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杜纳耶夫斯卡娅 ->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1957）

第十二章 革命之后是什么？


· 一、1920—1921年关于工会的著名辩论：列宁、托洛茨基、施略普尼科夫的立场
· 二、列宁和他的新概念：“非党群众监督党的工作”
· 三、列宁的遗嘱


　　1917年11月的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与巴黎公社不同的是，工人不仅夺取了政权，而且巩固了政权。巴黎公社仅仅存在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就被血腥镇压下去了。而这个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或苏维埃国家）的新生的工人国家，在国内国际资本主义针对它发动的旷日持久的内战中生存了下来。战争留下了一个满目疮痍哀鸿遍地的国家，但毫无疑问，无产阶级专政必须维持下去。它在理论上所面临的两个最大的问题是：（1）劳动者如何实行对经济和国家的统治？（2）既然专政是种过渡阶段，即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它又如何达到自身的“消亡”？在这两个问题之上还悬着一个建立真正的无阶级社会的长远目标问题。在真正的无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充分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充分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从而结束马克思所谓的人类史前阶段。

　　人的体力和智力在生产者身上的重新组织，将成为真正的人类历史的开端。正如列宁所表述的那样，推翻剥削阶级是社会革命的最容易的部分。现在摆在面前的任务是消除“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一项平常的、琐碎的、又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困难在于，工人们感到“胆怯”，不了解自己身上的组织能力，而知识分子则既清高自大又“无精打采”。

　　“懈怠、大意、马虎、草率、急躁，喜欢用讨论代替行动，以空谈代替工作，喜欢事事都插手但都半途而废，是‘有学识的人’的特点之一，这根本不是由他的天性恶劣，更不是由他们存心不良造成的，而是由他们的全套生活习惯、他们的劳动环境、疲劳过度、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反常分离等等造成的……

　　“工人和农民还有点‘胆怯’，他们应当克服这种毛病，他们一定会克服这种毛病……

　　“‘事在人为’，工人和农民应当把这个真理牢牢记住。他们应当懂得，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要变为实践，理论要由实践来鼓舞，由实践来纠正，由实践来检验……

　　“巴黎公社作出了把来自下面的首创精神、主动性、灵活性、雄伟的毅力和自愿实行的（与死板公式不相容的）集中制相互结合起来的伟大榜样。我们的苏维埃走的也是这条道路。但是苏维埃还有些‘胆怯’，……这样的人才在人民中间是很多的。不过他们都被埋没了。必须帮助他们发挥才能。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才能在群众的支持下拯救俄国，拯救社会主义事业。”[26]

　　这里的要点是，掌握了政权的共产党这时不是努力激发这种能力。相反，它表现出一种“热衷于做老板”的倾向。这时，主要的敌人是正在萌生的官僚主义。

　　事实上，工人自己迅速地从对生产的监督转移到对工厂的自发占领。农民也获得了土地。各种苏维埃组织现在成了国家权力机构。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宣布了劳动权力法案，新组建（确切地说是重新命名）的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公布了新纲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贯彻最终由全体人民中的“每一个人”来管理生产和国家的原则。

　　同样真实的是，世界大战之后紧接着持久的国内战争，以及连续的两次革命，使俄国大地千疮百孔，几乎成了一片废墟。在这个国家，专制的沙皇制度刚刚被推翻。工会非常年轻，革命后才第一次召开全国大会。他们投票决定“以最积极的态度参加一切生产管理机构，组织劳动管理委员会，管理劳动的登记与分配，在不同的村庄和城市进行劳动交换，与破坏活动进行斗争，半建立起完整的劳动协作和劳动纪律”。

