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回到非洲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爱·伯·杜波依斯 -> 《黑色火焰》第三部：有色人种的世界（1961）

第十八章回到非洲去

　　阿德尔伯写好给祖父的信后，打电话给他朋友达鲍西，接受下了自己刚谢绝的那个邀请——去参加非洲民主联盟的一次会议。他打定主意想瞧瞧这些人在筹划些什么，什么使他们这么热心，这么肯定。在非洲推行俄国的共产主义，这种想法过于异想天开啦——但是他们到底在筹划什么呢？它是不是什么可以唤起他兴趣的事？大概不是，他在非洲并不觉得有什么深厚的根基。一般说来，他并不特别喜欢黑人，对佐治亚州的一个黑人住户跟对一个白种的英国工人一样感到陌生。他觉得两者似乎全是异族。
　　会议在“左岸”的一家饭店里举行。这儿的文化水平显然比美国黑人的那种会议上高。会员差不多全受过大学教育，属于许多种族。有苏丹人和西非洲人，有些人脸上还带着他们部落的标记；有非洲和西印度群岛来的黑白混血儿；还有亚洲人。阿德尔伯很吃惊地认出了他新近遇见过的那个娇弱的亚洲姑娘。她要是也认出了他，那可没有露出什么形迹来。他朝她望的时候十分小心，尽量不引起注意。
　　“告诉我，”他对和他同桌的那个人说（人家介绍的时候说过，这个人是廷巴克图人），“你们非洲人指望不打仗就摆脱掉欧洲人的统治吗？”
　　“或许不是这样，不过这也可能。”
　　“万一打仗，你们也打算征服白人，统治白人，象白人征服你们，统治你们一样吗？”
　　“哦，不，你瞧，战争作为一个进步的工具，那是不可想象的。作为万不得已时的一种防御措施，那我们可能偶尔不得不采用一下。我们深信，凭着计划和知识，凭着民主管理，我们可以为我们人民自身的福利、进步和享乐把他们组织起来，不让他们为欧洲的享乐和进步给组织起来服务。”
　　“仁慈的法西斯主义会这么做，但是——”
　　“法西斯主义决不能老是仁慈。它最后准得向自己的贪婪和痴狂屈服。只有民主管理才保证有永久的仁慈——一个民族必须为它自己谋求福利。”
　　“但是民主政治不是暴民统治吗？这些暴民按最广的意义来说，会不会有天变得非常聪明，能仁慈地统治呢？”
　　他听见身后的那张桌子上有人说话。它是一个柔和而坚决的声音，是一个女人在说话，声音颤抖，洋溢着力量和信心。他回过头，很惊讶地瞧见正是那个年轻的越南女人在说：
　　“民主政治就是暴民统治，而且永远得是暴民统治，虽然这些暴民须要用语言和命令来加以领导和教育。没有其他的方法。你们西方用一些小让步和大理想来贿赂暴民。东方非得向他们恳请、劝说，使他们接受拯救自己所不可少的自我牺牲和遵守纪律的精神。”
　　阿德尔伯瞪眼望着她．她的两眼一眨也不眨。达鲍西插嘴道：“让我来说明一下。欧洲凭着圈起公地和贿赂封建领主，把农民和土地给分开；凭着垄断工具，使人民成了雇主的奴隶。我们非洲人还保持着我们部落对土地的所有权。从那儿着手，我们能不能播种自己的粮食，为自己的需要贮藏自己的必需品，用一种目的在于生活、不单在于权力的教育来教育我们的群众呢？一旦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全走上了这条道路，谁还能阻挡他们呢？”
　　另外一个人插嘴道：“再说，白种人已经那么嫉妒他们自己人，所以他们正在自杀。等他们发觉他们贪求的东西，那就是亚洲和非洲的奴隶劳工和贵重原料，设法再给弄到手后，战争就会仅仅因为缺乏原因而停止了。”
