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杜波依斯 -> 非洲——非洲大陆及其居民的历史概述（1961）
第十一章 泛非
在希腊神话中，安德洛墨达是埃塞俄比亚国王刻甫斯同他的妻子卡西俄珀亚生的黑色皮肤的姑娘。
埃塞俄比亚女王像一颗星，
她敢于使自己的美丽超过海洋女仙们，
并向她们的威力挑战。
据说，波塞冬曾因这位黑色皮肤的女人公开侮辱涅瑞伊得斯们而大发雷霆，声称要用洪水掩没大地，并为此派出了海怪。亚扪的一位埃及先知领言，只要牺牲安德洛墨达，把她献给海怪，就可以免于毁灭。于是，人们用链子把安德洛墨达锁起来，放在伸入大洋的海角上。现代伊朗人的始祖珀耳修斯，在战胜戈耳工们凯旋归来路过那里的时候，解救了安德洛墨达，并同她结了婚。安德洛墨达死后成了众星之王，而她那伸出的双臂则紧紧地拉着卡西俄珀亚和珀耳修斯的手。现在，任何人都可以看到他们在夜空中辉耀。[1]
有人自然要问：这个神话和其他任何美妙的神话，究竟同这个悲惨、饥缺和半愚昧的世界有什么联系呢？或者同非洲、欧洲和美洲的相互关系有什么联系呢？联系可能很少，但是仍旧应该知道，这个民间传说是地中海文化的一鳞半爪，其中没有种族歧视，甚至不知道“种族”这一名词本身，并且认为世界是文明和野蛮的斗争舞台，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或许，这个传说现在和将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我们的指路明灯吧？但是，非洲人的未来将会怎么样呢？他们不是注定要逐渐绝种吗？不是只要其他民族的血液中混有非洲人的血，就会使世界想起以前什么时侯有过非洲人吗？他们打不打算永久孤立在非洲或其他任何地方，从而使白人世界不必害怕报复呢？或许，各种肤色的人将要逐渐或迅速地混合，而形成一个很难区别的统一体？上述的这些推测，无论哪一个也未必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实现。但是，最主要的是，不论其中的哪一个得到实现，都不意味民族间相互关系的一些主要问题得到真正解决，因为人的差别即使失去明显的外部标志，实际上也仍旧是存在的，而人类应当怎样共同生活这一问题，自然也随之保存下来。
面对着人类急待解决的这个问题，我们是否应当公开问：“世界需要非洲吗”？非洲能给欧洲、亚洲和美洲什么呢？非洲需要世界吗？没有疑问，过去的世界是需要尼格罗种人的，在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甚至在亚洲，以及在兴建基督教堂的初期，都利用过他们；在所谓文艺复兴时期，他们曾从东方向西方传播过智慧和科学；在十六、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纪，尼格罗种人的作用特别增大，他们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大厦的建筑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了产业革命，建立起了帝国殖民主义。
虽然我们也是美国人，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美国之所以有今天，应当归功于非洲。由于非洲人的劳动，美国从欧亚间交通的简单中继站，从一个黄金宝库，变成了糖帝国、棉花王国的中心，成了世界工商业的不可分割部分，从而决定了产业革命的实现和资本主义统治的确立。
在整个十九世纪，美国的财富和势力不断增长，而这种增长的基础，则是强大的黑人和白人工人队伍的劳动。美国进行了现代民主制度有史以来最大的实验：不仅设法收买白人工人，而且设法收买黑人工人。今天，黑人构成了南北美的劳动和艺术世界的一支十分重要的队伍，而美国商业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非洲人及其后裔栽培的产品生存。也不必争辫，非洲、它的产品、它的儿女的劳动，不仅对美国具有头等重要意义，而且对现代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的经济也具有这种意义。仍然没有失掉价值的棉花，自古以来产于非洲，而在英国还没有制成棉织品以前很久，非洲就已艇向外输出这种东西了。西沙尔麻、大麻和其他几种纤维植物，以及亚麻，也原产于非洲。由于世界对植物油的需要很大，在非洲大陆、首先是在西非建立了制油工业。棕榈油被用来制造人造黄油、肥皂、润滑剂“橄榄油”和其他工业用油。因此，西非栽植的油棕榈具有很高的价值。非洲西岸各国，都输出棕榈籽。落花生和椰子也能榨油。在整个大陆上，从南回归线往北，由海枣分布区向南，到处都有椰子树。
在没有油棕榈的地区，则有猪油树，猪油树产的油可供食用，或制造肥皂与黄油。西非的可可种植园的产量，占全世界可可产量的三分之二。非洲也输出科拉果。在滨地中海地区，可以种植欧洲栽培的一切谷类作物。咖啡本是非洲的植物，因埃塞俄比亚的咖法省而得名。在利比里亚，也有咖啡分布。在热带非洲的大部分地区，生长着各种橡胶植物。差不多所有的丁香油，都产自桑给巴尔岛和奔巴岛。各种水果，从热带的香蕉和芒果，到南北都有的酿酒用葡萄，实际上在非洲的所有地区都有生产和出口。海枣分布在整个北非。在非洲大陆的广大地区，由于有可怕的蚊蝇和疾病滋生，现在还没有人住，但可以用于畜牧。
非洲的许多地区都产黄金，早在史前时期，就在非洲的西岸、努比亚沙漠、中非和南非开采黄金。威特瓦特斯兰德[2]各矿生产的黄金，占目前世界黄金总产量的三分之一。钻石矿有巨大的价值，南非的三个州以及比属刚果[3]都有钻石。在南非，已经探出煤的储藏。从公元最初几世纪起，非洲就已开采铁矿，而在黄金海岸殖民地[4]，现在开采着锰矿。
在南罗得西亚、北罗得西亚、比属刚果和北德兰士瓦等四个地区，正大规模地开采铜。到处都有铅、石墨和锌。北部出产磷酸盐。在埃及靠近红海的地方，发现了石油。世界市场上的苏打，主要由非洲供应。非洲大陆的许多地区种植玉米，南非种植烟草，埃及、莫三鼻给和纳塔尔种植甘蔗。本大陆的森林藏有丰富的珍贵树种。
非洲不仅向世界市场供应这一切商品，而且也是人类劳动的最丰富来源之一；它不单单提供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而且也提供半熟练工人和数目日益增加的熟练工人。由于这些工人大部分没有组织起来，对政治生活没有影响，所以他们是世界上除开亚洲以外的最廉价的劳动力。
由于对这种丰富的物质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垂涎，资本便源源不断地涌向非洲。投资的热潮不仅出现在过去，而且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前，开矿、办农业和出口木材，曾是致富的主要来源；而现在，非洲大陆已开始工业化了，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这个没有法律限制业主延长工作日（甚至对女工和童工）而利润税又低得难以置信的工业乐土上，工业积累的利润越来越大量地作为资本奔向新的投资领域。
有人一再硬说，殖民地的利润不高，也不是在那里经营企业的主要目的。黑利爵士在他的《非洲概览》（African Survey）一书中，对这个题目做了特别细致的研究。这位研究家所走的是不列颠帝国主义辩护士走过的老路：一个拥有他所统治地区实际材料的殖民地官员，来阐述他的地区的现在和过去的历史。这样的著作一般不违背常识，也不失为历史研究，但它们经常是（这来自它们的本性）给帝国主义涂脂抹粉的辩解文件。在这种书里，永远不反映原住居民的观点，也决没有谴责欧洲人掠夺的实际材料。不过，有时在一些书里，比如在克列里治的《阿散蒂人的历史》中，也公开批评过大不列颠。但是在大多数著作里，比如在约翰斯顿、卢加德等人的书里，非洲人的历史被严重地歪曲而变得对帝国主义者有利了。
