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爱·伯·杜波依斯 -> 《黑色火焰》第一部：孟沙的考验（1957）
第十三章 种族等级制度
一个新的世纪——比伟大的十九世纪影响更巨大、光辉更灿烂的新世纪——开始了。那是一九〇一年十月里的一天，在首都白宫有个意外当上的总统，正在那里吃饭。西奥图·罗斯福上任已经一个月了。他的精神饱满极了。他本来就身体健壮，况且对于治理美国这样一件巨大的工作，他也真想来干一手。同桌还有他的家属——妻子，女儿爱丽丝，和一个儿子。另外还有两位阁员，和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个客人就是布格·华盛顿。
他们饭桌上讨论的题目，在总统看来是不重要的，是浪费时间，可是问题却很迫切。他很想快些解决，好去办别的事情。这次讨论，是早上接见时开始的，当时没有谈完，只好搁到晚饭的时候再谈下去。讨论的中心，是南方一些官职的用人问题。任用官员，在全国各地都是个头痛问题，但是在南方格外头痛，因为南方有个黑人问题，“民主”政治是没法实施的。
如果是不熟悉政界情况的，不了解华盛顿先生的那套哲学的，在这里必然会有许多想不通的问题。美国还要不要民主呀？如果要的话，这个民主可怎么贯彻呀？千万不要以为这个问题是完全由黑人问题引起的。其实问题之所以严重，是由于长时期的论争和内战，是因为黑人问题已经同全世界的种族问题连结在一起。
布格·华盛顿在亚特兰大作那篇演说的时候，西奥图·罗斯福刚当上纽约市的警察局长。在纽约之类的大都市，政治制度很不民主，然而人们还是称之为民主政治。实际上那完全是少数人在幕后操纵，控制一切（特别是控制外籍移民的选票）；某些政党靠了送钱、派差事、给老百姓小恩小惠等等收买手段，掌握了大权并且霸住了大权。
在纽约，政治制度已开始有了些“改革”。在南方，要不是人们还记着那场造成分裂、引起内战的奴隶制度论争，说不定“改革”工作也早已酝酿成熟，向前跨出了一步。内战结果，黑人获得了公权，后来南北双方半遮半盖的达成了谅解，又把黑人的公权给剥夺了。南北双方一致同意布格·华盛顿提出的亚特兰大妥协方案，就是：黑人不得参与政治，只能做老老实实的熟练工人。这个方案实行的话，工会里的白人工人就不能提出非分的要求，南方就可以恢复元气、获得发展，已经在发展的北方也可以得到好处，谁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因为在这班大人先生们看来，绝大多数黑人选民无疑还是不够资格参与“民主政治”的。
能不能找到一个黑人领袖，肯同意这样的安排呢？长时期以来，一直认为这是不大可能的事。不少人对这样一个领袖地位的名利权势倒很眼红，可是试验下来都不能符合那几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后来布格·华盛顿到了汉普顿，又从汉普顿到了那“黑人地带”的中心亚拉巴马。他的思想愈发展，看来就愈合乎条件。因此罗斯福就想征询一下他的意见。
第一道菜已经吃罢，总统正在磨大餐刀，准备切烤肉。在家里请客，逢到客人不多的时候，他总爱亲自操刀。
“华盛顿先生，”他说，“请你把今天早上你跟我说的话，对我太太和我们的朋友再说一遍。请告诉他们，你对我初步拟定的几个南方公职的人选觉得怎么样。”
布格·华盛顿一直到现在，差不多还没有开过口。他为人一向精明谨慎。他出身极其贫苦，从小做苦工，没有书念。他知道白人手里有权。这一点，他觉得争辩也没用。跟白人用硬的也不行。北方白人决不会永远站在黑人一边，同日益得势的南方白人对抗。所以问题是摆得很清楚的：黑人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南方白人争取最有利的条件，把这些条件接受下来。这才是道理。
他所以这样主张，其实心里还有个“权利”观念。华盛顿相信白种人今天有这样的势力是十分自然的。他相信劳动创造财产，财产就是美德的标志。白人因为劳动，所以有钱。黑人因为不辛勤劳动，因为不懂得怎样劳动，所以穷苦。他还认为黑人不如白人——不是事事如此，也不是天生如此，更不会永远如此，但是在今天，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里，黑人还不如白人。黑人应当学会怎样劳动，然后靠劳动而富裕起来，这样他们自然而然会分沾到有钱人的势力。白人不是好人。他们往往是十分残酷的，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什么狠毒、阴险的手段都使得出来。不过总的说来，他们之有势力是由于他们有成就，那毕竟还是正当的。
这是布格·华盛顿的根本信念，对此他始终深信不疑。他之厌恶白人工人，倒不是因为他们是白人，而是因为他们穷苦，穷苦就表明他们懒惰、无能。他们反对资本家，就是反对整个世界的根本基础。
另外有个原因，也暗暗支持着他这个信念，那就是：他自负还有白人贵族的血统。他是弗吉尼亚最古老的门第之一泰利亚弗洛家的后裔。这一点，他从来不提，却也从来不忘记。正因为这样，所以他就把自己归在老板、东家、“世家大族”的一边。可是另一方面他又有一种矛盾的心理——出身奴隶、家道贫寒产生的自卑心理。担任领袖，他有这个才能吗？有这个学问吗？他得步步留心，时时提防。白人是不一定能信任的；他们对自己的权力相当吝惜，“骗骗黑小子”也不是不可能的。