　　共产党承认工会是“苏维埃政权反对经济部门官僚主义的主要手段，而苏维埃政权创造了人民监督生产结果的真正可能性。”但是，在内战结束后紧接着出现的第一次严重危机中，一场关于工会在工人国家中作用的争论，使党受到了动摇。尽管人们一致同意第一方案，但在工会应如何参加经济管理的问题上，却出现了三种不同的答案。（1）托洛茨基说，工会应该国家化；（2）施略普尼科夫要求把整个经济管理交给工会，而不是要把工会国家化；（3）列宁说，在吸引工会进入国家管理的同时，必须看到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这不仅是列宁一生中最著名的一次辩论，实际地检验了党与群众的关系，而且还预示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将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一、1920—1921年关于工会的著名辩论：
列宁、托洛茨基、施略普尼科夫的立场[27]


　　 在俄国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铁路运输陷入了一片混乱。有人说没有运输现代社会就不能存在，但在这里，在新社会诞生时，铁路不能运行，整个运输系统经常遭到失败的反革命力量的破坏。必须采取某种严厉的措施。运输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起来，简称为“CECTRAN”。它由铁路工会和水运工会的工人组成，而一个非工会人士被指定为委员会的领导人，这个人就是军事人民委员列昂·托洛茨基。他和他的委员会被授予了极大的军事权力，以便应付严重的局势。

　　不到一年的时间，不仅铁路重新开始正点运行，而且铁路的总长也得到了很大的扩展。国家开始喘过气来。就是在这个时候，水运工会说话了。他们说，我们一直赞成实施恢复运输所必需的极端的军事权威，但是现在这个任务完成了，应该“把正常的工会民主还给我们”。

　　托洛茨基对此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他说，不是这个特殊的委员会应该取消，而是工会的领导班子“必须整刷”。

　　著名的关于工会的辩论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场辩论的主题后来涉及到了非常广泛的领域：（1）什么是工人国家？（2）在这样的国家里，工会的作用如何？（3）生产中的工人与执政党之间的关系如何？（4）领导与下级、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如何？

　　1920年的辩论的独特性质在于，在三种主要观点中，以胚胎的形式包含着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工会、政党与群众这三个主要社会组织之间的领导权问题。这个问题在1920年只是共产党领袖间的原则性争论，但在1957年它已成了所有的罢工中司空见惯的现实问题。

　　列宁起初是从保护工会开始的。他说：“从总体上看，托洛茨基的政策是对工会的官僚主义式的吹毛求疵……有些军事经验是极有价值的，如是英雄主义、热忱，等等。也有一种军事经验是很有害的，这就是官僚主义和妄自尊大。”列宁坚持说，如果托洛茨基看一看“过渡时期的现实”，如果他不“被理论的空话或抽象的论争冲昏头脑”，他就会看到，苏联不是一个“纯粹的”工人国家：首先它是个农民占多数的家，其次它是个被官僚主义弄得变形了的国家。

　　列宁以现实主义的态度继续指出：“我们现在这个国家是这样的：整体上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必须保卫自己，并且要利用工人的组织来保卫工人不受自己的国家的侵害，以便使工人可以保卫我们的国家。”[28]作为工人的工人必须保卫自己不受作为国家的工人的侵害，有谁曾对俄国工人国家作过比这更深刻、更具毁灭性的攻击呢？

　　与相反，托洛茨基则争辩说：既然苏维埃俄国是一个工人国家，工人对它就丝毫不用担心，因此，工会可以整合到国家中去，劳动也可以军事化。他要论证的是：应该建立这样一个王国：“每一个工人都感到自己是个劳动战士，他不能自由地支配自己；如果他接到调动的命令，他必须执行这个命令，如果他不执行这个命令，他就是叛徒，就应受到惩罚。谁来执行这种惩罚？是工会。工人应该创造一个新的王国。这就是工人阶级的军事化。”[29]

　　工人对托洛茨基的特殊委员会（运输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活动感到不满。但托洛茨基对这种不满反应十分冷淡。这一点在他对工会领导的关注中表现得特别清楚，他说，必须“整刷”工会的领导。他认为危机的根源不是拥有非常军事权力的非常政治委员会，而是没能创造出适当的“生产气氛”的工会领导。

