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四国际
中国抗战与阶级斗争
（第四国际的1938年大会决议）[1]
译者：李星
第一节
远东的中日冲突，揭示了世界资本主义——处于自身发展的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危机的若干基本征兆。这场战争以亚洲大陆为舞台[2]
，打开了革命发展的远大前景。世界帝国主义的最弱一环——日本，妄想以殖民掠夺摆脱困境；与此同时，侵华战争激起中国人民保卫家园的群众热潮。尽管群众性自卫运动力弱势孤（且以国民党的指挥为前提），它仍带有民族解放战争的特征。日帝的武力掠夺激化了列强内部矛盾，把人类推向新的世界大战。
资本主义日本的发展
第二节
迟至19世纪末，日本才勉强爬进帝国主义门槛，发现世界早让先到的竞争者瓜分净尽。日本帝国主义雄心勃勃，所依赖的经济基础却异常虚弱。为攫取煤、铁、铜、动物脂肪和棉花等必需原料，东京的巨头们把目光投向国外[3]
。控制基本原料产地不仅是日帝扩张的必要条件，也是它保持帝国主义竞争活力的必要条件。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获得朝鲜与台湾；十年后，日本击败沙俄并夺走后者的南满势力范围。1914-1918年间，东京迫使北京签署《二十一条》以谋求控制全中国；稍后，日军出兵山东。
第三节
摧毁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了对各类工业品的人为需求，强劲刺激了日本工业。这种超常的生产力跃进，又让日本经济的内在矛盾空前尖锐。身为协约国的年轻伙伴，日本从巴黎和会仅分得可怜的几块骨头[4]（比如几座德属太平洋岛屿）。1922年的华盛顿裁军会议勒令日军退出山东及苏俄远东。外交施压之余，列强发起对日经济战——征收日货高关税并强制实施日货出口限额，以结束战后西欧的萧条。贸易壁垒压缩了日资的（海外）贸易，还间接窒息了后者原料进口的支付能力（外汇所得锐减）。
上述贸易打击造成日本黄金储备外流与空前的货币危机，暴露了日资的结构性缺陷。1923年大地震期间，日本工业的结构性软弱变得越发失衡。不走上扩张之路，困守民族边界的日本资本主义只得眼睁睁地窒息而死。
第四节
日本的生产力增长与经济关系的变迁，没有——如西欧那样——产生相应的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的颠覆性变革。封建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回避了剧烈的革命，使日本资产阶级不必彻底清除原社会制度。经过改建修补，贵族武士集团脱胎而来的资产者实现了旧上层机构与新剥削系统的互补：封建衙门、「神灵附体」的皇室、半独立军官团及半封建剥削手段与「民主」议会、工业金融托拉斯亲密共存。
然而，众多前资本主义残余——似乎气势汹汹——的存在，不等于今后日本的社会进步阶段带有民主革命性质。亲苏派日共恰好抱有这类肤浅与机会主义的念头。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和剥削方式同时骑在日本工农的头上；只有推翻统治阶级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工农摆脱厄运的唯一道路。社会起义的顶峰时刻，假如日本的群众性革命党埋头寻找半吊子「民主」解决方式，就必定让工农陷入迷乱溃败，而破产瘫痪的有产阶级则会重建自己的阶级统治。
第五节
场面上看，日本贵族阶层、将领派系与中层军官群遵从皇室的统一调遣，其实他们并非有机整体。基层军官往往出身富农；高级将校与工业金融资本相融合，彼此存在细密的利益网络。为延续自身的半独立地位及封建特权，军事官僚们拼凑利用多个封建色彩的秘密社团（比如「黑龙会」）为己效劳。军方维护特权与既得利益的本位意愿，扰乱了统治阶级维护压榨工农的剥削系统及社会压迫的总战略。