除此以外，他认为还有受过教育的黑人妒忌他，巴不得他失败。他永远不能忘记、永远不能原谅他在汉普顿学院毕业以后、到首都专收黑人的怀兰书院作短期进修时所受到的待遇。嘻嘻哈哈不知忧愁的世代自由的黑人子弟，以及野心勃勃的新来的南方青年，都公然嘲笑他这个寡言多思、处处提防的粗笨的乡下佬。在他看来，他们的嬉笑就是胡涂，他们的浮夸就是懒惰。他渐渐想出了一个法宝，那就是要使可靠的黑人工人同富裕的白人建立起巩固的联盟，而一方面要密切留意，小心被人出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的白人谋士劝他：尽管黑人有短处、爱妒忌，他可无论如何要把黑人牢牢的抓在手里。
这样华盛顿就养成了孤僻的性格，不大说话，处处留神；后来觉得自己脚跟站稳了，就改变方针，装得憨实而可怜，使人不疑。他是黄色皮肤，中等身材，大有发胖的趋势。脸儿相当臃肿，简直可说是胖鼓鼓的；可是一对灰色的眼睛却十分警觉，有时目光简直很锋利。他头发卷曲，脸老是刮得光光的。在衣着上他起初很随便，可是后来非常注意——并不流于招摇，但是总能给人一种“收入挺不错”的印象。
他的拿手本领就是聚精会神的听人说话；不过，他也决不做得太过分。到了适当的时刻他就会开口，有时甚至可以完全掌握主动；他说话很简单，而且看来很坦率。他一开始先说些合乎对方口味的话，然后再巧妙的掺进自己的意思。譬如有一次，安德鲁·卡内基给华盛顿的塔斯其基学院认捐一万块钱，华盛顿就回答他说：“一万块我怎么受得下呢——卡内基先生捐一万块，我怎么受得下呢？”——意思是说，假如卡内基大老板只捐这么点儿，那别人还捐什么呢。结果卡内基就给塔斯其基学院捐了六十万。
这会儿华盛顿以清楚而干脆的口气，回答了总统的问题：“总统先生，我早上也说过，我相信你派到南方去的官员，应当选能力最强的，而不必问其政见如何。我特别推荐亚拉巴马州的汤麦斯·琼士担任目前出缺的联邦法官一职。他是一个高尚的人，是个正直的法官。我认识他。他是经常给塔斯其基帮忙的。我相信谁也不会反对他。我已经根据你的指示，去征询过他的意见，他表示愿意担任这个职务。”
“好极了！”总统喊了一声，他妻子也微微一笑。“那就这样决定啦，”
接下来他又说：“那么，华盛顿先生，我们再来研究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任用黑人的问题。”
罗斯福对黑人问题有点不大耐烦。黑人问题谈得已经太多了。而且说到黑人，另外还有些缘故，使罗斯福良心上感到很不安。三年前在埃尔·卡奈，他的“剽骑队”多亏黑人部队的援救，才逃脱了必败的命运。以后，他的无纪律的部队挺不住的时候，又全靠后来被他无情镇压的那个黑人部队二十五团，才把圣胡安山守住。这些事实，罗斯福都知道，也都承认，可是有时候他又禁不住要自相矛盾，在说话中暗暗骂有些黑人胆小。让黑人救过命，这可不大光彩呢。因此他就特别强调，黑人部队所以这样能打，就是因为有他这样的白人军官的缘故。黑人听了非常气愤，因为在美西战争中，白人想尽一切办法，不让一些有才能的黑人军官上前线去。连那个黑人上校容恩也给留在俄亥俄。黑人坚决认为黑人士兵是能够在黑人军官的指挥下作战的；他们说，在古巴，遇到白人军官大半阵亡或不在阵地的时候，黑人士兵就打得很出色。
可是今天的问题却有点特别。在南方，通过暴力手段，通过“白人预选制度”，愈来愈多的是通过实际法律，对黑人的公权已经剥夺得相当彻底了。不过黑人毕竟还是南方的居民，他们的人数也影响到南方在众议院里的席位多寡。而且，他们都是共和党员，在南方投共和党票的也几乎只有他们。
现在，在委派联邦官员的问题上，这一部分人是不能完全置之不顾的，而且这样也合乎“民主传统”。但是反过来说，南方的白人却又不愿意黑人担任政府职务，他们无比殷切的盼望新任总统能革除这种侵犯白人优越地位的做法。这真是件难事，躲不过避不掉。按常例，委派联邦官员到州里，要根据该州居民的推荐。在南方的居民中共和党员几乎全部是黑人。
共和党在全国党代表大会上，在竞选运动中，已经慢慢的然而很坚决的把黑人丢在一边了。从一八六八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起，黑人代表就参加了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在一八八四年的代表大会上，前任众议员、密西西比州的黑人约翰·林契，还被推选为临时主席。在一八八八年的党纲上还有一百二十二字谈到黑人，但是一九一六年的党纲上就只字不提了。
共和党还要不要黑人，作为维持均势的一个砝码呢？有人说不要了，因为在南方黑人反正投不了票。话固然不错，可是黑人毕竟还在南方过日子、干活。当然，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要尽可能剥夺他们的权力。但是南方到底还有黑人，黑人的政治势力还没有消灭，南方在众议院里的席位还得靠着他们。这是说：因为有了黑人，在南方当选众议员，只需要北方众议员所需票数的四分之一到十分之一；而南方人依仗资望深，又往往能占据众院一些重要委员会的主席职位。后来又来了布格·华盛顿，他的号召实际上就是这样几句话：
“黑人不应当参加投票，黑人不应当参加工会，黑人不应当罢工。”
他的话当然不是这样说的，但是他的话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意思，他也并不否认有这样的意思。结果，黑人的上层分子就脱离了政治，能不参加工会往往就不参加，甚至还当了工贼破坏罢工。而美国的工人阶级有五分之一是黑人。这样一来，工人运动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
