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爱·伯·杜波依斯 -> 《黑色火焰》第三部：有色人种的世界（1961）
第三章 欧洲的有色人
孟沙在英国又待了大约一星期，然后一天下午，那个年轻的法国人上庄园里来了。他是来陪孟沙到法国去，款待他几星期的。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青年人，衣着讲究、很有教养，说着一口非常正确的英国语。他很懂礼貌、很周到，对孟沙和这一家人说，他很抱歉，因为他不能按孟沙在英国受到的这种丰盛的款待来款待他的客人。据他解说，法国一点儿还没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遭到的破坏中恢复过来。“不过，”他说，“我希望可以使您稍许了解一下法国对我们，对全世界，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他还补充说，“我恐怕您在英国看到了‘极端’，没有看到‘中间’；您看到了贵族和贫民区，没有看到广大的英国中产阶级。但是，”他象哲学家似的加说道，“这没有多大关系。贵族就是从这个中产阶级产生出来的，两者互相模仿，所以就某种意义讲，他们是相同的。”孟沙想起自己瞧见的那些坚强、自满和十分体面的商人跟职员，心里琢磨不准一个典型的英国人到底是什么样子。
约翰爵士和里瓦斯夫人连忙告诉孟沙，他这回准会获得一次难忘的经验；说到头，英国没有什么可以及得上法国对文明的贡献的。
说来真也奇怪，离开英国前，最使孟沙烦心的，竞是给仆人的赏钱。他不喜欢赏钱；这含有奴隶制度的臭味。他也不赞成赏钱，而且自己实在也赏不起。他于是直截了当地把大管家找来，坦白地告诉了他。管家很客气，很平静。不过他也并不显得热情。等这消息传出去后，女管家很不高兴“他要是能出门旅行，那就应该付得起一路上的费用。我始终就不赞成黑人。”有些女佣和男仆冷嘲热讽；有些吃吃地直笑。
在他乘车上路以后，他的主人们不仅念念不忘这个成了他们朋友的很有修养的黑人，并且自己还回忆起了他们到巴黎去参观一九○○年的博览会时所度过的蜜月，以及他们在亚历山大桥上的漫步。那座崭新的大桥当时使法国和俄国联合到了一起。
孟沙和他的朋友愉快而平安地渡过了波涛汹涌的海峡，随即搭上由加来驶往巴黎的列车，开始了他们一个月的游历。这次游历后来在孟沙心里一直留下了梦境般捉摸不定的印象。
曼努埃尔·孟沙直到很久以后才认识到，维里尔斯先生是多么熟练地引导他观光的。维里尔斯想一下子使他看明白巴黎的外貌和它过去跟现在的意义。他们登上铁塔，眺望了一下市景，瞧见了赛纳河、“左岸”和巴黎圣母院。他们逛了布伦森林公园，在林荫间一个僻静的饭馆里吃了午饭。回来的时候，他们在凯旋门里“长明火”那儿逗留了-会儿，接着便到蒙马特区去观光。那座壮丽的教堂俯瞰着远处他们刚离开的市区和图勒里宫，还有马德兰堂和故宫，以及那许许多多街道、教堂、公共建筑物和广场。
他们从那座白色教堂上走下来，穿过一些两旁满是店铺的小街，经由红磨坊歌舞场最后来到了国家歌剧院和那几条著名的大街。有一天，他们在一家世界闻名的小饭馆停下来，吃巧克力和煮嫩蛋，接着叫了一辆出租汽车，驶过共和国广场到巴斯蒂监狱去。
这儿，一切开始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意味。孟沙来到了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地点。它是现代世界的诞生地，也是人们开始梦想到人类的平等和他们的参政权的地方。看来似乎很古怪、很难令人相信，那件历史大事会发生在这个现在这么宽阔的广场上，旧的监狱已经荡然无存了，只有七月纪念碑耸立在广场中央。
他们边走边谈。维里尔斯竭力用种种方法来说明现代的法国：
“要说出一个国家的特征是很难的。对它的各种意向的判别几乎没有一种是全然错误的，可也没有一种完全正确。实际的后果才是唯一决定性的论说，而这也很难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很难掌握全部的情况。我们并没有试图全面地、准确地来估量一下人们所做的一切，甚至也没有想到这是可能的，更没有认为这是值得一做的。
“那么我们怎样来说明法国的特征呢？我们法国人是圣女贞德和她的农民的后代，信仰上帝，节约俭省，主张世界保持老样。我们是小店主爬进了大企业，成为不朽的、凶恶的、超人的；我们全副武装，具有各种本领，控制着思想和新闻，残害，凶杀，逼得人发疯。然而我们跟你们美国人不一样——我们还有作家和艺术家，不受贿赂，不出卖自己，自由自在，无依无靠，视死如归。孟沙先生，这幅法国的画面就跟这个国家本身一样虚伪。我们虽然在这么美的环境里显得卑鄙龌龊，热爱异性，而且公然这样明说出来，可是我们还没有堕落到好莱坞妓女的那种地步。她们在池子里翻滚，搜集名人的签名，对着全世界摇摆大腿和裸露出她们的臀部来。
“法国就代表全欧洲。五百年来，全欧洲靠了压榨亚洲和非洲的内脏，已经养得很肥壮，并且在中国人和黑人的鲜血和脏腑上建立起了她的荣耀。我们是一种多么勇敢，多么强大的人啊，在扯谎和残杀上多么无可匹敌，多么史无前例！”
他们走进塞纳河边的一家小饭馆。这里挤满了工人和店员，但是维里尔斯却在顶里面找到了一些熟人。他们拥挤在一张靠墙的桌子周围。曼努埃尔从这群人里很高兴地瞧见了一个来自西印度群岛的有色人，一位詹姆士先生，是一个作家。跟他一块儿，还有一个俄国人和一个会说俄国话的法国人。
“他们是共产党员，”维里尔斯笑了笑说。曼努埃尔很感兴趣。他以前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共产党员，所以觉得很好奇。
“我一直希望，”他疑惑不定地说，“你们的革命会完成法国革命所没有做到的事。法国革命给了我们自由、平等和博爱……”
