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爱·伯·杜波依斯 -> 《黑色火焰》第二部：孟沙办学校
第十九章 马具匠的儿子
从前，衣阿华州有个马具匠，名叫霍普金斯，他喜欢玩滚球。有个儿子，叫哈莱，有一天他带儿子上衣阿华州立农学院去。哈莱当时约十岁光景，在那里看到个黑人。那黑人叫乔治·华盛顿·卡佛，是个样子古怪的家伙，浑身漆黑，瘦长个儿，一副邋遢相，嗓子尖得想都想不到，简直象女高音。
开头，哈莱冲他大笑，后来听到卡佛对白人学生讲到植物，什么青草啊，谷子啊，野草啊，就不由得入了迷。哈莱听了个把钟头，当下打算高中一毕业，就回到亚美斯跟卡佛学习。谁知他再也见不到卡佛，因为卡佛不久就到南方塔斯其基的黑人学校去了。哈莱·霍普金斯一辈子也没有忘掉他。
他注意了一下卡佛的一生，对这人就越来越着迷，越来越惊讶。卡佛丝毫不计较个人利益。薪金支票积了好几个月都不去兑现。把宝贵的知识都随便贡献给世人，一不要金钱，二不要代价。为了求知，为了有利于世人而热爱知识。不肯把宝贵的发现拿去申请专利权；不肯接受既有收入、又有实权的职位。为人朴实，笨拙，怕羞，忘我，一心为了“美”和“真”而奋斗，对同胞的嘲笑从不介意，活脱是第二个甘地，情愿做小池塘里的鱼，不做大海洋里的鱼。
哈莱上葛林耐尔学院，跟史丹纳念书。史丹纳是个“社会主义者”。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生，在德国受教育。早年住在英国，认识了“韦勃派”和“费边派”。在班级里教各种社会学理论，也教卡尔·马克思的哲学。至今这课程在哈莱·霍普金斯的生活中还起主要影响。
大学毕业后，霍普金斯在一九一二年来到纽约。他生来心眼灵活，富有同情心，说来真是万分幸运，不久就做了约翰·亚丹姆斯·金斯伯莱的教子。金斯伯莱当时正负责纽约的济贫工作，霍普金斯虽是新手，对追求真理和生活倒是热心之至。金斯伯莱希望从人的角度，多了解一些穷人的情况，而不愿把穷人单纯看作城市“问题”。他派小哈莱·霍普金斯去研究穷困现象。哈莱，刚来自舒舒服服的西部，看到的穷困现象，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他一眼不眨的正视这种现象，作了一番仔细研究，这么仔细的研究，在城里还是少有的事呢。
他健康情况不佳，没有去服役打仗，因为年轻时得过恶性伤寒，从此没有全部复元。这一来，他经常发重病，身体瘦弱，又是贫血。当金斯伯莱到欧洲去参加战后工作，霍普金斯就接受了新奥尔良的红十字会工作。在那里一共待了三年，后来又在亚特兰大当了两年东南部红十字会会长。他在南方没有找到要找的机会。相反的，却看到阶级问题受到种族和肤色问题的纠缠和歪曲。
他还是头一回不得不正面接触到南方的黑人问题。这以前，他只认识几个黑人——卡佛，他晓得这个人是位伟大的科学家；还有纽约三两个黑人工人，只是人数不多，因为当时研究的穷困问题是在东区，那里的黑人很少。如今他才看到南方南部人口众多的黑人，他用的观点是掌握全部政权、掌握绝大部分财富、规定社会风俗的白人的观点，而且根据的是他们那种清规戒律。
当地的红十字会都由“社交界人士”把持。会里经费充足，接办慈善事业，和各单位进行公共救济。在这种单位里只有具有相当社会地位的人物才操纵大权；黑人都不能加入，如果黑人需要救济，只有在不影响工资和身份的条件下才行。譬如说，碰到密西西比河发大水，弄得黑人无家可归，分文不名，红十字会就看管他们，把他们拘留在一块，免得他们逃出雇主的魔爪。最后，送他们回到他们主人的庄园。
霍普金斯上了当，受了辱。他看到南方的问题——贫困、低贱、愚昧和疾病，外面涂上层奇妙的釉面：虚伪、僭越、固执。他没法对付，没法看透。他天生不是领导人，也不是革命家，只是个有头脑的追随者，追随他所信赖、他所忠心追随的领导人。在这里，他跟受压迫最深的阶级——黑人和穷苦白人——完全隔绝。既不能明目张胆的接近他们，也没法博得他们的信任。他只觉得自己陷在仇恨和贫困中，被捆住了手脚。
当他调到亚特兰大去当东南部红十字会会长时，非但没有自由一些，反而更受拘束。官僚主义捆住了他的手脚，似乎什么事都办不成。他又变得一筹莫展，这在一个胆小的人身上倒是很自然的事；后来有一天，说来完全是意外，他不觉来到梅肯，进了新开办的州立黑人学院的校园，情况才有改变。当时他一不通名报姓，二不说明情由，就闯进校长室，碰见了琴·杜比侬。他又失望了，因为把她当成了白人。但嘴里却略带哀求的口吻问道：
“嗳，你能不能帮我下忙？我要跟个黑人谈谈心。在这鬼地方，看来要跟什么人好好谈谈都不能。我是哈莱·霍普金斯，红十字会的新会长。”
“久仰，久仰，霍普金斯先生——校长一定欢迎跟您谈谈。”
霍普金斯一听不由得很高兴，至少校长是个黑人。他走进校长室。孟沙开头对霍普金斯有点成见；霍普金斯是红十字会代表，黑人对这个势利的机构并不喜欢。这机构有时也救济他们，但总是挨到最后，而且摆出了一副施主的姿态。此外，霍普金斯的举止也叫一本正经的校长吓了一跳。原来霍普金斯刚到不久就把脚搁上了桌子，点了支香烟。随后他开门见山的谈开了。明摆着他为人还诚恳体贴，并不是存心想得罪人。
“你对这南方到底怎么受得了的？”他问道。“我死也受不了。我可不干啦。”
曼努埃尔瞪着眼，原想请他不要抽烟，一时改过口来说：“可你不是在当红十字会会长吗？”
“我在亚特兰大试过两年，这以前在新奥尔良试过三年。那真糟透了。卫·朗不愧是个出色的社会党人，为人民着想，可是首先他为朗着想，你真说不上他搞到哪里才收场。不过，路易斯安那州是个天不容地不容的贼窠，正是凶手、小偷、嫖客的天下。我只得离开。东南部怎么样？你们黑人怎么受得了？”
“受不了又怎样？”