另外还有一些所谓“纯白派”，这些南方白人打算从共和党手里夺过南方官员的任命权，把担任顾问、官员的黑人一概解职。这班人往往既无人格又无才能。罗斯福对这班人是不大赞成的，但是，他能不能不用黑人做官呢？
因此罗斯福所处的时代，正是白人要动手把共和党内的黑人势力排除出去的时候。不过这件事一下子是干不来的。北方的黑人选票正在增加。总统不想冒犯南方白人。他有好些南方朋友，对南方白人的困难很是同情。不过，开罪黑人选民，当然也是犯不上的。
华盛顿的处境也很困难。他的本意，自然不是要黑人完全放弃政治权利。他是想劝黑人不要再坚持把政治权利放在第一位。他以为这样一来，南方自会把选举权给一些规矩、勤劳、节俭的黑人。他相信这是不久就会实现的。请他去演讲的多极了，特别是北方，但是在南方给白人演讲的次数也不少。这一回总统居然召见了他，向他咨询任用官员的事，他觉得做巧买卖的机会来了。他决定一方面推荐一个南方白人民主党员，另一方面再保举一个第一流的黑人。这样南方白人可以平一平气，心中不安的黑人也可以安下心来。
他顿了一下，就回答总统的上面一个问题：“总统先生，我看任用一些黑人担任公职，恐怕也是无法避免的。前任几位共和党总统，都是任用黑人官员的。海斯总统，迦非尔德总统，阿瑟尔总统，麦金莱总统，哈利逊总统，还有民主党的克利夫兰总统也任用了黑人。迄今为止，黑人已担任过联邦执法官、海关税务司司长以及财政部官员等职务。因此我斗胆建议，请你选择一位才能既高、品德又无可非议的黑人，派他担任一个重要的职务。”
罗斯福若有所思。他所暗暗希望听到的，可不是这样的意见。不过他觉得这一篇话也是合情合理的。“你是不是认识这样一个人呢？你看担任什么职务合适呢？”
“嗯，总统先生，纳什维尔有个纳披尔，是位银行家，他的品德才能是一致公认的。”
“担任什么职务呢？”
“联邦出纳局长。”
罗斯福把脸一沉，手指弹着桌子。真不像话！全国人民怎么会答应呢。再说他的财政部长也决不会同意让个黑人在部里占据这样一个高级的职位。他忽然想到了一个推托：
“可是这个职务不在南方啊。把首都当作南方的一部分，首都的人可要不高兴咯。”
华盛顿觉得自己开价太高了。他接受了对方的异议，沉吟了一会，最后说道：“我想起来了。南卡罗来纳是黑人人口占多数。那何不派个黑人去当查尔斯顿港的税务司司长呢？新奥尔良和加尔韦斯敦都有过黑人税务司司长，目前亚特兰大就有一个。”
“有没有合适的人呢？”
“有。威廉·克鲁姆博士是个很好的人，深得大家敬爱。他是个医生，家里很有钱。"
“你给他担保？”
“完全担保。”
“好，那我就任用他。”
华盛顿又补充说：“克鲁姆博士是我们黑人的模范。任用他，黑人会感到满意，我也不信白人会起来反对。”
接下去又谈了些有关任用白人和黑人的问题，还有好些政治方面、教育方面的问题。这一顿饭吃得真是有趣极了，大家都觉得收获不小。
可是，无论是这位工于心计的总统还是那位谨慎小心的华盛顿先生，都没有料到这一顿饭却闯下了一场祸。罗斯福在无意中触犯了南方种族关系上的一大忌讳：白人绅士淑女不能和黑人同桌用饭。这个规矩，固然有时也不一定遵守。白人主妇跟黑人厨娘，白人农场主跟黑人雇工，都在一起吃饭。可是逢到这种情形都很小心，或者对此绝口不提，或者虽在一起吃饭而不致让人看着觉得有平等的意思。南方白人同黑人间的规矩，就跟中世纪“坐上下席”的规矩差不多。
请华盛顿吃饭的事，在第一个星期里还没人议论，虽然在报纸上还是照例报道了。就在这时候，在众院多数党民主党领袖约翰·夏普·威廉士的办公室里，却有几个南方众议员在商议。他们都很焦急。
“任用琼士这条计很狡猾，很恶毒。琼士居然肯同意一个黑人的推荐，去当联邦法官，也应该挨鞭子。”
“当然。不过琼士倒是个好法官，这种策略要是使用下去，南方就会出现一个强大的共和党。什么事儿？”
原来威廉士的秘书匆匆走了进来，跟他凑着耳朵说了些什么。
“好极了，请他进来。各位，我有个心腹的记者，说是他有个主意。”
走进来一个年轻人，约略的谈了一下他的计策。
“也许有用，试试看吧。各位，请赶快写信打电报回家。”
事情就这样开始了。就这样，一个记者把消息传遍了整个南方，南方白人的秘密头子觉得抓到了把柄，可以把罗斯福任命这两个官员的高明手法一笔勾消。南方人都知道了罗斯福破坏种族界线，跟个黑人同桌用饭。
南方白人群情愤激。他们叫啊，嚷啊，真是到了嘴角飞沫的地步。暗暗煽起的騒乱（完全是名副其实的骚乱）简直吓人。从梅逊—狄克松线到墨西哥湾，从大西洋滨到加利福尼亚，一切南方报纸都是满版满版对罗斯福的辱骂。一个密西西比州的政客公然骂罗斯福是条狗，说这样称他还辱没了狗呢。南方对布格·华盛顿也骂得挺凶。罗斯福和华盛顿都收到了成筐成筐的恐吓信，说是要对他们下毒手。在塔斯其基还抓住了一个人，据他供认（不管是真是假）他是从路易斯安那派来，打算来杀死布格·华盛顿的。亚拉巴马的琼士法官，也不得不作了些煞费苦心的解释。
这场喧嚷，后来终于平息了下去，可是罗斯福和华盛顿却永远也忘不了。显然这是个有组织的行动，其目的是要把黑人完全排除在南方的政治生活以外，用法规和惯例给他们划定一个社会等级。
罗斯福在种族问题上迅速的连下了几步棋。他特意不睬南方的那场喧嚷。他任命那位南方的白人民主党员为亚拉巴马的联邦法官。另一方面，他又干涉巴拿马，在巴拿马抢了一块属地，把南方的那一套种族歧视制度，从分校读书一直到分用货币、黑人低薪，统统搬了过去。接着他又赶快来了个大转弯，就在当年，他又委派华盛顿推荐的克鲁姆博士为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港的税务司司长，并宣布再次任命一位黑人妇女到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邮局里去当局长。