詹姆士突然火起来。“你是说法国革命试过可又失败了。法国革命的经济基础是奴隶买卖和奴隶制度。‘是人类历史的可悲的讽刺，’若累斯评论说。‘在波尔多、在南特，靠了奴隶买卖累积起的财富，给了资产阶级那份自尊心，使他们要求自由，并对人类的解放作出了贡献。’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给了一大群法国人自由，不过倒是海地奴隶的暴动，才试图来逼着法国实行平等。但是所谓热月的反动统治打消了法国工人崛起的‘恐怖’，把企图领导工人跟黑色工人和褐色工人建立兄弟友谊的那个仆人巴比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此，法国大革命始终没有结束。拿破仑想把它改变成殖民的帝国主义，可是克里斯托佛和德萨伦遏止住了他；美国于是夺取了路易斯安那。”
俄国人很快地说了一气子，那个法国人翻译道：
“你瞧不出吗，俄国革命现在是来完成法国和海地革命所没有完成的。我们把工人领到了法国革命想把他们抬到的那个地位，并且使他们跟黑人和有色人并列在一块儿，促成最进步的白种人士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一种全球性的兄弟关系。说真的，欧洲和美洲的白人正在给引向一场种族和肤色的世界大战；只有苏联能防止这场战争。”
曼努埃尔睁大了两眼，听着对俄国革命的这番解释，他听说苏联已经把种族歧视规定为犯罪行为了。但是对他来说，“种族界线”主要是乘电车，乘火车，上学和到饭馆吃饭的问题。比这更高一级、更广泛的平等，包括经济平等在内，他以前却没仔细想过。
几天以后，他们去到塞纳河边，看看两岸那些迷人的书铺，随后走过那些书铺，来到一家饭馆。从这家饭馆的走廊上可以看到那个有名的西特岛，远远的便是巴黎圣母院的高大的塔楼。这是巴黎的中心。拿破仑一世就是在这儿加冕的，正义宫也就耸立在这儿。
他们走过塑着亨利四世雕像的新桥，然后向左边转去，瞧见了伟大的卢佛尔宫、卡罗赛凯旋门和图勒里公园。他们从皇家大道朝着马德兰堂望去，然后穿过协和广场，沿着香蔼礼大街往前驶行。
他们在卢佛尔宫花的时间最长，不是一次花上很多时间，而是在一星期里每天花上一两小时去参观。孟沙对美术几乎一点儿也不懂。在到国外来前，他实际上没有见过什么了不起的名画；过去他看到的所谓雕刻，也只是一些相当拙劣的作品。这儿，他可以安安静静地坐下来，瞅着《有翼的撒摩什雷斯胜利神像》和《米洛的维纳新》。他看到了《蒙娜·丽莎》。他的同伴还介绍他看了很多其他不太出名、可是同样精美的画幅。渐渐地，他得到了一个概念，认识到世界上的这些伟大的画家，从意大利到荷兰，到法国，全曾经怎样尽力想把自己对人体和它四周境界的美与意义的概念描画下来。随后，他极力想去理解马蒂斯、高更和毕加索。他对世界到底是怎样的，以及人从这个世界和它的居民中能看到点儿什么，有了一个新的概念。
大约一星期后，他们到“左岸”去，顺着圣泽曼大道走上了圣密舍尔大街。他们在美丽的卢森堡公园里消磨了好几个下午，并且去看了看那所最可爱的植物园。他们乘车驶过伏吉拉路的巴士德研究所，在那儿的一家小旅馆里住了一星期。这家旅馆是典型巴黎式的，有一个穿黑衣裳的女店主，一个老在一旁伺候的服务员，以及早晨送到床边来的咖啡和小面包早餐。这些名胜里有许多处他们去参观了好几次：布伦森林公园、蒙马特区、图勒里公园，以及拉舍斯神父公墓。
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一块儿谈论，谈到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世界，谈到那个传奇般的美国。这个年轻人对它既感到非常好奇，又十分苛刻地批评着；他特别希望人家告诉他，“私刑”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本人是法国南部一个富裕的农民的儿子，父亲仍旧在耕种家里的那片地。他和他的朋友就要上那儿去度过这次旅行的最后一星期了。他们到那儿会遇见他的父母和已婚的姐姐。据他说起，这位姐姐嫁了一个美国人，很想到美国去。可是丈夫却不愿意。
维里尔斯先生还没有结婚，靠写作有点儿小收入。他的谈吐谨慎、细心，总选择恰当的字眼，正好能表达出他想表达的那种特殊的意义。他除了想通过写作或是其他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外，对自己将来的生活会是怎样还拿不准。他没有计划，没有财产，也不想要。他很肯定自己决不会挨饿。他所追求的是一个有欣赏力和鉴别力，没有痛苦，没有忧虑，充满了各种各样人的世界。
他们经由古罗马帝国那一带的法国，来到那个农场上，瞧见了阿尔和尼姆。他们走过了亚威农的那道桥，简直可以说是手舞足蹈地走过去的。他们瞥见了就在农场那座小山下边的碧蓝的地中海。维里尔斯的父母为人朴实、热忱，对他殷勤亲切而又很感兴趣，老是问长问短。那位已婚的姐姐特别高兴地欢迎着他们，因为她对兄弟一向感情很好，自己对美国又抱有狠大的兴趣。
她丈夫当时不在那儿，她就很直率地谈到了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美国军队里服役，跟法国军队编成了一旅，受过伤，获得了“十字勋章”。但是他不愿意回到美国去。他对美国似乎在某些方面成见很深；这是他妻子不大能了解的。她问了很多有关美国的事情，又说自从大战以后，一个青年人要想在法国找到一条出路，那是很困难的。她丈夫没有读过法国学校的那种过于严谨的课程，而这对于参加某些专业工作，却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他也没有可以提拔他的那种亲戚故旧。