“我知道，可我比你更搞不明白。所以我放手不干了。不过，你倒说说看，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法，又打算怎么办。”
接下来一番谈话真是又坦率又迷人。两人都不由得互相信任起来，掏出了心。一个相信上帝，相信人类天赋的公道。一个却不信有什么显灵的事是靠得住的，只相信一般人民群众的公道，只要人民群众有权力讲公道就行。可是孟沙认为如果指的是白人群众，他不信他们会讲公道。霍普金斯声称孟沙心目中的“好人”多半都是“下流坯”。这样拉拉扯扯的谈了两个钟头，琴·杜比依就婉转的打断了话头。他们热情的握了握手才分别，从此谁也忘不了谁啦。
等到金斯伯莱出洋回国，照他后来的说法，就把霍普金斯从红十字会中“搭救出来”，他们在纽约住了三年，交往密切，相互切磋。在近郊毗邻住宅里工作，看书，谈心，到林子里散步。霍普金斯研究健康情况，特别是肺病的危害性。这一来，霍普金斯对贫困、健康、疾病等等都有了认识，就在一九二八年见到了富兰克林·罗斯福。
两个势不两立、互相攻讦的人，两个性格上各不相同而互补不足的人，就此会见了。首先，两个人都是“苦海难友会”的终身会员。一个得了瘫痪的绝症，为了撑直身板，天天都随身拖着十七磅重的钢甲。一个吃了东西总不消化，身体瘦弱、贫血，三番五次的开刀，命在旦夕。话虽这么说，两人谁都不叫苦。不用说，两个人眼看整个国家，就算不是整个世界也罢，害了不治的瘫痪症，如今正有机会治愈一国创伤，都不禁感到欢欣鼓舞。
罗斯福出身名门，教养高贵，家里又有钱，还在葛罗顿学校和哈佛大学念过书，可说是个绅士。他又斯文又博学，讲究修饰，衣着合身。他属于生来反动的有产阶级。他挑中了政界这条路，因而接近一批毫无教养、诡计多端的政客，这批政客强烈的引起他那种“位高责重”的意识。他赞成私有财产、世袭财产和投资。不过为人老实；能正视事实。即使跟秉承的癖好相违，也能公正对待。虽没有平均主义，倒有昔日美国人那种机会均等的意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确是个两面人。这个富庶的国土上一片贫困的景象，真叫他愤激；他认为这根本不是必然的现象，主要是违法乱纪的结果，自觉的也罢，不自觉的也罢。为了补救起见，他赞成哈莱·霍普金斯以及当代大部分比较伟大的思想家那种“社会主义”。虽说他的思想算不上“社会主义”，倒合乎“社会主义”的一套。他朋友富兰克林·兰和贝尔·莫斯科维兹，还有同事塔格惠尔和弗兰西斯·潘金斯，还有杜威和范伯伦一流的大教育家，以及史蒂文斯和克罗列一流的社会思想家都是讲这一套的，他全听信。当时的思想倾向正是“社会主义”的一套。另一个罗斯福是英国绅士，有荷兰地主做后盾，碰到大不列颠的首相向他呼吁，要求他支援不列颠帝国免受希特勒侵略，那时他还把不列颠帝国看作对他意义重大的整个文明的救星呢。
罗斯福身为亚尔·史密斯的后任，继承的“博爱社会主义”正是弗罗仑丝·凯莱和她那“消费者联盟”的一套，也是琴·亚丹姆士和她那批“社会服务社”领导人的一套，也是弗兰西斯·潘金斯和她那工厂法的一套。可是，霍普金斯和他关系比较密切，跟纯粹的“社会主义”也比较接近。罗斯福跟霍普金斯亲近，只是因为两人受的教养恰成对比，霍普金斯根本不懂礼貌，经常用刀吃饭，而且脏话不离口。不过他是一个专爱追根究底的人物，一个赞成德布斯的“社会主义者”，一个自由思想家，不上教堂做礼拜，了解人民大众，因为他也是其中一个。但他的知识超过他出身的那一阶级的范畴。他直接研究贫困和疾病问题。凭了在南方南部寄居的生活经验，还了解那里的黑人问题。他头脑清楚，诚实无欺，看得比“真挚”重要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忠诚”——对朋友的忠诚。为了对朋友忠诚，一切牺牲在所不惜。
哈莱·霍普金斯就此成为罗斯福的帮手，共同面临大萧条时期的灾害。当时罗斯福是纽约州长。在纽约，失业者挤满街头，人数日益增加。过去有种传统，一向认为贫困和失业即使不算犯罪的标志，至少也是懒惰的明证，罗斯福决定采用直接救济来解决灾难，这样就违悖这种传统了。他应当如何着手救济呢？
他委托一个大企业界朋友来负责，那人就请了当代最闻名的社会活动家当临时紧急救济署的行政负责人。何格孙先生是个有多年经验的人，他拿不定主意，就跟朋友商量一下。那批顾问说，这个试验未免太邪门，注定要失败，或许会断送他的前程。因此他拒绝了，却推荐了哈莱·霍普金斯。霍普金斯当时在“防痨协会”工作，一听叫了起来“这正合我口味。”罗斯福就请他当临时紧急救济署主任，这机构准备花几百万块钱来救济纽约工人的饥荒。
后来，富兰克林·罗斯福当了十二年美国大总统，哈莱·霍普金斯就是他的左右手。不过，罗斯福也遵奉自己的阶级教育，已经转向科学界和大企业界请教了。他的“智囊团”人物如塔格惠尔、伯勒、毛莱，一致赞成实行“计划经济”，甚至拿“社会主义”开玩笑。但最后，社会学界和金融学界终于赞成胡佛的意见——银行应当首先得到救济；对那个长期来一直在管理企业、左右政府的金融界组织，政府应当立即恢复权力。其次，最高金融部门的分支机构，铁路公司也应当得到援助。说到这问题，如果罗斯福是个社会主义者，甚或对现代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情况非常熟悉的话，那么至少会着手由政府接管银行和铁路的所有权。要达到这目的，倒有几个办法。可是“智囊团”出的主意互相矛盾，根本没有采取什么明确的方针。
另一方面，在哈莱·霍普金斯专长和顾问的范围中，一切都迅速实施了。因为霍普金斯看出本国从未经历过这种灾难。一九三〇年，美国陷入了“死荫的幽谷”，面临地狱。