与此同时，工业金融资本竭力开辟新的财源，以满足本阶级的寄生需求，并与部分军内派系接连冲突。叛乱和暗杀潮（以政客、工业家和财阀为对象），仅是两者较量的外露部分。某种意义上说，下层军官指挥的系列叛乱反映了农民阶层对金融资本的抗议。由于上层各派了解公开决裂的后果，叛乱通常以有产阶级的内部妥协告终：统治者更严酷地压榨大众并更团结地筹划海外远征，以消弥彼此的裂痕。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危机
第六节
作为日本的大陆邻邦，中国人口众多（4，35亿）土地辽阔，蕴藏无数资源和工业原料，是日帝扩张的首选战场。东京认定控制中国等同自身最紧迫经济难题的「总破解」：攻占华夏会开拓帝国的强盛美景。很快，日资已不满足殖民中国解决经济衰退，而狂想把太阳旗插上西伯利亚黑土（至少贝加尔湖畔），拿下印度、东南亚和几内亚群岛，想入非非地打着拉美与美国内陆的主意。
出于对西方列强——迟早会正面冲撞的对手——的恐惧，日资一直急于统治中国。1925-1927年间的中国革命和针对英国在华势力的反帝浪潮，使日帝暂时保持低调。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终结了资本主义的战后调整期，也让东京看到扩张良机。利用经济凋敝给列强造成的外交守势，1931年日军攻取满州，第二年宣布「托管」后者。1933年日军把热河归并满州，着手建立华北军事基地。全面抗战后中国民众遭受的苦难，仅是日本侵华方略的阶段延续。
第七节
百年来，落后的中国一直是资本主义猛兽的觊觎目标。19世纪上半叶，欧洲的刺刀终结了满清王朝的封闭与隔绝状态，引入现代工业和资本主义剥削形式。最初，帝国主义者的渗透以通商为主。随着欧洲工业的突飞猛进与加重剥削，剩余价值的积累日增。很快，西方有产者不仅视中国为诱人的市场，且当作投资重地。无限的劳动力资源，磁石般吸引着众多外资来华办厂。
几番交手后，满清的颟顸暴露无遗并屈服于列强的摆布。各大城市出现「租界」，向外商的贸易投资提供五花八门的「优惠」。强加于中国的低额从价税（5%），确保了外国商品的在华竞争力。欧洲代表对满清关税征收分配的把持，使列强对华借款的回报得到保证。「治外法权」（亦即国家的对外投降）使在华外企和外籍公民得到豁免权。系列巩固上述特权的不平等条约，使满清王朝最终沦为半殖民地。
第八节
西方资产阶级的经济侵略，根本动摇了中国——建基于土地和手工业——的半封建经济基础。外国制造及在华外企的廉价货物，沿着外资铁路向全国倾销。满清统治者的内部实力派（包括军政大员），以各种方式成为外资的跟班（「买办」）。
总体上说，帝国主义的在华特权阻碍了中国的本土资本主义成长，给后者的经济套上政治「紧身衣」。尽管如此，1914-1918年间中日工业都气象一新。
大战使多数列强穷于应付，刺激了日本的殖民胃口，但也让中国经济暂时逃脱外资的严密压制，开始迅猛增长。
第九节
这一时期，「民族」资产阶级走上舞台，尝试与外资竞争并建立自己的经济基础。来自破产乡村的无产者进入大工业，不但数量与日俱增，阶级觉悟和斗争精神也有相当成长。欧战过后，英帝打算重振在华影响，以克服本土的经济难关。很快，伦敦发觉必须武力弹压罢工的中国工人。1925-1927年间，驻华英军和警察多次屠戮工人学生，激起可能摧垮在华英资的反帝运动。帝国主义的骄横激怒了中国民族资本，后者积极资助外企罢工者并借机挤压外资阵地。然而，大规模罢工运动迅速向中资企业扩散，进而演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奏[5]。面对阶级起义的威胁，民族资本暴露了自己的阶级属性：它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把工运镇压于血泊中。
第十节
发展滞后与帝国主义因素的介入，剥夺了中国民族工商界本应扮演的——欧洲先辈曾扮演的——进步角色。它没能以独立阶级的身份深深扎根，也未确立自身统治地位。
作为帝国主义的土著代理，满州贵族、商人和官僚组成的「买办」阶层是中国资本的首批代表，最终催生「民族」有产者的历史现象。千丝万缕的利益关联使民族资本与买办群体彼此依靠——联手剥削工农；通过涵盖全国的银行网络，资产者与地主阶层形成你中有我的财政关系。