　　阿德尔伯不相信地笑了。“首先，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这一套，想想容易，做起来可难啦。黑种人、褐色人和黄种人终究不是天使！我们得估计到自己人民的背叛……”
　　他感觉到自己的话所造成的那片沉静。气氛改变了。虽然谈话的调子变得比较轻快了些，酒也不断地传来传去，可是阿德尔伯却知道，自己无意中触到了一个很深的创伤。他站起身，随便走动走动，后来走到了那个越南女人的身旁。他的自尊心起先使他不想说话。可是他们俩恰巧同时回身。她没有露出一点儿娇娆的神气，说道：
　　“前一晚，我把你当错了人啦。你们身个儿很象；他早先常住在那一带。”
　　他笑了笑。“我很高兴我不是他，”他说。
　　“我也很高兴，”她冷冷地回答，没露出一丝笑容，也没有再多说。等他们坐下后，她才回到她的话题上来。她深信西方的劳工为了舒适和机械的享受，出卖了自己的政治权利，然后又去当兵来征服和奴役有色人种群众，好取得更多的权力。阿德尔伯坚持说，有色人在类似的情况下也会向同样的诱惑屈服。
　　她没有作声，纤细的胳膊由于精神恳切而显得十分紧张，一下搁到了膝上，大袖口朝后翻起。这时，他才第一次注意到。他听说过这种疤痕，甚至还在毛鬖鬖的粗胳膊上看见过。但是现在，在一个可以说是孩子的手腕上，竟然有着集中营刺下的号码——71,942。他睁大了两眼低头望着，然后轻轻地握住了她的手。他眼睛里开始闪现出泪水——心里感到十分痛苦；一句话也说不出。她让他的手在自己手上搁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你瞧，我在法国受的教育。大战爆发后，我当然帮助游击队，后来——给人出卖啦。他们把我押到德国去。”
　　他很想知道一切，想问问她遭到的事情，但是没能开口；她也没有主动说。最后，她站起身，盯着他的眼睛，露出一种他先前从没见过的近乎微笑的神情。
　　“再会，”她带着一种永别的神气说。“相信人民，”说完，她去了。他忽然想到自己甚至连她的姓名也不知道。
　　阿德尔伯永远忘不了一星期后自己所经历的那种决定性的考验。他祖父写信来劝他说：“不要发疯。快回国来吧！”他会得到种种机会——他的父亲有钱——也许比阿德尔伯想象的还多。他有势力。“别做傻子！”信上还说了许多别的话，但是在阿德尔伯看来，一切全太清楚了——美国没有谁要他，或是少不了他。
　　少数黑人领袖正变得富裕起来——广大的贫穷黑人正越变越穷。这些领袖一心仰望的，就是象美国白人那样——阔绰、恶俗、装模作样。是的，他可以成为他们中的一个。但是接下来怎样呢？他用不着装模作样、自吹自捧——他对自己和自己的才能非常有信心。他可不在意别的美国人或是别的黑人怎样想法。不过他却需要一件有价值的事，一件做起来很有意义的事——一个很大的机会，可以不顾危险地终身从事。他开始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它。当然，他还拿不准——在这个该死的世界上，有谁能拿得准什么事呢？可是干吗不好歹试试看？把一切全扔开，上非洲去试试呢？
　　他跳起来，抓住手提皮箱，动手来收拾。他刚把洗干净的衣服堆在沙发上，正跪到最大的提箱前边时，门轻轻打开，又飞快阖上。他回过脸去——那个越南女人站在那儿，长褂给撕破了，一手握着一柄血糊糊的小刀，脸色白得和死人一样。
　　她瞪眼望着他。“是你啊，”她喘息着说，同时身子摇晃了一下。他忙朝她走去，但是她僵立在那儿，把一个手指放到嘴唇上。他听见走道里起了一阵骚动。房门上传来一阵急切的敲门声。他一句话没有说，回过身，把她推到沙发上，扔了一堆衣服在她身上；她那么娇小，这堆衣服扔上去后简直看不出下边有个人。他很快地把沾有血迹的鞋擦翻过来，粗声粗气地说道：“Entrez！^[1]”一面忙着理手提箱，几乎连头也没有抬。