他们认为特别重要的是，必须论证欧洲人有权剥削廉价的半奴隶性劳动以及低价购买原料，从而榨取巨额的利润。正因为这样，黑利爵士的同行们断言，非洲投资利润的“平均”水平，在过去的一百年间为百分之四多一点。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利润经常按占一定金额的百分数来计算，而工人的工资和职员的薪金要用绝对数表示呢？
大家知道，他们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收入的水平完全取决于所投资本的金额，而投资的金额实际上经常是由投资者本人或在他们的监督下确定的。因此，事实上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思定出投资的金额，随便说利润水平有多高。
什么叫“投资”和怎样才能测定投资大小呢？假设，向非洲运去了价值十美元气味难阳的假杜松子酒（实际运入的数量达数万加仑[5]，），把酒售出之后，用售款雇用劳动力和购置材料，材料经加工后价值一百美元，那么，据以计算投资利润水平的投资额是多少呢？再假设，在塞西尔·罗得斯[6]时代，使用廉价的和半奴隶性的非洲人劳动，在从原住居民手里抢来的土地上开始采矿，把由此得来的黄金和钻石送到伦敦，卖成数百万美元，那么，应该把这个矿“估价”多少钱呢？是按购置费用和组织生产的开支来估呢，还是按在证券交易所出售的股票的价值来估呢？在一些巨大的投资中心，任意决定资本价值的自由，今天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法律的限制，但是这种自由，无论是在盛行疯狂的冒险，从而在南非发现金矿和钻石矿的时代，还是在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纪规定西非的贸易利润额时期，都毫未受过限制。毫无疑问，他们从非洲榨取了巨额利润，但究竟是多少，却难计算，因为他们经常隐瞒或多报投资额使利润数字看起来还过得去。殖民帝国主义追求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榨取尽可能高的利润，而当时在欧洲和北美，由于民主制度的发展和工会组织的加强，高额利润已经下降了。
如果能够拿投入非洲的生产资料的实际价值，同投资者和其他“合法”或违法剥削者从非洲获得的劳动和运走的物资的实际价值比较一下，那么，毫无疑问，可以揭露欧洲对于它故意使之无力反抗贪婪和侵略的非洲人民进行的难于置信的掠夺的规模。黑利爵士之流关于从剥削非洲得来的利润甚低的说法，一拿事实对照，就原形毕露。
由于这些原因，非洲今天才刮起了迫使世界日益注目的风暴。只在不久以前，尼日利亚举行了总罢工，差不多有四万名工人参加[7]。但是，有关这些事件的消息并不见于报端，而那些经常阅读报刊上的通讯（比如关于阿根廷的通讯）的人，也只有不多的人知道尼日利亚的人口比阿根廷多一倍。
关于意大利以前在非洲的殖民地——厄立特里亚、利比亚和索马里[8]的命运的问题，是世界和平事业的拌脚石。埃塞俄比亚希望得到其中的两处。埃塞俄比亚的受侵，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因之一，它现在为恢复国土而吸收了美国资本。不久前在南非和东非举行的几次大会，呼吁世界让大西洋宪章[9]适用于非洲人。大会的呼声遭到了不作回答的缄默抵制，但是这个呼声是有力的，充满热情的逻辑的。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工会代表大会上，非洲人的工会有史以来首次派去了十二位代表，他们大声疾呼地宣布，黑肤色工人的劳动也是人的劳动。埃及摆脱了英国的控制，阿拉伯国家联盟吸引着利比亚。在肯尼亚，强制劳动的问题提出来了。而非洲的一切国家或地区，却面临着一个另一种性质的复杂问题：怎样安置曾在亚洲和南部海洋作战而现在复员还乡的黑人士兵。罗得西亚和西南非的政局变动极大。比属刚果的居民，难以抑制他们对于与理智背道而驰的反常现象的愤慨。这种反常现象是：他们的国土比比利时本部大十三倍[10]，可是他们却没有任何一点比利时为之奋斗的民主自由。
大概，对于非洲的生活条件抗议最坚决的，是于1920年召开的英属西非国民大会。这个大会是1919年举行的第一届泛非大会活动的直接结果。大会备忘录宣布了民主的目标，它值得我们多提一提，而以前是很少有人提及的。我认为可以把它引在下面。
“英属西非国民大会1920年3月关于通过殖民大臣阁下在枢密院会议上向英王皇帝陛下递交根据大会决议提出的请愿书的备忘录：
“为了加强必须检予英属西非殖民地即冈比亚、塞拉勒窝内、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居民以选举权的论据，应当着重指出这些殖民地都属于不列颠王国的殖民体系。由此可知，指定立法会议委员的权利，乃是属于每个殖民地的总督，而不是通过选举制度反映出来的人民意志的表现。
“很长时期以来，这些殖民地的居民就对立法会议委员由总督指定而不由人民选举这一反常情况困惑莫解。许多代表团提出过消除这种反常现象的建议。
但是，一直到本年（1920）初，仍然没有任何变化。于是，1920年3月，在黄金海岸殖民地首府阿克拉召开了英属西非非洲人代表会议，组成英属西非的四个殖民地都有代表出席会议。会议的简单议事日程令人信服地证明，这次会议讨论了各种不同而又重要的问题。会议闭幕前宣布了成立英属西非国民大会，它是正式的常设机关，根据宪法在政治上和其他方面代表英属西非的居民。在大会的每次会议上，都有充分机会全面讨论所审议的一切问题。讨论之后通过了若干决议，决议中考虑了辩论时表示出来的愿望……头几项决议涉及立法（包括市政的）改革，要求保证实行选举权改革和行政机关改革，而且特别指出必须保证给予平等的权利和机会……
“最后的一项决议，也是特别重要的决议，要求给予英属西非人民以投票权。在粗略阅读这项决议时，可能会错误地认为问题不外是希望模仿外来的制度。与此相反，决议中着重指出：本地议会和机关代表的当选原则，是英属西非各族人民不可缺少的特点。按照非洲的制度，村缤的每个成员都属于某个家庭，家庭由受到应有尊重的家长领导，家长在由若干家庭的家长组成的村议会上代表自己的家庭。同样地，每个村镇都独立指派自己参加区议会的代表。也根据同样的原则成立省议会。在选举各极机关（直到最高会议，即由最高酋长领导的国务会议）时，也遵守这个制度。
“另外，指出下述情况也是重要的：相反，根据非洲人的制度，任何一个土司、酋长或最高酋长，都无权把他的职位传给子孙；这些职位都是选举的。这一切，连同上段所述的事实，都证明非洲人的制度是民主的。根据这一制度，政务官职的任命，完全取决于选举的结果和人民的意志。
“从以上所述，可以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由帝国殖民地的总督自行指定人民代表的制度，人民本身就认为是最荒落不合理的。这种制度制造着不满和疑惑，人民要求立刻消除这种不满和疑惑。在这个基础上，展开了一个宣传运动，要求修改英属西非地区的宪法，使人民可以自己选举他们在各殖民地的立法会议中的代表。
“从所说的这个决议的第二节可以看出，其中没有要求改革行政会议的现行组织。但是对于立法会议，它表示希望从根本上改革立法会议的结构，使其成员的一半由帝国当局指定，另一半由人民选举，而立法会议本身，则从事于一般立法原则的制定。下一步的彻底改革，是建立议会，议会的成员除包括立法会议的全体委员外，另加六名民选的代表。这六名代表有权制定新税，有权自由地、不受任何限制地审查总督管辖下的行政会蔽拟制的年度收支预算草案的各个项目，并核准这个预算草案。决敬中所载的选举制度改革的非正式方案，规定在立法会议里既有欧洲人的代表，又有非洲人的代表。
“在结束本问题的讨论以前，应当提一下《黄金海岸的当地制度》
[11]一书第164页上所表述的思想。
“‘要使立法机关有效，必须使酋长参加立法机关，而立法机关本身，则应当具有代蔽制的立法蔽会的性质。经酋长同意并在其直接协助下，可以采取任何一项涉及人民利益的重要措施。’