在芝加哥，一个街角里，站着杰克·卡迈克尔，从密执安湖吹来的寒风，钻进他单薄的衣服，冷得他簌簌发抖。他是个年轻英俊的黑白混血儿，只是苦着脸，瘦得很，又饿又弱。原来他犯了罪，慌忙中，丢下老婆孩子，从南佐治亚逃岀来，免得连累他们。即使逃了出来，还是混不上一顿饱饭；想尽种种办法，似乎都行不通。话虽这么说，他还有梦想。脑子里充溢着说不尽美妙的幻景、希望和空想。正当他站在那里，分文不名，腹内空空，有辆卡车迎面开过马路，卸下垃圾，顿时有三十五个人一哄而上，用双手和棍子掏寻一星星剩菜残饭。他掉过头去，张口呕了。
芝加哥以西五百哩的地方，站着个庄稼汉，狠狠盯着牧场。他咕哝说：“去年我养了四百八十头牛卖掉。今天家里却一点肉都没有，连买肉的钱都没有。”
在东面一千哩外的首都，有个十口之家搬进一套三间房的公寓，里头早已住着一户五口之家了。他们有的睡在椅子上，有的睡在地板上。
但是还有比挨饿受冻更不堪的事。当时，半夜里在波士顿公寓里踱来踱去的那个黑人，晓得个中滋味。门罗·屈洛特——就是伍德罗·威尔逊声称在一九一四年那次有名的谒见中，侮辱过他的黑人领袖——印行《波士顿卫报》有三十年了。如今，眼看这份周报就要保不住，他差不多神经错乱了。这是他的命根子。他打算借用这份周报，把美国黑人从三百年可耻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不三不四的自由他可不稀罕。仅仅把同胞造就为有益有用之材，他也决不答应。他要的是充分的参政权和公民权；不要“黑人专用”学堂；不要黑人病房，也不要“黑人”基督教青年会。不！要绝对平等，完全平等。让布格·华盛顿跟他那套只顾眼前利益的卑怯投降行为见鬼去吧！
为了争取这种解放，屈洛特牺牲了财产和爱妻，她去年刚因操劳过度而故世。他们根本养不起孩子。如今碰到了萧条时期，脸带冷笑的贪心债主也上门了。他的姐妹帮他解决时间和金钱的问题。这可不够。他过去为朋友，为自己人，为同种人，岂止鞠躬尽瘁，如今这些人在哪里呢？时间一个钟头一个钟头的飞快过去，他心乱如麻的来回踱着。后来他出了房，爬上屋顶去看星星。天上没有星。他咒骂了一句，举起颤抖的双手。心里记起这天早晨正是他六十二岁生日的开始呢。于是，他闭上泪水盈眶的眼睛，跨出屋顶，到了第二天早晨，人家才发现他血肉模糊的死在下面人行道上。
富兰克林·罗斯福虽不是“社会主义者”，可是对“社会主义”，对二十世纪徳、英、法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社会立法的印象也很深。俄国苏维埃革命实行了一种计划经济，这一计划可把他吸引住了。他正如当时所有好奇的人一样，给吸引住了。不过，美国的教育制度却害得罗斯福这流人成不了事。任凭他去摸索答案。早在一九一二年，金融资本家控制了个别资本家，产生了泰迪·罗斯福抨击过的托辣斯，那时富兰克林想道：“随着个人自由而来的文明情况，势必引起许多问题，单凭个人自由可解决不了。”他因此建议：“与其为个人自由而斗争，不如为集体自由而斗争。”在第一次竞选总统时，他又进了一步，声称：“如果私人资本家不愿为合理的利润而经营，那么政府只得亲自动手经营。”此外，还更加干脆的说：“有一小撮人靠贷款和买卖证券，就能获取巨利，因此他们对社会福利的主要看法都带有这种色彩，我们可不容许我们的经济命脉操纵在那一小撮人的手里。”后来，在第一次就任总统的典礼上，他把萧条的原因全部归罪于银行家：“银钱业商人原来端坐在我们文明圣殿的宝座上，已经跳下逃走了。我们如今应当重建圣殿，重建的方法就是把社会价值应用到比营利更高尚的范围。”
面对着一千三百万失业大军，人数又是日益増多，他立即看出这问题不能听任工业界去解决。他听了哈莱·霍普金斯出的主意，替美国创立了一项惊人的新事业，许多人还以为这一来世界末日就到了呢。哈莱·霍普金斯带头开展这项运动。他说：
“如果我们听任千百万人，仅仅因为贫穷，就穿破衣，住破房，吃又吃不饱，也没有能力送孩子去上学，我认为这是种荒谬行为。我决不相信我们美国会容忍旧事重演。以往，老年人原可以靠相当大的一笔不失身份的养老金在家纳福，而偏偏给送到养老院去，照我看，我们决不开倒车，退到那种年代里。我们要让穷人有好房子住，人人都有真正保障，这种日子快来到了。我已经跳出了所谓‘人心坏才会穷'那种道德观念的圈子。我可不信这套。”
罗斯福也不信。国内目前这种苦境，当然不能怪“社会主义”，只能怪企业，特别是买卖交易。罗斯福再一次指摘金融资本家：“人类商品交换的主宰，由于本身顽固和无能，都失败了。他们承认了失败，并且下了台。无耻的银钱业商人那种伎俩，在所谓舆论这一法庭上受到指摘。任何一个根据髙尚的民主理想办事的政府，主要关心的就是在一个资源富饶的国家里，绝不容许有人挨饿这一简单法则。”
霍普金斯知道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要解决这问题，只有由联邦政府取代州府或股份有限公司实行一项庞大的工程规划。一九三四年，用了将近十五亿元来赈济两千万难民。千百万人派到了工作。美国失业男女领到了优厚工资，修建了数千哩公路，数千个桥梁、公园、学校和医院；数百个飞机场、运动场、游泳池。一个月中有一百万人分别进十万个班级受成人教育；一万五千个公共会堂的娱乐都受到管理。
在这种苦日子里，黑人群众由于刚当过牛马，接着又遭到旧主人和北方工业界无限制的剥削了七十年，如今真成了天字第一号的苦人儿了。不过，一个国家，向来不把黑人当成美国人看待，即使全国财富和文化大半是建立在黑人的脊背上的也罢，在这萧条时期，十之八九又忘了黑人的苦难。有了奴役，农业中就用不着穷苦白人，有了自由，蓬勃发展的工业中也就用不着穷苦黑人。另一方面呢，全世界农业普遍衰退，害得广大黑人农民逐渐沦落为没有土地的佃农和苦工。