相反地，他受过很好的美国教育，在她看来美国似乎倒是他可以发迹的地方。那儿工资很高，工作的机会又多。她没法明白他为什么坚决不考虑回去。当然，她知道黑人在美国形成了一个阶级——但是一个军官和一个有身份的人即使在美国，当然也会受到这种人所应受的待遇。她热诚地对孟沙谈到了这一点；孟沙本人也不能明白，直等到这位丈夫回家来后才知道了。他是一个褐色皮肤的人。
另一方面，尽管这件事在孟沙看来当然非常重要，他的法国主人却似乎始终没有想到来向他提起，这也是他们特别的地方。这件事说明了这个年轻的丈夫何以不想回到美国去，他何以知道——虽然他不想向他的妻子和她的家属说明白——自己到底为什么在美国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他是一个矮矮胖胖的人，大约三十五岁，体格结实，容貌很好，只是有点儿愤懑不平的神色，他的精神是不安定的。当他瞧见孟沙的时候，他吃了一惊，就和孟沙瞧见他的时候一样。
美国黑人在国外的时候，彼此之间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这对他们说来始终是一个想要知道的问题。当然，如果他们单独待在一起，那他们便会相当自然地接近。但是如果他们待在不同的社会环境里，那又怎样呢？这个有色人是一个法国人家独养女儿的丈夫，而他呢，他，孟沙，却是一个到法国来游历的黑人教师。他们彼此该象知心朋友那样呢，还是彼此漠不相关，再不然在这之间还有什么别的路径吗？孟沙极力显得殷勤体贴，但是这个年轻的有色人对他却不很热忱。他的回答老是简略的；他不想和孟沙交谈。总的来说，这是一场极不愉快的经历。
只有一次，孟沙想法去跟他接近。他们在田地上眺望着肥壮的牛和滚滚的麦浪时，偶然遇见了。
“你打算多会儿回到美国去吗？”孟沙问。
“不打算，”这个人简略地回答。
“你好些年没有回家乡了。”
“不错。”
“也许我可以告诉你，美国也有了些改变——我们正在改善我们的种族关系；黑人有机会过活得比我早先所瞧见的情形好点儿啦。”
“我想你是说作为一个黑人去过活吧？我不是黑人。我是法国人，往后永远是法国人。可是我告诉你我打算怎么办。我这就打算上非洲去。”
孟沙有点儿吃惊。“非洲？哟——那可好！我——我很高兴你想到上那儿去。”
“啊，我可不是指的你心眼里的那个非洲。我并不打算上热病闹得厉害的沿海一带去，象个‘黑奴’那样干活儿。我打算上法属西非去当个政府官吏，或者可能在部队里工作。我打算把我能弄到的钱全投资在那儿，有仆人，有长工，生活得象个有身份的人那样。我已经上那儿待过一阵子，知道一个白人可以怎样生活，他可以做些什么。从今往后，我就是个白人啦。”
孟沙什么话也没有说。
“我瞧你刚在跟约翰谈话，”年轻的主人说。“我很高兴，希望你能想法子劝劝他。我承认我不很了解他。他不想回美国去的原因，我倒可以明白，也许他是对的。我也听说过黑人在那儿的情形。但是，上帝在上，他要上西非去干吗，那是一个跟地狱一样的绝境，热炽炽的，热病猖獗，苍蝇多得了不得。当然，他是被殖民地生活的某些情况吸引住了。如果一个人能弄到一个待遇很好的位置，愿意在一生中余下的日子里什么事不做，只朝着仆人们呼喝，那么，我想他可以去，虽然我可瞧不出，没有艺术，没有文学，没有随便哪种自我表达的方法，他怎么能活下去。我自己可不喜欢待在愚昧无知、生病、绝望的可怜人当中。显然，他倒喜欢这种情形。我想我姐姐管保也不喜欢。”
大约就在这时候，那位姐姐走上前来，跟孟沙也谈起话来。
“我可以明白，”她说，“一个从小象约翰这样给教养大的人，准是多么想逃避没有财产、没有特权的普通人的那种境况。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走到另一个极端，去欺压那些不幸的人。我倒乐意到穷苦人和工人中间去工作。你在他们当中可以碰到真正的人，对吗？”
“当然对罗，”孟沙说。“我也想象不出有什么更好的地方。而且我根本怀疑那一大套制度，叫人在农场上、在屋子里、或是在随便什么地方盲目地服役，一切听从命令，没有任何机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思考和工作。我觉得要是有人把这看作是一个理想，那么这个人就是有哪儿出了毛病。”
这时约翰恰巧走来；他很尖刻地说道：“当然啦，你是没法明白的。你是一个白人的‘黑鬼’，孟沙。你已经受够了人家的虐待和侮辱，如今已经习惯了；要是你自己有机会来虐待虐待人，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唔，我可要去虐待人啦。我要去践踏那些只配挨人践踏的人。我不打算回美国去，只打算上法属西非去。到那儿，我可要成个大人物啦。”他突然一下回过身走开了。他的妻子两眼含泪地跟着他走去。
这次和约翰的偶然的谈话，引起了对法国黑人的进一步谈论。
“不错，你们的国家是一个有着很多有色人的帝国——有七千五百万殖民地人民，本国人只有四千万，”孟沙说，他新近一直在读书。
“是的，我们在非洲有五千万，在亚洲有两千七百万，在美洲有五十万。坦白地说，我对这很不喜欢。这些人里有些迁移到法国来，被我们同化了；有些在自己家乡成了正式的法国公民。但是这只是极少数。我猜大概连五百万都不到。其余的是无知无识的农奴，由我们的大资本家去剥削。有些慢慢会通过暴动来解放自己，象印度支那的人民在搞的和北非很快也会搞起来的那样。马达加斯加岛的五百万人也许会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剥削制度来；还有少数人会成为法国公民，变成他们自己同胞的剥削者，象约翰打算做的那样。孟沙，我承认这是一团混乱。可是世界上殖民地的前途又是什么呢？你瞧得出吗？我可瞧不出。”
“我也不知道。殖民地一定得有人来领导。传教师已经证实只是大资本家的工具。慈善事业和追求利润的事业只在程度上有点儿差别。我不知道世界会不会有一天产生出一种力量来，替殖民地取得真正的自由打开一条路？”
