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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资本的结构性危机和回到马克思《资本论》的需要
杜纳耶夫斯卡娅
（1978）
《新闻与通信》编者按：拉雅·杜纳耶夫斯卡娅在1978年对世界经济转型的分析有助于阐明当今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本质。1974年的全球经济衰退暴露出全球经济的结构性缺陷——世界资本主义至今仍未解决这个问题。她还批评了曼德尔的《资本论》导言，认为它混淆了马克思思想的解放内容。她的文章标题是“今天试图篡改马克思《资本论》的追随者”。原件可以在《杜纳耶夫斯卡娅文库》#5282中找到。除注明编者注的脚注外都是作者本人写的。标题是编者加上的。
资本家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同意”马克思的观点，即最重要的商品——劳动力，是所有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唯一来源，但他们确实看到了，与他们认为维持投资以扩大生产所必需的利润相比，利润率的下降是如此之大，因此他们推迟了投资——以至于他们的思想家们现在说，低投资绝不是一个暂时的因素，资本家们会在下一次繁荣中“克服”这个因素。不会再有下一次繁荣了。这让他们既关注实际的结构变化——不变资本（机器）对可变资本（雇佣的活劳动力）的压倒性优势——又关注世界生产及其相互关系……
这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世界现象的时代。这种发展并没有解决其严重的经济危机，就像完全的国家资本主义出现在俄国、中国等个别国家一样。
至于通货膨胀，它是由1973年阿以战争后翻了两番的油价引发的严重经济衰退，但这绝不是通货膨胀达到两位数的唯一原因，正如大资本所希望的那样，“经济问题”也可以归咎于工人的工资。压倒性的现实是这样的：正如垄断的发展抑制了国家经济增长，这个石油卡特尔实际上使世界经济增长放缓……
在美国和全球范围内，严重的经济衰退并没有结束，尽管像埃内斯特·曼德尔这样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认为经济衰退已经“在1975年结束”。即使是革命者的经济学家们也弥漫着一种错误的意识，这种意识源自于资本主义存在的事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想出了维持经济运转的方法，避免了1929-1932年（实际上一直到1939年）那种导致二战的大萧条。因为这一次它将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必然演变为一场核战争，终结我们熟知的文明。
曼德尔对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的修正
在这种情况下，想想著名托洛茨基派经济学家埃内斯特·曼德尔的讽刺吧，他认为目前的严重衰退“已经结束”。[1]
在赞扬“马克思《资本论》部分内容的有效性延伸到未来”的幌子下，曼德尔把他自己对国家资本主义怪物的分析挂在马克思的肩膀上，称其为“尚未成熟的无阶级社会，即苏联、东欧的人民共和国、中国、北越南、北朝鲜和古巴的社会主义社会”。[2]
这通过了企鹅出版社“与《新左翼评论》的联合”审查——后者是他们的鹈鹕马克思图书馆的编辑——充分说明了当今学术的可悲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曼德尔是因为他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作家的名气，还是因为其他原因？这是他们的问题，而不是我们的问题。
在其他地方，我已经批评了这项工作[3]。我证明了，虽然资产阶级理论家迷恋曼德尔已经“完全地放弃引用神圣经文”的声明，但这不是真的，正如《经济学人》所声称的，这是因为曼德尔“用当代的经验材料取代了马克思那维多利亚时代的事实和统计数据”。准确地说，这是因为曼德尔对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理论进行了修正。
在这里，我们所关注的与其说是曼德尔“对当代材料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不如说是曼德尔对马克思不朽著作《资本论》的完全曲解。
资本主义将经济危机控制在衰退水平而不是无法控制的萧条的方法，被曼德尔认为是一个“稳定器”，尽管正是这种概念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崩溃。这一令人震惊的事件使列宁回到了马克思在黑格尔的本源，以及向对立面转化的辩证法，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没有任何辩证的方向舵就一头扎进最新的一系列经济“事实”中，而且违背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本身的辩证结构。这一辩证结构同样不“仅仅是理论”，而是为行动提供方向，或者说，能够在没有被违反的时候提供方向……
“投资枯竭”不仅仅是“犹豫不决”。《外交事务》杂志对“陷入困境的世界经济”的分析中有趣的一点是，它认识到与关键的“投资枯竭”密不可分的是，即使在有一定增长的情况下，能源成本也在上升，这意味着随着自动化设备成本的上升，与劳动生产力相比，在其中投入了太多的价值，而生产中使用的活劳力却如此之少。
因此，它是在告诉“西方”不要对他们的“石油回收者”——大资本通过出售机器和军事装备，从中东的当权者手里拿走了数十亿价格上涨了四倍的石油——过于满意。