世界大战和战后那种虚假的繁荣，似乎一时新开了大口；两百万黑人工人纷纷涌往北方，到钢铁业中去工作，去造汽车，做罐头肉，盖房子，在厂里干重活。他们碰到了不准黑人加入的工会，把他们逼得走投无路，只得一直拿低工资；还不给他们房子住；还聚众痛打他们。后来，经济萧条临到了大家头上。
在萧条期间，凡是工人，不管白人还是黑人，饭碗都砸掉了；房屋田地赎不回来了，一点积蓄也用光了。不过，黑人工人的情况，样样都比白人苦，只是程度上有大有小罢了；黑人的损失更大，受苦的时间也更久；经济萧条还没有加剧前，就因为技术革新，先给裁掉了。黑人总是先吃到失业和降低工资的苦头，时间拖得更久，生活水平降得更低。《危机报》再也维持不下去，因为读者买不起了。它的声音给压下去了。在南方乡村，黑人教育几乎停顿了，而南方城市里的学校，却挤得满坑满谷。
在经济萧条的打击下，黑人晕头转向了。失业的比率比白人不是高两倍，就是高三倍，四倍，或者更多倍。在纽约的哈莱姆区，一百人当中倒有六十四个失了业，五户人家中就有四个户主没有工作。尽管这样，在一九三二年十月，哈莱姆区所有的失业人员中，却有百分之七十四根本没有领到一点救济。在新泽西州纽亚克市，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黑人失了业。
在边区城市里，黑人贫困的程度是白人的四倍到七倍，在南方，领取救济比白人要难，按户计算也要少。在南卡罗来纳州査理斯顿市，黑人占有一半，可是在失业人数中，黑人却占到百分之七十。
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的“社会救济会”会长汇报说，一九二九年，申请救济的有百分之二十是黑人，到一九三二年，已经增加到百分之六十五。
在俄亥俄州的钢铁中心杨氏镇，黑人在所有失业人员中占三分之二。在芝加哥，没一个地区受的打击超过黑人区。在第二选区，一九三〇年在业的人，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到第二年就失了业。黑人区里银行倒闭的事比城里其他各区都彻底，都糟糕，有些中产阶级黑人过去拼命省吃俭用攒下了钱，如今却一贫如洗了。
在现有的工作岗位中，黑人纷纷换做了白人工人。有不少白人工人用来接替黑人充当看门的和擦鞋的，拿的工钱甚至比当时黑人拿的还要少。在亚特兰大，有一百五十个黑人旅馆茶房换上了白人。纽约-宾夕法尼亚线火车站的衣帽间里，用上白人姑娘来接替当了四十多年服务员的黑种男人。在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的一个最大旅馆中，黑人茶房都换成白人女招待。俄亥俄州的百货商店全用白人来接替黑人当门房。在得克萨斯州奥斯丁市，批发行都雇了白人来代替黑人送货。
凡是国府、州府、市府和郡府经办的公共工程，都照例歧视黑人。在内华达州的胡佛坝这件工程上，原本不用黑人，后来不断遭受抗议，才逼得包工头在成千上万个黑人工人大军里，至少雇用一小撮人。密西西比州的公路局公开宣称，凡是公路建筑工程中，一概不用黑人。
俄马哈市的治河工程是联邦的事业，也不准黑人工作。圣第亚哥市的上尉坝工程中照例歧视黑人。纽约市的哈莱姆医院扩建新大楼，也拒绝黑人工作，连哈莱姆区中心的一四三条胡同和一三六条胡同的翻修工程都不用黑人。
尤其糟糕的是，地方和联邦当局总是轮到最后才去救济黑人。既然白人地方当局把白人看成同胞，往往不把黑人当人看待，失业的白人和挨饿的白人儿童就自然应当首先得到白人地方当局的救济，这也是人之常情。此外，这种事情也未始不可能发生：政府对白人工人不仅予以救济，还加以扶助，可是对于黑人工人，仅仅为了免得他们饿死，反而害得他们更加贫困；甚至到了最后，全国复兴计划和整个工业系统重建计划都在制订时，按说这种计划必须决定黑人的前途，以及黑人对本国工业和文化的关系，国家却没有准备作出这种决定，因此往往拒绝考虑。
在首都华盛顿，不论什么时候，无业黑人领到的救济，比失业白人拿到的菲薄救济至少要差三分之一。碰到分配工作或粮食，黑人拿到的总比白人少。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的黑人失业救济所全都结束了。在南方许多城市里，贪赃枉法的慈善机关当局，竟强迫无业黑人出钱购买红十字会的面粉，失业白人却是免费领取的。
好多地方的白人地方当局，把移居北方的黑人家庭遣回南方；他们都通过红十字会来办理这事。
警察对付无业黑人的手段真叫毒辣。在南方，总是援用流浪法，把无业黑人送到上镣铐的囚工队去。警察常常蛮不讲理，把无业黑人乱加罪名，投进牢里。
千百个黑人工人，为了在铁路线上扒煤碴，或是抢一只面包，就遭到警察和郡警枪杀。九个斯考兹波罗的小伙子，在亚拉巴马州给套上个莫须有的“强奸罪”，其实都是无业分子，在密西西比河的航船上找活干的。
黑人农民、佃户和佃农几乎都要饿死了。田地给抢去抵了债。地主不“给”佃户一家大小粮食。黑人农民在地里一点收成都捞不到，无数田地都荒废了。