“如果政府的政策是建立在这个原则之上，那么，今天就不需要改革了。英属西非刻不容缓地需要建立国民会议，一切居民阶层都要有代表参加这个会议。进步的根本前提就在这里，这就是一切思维健全的人应当坚持要求的改革。”
[12]
经过一再的长期拖延，英国非常独特地“履行了”这项要求。结果，黑人得到了选举一部分“立法会议”委员的机会，而立法会议本身仍同从前一样，在拥有一切立法权的总督下面行使“咨议”机关的职能。英国的实业界也跟以往一样，照旧使立法会议接受自己的意志，指派西非各殖民地的总督和决定殖民政策。
在前面的某一章里，我被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19年在巴黎举行的泛非大会。非洲人和祖籍非洲的人，以后又作了类似的努力，极欲通过文化财富的交流和在争取社会进步的斗争中合作来达到团结。
1921年，我们开始筹备召开更具有代表性的泛非大会，并使这个运动本身具有更为广泛的规模。我们同非洲各地和世界其他地区的黑人通信。最后决定，由8月到9月，在伦敦、布鲁塞尔和巴黎召开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共一百一十三人，其中四十一人来自非洲，三十五人来自美国，二十四人代表居住在欧洲的黑人，七人是西印度群岛的代表。他们有很多人（但决不是全部）是以个人名义出席大会的，而其余的人则代表着各种组织或团体。
这样，泛非运动开始显示了自己的成长和发展，但是它不久就遇到了各种困难。首先，英国、比利时和其他国家的某些分子在战争过程中产生和加强了一种自然的愿望，希望以加强剥削殖民地的办法来弥补战争造成的损失。当然，他们对于殖民地人民的任何运动，都抱着仇视的态度。
此外，在这个时期又产生了一个起源于西印度群岛的运动，这个运动与其说是知识分子的运动，不如说是人民的运动。运动的领袖是马克斯·加维[13]。运动的领导集团满怀最坚定的决心，要把世界上的一切黑人联合起来，特别是在商业活动方面联合起来，不过他们并不明确达到目的的道路。这个运动利用了民间的民族主义宣传和种族宣传的一切特点。运动受到西印度群岛的人民和越来越多的美国黑人的支持，运动的力量也就在这里。这个运动的弱点，是来源于领导集团的蛊惑手法、物力财力的缺乏、过火的宣传和它所引起的殖民列强对它的自然而然的担心。
在192l年泛非大会开会以前，我们曾同英国工党国际部的工作人员开过协商会议，讨论了白色人工人和有色人工人的关系问题。参加协商会议的有比阿特里斯·韦伯、伦纳德·伍尔夫、吉利斯·诺曼·利斯[14]等人。欧特列、封丹和比利时国际主义运动的领袖们，以热情的口吻邀清大会到比利时继续举行，但是这项建议遭到一些人的强烈反对。许多报刊和评论员错误地认为泛非运动是“加维运动”的一部分，或甚至是地道的“加维运动”。比如，布鲁塞尔的《海神》（Neptune）报在6月14日写道：
“……纽约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鼓吹召开的泛非大会，现在开幕了……
“协进会早在下刚果展开了宣传活动。如果说这种活动不久以后在黑人村金砂萨引起可悲的纠纷，那将并不出乎我们的意料。金砂萨蝟集了殖民地各部落的阴谋狡猾分子，更不用说居住在那里的数百名工人了。”
然而，这次会上却进行了会人激动的重要会议。大会的会议是在非常漂亮的“世界大厦”举行的。列席大会的白人大大多于有色人，而且我们很快理解到，他们对于我们热烈讨论的问题十分关心，而且此我们一般在白人身上所看到的深切得多。比利时在非洲的经济利益，它所需要的原料产地，主要集中在此属刚果。对于原住居民生活的任何干预，都可能危及许多比利时资本家的财源。
伦敦会议全体一致通过的决蔽中有一个关于比利时的声明，其中批评了比利时所建立的殖民制度，并对它所制定的未来改革计划给予了应有的评价。这项声明在布替塞尔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因此，有人拭图另换一个不得罪人的声明，在里面大谈必须表示善意和考虑现实的情况。从法国前来的迪安，以大会主席团委员的身份，不顾大多数代表的坚决反对，竟宣布通过这项建议。
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届泛非大会上，经过略微修正，通过了伦敦会议所作的决议。决议中的一部分如下：
“致全世界的人们
“种族的绝对平等——人身平等、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是世界和人类进步的基石。不能否认，所有的人，不管他们属于哪个种族，在天才、能力和求知欲方面是各有不同的，但不管是科学和宗教，还是实际政治，都一致地反对下述的胡说：把种族分成优等种族和似乎是自然合理地、不可避免地和永远地要成为劣等种族的种族，是由神规定的。
“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一部分民族在工业技术、社会组织、精神生活的发展水平上落后于其他民族好几百年，进步迟缓，在思维、事业和理想方面有了显明的差别。这个事实与其说能证明人类是半仙同猴子共居的结合体，不如说是证明人类的天赋是无限丰富和多采的。种族平等的学说不与个性自由抵触，而且能使这种自由更加完满。在以往划分种族和预先决定大批人命运的一切标准中，那些从肤色和头发结构出发的标准无疑是最轻率和最荒谬的……
“在被压迫民族中建立政治制度，将是对种族关系的明智态度的初步表现。民主准则应当把自己的力量扩及圣球。有人企图证明，民主是少数人的神秘特权，但是，与此相反，民主正是处于原始发展阶段的民族最自然、最普遍的习惯，群众接受民主习惯倒最快。在亚洲、非洲、美洲和各岛屿上，立即可以建立地方自治。在许多情况下，地方自治将需要一般领导和指导，只有在这种指导性的帮助有意或无意地追求自私自利目的，而不以人民的自由和福利为宗旨的时候地方自治才会失败。
“当然，在和平之王（耶稣基督）诞生以后的二十世纪，在穆罕默德出世以后一千多年的今天，在人类理性最强大的世纪，可以从文明世界找到足够的例子来证明利他主义，证明愿意在原住居民中建立不以提高少数人利润和势力为唯一目的的制度的善良主张。……
“那么，看到民族不睦和种族歧视的罪恶并相信被压迫和落后的民族有开化、新生和自由的神圣权利的人应当怎么办呢？黑种人通过他们的有思想的知识界要求：
“一、凡文明人，不分种族和肤色，均承认其为文明人。
“二、使落后民族在世界其余部分的监护下实行地方自治，并随着这些民族经验和知识的积累而有计划地扩大地方自治范围，一直到可以给予完全自治为止。
“三、使教育事业服从于自我认识、揭示科学真理和掌握工业技术的目的，教育不应当与艺术和美分开。
“四、信仰自由和遵循社会习惯自由，每个人都有不信奉国定宗教的自由。
“五、在管理国家实业，以及根据正义、自由与和平原则发展艺术方面，同世界的其余部分合作。
“六、把黑人的土地和土地的天然资源还给黑人，防止这些天然资源被投资的无限贪婪所破坏。
“七、在国际联盟下设立研究黑人问题的国际组织。
“八、在国际联盟劳工局内设立一个国际部，负责保护原住居民的劳动。……
“我们曾试图用这些话和思想表达我们的意志和理想，说明我们不懈努力的目的。我们曾吁请全世界上一切珍视正义和同情弱者的人民支持我们，我们心灵深处向如聋如哑的世界统治者们呼吁过，我们内心向我们自己沉睡的灵魂哀号过。回音何在，渺不可知。”
※ ※ ※
欧洲的一切报刊都很关心这次会议，特别重视会上发表的思想。报纸逐渐开始把泛非运动同加维宣传分开。它们把我们捧上了天，也对我们进行了非常有力的批评。哈里·约翰斯顿当时写道：“美国有色人历次运动的弱点，在于它们想把自己的关于纲领、组织和政治影响的观念强加给非洲的有色人，而自己却对真正的非洲了解得不多。”
甚至《笨拙》杂志也曾没有恶意地嘲笑说：“‘泛非主义的宣言’，‘没有永远的劣等种族’（《泰晤士报》的标题就是这样）。不错，没有永远的劣等种族，可是我们的有色人同胞认为，确有一些没有人性的优等种族。”[15]
第二届泛非大会委托我率领一个小经，到日内瓦去求见国际联盟的正式负责人。我同领导委任统治委员会的腊珀谈了话，列席了国际联盟议事会的第一次会议，同国际劳工局局长阿耳贝尔·托马进行了有趣的谈话。我们同海地出席议事会的代表贝莱加德一起，使国际联盟注意了非洲的状况。国际联盟把我们的请愿书作为正式文件公布了，其中写道：