以上社会关系的总体存在，隐含着下列疑问的全部答案：中国资产阶级为何无力坚决反帝？为何无法建立统一的现代国家？为何迟迟不肯解决土地问题？
中国革命：各阶级的角色分析[6]
第十一节
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夹在大资本与无产者之间，大多由传统手工业者和租地农民组成。在城市，存在庞杂的小商人、作坊主及自由职业者（医生、律师、教授）群体；此外，小公务员也是大资本与列强欺压的受害者。
所属阶层的过渡性与依附性、国土广阔造成的高度分散、阶层内部的多样化、个人主义和小有产者的阶级本能、文化落后等因素，决定了农民——数量极其惊人——与任何独立的领导性政治角色无缘。它甚至无力满足自身最迫切的具体需求：获得土地以及挣脱地主与高利贷者的桎梏。实现农业改造和建立大型集体农场，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衰败消亡，亲苏派中共对土地革命的放弃，把土改阵地让给执政的大地主代言人
[7]
等等一系列现象，是农民阶层政治软弱的最新历史依据。作为阶级，农民只能处于被领导地位。所有政治运动中，农民要么跟无产者走，要么跟资产者走。
与农民相仿，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依附性，决定了它只能追随其它阶级的政治领导。近年相继爆发的数场反帝反政府学运陆续失败，根由正是它们在积极的无产者中欠缺依托。
第十二节
资产阶级单薄而反动；小资产阶级庞大却软弱。以上因素，使民主变革和民族解放（独立、统一和土改）的使命落到无产者肩上。这个阶级追求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与列强和民族资本没有丝毫利益重叠。中国无产者处于少数，却握有巨大而集中的能量，足以领导整个社会。它身负双重使命：以最广泛被剥削民众联盟为基础成为统治阶级；实现民族解放的同时，走上社会主义改造之路。
1925-1927年间，工农运动达至极盛。类似形势的革命政策，意味着无产者应建立自身政权[8]
。工人数量的不足由农民及城市贫民——革命力量的庞大预备队——予以弥补，农运的进步方向由无产者负责[9]
。作为一个整体，上述劳苦民众蕴涵着不可战胜的伟力；这支阶级大军一旦具备坚定的革命先锋，任何列强和城乡资产阶级封建残余都会败下阵来。
第十三节
把持共产国际的布哈林-斯大林一派，置以往斗争——包括十月革命——经验于不顾，在中国推行1917年的孟什维克路线。这一路线把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生硬对立并散布「阶段革命论」[10]，断言中国工农的阶段任务是民族统一和驱逐帝国主义，而非建立工人政权。由于伦敦充当了反苏神圣同盟的总指挥，狭隘的自保观念[11]（当时苏联外交已受类似观念左右）让莫斯科视中国民族资本为潜在的反英盟友。这就是共产国际固执地把中国民族解放领导权送给资产阶级的深层原因。
莫斯科下令中共服从国民党，让工农追随资产阶级，美其名曰「四阶级联盟」[12]，假想工农、小资产阶级和爱国大资本可以联手打击列强；按照「阶段革命论」的说法，中共必须支持工运和农运，但局限于有产者接受的范围，以免动摇「民族统一阵线」。上述机会主义谬论，被年轻的中国无产阶级和更年轻的中共作为「布尔什维主义」虔诚信奉。工农运动达到顶峰后，得到列强对自己民族感情的一点让步后，中华老板们与帝国主义和解，借助蒋介石的血手镇压了无准备的群众——中共一直对后者宣称民族资本是工农的救星和领袖。就这样，民族资本与列强以起义者的血加固了彼此的阶级联盟。
第十四节
革命的废墟上，国民党的反动暴政到处打击战斗性工人组织。工人继续处于奴隶状态，饱尝军事独裁的白色恐怖。当蒋政权试图控制全国后，内战——全国动荡的象征——卷土重来，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封建主、高利贷商人和军事征用的横暴，使农民更加绝望。在华帝国主义势力巩固了所有经济命脉的既有控制权。日本侵华的道路已畅通，并对苏联百般威胁。这就是莫斯科自鸣得意的对华「实干」路线的全部成绩。