喧嚣又起来了。南卡罗来纳的，罗斯福也不加理会。可是在密西西比，又添了新的纠葛。有个从山区来的穷苦白人煽动分子伐达曼，想当密西西比州州长，下一步再上华盛顿去当参议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就选中黑人问题大做文章；他在印第安俄拉办有一份泼辣的报纸《公益报》，在报上他就以华盛顿吃饭事件作为题目，把那个黑人女邮政局长明妮·柯克斯作为攻击的目标。他穿了一身白衣，披着长长的头发，坐了一辆大白牛拉的车子，以“白人首领”自命，在州里巡游，向人民大声疾呼。他比梯尔曼更富有梯尔曼的作风，大喊“黑婆娘”管白人的信件是伤风败俗，应当制止。
在阿肯色有个以勇敢闻名的白人军官，“第一骑兵营”的营长，当时打了个电报给伐达曼：“我率领部下骑兵一百五十名，随时待命，愿保卫印第安俄拉良民，击退黑人的嚣张势力。”跟倔强的总统经过了一番激烈的、延及全国的搏斗之后，伐达曼终于获得了胜利，到一九〇三年，明妮·柯克斯就丢了邮政局长的职务。
自从发生了在白宫吃饭的事件以后，布格·华盛顿受到很大的震动，感到深深的失望。他清楚的看到，南方对他一八九五年妥协方案的反应，根本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热烈，他受到这样的欢迎也并不就说明他们欢迎他的建议。他眼看本·梯尔曼的势力日益扩大，不禁感到忧心忡忡。
本·梯尔曼比华盛顿大十岁，是华盛顿的头一号白人死对头。汤姆·华德生跟华盛顿差不多年纪，在华盛顿作那篇演说的时候，华德生的名气要比梯尔曼响得多，可是自从一八九〇年梯尔曼当了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一八九五年又当了参议员以后，作为“新南方”的代言人，梯尔曼的影响已迅速盖过了华德生，这种情形一直保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波士顿汇报》曾引用维吉尔的一句话，给梯尔曼作了个写照：“Monstrum，horren-dum，ingens，infandum cui lumen ademptum” ——意思是：“凶邪可怕的独眼妖怪！”
梯尔曼发起了一个运动，打算通过法律手续，在美国给黑人永远划定一个等级。他公开的、毫不含糊的主张：凡是黑人，不问其教育程度高低、财产多少，应一律剥夺其公权；而白人则不问地位、教育、财产、职业，应一概给以公权。他表示黑人天生比白人低劣，白人跟黑人只能作为主仆而相处。他主张在州法和联邦法中应该对这些差异作出明文规定，并且用刑罚保证严格实行。他认为黑人只有当仆役或低工资工人，承担白人不屑承担的职务，才可以容许成为社会和国家的一员。他坚决反对让黑人受教育，因为他说黑人是不可教育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黑人，能证明自己跟白人一样有灵性。
梯尔曼在众议院会场上提出过这个计划，有财有势的人请他上家里去，他又要谈上一通，抬出这个计划。这几个条件不接受，他是决不跟人合作的。他在各地的家常聚会上和讲台上到处鼓吹，至于他自己心里究竟真正相信多少，那就很难说了。他有黑人朋友，也很喜欢“安分守己”的黑人。不过他再三提出这项计划，这是无可置疑的。在他一个劲儿的推动下，南方各州在一八九〇至一九一〇年间陆续都把剥夺黑人公权正式定为法律。从一八九五年华盛顿发表演说一直到一九〇六年亚特兰大发生暴动，等级制度的法规层出不穷：黑人白人乘车分座，禁止通婚，在学校、在社会都实行隔离。
在种族仇恨的浸润下，所谓“美国文明”堕落到了什么样的地步，简直叫人不敢相信。梯尔曼在众议院发言时曾公开这样叫嚣：
“不错，我们混了假票，可我们还要混假票。我们在选举中驱过‘黑鬼’，可我们还要骗‘黑鬼’。我们剥夺了‘黑鬼’的公权，可我们还要剥夺我们需要剥夺的一切。我们宰过‘黑鬼’，用过私刑，可我们还要宰，还要用私刑。我们让‘黑鬼’尝过火刑的滋味，可我们还要让他们尝。一个‘黑鬼’要不是白人叫他活着，他就根本没有权利活。你不乐意，也得受！”
密西西比州的白人头脑伐达曼嚷道：“我反对让黑人投票，不管这黑人自夸有多大的道德和才华。布格·华盛顿尽管多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血液，我还是坚决反对他投票，就像反对每天早上给我擦皮鞋的那个椰子式脑袋、巧克力色皮肤的普通小黑子安第·陶生一样。”
路易斯安那制宪会议的主席在闭幕词中说：“新宪法是不是有点不像话，这我不管！重要的是新宪法管不管用？是不是保证白人有选举权？是不是禁止黑人投票？——我们大家来开这个会，不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吗？”
《三K党徒》一书的作者小汤麦斯·狄克松说：“经过仔细研究之后，我对黑人得出的结论是：黑人连下地狱都不配。假如我是地狱里的魔鬼，我就不让他们进地狱。黑人是披着人皮的驴子。尽你怎么调驯，他也变不了马。让他跟马交配，产下的仔就没有一点马味，而是一头更大的驴子，叫做骡，连传种接代的本领都没有。"
狄克松写黑人低劣、写黑人犯罪的剧本风行全国，格里夫斯根据这个剧本摄制的电影《一个民族的诞生》，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是南北各地上演最多、捧得最高的一部影片。
