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爱·伯·杜波依斯 -> 《黑色火焰》第一部：孟沙的考验（1957）
第十一章 曼努埃尔毕业了
曼努埃尔真没有想到少了母亲会这样寂寞。母亲不大爱说话，也没有多大的知识，但是对儿子非常关怀，常常把自己丰富的生活经验告诉儿子，而最重要的还是，她很听儿子的话。自她去世以后，曼努埃尔觉得失去了家庭的温暖，渐渐的起了成家的想头。学生宿舍里的生活虽然有趣，却总有些不足之处。到他念大学二年级的那年，他就把自己的计划和理想慢慢的告诉了苏珊·赛德士。苏珊是师范学校的学生，所谓师范学校，实际上是大学附设的大型中学。至于他究竟为什么选中苏珊，那就很难说了。母亲的看法不知不觉的印在他的心上，他对那些肤色较浅、华发飘垂的漂亮姑娘是不敢请教的。自己的皮肤那么黑，恐怕她们看不上眼。因为这班学生不仅在衣着上、举止上，就是在审美观点上，也都以白人的意见为准。他们认为凡是肤色淡、头发直的，就一定漂亮，因为白人觉得这样漂亮。由于在不知不觉间受了这种看法的影响，曼努埃尔和他的同学都一致认为他长得很丑。
苏珊是个褐色皮肤的矮小姑娘，家乡在萨凡那。她生性胆怯怕羞，在联欢会上往往可以看见她独自一人坐在个角落里。她和曼努埃尔俩倒不是有意要接近，而是凑巧常常碰在一起说话，谈到有些同学和教师的古怪可厌的行为，彼此的意见都很一致。他们俩很早就暗暗注意到薛尔顿校长的女儿十分有意于那才华过人而又相当逗人喜爱的汤密·亨德利克斯。汤密有些黒人的血统，却长着一头沙色头发。他们发现那女的哥哥约翰对此十分愤慨，其实他们心里也很愤慨。
但是曼努埃尔对苏珊的兴趣，不只限于要听听她对旁人的看法。曼努埃尔也留意到她黑褐色的皮肤是多么柔滑光洁，蜷在脑后的头发是多么可爱，听他倾诉自己的心意和理想时又是多么专心。曼努埃尔看到苏珊平日少不得要他作伴，有事少不得要同他商量，觉得自己已完全是个大人，是个男子汉了。
在黑人大学里，学生的平均年龄要比北方的白人大学生大得多，所以到将近毕业时，订婚的现象十分普遍。在曼努埃尔念大学三年级的那年，他俩本人还没有考虑决定，同学们却已把他俩当作了一对未婚夫妇，而他俩也默认了大家的看法。到春天，曼努埃尔送了苏珊一只订婚戒指，才算正式订了婚，可是这下子曼努埃尔的口袋也就掏空了，想起膳宿费和学费还欠着没付，心里不禁暗暗发起愁来。
一八九七年举行应届毕业典礼前不久，薛尔顿校长派曼努埃尔率领学生四重唱组到北方去作暑期演出。原来的那个干事找到了职业，结了婚了。曼努埃尔的任务是筹办音乐会，按惯例还要在会上作募捐演说。这是学校当局用以弥补亏空的办法之一。一来可以弄到些捐款，二来更可以给学校做做广告，因为一般暑期游客都很爱听黑人民歌，而且也很愿意了解了解南方的情况。
对曼努埃尔来说，这也为他打开了一条通往未来的路。今年夏天有了工作，他的欠费就可以付清，下学期念了大学四年级，他就可以慢慢留心找个教员的位置。在苏珊这方面，她的家里总可以维持她读到一八九八年毕业。到那时，两口子都有了工作，就尽快结婚。所以曼努埃尔这次到北方去，心里怀着很大的希望。他平生还没有走出过南方呢。他觉得如今心里又添了一股推动的力量。