“第二届泛非大会认为，全世界的一切人和民族的最终目的应当是达到自治。居民主要是黑人的委任统治地，最后应当获得这样的权利：立法机关委员出缺时立即由具有必要个人品质和教养的黑种人补缺。
“第二届泛非大会最严肃和最坚定地要求国际联盟集中注意全世界的黑种血统文明人的状况。
“但是在现代世界，有意或无意地形成了一种观点，而且它的拥护者越来越多。这种观点就是：一个文明人如果是有色人，尤其是黑人的话，完全可以把他看作非文明人。一些被视为黑种人的希望的人，特别广泛地痛感受辱、人身微贱和绝望的苦楚，这是如此对待有色人和由此而产生的许多法律、习惯和条规的结果。
“我们十分清楚地知道，国际联盟即使不是完全没有，也是很少有直接的权利来解决这类问题；但是，以全世界舆论为代表的巨大道义力量，是在国际联盟方面的，因为它是以在人们中间建立和平和正义为使命的组织。因此，我们睛求和要求国际联盟坚决表示它拥护种族绝对平等，并建议参加国际联盟的各殖民国家建立研究黑人问题以及协助、发展和保护黑种人的国际机构。”
我们竭力使大会成立了常设机构，即设立在巴黎的秘书处。它工作了数年，但是它的活动没有成效。第三届泛非大会预定在1923年召开，而巴黎的秘书处却使它延期了。最后，我们又坚持要求开会，结果没有来得及通知所有的有关人士和作好周密准备，就在同年底于伦敦和里斯本召开了会议。伦敦会议为期不长。哈罗德·拉斯基和奥利维尔爵士，向会议致了贺词；赫·乔·威尔斯列席了会议；拉姆赛·麦克唐纳[16]，只是由于竞选运动开始，才没有到场，但是他向大会寄来一封贺信，内称：“为了按照诸位的建议使贵民族的事业成功，我永远愿意作我力所能及的一切。”
大会同年在里斯本举行的会议，开得比较成功。出席会议的代表来自十一个国家或地区，其中包括葡属非洲。“非洲联盟”负担了会议的经费。
“本部设在里斯本的‘葡属非洲黑人总协会’，一般被称为‘非洲联盟，它是一个真正的联合组织，在葡属非洲的所有五个省份设有地方分会，代表着数百万人……大家知道，在葡萄牙的心脏——里斯本活动的‘非洲联盟’，有一个有一切地方组织的代表参加的委员会。‘非洲联盟’没有野心，但保持着自尊，它曾使政府废除了一些残酷的法令，或迫使政府停止了一些不正义的行动。正因为这样，里斯本的‘非洲联盟’才领导着葡属非洲的运动。但是，只应从良好的意义去理解这个运动，它不号召使用暴力，也没有超出宪法的范围。”
[17]
“一、有权参加管理本地区。
“二、有权拥有土地及其资源。
“三、按照法定的程序设立由被告所属居民阶层选出的陪审法庭。
“四、实行普及的免费初等教育；全面培养在现代工业企业中工作的能力；为发展天才创造条件。
“五、为非洲人的利益而不仅仅为欧洲人的利润开发非洲。
“六、禁止奴隶买卖和贩卖酒类。
“七、普遍裁军和禁止战争；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在任何时候，只要白人以武器反对黑人，黑人就应当有权以武器自卫。
“八、把商业和工业经撒得使资本和劳动的主要目的在于繁荣大多数人，而不是让少数人发财致富……
“总之，我们要求全世界把黑肤色的人当作人看待。通向和平和进步的其他道路，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一个南非大国的政府首脑一方面践踏千百万非洲黑人的人格，一方面又想由此在欧洲建立和平和善良的王国，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有比这位首脑更荒落的人物吗？”
泛非主义的思想，这时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美洲的思想。但是，由于它坚决要求研究非洲的情况，提出容纳非洲人意见的改革方案，因而得到非洲人越来越广泛的支持。为了使宣传的中心接近非洲人的居住中心，我曾打算在1925年于西印度群岛召开第四届泛非大会。我计划租一艘轮船，在加勒比海上作一次航行，沿途在牙买加、海地、古巴和法属语岛停泊，就在船上开会。但是，我显然低估了轮船公司可能制造的困难。最初，一家法国轮船公司答应说，它可以“毫不费事地组织这次航行”，但是后来我得到通知，说它无论如何找不到一艘租金此我完全无力支付的五万美元再便宜的轮船。我猜想，唆使轮船公司采取这种手法的，一定是那些殖民主义国家。
过了两年，即在1927年，美国的黑人妇女再次提出召开第四届泛非大会的想法，并且在纽约如期举行了这届大会。有十三个国家和殖民地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但是前来出席大会的非洲本地人受到了阻碍。出席大会的代表共二百零八人，他们来自美国的二十二个州和十个外国。非洲只来了几名代表，他们是从黄金海岸、塞拉勒窝内、利比里亚和尼日利亚等殖民地来的。黄金海岸殖民地的酋长阿莫何三世，以及当时在哥伦比亚执教的人类学家赫斯寇维茨、德国的人类学家门欣格和美国的约翰·范德库克，都在大会上讲了话。
大会的决议有六个重点。
黑人，不管他们现在住在哪里，都需要：
一、有权参加管理本地区。
二、有权拥有土地及其天然财富。
三、对一切儿童进行现代教育。
四、开发非洲应当是为了非洲人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欧洲人发财。
五、应当把商业和工业安排得使资本和劳动的主要目的在于繁荣大多数人，而不是为了少数人发财致富。
六、对一切文明人都应当同样对待，而不管他们是什么出身、属于哪一种族和什么肤色。
1921年以后，泛非运动显然低落了。为了制止这一过程，我们作了顽强的努力：试图在非洲大陆本土召开第五届泛非大会。我们选择了当时最容易入境的突尼斯作为大会的开会地址。展开了周密的筹备工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使运动最终从地理观点来说也是非洲人的运动。但是，出现了两个无法克服的障碍：第一，法国政府既非常有礼说，又是十分坚决地通知我们，说大会可以在马赛或法国的任何其他城市召开，但就是不得在非洲举行；第二，爆发了世界经济危机。
泛非主义的思想似乎死了。二十年后，正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斗方酣的时候，泛非主义的思想以十分惊人的形式复活了。1944年，黄金海岸、利比亚、英属圭亚那、埃塞俄比亚和塞拉勒窝内等殖民地的黑人工人代表，出席了为筹建全世界的工人组织而在伦敦召开的工会代表会议。这些黑人工人的代表，自发地发出了在1945年召开新的泛非大会的号召（这一年世界工会联合会代表大会准备在巴黎召开），这个号召得到伦敦、兰开夏、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的有色人居民的热烈支持。
经过同西印度群岛、西非、南非、东非的工会、合作社和其他进步团体交换意见和通信，发出了召开大会的正式通知。这些团体的大多数不仅同意大会的议事日程，而且答应派遣代表出席大会。有些团体得到通知后，由于距离大会的开幕日期很近，或由于交通方面遇到严重困难而在短期内不能克服，便委托本国或本地区在巴黎参加世界工会联合会代表大会的代表前去参加泛非大会。
第五届泛非大会是从10月15日到21日在英国的曼彻斯特举行的。出席的代表约有二百人，他们代表着东非、南非和西印度群岛。这次大会的意义在于：它在进一步展开广泛运动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表达了非洲各族人民和居住在世界其他各洲的非洲血统人开始为黑肤色人的民主进行长征的真实愿望。
奇怪的是，世界上竟有另外一个“泛非”运动。我是在旧金山会议的大厅里听到简·史末资的发言而得出这个结论的。史末资力图把关于“人权”的条款列入联合国宪章的序言，他的发言是惊人的奇谈怪论。他所说的“泛非”运动，是企图把肯尼亚、罗得西亚和南非联邦的少数白人联合起来，为了投资者和剥削者的利益而统治非洲。这种方案早在1921年就有人提出过，可是未被英国殖民部采纳。现在，史末资又把它提了出来，并受到非洲白人立法者的支持。旧金山会议通过的关于托管制度的决议，为这类方案敞开了大门。非洲人工会的代表们领导的运动的浪潮日益高涨，冲击着这个决议。他们在苏联、英国和美国的工会代表的协助下，正为建筑包括非洲在内的新世界的大厦而奋斗。我们又可以看到真正的泛非运动形成时日的到来。