第十五节
借助1925-1927年间的社会激变，国民党窃取了国家政权，宣告资产阶级反革命对群运的胜利。蒋介石的波拿巴铁拳忙于扑灭最后一簇革命星火，又对有产者发号施令——「政治上剥夺资产阶级，以求经济上拯救它」。一度在革命浪尖上手舞足蹈的小资群众，曾狂热支持国民党的北伐，恢复了往昔的政治冷淡；越发深重的剥削，迫使部分农民拿起武器反抗新老奴役者。不管怎样，作为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得以复兴。
为粉饰自己的普遍暴行，南京政府搬出孙文理论（特别是三民主义），大谈「训政阶段」国家必须监护民众。粉碎了权力竞争的其它帮派后，国民党独裁被上述理论解释成训练民众走向「民主政体」的预备期。当然，现实社会并不比十一年前更接近民主。这一事实活生生地证明，国民党独裁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不可能有任何过渡性或中间性的实质「民主」阶段。假设我们跟着亲苏派中共鹦鹉学舌，断言可能存在——乃至不可避免——类似阶段，即为欺骗和误导群众，替中国革命的新溃败铺路。
1930-1937年间的中国苏维埃
第十五节
受苏联国内政局影响，毁灭1925-1927年中国革命的机会主义路线摇身变为歇斯底里的冒险主义[13]。莫斯科指令中共——于大失败后的反动时期——发动零乱的城市起义，这些暴动毫无章法相继垮台，以广州公社的悲剧收场。军事冒险切断了中共与工人阶级的血肉联系，使党更积极地转向内地农村。共产党人疏远了支离破碎的城市工人阶级，打算利用土地运动中涌现的农民军建立「工农民主专政」。浅显地说，他们本质上继续忠于资产阶级民主目标，但打着「苏维埃」的招牌。
尽管农民战争呼喊着苏维埃的战斗口号，这些口号未能引起工人的反响。当工农处于极大的革命动员，莫斯科禁止任何组织苏维埃的尝试；如今却恩准中共拾起这面旗帜，拿来掩饰自己的冒险主义[14]。中共到处拼凑「赤色工会」的自我孤立让先进工人晕头转向；至于多数无产者，他们让军事独裁和经济危机压弯了腰[15]。反动时期的工人阶级需要借助民主斗争恢复元气；然而，中共对民主改良的冷漠拒绝，使工人阶级离开了政治生活。城市无产者的观望下，1934年政府军最终击垮了英勇的红军，使农民「苏维埃」化为历史陈迹。
第十六节
九一八事变前夕，南京政府忙于追杀中共和加强独裁。对事变报以「不抵抗政策」后，国民党决心对农民军斩草除根，并陆续收服各省的桀骜军阀。官方「不抵抗」的同时，民间反日运动渐趋高涨。南京的决策减轻了日军占领满州的难度，再度表明帝国主义与民族资本之间存在利益重叠。作为报答，东京慷慨地协助国民党屠戮农民和压制工运[16]。
第十七节
残杀民众和对日退让之余，南京积极靠拢英美，巴望后者出于对在华利益的忧虑，会出头遏止日帝扩张。此外，南京热切关注苏日对峙，猜测类似矛盾或许能让自己得到喘息时机。
然而，同期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列强工业千疮百孔。这一形势与军备薄弱的综合作用，使英美在远东保持观望，但唆使（尚有余勇的）国民党抵抗东京。热心维持原状的莫斯科，则打算以对日妥协确保国内稳定[17]。列强耽于内政及外交消极等因素，使日帝更大胆地采取行动——1937年，日军开始夺取华北和长江地区。南京面临抉择：要么继续忍让，要么在出现外援的前提下抵抗。与以往不同，最新的日军攻势震撼了整个中国政府及资产阶级，继续逃避已无可能。
终于，政府军投入了纯防御性的抗日战争。当然，这些抵抗与真正的反帝和民族解放相去甚远。英美的财政支持；国内经济的改善；成功摧毁农民军对政府高层的鼓舞，使国民党不仅更稳固强大，且更自信。此外，「不抵抗」政策与全国抗日情绪的反差，日益成功地让地方反蒋实力派所利用，这一切促使南京走向对日决裂。
日本的征服战争与帝国主义
第十八节