亚特兰大大学的那位白人校长，为了学校的经费问题伤透了脑筋。个人闹穷，这是容易理解的：一所学校闹穷，那可就有点玄妙，看来也特别吓人了。那比个人的穷困、比一个大家庭的穷困，都要严重得多。那是去了又来、永远循环不已的一副沉重的担子，要彻底摆脱除非是出现奇迹，那就是：遇上一个极有钱而又极慷慨的大阔佬。
高高身材、雪白胡子、脸上很少血色、抱着伟大宗旨的薛尔顿校长，是在南北战争期间来到南方的。他不愿意参军，却又很想做点事情，他觉得教育黑人倒是个理想的工作。招来的学生，起初就在风透雨漏的旧兵营里、在快要倒坍的教堂地下室里上课，后来自由民局从无人认领的阵亡失踪黑人士兵家属抚恤金中拨出一笔款子，造了一所漂亮的新校舍。亚特兰大大学的创建人去世以后，他又转到这里来工作。
在薛尔顿的理想中，有朝一日成立了白人黑人共同执政的新州政府，学校的经费就应当由政府来担负。至于黑人白人究应同校读书，还是分校上学，他觉得这个问题完全是不务实际的空谈，他也不大放在心上。他相信将来的学校一定是白人黑人同学的，不这样，花费太大，决难维持。
后来，看到学校需要教师数目愈来愈大，要求愈来愈高，他只好改变计划。以前，战时昂扬的情绪、猎奇的心理、“救世主降临”的想法，曾一度促使大批具有一定水平的北方教师流入南方，其中绝大部分是被残酷艰苦的战争、被家破财尽的困境逼得成了独身的妇女。但是由于战后的一度繁荣，这个来源逐渐枯竭了，而黑人学校对教师的需要却直线上升。而且现在需要的教师一定要受过训练，受过完备的训练。教师所受的教育要愈高愈好、愈完备愈好，这个要求在南方、在黑人，比之在北方的白人更为迫切，因为在北方，社会环境到底减轻了学校不少负担。这样，薛尔顿的学校就一半根据理想、一半迫于需要而成了一所“大学”，尽管开支激增，经费都还没有一点着落。
所以，剥夺黑人的选举权一事，尽管在南方的白人看来是加速恢复残破的经济所必不可少的措施，在好心的北方人看来不过是把遥远的民主的理想多搁置些时日，但是对薛尔顿校长来说这是摧毁了黑人教育的基础。黑人只要手里有权，能叫州当局负担学校的经费，靠募捐维持总不过是暂时的事。反之，如果黑人管不到公家的财务，成了无权的工人阶级，挣到的钱还不足以糊口，那他们学校的经费从哪儿来呢？不仅公立小学，更重要的是初等学校所依赖的高等学校，试问经费从哪儿来呢？
一边是南方反动派要剥夺黑人的选举权，一边是北方资本家在一心寻求有利的投资，黑人的教育事业处在左右夹攻之下，受到的打击很大。不但南方的新主宰大张挞伐，要把黑人学校极力压缩、扼死；连北方传教会拨给黑人高等学校的经费也减下来了。战时的激情早已平息，跟南方的仗也打赢了，亚非南洋一带的传教活动是那么诱人，这就把教会的幻想和捐款大半吸引了过去。北方有钱的教会人士，同时也都是南方许多实业的投资人，他们想不通为什么南方的学校现在不该由南方自己来维持，他们认为南方白人训练南方工人要比北方白人更有办法。
因此，像亚特兰大大学的薛尔顿校长之流，处境就一天比一天天困难。他不得不花费愈来愈多的时间到北方去募捐，学生歌咏队就是他用来为他的募捐活动帮忙的。当年费司克大学的歌咏队把黑人音乐传遍了世界，建立了声誉，至今提到学生歌咏队，还是远近闻名的。
在做这项工作时，薛尔顿不得不采取了同南方新当局相敌对的态度，而这时南方新当局却已日益博得豪富权贵的青睐。自从一八八六年亨利·格兰迪在纽约发表了那篇演说以后，心力交瘁的薛尔顿校长向北方教会、特别是向工商界募捐时，受到的招待就明显的冷淡了下来。黑人已经“自由平等”啦，黑人的生活，黑人的学校，不都该自己来维持了吗？