　　工人反对派的领袖施略普尼科夫既反对列宁，也反对托洛茨基。他也是从对工人国家的抽象出发，并以这种抽象为归宿的。他问道：既然工人国家已经建立起来，那么政治领导者还有什么必要掌握最高权力呢？似乎只要夺取了政治权力，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在他看来问题很简单：在1920年的混乱条件下，需要做的仅仅是把工业转变为相应的工会。虽然他是一个布尔什维克领袖，可一旦建立起了工人国家，他就看不见共产党的作用了。他呼吁召开“生产者代表大会”。他说：“组织国家经济管理是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的功能。生产者组织在产业工会中，而这些产业工会选举出一些来管理共和国的整个民族经济。”[30]

　　列宁是最高的现实主义者。他质问托洛茨基和施略普尼科夫，特殊的俄国苏维埃具体现实展示出，无产阶级专政存在于一个工人占极少数，并被农民的汪洋大海所包围的国家，这时谈论“一个”工人国家究竟有什么意义。被打败的反革命正在千方百计夺回权力，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下，谈论“生产者代表大会”（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用于无阶级社会的术语），就是进行卑鄙的欺骗。

　　接着，列宁把矛头指向施略普尼科夫。他说，在我们所面临的这个历史关头，你和你的“‘工人’反对派”对我们的继续存在是最大的危险。看看你们的立场，再看看喀琅施塔得叛乱[31]，看看手中握着枪杆子的白匪多么迅速地转而大谈“摆脱政治领导”这种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的口号。他们正在威胁着新生的工人国家。在这种现实条件下，提出“生产者代表大会”意味着要工人国家自杀。

　　然后，列宁转向托洛茨基，提醒他不要忘记了，苏维埃俄国是一个被官僚主义扭曲了的工人国家。在这些日子里，列宁的所有谈话都离不开官僚主义。任何没有工人参加的“计划”，都被看作不过是官僚主义的“闭门造车”。任何人想要“整刷工会”，都是主张官僚主义领导层的集权。事实上，任何政治主张，如果不把整个论争的中心放在发展与群众的新关系的问题上，都暴露出“官僚主义的倾向”。

　　列宁反复强调的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适应群众、赢得群众、联系群众的新方法。托洛茨基武断地说：“工人民主不知道什么是拜物教，它只知道革命的权术。”列宁则针锋相对地回答，工人们说得很对，“我们这些老百姓、普通群众说，我们要进行革新，要进行纠正，要赶走官僚主义者；你们却向我们兜售专心生产的奇谈。在官僚主义的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会底下，我们不愿意专心生产，我们需要另一种指导。”[32]

　　马克思主义者切实地认识到，采取某种理论立场决不是偶然的。列宁之所以要纠正托洛茨基，原因就在这里。列宁告诫说，“我们决不要害怕承认这种疾病”，即官僚主义的疾病。我们自己更不能发展出一种行政心理。当你深入到最底层时，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在新的千百万苦难者之间建立新的社会关系，这就是“逐步把全体劳苦大众中的每一人吸引到管理国家的工作中来。”[33]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群众与先锋队政党之间，需要有许多“齿轮”和“传送带”，所以，先锋队不能把工会变成军事组织，不能把它们国家化，而是必须把它们变成“共产主义的学校”。

　　托洛茨基说：“我们因为不熟悉官僚主义的好处而受到的损害，比官僚主义的坏的方面带给我们的损害还大。”[34]而列宁则说，只有工会提出的命题是正确的：“只有参加生产的全体群众在实现任务时都自觉地发挥作用时，建立真正的劳动纪律才是可以想象的。这是不能靠官僚主义的方法和自上而下的命令实现的。”[35]