问题在于衰退是如此深入到其内部，而且与世界市场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没有为新的工厂和设备规划大笔开支。这是一个利润丰厚的时期，而欧洲经济又如此不稳定，对革命（或者至少是“政府中的共产主义者”）的恐惧如此强烈，美国已经成为吸引外国资本投资的磁石，这就像欧洲吸引美国一样。20世纪50年代，大资本的投资流向海外。
最后，即使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明白，劳动是一切资本主义生产的核心、神经、肌肉和灵魂——从活劳动中提取所有无报酬的劳动时间，这就是剩余价值，即利润——因此，在这一时刻，无论是市场还是国家的政治操纵，还是对这一关键商品——石油——的控制，都无法发挥作用，不考虑与生死攸关的商品——劳动力——的关系，就不能永远存续下去。《外交事务》总结道:“卡特尔没有无限的生命……因此，总有一天会缩小能源价格和生产成本之间的差距。”[4]
永久性的经济危机
人们可能会认为，像曼德尔这样博学的经济学家知道价值与价格的关系，我并不怀疑他确实抽象地知道这一点。但看看他是如何回击那些批评他过于重视市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他这样教训他们：
……资本主义模式是商品的生产……这种生产绝不意味着产品的自动销售……归根到底……以产生平均利润率的价格销售商品……
[5]
如果说这种庸俗的马克思对生产的辩证关系的分析及其在市场危机中的反映离马克思的“经济学”还不够远，曼德尔则将马克思对失业大军最关键的分析，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绝对一般规律”。而以下是他如何剥去“绝对一般定律”来适应对货币主义者卡尔·布伦纳（Karl Brunner）教授的回应，他认为有必要降低通货膨胀，尽管其“代价是失业”：
一个多世纪前，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得到了最好的印证：从长期来看，没有产业后备军，资本主义就无法生存……
尽管一个熟悉曼德尔经济学专业的人应该习惯于许多他把马克思颠倒过来的方式，但这仍足以使人毛骨悚然。远非是资本主义“没有产业后备军就无法生存”，马克思所言的“资本积累的绝对一般规律”——失业大军和“赤贫的沉重负担”——会导致资本主义崩溃。资本主义积累的对抗性特征敲响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剥夺者将被剥夺。”
这并不是说曼德尔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用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就像当今无数市场交易的“科学”一样令人眼花缭乱，多花一些时间看看市场，而远离了生产上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不可避免的就是违背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现在是转向马克思最伟大的理论著作——《资本论》——的方法论的时候了。
无论怎样，马克思恰恰一直拒绝处理市场——直到大约850页之后——他辩证地，从一切可能的角度处理生产过程，这不是偶然的。我们是时候离开市场，以“纯粹”理论家和革命家的身份，更深入地审视曼德尔了。
正如我们之前展示的，曼德尔从他的《资本论》导言的第一部分——“资本的目的”——开始试图抓住马克思20世纪的追随者关于俄国是“社会主义”的论点。在那部分结束的时候，曼德尔再次重申资本主义创造了“联合的生产者的社会的经济、物质和社会先决条件”，从而打破了马克思“科学的……基石”。这样“如磐石般的科学真理的基础”只留下了一个词——“自由”（我的重点）。自由是马克思的“客观的、严格的科学的方法”所决定的具体的词语、概念和生活现实，这不仅是为了区别他的分析和其他分析，这还是马克思一生的写照：
最后让我们换个角度想象一下，一个自由的、共同拥有生产资料的人们一起工作的联合体……这层面纱并没有被从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上揭开，直到它成为自由联合的人的生产，并处于他们有意识和有计划的控制之下。
马克思这段话出自关于辩证法的段落——《资本论》所有章节中最伟大、最简练的那部分。虽然辩证法不仅是方法，而且是解放的辩证法，在《资本论》第一章最后一节——“商品的拜物教”——在曼德尔题为“《资本论》的方法”的章节中没有提及。在《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一书中，我详细论述了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与马克思关于商品形式的“拜物教”的辩证概念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就够了：无论是朋友或是敌人，无论他们认为自己的哲学是多么的“新”和“独立”（比如萨特的存在主义）[6]，他们都没有否认这部分对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辩证法的关键作用。
商品拜物教
拜物教包含了马克思最原始的辩证法，这辩证法虽然和一切辩证法一样扎根于黑格尔，但有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革命主体——无产阶级。这不是附加在经济上的“政治结论”。相反，正是以雇佣工人的生活形式存在的“可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对试图将其转变为一台机器的“附属物”感到非常愤怒，以至于他得以觉醒——从罢工到彻底的革命——根除旧社会，创造全新的、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自由联系。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曼德尔不仅没有提到关于拜物教的部分[7]，而且通过将“自由联合的人”简化为“联合的生产者的社会”，歪曲了整个自由的概念。他对自己的解释非常自豪，这句话几乎成为了整个导言的最后一句话。