罗斯福的内政部长伊克斯，对黑人问题和黑人领袖有几分了解，因为他一度当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芝加哥分会会长。他着手找人讨教黑人跟“新政”的关系。他谨慎其事。他想要找个黑人事务的顾问，却又认为委派黑种人来当顾问并不明智。挑一个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南方人来当顾问才比较行得通。他在何威尔一家中找到了这个人选，颇有舆论影响的《亚特兰大宪法报》就是这家人办的。这人叫做克拉克·福尔曼，年纪不到三十岁，受过相当教育，曾经搞过种族联合运动，抱有自由主义思想。伊克斯任命他全盘负责一个黑人事务委员会；福尔曼就拉来一批黑人顾问。伊克斯还任命黑人当他的正式顾问，管理国立公园的事务。罗斯福夫人碰到了玛丽·白求恩，印象很深。在她的劝吿下，还请教了其黑人。威尔·亚历山大早年曾鼓吹南方种族关系运动，在农场安定署里任职，他请了黑人来当顾问，因此，到后来，在最高检察署、国防部、联邦房屋管理局、紧急事务管理处、劳工部、青年署、联邦工程署等机构，有真才实学的黑人，都有了发言权。
“新政”的基本问题，是力求“恢复”昔日“繁荣”呢，还是在全国根本的经济结构中，再进行若干基本改革，以求达到较大的稳定性和经济上的公平待遇。如果是前者的话，那么黑人就没有多少希望了。唯有指望“恢复”到黑人经济的发展前途越来越小的地步。如果南方农业在政府援助下恢复了正常，那么黑人多半还是充当佃农和受剥削的临时工。如果大工业同样“恢复”了，那么黑人也依然是朝不保夕、工资低微的小工的后备力量。此外，银行信贷业即使恢复了，对广大贫困的劳动人民说来，意义也比较小。
从另一方面看，如果工业和一般工人之间的关系都经过检査，得到调整，如果农业和本国其他工业之间的整个关系，诸如价格、方法、机械和市场等项，都经过仔细调整，如果采用缩短工时，出最低工资，禁用童工，安排老年生活保障，以此消灭失业现象，如果诸如此类的方法都要用来彻底改变美国生活的基础，那么美国黑人，在废除大规模的种族歧视之余，就要有个“新政”，有个改善生活条件的新机会了。
这一来，“新政”不仅遭到靠剥夺黑人公民权起家的垄断资本的反对，而且还促进白人工人的反对，因为穷苦的失业黑人增多了，或者说无从减少，他们的苦境对白人的生活水平是一大威胁。结果就酿成暴行和种族暴动。
哈莱·霍普金斯在梅肯跟曼努埃尔·孟沙见了面，就此在纽约认识了孟沙法官。霍普金斯，法官夫妇，还有莎莉·海恩斯，几个人也时常在孟沙的起居室碰头。在孟沙夫妇的生活里，这倒是又新鲜又兴奋的事。一九三四年，他们在谈论新成立的全国产业复兴总署，莎莉听得兴致勃勃，霍普金斯满怀希望，法官却默不则声。
“你怕‘社会主义'吗？”莎莉问道。
“不，这是我毕生的希望。”
“这当然不是‘社会主义'，”霍普金斯说。“是个过渡。”
“连这还算过渡吗？”法官问道。“你晓得吗，工人阶级至少有三分之一给排斥在外面？”
“你是说黑人吧；在公共工程署可没这等事。”
“对，在你的工程里是少些。我知道那不假；不过在农业方面，在全国产业复兴总署，在计划中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南方和熟练工人工会能想法搞掉多少黑人，他们就搞掉多少。农业工人和佣人都不包括在全国产业复兴总署那个工业法的保护范围里。这一来，就有三百万黑人工人不包括在内，在不得不谁干活糊口的全部人数中，占了半数以上。这三百万人正是黑人消费市场的主要购买力。对他们说来，物价直线上涨，无异少一层保障，多一层苦难。在某些地区对黑白工人都制定了同一标准的最低工资，要雇主出同样多的工资，还不如用白人来替代黑人呢。你看过《新共和》吗？请听这一段：
“在以黑人为主要劳动力来源的行业、工业和工业区中，凡是提出延长工时、降低工资的要求，尤其是南方工业界代表提出此类要求，黑人产业工人，作为一个团体而言，都无法加以自卫。除了少数个别团体，例如西弗吉尼亚的矿工，或南大西洋海岸的码头工人，黑人工人都没有组织起来，也看不出有什么力量可以作为集体来进行谈判。在将近六百次法规论辩庭中，有组织的黑人工人代表出庭的还不到十个。”
“知道，知道，”霍普金斯回答说。“也许共产党说的是实话。不是广大工人地位提高，就是有些人爬上另一些人的头上，寡头政治继续存在下去。”
“不过，”莎莉·海恩斯说，“这种寡头政治会不会日益强大，到后来被剥削阶级就此消失呢？”
“在那方面我想得不少了，”法官说，“可是我不信，尤其是，如果被剥削的群众，肤色分明象打着烙印，那更叫人信不了。别忘了，今日世界绝大部分工人都这么打着烙印。”
霍普金斯沉吟半晌。“此外，”他说，“甚至在白人工人阶级中，也有打着烙印的；技巧熟练、受过教育、工资较大的工人也参加剥削小工、外行和穷人，这种倾向实在厉害，在今日这儿美国起相当大的作用呢。到明天，起的作用还要大得多。请看！今天工会工人跟广大工人站在一起呢，还是站在财主一边？
“在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三年的经济危机时期，美国最有钱人家的财势非但没有削减，反而增加了，可是广大公民却沦为赤贫啦。即使不少人重新就业，提高了经济水平，可是，由于手艺或特长没有真正差别而产生的根本不平等现象，却照旧严重得很。在一九三二年，大约有两千万人失了业，没过几年，竟有一半人就了业，跟这种重新就业情况类似的，是天文数字的红利和利息也在同时自动回到收入最高的一批人手里，那批人最多也不过六千个罢了。我不知道。我往往心灰意懒。”
莎莉问道：“黑人怎么对付呢？”
法官答道：“黑人群众在挣扎折腾。有的城市里，黑人搞起‘黑人商会'来开办自己的零售店。在圣路易、芝加哥和纽约，他们组织黑人顾客，不同拒用黑人店员的白人商人做生意。在华盛顿，有一批年轻的黑人知识分子。他们都有才能，个个精神抖擞，勇气百倍的进行斗争，到今天算来也有几年了，他们掌握的知识利箭，枪弹般的文件，害得罗斯福内阁昼夜不安。”
“确实是这样，”霍普金斯应道。“只要他们坚持不屈就好了。”
法官低声哼着：“工作啊祈祷，吃的是干草！”
“难就难在国内几千万工人非但不拥护社会主义，反而见了担心害怕。将来有一天，进步运动需要他们支持，他们却会站到错误的一边去！”