“什么是自由？”
孟沙想了一会儿。“选举、工作、上学等等的权利……”
“不，自由就是有权使用自己为自己创造出来的财富！别的全不相干，”维里尔斯说。
“不，还有一件别的：怎样为了科学、健康和艺术来使用这个财富的那种知识。”
“这不可能！”维里尔斯说。
“真的吗？要是真的，那就不可能有文明了！”
“也许是这样。”
“事实上，在西班牙就是这情形。”
“西班牙？”孟沙显得很迷惑。
“别告诉我你不知道我的国家、英国和美国对西班牙人民干了些什么——正在干些什么。”
孟沙默不作声了。是的，他的确不知道，他读到过些关于那儿的一场内战的经过，以及现在的一个新领导人佛朗哥，可是……
“德国和意大利正在帮着摧毁西班牙共和国；美国和已往的一切传统相反，竟然拒绝供给武器。这很恶毒。但是你管保听说过国际纵队罗？”
“我从没有听说过，”孟沙很坦白地说。内心里，他不禁纳闷起来，世界的真实历史有多少是给隐瞒起来，没有让他知道。
一个月，愉快而难忘的一个月过去后，孟沙离开了法国，经由瑞士抵达了德国，这时候，他的旅程已经不是由殷勤的朋友细心筹划好的、有人指导的了。他这时是面对着白色的欧洲，独自在游历。他并没有碰到美国的那种冷淡和敌视，但是也没有遇到几位待他份外友好的人。周围的世界对他的黑脸感到好奇，有时候甚至还吃了一惊，不过在旅馆、饭店和街上，他都受到很有礼的接待。他时刻想着和回忆着自己所经历的一切。但是他从法国没法象从英国那样，带走一幅完整的文明的画面。法国跟那有点儿不一样；它代表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某种对生活的态度，一种思想的方法和改变理想的方法。法国有十二三个政党，而英国和美国就只有两个——或者不如说，是一个政党具有两个名称——这是有一定意义的。但是他对自己带走的回忆还是感到满意。他获得了一些毕生都忘不掉的经历。
孟沙到德国去的旅行，是一些原籍德国的美国人想使美国人和德国人互相往来的那项计划的一部分。经过长久的考虑后，他们决定，在访问的美国人里包括一个黑人，也许很不错。这样，尽管这个新德国正进行种族宣传，德国人却会认识到美国国内有些黑人，他们全受着很好的待遇。因此，他们把这次旅行十分周密地计划好，使孟沙本人尽可能少受到侮辱，可是另一方面，他在英国和法国享有的那种交际却也很少。他们让他加入了各处的游历，在专人的向导下，跟着一个个团体四下观光，还有很多空闲的时间读书。
孟沙是经由里昂和日内瓦这条路线到达瑞士的。他瞧见法国的这个大工业城市比英美类似的城市安谧宁静得多，可是一切却很精致、很有风趣，而且还带有一种满足和快乐的气氛。
随后，他继续前进，到了日内瓦，渡过洛桑的那片幽美的湖水，抵达了伯尔尼。他始终忘不了在伯尔尼瞧见的那幅阿尔卑斯山的景色。他站在地势很高的广场上，掠过全城仰望着峰峦和峰峦上的大片白云，同时想到这一切多么可喜。随后，几乎是偶然的，他抬起眼来望望天空；那儿，塔楼上面，峰峦上面，云层上面，高耸着瑰丽惊人的巍峨的阿尔卑斯山，银白色的峰巅直插进高空里去。他心醉神迷地一阵激动。以前，他从没有瞧见过这么瑰丽的景致。他不禁暗自说道，“这个世界虽然有它的污秽、罪恶和令人沮丧的地方，却也很美，非常美。”
最后，曼努埃尔·孟沙乘火车到了德国南部的慕尼黑。他结结顿顿地说着以前求学时候学到的几句德国话。他发现这个城市正按照着民间传统在进行重建和翻新，来作为德国在阿道夫·希特勒统治下的那个新政权的中心。几乎出于偶然，他去参观了一下那座工艺博物馆。以前，他从来没有瞧见过这样的场合。他看到了现代世界的雏型。它拥有七万件陈列品，分布在九哩长的一间间陈列室里。孟沙单为了浏览一下，便花了四天才走遍。有七十三间屋子全是地质学、采矿学和冶金学的陈列室，还有一座完整的煤矿。有三十间是运输方面的陈列室；二十一间是钟表、机械和电气工业的陈列室。另外有十间屋子陈列着各种乐器；在化学陈列室里，一个人在一小时内可以涉猎四个世纪。世界上所有的木制品都陈列在那儿，还有三间天体陈列室，说明了天空的情形。这一切技术便是欧洲为她的世界霸权掌握着的实力的基础；这便是一九三六年世界情况的说明。
孟沙认识到，他虽然稍许知道点儿种植原料的事——种棉花，种稻米，种甜菜、玉米、小麦和花生——但是他和他的同胞对于把原料制成消费品的那种种漫长的、错综复杂的过程，则知道得太少了。他的导游人是一个须发皓然的老头儿，能清楚流利地说好几国语言，早先显然是一个很有地位的人，可是如今年老体衰，两眼里也没有光彩了。孟沙回身向他问了一些有关陈列品的技术问题，接着不自觉地突然问道，
“先生，德国人既然拥有这一切，并且会应用它，为什么还要打仗呢？”
这个人站住，瞪眼瞅着他，脸红起来，随后瞧见孟沙非常认真，于是说道：
“先生，这说来话长。要是您和我一块去吃午饭，那我们也许可以谈谈。”
中午，他们一块儿走出去。孟沙告了个罪，向这个导游人提议，由他请客上一家著名的饭店去，这样他好见识见识幕尼黑的实际生活。导游人踌躇了一会儿后，说道：
“市里有一家饭店是外地人都该去瞧瞧的，就是慕尼黑大饭店。那地方我可吃不起，但是您要是可以去的话，那我愿意奉陪。早先，这是巴伐利亚最大的饭店，啤酒最好。如今，它的声名已经不及从前啦；啤酒也只是普通啤酒，出口到……”他正想说，“到美国去，”接着忙改口道，“……到外国人那儿去。”
“我来告诉你，年轻人，”他继续说下去，“德意志在十七和十八世纪虽然每州各自为政，可倒是个大国。它那时候的工艺、思想、科学全叫人永远忘不掉。但是政治上，我们可给束缚着，因此人们问道：‘德意志人的祖国在哪儿？’我们受到法国人的侮辱，受到一个对权势抱着妄想的意大利乡下佬的侮辱。
“在十九世纪，为了要建立一个我们想象中的自卫国家，世界上三大强国之一，我们不得不打仗。德国人用头脑，法国人用感情，让英国人去做买卖吧。早先，我是我们一所最大的大学里的教授。我看到我们的科学、音乐和社会研究工作在世界上全占第一位，因此凡是想做点儿事和求点儿知识的人全上德国来学习。此外还有哪儿可去呢？