　　这是一种在与群众的关系上自我分裂的领导。某些客观力量已开始向背离工人自身发展的方向推进。列宁说，共产主义者中出现“热衷于做老板”的倾向，才是一种新的、令人震惊的问题。现在，这些人掌握了政权。托洛茨基却在与“旧的工会概念”的影子搏斗。施略普尼科夫则以“摆脱政治领导”的口号卖弄风情。列宁把工人的态度置于他思想的核心，托洛茨基则把行政管理方案当做中心。托洛茨基拒绝承认行政管理者是新的敌人。恰恰相反，他责备列宁“过多地从宣传员的观点提出高度的政治性的问题，而忘记了我们不仅有好的鼓动材料，而且有大量的问题需要用行政的方法去解决。”

　　列宁大声疾呼，官僚主义是新的敌人。他指出，托洛茨基的行政的方法，使他在最需要加强的地方（即作为宣传员）表现得最软弱。列宁认为，在托洛茨基的命题中，问题就出在“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其中的行政方法”。列宁继续抨击说：“我们知道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蜕化变质，所以要依靠政治上的坚定信念、献身精神等素质，这根本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

二、列宁和他的新概念：“非党群众监督党的工作”


　　今天，有很多人反对列宁。有人说，列宁仅仅在理论上是“民主派”，仅仅在理论上倡导“工人自下而上的管理”，而《国家与革命》一写完，就被束之高阁，统治实践使他变成了一个“独裁者”。人们力图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年轻的工人国家禁止罢工。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它没有把法令付诸实施。在工会论战的那一年，工会领袖托洛茨基报告说，仅在莫斯科地区，每月就有30至40次罢工。当然，党主要张工会要很好地发挥作用，以使工人的不满一出现就作出反应，防止不满情绪积聚起来，导致工人走上街头。但罢工是允许的，而且托洛茨基和其他一些共产党领袖一直在抱怨共产党放松了影响，因为有些党员太迟钝，工人举行罢工时，他们没有站出来。

　　托洛茨基严厉指责某些提案背后隐藏的“小官僚态度”，因为这些提案主张只允许私有工厂中的工人罢工，而不允许国家工厂的工人罢工。列宁关于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的主张，不是要强化纪律，他认为只有工人自己才能强化纪律。列宁坚持这一点是要强调，如果过渡性的国家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而不是“退回到资本主义”的话，就不能“为”工人来解决生产问题。

　　列宁的敌人引用了一个“确凿的”证据，来证明列宁的“独裁”，这就是，列宁本人曾提议通过关于禁止派性加强党内团结的决议。不错，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曾经要求，共产党内的一切不同意见，都应该直接向党表达，而不应该通过秘密会议来表达。当时的情况是，经济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喀琅施塔得叛乱正威胁着新生国家的生存，国家被迫有限度地退回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但是，（1）这是发生在讨论结束之后，是在以不同政纲为基础选出代表之后，是在按时召开的代表大会形成了多数决议并进行了表决之后；（2）虽然关于党内团结的决议是针对施略普尼科夫的，但不仅他没有被撤职，而且持他的立场的代表还被吸收到中央委员会之中；（3）工人反对派的政纲在党的机关内发表，而且印数不少于250000份；（4）在秘密会议被取缔之后，创办了一份“讨论专刊”，供人们继续表达不同意见。

　　喀琅施塔得叛乱使工人国家采取果断措施，而这种措施无疑是没有现成模式可以效仿的。但是，把列宁的决议和斯大林的“钢板论”相提并论，既不符合理论方面的真实情况，也违背基本的事实，并且把不同的历史时期完全搅成一团。

　　事实上，列宁在1920年的辩论中表现出的那种精确性，只能出自一个对自己的理论身体力行的人，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个按照自己对未来社会的预见来生活的人。用辩证法的语言来说，列宁的头脑中有了一个清晰的“理论”，一个新的“绝对”，即“每一个人”，他对现实真理是根据它与这个“理念”的关系来判断的。