还有个著名的南方牧师亨利·弗兰克，鼓吹重新建立奴隶制度：“黑人天生的疏懒、奴隶解放后黑人大量减少的迹象、黑人获得自由后进步的滞缓、行为的极端野蛮，凡此种种都不能不使有头脑的人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给黑人自由是个天大的错误。”
盛行已久的私刑，如今也有人出来公开辩护了。梯尔曼说：“南方人民要不让黑人做官，除了杀黑人没有别的路。绳子、手枪，南方还有的是。”
谁也不敢出来阻止这种言论。大企业控制下的北方正在拼命的抚慰南方；他们极力想缝合“南北战争”留下的“血污的裂口”，还要——引用一个黑人的话——“把黑人都圈起来！”在九十年代，被控犯罪未经审理而给人公然杀死的，增加到每年两百人，差不多全部都是黑人，都是过去从未受过法官或陪审团审讯的。从一八九六到一九〇六这十年间，这种公然的凶杀多达一千二百起，已经渐渐发展成为一种公然无忌的残忍的淫虐狂。
这种恐怖活动最猖獗的地区，也正是宗教活动闹得最起劲的地区。南方自命对于神意有其独特的领会，在欧洲人看来那简直是大逆不敬。城市里满是教堂，在乡下也是麻麻密密；谁要不是个福音派新教徒（入监理会或浸礼会更好），那就别想担任公职。
然而很奇怪，南方教会对于私刑杀害黑人的现象却闭口不言。当然，长时期来对奴隶制度的辩护，在人们思想上已经留下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可是在这个问题上，许多南方的自由主义分子却踌躇了。他们知道黑人并不都是劣种。他们知道所谓黑人其实并不都是黑人，其中好些人混有南方第一流门第的血统。他们知道这些白皮肤、黄皮肤、黑皮肤的人都是可以教育的，他们能够提起枪来跟白人打仗，而且事实上也打过，打得南方终于在阿波马托克斯投了降。他们知道重建之所以可怕，倒不在于黑人选民并不称职，而是在于黑人选民学得不错，能够治理国家。
这一类人感到不知所从，十分苦恼。还有些无知的人，就干脆说黑人不是人，不是“上帝的孩子”。大多数有教育的南方人则给自己找到了辩解的根据，那就是流行的种族理论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欧洲帝国主义理论，还有进化论学说一按照这种学说，过了“一千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人类就可能一律平等。他们采取宿命论的态度，认为上帝到了相当的时候自会解决这个难题，他们的本分只是遵从上帝的意旨。
有时教会也不能不看到南方的滔天罪行。譬如这件事，发生在一九〇四年亚特兰大举行的北佐治亚白人监理会全会上。会议即将结束时，有个年轻的白人传教师要求发言。这人又矮、又瘦、又苍白，长长的头发披在白白垩土般的面颊两边，颧骨突出，紧糊着一层皮。他胆怯得不得了，不住的哆嗦，尽管主持会议的主教和气的劝他坐下，他还是坚持要发言。
“我得说说，”他说。“我沉默得太久了。这件事出在去年秋天，就在我传教的地方道斯维尔。有个黑人叫路德·霍尔伯，跟个白人吵了嘴。两人开枪对打，把那个白人打死了。那黑人带了妻子想逃走，却让一伙白人给逮住了。我得把当时的情形都告诉你们。那是我亲眼看见的。我已经沉默得太久了。”
听众有点坐立不安了。有两个女教士躲到厕所里去了。这传教师又接下去说：“两个黑人被绑在树上，下面架起了柴火。那伙白人逼着他们伸出手来，把指头一个个的砍掉，分给大家留作纪念。那个男的还给割掉了耳朵。他挨了毒打，脑壳打碎了，一只眼睛也给棍子打了出来，吊在眼眶外，只连住一丝筋肉。夫妇俩谁也不求饶，也不叫痛、不央告。最惨酷的刑罚是一个暴徒手里的那把大螺旋钻。钻子往两个黑人的皮肉里钻进去又拔出来——胳膊上，腿上，躯干上——每次拔出来，那螺旋就撕下大块大块血淋淋的抖动的肉。
“种种酷刑用完之后，两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就给烧了。这个黑人是不是强奸了白人妇女呢？不是的！他是打死了一个打算杀害他的白人。他的妻子更是一点儿罪也没有，她不过是想跟着丈夫一块儿逃走罢了。”
牧师们听得都呆住了；主持会议的主教站起身来，可是那小个子传教师不肯打住。
“听我说，我还没有说完呢。去年我奉派到佐治亚南部的彭恩赛去。那里有个白人让人杀了，凶手逃跑了。暴徒就找别的黑人开刀。他们杀了乔·透纳，因为他们说他认识凶手，可他说他实在不知道凶手在哪儿。乔的妻子马利，是常在我们家做帮工的。那时她快要分娩了，她听说乔遭到了杀害，就大骂暴徒，发誓说她一定要把杀她丈夫的凶手都指出来。因此那些恶魔就逮住了她，把她绑在树上，剖开她的肚子……”
“别说啦！”几个牧师叫起来了，主持会议的主教跨步走来。可是那面色苍白的年轻传教师跳上了讲台，喊道：
“他们剖开了她的肚子，肚子里的孩子就掉了下来。他们又在那个女人身上浇了汽油，点火焚烧……”
几双手揪住了他。主教举起了双手，高叫“肃静”。
“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他说。“须知上帝之道神妙难测……”
“上帝在哪儿呢！上帝什么事儿也不管！你们也个个都一样！可耻啊……”
可是那年轻的传教师终于给堵上了嘴，急忙架了出去。
“神经病！”有个牧师说。“应该送密列奇维尔〔注：当地有所精神病院。〕。”
“上那个鬼地方？”有个教徒说。“要是关进了这个所谓疯人院的活地狱，他便是不疯也会变成个头号大疯子，”
