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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受斯大林之害的共产党人建立纪念碑
（法文版“第四国际”1961年11月号社论）
“（苏联的政治）革命将要打开所有全部的秘密档案，平反一切审判，替受辱者恢复名誉，为受害者竖立纪念碑，刽子手将永被咒骂。做为革命的掘墓人和历史上最阴森可怕的形象的斯大林由于他的罪孽深重将消失于舞台”，这就是托洛茨基在1937年所说的话，当时正是基洛夫被害引起的莫斯科审判案阴谋达到顶峰的时候。
苏共二十二大决定为受斯大林之害的共产党人竖立纪念碑并决定把斯大林驱逐出红场陵墓，这表明苏联社会中正在成熟的东西。这还不是托洛茨基所宣称的那种政治革命，但它是这种革命的征兆之一，它表明这种革命的动力已开始在这个三十多年来已不再懂得什么是政治生活的国家中有了某种政治上的表现。
我们虽然还未掌握代表大会的全部资料，但已可肯定：这次代表大会表现赫鲁晓夫这几年来所采取的改革措施已经用完，他企图把苏联社会中上升的力量做一次有利于自己的整顿的新尝试。在二十大时，他是在一次秘密的会议上做了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报告，并强调不要把事情泄露出来和家丑不可外扬。但是家丑是太丑了，而家丑又太大了，以至到二十二大时，他不得不把事情公诸于全世界。这个人并非是为原则理由而行事，而是受到环境和自己的某些性格上的特点所触动，使他去进行巨大的赌注。
在苏联，生活水平已有所提高，虽然当前有许多缺点，但物质方面的前景是实际改善的前景。另一方面，专制和恐怖是消失了。但是苏联社会还有其他需求，它从未有过政治制定权，始终还不懂得苏维埃的民主。这就是官僚政权将要在这上面摔跤的一个问题。
几个月前，当赫鲁晓夫的领导机构开始筹备代表大会时，它曾把重点放在纲领草案上，该草案实质上向苏联人说：二十年后你们将生活在幸福之中，只要你们把官僚政权交给我们（关于加强党的那一章特别有这种意思）。但是，在代表大会召开前，领导机构就不得不改变方向了。筹备讨论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尤其是通过一些揭发事件（这点我们以后还要谈），我们已看到的那种局势，迫使领导机构不去谈二十年后的幸福了，而去谈其他问题。纲领草案合理地提出了“个人迷信”的问题，但是对斯大林的过去却保持了沉默。在代表大会上，二十年后的事情很少有人谈及，而二十年前的事情却占了大会讨论的统治地位。
为什么会如此呢？不是苏联人不关心未来的远景，而是更被当前的问题所吸引。对他们来说，斯大林的罪行在历史上不会重演了，但仍有急迫的现实意义：要继续前进，就要把使每个家庭都惊受过恐怖的过去清洗干净。再者，官僚主义政权—过去的遗产——即使不再犯过去的罪行，仍继续大大妨碍着苏联社会的呼吸。1938年托洛茨基为苏联所写的行动纲领中就谈到公开重新审查反动官僚机构制造的政治案件。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证明，揭发斯大林罪行是鼓舞苏联社会的头号政治问题。赫鲁晓夫看到了这一政治方向，并为了从中吸取好处，他就重新展开并加以扩大，他五年前进行过的阴谋。赫鲁晓夫在追述开除“反党集团”次日和卡冈诺维奇的电话谈话时，向苏联人民说，我们不会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办事。但是不再犯罪的诺言远未成为一种政策，也不能使那些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与赫鲁晓夫有政治分歧的人感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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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赫鲁晓夫的领导不再从肉体上来消灭人，可是它还保留着斯大林时代一整套方法的遗产，特别是这方面的艺术：混淆政治问题，捏造在政治问题上的讨论。
很显然，在苏共党内，在苏共领导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之间都存在有分歧。和赫鲁晓夫领导有意见分歧的人并不都属于同一倾向，他们有着非常不同的观点。此外，除阿尔巴尼亚人以外，很少有人能被称为斯大林主义者。赫鲁晓夫领导机构不但没有让每人用自己的论点说明各自的立场，在讨论中保证使问题得到最大限度的阐明，而它做了什么呢？它采用斯大林所喜欢的把问题混淆一团的方法，把一切反对者和所有的观点混淆一团，使人只能知道一些严加挑选的立场的残余，而且把所有一切都扣上一个共同的称号——一个对赫鲁晓夫最方便的称号：“个人迷信”。在政治讨论方面，官僚主义的黑夜虽然不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浓厚，但是昏暗仍是严重的。可是，政治生活开始在苏联恢复它的权利，磐石般的团结一致和盲从主义已死亡了，从今后没有任何东西能再使它复苏。
