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经济中的萧条和思想界的萧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杜纳耶夫斯卡娅 -> 《哲学与革命》（1973）

第二部分各种替代物

导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经济中的萧条和思想界的萧条

　　随着在俄国革命胜利鼓舞下兴起的那些革命全面失败，随着列宁在1923年不幸逝世，欧洲资本主义借助美国资本主义的力量获得了喘息之机。但是这并不足以长时间遏止世界资本主义走向自我解体的堕落过程。大萧条使整个世界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三十年代初，经济、政治、思想各个领域都已经开始分崩离折，这是资本主义破产的标志。
　　文明显然已经走上了某种穷途末路。一切东西都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随着纳粹在1933年上台，事情就变得很清楚了，犯下最残暴的野蛮主义罪行的，不是世界的边远或“落后”的地区，而是技术先进的“文明欧洲”的心脏。从经济上看，混乱是如此严重，百万、千万的失业大军是如此地充满反叛的情绪，以至于在一个又一个国家，不管是民主制的还是法西斯的，竞争的资本主义纷纷让位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试图通过自发的暴动突破资本主义的枷锁。例如，奥地利人民对希特勒的并吞的暂短抵抗、法国工人的静坐大罢工，等等。后者阻止了本土的法西斯主义掌权，并创造了一个大众阵线政府。静坐大罢工后来导致了美国产联的创建。西班牙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是一切革命戏剧中最有创造性的一幕，但不久也被镇压下去了。这不仅是因为法西斯的上台，而且是因为斯大林主义控制了大众阵线政府，窒息了群众的自发性。一切民主的力量，包括无政府主义者，都希望从俄国得到武器（虽然他们要以黄金来购买），谁也没有揭发斯大林主义的真面目。即使是那些反对斯大林主义、对大众阵线政府的“革命性”不存任何幻想的革命理论家，也没有能够从来自下层的自发行动中创造出新的范畴。就是说，没有人想到，西班牙工人在反法西斯斗争高潮中占领工厂的行动，展示了一种新的解放辩证法。没有人想到，这种经济与政治的结合体是工人统治的新形式，必须成为新理论的基础。
　　在全面实行国家计划的俄国，国家机器不仅吞并了经济，而且也吞并了工会。工人受到最严苛的反劳动的“劳动法规”的束缚，包括强制劳动营。强制劳动营是俄国的倒退发展的顶点。在对内方面，这种倒退导致了历史上最大的诬陷审判的血腥结局，杀尽了“俄国革命的高层领导核心”；在对外方面，它以签署希特勒-斯大林条约而告终，而这个条约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开了绿灯。
　　现在，一个国家政权，即共产党中国，恰逢其时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义证明了，俄国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国家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十足的陈词滥调。但是。在希特勒-斯大林条约时期可不是这样。当时如果把俄国看作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世界革命的战略将会带来决定性的不同。事实上，不仅是斯大林的俄国，即使是与斯大林主义官僚制度斗争了十多年的列昂·托洛茨基，也想不出任何更革命的东西告诉工人，只能维护俄国，认为它“虽然堕落了，但仍是工人的国家”。
　　列宁逝世在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留下的理论空白，一直没有填补起来。原因不在于斯大林篡夺列宁衣钵时没有发生你死我活的斗争，也不在于缺乏对俄国经济的统计研究和大量政治评论。宁可说，这个空白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自托洛茨基以来，争论者们没有真正面对来自下层的群众运动，也没有真正认真地思考列宁与自己的哲学过去决裂的理由，不了解这种决裂是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新的第三国际的必要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没有人尝试提出相似的理论与实践的新关系，也没有人提出任何新的革命口号。
　　国家所有制、国家计划、“党”，这些就是世界工人被要求将生命寄托其上的偶像。托洛茨基没有像当年列宁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那样，在我们时代的世界革命战略中提出重大的歧义，相反却追随斯大林的俄国，不久就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杀手杀害了。
　　列宁和托洛茨基，为迎接历史命运而进行自身理论准备的方式是极为不同的。为了把握革命内部的向对立面转化的运动，我们首先要把握表现在这两种方式中的辩证差别。列宁和托洛茨基都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在十月革命时期，他们都在同一个组织中。事实上，在1903—1917年这段漫长的、艰难困苦的时期里，在布尔什维克派逐步变成一个组织的过程中，托洛茨基进行了艰苦不懈、义无反顾的斗争。然而，从十月革命的前夕一直到列宁逝世，他们之间的分歧从未涉及到“组织问题”。
　　托洛茨基宣称，革命“消除了”理论的分歧。这是不正确的。但是当他说革命“消除了”组织上的分歧时，他是正确的。这就是为什么在革命时期，列宁称他为“最好的布尔什维克”。换句话说，托洛茨基错误地认为，政治立场和组织联合方面的相似，意味着方法论上的一致，意味着对哲学与革命的关系的认识一致。从哲学与革命的关系的辩证法中，列宁创造出了新的理论出发点。最后，现实革命与其局限性的辩证法，使列宁改变了他关于世界革命道路的概念，“如果不能通过柏林，那就通过北京”。
　　这些问题都是潜伏着的。1920年第三国际提出的新的理论出发点中的内涵没有得到展开。这一理论失误在多大程度上应对1925-1927年中国革命的迷失方向负责，客现形势“本身”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革命失败的原因，都绝不可能找出一一对应的关系。然而，在托洛茨基看来，只有斯大林一个人是叛徒，而他自己的观点可以引导革命走向胜利。所有的人，包括托洛茨基，都以为某种理论可以超越客观的世界形势。这仍然是一个理论如何适应时代挑战的问题。
　　不管是以欧洲为中心，还是以中国为中心，只要出发点和归宿点是自我发展的主体，革命理论的辩证法和自我解放的辩证法就不会相互妨碍。因为，这时可以在具体中发展作为理性的新的革命力量。以笔者的观点来看，当一个革命者（托洛茨基无疑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要对革命进行辩证分析时，站在入口处的不是关于什么是领导的概念，不管他是托洛茨基还是谁，而是自我发展的主体（群众是主体）这个概念。
　　《哲学与革命》的这一部分，要讨论的解放辩证法的几种替代物，其中的一种是萨特的存在主义。诚然，萨待从来没有成为群众运动的一部分，更不是一个领导者或像托洛茨基那样的革命实践者。他是一个关注着革命的圈外人。但是，在讨论各种替代物时我们必须把他考虑进来，因为他是几乎整整一代人的代言人。这是战后的第一代人，他们试图同时既在共产主义之内，又在共产主义之外；既在理性的辩证法之内，又在理性的辩证法之外。但是，他们无疑是最乐意“献身于”哲学与革命的一代。
　　六十年代初，新一代的革命者大兴活动之风，好像活动、活动再活动就足以根除旧事物。他们认为，如果需要理论，他们可以“在途中”随手拣到。现在，从流产的1968年5月巴黎准革命中，他们学到了一件事：没有理论就像没有自我活动一样寸步难行。这使得填补理论空白的工作变得非常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