老庇尔斯尤其冒火。一八九五年有一天，他的秘书递上来一张薛尔顿校长的名片。吓，又来了！办起了“大学”给贪懒的黑人享清福！老庇尔斯认识薛尔顿，对他本人倒是印象不坏。可是这所谓黑人教育，却对买卖大有妨碍，而且还可能使南北之间难以达成谅解。老庇尔斯决定让儿子跟薛尔顿坦率的谈一谈，要是薛尔顿还执迷不悟，那就干脆停止一切捐款。因此老庇尔斯当下就捐了个数目——比平日小得多——把薛尔顿先打发走。他请薛尔顿去找小庇尔斯，说是小庇尔斯现在住在亚特兰大，给南方的学校应该捐助多少，还是小庇尔斯比较有数。
薛尔顿校长一直到一八九六年选举过后才去找小庇尔斯，小庇尔斯（他现在已经在亚特兰大住惯了）这才想起父亲要他跟薛尔顿校长谈一谈黑人教育的问题。他了解了亚特兰大大学的一般情况，又特地跟鲍尔温老博士谈了谈。老博士已经七十六岁了，依然神清体健。他还时常到亚特兰大他妻子、儿子这边来住住，很招他们的讨厌。
小庇尔斯夫妇是贝蒂露府上的常客，所以要和老教务长谈谈是不费什么事的——事实上也是少不了的。鲍尔温博士极力劝庇尔斯跟薛尔顿校长好好谈谈。他认为那所黑人学校大有前途，就是说，事实一定可以证明黑人学生也有接受高等教育的能力；不过话要说回来，把大学分为白人大学和黑人大学分头来办，这也未免太蠢。将来只能有一种大学，黑人白人一律招收。
将来——也许行得通吧；可现在怎么办呢？
鲍尔温博士一时也回答不上，于是庇尔斯告辞出来，就去找薛尔顿校长谈谈。按他自己的想法，让黑人读大学似乎并非当务之急。他就把这个意思对薛尔顿校长说了。会晤结果，双方都很失望。庇尔斯提出的理由，也不如他事先估计的那样能说服人。
“人不能一下子就上大学呀，”他说。“小孩子应该先上小学，进工场——甚至到厨房后院去干活。黑人都是孩子嘛。”
“那孩子又靠谁来教育呢？不识字的人可不能完全靠自学呀，”薛尔顿反驳道。
“不错，是应该有一些教师，可教师也不一定都要得博士学位呀。”
“教师的教师就非要不可。那是个极崇高的职业，必须具有最完美的修养。”
庇尔斯提到了北方的几所名大学。他嘴上虽这么说，可是心里也明白：这些学校的白人毕业生，给他们薪水再优厚，社会地位再高，也别想请他们到南方来。对，是应该办一两所黑人大学。……
薛尔顿又问他：“庇尔斯先生，你参观过黑人大学没有？考察过学校的教学工作没有？你何不参加我们学校的董事会，来了解了解、指导指导我们的办学方针呢？”
这话听来倒也有理。对，这个主意不错。庇尔斯想着，就朝校名录上看了一眼，看见亚特兰大大学的校董项下，列有几个北方著名工商家的名字。那何不添上几个南方的名流呢？真的，现在他是个南方人了。他可以带动别人参加。
“好极了，薛尔顿校长，我参加，我还要劝别人参加。”
他开出的支票，数目并没有薛尔顿校长预期的那么大；他含糊提到要“劝别人参加”，恐怕希望也极渺茫。然而薛尔顿校长还是很高兴。庇尔斯肯担任校董，其实倒是真心，因为他打算用这个地位，来配合自己那一套宏大的、迫切的计划。一八九七年亚特兰大大学举行毕业典礼那天，校董会同时召开会议，庇尔斯也出人意料的来了。那天出席会议的外地校董几乎只有他一个人。北方的校董通常是不屑于出席这些会议的。
庇尔斯在学校里作了一番详尽的视察，薛尔顿校长很乐意的为他提供了一切便利。校长表面上十分庄重，似乎并不经心，暗里却处处留神，紧张得要命。他希望庇尔斯的来访是个转折点，能把他盼望已久的大捐款给盼来。