似乎是巧合，日本的最新扩张与共产国际的彻底衰竭基本同步发生——各国共产党由社会革命的工具变成了莫斯科的外交玩偶。面对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莫斯科于资产阶级民主阵营内到处寻觅盟友，并指令国外共产党抛开革命纲领转而支持本国统治者。在西欧，斯大林追求与资产阶级民主的结盟；在东方，他再次与资产阶级国民党握手。农民苏维埃惨遭粉碎后，中共残余公开放弃了革命政策的残余，与屠戮自己的刽子手一道建立「抗日民族统一阵线」[18]。延安解散了苏维埃并命令农军残部改编成蒋的国军[19]，公开放弃土地斗争和捍卫工人的阶级利益。宣称自己为孙文信徒后，中共开始扮演私有产业和资产阶级的宪兵角色，遵从莫斯科的指示[20]蜕变为革命之敌。
第十九节
国际无产者——首先是它的革命先锋——的绝对责任，目前在于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亲苏派中共的罪恶不在于支持及参加抗日（虽说斗争领导权落在国民党手中），而在于他们拒绝阶级斗争并放弃保护被剥削群众；他们在政治上投降了国民党，不敢独立地进行抗日群众动员；他们不愿从革命立场分析和揭露国民党作战方式的局限，巩固了蒋的独裁。总的来说，中共的抗日方式认同和扩散了官方宣传制造的群众幻觉：国民党与民族资本能够成功地领导抗日，并取得最终胜利。
中共的叛卖行径把群众引上迷途，使后者失去方向感并妨碍了革命动员。其它国家的亲苏共产党，由于无力调遣工人声援抗日事业，就毫无结果地向「爱好和平」的「民主」帝国主义政府上表哭诉。不必说，亲苏派的呼吁避开了任何革命基本原则[21]，而竭力提醒帝国主义勿忘远东（含在华）的强盗利益。支援抗日的旗号下，欧美各共产党竭己所能地劝说工人支持本国政府的「集体安全」政策。其实，这一政策无外是帝国主义俱乐部内斗的幌子。就这样，亲苏派——无论在西欧「民主」国家，抑或在东方——于工人阶级和被奴役人民内部扮演了叛卖角色，与第二国际分享社会爱国主义的政治破产。
第二十节
坐拥庞大的在华利益和数十亿美元投资，英帝国主义对日帝的殖民成就倍感不安。但在华利益的侵蚀威胁，只算——新一轮瓜分世界前夜——伦敦需要应付的一小部分麻烦[22]。这场新撕咬的几个片段（日本侵华、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23]和意德军事干涉西班牙内战），只是列强出手的第一回合。一面拖延决斗时间，英国拼命地铸造军事机器以保卫分散的海外领地。由于无法与日本立即翻脸（地中海的复杂局势也在牵制英军），英国试图围堵日本，给后者尽可能地制造麻烦：日益广泛地援助蒋政府；与美国携手进行外交斡旋；以英美同盟的幽灵恐吓日帝。
伦敦的决策者算定漫长的抗战会拖住日军主力，并盼望日苏冲突能彻底化解日本对远东英资利益的威胁。更宏观的搏击场上，伦敦判断德意日联盟对自身全球利益构成主要威胁，祈望一场新的对苏国际军事干涉或许能调转轴心国的兵锋。为预先遏止英属殖民地的亿万奴隶扰乱后方，英国试图收买殖民地的本土资本（印度宪法、英埃协定），以确认后者的支持。英属「自治领」（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专心发展本地经济并具备自己的特色利益，与帝国总体利益有所龃龉。地方势力早已坐大，就连英语移民为主的地区也日益离心[24]。具体来说，由于更接近远东经济圈，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提出与英日冲突保持距离（假如保持距离对自己更有利）。
类似现象，在加拿大与美国的接近中也体现得相当鲜明。为遏制离心倾向的恶性蔓延，伦敦借助贸易特权（渥太华公约）和不定期的帝国会议巩固自治领与宗主国的联系。就眼下的远东冲突而言，英帝对中国命运的关切反映了对中国走向怎样冲击自身利益的关切。
第二十节
尽管华盛顿的在华地盘少于伦敦，它对东京谋求太平洋霸主的前景仍感警惕。近年接踵而来的系列经济危机，向美资发出确切信号——它的继续存在和发展，必须以在太平洋乃至全球的优势为先决条件。