第五届泛非大会曾对英国的工党运动和工党所组成的不列颠帝国政府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是工党这一有组织的劳工的代表，对于殖民地问题持有相当奇异的看法。在大会上，我们的面前出现了一个人，他的面目真正是苦难的缩影。他是黑人格尔尚·阿什耶—尼科伊，脸上有深深的皱纹，表情十分严肃。他屡次疾呼：“我们应当自由！我们一定要自由，”他宣布，他代表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这两个殖民地的种植可可的三十万农民。他所领导的代表团曾向工党政府的殖民大臣递交请愿书，但是未被接见，因为殖民大臣霍尔宣称，代表团不是“正式的”，即不是殖民当局依法指定的，其中没有殖民当局推定的代表。
代表团设法在费边社殖民研究部的会议上作了报告。费边社起着工党政府的特殊“智囊团”的作用，就殖民地问题向工党政府提供建议。参加这个部的有许多名流，比如副殖民大臣克里奇—约翰斯，李达·亨丁，土著居民保护协会秘书法林顿爵士，等等。他们对报告采取了冷漠的态度。因此，这些农民代表把自己的活动情况告诉了泛非大会。代表团是用农民筹集的款项去伦敦的。代表团在阿伦德街成立了一个常设办事处，准备进行长期而顽强的斗争，泛非大会承担了帮助这一斗争的责任。
现在，简短地叙述一下可可生产的历史，似乎是适宜的。可可生产的历史，最能揭露现代殖民剥削方法和这种方法甚至在自由主义的行政管理条件下所导致的后果。可可的全世界消费量，从1895年的七万七千吨增长到目前的七十万吨。以前，全部可可有四分之三出自南美；而现在，已有三分之二来自西非。
在这种变化之前，发生过一些有趣的事件。1879年，黑人工人凯特·库阿什从西属非洲带回一些可可豆，分婚给了住在黄金海岸（英属西非）的几位朋友。到1891年，西非农民就生产了八十磅可可，而到1936年，只是黄金海岸殖民地一处，就收获了二十五万吨可可。从事可可生产的，只是当地的黑人农民。后来凯德伯里[18]想出了一条妙计，决定用“抵制”办法把可可生产中心从西属非洲无畏转移到英属西非的种植园。这项计划产生了一个完全渡有料到的结果，即可可的生产事业完全转到了非洲人农民手里。他们在自己的每户仅二英亩半的小块土地上种植可可，但他们收获的可可，和制造的巧克力竟能满足整个文明世界的大量需要。为了保持对于这些土地的所有权，他们的祖辈和父辈在几世纪当中在阿散蒂和贝宁同英国人进行过多次的顽强的战争。
只是1945年，全世界购买可可和巧克力的支出，就至少有五亿美元。但是，落到可可生产者手里的，每一美元中还不到三分劫，这又是一个证明商业和工业榨取农业脂膏的例子。
西非跟西印度群岛和南美不同，那里不在种植园种植可可，于是商人和工业企业主利用这种情况压低收购价格，在世界市场上玩弄各种骗术而榨取利润。农民生产的可可的收购价格波动剧烈：在世界经济危机年代，每吨值四十四美元；在价格达到最高峰的1927年，每吨值一百八十八美元；目前，每吨约值六十美元。
英国的收购者表面上装作希望结束价格的这种急剧波动，而实际上是企图控制可可的价格；他们许多年来一直打算签订一项协定，对购自黄金海岸殖民地的全部可可规定统一的价格。
主要的收购者有十三个公司，比如为本公司加工用而收购的“英国尤尼莱佛公司”和“凯德伯里与弗莱公司”，以及“里昂茶横”等等。1937年，各公司间终于达成协议，签订了一项收购协定。可可生产者拼命反对。他们开始抵制，拒售达八个月之久，结果可可的出售量从二十五万吨降到五万吨。收购者不安起来。在伦敦，他们向殖民部施加压力，不给殖民部看收购协定的原文，就怂恿殖民部劝告非洲人采纳他们的对自己有利的建议。殖民地的总督也没有看到协定的原文，就急忙着手执行伦敦的指示，以威胁的口吻“劝告”非洲人屈服。但是，非洲人仍然拒不承认该协定。于是，凯德伯里就亲身来到黄金海岸殖民地，同当地的酋长和农民进行了谈判。酋长和农民要求出示协定的原文，凯德伯里“表示遗憾”，说他没有随身带来协定的副本。最后，英国政府被迫让步，向殖民地派来了以诺埃耳为首的皇家委员会。该委员会得到了协定的副本，但只公布了一部分。委员会仔细地研究了所有材料以后，建议废除收购协定和建立有非洲人农民参加的销售合作社。
但是，没有来得及实现这项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于是政府提出一项建议：由政府担保可可的收成，政府有权规定价格和销售农民的产品，任何损失都由政府负责补偿，农民期分享一切收益。农民对这项建议表示满意，尽管他们也抗议政府为保证自己不受损失而把每吨产品的价格定得太低。
非洲的殖民当局实际上听从着英国投资者的意志。投资者预先决定殖民地总督的人选，只有总督有权以英国殖民部的名义颁布法令。立法会议向总督“咨议”、大资本家在其中派有自己的直接代表。不久以前，原住居民的代表开始选进立法会议，但实权仍然操在总督手里。
因此，殖民当局对西非工业的领导，不外是伦敦投资者实行的领导。殖民地的经济都服从于外国商人的自私利益。比如在黄金海岸殖民地，不对进口货征收关税（据说，这是为了便利当地资本的活动），而对可可却每吨征收三点七五美元的出口税。在战争期间，税额增加四点五八美元，于是每出口一吨可可就要纳税八点三三美元。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生产者经常每吨只得三十七美元，而从1939年到1943年，平均每吨的收入不超过五十二美元。但是，英国的出口商却不纳进口税。最后，非洲进口货的价格，在战时由于缺货而猛涨。比如，战前每米价值二点五美元的印花绸，价格涨到十八美元；卡叽布的价格，每米从零点六美元涨到三点二美元；薄铁皮的价格，每张从一美元涨到二十美元。“由于这种情况，许多农民现在达到了贫困的极限，在经济上处于瘫痪的状态。”（阿什耶—尼科伊语）
但是，在工党上台并负责管理殖民部事务的时候，非洲的农民开始期待根本的改善。不错，他们的设想过于乐观了，但是考虑到英国政府战时管理可可销售的结果，他们希望改革也是有一定根据的。战争时期英国政府没有受到预想的损失，反而在五年之间得到了纯益二千五百万美元。如果英国政府及时在殖民地建筑一些仓库，而不强迫农民急急忙忙地不顾价格和市场行情向欧洲廉价出售可可；如果英国政府奖励发展可可的最简单的初步加工，从而使运输量减少和增加居民的就业人数——也就是说，如果它执行这种政策的话，就可以防止许多可可毁坏，不必烧掉十五万吨可可，而纯益也显然会增加一倍。
工党执政以后，引起了生产可可的非洲人的不满，它提议由设在伦敦的机关管理西非的全部可可生产，这个机关代表可可和其他商品的加工制造厂商，但不代表生产可可的农民本身！此外，政府还不履行诺言，把可可销售合作社的收益退给农民，却建议利用这些钱来为非洲人“服务”，特别是用来聘请高薪的英国“专家”，以防治可可树的病害。农民声明坚决反对，并提出了以下要求：
一、战争已经结束，所以必须实现诺埃耳委员会的建裁，而英国政府则应当履行它向非洲人农民所许的诺言。
二、把农民生产的可可每吨价格定为一百六十美元，在1945—1946年收购季节也要维持这个价格。
三、把在1939年实行可可统销后得到的约计二千五百万美元的收入交给现有的农民团体，作为在英属西非建立农业信用银行的资本。
四、停止西非生产管理局的活动，建立新的统一销售系统，组织农民在自己团体的监督下进行有效的合作。
五、取消只向指定的收购者出售可可的分摊限额；农民有权把全部收获物卖给他自己正式承认的代理机构。
六、取消商品的进出口限制，准许西非农民通过自己的代理机构同联合王国或其他国家进行贸易。
七、建立可可国际理事会，以保证公平合理地解决同可可这种对全世界都有重要意义的商品的生产问题。
八、按照联合王国的法律实施在英属西非颁布的有关合作社问题的法令。
最后，农民们宣布：