庇尔斯视察之下，觉得又满意又惊奇。就凭这么一点经费，学校居然办得满不错，满有成绩。学生质量很高，人数却不多，基础知识也恐怕远远比不上北方同科的大学生；学生年纪大，经验多，那是有利，也有不利的。不过庇尔斯认为他们的前途如何还很难说。他认为他们应该培养成熟练技工、小本商人以及有文化的庄稼人之类。可是他们却偏要做教师、牧师、医师、律师。他们的理由很明显：学这几门行业，可以在他们自己的圈子里马上找到工作。然而对整个南方来说，这简直是胡闹。这促成了世界的分裂：一边是个黑人世界，生产者极少；一边是占主导地位的白人世界，虽有无限巨大的消费需要，然而大部分生产者却得不到使用。简直是奇谈！这种情况应当马上扭转。
可是另外有件事，却使庇尔斯不胜惊讶而且气愤：他看见这些黑人学生中间竟有个白人小伙子。那是校长的儿子约翰·薛尔顿。小伙子苦恼极了。他那时才十六岁，却已经恨透了黑人，因为黑人仿佛一副重担吊在他脖子上。他出生在学校里，从小就一直跟黑人在一起。起初他跟黑孩子交朋友，结伴玩，情况完全正常。后来他渐渐意识到了周围的白人世界，明白了白人世界对黑人是怎么个看法，对于同黑人来往的人又是怎么个看法。
他和妹妹亨丽爱泰，一度也上过白人的公立小学。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知道了他们是谁，那种迫害和虐待，实在叫人受不了。薛尔顿校长亲自出马交涉，连争带求，还是不顶事；孩子只好退学。结果，兄妹俩就进了黑人大学的附属小学。
其实在薛尔顿校长看来，进附属小学倒是最妥当；他所以要把孩子往公立小学里送，不过因为这里牵涉到一个原则问题。亨丽爱泰在黑人学校里过得挺不错。她喜欢黑孩子，黑孩子在拘束了一阵以后，也喜欢了她。事实上，到姑娘情窦将开的时候，校长太太还吓了一跳，发觉女儿竟有爱上同学汤密·亨德利克斯的严重危险。汤密是个沙色头发的漂亮小伙子，尽管肤色很白，按南方的说法却是个“黑人”，不过他也和亨丽爱泰一样，根本不晓得有种族这回事。
假如做父母的考虑问题能摒除偏见，他们就应该承认那是青年男女相互接触的自然结果。可是，想到自己的女儿和一个黑人学生的恋爱事件不仅会影响黑人教育事业，而且还要影响到整个种族问题，薛尔顿校长也吓坏了。因为在南方有个根深蒂固的看法，认为黑白学生同校就会引起种族混淆。因此，到下学期，亨丽爱泰就给悄悄的留在马萨诸塞，薛尔顿一家从此分居两地。
冷清清的哥哥心里恨极了。他把一切都怪在黑人头上，尽找那完全无辜因而坦然不疑的汤密吵架。其实汤密对约翰，也像对亨丽爱泰一样喜欢。起初他尽量避着约翰，碰到他使性子也尽量忍让；后来实在耐不住了，就把约翰狠狠的揍了一顿；为此被学校除了名。这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更增加了约翰对自己处境的痛恨。
可怜的校长到此真没有了主意。亨丽爱泰已经远在他乡了，依他的意思，想把约翰也送到外地去念大学，可是他实在负担不起。他欢迎庇尔斯的批评，回答得也很坦率。他还是不能放弃自己的原则：
“我认为白人儿童可以和黑人儿童在一起念书，这对彼此都有好处。”
“那你主张在南方实行同校？”
“是的，不但在南方，还要在北方，在全世界；人类是一家，这一点，我们应该让世人尽早认清。”