　　“先生，”那个彬彬有礼的巴黎警官说。“有个女人大概刚走进了您的屋子。”
　　阿德尔伯很随意地回过脸来。警官瞧见了他的上等亚麻布衬衫和剪裁考究的裤子。
　　“先生，”他把手上的灰刷掉，点着了一支香烟，说，“一位女士今儿早上六点钟就走啦。她既没回来，也没有换个别人来。我正在指望那个该死的门房来帮我拿这些提箱。你敲门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他哩。你瞧见他没有？”
　　“没有，先生，很对不住，一个危险的杀人女犯逃跑啦，就在这所屋子里。先生，您可不可以允许我在您的房间里搜查一下，”
　　“可以可以，先生，只是别把我的东西弄乱啦。我半夜里就起来整理着了。”
　　警官在睡房、小浴室、橡木衣橱里搜查了一下，看了看床下边和门背后。他感到很迷糊，连声道歉，迅速走出去，退出门的时候，还必恭必敬地鞠了一躬。
　　那堆衣服没有动，甚至也没有颤动。当阿德尔伯把衣服拿起来的时候，那个女人浑身血迹，一动不动地躺着，和死了一样。他猛然感到一阵惊慌，飞快地把浴盆里放满了温水，抱起这个小身体，脱掉那身撕破的衣服，把她放进水去，轻轻地擦着她的身子，又按摩按摩她的太阳穴、面颊和颈子。她象一尊形体匀称的金黄色偶像那样躺在那儿，无限地秀丽。他认定她是死了，有一剎那想到自己将陷入困境，一时感到十分惊吓。接着，他觉得自己摸到了脉搏的一次微弱的跳动，连忙开了一瓶白兰地酒，倒了几滴到她嘴里。在他把她抱起来，放到自己床上时，她微微动了一下；他忙替她很暖和地覆盖好，用手轻轻地抚摸她的前额和太阳穴。随后，他又倒了几滴酒到她嘴里；过了好半晌，她终于平静地睡熟，心房也正常地跳动了。
　　他回身去收拾起她的衣服，想把它们毁掉。在他低头望着那件撕破了的、血迹斑斑的衣服时，他对当前情况的可怕突然一下全意识到了。阿德尔伯既不神经紧张，也不神经过敏，他对死亡和凶杀并不陌生。死亡——如果是突然的、横暴的——就连在芝加哥也是新闻。在朝鲜，他觉得除死亡外，什么别的也没有瞧见。战争便是凶杀；凶杀便是战争。它使世界十分肮脏。如今，它又用染污了的手触到了这个苗条可爱的女人。不知怎么，这个女人那样打动了他，这是别的女人以前从没有过的，她很美，不错，但是并不是纯洁无罪的——她故意犯了这个训诫：“你不可杀人。”^[2]
　　他慢慢站起身，把所有染了血的衣服尽可能地打成了一小包，小心谨慎地登上顶层的楼梯——停下，四面望望，屋顶上有一个警察。他回来，把那包东西藏在自己收拾好的衣服里，然后坐下来细想。他非得去找一趟达鲍西。他朝房门走去，接着又停住，踮起脚尖走到床边。那时已经过了午夜。她还睡着，呼吸很正常，不过很微弱。他着手在地板上给自己打个地铺。接下去，他又惊慌起来。倘使她半夜死掉，那可怎么好？他脱去一部分衣服，在床上挨着她躺下。
　　他打了个寒颤惊醒过来，感到她的纤瘦的身子正挨着自己。虽然她眼睛闭着，他知道她已经醒了。他望望她的脸。她的皮肤光滑、浅黄，容貌端正。她并不象他第一眼看她那么年轻，大概有二十五岁了。脸上的纹路很浅，不过坚强、固定。她已经经历过悲伤和绝望——已经受过苦难了。她身上有点儿什么异常强烈地吸引着他？这当儿，他仰起头来思索。
　　他认为自己不喜欢女人，是由于从前对母亲怀恨。从他出世后，母亲就怨他皮肤这么黑。她自己是橄榄色皮肤，很美、很爱虚荣。倘使他的皮肤是奶油色的，再加上卷曲的头发和漂亮的容貌，那么她便会经常带他出去在人家面前炫耀了。按实说，她为他觉得害臊——他“太黑”了。他老是给撇在不被人注意的地方。就连父亲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是她却知道怎样用她那种撒娇的办法去说服父亲。