大长老和主教一同坐车到了主教家里。主教很气恼。
“你听见了那个狂热分子的话没有？”他气咻咻的说。
“听见了，”长老说道。他是一个人们所说的“世故人物”。
“哪会有这样的事呢。”
“不，会有，而且也真有。”
“我的上帝！那咱们怎么办呢？”
“吃饭——赶快吃饭。”
那时真正的战斗却是在北方进行，是经过了奋力的搏斗，最后才失利的。在北方有这样一小撮人，他们哄自己说：南方打算剥夺黑人的公权，这是正常的事情，这不过是防止文盲懒汉投票的广大民主运动的一个结果；种族等级制度也不过是对胆小的人的一种让步，日久自会归于消灭。其实他们也很明白这完全是自欺之谈，剥夺黑人公权不只是因为黑人不识字，实行种族等级制度也决不是忽发奇想。多数的北方人知道自己是附和了一桩肮脏的交易，这桩交易根本否认了民主，打了签署独立宣言的祖宗的耳光，对帮助打赢内战的黑人士兵和工人忘恩负义。他们曾经向全世界大声宣告，说内战的原因和理由是要解放一个种族（所谓“救世主降临了！”），可是如今这桩肮脏交易却是侮辱了这个种族。他们知道，私刑是“美国文明”最大的耻辱。
这种人却用一个理由，原谅了自己的良心和国家，那就是：受上帝委托管理这个扰攘世界的当权的白种人，有时由于世界各族堕落低能的人民所造成的原因，不能不为整个人类的利益着想，而采取一些不愉快的严厉措施。尽管有少数人要暂时受些损害，上帝的意旨还是得奉行，拯救世界的事业还是得进行。所以他们一方面削减南方黑人学校的捐款，一方面却又加强非洲、中国、印度和其他地方的传教活动。殷实的工商家向他们作了保证，说剥夺黑人的公权可以恢复正常生活、改善经济情况，说推广文明也是一门赚钱生意。他们还说，给汉普顿学院和塔斯其基学院捐钱，可以促使最正当的美国黑人教育方式发展起来。
也有一些北方人，则咬紧牙关不开口。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不谈，不写文章，也不作讲道。不是推说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就是推说他们不懂，还是让懂的人去解决吧。但是还有少数人，他们援引了《基督金箴》和《独立宣言》。他们高高的举起了废奴主义者的破碎旗子，指责国家背弃了自由和民主。跟这些人站在一起的，是那些善于思考、能够独立的黑人。在二十世纪开始的时候，就只有这一群人，保卫着美国的真正的“民主”。
在南方有一批人，包括约翰·庇尔斯在内，打算在废奴主义式民主和南方的自由主义之间，谋求一条解决黑人问题的妥协途径。所以会有这样的打算，这跟庇尔斯对黑人教育的兴趣是分不开的。一八九五年布格·华盛顿在亚特兰大作那篇演说，庇尔斯就起了很大的作用。事实上谁也没有庇尔斯那么清楚，在这篇演说发表之前，曾经经过了多么长久、多么微妙的谈判。其实就是庇尔斯所知道的，也只是这场把戏里他幕后主持的那一部分罢了。
形势复杂极了。在南方，种族隔离制度是不能不保留的，不然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联合起来，就会威胁南北双方的资本家。私刑猖獗、无法无天的现象不能不加以制止，不然就有引起革命的危险。对黑人不能不用法律手段剥夺其公权，不然这股政治力量就会同白人工人汇合起来。黑人的教育，不可超过他们应处的卑微地位，不然他们就会滋长野心，成为半瓶子醋的煽动分子的俘虏。应该让黑人受些初等教育，怀着一些希望，兴致勃勃的、有头有脑的进行劳动；不过一方面也应该毫不含糊的让他们明白：要想混进白人的社会，或者想在政治上压倒白人，这是永远办不到的。
这些办法，却又相互抵触，不可能完全调和。但是忽略了任何一条，都会带来灾难。假如一齐实行而又都进行顺利，那结果会怎么样呢？谁也说不上来。可是现在这些措施必须实行，必须迅速实行。其他的事，就只好听天由命，看这个“上帝的国家”造化如何了。
首先就应当办教育——倒不是因为这个问题最紧急，或者最重要，而是因为这个工作最容易入手。于是南方的自由主义分子就在弗吉尼亚的一个休假地凯本泉开始举行会议，讨论黑人教育问题。黑人自然都没法参加，这个休假地是只招待白人的。会上作出决议，说黑人应该受教育，但是目前的教育应当限于一些基本课程和职业教育，而且一定要先办起穷苦白人孩子的较为完备的教育，下一步才谈得上办黑人的。
庇尔斯和他的同事听到汇报的会议决议就是如此。他发起去参观汉普顿学院，那是一所专收黑人和印第安人的著名的职业学校，注重道特鲍埃斯学校式的“劳动教育”，一向为黑人大学所嗤笑。在汉普顿学院里，一些南方白人，以及罗勃特·奥格屯之类的北方商人，还有几个头儿脑儿的黑人，一同举行了会议。会上拟定并公布了一些建议。还选出布格·华盛顿为主持人，主持开展既定的计划——而事后证明这个主持人住往是很为难、很倒霉的。另外还成立了南方教育委员会，以推进南方的教育事业；不过要先办白人学校，第二步再办黑人职业学校。
困难马上就来了。白人学校经费不足，黑人学校更不用说了。黑人教师也极感缺乏。正在培养黑人教师的黑人大学，又是建议中所不主张办的。结果说动洛克菲勒家族捐了钱，成立了一个提出举办一切教育的大众教育委员会，根据这个委员会的计划，将来也要扶助黑人大学，但是首先要扩展白人学校，黑人学校只能放在最后。他们逼着黑人同意这个计划，而且还附带了一个条件，就是：黑人必须在法律上剥夺公权，划为一个特殊的等级——至少在目前必须如此。