救济工作终于分成两部分——一个是票据交换总所，企图用长线钓大鱼的方法来帮助私营企业；一个是霍普金斯领导下的公共事业振兴署，企图分配工作，丝毫不管这工作的商业价值如何，也不管它能赚多少钱。霍普金斯这计划终于害得国家花掉一百亿元。
多亏哈莱·霍普金斯和他的公共事业振兴署，杰克和蓓蒂·卡迈克尔夫妇俩才保全性命和幸福。蓓蒂是曼努埃尔·孟沙太太的侄女，孟沙当初鼓励他们小夫妇到南佐治亚一块地去安家落户。后来杰克就逃到芝加哥去了。有好几年工夫他们连彼此下落都不知情。杰克莫名其妙的出走以后，蓓蒂一时在当地黑人学校中找到了教书工作。
地主克兰斯顿倒也没说什么。当初杰克就是动手打他，心里害怕才逃跑的。他希望杰克回来，这样就有机会依法把杰克困在地里干一辈子活。到后来，他认为杰克家里当真不知杰克下落，才干脆等着，但愿杰克相信一切都平安无事，就此回来。因此他出力把蓓蒂安插到黑人学校去教书。
可是，克兰斯顿正跟所有农场主一样，也窘得很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随之而来的繁荣期间，产量曾经增加过一时。农场主把剩余产品都堆了起来。当经济危机一到，农场主个个叫苦连天。在南方，他们就嫁祸到面临饥荒的佃农和囚工队头上。
罗斯福在这上面采取权宜手段来应付。无论“社会主义式”的赈济办法也好，大企业界制造缺货的方法也好，“新政”一概不采用，却把这两种方法拼凑起来，先毁掉粮食，限制耕种，再出钱给农场主，买得他们的合作。等到联邦政府的赈济金落到克兰斯顿这类南方农场主的手里，他们都把钱放进口袋，佃农挨饿也好，逃荒也好，他们都不管。蓓蒂·卡迈克尔终于决定走了。她的婆婆表示要自己出力经营那个小农场，再雇人来干活。她私底下还相信儿子杰克会回来呢。
蓓蒂北上了。她打算找工作，一等到积够了钱，就把婆婆和儿子接出来。她在纽约一个小康之家当佣人，夜里学护理。后来那家人家用不起佣人了，就把她保送进克瑞斯威尔医院，整天都学护理，靠夜里工作来维持生活。
这家医院刚试用黑人做护士，当然还不敢在宿舍里让黑人和白人同住。蓓蒂到医院时，只有一间双人房空着，但不能让她进去住，除非下一个申请住宿的也是黑人。话虽这么说，勤工还是让她住进去，等下一个申请人来。这申请人原来是莎莉·海恩斯，她是由哈莱·霍普金斯突然派到这地区来临时视察情况的。她就是约翰·庇尔斯那个合伙人的女儿。她父亲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就自杀了。当时她一听到消息，马上离开学校，奔回家去照料受不了这刺激的母亲。
当时医院里突然把海恩斯太太请了去。她脸色发白，摇摇晃晃的走进那辆劳尔斯-劳埃斯牌轿车。弄得心慌意乱。她丈夫怎会害病呢？那天早晨，虽然那一大堆企业上的事或许叫他担足心事，看上去神色也不坏呀。但这事是千真万确的。她一到医院，只见他脸色刷白，死了，子弹打穿的那面太阳穴上覆着一块布。银行经理态度不如平时那样恭敬，陪她上闹区，到那家大银行，窗上金字刷着她丈夫的名字标出“总经理”的衔头。经理匆匆走进豪华的办公室，一屁股坐下。立即装出彬彬有礼的样子，话却说得很不客气：
“夫人，现在最好还是让您知道——您一个钱也没有了。”
“我不明白。”
“您会明白的；一切都完了——房子、汽车、您的大部分衣服和珠宝；他的一切，你们的一切——还有我的一切，也都完了。”
说着他就坐在那里，不顾羞耻的哭了。由着眼泪淌下脸来。因为他想起在威斯忒契斯特新盖的房子，还有那片漂亮的草地，往日黄昏时分他经常得意洋洋的在那上面干活呀；他想起幸福的妻子和两个活泼的娃娃；想啊想的想得不敢再想下去了，就跌跌冲冲的穿过那家著名大银行的铜门，走了出去。
海恩斯太太母女俩碰到了叫做“贫穷”的那个鬼。那虽可怕，并不恐怖。那狰狞的幻影当然不是真的，但又象真的，似乎在全国出现——受害的不仅是六十万个象她这种以住每月至少收入一千块的人家，还有六百万个每年收入不到一千块的人家。
海恩斯家从来未曾欢聚一堂。一家三——丈夫一心一意做生意，忙得要命，常常不在家；太太无所事事，打扮得漂漂亮亮，往往没精打采；女儿莎莉，长得亭亭玉立，体格矫健，老是忙得没有闲空。她在布林马大学，花了三年工夫念完四年课程，打算毕了业到伦敦和巴黎去攻读社会科学。
这计划她还没有对家里说起，她父亲自杀的消息就传到她耳朵里了。她并没有真正感到意外，也不觉得太沮丧。这一来当然要改变计划啦。再也不能一年花五千块钱了。她打了下算盘，猜想这件事对她本身不会太糟。
她母亲不存丝毫指望了，人也变得迟钝了。莎莉不久就把房屋租约取消，佣人辞掉，家具珠宝都卖光，一切资产都换做现钱。母女俩搬到下东区，过起高尚的穷苦劳动人民的生活了。做母亲的替她管家——这还是头一次上手的新鲜事。她拼死卖命的干，心里捏着一把汗，有一夜，没想到炖菜居然烧得那么香，她就说：“我从不知道做穷人竟有这等乐趣。”
做女儿的本来在大谈彻底废除贫困现象的问题，听了这话吃一惊，就此歇下嘴；歇下嘴，盯了一会，才站起身，吻了吻母亲，匆匆出去了。做母亲的，含着泪水，轻轻一摸吻过的脸蛋。
莎莉出去找活干，她知道不久一定找得到。“亨利街社会服务社”的李莲·瓦尔德喜欢她的相貌，也不管她没有经验，就出了低微的工资，派她在服务社里当个职员。她在社里遇到了不少有意思的人物，其中有一个就是哈莱·霍普金斯。
在这组织里，莎莉·海恩斯碰到了喜爱的工作，还碰到了一个黑人姑娘，就是佐治亚州来的蓓蒂·卡迈克尔，她也面临了难关，苦于前途茫茫。他们叫莎莉暂时住在克瑞斯威尔医院里研究社会情况。
蓓蒂正在等着有个人来同住，莎莉一头闯进房去。莎莉虽愿意跟人同屋，当然也没有想到竟会跟个黑人同住。她匆匆冲进新居，站住脚，定睛一看，迎面看到蓓蒂一对没有表情的眼睛。两人都吃了一惊，不过莎莉到底老练，才能一下子先作出常人的反应。