“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的农民代表团认为，英国政府里有足够的意志善良的男人和女人，他们可以从经济正义的立场来看待这些迫切问题，从而防止经济震荡。可惜，这种震荡的悲惨后果不仅影响着西非和大不列颠的无辜人们的和平生活，而且也影响着全世界无辜人们的和平生活。”
我认为，我把这一切看作是英明的国务活动家发表的和人们应当绝对听取的声明，并不算错。我觉得，这一声明为全世界的各殖民地人民指出了解放的道路，为我们这个星球的大多数居民揭示出我们在两次毁灭性战争中为之奋斗的、但暂时还没有揭晓的民主世纪的开端。
对于西非可可生产者的掠夺，只是帝国主义带给各国人民的后果的实例之一。现在，我们把话题从非洲转到美国，并扪心自问：“美国的作用是什么？它有什么责任？它对非洲和居住在美国的非洲血统的人民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机会？”美国人民是勤劳的，他们的国家辽阔，非常有组织和富庶。我们种植各种粮食和技术作物；我们采矿冶金，并制造出各种产品；我们交换商品，运输和买卖商品。因此，不仅要善于筹划，而且必须从事繁重的矿工劳动，把矿石搬到地面上来，进行清选；这需要父母、朋友、专家和雇工的劳务和帮助。我们劳动的果实，是各种商品和房屋、建筑物和道路、照明设备和取暖设备、武器和机器从铁路和汽车一直到飞机的各种运输工具。
在这里，我们当然要谈一谈根本问题：这一切工作都是为谁而做的呢？怎么样向消费者分配商品和福利呢？我们知道，在美国，人们并不了解一切祥情，正如其他地区的人一样。财富和福利的分配，是一个保持得相当严的秘密。我们只知道个别的一般主张，而这些主张往往使人陷入混乱。我们知道，最卑贱和最费力的劳动，是最不受尊敬的劳动；尽管这种劳动十分必要，可是报酬极低。我们知道，人的发财致富并不是依靠他的能力，也不是由于他对社会的贡献。当然，天才在一定程度是被人承认的，但是，只有对天才的某几种表现来说，这才是对的，所以也就不能不引起悲观失望。在二十世纪的美国，一个类似欧洲十八和十九世纪喊过的口号的要求正在成熟，那就是：应当更公道和更加符合道德原则地分配财富。
有人硬说商品和福利的分配决定于某种“自然”规律，企图以此箭证不要为达到上述要求而斗争。但是在今天，我们的知识已经扩大，我们大家，特别是美国的居民，都知道今天实行着大规模的计划生产，而且，这种计划是由一些个人规定的；它所根据的是个人的独断意志，而不是民主的原则。各种工业大王和垄断组织，有可能计划工业活动和分配工业产品，比如象“通用汽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和“英国尤尼莱佛公司”这样的康采恩，它们建立了组织得非常良好的生产，拥有机器、材料和发明专利，依靠它们的卓越的、令人惊奇的组织获得了巨额的收益。进口和出口都取决于工业巨头。原料资源的垄断和土地私有获得了确实惊人的意义。随着人口的增加而与时俱增的房租地租，城市和滨海地区的命运，营业地点和娱乐场所的选定，都取决于和受控于个别人或集团的意志。我们知道，控制信贷，善于预见材料和机器的需求，向能够最有利地运用资本的人提供资本——这种计划和预见的天才，自然都是神秘莫测的。我们知道，凡是在私人的主动精神还无力独立创业的地方，国家就来帮助，所以政府参加管理工业的情形多了起来，而且今后还要增多。
这种计划的结果如何呢？为什么其结果不能不使美国人失望呢？我们仍然有人贫困，固然贫困的程度不像世界其他许多地方那样严重，可是大多数美国人至今还没有足够的收入来维持有利于健康的像样子的生活方式。这就不仅要产生嫉妒心，而且要引起诈骗和抢劫。结果，必须勤勉劳动的信心完全丧失，而越来越多地把希望寄托于侥幸。正因为如此，赛马赌博才成了今日的巨大营业之一。所有这一切，经常迫使人们推迟结婚，从而限制了生育子女。
贫困造成无知——不仅造成世界上越来越普遍的文盲现象，而且使人们没有经验，忘话了历史教训，养成指望利己主义的偏见和碰运气的习惯。贫困引起疾病；它可能使人把大量资金用于战争，而不用这笔掉掉有余的技去完全根除结核病、减少癌症的发病率和发展儿童的身体。贫困、无知和疾病，由于不良的道德教育而加深，它们是大多数犯罪的根源。教会喜欢宣讲教义，而不说明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措簇的。青年人过于崇拜狡猾机灵，看到苦难大笑。
同这一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奢华无度，挥金如土，力图显示自己的钻石和袒裘，希望拥有大量的地产和众多的仆人，而对周围的疾病、饥饿和愚蠢的王国无动于衷。已经变成我们的习惯的奢华和挥霍，都是以夺自苦难民族的财富和劳动为基础的。我们为了取得投资的利润，甚至不惜牺牲社会的福社。比如，美国的一些巨大公司，为了提高利i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策划并实行了使人类付出鲜血和备受苦难的勾当；美国向英国、荷兰和法国的殖民地投资；在这些贫困的殖民地里，人们利用等于白掇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来获取利润。当我们深思美国究竟是什么的时候，我们的眼前立刻出现一个万事如意的富翁的形象，这个形象此科学家、慈善家或收入不多而有一般爱好的无私的人的形象更能代表这个国家。
这种情况加固着我们所受的精神奴役的枷敛。我们要求自由，但是成千上万的人注定要作他们所惜恨的工作；只有考虑人的能力和爱好进行更为有效的分配，并比较仔扣和周密地做出以这种分配为基础的计划，工作才能是更容易被人接受的。我们限制自己的思想，害怕推理输断，唯恐震惊那些在目前条件下控制着世界、享有权势和生活安逸的人。人们歪曲消息，报机为持有它并用它赚续与进行宣传的人所操纵。我们的“自由报刊”是一连串互相紧密勾结的小王国，它们利用虚伪的标题和巧妙挑选的消息来左右舆论。
美国的职业教育制度，以及为劳动群众所提供的机会，被誉为最伟大的历史成就。谁都知道，在美国有机会从贫困和无名中爬上去的人，要比欧洲多得多。但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我们也完全没有接近我们可能达到的地步，而在最近时期，还在许多方面朝着种族和阶级歧视以及为富人创造特权的方向退化。
在美国，只有一条高升和前进的道路敞开着，那就是企业家认为可以保证得到收益的道路。只在少数场合下，即文学或艺术方面的天才同“钻营力”结合，也就是同自我吹嘘当中那种不能不使常人吃惊的厚颜无耻和经鲁行为结合的时候，才能通过其他道路偶而成名。
一个青年由于侥幸或某个善人的支持而“高升”的时候，他就有可能掌握一种专业。如果他是学法律的，那么，只要他愿意充当工具，替大公司设法逃避必须遵守的旨在限制垄断组织并迫使它们比较均匀地分配财富的法律，就可以得到高额的薪体。许多这样的法律学家成了立法者，他们制定出一些可以逃避的法律。其他的一些法律学家当上了法官，从而高居法律之上，受到人们的最大尊敬。他们一般保护富人和垄断组织，而惩治穷人“以警效尤”。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伟大功精，在于他开始刷新顽强反对实行经济民主的最高法院。或许，我们这一代人就会看到最高法院怎样表现勇气和尊重礼节，而把一切违宪的、同文明的理想抵触的、准薛在我国的南方语州和其他一切地区实行有色人种隔离的法律，统就丢进历史的垃圾堆。另一方面，我们的一些工人联合会，又那样垄断专业技术的教育事业，限制徒工的招收，规定接受新会具的秘密仪式，以致“工业的”职业训练，在许多方面变成了滑稽可笑的事情。
科学越来越不再是独立的大学的一部分，而变成追求私人利润的组织的财产，并以这种目的为指南。在学校和学校以外受到的教育，制造着一种超济文盲，使美国的人民群众不想去过问和了解工作是怎样完成的。剧院、电影和其他形式的艺术也来帮忙，它们宣传人的目的在于追求私利而不是碟求社会繁荣的思想。