“你知道这会引起种族混淆啦——就说你小姐的事吧，听说你也是防着这一手啦。”
“是这样。那可能——非常可能是我无谓的忧虑，可我担不起那个风险，就怕出了事，打碎了自己的饭碗，又害了黑人。我依然认为：白人同黑人偶有通婚——目前社会上还认为有种族差别，通婚现象恐怕也极少——那比大事宣扬种族仇恨乃得自天赋啦，人所难免啦，要有益得多，聪明得多。”
“那么说，你把孩子留在这儿，是为了要证明你的理论咯？”
“不，是因为我没办法。就凭我这点收入，我没有力量送他上外地的大学，而我又怕耽误了他的教育。事情不能怪他。他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不能不受到种族仇恨思想的影响。他觉得自己是让人害了。我，真是走投无路了。”
庇尔斯望着他，又是轻蔑又是同情。随后，就简单地说：“我来送他上大学。”
薛尔顿校长觉得，这当口他要是能吐出个“不”字，要他牺牲什么他都愿意。但他终于还是恭恭敬敬的向这位大善士表示了谢意。
庇尔斯刚要走出校长办公室，迎面来了一个人；就由于这次偶然的相遇，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来的是曼努埃尔·孟沙，他要在四重唱组动身以前，来向校长辞别。当时他就彬彬有礼的闪在一边，可是校长已经看见他了。
“喂，曼努埃尔，来见见我们学校的新校董。庇尔斯先生，这是曼努埃尔·孟沙，三年级学生。今年暑假我们的四重唱组就由他带领到北方去演出。”
“很高兴见到你，孟沙。你送我到大门口吧。”
他们踏着悠闲的步子，一起穿过青葱的草坪，草坪后边矗立着挂满藤萝的列文斯敦堂。他们又走过建校人的墓碑。庇尔斯停下了脚步。
“……使我们、我们的子孙、我们子孙的子孙，能受惠无穷……”小庇尔斯念着碑文，似有所思。孟沙在一旁冷眼看着。这种人他倒没有见过。南方的白人、北方的传教师，他都熟悉；可北方的商人，又是怎么样的呢？孟沙十分警惕，不露一点声色。
“真有意思！”庇尔斯说，“看来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突然，他灵机一动。他要到普林斯顿去参加毕业同学聚会，把十六岁的儿子约翰·庇尔斯第三也一起带去。他儿子今年秋天就要进普林斯顿大学了。小伙子心思很活，变化无常，做父亲的想好好引导他。薛尔顿校长的儿子约翰·薛尔顿，也不妨一同带去，来年让他试试能不能进普林斯顿大学。他不久前同贝蒂露闲谈，知道贝蒂露的儿子约翰·布雷铿立治·杜比侬·鲍尔温，已经在普林斯顿附近的亨恩学校念书了。这里边，想个什么法儿……？
“嗨，孟沙，你带的四重唱组，去普林斯顿弯一下行不行？”
“啊，行啊，先生，当然行啊。”
“你知道吗，普林斯顿的毕业典礼，要再过个把月，到六月下旬才举行。”
“明白了，先生，我们很高兴去。”
他们又谈了好些话。庇尔斯很喜欢孟沙。孟沙却摸不清庇尔斯。庇尔斯心想，改天跟孟沙谈谈，一定很有意思，对三个年轻人也一定可以有所启发。他带着儿子上北方的时候，把这件事对儿子说了。小伙子起劲极了。
“哎哟！那可太棒了！三个约翰，加个费雷斐兹！”
“谁？”
约翰也没有给他解开这个闷葫芦，就赶紧去找小鲍尔温。