“啊，”她机伶的说了一声，掩饰住那份惊讶，“多美妙的景致！”说着就两眼望着赫德逊河对岸那灰茫茫的帕里舍徳崖。
蓓蒂正拼命想顺着她的话回答，不料宿舍主任气急败坏的冲进房来。
“呦，海恩斯小姐，”她喘着气说，“这件事可搞得大错特错了。这位小姐——呃——是什么啊，分配到这里是搞错了——”
“可是这儿地方倒宽裕，”海恩斯小姐插嘴说，“我们俩也都喜欢这间屋子。”
那位南方太太哼了一声，昂起了头。“不过，黑人跟白人自然不能睡在一起。”她瞪着眼，找补了一句，“至少，我们南方人是这么看法。”
“是吗，我还以为在南方黑人跟白人一起睡了几百年呢，”海恩斯小姐反唇相讥道。
宿舍主任走了，蓓蒂正想装出一副漫不在乎的庄严态度来应付这局面，却忍不住哗的一声哭了出来。就这样，两个人成了朋友。哈莱·霍普金斯不久就把事情解决了，莎莉对从未经历过的社会问题——黑人问题也熟悉了。她们两人一谈就是老半天，往往谈到家庭问题和一般局势。有时，哈莱·霍普金斯也抽空来共同谈论，有一晩，还带来了一封信。
孟沙想起哈莱·霍普金斯，写信给他，把佐治亚州滥用联邦救济金的事约略说了一遍。霍普金斯生就脾气不喜欢回信，这可伤了孟沙的心。不过，霍普金斯再也不把救济金拨给泰马奇州长，这下子真把泰马奇气疯了，凑巧南方白人的反动势力对他热烈欢迎，他就投进了他们的怀抱。霍普金斯把孟沙的信交给莎莉。莎莉给她的黑人朋友蓓蒂看了，蓓蒂这才深信，一有机会就得把儿子和他祖母接到北方来。再过一年，护理课程即将结束，保险有份收入不坏的工作。她就着手去找套公寓。
这时候，做祖母的似乎还过得下去，她托朋友代写的家信也没有叹什么苦经。后来就看到了孟沙写给霍普金斯的信；最后那小孩子终于亲自动手写信了，开头乱划瞎写一通，简直看不懂，渐渐写得通顺了，最后到底七歪八斜的勾出一幅贫困、受尽压迫、拼命挣扎的图景，把做母亲的看得吓坏了。她往家里多汇几个钱去，可是分明不能再让孩子待在佐治亚州。她算算两个人的盘缠费，不由拿不定主意，等到后来在哈莱姆区找到一套三间房的公寓，才随信寄上一张汇票，写了个“来”字。
信寄到了，那个八岁的小孩子赶紧奔过田野去给祖母。真是急得火烧眉毛。这是妈妈的来信，里面还有钱呢；这可摸得出来。他不走大路，照直穿过一片新棉田，心里明知不该穿过去，还是这么走了，甚至还厚着脸皮冲过克兰斯顿老头家的前院。他知道那地方神圣不可侵犯，但拿准当时没人在家，何况穿过这条小路，几乎就到了自家的院子里。
谁知克兰斯顿偏偏在家里，他老婆也在家里，她刚在那片光秃秃的前院里种了玫瑰花，这院子从前才叫美呢。现在老两口子的生活可没什么美的了，克兰斯顿老头脾气坏了，也泄了气。他几个儿子，在军队里服役后，都待在北方，连信都难得写回来。独生女儿嫁了人，上得克萨斯州去了。她有了一大堆娃娃，就此音讯全无。家里破落了，败光了。佃农和长工抱怨拿不到薪金工资，都跑了，走散了。他们怎么做得出这种事来？克兰斯顿破产了。银行里不再给他贷款；商人对他手下工人的帮助越来越少了。在农产品价格惨跌之下，他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政府的津贴上，但是这笔津贴究竟有多少，那全看他名下能有多少长工和佃农。
老头一见那小黑鬼踩了那片正在生长的棉花，又玷辱了那个神圣的前院，不由勃然大怒。无论如何，那孩子也不该上学，应当在地里干活，孩子的奶奶今后也不该在自家那小块荒地上瞎混，应当在他地里干活。他要马上没收她那块地。虽说还没有到期，地契还生效，可是他认识城里那批官员，他们全懂得怎么把“黑鬼”赶出土地。怎么说都不能让“黑鬼”置有土地。他指得出这一郡里有千百亩土地；都是地主从那些想学白人样、置土地的黑人手里偷去的。过去他常说，哪怕对个“黑鬼”，也不会辱没自己身份去行骗，但如今时势变了。人人都为自己打算呢，何况他也得活下去。
他昨天刚跟那丑黑婆子讲明要怎么办，她却理也不理，只是开口向他讨拖欠的工钱，这他可付不起，就是付得起也不付。难道那老虔婆偷去自己吃，偷去养那小鬼，还不够多吗？说到头来，那个欠他钱的姑娘逃到北方去，还寄钱给她呢。他冲着默不作声、满脸皱纹的老婆大骂一阵，从墙上摘下马鞭，飞步跑出大门，往老太家跑去。每当看见那房子，想起那个神气“黑鬼”，心里就没好气，那“黑鬼”当初竟打算买下他宅边那块地，住下来，后来又打算把他杀掉。他吓跑了那黑鬼，真是不能再好啦！
那孩子挨在祖母身边，一个字一个字的慢慢辨认他母亲从所谓“北方”那个美妙地方寄来的信。
亲爱的母亲和宝贝的杰基：
足足两年来我一直盼着写的话，现在终于写了。寄上汇票一张。马上到我这儿来。
他跳起身来，蹦呀叫的，紧紧搂住奶奶——转眼间克兰斯顿老头就到了前门口。老太直起身，孩子偷偷溜出后门，捡了两块尖棱棱的大石块。
“见你妈的鬼去，我不是叫你从今往后带那小鬼，上地里报到，去干活吗？你以为你老跟我抬杠，能抬多久？见鬼——”
“别当着我孩子骂人。把欠我的钱还清。我明天就要走啦。”
“你休想走。叫你在这儿待多久就多久。听见吗？”说着冷不防举起长长的黑鞭，使尽全身力气，朝她劈头劈脸齐肩抽下去。
转眼间竟出了件叫人难以相信的事。一块石块——一块尖棱棱的大石头打在他脑袋边，痛得他眼前金星乱舞；他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清醒过来，又有一块石块把他打出门外，一个小恶鬼捣蒜似的对他拳打脚踢，嘴里喊着说：
“不准碰我奶奶——你敢，你这臭老魔鬼——我要宰了你——我要宰了你——”
克兰斯顿老头挣扎起身，眼看孩子又捡起两块石块，他转身就走。开头跟跟跄跄，后来索性飞步跑回家去。天黑前他就要把这两个“黑鬼”关进牢里。他要——转眼只见前边有群人，才想起自己答应过要去开会。
