利的官僚政治对列宁的革命的国际主义的丢弃，已经包括在“在一个国家内实现社会主义”这个有名的口号上了。用实践来解释，这意味着把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的革命运动改变成外交扑克牌戏中的许多筹码。为了酬答或仅仅为了导致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帝国的统治阶级之间的外交上有利的交易，这些共产党的政策就要由克里姆林宫来操纵。它把它们的政策冲淡成为最纯粹的自由主义，或者把它们弄得强硬一点，要看它认为在交易谈判中怎样才最为有利。这些国家工人的实际利益——以推翻资本主义或殖民地统治为其顶点——在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的操纵者方面是把它最后和最少考虑的。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看来，斯大林统治下的世界政策已成为狭隘民族主义的世界政策了。
当东欧国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统治的崩溃而纳入苏维埃的轨道上时，克里姆林宫狭隘民族主义政策在继续着。强加于这些国家身上的政治和经济政策，既不以它们的利益，也不以整个苏维埃区域的全面利益为基础，而是以克里姆林宫官僚政治的本国根据地苏联的利益为基础的。
当与斯大林对中国的希望和纲领相违反，共产党在中国掌握政权时，——这是俄国革命以来最大的事件，——克里姆林宫继续执行同样的民族主义政策，虽然比较起来没有那么愚笨，因为中国的面积不同东欧那些小的国家。
因此，当北京方面因举行“最高级会议”交易的前景而被激怒时，——它将没有代表参加该会议，同时它对台湾的主权、对它外交上的承认、以及它的进入联合国，都没有被当作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当它发现“和平共处”的政策在殖民地国家方面被解释为制止革命运动实际夺取政权时，它不仅反对赫鲁晓夫的外交政策，而且反对把斯大林的外交政策简单地延续到现在。
“二十二大”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在苏联以及在整个苏维埃集团中潜在着的各个进程及其相互作用中的一个步骤。在1956年的代表大会后，当事态缓和下来以后，赫鲁晓夫以这样的气力来挥舞反斯大林主义的改革的旗帜，证明了苏联人民在发展中的政治态度。反过来，他对这种压力的反应不能不给它以更大的冲击力量。只有在摧毁了赫鲁晓夫所代表的和企图改革的统治制度即官僚政治的统治，这一进程才能够停止。即使是在最改良的外衣下，它最后也将证明是苏联人民所不能容忍的，以年青的一代为其先锋的苏联人民将继续施加压力，直到经济特权被摧毁而工人的民主被恢复为止。
结束苏联的孤立状态，已经破坏了斯大林在各个共产党之间建立起来的旧关系。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再是一个整个僵化的集团。它是各个僵化单位的集合体。因为，事实上，现在它们中间存在着政治倾向或派系的权利。这里有俄国、中国、阿尔巴尼亚、意大利、波兰、法国和南斯拉夫等派系。它们每一个都仍旧是僵化的。但是它们外部的冲突将加速每一党内已经存在的内部压力，导致成立各个为内部民主而斗争并朝着有原则的革命主张摸索前进的倾向和派系。
这样，斯大林僵化主义的死手，正在从内部和从外部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