对磐石般一致的最严重的打击是中苏领导人之间的分歧的公开化。不是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扰乱赫鲁晓夫昼夜不宁，如果赫鲁晓夫决定公开提出阿领导人的事情，那是他别有所指，更明确地说，是指的中国人。我们记得，去年召开的八十一个工人党和共产党的会议实际并未解决政治上的分歧问题，会议对于不同意见制定了一种协议，商定不要把分歧搬到大庭广众中去，而采取关门讨论的方式。从这以后，虽然分歧意见偶然也出现，但大家仍延守着休战的诺言，除了阿尔巴尼亚人以外。这个党的领导形成一种家族形式，采用着堪称斯大林式的和前巴尔干暴君式的方法，它以一些与中共所维护的立场很少有关的理由来支持中国共产党。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上对阿尔巴尼亚人的攻击是企图迫使中国人或者保持沉默，或者处于最不利的情况下进行斗争。周恩来避免从政治上维护阿尔巴尼亚人，但他用了相当激烈的词句指责对阿尔巴尼亚人进行的攻击。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不是徒然——受到惊动的官僚主义者是害怕在工人国家和有力的共产党之间进行一场会摆脱官僚领导机构控制的公开讨论。
中苏之间存在的分歧——从1960年发表的文章中表现出来——在代表大会上既未得到阐明，也未进行讨论。除了对霍查集团的攻击引起的事件外，1960年八十一个党会议所缔结的休战虽在形式上没有破裂，但受到严厉的打击，以至要在二十二大之际立即趁热召集一次各国共产党领导会议成为不可能。周恩来向斯大林遗体的献花——这是他可能在莫斯科进行的最后一次拜谒——和中国总理在闭会前就动身回国，都表明分歧的跃进程度。即便这场斗争不至声势浩大地公开进行，也必然首先在各领导机构中加剧，客观条件将供广大的共产党群众都知道已发生的争论，他们都通过对斯大林的新贬黜和所进行的真正揭发而觉醒了。
此外我们还可以指出，人们对莫洛托夫就纲领草案致中央委员会信件进行的指责中，还指责了企图在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混水中摸鱼。
这封信的存在是超过了写信人个人的意义。事实上，从1927年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开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柯夫斯基和所有左派反对派以及谴责他们只能做为非法形式出现的纲领以来，这是第一次一个事实上构成反对派纲领的文件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寄到了中央委员会。可以肯定，莫洛托夫这样做也并不是为了在列宁主义理论方面拯救自己的灵魂。如果他有这种考虑的话，过去他早就会写信给斯大林提醒他注意列宁从未承认过在“和平共处”名义下掩盖的观点。事实上莫洛托夫这样做是考虑到他的立场可能在党内得到反应。从赫鲁晓夫回答莫洛托夫所占用的篇幅就可看出情况是这样的。
换句话说，在苏联，首先在知识分子界和学生界出现有不同的意见，现在党本身也出现了不同意见。事情的本身并不令人惊奇：由于党是全国唯一的政治组织，在这个党内政治思想已有了某种程度的革新，必然要开始表现出来。因此莫洛托夫的信件以自己的方式反映出这种政治觉醒的方向，也就是说派系斗争的方向。对这类集团进行任何形式上的谴责都不能阻止载入史册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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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掌握代表大会全部的材料，才能为由于分歧而引起的问题做出——即使不太完全——总结。
首先，赫鲁晓夫提出的问题中，自然包括承认在农业方面——在口头上已多次谈到——的困难的问题，但赫鲁晓夫在报告中顺便也指出了有关工业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工业方面存在的不平衡是那么大以至必须把下一年——计划以外的一年——变成调整的一年。这样一种做法是可以解释的。但奇怪的是，这种做法只是在停止了第六个五年计划，实行七年计划前就已采用上述同样做法之后仅仅五年时间，又采用了这种做法。这说明权力下放的措施远不能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这说明在官僚主义管理的范围内，采取行政医疗措施不可能令人满意地把经济向前推前，迫切需要进行民主管理。
在讨论中，人们提出“结束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在这个问题后面，表现出保守主义倾向和扩大个人权利的倾向，要求使这种权利得到合法的和组织上的保证。
但是，这些问题通过几十年来都未见过的一系列的示威游行而具有了它全部的意义。我们在本刊第13期已经谈到今年夏天敖德萨的罢工，这次罢工不是由于经济要求，而是为了保卫犹太工人同他们在国外的双亲通信的权利。人们也看见了一位叫艾夫图显科的青年诗人攻击至少是受当局容忍的反犹太主义，其次，人们在莫斯科看到第一次爆发的自发性的示威游行。首先上街的是殖民地国家的大学生，他们终于战胜了警察的禁令。然后，苏联大学生也反对军官们企图阻止“和平游行者”表示他们的意见。最后这次重要的示威游行终于于十月初一个富有诗意的日子，在马雅可夫斯基的塑像前爆发了。诗人艾夫图显科在五千人的面前和军官们冲突，他能在那里宣阅了一首诗来反对“那些走狗们，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不是苏联政权，而是寿命不长的政权”。反对官僚主义、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是在这种把这些诗变成了反对政权的第一批宣言的条件下表现了出了。在莫斯科的大学和各工厂里要求驱逐斯大林尸体的示威似乎也是自发的并强使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古塔德在人道报上写道：建议也许不是人们所期待的”。