会场就在下面山谷底，在一片荒得不堪耕种的土地上，多年来黑人浸礼教徒经常在那里一所兼做黑人学校的破教堂中聚会。白人农场主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跟黑人牧师讲定，本星期六下午，在那里召集附近地区的佃农和黑人农场工人，讨论联邦新拨给农民的补助金问题。有些糊涂的黑人还以为政府要救济他们了。应该趁那种想法没有深扎在黑人心头，赶快先去掉才是。应该说明救济金是落到地主和雇主手里的。
当然喽，等地主拿到政府的钱，把欠农民的债还清，就能付工人工钱了。这件事应该高高兴兴的和平解决，才不至于跟政府作对。如果黑人不听管教，或者理该还清的债不还，就不断流到北方去，那么地主和工人都要弄得两手空空。有人请牧师去访问几个跑到北方又回来的黑人，把他们带来开会。不妨劝那种人说说黑人在纽约和芝加哥吃多大的苦，说说他们多么热望回到南方故乡来。
克兰斯顿这时才记起这个会来。他要去开会，讲讲自己挨了打，把在场的黑佬吓得立刻乖乖听话。他抹抹脸，骑上马，循着斜坡骑到小溪潺潺流过的山谷里去。牧师正在说话：
“山姆，我要你老实说说，最近那几个糟心的礼拜里，你在纽约吃到什么苦头。不要怕——谈啊。”
山姆有点游移不定的这边看看，那边望望，摸到裤袋里的钞票才放下心，开口说了。
“诸位兄弟姐妹，老天在上，我出娘胎还没见过那份乱呢——”
“那是在亚特兰大呢，还是在梅肯？”有人叫道。
一个白人大声说：“行了，行了；让山姆讲吧。”
山姆讲了，话说得又响又长。有声有色的尽自想到哪里说到哪里。他谈到黑人在街头等死；黑人尽挨人家拳打脚踢；黑人在纽约的遭遇多么悲惨；黑人多么盼望回到“亲爱的南方故乡”，回到好心的白人身边。
有个女人嚷着说：“上礼拜你不在纽约！我看见你在萨凡那！”
这女人刚打断山姆的话头，就给人喝住，谁知又生了件更大的波折。在山顶上，树木林里突然钻出个高大的黑老太婆。额上一道伤疤涔涔流下鲜血，沾在满身尘土的黑袍上。尽管这样，她还是照直走来，脸色严峻，身边有个气呼呼的小孩，一手紧紧握着她的手，一手拿着块石头。他走近人群眼前，就嚷开了：
“克兰斯顿老头——他刚才想杀死我奶奶——他想杀死她！”他直指着克兰斯顿。
黑人堆里个个吓得发抖，嘀咕开了。牧师在讲坛上挺直身，举起手，叫道：
“各位教友，请安静。让我们唱歌吧。‘我若升天——’”
不料人群里有人扯着恶狠狠的嗓子吼道：“不要再唱什么混帐的赞美诗啦。”
那孩子不断嚷着，克兰斯顿老头回身躲到白人堆里。于是，白人堆里那个领头的，就是从城里来指挥山姆揭露北方黑人处境的家伙，移步走上讲坛，说：
“呃，弟兄们，别再闹了。我们自会照料这个老大娘的。你们叫那小孩别再嚷了。今天这儿可不要闹出什么乱子来。我们上这儿是来求得谅解，互相帮助的，那就是我们要做的事。呃，城里要开次会啦。我们欢迎你们大伙去参加。记住，政府要帮助我们脱离目前这个苦海；要帮助你们，也要帮助我。不过只有我们都是奉公守法的公民才行。现在我们就散会吧。”
那堆人一边还在抱怨，一边纷纷散开了。他们走到老太跟前，替她洗伤口，包扎起来。“来吧，我们送你上火车。你今夜就要上女儿那里去。我们替你把汇票兑现。我们想办法把你的东西搬出屋子。来吧。”
他们唱着歌上路了。只有牧师和山姆还站在讲坛上，看样子象要想办法插一手，重新来率领那伙走散的人。牧师对那孩于瞪着眼。
“来，孩子，”说着就向他迎面走去。
谁知孩子抓住石块那只手往上一举，石块就笔直朝讲坛飞来，牧师和山姆慌忙躲到坛后，才算没打中。那天他们就此不再露面。
克兰斯顿老头气坏了。他动身回家去扎伤口，白人堆里那个领头的就骑着马陪他走。克兰斯顿死着心眼说：
“我要把那两个‘黑鬼'都关进牢里。你知道他们差点打死我吗？他们靠我的产业活命。他们欠我钱。”
“对，对，知道，”那人说。“可是克兰斯顿，难道你不明白我们得改变一下办法了？不，我不是说我们要请‘黑鬼'吃饭。不过，为了要办好我们的事情，动不动就踢他们，逼他们，杀他们，这一套可行不通啦。要是再这样搞下去，首先就要遭到整个混帐联邦政府怪罪。如今政府来帮我们忙啦。当然，那笔钱照理多半都应该落到我们手里。可是另一方面呢，多半黑人都要离开我们，我们也没办法可想。你看到那儿那帮人开到城里去吗？说起来，他们就是这样子在南方各处走着呢。他们抛下田地，上城里去了。抛下南方的城市，上北方的城市去了。可是过不到好日子。他们会挨饿，送命，住在拥挤的猪圈里。好吧。那是北方城市的事。不过这对我们没什么好处。
“我们的整个黑人问题要变啦。我们要放一些黑人走，白人多走掉些，他们要干活，要按我们规定的工资干活；可是我们千万不能做大傻瓜。我不打开军械库，让城里白人流氓拿起枪杆子，来次种族暴动。决不要搞什么私刑。那套手段过时了。早就用滥了。我们以为能靠白人工人过活，白人工人靠黑人工人过活。行不通。我们是要靠工人过活，黑人也好，白人也好，才不去管它呢。可是今晚我们不要闹出乱于，明天就要有政府拨下的钱落进腰包里。呃，打定主意这么办吧，克兰斯顿，因为将来事情就是这么样。如果那老太婆要上北方去，就让她去。这等于少养活个叫花子，少个小黑土匪来砸碎我们的脑袋。”
克兰斯顿尽管不说话，心里可生气。但也没法子。他骑着马进了院子，差点摔下马来，就把老婆骂了一通。白人都上城里去了。成群黑人唱着歌走在前头。把那黑老太送进“黑人专用”车厢，火车从南佐治亚开往亚特兰大，几天后就到纽约。他们送给祖孙俩炸鸡和玉米面包。那孩子把袋里那些尖棱棱的石头掏空，才装下炸鸡和面包。但他到底是个幸福的小孩子。他正要去看妈妈呢。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