“嗨，我又有个佐治亚朋友，叫薛尔顿的，快要来了。还有个黑小子一块儿来哩！我爸爸是这黑小子学校里的校董，要我好好照应他。他带来了一个四重唱组什么的，要给学校募点捐款。咱们来给他帮个忙，怎么样？我想请他开过了音乐会上我屋里去。他年纪比咱们都大，已经念到大学四年级了，可是不管它，咱们就好好招待他一下吧。”
小鲍尔温没有表示多大的热情，不过还是答应去了。薛尔顿到后，庇尔斯也邀请了他，心想他既然是亚特兰大大学来的，一定也知道孟沙，因此就只说等音乐会结束以后请他上自己那儿去坐坐，没有提到客人里边还有孟沙。
于是，到了一八九七年初夏，就在亚特兰大五月的毕业典礼已经结束，普林斯顿六月的毕业典礼尚未举行的当口，孟沙带领的四重唱组来到了普林斯顿。普林斯顿从各方面看来都是个极理想的大学城。喧嚣煤污的宾夕法尼亚铁路本打算穿过这端庄的缪司女神的深居，可是尊严的学院当局起而反对，终于迫使铁路在三里以东绕道而过，因而这个小镇还是一片恬静，照旧做着自己的梦。
普林斯顿很早就有了一所著名的神学院，主管的长老会徒作风古板矜严，不过有时也肯收上一两个黑人学生。卡罗来纳许多白人著名人士都受过他教诲的那位黑人教师约翰·查维士，就是十九世纪初在这里上的大学，不过自然没有得到学位。后来奴隶制度的论战日趋激烈，南方人鉴于唯一神教派的哈佛大学有废奴主义思想，公理会的耶鲁大学又有自由主义倾向，于是都把子弟送进长老会主持的正统保守的普林斯顿，到战后，普林斯顿差不多就成了一所南方大学。从一八四〇年起，一百年来这里没有收过一个黑人学生，教师也大部分是南方人，所以南方士绅都很放心的把子弟送到这里来读书，这种风气，一直传到了二十世纪中叶。
孟沙率领四重唱组沿着新泽西海岸，一路到五月岬、长枝镇和大西洋城等地演出。黑人要找个地方住、要吃上一顿像样的饭，向来都是困难。孟沙把自己学校的情形和黑人的境况，坦率而明白的作了介绍。他少不得还要答复有关黑人社会地位和黑人白人通婚情况的那几个老问题。他慢慢学会了用俏皮话把问题避开，而又不致于把人得罪；他还渐渐积累了一些滑稽故事——这些故事其实也不太滑稽，因而效果只是平平。他们一路募到的捐款不多，所以六月底到达普林斯顿时，孟沙的心里不是太高兴。他看到毕业同学聚会日的那副怪样子，倒吃了一惊。不过他们住得很舒服，演唱也很成功，听众很多，捐款也很踊跃。音乐会开过以后，他就去找庇尔斯。想不到就碰上了那三个约翰。
庇尔斯他们正舒舒坦坦地坐在屋里，喝着咖啡，忽然门开了，有人把孟沙领了进来。满屋的人顿时都悄然无声。孟沙刚迈了一步，就站住了，呆在那里。他觉察到空气紧张，知道应该等他们先开口。在座还有老庇尔斯的几个老同学。有一个悄悄的说：“佐治亚来的‘黑鬼’？活见鬼！”另外几个却觉得满有趣。反正庇尔斯又没有请这个家伙来吃饭，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他来干什么？是唱歌，还是跳舞？
但是老庇尔斯的目光却在三个小伙子身上。小庇尔斯很快就站了起来。
“哈罗，”他一边招呼，一边就向孟沙伸出手去。“你是佐治亚来的吧？见到你真高兴。我的父亲你是认识的啦。这几位都是他的老同学。”
小鲍尔温也迎上前去。“我也是佐治亚来的。欢迎欢迎。”
那第三个约翰，约翰·薛尔顿，一看见孟沙就坐在那儿楞住了。他当然认识孟沙。他们在一所黑人学校里，一起同学过多年。孟沙瞧了他一眼，只作不认识的样子，但是薛尔顿很快就恢复了常态。