“我们必须使自己成为一个全副武装的国家。我们由伟大的俾斯麦领导着，在色当达到了最高峰，建立了德意志帝国。但是这已经不是我们从这条道路出发时的那个世界了。这是一个改变了的世界。它不是由许多统一的国家结合起来的，每一个国家有它自己的受过教育的领导阶级和劳动阶级；它是各大国一个新组织的一部分；在这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主要并不在国内，而在海外的殖民地上。我们德国人没有殖民地。除非我们得到殖民地，要不我们就会在一场世界性的竞争中远远落到了后边。
“这一点甚至我们伟大的俥斯麦也没有认识到。他不要殖民地，只要一个统一的德意志。他把非洲让给了法国和英国，并且忽略了亚洲。但是他被迫下野啦；后来执政的人全知道德国一定得有殖民地，有海军，有陆军来保持它在世界上的地位。”他停了一下，问道：
“你记得一九一一年在伦敦举行的那个种族大会吗？”
“不记得，”孟沙说。“那时候，我在教书，在我们的杂志《危机报》上读到点儿关于那次大会的报导。但是我没能去参加。”
“那真是一场盛大的集会，”导游人回答。”要不是接下去正巧碰上世界大战，那准会是划时代的。会上有好些杰出的和明智的人；他们全想越过种族障碍把全世界团结起来。黑种人、黄种人和白种人聚在一块儿，以平等的身份彼此商谈。假如当时不是为了德国的生存，绝对有必要去约束住英国和法国在经济方面很轻率地推行的帝国主义的话，那他们本可以产生很大影响的。我还记得会上的一些有色人——印度人、中国人和日本人，还有一个从美国去的年轻的黑人社会科学家，是从一个叫威尔伯福斯的学校去的，他名叫厄尔·芬奇。另外，有个编辑还朗诵了一首诗。但是‘科学’和‘诗’全没有人听。真个的，我们自己的一位最了不起的科学家在那次会议上说——他差点儿使会议决裂——德国一定得武装起来，准备作战！他意思是说文明非得凭‘工业’和‘商业’来决定，不该让人道、幸福和知识去作为决定它的条件。
“嗐，这一切全没有用。我们武装起来作战，把优秀的青年全牺牲啦；我们落到了地狱的烈火里。您知道德国在凡尔赛遭到了什么吗？您知道从那以后把这个国家打得爬不起来的那连续不断的打击吗？瞧瞧我吧。我早先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有一笔少虽少可是很固定的养老金收入，原可以读读书，安安逸逸地度送我的晚年。可我失去了一切。现在，我是外国人出钱雇用的仆人；我从他们大多数人那儿都没有受到你今儿待我的这份儿礼貌。”
他们在这个华贵的大饭店里跟一群群的游客和极少数的德国人吃完饭后，便又回到工艺博物馆去，把方才没有参观的那部分看了一遍。
孟沙从慕尼黑往北走，到拜垒特去。这完全是为了他在国内的女儿索裘纳。他自己对音乐和戏剧全不太懂，但是他决不可以错过这次机会去听一下理查德·华格纳的伟大作品。他在李斯特从前住过的一条街上找到了住处；这条街离华格纳的故居也不很远。女主人是个有教养的太太，英国语说得很流利。她瞧出来她的客人生来很有教养，不过对他的肤色却有点儿顾虑。这位太太是个寡妇，唯一的财产就是在城里高等住宅区的这所漂亮房子。她靠了在这儿供给游客——主要是英国和美国游客——膳宿，来维持生活。美国人对有色人的偏见是众所周知的；就连在德国人里，由于希特勒的上台和他的主义的推行，这时候也正表现出一种新的种族偏见来。虽说这样，她还是没有放过不花钱白看那古老、精彩的歌剧的机会，接受下了孟沙很踌躇地提出的邀请，陪着他一块儿去。这和他原先想象的随便什么都不一样。歌剧可真得花上你一整天的功夫。你离开市区到郊区去，下午四点钟到那儿，五点钟在开幕前入座，然后接连三小时你边看边听。八点钟，大伙儿全歇上一小时去吃晚饭：一道道精美的菜肴，加上轻松的谈话，以及悠闲的休息。接着，他们又回到剧院再看上两三小时。除了一对英国夫妇外，孟沙到剧院去看戏并没有引起什么议论。有几个人瞪眼望望，但是总的说来，女主人那一晚倒玩得很乐。
使孟沙吃惊的是这场音乐和戏剧所描绘的那幅德国精神的画面。他想到在美国黑人中，传说和幻想也可以按这种方法跟演技和想象力怎样结合起来，以便建立起一个伟大的戏剧传统。他看的这出歌剧便非常精彩。音乐的轰轰磕磕使他心醉神迷。他并不假装领会。有时候，它是含糊空虚的；有时候，他也知道华格纳的用意和他所取得的成就。特别在最后描写众神之死的那场，音乐的雄壮宏伟简直扣紧了他的心弦。他永远忘不了它。
回家以后，他和女主人谈了一会儿。女主人和他谈着的时候，眼睛里竟然满含着泪水。“瞧瞧我们失去了什么，孟沙先生。想想创作出这种音乐的民族和表现出这种音乐的天才吧。它在可怕的战争中没落下去了。但是有一个人正在把它支撑起来，那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他使拜垒特充满了生气；我可不管别人对他会怎么说。这一件事就使我认为他是最了不起的人。我们失败了，但不是永远失败，也不是完全失败。”
孟沙从拜垒特到了法兰克福，然后顺着莱茵河往下作了那次令人难忘的旅行。当然，小船没有由鹿特丹驶往上游的那么拥挤，走得也比较慢点儿。虽然如此，时间却比较充裕，而且就凭孟沙懂的那点儿德国语，你也可以听听人家的闲谈和瞧瞧这一带地方的人。
一天下午，他们驶过一些高山峻岭，瞧见了古堡、可爱的葡萄园和山里半隐半现的镇市。孟沙很模糊地想起了一座大山，于是去查看了一下他的旅行指南。接下来，他回身向同船的一个旅客用不纯熟的德国话问道：
“这是不是罗勒莱峰，不是有一支歌吗？”
这个德国人瞪起两眼瞅着他。“Ja！”他气冲冲地说道，“Das die Lorelei. A ber heute，kein echte Deutscher singt das lied der Juden，Heine!”[1]几乎就在这时候，一群度假的男女学生唱起一支歌来，不过并不是《罗勒莱》。