这一切使世界充满了恐怖，那是不足为奇的！我们担心失业，害怕丢掉饭碗。我们怀疑他人、其他种族和民族，但这不是因为我们太穷和太苦，而是因为在美国这里，我们尝到了舒适和幸福的滋味。或许，这一切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思维方式和行动的某些反常现象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我们美国人，甚至在有一切理由应当兼逊和鹉的时候，也好吹牛和摆架子。我们醉生梦死，到夜总会去找幸福和消忧。我们把宗教同惜恨结合起来，一方面宣称：“神爱世人”，另一方面以自己能够惜恨敌人夸口；一方面对他人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另一方面自己却在制造炸弹。我们希望和平，可是又在发动战争。我们追求真理，可是又在妨碍人们建立真理。我们生产着自己的财富，可是又在偷盗他人的财富。
我们美国人，把“这有什么呢？！这样一句确实丰富了英语的话带进了英语。这句话表达着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感。比如说，英国的一位最著名的国务活动家来到美国，向我们说，他的活动目的是在全世界建立民主制度，并给予一切地区以独立。接着，他还没有歇一口气，就承认说：根据他的看法，十分之九的英国臣民永远也得不到自由和民主。这有什么呢？里一位由二百万白人选出的总理[19]，在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上发言，号召人们承认“人道”原则，可是言犹未已，他就叫人们相信：凡是认为南非的八百万原住居民也同白人一样的人，“都发疯了，完至疯了”。指责俄国没有民主的我国国务卿，自己是南卡罗来扔的代表，可是那里的大多数居民从来也没有参加选举的可能。这有什么呢？！
显而易见，这种矛盾和反常现象，在我们同仆人的关系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和全面。我们知道，母亲和子女、朋友和亲戚间的相互私人服务，本是人类灵魂美的最高表现形式。但是，只是为了金续而提供的这类私人服务，则被认为是最低萨的工作形式，报酬比其他一切工作都低，而且伴随着屈辱人的特殊形式。
怎样才能根除这一切呢？利用法律是办不到的，这是人的灵魂的事情。我们知道需要怎么办，这就是工业首先不应当以取得私人收益为目的，而应当为社会繁荣服务。应当永远结束，些人每天吃山珍海味而另一些人吃糠咽菜的时代，我们必须促进这个时代来临。必须提高生产和收入，使被科学家在服的伟大自然力量为人类服务。比如，我们一定要使垄断组织剥夺人民群众享用电力好处的权利的企图失败，不准它们阻揍密苏里河流域和圣劳伦斯河流域的水电站建设。正是这些垄断经霖，在建设田纳西河流域的时候曾经遭受过失败，而至今它们又在反对博耳德水场的建设。我们知道，汽车的价线不要增加很多，其寿命就可以是十年，而不是现在的两年，如果我们所关心的是改进这个交通工具，而不是发财的话。我们的学校应当传授真理，尽管有些人害怕真理。像无接电这样的发明，应当用于报道真实消息，而不应当用于易人的商业宣传；电影不仅应当供人娱乐，而且应当教导人们学习。我们的报刊应当是自由的，不被商业所垄断，不连篇累牍地散布惜恨。对居民的医疗服务工作，必须交由国家管理。这样，我们就不仅能够仿效英国的伟大榜样，而且可以大大超过它，我们有一、切理由这样作。说西肠只有根据周密的、合理的和完全民主的计划，才能达到保证社会繁荣的增产。全世界的工人，不仅要在决定劳动条件时有发言权，而且要在解决应当生产什么商品和用什么方法生产的问题时有这种权利。不能准许在民主世界里由君主和寡头管理工业。其次，产品生产的提高，应当伴随着比较均匀和公正地向工人和全体公民分配产品。财富和劳务的分配，应当按照计划进行，并考虑个人的才能粕贡献，特别是公共福社的利益。文明的首要责任，应当是使人类摆脱无知和疾病。“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个原创，只有在全面而合理的民主制度得胜的时候才能实现。这个原则不能由个人的希望和意图来决定，或者不能由垄断的权力机关任意规定；它应当是合理的经啦的结果，是根据现行的法律形成的舆希的反映。民主不是特权，而是平等的机会。只要有一部分人或一部分世界被排除于民主政体之外，没有机会表述自己的意顺和要求，世界就要受战争和破坏的威胁。既然我们的人民不愿意一半受奴役一半自由，那么，他们在其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的世界，也不愿意一半受奴役一半自由。我们的人民应当承认世界民主是不可分割的原则。通过什么道路才能够达到这一目标呢？只有解放黑肤色的安德洛墨达，从而解放我们本身才能够达到。我们应当勇敢地反对种族歧视，因为它有辱人类的尊严，否认有能力的人有权工作，帮助殖民主义者使殖民地继续处于受奴役的状态。我们在有理性的人自由表示意志的基础上建成民主制度以后，就会唤醒沉睡着的人类才能和理想。资本主义的缺陷是掩盖一切的保密的外罩；人们使用各种精心研究出来的跪卦，来隐瞒旨在满足人类愿望的一切努力的性质、方法和成果。当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工作，理解工作的意义，看到工作的成果，并能在利伯维尔场上把自己的劳动出售给需要它和利用它的人的时候，就会为加强道德、社会正义和公共福利创造出良好的条件。但是，如果工作的性质、方法和结果被法律的障壁包住，使人不知道作什么，不知道他的工作结果如何，不知道谁可享用他的工作成果，不知道他的收入是由哪些来源、在什么时候和怎样构成的，不知道他的劳动是带来了害处还是益处，那么，在这种条件下，人的道德堕落的可能是没有止境的，并且会有杀人和偷盗的事悄发生，而犯罪的人是找不出来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不是大量生产，而是掩盖大量生产的保密外罩。因此非洲受到奴役；这是一种病毒，它进入了现代文化的血管，使现代文化产生了致命之症。如果把有关工业生产的一切事实都公开出来，那么，“劳动者得食，不劳动不得食”这一准则，就将发生作用。个别人例外是允许的，但必须经过同事们自由地、理智地尉论，认为他的生活费用由社会负担，对社会本身有利。这样，也只有这样，才是民主。当我们的住室没有新鲜空气，缺少阳光，而纽约和其他成千上万城市的数百万英亩住宅区烟简密布、黑烟弥漫、商道无法居住的时候，我们这些自称为理性动物的人究竟是什么人呢？今天一想到原子能就使人心里紧张的那种恐怖，是由于今天对原子能利用的保密所引起的，结果原子能的超人力的力量，明天可能落到最残忍的那部分人手里。铁幕不是俄国发明的，它已使欧洲和非洲分开了五百多年。当生产者同消费者在时间和空间上被隔开，以致彼此完全不通消息和互不理解的时候，认为工业过程是“个人经营”或“私人创业”的结果，那是愚蠢的。这是一个社会过程，而如果它不受社会控制，就会造成无政府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就出现毫无煮任心的贪婪所造成的最可怕罪行。非洲的奴隶贩卖就是这样，而由此达到全盛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是这样。人们制造布匹，出售砂糖，而在不干这些事情的余暇，就去偷盗，杀人，掠夺他人；使Z‘了他人在徽死的威胁下替他们干活，制造糖酒和假杜松子酒，像赶牛篇似地驱使白人工人在不合卫生条件的工厂里作工；使他人受到饥散的威胁，然后廉价购买他们的劳动果实；按垄断价格向购买者出售砂糖，使购买者要么支付高价，要么不买。使人惊异得无法相信的发明活动，本来以满足人侧的需要为目的，然而这一活动过程在进行当中却变成了一系列残忍的罪行。有一些人，而且是聪明人，认为只要建立在商业、工业和利润这三个台柱上的世界保持目前的组织，就达不到民主，因而主张为此必须建立以公共福利思想为行动指南的人们的铁面无私的专政。公共福利的思想，就是共产主义理论的基础。许多人不喜欢这个思想，有些人是出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而害怕它和恰恶它的。但是对于这些人，可以给他们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回答：萧你们不用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方法，而用其他方法去达到正道的人所必须追求的目的吧。这样，你们对于共产主义的恐怖心理就谈消失了。另一方面，既然只有通过卡尔·属克思发现的方法才能清除肤色隔门，消灭种族歧视，建立绝对民主的世界，那么这种方法一定会得胜，而不以我们的意见和行动为转移。