　　要是母亲在他看来是可爱的，或者甚至真的很美，阿德尔伯也许会感到比较痛苦。实际上，他很淡漠地跳出了这个局面。他发觉自己在大多数事情上，可以很轻易地照着自己的意思来办；他的母亲是他最不佩服或是最不羡慕的人。他长大成人，没有受过朋友们所谓恋爱的那种创伤。他吻姑娘们，有时候还抚爱她们；但是他的内心却始终没有给触动过，而且他老有点儿漫不经心。
　　现在——他抬起头，望望这个女人。她的眼睛正坦率、清朗地盯着他的两眼。有一剎那，他静默不动地躺着。随后，他轻轻地亲了她一下。接着，他迅速起身，走进浴室，洗好澡，换好衣服，然后又回进来，拿了几件自己的内衣和一身衣服，还有他的缝纫用具给她。她低声谢过了他；他走进客厅，随手把房门在身后关上。这时，他才坐下来琢磨。不错，他非得去找一趟达鲍西，还得设法在自己回来前不让那个茶房走进房来。还有一种危险：警官也许会再跑来。这一点他非冒一冒险不可。最要紧的是，他得先去找到达鲍西，虽然他自己心里也拿不准，他为什么把这件事看得这么紧急。
　　门悄悄地打开。一个年轻男人走了进来，身上穿着不很合身、但是相当齐整的衣服，头上戴着一顶过大的法国软帽。阿德尔伯认出了这个越南女人，吃了一惊。他站起身，笑了笑。她也淡淡地回笑笑，说道：“我这会儿最好走呗，你说对吗？”
　　“不成，”他回答，“也许还有警察在监视着。我预备去叫达鲍西来。”
　　“那挺好。上一个偏僻的铺子去打电话，别多说什么。要是有谁来的话，我知道怎么办。”
　　他走到衣橱那儿，摸索了一会儿，然后拿出一柄平头的自动手枪来。她谢绝了。“我不至于用着这个，”她平静地说。她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她打算和平地自首，还是说她有别的武器？他点点头，走出去了。到茶房所住的小房间窗口那儿，他停下，有意无意地说道：
　　“在我回来前，别上我屋里去。我正在收拾行李。”
　　他急急忙忙地走到很远的雷涅斯路去，在那儿打了个电话给达鲍西，并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不过强调了一下自己的要求多么急切。他塞了些小面包在口袋里，立即走回家来。当他走进寓所的时候，他的心跳得很厉害——一个警察正在跟茶房交谈。他忙低着头看早报，直到他走到他们身旁，才若无其事地点点头，忐忑不安地走上了那三段楼梯。他进房后，一个人也没有瞧见，但是一会儿功夫，越南姑娘便从衣橱里走出来了。
　　“茶房上屋里来的时候，”她说，“我就藏在这儿。我身个儿小，你的衣服又多。这件皮大衣把我完全裹在里边啦。”
　　他坐下来，揩了揩前额，然后站起身，预备去烧咖啡。她一声不响，把这件事接过手去，不过自己只倒了一小杯，没有加糖便喝下去了。直到这时，两个人都没有提起那出悲剧；他觉得这出悲剧似乎使室中充满了毒气。他等侯她讲，但是她干脆一语不发，仿佛她没有什么可说的，甚至也没有什么该说的。这在他看来很费解。他不耐烦地站起身，走到窗口，背对着屋里。这时候她才开口说话了。她声音很低，可是既清晰又坚决。
　　“我叫陶舒。这是你不容易理解的。这一代人知道恨人家杀死一个人，可是又容许对广大人民的屠杀。这大概是二十世纪最反常的现象——一个很大的矛盾。这不止是错误。人民群众始终是无罪的。广岛的受难者并没有犯下什么罪。扔那枚炸弹的人全是凶手。我们为那些在我们称作‘光荣的’战争中任意屠杀的人树立纪念碑和颁发勋章，但是我们却判处一个人极刑，因为他勒死了诱奸他女儿的歹徒。