　　“劳苦大众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就是说，每一个具体的男人、女人、年轻人，从厨师到洗瓶子的工人，从机械师到手工艺人，从知识分子到洗衣女工，特别是“生活在平均水平之下（即生活在特别困难的条件下）的那些没有技能的劳动者”。[36]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工人争取缩短劳动时间的斗争与“人权宣言”中那些夸张的空洞词句对立起来。列宁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同样坚决地主张，在俄国应该“少一点华丽的词藻，多一点平淡的、日常的工作，为更多普特的粮食和煤炭而工作！”[37]他写道，真正的共产主义不是夸夸其谈，不是“把一切都还原为劳动条件”（着重点是列宁加的）。只有群众，即来自下层的“每一个人”，能够为千百万人创造新的生活。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把这个总体概念表述为理论。这也是他日常工作实践的指针。

　　俄国革命的悲剧在于这个目标并没有实现。尽管有了正确的群众路线，正如体现列宁观点的工会方案所表述的那样，年轻的工人国家不能提着自己的靴襻离开地面，特别是当时它甚至连靴子都没有。它不得不向NEP（允许某种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的新经济政策）后退。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袖都明白，没有欧洲革命的支持，他们在孤立落后的俄国绝不可能长期坚持。在向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解释新经济政策时，列宁强调他们对国际革命的依赖：“我们非常坦率地承认，我们无需掩盖事实，我们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中做的让步，是在向资本主义纳贡。但是我们赢得了时间，而赢得时间意味着赢得一切，特别是在这个相持的时代，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正在准备着他们的革命。”

　　继1919年德国革命夭折之后，1923年德国革命又失败了。此后，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就完全孤立了。对工人国家毫不迷恋的列宁，像猎鹰一样注视着新经济政策和他的党的进一步发展。他知道得很清楚，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过渡性的国家，它“既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也可以倒退到资本主义”，这取决于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和国际状况。他知道，党特别是现在执掌政权的党，不能不受其活动环境的影响。1920—1921年的整个辩论表现出，社会上工会领袖、政客和群众的大的动向，都会反映到党内来。为了使党保持正确的方向，他依靠的是基层组织，因为它们最接近党外的群众。

　　党的工作必须由非党群众来监督。他写道：“当然，我们不会接受群众提出的一切，因为群众也会受落后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在学生的负担和困苦使人极度困倦筋疲力尽的年月里。但是在对人的评价方面，在决定我们对那些‘受委任’、‘当了官’的人的态度方面，非党无产阶级群众的意见，在许多情况下还有非常农民群众的意见，是极为宝贵的。有的共产党是忠诚的富于献身精神的，有些共产党却对那些靠汗水和辛劳挣面包、享受不到任何特权、没有‘官场门路’的人心怀鄙夷。在分辨这两种人方面，受苦难的群众有良好的直觉。”[38]

　　这个“党的人”，最后一次出现在共产党代表大会[39]上时，谈到他对“共产主义的谎言”极为厌恶。[40]这个共产党领袖发明了一些新名词来严厉地批判年轻的工人国家和领导革命的党。正因为他站在这场革命的伟大成就上，他的批判比革命的敌人的任何批判都更加具有毁灭性。他不断提醒人们，“历史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前进的”。他从不把工人国家偶像化，他谈到过“阶级敌人的简单的阶级真理”，这些敌人说苏维埃国家“走上了一条必将通向一般资产阶级国家的道路”。“读读这种东西是很有用的。这些东西之所以写出来，不是因为共产主义国家允许写某些东西，不允许写另一些东西，而是因为这是真正的阶级真理，是由阶级敌人直率坦白地说出的真理。”[41]

　　一句话，他所提醒人们注意的是，如果苏维埃国家的官僚化和孤立化继续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看看这个庞大的官僚主义机器，看看这个庞大的堆积，我们不得不问：‘究竟谁在领导谁？’对于是否能说共产主义者在领导这个庞大的堆积，我十分怀疑。坦白地说，共产主义者不是在领导，而是在被领导。”[42]