一九〇〇年，孟沙离开耶路撒冷后不久，亚特兰大大学来了一位年轻的黑人教师，接替了弗雷依堡女士。弗雷依堡女士已经撒手不干了，一位白人妇女要在一个仇恨黑人的环境里教黑人历史和政治，这是够艰巨的。她嫁给了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农场主——这个男人为了把农场弄到手，先后累死了两个妻子，现在又需要第三个妻子，帮着他好寿终正寝。弗雷依堡女士觉得养养鸡、喂喂牛、种种花、看着夕阳，倒也满不错，子是就同那两群子孙订下了和平友好条约。另外，老头子又给她签封了一份遗嘱，保证她这辈子有丰衣足食的生活。她经常买些书来看看，还订了些杂志。
接替她的詹姆士·伯格哈德，是位北方的黑人。那个白人资本家、学校校董约翰·庇尔斯，知道他的家世。庇尔斯家里时常谈起，在十九世纪初叶，有一户从非洲迁来还不到三世的黑人，在庇尔斯家大农场的附近占有几小块地。这户黑人不知什么缘故，从哈得逊河谷搬到了这里，成了自由人，有几个还能读会写。他们靠这点土地耕种度日，有时还出外打打短工。
他们咬紧牙关，不肯把地交给庇尔斯家，这事使庇尔斯的祖父大不高兴。庇尔斯记得，大约在他快要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听说这户姓伯格哈德的黑人已经把地丢得差不多了，都到镇上当雇工、做仆人去了。有几个孩子上了学，就在庇尔斯结婚的时候，听说他们家有个小伙子进了中学。庇尔斯跟他的妻子（她的爱尔兰裔祖先也在这个乡下小镇上做过工），当时还议论来着：一个黑孩子要念中学干什么呢？
看来这个年轻的黑人不但念了中学、大学，而且居然还在耶鲁大学得了个历史学的哲学博士学位。他请求亚特兰大大学给他一个工作，庇尔斯犹豫了一下，还是同意录用了。庇尔斯不想跟这位新教师认识，但是一直注意着他的工作。
在亚特兰大的大学界，有许多人对伯格哈德的到来感到很不安。白人教师不信一个黑人有那么大的学问，也配教历史和社会学，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具有应有的修养和风度，他们觉得对这些学生来说，这两点比学识更重要。大部分黑人学生虽然没有那么明显，却也同样确实的感到不快。他们自有生以来一向认为黑皮肤就表示低人一等；他们尽管对多数白人十分厌恶，甚至痛恨，可是事实上却又承认白人优越，因为他们对事物的估计和判断完全受了白人世界的影响，而周围的黑人世界又显然有些缺陷——尽管这种缺陷是不能由黑人负责的。可是（他们内心隐隐怀着这样的疑虑），假如黑人的能力真的不如白人，那怎么样呢？因此学生们对于伯格哈德即便说不上反对，至少也很不放心。
孟沙一回到亚特兰大，就决定进修历史和社会科学，打算考个学位，将来可以升级。他原来希望能得到弗雷依堡女士的指点，弗雷依堡女士一走，他失望极了。他尽管坚决不承认自己有偏见，可是老实说总不能相信，一个学习机会肯定十分有限的黑人，也能给他以所需的指导。伯格哈德是在北方读书的，说话带一副新英格兰腔，这一点很中流沙的意；可是，他那副生硬冰冷的态度、那套严格的教学方法、那种高到近于苛刻的要求，却是没有一个学生喜欢的。
伯格哈德自己，看来却坦然不疑。他进学校头一年，就在附中的中世纪史课上，给一个快要毕业的女学生——一个有名的黑人承办商的女儿——打了个不及格分数。其实大家也知道这个姑娘娇养坏了，一味任性，所以才把课程荒废了。伯格哈德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肯让步，结果那个姑娘就没有毕业。这种做法，也许提高了学生的学业水平，可是对这位黑人新教师的声望却是肯定没有帮助的。
可是孟沙很喜欢新教师的这种独立性的表现，他不好意思的承认，自己对黑人是有偏见。他就报名参加了晚间的现代政治进修班。导师态度冰冷，很难接近，然而说话清楚明确，讲课很有内容。他谴责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扩张，和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他认为当前局势的祸首就是大企业。
回过头来再研究国内政治，于是人民主义、汤姆·华德生、工人运动，都成了讨论的题目。班上的学生对工人不大喜欢，看到这位教授如此激进，为工会辩护，都很反感。后来教授又站在黑人知识分子一边，表示反对布格·华盛顿，这时连那位新任的年轻白人校长（薛尔顿校长已经去世），也不能不注意了。当时学校的经费仍然很紧，好些黑人中学大学都停办了，而塔斯其基、汉普顿和其他一些职业学校，却有千百万经费源源不断的送来。
校长很欣赏伯格哈德的理想。伯格哈德明白的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对待黑人问题，不能再感情用事，必须抱着科学的态度，通过详尽、精密、充分的研究，而求得解决。而且，黑人问题并不仅仅只是一个问题，那是同全世界的社会问题密切相关的一大串的问题。他订出了一个一百年的研究计划。第一个研究项目，健康问题，打算就在今年开始，后面还有九个项目，准备再研究它九年。过了十年再回过头来重新研究健康问题，这次要收集更多的资料、投入更多的经费、增添更好的实验室和助手。他非常亲切而真挚的，把这个计划扼要的告诉了那位年轻的校氏，可是校长感到相当为难，他正打算去向传道会募点捐款，传道会可是主张“感化”非洲和南方的野蛮人的。
随后就着手进行的黑人问题研究，是当时世界上有关这类问题的唯一的科学研究，因此很快就得到了普遍的好评。可是校长却受到了警告：只要这个人留在学校里，学校就别指望捐款会增加。庇尔斯不久也了解了情况，跟校长作了谈话。