我们美国人，应当为我们感到害羞的事情而自豪，为我们引为自豪的事情而害羞。值得美国自豪的是：居住在这里的民族拥有日益加强的民主，由地球上极不相同的种族和人民构成；这个罪犯、乞丐和奴隶之国变成了希望之国。我们应当害羞的是：我们违反这个不容置辩的历史事实，极欲加深阶级矛盾和种族矛盾，拒不实行我们所宣传的民主原别，因为我们有些人十分愚蠢，软弱无力，而且具有明显的犯罪性嗜好，不愿意实现这些民主原则。
美国应该理解，仍像古时候一样，现在还可以从亚洲和非洲得到援助。比如，亚洲已给世界一个甘地。甘地并不高傲自大，也不穿赛维尔劳[20]出售的服装。他宣布不使用暴力，所以普通美国人都认为他是傻子。但是，甘地决不是傻子。过去，非洲形成了土地集群所有制，形成了家庭的和睦团结，优美的艺术同实用的工艺达到了惊人的结合。我们曾帮助世界掠夺这个大陆、奴役它的人民、怀疑他们的才能和歪曲他们的历史。三百年来，我们一直企图在人类的眼目中贬低非洲。现在，我们对非洲和自己所负的义务，就是解放安德洛墨达，使这位自由而美丽的女神闪烁在夜空的众星之间。
如果我们不愿意这样，们要死守着种族偏见不放，那么，我们的文明的前途将会怎样呢？即使条件极为有利，要想使人类社会的社会力量以及文明本身保持不变，那也是大可怀疑和不大可能的。世界上从前的大多数文明，除了埃及文明以外，存在都不到三百年。即使是埃及，也是一个形式上的例外，因为几个世纪之间，埃及一直没有名副其实的敌人，也只是由于这一点才免于崩溃。但是，即使在这种条件下，随着时间的进展，埃及的文化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致在埃及的原址实际上产生了一个具有新文化的几乎全新的国家。这个论点，也完全适用于印度和中国，它们的文化的完整性与其说实质上保存下来，不如说名义上保存下来。文化的基础越广，文化的自由观念的基础越广，它的优秀因素得以保存下来的机会也就越多。世界民主的主要希望就在这里。任何一种文化，只要它的主要努力目标在于镇压代表着另一种文化并对人类的发展作出过显著贡献的其他民族，就不可能存在下去。战争制造着压迫和死亡，它不能是悠久的文化的工具。和平和容忍，是走向永远进步的唯一坦途。只有出现有亚洲和非洲作为自由而权利平等的成员参加的世界，欧洲才能安然无恙。
“我相信，非洲文明负有复兴世界文明的道德原则的特殊使命。不把道德原则复兴，文明本身就注定要灭亡。非洲人将依靠他们的独立精神、洞察能力和天赋善良，负责以人道的思想充实西方世界的技术的和唯物的观念。”
[21]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千上万的非洲人在欧洲、腼甸、印度和非洲作战；他们有不少人在蒙哥马利的第八军里参加过北非的决战；美国的一名黑人医生发明了血浆保藏法，这就拯救了数万人的生命；黑人冒着敌人的炮火，建筑了数千英里战略公路；欧洲战场使用的弹药，有四分之三是黑人制造的，而且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由黑人亲手投到敌人头上的；黑人的战斗部队、航空大队和卫生队，参加了诺曼底和意大利的登陆作战。在美国，有八名黑人科学家参加了利用原子能的研究工作。
黑肤色的安德洛墨达的众星，闪烁在笼罩着纷乱的世界的天空。以前，人们粗暴而残酷地凌辱她，叫她永远受折磨，用链子把她锁起来；但是，黑非洲现在反对这一切，燃起了明亮的火焰，并在她的丈夫——亚洲的无限支援下，必然获得自由，并将用甘露滋润人类的土地。但是，欧洲从来不愿意叫这块痛苦已极的土地这样，同时也不可能使她这样。
[1] 涅瑞伊得斯，是涅柔斯和多里斯的女儿们，海洋女仙；波塞冬，是宙斯的兄弟，海神；珀耳修斯，是宙斯和达厄那的儿子，大英雄；戈耳工，是福耳库斯和刻托的三个女儿，均系妖怪。在天空的星座中，安德洛墨达是仙女座，卡西俄珀亚是仙后座，珀耳修斯是英仙座，均在北天。——译者.
[2] 威特瓦特斯兰德是南非联邦（自1961年3月15日改称南非共和国。——译者）的最大产金地区。——俄译者
[3] 1960年6月30日独立，改称刚果共和国。——俄译本编者
[4] 1957年3月6日黄金海岸殖民地取得独立，在这里成立了一个新国家——加纳。——俄译本编者
[5] 美国的一加仑等于3.58升。——俄译者
[6] 罗得斯（Cecil Rhodes，1853—1902年），英国的殖民冒险家，曾积极领导垄断组织在南非开采黄金和钻石。——译者
[7] 尼日利亚国家机关和市政机关职工第一大总罢工，发生在1945年6一8月间，共持续四十五天。——俄译者
[8] 厄立特里亚，根据联邦原则自1952年起作为一个自治单位加入了埃塞俄比亚。
利比亚，自1951年起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王国）。
前英属索马里和意属索马里于1960年7月成立了独立的索马里共和国。——俄译本译者
[9] 指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于1941年8月发表的关于“两国国家政策中的若干共同原则”的宣言。当时，美英统治集团迫于世界典编的压力不得不虚伪地提出一些诺言来欺骗人民，如说两国“不求领土或其他方面之扩张”，“不愿目睹与有关人民自由表达的愿望不相符合之领土变更”，等等。——译者
[10] 这个数字恐怕有误，按刚果的面积为2，345，809平方公里，比利时的面积为30，506平方公里，前者比后者大七十多倍。——译者
[11] 本书的作者是黄金海岸殖民地的著名黑人法学家舰斯里·海福德。
[12] 引自1920年在拉各斯发表的备忘录的正式文本第1—3页。
[13] 加维（Marcus Garvey，1887—），美国黑人领袖，生于牙买加。——译者
[14] 韦伯（Beatrice Potter Webb，1858—1943年），英国社会学家，悉尼·韦伯（Sidney Webb）之妻。伍尔夫（Leonard Sidney Woolf 1880—），英国作家。吉利斯·诺曼·利斯（Gillies Norman Lees的生苹不祥。——译者
[15] 1921年9月7日。
[16] 拉斯基（Harold Laaki，1893一1950年），英国工党的领袖之一，曾鼓吹反动的“民主社会主义”，著有许多政治学著作。奥利维尔（Olivier of Ramsden，1859—1943年），英国殖民主义政治家。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年），英国小说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1866—1937年）.英国工党政治家，曾任首相。——译者
[17] 梅加拉叶斯的代表在大会上的讲话。
[18] 凯德伯里（George Cadbury，1839—1922年），英国的大资本家，从事可可的加工和贩卖，为英国政府出谋献策。——译者
[19] 指史未资。——译者
[20] 赛维尔劳是伦敦的一条街名，街道两旁净是出售外衣的高级服装店。——俄译者
[21] Armattoe：前引书第18和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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