　　列宁从不把工人国家偶像化，也不把他所创立的布尔什维克党偶像化。我们已经追溯了1902年以来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的发展，特别是在1917年，他警告他的党，如果不把工人政权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他就要“到水兵那里去”。列宁认为，在革命中，群众远比党更进步，各级党员远比党的领导进步。在任何时期，他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把自己的原则付诸实践。当然，他的意思不是说他所创立的党没有基本作用，而是说必须与现实的群众自发运动保持密切的关系。如果没有这种关系，党就会变成他的最凶恶的敌人所能想象的任何东西。结果它确实变了。

三、列宁的遗嘱


　　没有任何一种指控，能比列宁在他的《遗嘱》中，对领导了历史上唯一成功革命的党的领导层的指控更严厉。在这份遗嘱中，列宁涉及到了他的同志，即那些在1917年11月领导了俄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领袖，正是在这些领袖中，产生了新的官僚主义。

　　在政治编年史中，没有任何文件能比这份简要的、只有两页纸的遗嘱更令人惊愕了。[43]遗嘱具体地谈论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分政治与经济、历史与哲学、理论与实践、革命与反革命。

　　列宁非常大胆地指出，如果俄罗斯国家（工人国家）的两重性是两种基本斗争力量（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冲突的根源，那么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阶级划分所导致的工人国家的崩溃。这一崩溃是不可避免的。然而，隐藏在冲突背后的趋势尚未成为现实。［参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616页］列宁说，记住这一点，让我们来看看领导革命的核心人物的情况：

　　（1）斯大林。他“粗鲁而不忠实”。必须清除。
　　（2）托洛茨基。列宁写道：他的“非布尔什维克”“决不影响他是当前中央委员会中最有能力的人”这个事实，但他“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行政方面”（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3）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列宁提醒我们，当工人准备夺取政权的时刻，他们在资本主义报纸上发表了革命的日期，这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这就是说，在任何同样的关键时刻，可以预料他们会作同样的事。

　　《遗嘱》的其余部分中值勤得注意的，不仅年老的人会在解决问题时寻求行政的方式而不是人道的方式，较年轻的人也同样会如此。例如布哈林：

　　（4）“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而且可以合理地认为他是全党最受欢迎的人。但是在把他的理论观点看做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时要加上极大的疑问，因为在他的理论观点在有一种学究式的东西（他从未学会辩证法，而且我认为，他从来没有充分地理解辩证法）。”

　　列宁曾经说过，如果有一个词可以用来概括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通信，这个词就是“辩证法”。这一点对于列宁在《哲学笔记》之后的整个时期同样适用。而且，这也是列宁与布哈林全部争论的核心。这个争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民族问题”开始，直到《遗嘱》为止。这种争论不仅表现在他与布哈林的公开论战中，而且表现在他对从未公开批评过的布哈林理论著作的批注中。我们有列宁1920年的笔记[44]，其中评论了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45]这本书提出一种关于所谓无阶级性力量的理论，这种力量是“第三集团”（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工人），布哈林称之为“技术知识分子”，他们的使命似乎是建立“经济平衡”。按照布哈林的理论，“技术知识分子”天生是要“代替盲目的市场规律”的。从工业资本主义到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种从无组织、无政府的商品经济向“有组织、有计划的经济”的发展。这种经济的组织力量就是技术知识分子。这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新绝对，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绝对，“过渡时期”的新绝对。在关于工会的辩论中布哈林与托洛茨基站在一起是毫不奇怪的。在《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的批注》中，当列宁读到布哈林终于记起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两个基本规律，即资本的集中化和和劳动的社会化的段落时写道：“谢天谢地！终于用人的语言代替了‘组织的’隐语！结束得好，一切也就都好。”[46]但在两页之后，他又一次对布哈林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他摘录了布哈林的话：“既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解体是真实的，从理论上又证明它们的恢复是不可能的……”列宁批评说：“不可能性只能在实践中得到证明。作者没有辩证地提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47]