孟沙没有再多问。他看到了忙碌的鲁尔河流域。这个大工业区的业务和利益，就连在战争中，也使法国和德国的资本家联合到一起。随后，他匆匆地在荷兰和比利时观光了一下，看到这两个国家全都人口稠密，市容整洁，一般人都富裕、忙碌。最后，他来到了这次旅行的真正目的地——特尔伏里恩。
这所富丽堂皇的建筑物是造在一座宏伟的公园里，可是一进门便叫人觉得不大顺眼。在它的第一间屋子里，陈列着可供开发的非洲财富，欧洲的文化可以倚赖它来建立。比属刚果比比利时本土大十四倍。它从一开始便被认为是一个有利可图的投资对象。利奥波尔德的最恶劣的暴行，现在已经被遏制住了。传教团体正在进行基础教育的工作；限制大公司的法律也已经制定了。但是，在孟沙走过这些无穷无尽、布置美观的陈列室时，他可以瞧出来，比属刚果今天的主要目的，正和它在利奥波尔德一世统治下一样，还是去增加比利时资本家和欧美资本家的私人财富。
孟沙想起使非洲心脏成为欧洲人殖民地的那段欺骗和野蛮行为的故事。他特别想起亨利·摩·斯坦利的那句冠冕堂皇的诺言，说要和平地传播“基督教和文明”。事实上，他们传播了盗窃、谋杀和疾病；人民倒死在他们的手里了。但是，瞧呀，人民和他们的产品全在这儿，不过从第一间陈列室到最末一间，重点都不是放在人民身上，也不是放在他们的产品上，而是放在这些产品加工和销售后所能带来的利益上，而且不会给黑人带来利益，只会给白人带来利益。
这时候，孟沙改由陆路走。他在距路德避难的瓦特堡很近的埃森纳克和歌德住过的魏玛逗留了一下，然后经过有着好些大商行的来比锡和以美术品闻名的德累斯顿，抵达了德国的首都柏林。一个高大个儿、金黄头发的青年人在车站上迎接他，用很流利的英国话向他表示欢迎，把他带到郊外一所整洁的小住宅去。这是卡尔·许尔兹基金会指定给他借宿的地方。那位母亲很慈祥，照料着一个典型的、整洁的德国家庭。她不会说英国话，但是过了几天，由她的高大个儿的儿子帮着，她和孟沙也交谈起来。不久，她把苦衷和愿望一下子全说出来了。她的这个儿子虽然有着北欧人的金黄头发和很明显的才干，在当时的德国却没法找到工作，受到教育，也没有事业的前途，因为，据她说，“他父亲是个犹太人！”
孟沙显得很吃惊，很迷惑，可是她立刻便把话说明白了。
“根据希特勒带来的新的种族哲学，政府只帮助德意志人，其他的人，就连那些有一半德国血统的，也都是既得不到鼓励，又得不到支持。
“我的儿子因此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离开德国。我特地要求让您住到我们这儿来，因为我想请您利用您的影响给我儿子在美国找个位置。”
孟沙苦笑了笑，接着差点儿落下泪来。要对这个女人说明白他在美国的影响多么小，以及他为什么绝对没法帮助这个青年人找条出路，这是很困难的。看来这个女人似乎到死也没法完全明白。
孟沙渐渐看出来，柏林是一个巨大的、生气蓬勃的现代都市。但是它很紧张，到处全在开会；街道上闹哄哄的只听见无线电的露骨的宣传。某些孟沙认为无关紧要的事情，却会使它非常激动。举个例子说吧，他上电影院去，看了一场乔·路易和希墨林的拳击比赛。观众中起了骚动。他们大声鼓噪来表示对德国选手的拥护，而对那个年轻的褐色皮肤对手的种族憎恨，却令人吃惊。等路易披打倒后，全体观众简直热狂起来。你会以为是圣·乔治斩了龙哩。孟沙简直没法理解。可是等他去看了那年夏天在柏林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后，那幕情景变得比较清楚了。
场面是盛大的。孟沙满心激动地看到了人类平等这么鲜明的一个例子：黑魆魆的人形鱼贯地走进运动场；各个种族和国家全高举着他们的旗帜。美国黑人运动员竟然非常突出。短小俐落的欧文斯赢得了一百米和二百米赛跑的世界冠军，以及跳远的世界冠军，运动场上采声雷动。瘦长的、亮光光古铜色皮肤的伍德鲁佛，赢得了八百米赛跑的第一名；高大而黝黑的约翰逊在跳高中跃登首位。希特勒原先曾经检阅过白人优胜者，对他们大加称赞，这时候一次也不再露面了。这是一件生闲气的事，可是它却影响了孟沙的得意情绪，同时也使许多德国人感到害臊。
不过孟沙的导游人却很细心，只让他瞧瞧新德国正在做些什么。
“您一定得知道，希特勒给我们做了些什么事。一年前，我们有七百万人失业。您得瞧瞧他建筑起的道路和住宅。您总记得凡尔赛和约对我们干了些什么，现在还在打算干些什么。但是，上帝在上，我们可要逃脱掉，德国会复兴起来的。”
然而他遇见的德国人里也有些比较肯认错的，知道孟沙觉得一切都不大对劲儿，而且主要的趋向也有人反对。大学里有一个教授在替纳粹分子辩护的时候，突然冲口说道：
“但是，也有个限度。我可不能让人家逼得太过份啦。”
他并没有详细说下去。好多年后，孟沙感到很纳闷，不知道他到底被逼到了什么地步。
有一次，孟沙应邀上一个大学预科学校（德国人称中学为预科学校）的教师家去吃晚饭。在座的还有七八个人。孟沙不觉注意到，饭后大伙儿随便坐着闲谈的时候，窗帘全给放下，而且在那一晚余下的时间里，谈话声音一直很低。那位教师很直率地说道：
“我们对付犹太人的这种行为，使我感到可耻。”接着，他立刻又说出一些卫护的话。“当然，犹太人自己也有不是的地方。他们收买了不少土地和产业，把德国小商人逼得快破产啦。各种职业里他们人都很多。我知道，我知道，不过这也不能作为他们有些人正受着的这种待遇的借口。我真觉得可耻！”
那一晚，孟沙尽听着他们指摘和反驳，听着种种动人的辩白和沉痛的惋惜。孟沙边听边感到奇怪。他很笼统地知道德国有一个犹太问题。他早就打算探听明白，这个问题跟美国的黑人问题有多少地方相同，但是以前一直没有得到机会。这时候，他突然想起，自己还没有把麦克斯·罗森菲尔德的那封信送去。第二天，他托故不参加计划好的游览，独自一个人出去了。他乘车沿腓特烈大街走，越过斯普累河，到了奥兰尼恩堡大街，在那儿找了一气子后，在一个地下室的门口找到了他要找的门牌号码。这是一爿黑暗而不引人注意的书店。店里没有顾客，似乎也没有人照料。他随便浏览了一会儿，然后提高嗓音用德国话问道：