但是伯格哈德还是安然自若的继续干下去。有一回他应邀到罕普顿去参加一次教育会议，在会上他为黑人大学教育作了热烈的辩护，从此就没有再受到邀请。孟沙却觉得很高兴，不过这件事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他在这辈子里对这个问题始终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始终没有完全解决，不过总是在渐渐解决，那就是：对于白人世界里奴役着他和他的同胞的那部分势力，究竟应该采取怎么样的态度？怎么样的行动？他很明白是非，也有他自己的主张。这些，他应该坦然无隐的说出来呢，还是应该不尽明言？在有些情况下，他是不是不仅不应该提出自己的要求，而且还要退让一步，揣摩白人愿意给些什么，就要些什么，甚至还得少要些？
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以至可说这几乎完全要看那帮白人的势力有多强大、态度有多坚决而定。或者不应该这么说吧，应该说：要看黑人的力量是不是还很薄弱。他现在在研究班上坚决主张黑人可以要求自己应有的权利，甚至可以要求更多的权利，那么他在耶路撒冷只提那么少的要求，是不是他胆小呢？还是采取这两种态度，都是他的精明之处呢？精明是不是总意味着妥协呢？实际上，精明是不是总有些虚伪呢？
伯格哈德只有跟很少几个人说话，才是无拘无束的。不过，正如弗雷依堡女士喜欢孟沙一样，伯格哈德也跟孟沙作过几次谈话。有一次是在一九〇三年的一天，那时伯格哈德到北方去了一次，刚回到学校里。夜课散了以后，孟沙跟他一起走到街上，他若有所思的看了看孟沙。
“我跟布格·华盛顿去谈过了。”他说。
孟沙显得很惊奇。“我还以为……”
“以为我跟他意见不合。在很多问题上是意见不合。但是我尊重他的努力，现在我真替他难过。他的处境很不好过呢。”
“怎么会呢？他的名气不是还挺响的吗。”
“他向南方白人作了个慷慨的姿态。当时我就觉得，这下子恐怕太慷慨了。南方白人给他的回答是剥夺黑人公权，规定种族等级，无法无天的滥施私刑。华盛顿发现，汉普顿和塔斯其站的毕业生都不愿意进农场工作，因为那里尽是暴徒，而他们又没有政治权力。塔斯其基的工科也教不下去，一来没有机器，二来没有就业的出路。机器价钱太贵，出路又让白人工会堵住了，黑人除了一向干惯的几门老式的建筑行业以外，哪一行也进不去；即便在这几门行业里，也快要被法律、被新技术挤出去了。塔斯其基只能教些修鞋补鞋之类的没落的手艺，或是管家当差之类专属黑人的差事。因此，华盛顿打算重新部署兵力。他把眼光转到了零售业上，利用我的研究结果，组织了一个黑人商业同盟。”
“这个办法行吗？”
“也许，不过很危险。那需要科学的指导。白人极力劝华盛顿请我去工作。”
“为什么？”
“就是这话呀。为什么？我就去跟他谈了，想知道他到底要我干什么。”
“他怎么说呢？”
“什么也没有说，简直什么也没有说。我倒是说了好大半天：谈到我的计划和工作方法，谈到我的理尊。他就让我一路住下说，后来我明白了：他并没有真正的，或者明确的表示过要请我去工作。我看出他很不信任我，他是在试探我‘耍’的是什么‘诡计’。我可没有什么诡计。不过现在我倒知道了他的白人谋士在耍些什么诡计。他们打算把我安置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好支配、束缚我的思想。嘿，这个我可不干。请我到塔斯其基去工作，我是不去的。其实他也始终没有明确的表示。今年我打算出版一本书，批评华盛顿和他的处世哲学。”
“你打算抨击他？”
“不，我要劝劝他，让他知道自己错在哪儿。”
孟沙沉思了一会，然后鼓起勇气说道：“这件事，白人可是不乐意的。”
他说对了。其实庇尔斯就是打算把伯格哈德从亚特兰大大学调到塔斯其基的幕后主持人。伯格哈德有头脑，有才能，又勤劳，但是对他必须严加约束。最初提议把他安插在汉普顿，让他编一份专供黑人阅读的刊物，可是他马上向罗得岛主教富列塞尔博士和约翰·庇尔斯——策划如何把他调走的两位要员——表示：刊物的方针必须完全由他决定，不然他坚决不干。在这样强硬的条件面前，对方只好悄悄的赶快收起这个计划。后来就打算调他到塔斯其基，而结果，伯格哈德却出版了那本传诵一时的书。
这太不像话了！这个家伙，一定要叫他离开亚特兰大大学，封住他的嘴巴！可是困难很不少，首先就是他的那套“黑人问题研究”，这个研究无疑是很科学的，而且受到了普遍的赞扬。当时世界上哪儿也没有搞这么一整套研究的。这套研究虽然并不高明，然而在当时算是最好的了，而且还为一门新的社会学提供了基础。
一九〇五年，正当种族等级制度加紧推行的时候，这束火把发展成了“尼亚加拉运动”。这个组织，总共不过十几个黑人，没有一个是有钱的或有名的，可是他们的宣言仿佛一声反抗的呐喊，响遍了全国。到一九〇六年，这个组织发展到一百多人，在约翰·布朗起事的哈卜渡口再度集会，发表了由伯格哈德草拟的文告：
过去一年里，仇恨黑人的分子在全国各地活动猖獗。保卫美国公民权利的人士一步步退却。盗窃黑人选票的勾当越发猖狂，在首都现有五十名以上的众议员是靠了盗窃选票而当上议员的……在现代从来没有一个伟大的文明民族，曾声言要用这样卑怯的手段，来对待生在本国、长在本邦的同胞。美国奉行的新信条，已经抛弃了连篇的花言巧语，赤裸裸的露出了丑恶的面目，这就是：为了免得黑人同白人平等，不要让黑人有半点儿出头的仇会。这种事，还出在自命信仰耶稣的国家里呢！这种行为对上帝的极端不敬，也唯有其卑怯的程度堪与相比。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