　　在《遗嘱》中，列宁给他对理论家布哈林的分析作出了总结，而所有的批评再次集中在“辩证法”这个词上。很明显，在列宁看来，一个人尽管是党内最大的理论家，但如果他“从未充分地理解辩证法”，就不能被看做是马克思主义者。

　　布尔什维克党的整个领导集团，不仅没有把《遗嘱》当成新的出发点，相反却一致同意不发表党的缔造者的《遗嘱》。

　　托洛茨基被驱逐后发表了这份遗嘱。他的评论并没有对遗嘱作出多少阐明。当时托洛茨基的观点与列宁最接近，所以他试图冲淡1920—1921年论战的严重性，虽然列宁在谈论托洛茨基的行政态度时心里想的显然还是那场论战。托洛茨基不仅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相反，他在后来的所有著作中仍然坚持认为，“错误不在于要求国家化，而在于经济政策不适应经济状况。”[48]他坚持说，经济状况促使他在新经济政策之前一年提出自由贸易，而政治局拒绝了他的计划。后来他提出了工会的国家化。“最后”，列宁与他达成了一致意见。然而，实际情况是，虽然大家一致投票造成新经济政策，但托洛茨基仍然是以行政的立场赞成的，所以他才会谈论“排除在实践上把工联主义包括在经济管理中的可能性”的具体条件。

　　无论是在1921年还是1923年，托洛茨基写作他的那些著作的原因都不在于经济上的状况。使他那样写的是他对广大群众的态度。不管他的纲领是为“自由贸易”还是为“单一计划”，他对群众的态度是同样的。他被驱逐出俄国以后，他的主要敌人斯大林实施了“五年计划”，并在1932年以鲜血淋淋的结局告终。他在被放逐后提出的理论是他的行政态度的证据。托洛茨基使用的还是同样的语言：“当然，工厂委员会的作用仍然十分重要，但是在工业管理的环境下，它已不再处在领导的地位，而是处在从属的地位。”

　　如果托洛茨基的本意不是这样，那么只能说，这位伟大的革命者写作了二十年而没有找到适当的词句来表述他的本意，却总能找到成千上万的词句来表达与他的“本意”相反的东西。从这里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是：即使列宁的最亲密的同志（托洛茨基在列宁的最后时期是与列宁最接近的人，列宁曾呼吁托洛茨基与他共同反对斯大林），也一直把列宁的哲学概念，当成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理解，把它当成“伟大经济理论”的修辞上的附属品。

　　没有任何东西比真理更深刻。如果没有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以及后来的列宁的人道主义，那么，不论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还是列宁的经济理论，都将毫无意义。领袖不是游荡在天地之间的无阶级的生灵。他们是实实在在地生活在大地上的人。当他们失去了与群众的紧密联系时，他们就会开始代表另一个基本阶级，即资本家阶级。

　　列宁写作时尚未成为现实的东西，不久就在斯大林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并提出“计划”时变成了现实。诚然，列宁并没有认为斯大林代表一个对立的阶级。但是他的话却具有预言的意义。他指出，如果说领导集团内部的分歧的真的反映着外部的阶级差别的话，那么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挽救工人国家。任何东西都挽救不了。工人国家转化成了国家资本主义社会。

　　我们后面将会看到，一旦一个新的阶级即新的国家资本主义阶级在俄国出现，不仅俄国共产党成了它的牺牲品，而且第三国际也难逃厄运。列宁以他特有的精确性，从为加入第三国际设定严格的条件，转变到承认第三国际的革命“语言太俄国化了”。而斯大林却把钢板论强加给俄国共产党，并使之成整个第三国际的圣旨。