另一方面，马克思在1867年花了一生的时间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后，并不满足于对商品形式的“拜物教”的具体化。直到巴黎公社之后，他才在1872-1875年间完成了法文版《资本论》，他再次修改了这一部分，并提醒大家注意它和其他的变化，他要求所有人阅读那个版本，“它拥有独立于原始版本的科学价值，甚至应该被熟悉德语的读者查阅”……
马克思不厌其烦地重复说，他最初的贡献是指出劳动类别的分裂——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作为活动的劳动和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劳动不仅是包括剩余价值在内的一切价值的来源，而且是将剩余价值连根拔起的主体。所以“单一目的”的革命理论家马克思在第一卷用了850多页来阐述他的大量基本发现，但他在第二卷中一开始就重复：“商品的特殊性并不在于劳动力是可销售的，而在于劳动力是以商品的形式出现的。”[8]……
我们必须从头开始，当马克思在关键的、著名的、不可忽视的1872-1875法文版中，第一次提出资本集中和集中的法则在“整个社会资本统一在一个资本家或一个资本主义公司的手中”时达到极致……
从1843年马克思第一次与资产阶级社会决裂开始，决定阶级关系的就不仅仅是“所有制”，从1864年他在工人（第一）国际协会的领导一直到1883年他去世，他从未改变将“死劳动支配活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的决定因素。
问题在于，我们把国家资本主义分析为一种绝对矛盾，一种除了革命和反革命以外没有别的东西的绝对对立，即使我们不愿意接受这种分析，我们也必须承认，矛盾的总体性迫使我们有一种总体的哲学观。
今天的辩证法不仅是哲学辩证法，而且是解放辩证法，是一切革命力量的自我解放辩证法——无产阶级、黑人、妇女、青年。一切的开始和结束都围绕着劳动。
这就是马克思的天才之处，他在“自由企业、私有财产、资本主义竞争时代”中写道，“我们看到，计划和市场混乱不是绝对对立的，市场混乱实际上是资本在生产中的等级制度和专制计划的表现。”没有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是“唯心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正如我在评论曼德尔的《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指出的那样：
难怪资产阶级评论家们对曼德尔关于市场机制起着“稳定器”作用的观点如此满意。曼德尔想将生产过剩、消费不足和比例失调的危机理论与马克思的同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密切相关的危机理论进行综合。但正如马克思对普鲁东所说的，“他希望成为一个综合，他是一个综合的错误。”
[9]
注释
[1] Ernest Mandel's Introduction to the Pelican Marx Library edition of Vol. I of Marx's CAPITAL, p. 16.
[2] See "'True Rebirth' or Wholesale Revision of Marxism?" NEWS & LETTERS, May and June-July, 1970.——编者注
[3] "'True Rebirth' or Wholesale Revision of Marxism?", NEWS & LETTERS, May and June-July, 1970.
[4]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1977, "A Troubled World Economy."——编者注
[5] Ernest Mandel, "A Hesitant, Uneven, and Inflationary Upturn," INTERCONTINENTAL PRESS, Nov. 29, 1976.——编者注
[6] See Jean-Paul Sartre's SEARCH FOR A METHO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5), and 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Paris: Librairie Gallimard, 1960). See also my critique "Jean-Paul Sartre: Outsider Looking In," Chapter 6, PHILOSOPHY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Delacorte Press, 1973), pp. 188-210.——编者注
[7] 无论如何，曼德尔关于“商品拜物教”一节的半句话是在他导言的“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的销售部分，这也绝非偶然。——编者注
[8] CAPITAL, Vol. II (New York: Vintage, 1978), p. 37.90.
[9] Karl Marx, POVERTY OF PHILOSOPHY (Chicago: Charles H. Kerr, 1906), p. 228; COLLECTED WORKS, 6:178.——编者注
感谢 黄胜利 收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