　　“我们越南人站起来，收回外国人盗窃去的国土。法国由英国和美国帮着，用屠杀、虐待和饥饿来跟我们战斗。我们就继续战斗下去。
　　“一九三八年世界大战前，我在巴黎读书的时候，碰见了我们伟大的领袖胡志明，他为我们的自由跟法国政府商谈的时候，我给他做秘书。就在那时，我们碰见了爱鲍埃，他刚从瓜达卢帕岛总督的任上给召回国来。我们知道他为工人、工人住宅和工资做了些什么事，于是去请他帮助和支持。他答应援助。他相信法国，可法国并不相信他。他拒绝做孟德尔的工具，作为惩罚，便给派到非洲去。但是他倒很高兴。他在那儿已经工作了五年，答应给我们帮助，还向我们保证法国的诚意。如今他比较明白了。
　　“大战的时候，我想法帮助那些抵抗德国、肯定会同情越南的法国人。我这是对的。但是犯罪行为和罪犯出现在我们的行列里。间谍和叛徒出来把我们出卖给了屠杀我们、诽谤我们的人。对他们的罪行有一丝怀疑码？他们不该死吗？如果越南要存在下去，不该把他们杀了吗？
　　“有一个人——我很知道他，他的身材在我们国家里算很高的了，人很漂亮，受过教育，很有才能。我跟他在自己国内同学，到巴黎读书又遇见啦。我们发生了恋爱，预备结婚。可是他支持贝当，我支持抵抗运动。有一阵子，范胡假装还站在我们这边，侦查维希政府。这样，他把我出卖给了纳粹党。”
　　阿德尔伯伸手想去握住她那刺了字的手，但是她轻轻缩了回去。“不是，”她说。“我杀他可不是因为这个。我决不单为我自己去暗杀他。可是当我听说他正筹划利用一个在蒙特卡罗赌博的腐化堕落的傀儡王子，来恢复法国对我的祖国的控制，而且他就是这个阴谋的主谋者时，我知道范胡非死不可啦。这并不是因为我私下恨他，瞧不起他；这是因为他是我们国家的一伙叛徒的头子。
　　“我放弃了学业，放弃了国家给我的奖学金，放弃了我的医师职业，成了上帝和祖国的手，来除掉一个比凶手还恶劣的人。我暗地里找他找了一年；这就是我第一次怎样碰见了你，把你错当成了他。昨儿晚上，我找到了他，把他杀啦。我的工作完成了。现在我遭到什么，全没有关系啦。朋友，我非常不乐意使你也牵连在一件你不想分担或是无意分担的罪行里。我这会儿打算就向法国警察去自首。昨儿晚上，我本会这么做的，不过那样也许会连累到你。”
　　她正站起身的时候，门上传来了一下敲门声。他们停住，彼此望望。接着，他还没来得及阻拦，她已经飞快地把门打开。达鲍西站在那儿。两人呆住了。
　　“我可以进来吗，”他笑嘻嘻地问。他们这才清醒过来，忙握住他的手。他鞠了一躬，亲亲这位小姐的手，小声说道，“愿上帝降福给你，陶舒；你干得好！”
　　他细听着发生的事情，听完后说道，“现在，你快逃吧！”
　　她绝望地摇摇头，但是她还没有说出一句话，倒又传来一阵敲门声。阿德尔伯几乎把她身子举起来，抱进了睡房。达鲍西镇定地把门打开。一个送电报的小伙子拿着给阿德尔伯的一份蓝纸电报，站在那儿。达鲍西付了递送费，然后放声大笑起来。
　　“小伙子，”他说，“你这身制服是在哪儿买的？”
　　这个小伙子微微吃了一惊，怀疑地回答。可是达鲍西却又顺口讲了下去。
　　“我们想眼一位朋友开个玩笑——由他自己的情人改扮成送信的，亲手送封电报去给他。你把你这身衣服借我们一小时，怎么样？它值——嗳，这有什么关系——这儿是一千法郞。”
　　小伙子踌躇不决。另一张一千法郞的钞票又递过去；小伙子连忙脱下他的衣服。一分钟左右，陶舒打扮得就象个送电报的小伙子，跟随着达鲍西走到他的汽车那儿去；这个脱下制服的信差在阿德尔伯的房间里逗留到黄昏，然后穿上阿德尔伯的一身旧衣服，在茶房的敏锐的察看下离开——不过口袋里却有三千法郎。