　　现在统治着俄国的集权主义独裁者，经过二十多年的沉默（在这期间党和国家已经彻底地转变了，《遗嘱》所提到的人均已作古），“突然”决定承认这份遗嘱的存在，并将它纳入他们编制的关于“个人崇拜”的神话之中。对列宁来说，没有比这更离奇的了。列宁对斯大林的刻画是“粗鲁和不忠诚”，但这与“个人崇拜”毫不相干。列宁所说的是：群众，只有群众，才能捣毁旧世界，创造新世界。而对革命的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领袖，作为个人，对改变历史的进程有重要作用。更糟糕的是，在领袖们的哲学和政治学中，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他们胸中燃烧的激情不致成为“卑鄙庸俗”的东西，不致成为激励资本家承担他们的使命的那种激情。

　　1924年1月还没有成为现实的东西，不久就成了现实。列宁所刻画的不仅是斯大林，而且包括他的后继者，包括斯大林按照自己的形象培植起来目前正在当政的统治者。他们要想执行列宁遗嘱，唯一可能的办法是放弃自己的权力。列宁对自己在革命运动中度过的一生作出了总结。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党的争论反映着现实的阶级路线，那么没有任何东西结束这种分歧。无产阶级的国家将会崩溃。它确实崩溃了。



[26] 《列宁全集》第26卷，第386—389页。

[27] 在“俄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报告（速记稿）”中可以找到关于各派立场的最生动的记录。但这份记录没有英译本。英语读者只好在列宁对各种观点的批判中追寻这次工会论战的情况。

[28] 《列宁选集》（英文版）第9卷，第9页。

[29] “第九次代表大会报告（速记稿）”，1920年3月，俄文版。

[30] “第九次代表大会报告（速记稿）”，1920年3月，俄文版。

[31] 那些企图掩盖丑恶的真实情况的人，比任何都善于制造新名词。例如，社会革命党人I.L.斯亭博格创造了一个新名词，把喀琅施塔得反革命叛乱叫做“革命中的革命”。见他的《在革命的工棚里》，p.296。

[32] 《列宁选集》（英文版）第9卷，第19页。

[33] 出自列宁在论战中引用的“俄国共产党新纲领”。见《列宁选集》（英文版）第9卷。

[34] 见《托洛茨基著作选》俄文版，第15卷，第245页。

[35] 《列宁选集》（英文版）第9卷，第24页。在1920—1921年的论战中，就像在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那样，斯大林深知多数派的意义，他支持后来获得了多数人赞同的列宁。但是在他的计划概念中，他不仅具有与托洛茨基同样的行政态度，而且具有通过建立资本主义的野蛮国家把计划贯彻到底的残忍性格。见本书第五部分。

[36] 《列宁选集》（英文版）第9卷，第429页。

[37] 《列宁选集》（英文版）第9卷，第440页。

[38] 《列宁选集》（英文版）第9卷，第253—254页。还可以参见《列宁全集》（俄文版）第26卷：“要给苏维埃注入生命，要吸引非党群众，要使党的工作接受非党群众的监督……我们对‘唤起非党群众，让非党群众监督党的工人’的口号执行得很糟。”

[39] 列宁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说，“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写在书本里”，而是“存在于共产主义中”。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否认俄国是“一般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俄国的共产主义者就是这样歪曲列宁关于“向资本主义倒退”的警告的。

[40] 《列宁选集》（英文版）第9卷，第346页。

[41] 《列宁选集》（英文版）第9卷，第347页。

[42] 《列宁选集》（英文版）第9卷，第348页。

[43] 1932年由托洛茨基发表。“The Suppressed Testament of Lenin.”

[44] Leninski Sbornik , No.Ⅱ.Russian Edition.[《列宁文集》，俄文版]

[45] 没有英译本。现在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把这些作品当做新的出发点。显然，做任何事都比对自己的时代进行分析要容易。[见《列宁全集》1990年中文版，第60卷，下]

[46] 《列宁全集》1990年中文版，第60卷，下。

[47] 《列宁全集》1990年中文版，第60卷，下，第286页。

[48] 见《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报告（速记稿）》，俄文版。在对五年计划“加速”的所有批判中，托洛茨基都一再重复这个基本点，还可以参见他“给党史局的信”。见《斯大林的谎言》，特别是第28—30页和6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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