“这儿有人吗？”
一个瘦子穿着一件黑长袍，戴着眼镜，终于从后边走出来了。他低声问道，”您要什么书吗？”
孟沙递给他一张书单，上面开着几本他认为自己应该阅读的书，其中包括马克思的《资本论》、一部《德国犹太人的历史》、几本研究俄国的著作和一些别的书。这个人对这张书单几乎连看也没看，便递还给他，说道：
“对不住，这些书我们一本也没有，”说完便转身预备走。
可是孟沙向他说道：“你是这个书铺的主人吗？”
这个人猜疑地望望他。“不是，”他说。
“但是，”孟沙说，“我有一封信要交给店主人。”
这个人站住，接过信去瞧了瞧，忙奔到店堂后边去了。过了一会儿，他陪着一个年纪大点儿的人回来。他们朝外面街上望了望后，匆匆地把他带到了后边。年轻的那人接着又回到店堂里去，逗留在那儿；老头儿这时才谈起话来。
“欢迎，欢迎，”他说。“请您原谅我们这样没有礼貌。我们不能不十分小心。我很乐意收到我表弟麦克斯的信。您回国后，一定得告诉他，我们的处境很糟，过不了几年，千千万万的犹太人都会死掉，或是被毁灭掉。”
接下来，他们长谈了一番。“您瞧，”这位腊比说，“几世纪来，德国犹太人跟贵族勾结在一起，失去了工人和小商人的同情，说真的，简直激起了他们的仇恨。这并不全是犹太人的过错。早先不允许他们当技工，当农民，或是做买卖。他们成了银行家和大商人，跟特权阶级联合起来大发其财，至少还取得了一部分自由。法国犹太人跟新兴的大资本家的领导人物也这样联合到一起；他们如今依然财运亨通。英国犹太人参加了商业界，又和政客们勾结在一起。俄国的犹太人很有眼光，居然跟工人联合起来，共同推进全世界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吗？”孟沙问。“您认为社会主义会胜利吗？”
“会胜利吗？”犹太腊比回答，“它已经胜利啦！我们如今都是社会主义者了。所有的国家都实行了一定程度的社会主义。就连你们自己的罗斯福，也正在领导着一场社会主义的革命。您瞧见的差别是领导的差别，专政方面的差别。没有学识的群众面对着和他们敌对的势力与阶级，没法促成自身的经济解放，这需要科学技术和资本。在德国这儿，这个希特勒跟大公司联合起来了。他们预备给广大人民适当的‘社会主义’，来使他们不再多话。
“在法国，教育、运输，以及差不多所有的全国性事业都属国有，由国家管理着。在英国，大权是掌握在贵族阶级的手里，由技术人员从旁协助。他们通过这种局部专政会不会获得胜利，这我可不知道。您瞧，如果俄国的那种试验能成功的话，如果工人群众当真能取得专政，把国家领向全面的社会主义的话，那么更多的人将会获得解放。但是他们可不成。俄国人那样没有知识，没有经验，不可能选择无产阶级专政，或是长期保持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自己会争吵起来，接着外国人就会闯进去啦。”
“但是据我了解，”孟沙说，“他们取得了一些成功。”
“一些成功，是的，我希望往后还会更多点儿，不过我很怀疑。我非常怀疑。要是他们当真成功了，那么我们的卡尔·马克思的理想就会实现啦。广大人民就会受到那么好的教育和训练，他们就会那么有经验，那么熟悉新社会的一切，以致他们不再需要国家了。但是这是一个理想，一个狂妄的理想。
“不过我瞧见您很高兴，孟沙先生，因为我想提醒您注意你们美国黑人正在犯的一个错误。你们正在想跟旧的农场主阶级和北部新兴的阔佬们联合起来。这是个大错误。首先，这使工人和贫苦的白人成了你们的敌人。他们率领着暴民，滥用私刑。你们一定得改变你们联盟的对象，要不你们就会失败。”
孟沙吃了一惊。“这我可不能相信！”他说。“这我可不能相信！不论怎么说，我想我毕竟应该上俄国去瞧瞧！”
但是孟沙不得不想起，他在德国的主要任务是要考察一下德国国内的工业教育。他于是便把注意力转向这方面，因为他的时间愈来愈迫促了。他不久便知道，德国并没有打算利用工业作为一种教育的手段。它是在利用教育作为一种经营工业和改良工业的手段。因此，孟沙也知道了作为美国塔斯其基思想的基础的白人哲学，不是要利用工业来教导黑人，而是要利用黑人来帮助工业。
一九三六年，德国和欧洲一大部分地方的电气工业分别掌握在两家德国大公司的手里，内中西门子是最老、最大的一家。它拥有一亿元的资本，雇用了六万多个欧洲高级的技术工人。
孟沙获得许可，走进了这个“城中城”。在许多厂房中间，有一座七层楼的大建筑物。这个建筑物的主要作用，是生产一种最精细的“人”的产品，以便运用到这个巨型工业的生产过程中去。这儿的工业是跟“人”打交道，就象跟棉花打交道那样：研究他们，试验他们。它很确切地知道自己要“人”来干什么，所以刻苦用心，不断试验，专工培养，这样地进行着，以便交出一种完美的产品来：这种产品的工艺技术在效能、精致、严密和准确方面全是举世无匹的。
它每年从初级中学的毕业生里挑选一百五十名艺徒。他们是一些在学校里成绩优良的孩子；公司雇员的子女更优先录取。只有最优秀的人材才能中选。孟沙瞧见的那些都是十二岁到十五岁的；他们经过严格的考试后，进行四年的学习。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领取津贴：津贴虽不很多，可是在学习过程中逐年增加的生活费用，用这笔津贴来应付，也就够了。他们正开始一件终身的工作，在他们的工作年龄里一直从事着这项工作，等他们退休以后，还可以领取一笔养老金。
德国既然拥有一个技术工人阶级，所受的教育都是为了要干一种特殊的终身工作，那么政府的民主管理权显然不能托付给他们了。工业在德国得由一个组织严密的特权阶级来控制，以便支持一个获得大部分收入和权力的富裕阶级。这些工人在国民生活中，在选举地方政府的官员和一些其他的小事上，享有某种民主的权利，但是在政府的政策、一般立法和资本的分配这些大事上，在工业的目的和组织上，在殖民地的管理上，却没有民主权利。工人们通过工会提出的要求是不能完全不顾的，不过这些要求主要是关于工资的事，而这些工资和工作的条件本来是得改善的，它们的费用则从利润中取出。改善的过程自然得受到密切的监视。