　　阿德尔伯一心尽想到陶舒，等送电报的走后，才突然想起了那份电报。原来是他父亲打来的一份海底电报，说，“祖父病重，想看你，盼速归。”它还附来一张一千元的汇票。
　　阿德尔伯很喜欢他的祖父。他总觉得祖父是一位慈祥的老人，也旗有点儿过分急于适应时势，为人虽然精明，却很正直。他父亲往往认为祖父很象汤姆大叔，可是父亲对祖父也十分尊敬。现在，到了回美国去参加老人的丧礼时，阿德尔伯却一点儿也不想去做这样一件事。这是无益的崇拜祖先；他可不喜欢这一套。再说，他觉得有必要再去找一趟陶舒；在这么做以前，他决不重新整顿自己的生活——象他原先决心要做的那样。
　　一星期后，他才收到达鲍西从马赛写来的一封信，邀他火速去参加对非洲的前途很感兴趣的人举行的一次会议。阿德尔伯立刻收拾起东西，搭火车上南部去。他慢腾腾地顺着罗讷河往下游驶行。在第戎，因为人多，他没能走近餐室，所以当他在亚威农和马赛之间的餐车上最后吃到一顿时，他已经饿极了。然而他发现这是一次很有收获的旅行；火车匆匆驶过葡萄园和古老的教堂，在他的心里留下了对僭称教皇的人们、古罗马人的遗迹以及对腓特烈·巴巴罗萨的回忆。
　　他攀登了普罗温斯的一个城堡，它建筑在一座刀锋般的峻岭上，面临着小岛星罗棋布的碧蓝的海洋。他穿过狭窄、的折、洁净的街道，街上满是工人、儿童、走失的小猫和小狗。他经过有着狭长裂缝的高大围墙，上面有些四方形的大塔楼，围墙里面是一片片的庭园；一千年前，放荡的王子和他们的情人准在那儿嘲笑过世界——这些往日的欢笑如今到哪儿去了？
　　城堡内广大的庭园里以前栽着花卉、铺着草皮，如今却长满了黑森森的丝柏和菩提树。外边的敌人不再是北方的野蛮人，而是城墙外平衍的田野上一些愁眉不展的农业工人，一肚子嫉妒和怨恨的农民。他们今天就象野蛮人的子孙在好几世纪里那样蹙起眉头，望着不劳而获的财富和无功而受的闲适。他拐弯抹角地走过半隐半现的、曲折的小路，到了下边的广场上；从伊亚耳开往土伦的长途汽车在那儿有一个站。
　　最后，他在傍晚抵达了群山起伏的马赛，在一家小旅馆里登记上姓名，沿着贝尔松斯街踱到贡涅比尔大街去。他特别注意到大批的有色人：非洲和亚洲的工人、海员和技工。这是他来参加的这种会议的一个很合式的开会地点。
　　他走进那间小会客室的时候，一眼便瞧见了她——并不是因为她待在门口，或是很显眼地坐在屋子中央，而是因为他不知不觉地正寻找着她、想念着她。他慢慢地朝她走过去，她站起来，两手轻轻搭到他的肩上，亲了一下他的嘴。接着，她坐下。这时达鲍西也走过来，挨着他们坐下。
　　“我们碰到了很大的困难，”他说。”警察在法国各地搜寻陶舒——决心不让她回到越南去，帮着破坏他们替他们的傀儡皇帝策划下的阴谋。但是这一点他们可错了。他们的阴谋已经遭到了破坏；可以挽救这些阴谋的唯一的一个人已经死啦。因此，越南眼下并不需要陶舒。倒是非洲需要她；也许到越南，到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去的最短的路，就是通过非洲——就这句话的两种意义来说。”他招了招手，屋子里的那十几个人连忙向他聚拢来。
　　阿德尔伯仔细地看了看他们。科特迪瓦的郝福埃—鲍依格尼显然是他们的领袖，他是黑种人，有着高高的前额和聪慧的眼睛；中央刚果的费利克斯—特契卡雅皮肤黝黑，有着一张漂亮的脸；苏丹的肯内特两眼闪亮；科特迪瓦的一位领袖考里巴力则十分阴沉。尼日尔的狄奥里是一个黑白混血儿；乍得的李塞特是黑皮肤，一脸精明的神色——他在爱鲍埃的办公厅里服务过好多年；科特迪瓦的维克多态度严肃、神情庄重；而马兰吉，也是刚果人，却有着一张丑陋、呆板的脸；弗兰契爱是一个漂亮的黑白混血儿。另外，还有些别人，但是阿德尔伯还没来得及一个个细看下去，一张地图已经打开，大伙儿全弯下身来看地图了。那是一张法属非洲的地图。