1937年，罗斯福的芝加哥讲话抨击了日寇侵华的事实，透露了美帝的今后走向。由于无法直接刺激日本，华盛顿以迂回的外交途径（比如布鲁塞尔国际会议）参与远东变局。这类斡旋似乎不能给美国带来好处，实际上，它对激发和平主义幻觉很有帮助，且为鼓动本国工人替美帝充当炮灰进行思想铺垫。
为应对未来战争，华盛顿忙得不可开交：恩准菲律宾「独立」以拉拢当地资产阶级；锻造一支（包括海空力量的）强大军队；借助泛美联盟组织，专心巩固在美洲大陆的至尊地位；挑动其它列强卷入世界争霸。美国知道对日作战不可避免，但希望晚些参战并把英帝拉下水，从而使英日两家都被战争拖垮。
与英帝相仿，美帝盘算借苏日战争之手干掉日本——自己的太平洋竞争者。苏联内部危机暴露的政治脆弱，使莫斯科设法推迟新的干预战争。太平洋的另一边，亲苏的美共向政府发出援华呼吁，并充当美帝对外战争的义务鼓动者；为遮掩自己的殖民雄心，假扮「和平鸽」的华盛顿对类似呼吁推波助澜。
第二十一节
人高马大的法兰西殖民帝国同样反对打破世界力量对比。法帝的在华份额亦较英帝为少，且两者勾结甚紧。法国的远东影响以印支为主，尚未进入日帝的直接利益视野。以伦敦为榜样，巴黎忙于从事对日外交调节，也对华予以大量援助。法帝的亚洲战略以对印支（及其它法属殖民地）人民敲骨吸髓的剥削为根基，更以疯狂捕杀当地革命者为补充。
身为法帝「人民阵线」政府（现已垮台）的参加人与吹鼓手，法共及第二国际必须分担殖民地暴行的重大责任。
第二十二节
与美英法不同，德意法西斯的在华份额相当有限。德意调停中日冲突的主要动机，是利用列强的远东对抗给落实自身的欧洲野心改善环境。当然，收回欧战后丧失的德属亚洲殖民地，也算柏林介入中日战争的一个附属目标。由于不愿与日本——德国必需的反苏盟友——闹僵，希特勒暂时克制着自己的亚洲殖民欲望。正在地中海与英军抗衡的意大利，则很想拉拢日本为己助威。德意法西斯拉拢日本抗衡英法的外交动作，勾画出未来国际战争的力量分配走向。日本与德意轴心相勾结的目标，在于向英法示威并从西部包抄苏联。
苏联的角色
第二十三节
作为工人共和国，苏联在华没有任何帝国主义利益或意图。相反，苏联的远景取决于如何尽量配合被压迫人民的反帝运动，让殖民地半殖民地民众打碎枷锁。1927年，莫斯科的机会主义路线扼杀了伟大的中国革命。自那以后，苏联已不再是单纯的强大反帝——不仅反对日帝，而且对抗世界帝国主义——堡垒。
九一八事变后，莫斯科把苏联唯一的远东战略铁路（中东路）转交日方，后来也不断对日退让。在德国，斯大林的瞎指挥间接导致纳粹上台，给己方西部边陲带来更大的干涉风险。官僚专权制度引发深刻的国内危机，动摇着工人国家的根基，使外交陷于瘫痪并丧失任何独立阶级立场。为避免与欧洲法西斯阵营交战，斯大林指示海外共产党抛弃独立的革命路线，以换取资产阶级「民主」阵营的友好条约。
斯大林及同道眼中的中国抗战与民族解放无缘，而是延缓日军北进的工具；为此，他把中共和红军的残余交给国民党以取信后者。苏联今日的对华政策全盘受保守反动的官僚利益观支配，已彻底丧失苏维埃原则。既然莫斯科选择了国民党和「民主」帝国主义阵营，它会继续堕落，沦为国际资本扼杀中国革命新萌芽的帮凶。
第二十四节
一场漫长的抗战符合莫斯科官僚的本位利益：侵华胜利后，日帝转攻苏联的几率很高；沦陷的中国可能——或许仅仅消极地——充当日本和轴心国的反苏帮凶。七七事变后，经过四个月的犹豫，莫斯科加强了援华力度。不消说，苏联援华绝非出于反帝原则（支持被压迫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而纯粹出自军事战略的眼光。
为敦促苏援尽快到位，国民党与莫斯科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四年前，出于对日和解携手防共的考虑，南京曾拒绝签署该条约。苏援以国民党——而非原红军——为受援对象；此外，仅仅在中国有产者的投降声音日嚣尘上以后，苏援才蹒跚到来。由于莫斯科外交的革命原则总缺席，苏援失去了它对民众抗日斗争的真正意义。莫斯科的避战心理，它的外交战略对英法的强烈依附及其它原因造成的国内危机，使苏援总量比预期要少。
保卫中国抵抗日本帝国主义[25]
第二十五节