有一点孟沙知道得很清楚——当然不是根据他在工厂里或是由通译那儿听来的一切，而是根据报紙、广播和他参观的一个殖民地展览会——德国人认为他们一定得有殖民地，这些新殖民地一定得不单是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的那些，而且是比那些还大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可以把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在廉价的土地上种植出的原料供应给这架巨型的工业机器。
面对着新建成的德国陆海军，英国或是法国当然会让出这片新殖民地来。但是使孟沙惊奇的是，一九三六年德国的主要想法是，这片新的土地得从苏俄方面得来，而德国的日益增长的念头和目的，便是要取得这片土地。因此，孟沙逗留在德国的时候，那里的反苏宣传十分猖獗。共产主义受到公开的攻击，它的过错被夸大了；他们预料它必然会失败。然而——这也使孟沙很感兴趣——俄国推行的或宣布的方法，大部分德国全模仿着实行。政府拥有工业和控制工业的程度一天天在扩大。就这种意义来讲，德国也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控制了货币和银行业．正走向控制土地和土地国有。工作与工资，道路与住宅，全受到政府的控制。剩下的只有一个问题：谁来控制政府？
当独裁者在意大利和德国夺取了政权的时候，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工业界全拍手喝采，因为他们从这些独裁者的身上找到了对付共产主义的方法。孟沙看到俄国即使没有成为欧洲思想的中心，至少成了德国思想的中心的这种趋势，不断地感到惊讶。在这以前，孟沙记得，俄国革命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是对全世界都将具有极大的重要性的一个民族问题。但这并不是什么威胁；相反的，这只是一种试验，一个理想，也许有一天能实现，也许全盘失败，只留下一些崇高的回忆。
但是在一九三六年的德国，俄国是一个事实，一个成功的试验，非常成功，因此立刻引起了这样一个问题：是由现代文明把它接受下来呢，还是用种种粗暴的方法把它连根拔掉。英国是一个敌人，不过是一个在成就和方法上值得仿效的敌人。法国是一个理想，只需要添上点儿德国的科学。意大利是一个盟友。但是俄国却具有威胁性，非放在德国的控制之下不可。
这当儿，阿道夫·希特勒出现了。他是一个精神病人和一个幻想家，做着帝王的迷梦，受尽了贫穷和战争的折磨；他的理想主义是残酷无情的，为人大胆、狡猾，有着喇叭般的嗓音，又很懂得人类的心理。这便是德国工业的头子们在他们战败和绝望的时刻挑选出的这么一个工具；他们不但要他成为德国的主宰，还要他成为全欧洲——可能的话——成为现代世界的主宰。
希特勒是一个工匠，出生在奥国反犹太情绪特别激烈的一个地区，自己跟犹太人在工作方面的经济竞争也很激烈。一九三二年，德国已经接近无政府状态。第二年，纳粹党虽然还是个少数党，却攻击了犹太人，放火烧了国会大厦，夺取了政权，工业界给吓倒了，贵族阶级给吓倒了；经理、工程师、小商人全给吓倒了。他们齐向这个人屈服；这个人起初只是个笑柄，后来成了一个祸害，这时突然阴森森地以独裁者的姿态出现了。工会的八百万会员争吵起来：是立刻就把黄金时代迎接进来呢，还是逐步逐步地来。在这片争吵声中，阿道夫·希特勒和大资本家乘坐一辆四马大车长驱而入。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了不起的一种新发明便是宣传——有系统地歪曲实情，来达到一个目的：使大多数人民相信官方希望他们相信的任何事情。它变成了一种艺术，假如不是一种科学的话。随便哪个国家也没有把宣传象希特勒在德国运用得那么得法的了。报紙、公开演讲人、广播、展览会、庆祝会、书籍和期刊，一切可能利用的宣传与训练的工具，包括学校在内，都被用来教育德国人民，叫他们相信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民；相信纳粹政府，即使不是全世界最好的政府，至少也是德国最好的政府；相信其他的国家，尤其是俄国，正处在水深火热中；相信德国所受的种种批评和现代国家的大部分其他灾难，都该由犹太人负责。
这一切孟沙在德国的时候全听到了。他在和会说英国话的同伴们的谈话中，在跟德国教师和工人的几次亲密会谈中，在听着人家翻译给他听的那老没完的广播中，以及在走着、看着、听着的时候，知道了这一切。孟沙在德国的访问是完全不能跟他在英国和法国的经历相比的。他简直没有结交到什么朋友，也没有跟人民祖亲切地接触。不过他倒看了很不少书，对德国获得了早先从来未有的了解。他见到了一点儿它在十九世纪的情形——一个科学和教育很发达的大国，富有理想，在音乐和艺术方面都很有成就。这个民族从拿破仑一世征服下的深渊里爬了起来，在自己的眼里，甚至在全世界的眼里，即使不能算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也已经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这时候，它正处在革命的洪流里。
[1] 德文：“不错，这是罗勒莱峰。可是德国人没有谁唱犹太人海涅的这支歌！”案德国诗人海涅出身于一个犹太商人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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