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被提出来，在有一点上赫鲁晓夫完全像在二十大时一样只字不提，就是斯大林不仅犯了反苏联共产党人的罪行，而且犯了反其他国家共产党人和反工人运动中其他倾向的党员的罪行：西班牙人、德国人、波兰人和其他国家人。赫鲁晓夫不谈这点是可以理解的：他像斯大林一样，放弃革命斗争，放弃世界革命，只想到苏联的经济建设，而为了达到这点，他会像斯大林一样准备牺牲革命。二者在这一点上唯一的不同，就是当前的环境远不如过去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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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大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如上所述，赫鲁晓夫企图从他的阴谋中获得利益，这一阴谋旨在投身在这一潮流之中：使自己成为这一潮流的首脑，从而加强一种公民投票式的权力，并依靠广大群众来反对一切反对派。这一阴谋可能在落后的，没有政治头脑的群众中获得暂时的、立竿见影的成效，对于这些群众来说，赫鲁晓夫可能被看成是一个敢于驱逐斯大林的人物，但是对于苏联社会中有政治性和先进的阶层——这个阶层的人数并不少——来说，赫鲁晓夫是正在给自己拆台。首先，赫鲁晓夫特别不是一个清白无罪的人，他进入政治局只是在莫斯科案件后和热佐夫（ JEZOV）时期结束时才进入的，很显然，特别是由于他在乌克兰的镇压行动才使得他得以身跃高职。此外，用个人迷信来“解释”一切必然使人有这样的渴求：是什么东西使个人迷信建立起来？其次，对真相的揭露不能半途而止，年青的一代要了解全部真相。赫鲁晓夫权威下写出的“历史”。只能是一个暂短的时期。再者，赫鲁晓夫由于他大胆赌徒的心理状态，正冒着反过来打着自己的危险。所以他毫不迟疑说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不会自愿地放弃政权，阿尔巴尼亚群众终于要发表自己的意见。说得多么好听，在苏联不止有一只耳朵要记住这些话。
如果赫鲁晓夫希望在苏联本身获得一些暂时的好处，相反，完全不可避免的是：在其他工人国家和共产党内到处只能看到领导机构、党的基层和追随这些党的群众之间的关系的恶化，因为任何一个领导都不可能同时做出一切贡献。这些领导无法替赫鲁晓夫这些人进行的镇压辩护：说他们是无知的。甚至害怕这样做。他们今天揭露霍查对阿共产党人犯下的罪行、可是为什么过去当斯大林处决列宁时代的党的领袖时，他们也欢呼该死呢？今天成千上万的被他们的领导引入歧途的忠诚的共产党员有什么样的处境呢？他们今天应该向自己的工作同志们交代过去为斯大林搜集礼品的事，以及其他更重要的事情。那些被他们的领导灌输对自己的阶级同志具有优越感的共产党人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感到处境困窘。他们不能不要求向这些领导算账。无须预言即将展开的危机的新阶段的形式和速度，毫无疑问，领导机构要阻挡这一危机是十分困难的。
因为危机将触及各国共产党人。而且危机是从最大的混乱中开始的。面对着共产主义世界互相对峙的各种洪流（苏联的、中国的、南斯拉夫的以及第四国际的），经过多少年来的虚假的思想一致之后，有多少人将提出问题：真理究竟何在？
我们要向共产党战士们说，不要等待着人们会把真理带来，必须以更大的努力才能寻找到它。
必须要求了解过去全部不加修饰的真相。因为它关系到整个的工人运动，而它不是一件“家庭事务”。必须要求成立一个包括第四国际在内的，能代表工人运动中的各有资格的组织和派别的国际调查委员会。
关于未来的真理，必须强制进行一次公开的、国际性的讨论来寻求它，就一切主要的问题、在所有要求共产主义根本原则的各种别派的参与下展开这场讨论。
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曾在三十多年的时间中被斯大林主义所统治着。事件表明：正如我们的运动不断在理论上所阐明地那样，这只是历史上一段暂时的畸形状态，不是历史的持久产物。共产主义运动已开始医治这个几乎由于它而致命的肿瘤。医好这个病要求所有共产党人参加，他们必须从这依靠这个令人惊恐的经验所丰富了的理论和政治教益中吸取全部的教训，以确保共产主义的全部革新。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克服目前的混乱。这样他们才将能通过重建共产主义运动初期所具有的，像群众性的第四国际那种形式的光荣的共产国际，来实现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真正的团结。如果说在莫斯科为纪念为斯大林扼杀的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党国际而树立纪念碑是正当的，那么最美的纪念碑将是为斯大林主义时代的受害者树立的纪念碑，正是这个共产国际，将把对他们的纪念融化到争取世界共产主义事业的斗争中去。
（1961年11月4日“第四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