国民党不情不愿地组织抗战，局限于单一的军事抵抗。自上而下的抗战非但无法抵挡日军，而且导致大量无意义的牺牲。七七事变后，国民党一直回避废除日资的在华特权，以求保留谈判余地。当局开放部分政治自由，但严禁出现（官方）难以限制及左右的人民抗日团体。
中国民众的革命先锋——第四国际支部被迫处于地下。国民党的所有政治对手（包括抗日志士）随时可能让当局诬为「汉奸」加以迫害。对民众抗日武装的恐惧，对基层抗战组织联合参与更广泛政治斗争的戒备，使当局事实承认自己的真实目标无外是借助「友邦」的撮合与日帝和解。
恶性膨胀的经济投机、官场腐败和上层叛卖已泛滥成灾，让国军乱作一团。战争的重负照例由群众承受，资产者的产业则受到保护。中共放弃了自己的政治独立与革命纲领，对国民党和统治阶级的各类罪行可耻地保持缄默。因此，延安沦为上述罪行及国民党——筹划中的——通日叛卖的同谋者。中共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清查抓捕，是它（如同西班牙和苏联同伙一样）为反动派效犬马之劳的最佳证明。
第二十六节
抗战的现有结果，说明一个工业薄弱——因此重武器奇缺——的半殖民地国家无法长久坚持纯粹的正规防卫战。被动挨打的战术，不可能有效对抗较强大的敌军。军事上的技术缺陷，只能由广泛政治运动来弥补。这类运动与武装斗争的结合，必将吸引千百万群众的参与。它会让侵略军永无宁日，唤起日本革命并激励国际无产者显示阶级团结。
但只要缺少符合最迫切群众渴求的政治纲领，工农就无法真正投入斗争。只有革命宣传能瓦解敌军的精神。只有革命运动的活例能引发敌国的革命。只有在革命纲领的基础上，才能唤醒国际无产者的团结。
以上斗争绝无可能假手剥削者的政府进行，后者比日本帝国主义更怕群众和阶级起义。为什么国军士兵表现英勇，国军却到处失败和溃逃？国民党的阶级恐惧便是终极答案[26]。
第二十七节
中国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27]目前难以直接从事民众性军事斗争。相反，他们——不同程度上——暂且仍是大变局的观众，并蒙受牺牲。受近年繁荣的鼓舞，工人阶级——让长期独裁和经济危机压得喘不过气——刚刚重返积极的劳资斗争。战争已严重摧毁中国（集中于上海的）工业，日军对华北生产中心的占领等因素，阻碍了经济复苏和工运活跃的延续。作为多年机会主义兼冒险主义的当然结果，中共的阶级合作政策更加剧了群众的慌乱和分散。需要新的转折性事变，才能在第四国际纲领基础上实现群众的自我组织，并建立新的革命先锋党。
拥护日本革命
第二十八节
尽管国民党的抗战领导一团糟[28]，而工农以自己的组织和独立立场参战尚遥遥无期，日帝清楚了解一个基本现状：自己没法一口吞掉中国。世界资本主义的黎明期，英国还能依靠强大的国内工业建立世界性殖民帝国；今天，伦敦只得眼睁睁看着帝国消解。身处资本主义衰落期，薄弱的经济基础使日本帝国主义缺少完成——东京日思夜想的——殖民使命的历史能力。
侵华「皇军」的风光背后，隐藏着日资的本质虚弱。征服满州后，这种虚弱变得愈加失衡。日帝的后备力量，显然不足以建立殖民帝国。新的远征让国内经济绷紧到极限。如果说东京还能咬牙坚持，那也完全建基于对本国无产者的严酷剥削，并使占人口多数的农民阶层赤贫化。战争加诸工农的重负，越发难耐。在满州，三千万中国人默等机会，以赶走「小鬼子」。在朝鲜和台湾，日本总督治下的2100万朝鲜人和5百万台湾人也未一味甘当顺民。这些因素构成日本帝国主义的死穴，注定它的覆亡。
日军目前的捷报频传，充其量有些临时意义。战争的拖延，必然让日军大吃苦头，并给日本本土及满州、朝鲜和台湾的政治-社会抗议提供助力。不论抗战的直接后果如何，日帝前途黯淡。取得侵华的惨胜后，日帝在新一轮国际瓜分中命定出局，即便那时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把它踩翻在地的话。毫无疑问，统治者盘算把战争的牺牲和匮乏转嫁给工农；远东社会革命的进度，取决于中日及日属殖民地的民众能在多大程度上粉碎上层的企图。
第二十九节