　　阿德尔伯很吃惊地认识到，沸腾的法属非洲构成了黑色世界的一个主要部分；它跟英埃苏丹的七百万人、比属刚果的九百万人——他们讲着同样的语言，全属于班都族，——以及英属西非，并列在一起，英属西非是非洲民族主义最大的中心，恩克鲁玛正在那儿建立一个独立的黑色国家。在这些地区下边，在它们的势力范围里，是本国王朝统治着的埃塞俄比亚和乌干达；另外，还有肯尼亚，在那儿还有盗窃土地的白人强盗统治着，不过卓摩·肯雅塔正领导着一场革命。再往下是地狱般的南北罗得西亚和南非；那儿的一千二百多万人，比世界上任何别的民族都有着更大的理由得进行战斗。
　　“你们的目的是要鼓动非洲起来反抗它的所有强大的压迫者吗？”阿德尔伯问。
　　“根本不是，”好几个人回答。“我们的目的是，要使非洲人自食其力，象中国人开始在做的那样。他们团结起来，提高了觉悟，决心要这样做，谁也没法使他们按照别样去做了。我们想使法国工人，最后还使全世界的工人都认识到，非洲这儿——就在今天——正锻铸着锁链，来使他们继续受到种种束缚：贫穷、窃据土地、垄断原料、机器组织化、控制思想和支配教育，以及比最便宜的劳工还便宜的奴隶工。
　　“这儿，英国人决心要重新掌握住他那失去了的统治权；法国正着手重新执掌世界上的审美观和时髦式样；美国决心想在实力和控制权方面压倒全世界——就在非洲这儿，就在今天；想恢复战前欧洲白人世界的帝国主义的那场大剥削，已经开始了；趁它刚开始的时候，非得在这儿立刻迎上去，把它阻拦住——要不黑暗时代就要降临到文明世界上来啦。”
　　“我们已经动手了，”达鲍西补充说。“我们需要你的帮助。陶舒，今天世界上最有才能的组织者，非得到非洲去，把这个计划做到家，要是她有天回到家乡，或是，”他意味深长地停了停，“或是有天想回家乡的话。但是她要走进法属非洲，就非得嫁给一个殖民地的官员。你呢，阿尔伯特·孟沙，已经被委派做了法国殖民地的一个文官，只要你同意，并且放弃你的美国公民身份的话。”
　　阿德尔伯并不需要稍加考虑。他带着几乎不自觉的激动站起身，走到陶舒的身旁。“我们同意，”他代表两个人说。
　　他为什么要踌躇呢？有什么可踌躇的呢，根据他自己的经验，根据他多年来读过的一切，根据美国人在他耳边很粗卤地说出的话，他便知道了。在大部分美国白人看来，有色人种的世界是粪土——有用处，可不是人。
　　大多数美国人全认为，一个自由、平等的中国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人是——他们一向是——善良、谦恭的工作人员，可以拳打脚踢，决不会是别样。因此，要是他们的政府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那准是一种阴谋或是意外事件的后果，是美国人背叛了美国大资本家的后果，再不然也许是一个很快便可以补救起来的政治错误的后果。他们于是等待着——急不及待，可又十分自信地等待着——中国共产主义的崩溃，就象他们早先年复一年地等待苏联共产主义的崩溃那样。这场崩溃越是长久地迁延下去，他们对那些把他们跟这么富铙的一个利润来源割断的美国叛逆者们生的气便越大。
　　对待非洲，他们的态度甚至更为明确。非洲人有天当真会管理他们自己，或是为自己的利益工作——这在世界上是一丝可能性也没有的。他们注定该给白人当奴隶。黄金海岸、尼日利亚和刚果的黑人，荒谬可笑地装着来成立独立政府，南非酝酿着的不合情理的革命暗影，肯尼亚毛毛族人犯下的抵抗这项大罪——这一切全都证明，除非美国进行坚定的控制，要不然非洲的前途便会怎样。
　　陶舒和阿德尔伯面临着从法国逃到非洲殖民地去的这项危险工作。他一个人可以自由自在地走，由阿尔及尔或是摩洛哥到巴马科和廷巴克图，横越过大沙漠中古代的小路。但是陶舒怎么办呢？一个女人，一个罪状确凿、头上悬着一大笔赏格的凶手？阿德尔伯提出盘费的问题；这似乎没有什么困难。当他拿出他的一千块钱时，陶舒很奇怪地望望他，然后把一宗珠宝和金银手饰放到了桌上。
　　“这些全给你，”她对达鲍西说。“如果我上非洲去，那就得赤贫地去。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她回身对着阿德尔伯问。
　　他慢腾腾地站起来，用以往那种超逸的神气说道，“我也赤手空拳地去开始。”
　　两天后的夜晚，两个男人和一个瘦弱的小伙子只带了一只小背包，慢悠悠地踱过贾涅比尔大街，朝旧港走去；他们站住脚，望望以前是马赛的耻辱的那片废墟。两个警察跟在他们后边走，但是等警察到了他们身后时，男人们回过身开始往回走，小伙子却不见了。一小时后，在非洲广场上，一个男人和一个小伙子很谨慎地从瓦砾堆里爬起来，走到码头上去。一只帆扯得很低的小船正静静地停在那儿，船上显然没有人。他们朝它走去的时候，一个警察走来了。
　　“你敢情是陶舒女士吧，”他鞠了一躬，说，一面把一只手放在皮带上。阿德尔伯的手飞也似的摸出了他的自动手枪，但是她一把夺过去，把它扔在地上。跟着，她走上前，说道，“是我。”
　　阿德尔伯这才一眼瞧出来，这个警察是亚洲人。陶舒开始说话了。她用清晰的低音说着，始终没有提高嗓子，可是嗓音却由于恳切而发抖。她的话象溪水那样滔滔汩汩，有时候很严厉，一会儿又变成嘲笑和斥责，有时候几乎由于怨恨和轻蔑而发出了嘘声，随后又向人的希望和宽大呼吁。这些话使人回忆起残忍、损害和死亡。他瞧见那个人一会儿挺直了身子，一会儿往后退缩，一会儿抬起一只手来表示抗议和受了损害，然后又浑身哆嗦，神情沮丧。最后，他低下头，默默地回过身。走开了。
　　突然，一排法国兵把这两个人包围住。一个军曹走上前，正举起手来，忽然嗖的一声枪响，他给打死了。兵士们踌躇起来，慌作一团。正在这时，一个人声在那片不断加深的黑暗中嚷道，“那边，在那边，他们逃跑啦！”
　　在码头很远的那头，有两个人似乎正迅速地朝着黑暗里隐约可见的一艘大船奔去。兵士们转身便跑，对着那两个模糊的人影上下左右连连开枪射击。那两个人影突然摔倒，一动不动地躺在一汪血泊里。
　　这时，阿德尔伯和他的新娘单独在一起，没有受人注意，他们连忙朝那只在黑暗的小海湾里轻轻摇荡的小船走去。他们迅速登上了船：小船扬起深红色的三角帆，在夜色里朝着非洲徐徐驶去。是谁在后边法国的海岸上为他们作出了这场崇高的牺牲，他们可始终不知道。
　　他们眼光闪闪，朝着黑色的南方驶去。
　　她坐在那儿，一手由他握着。
　　“我的主人，我们到底是上哪儿去？”她问。他盯着她的两眼，然后望望南方，说道：
　　“先渡过海到阿尔及尔；我到那儿就成了一个法国官员。然后越过撒哈拉沙漠，走一千五百哩到廷巴克图，再沿着尼日尔河走五百哩朝西到莫西。到那儿我们就成了非洲人啦。随后再上加纳去。”
　　“加纳？我从没有听说过加纳，”
　　“你的祖先知道它。它在等待着我们。我们的孩子准会爱它的。”
　　他们于是唱道：

　　刚果河滚滚地从天堂流向地狱，
　　围绕着林莾，轰轰地敲打起丧钟；
　　河水的呼啸，水气的轻吻，
　　向上帝诉说诞生的痛苦，向人类诉说人类的死亡。

^[1] 法文：进来。

^[2] 《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不可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