假设国民党政府彻底垮台，这不等于抵抗运动的终结。亲日傀儡的登场与日帝的残暴奴役，必然激发新的殊死抵抗（或许迟些发生）。未来的武装斗争会同时针对日军及傀儡政权，并带有社会革命的特征。一旦认清国民党、民族资本及亲苏中共的破产与无能，工农大众将更倾向于依靠自己的阶级组织和自己的武装。他们将视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为自己的政治领导并团结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下。
中国革命的复兴，有助于满州、朝鲜和台湾的解放运动。社会矛盾的极度紧张会使日本的革命形势浮出水面。以上事变的互动，会创造中国民族解放与日本社会革命的客观前提。工人先锋的责任，是对类似事变做好思想与组织准备。在中国，工人先锋应勇敢地参加抵抗运动，并推出与具体群众斗争相吻合的战斗口号， 于斗争的每个阶段保卫群众日常利益。借助这些斗争，他们能够争取到群众的信任，围绕独立的阶级组织实现群众动员，为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开辟道路。
第三十节
上述前景，要求各国工人（及自身的革命先锋）支援中国抗战。日帝的战场失败不仅指向中国和日本的新革命，更会引发列强各殖民地的起义新热潮。此外，这一失败能消除日帝军事干涉苏联的危险，并向苏联工农提供摆脱官僚独断制度的新动力。对抗日的阶级支持，首先意味着革命者必须在政治上与中国资产阶级及政权决裂；与此同时，这种支持不意味着向帝国主义「民主」阵营求救，不意味着政治支持列强的反日倾向。一句话，对中国抗战的革命支持与任何阶级合作路线无关，只有亲苏派的叛徒们会遵奉类似路线。
西方列强的对日敌视，以保存远东的既得利益为唯一目标。假如东京于中国战场败给西方对手而非革命群众，美英资本会取代日资奴役中国。与世界无产者和被奴役大众的联合前提下，中国人民必须通过自己的阶级力量完成民族解放和实现摆脱剥削的自由。
从国际无产者的角度看，支援抗战必须服从抗日工人斗争的政治领导；这一支持的最充分体现，是高度的阶级斗争和工人革命。
原文刊载于1939年1月《反对派日志》第73期）
[1] 原文直译：远东的战争与阶级斗争(第四国际的大会决议)
[2] 原文直译：这场世界重要地区的新战争
[3] 原文直译：他们被迫走出本国之外。
[4] 原文直译：凡尔赛「和平」会议只分给日本少得可怜的战利品
[5] 原文直译：扩散的规模可能带有社会革命的特征
[6] 原文直译：中国革命的各阶级
[7] 原文直译：把巨大的土地运动抛给国民党-大土地所有者。
[8] 原文直译：革命政策坚决要求无产者走上这条道路
[9] 原文直译：农民的进步领导由无产者负责。
[10] 原文直译：与毫无生命力的「阶段革命论」相对应
[11] 原文直译：苏联官僚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
[12] 原文直译：这一服从的政治公式「四阶级联盟」
[13] 原文无「受苏联国内政局影响」一句，译者加入它以帮助读者对莫斯科冒险主义政策的起源有起码的了解。
[14] 原文直译：第三阶段
[15] 原文直译：被折成弯羊角，即使某人绝对服从
[16] 原文直译：保持工运的毫无斗志
[17] 原文直译：确保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继续进行
[18] 原文直译：抗日人民阵线
[19] 原文直译：交到蒋的手里
[20] 原文直译：沿着莫斯科在全世界推行的政策
[21] 原文直译：亲苏派的呼吁不建立在任何革命基础之上
[22] 原文直译：只是英国在新一轮瓜分世界的斗争中为自己的帝国感到担忧的一个方面
[23] 原文直译：阿比西尼亚
[24] 原文直译：这些利益甚至使英帝国内部也产生了离心倾向。
[25] 原文直译：保卫中国反对日本
[26] 原文直译：为什么中国士兵表现英勇，国民党的抗战却暴露了充分的政治破产和可怜的无力。
[27] 原文直译：独立的革命组织
[28] 原文直译：尽管国民党政权已经政治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