“我们是认识的，”他说。
“你们俩认识的？啊，对了，你是从亚特兰大来的。”
“还在一个学校里读书呢，”薛尔顿嘴上说着，两眼却瞅着鲍尔温。鲍尔温起初有点摸不着头脑，但随即就明白了：薛尔顿一定是上了一所黑人学校。也许他的爸爸就是个教黑人读书的“带手提包儿的”呢。他虽然感到一震，却没有太大的反感。他记得父亲常常谈到这些学校，母亲老是气冲冲的痛加驳斥，一口咬定这些学校把黑人都惯坏了，学校里的教师是存心要把她们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家当搞个精光。小鲍尔温还没有机会检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现在正巧来了个受过教育的年轻黑人，鲍尔温倒很想跟他谈谈。
庇尔斯高兴极了，对这些丝毫也没有觉察。他调了鸡尾酒敬客，孟沙婉言辞谢了，薛尔顿也只是沾了沾嘴唇。庇尔斯开了腔：
“暧，你喜欢不喜欢普林斯顿？你们住在哪儿？”
“普林斯顿真美，我们住在一户挺厚道的黑人人家。”
庇尔斯立刻明白了，旅馆对他们是不招待的；他就掉过话头，问孟沙在北方觉得怎么样。在北方还是南方，看来其间的差别也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大。他又把话头转到音乐会上。
“你的同学唱得真不错。”
谈到这个题目，小鲍尔温也插得上口了：“黑人音乐可真是一绝！”
“我在想，”小庇尔斯说，“种族问题是不是就可以这样来解决：音乐、艺术、戏剧让黑人去搞；政治、商业、工业，归白人负责，”
“恐怕南方不会答应吧，”孟沙说。“南方需要工人。”
鲍尔温说：“真的！我母亲也老是这么念叨的。”
“那可不大好办哪。是工人就会起来要工资、要保障、要政权。”
“可是，”小鲍尔温说，“在工人还没有具备条件，还缺乏知识，还担负不起责任的时候，工资大小和劳动条件，是不是最好由上层阶级来决定呢？”.
“我不明白你说的‘上层阶级’是怎么个意思，”大庇尔斯触着了痛处，顶了一句。“依我看，这种问题理所当然应该由企业的东主来决定。……”
随后是一阵沉默——门第和权势，在暗暗冲突。孟沙十分见机，没有再说下去。反正他的任务只是要庇尔斯给亚特兰大大学捐几个钱。薛尔顿默然不语，是因为他早已抱定了宗旨：他要钱，为了弄钱可以不计手段。假如需要他把黑人工人当牛当马，他也决不犹豫。不过他心里却巴望这辈子能再也见不到一个黑人。就在这时候，小庇尔斯脑子里忽然闪过了一个新奇的想法。
“哎呀，孟沙，你走运啦！”他一嚷，引得孟沙就瞅着他。“告诉你，你有了工作啦！这个工作你一定得做，也一定很愿意做。你终身的事业有了着落啦，那可是个大事业哩。我平生除了喝酒交女朋友以外，对什么事情的兴趣都不会超过一个礼拜。一场精采的足球赛也许可以叫我迷上一时半刻。可是你，孟沙，你用不到去干这些玩意儿。你的工作才有意思呢。两位老兄，咱们是不是可以一块儿来帮帮他的忙？咱们凑个‘三剑客’，一同来解决黑人问题——怎么样，老兄，干不干？”
对于庇尔斯的一团热心，那另外两位都没有当真，他们以为那是他的酒后之言。老庇尔斯呢，却还想进一步探索这几个年轻人的思想，特别要叫不大开口的孟沙吐出心里话来。
他说：“整个世界，就是一场大比赛，今天南方就是这场大比赛的中心。”他把身子往后一靠，点上了一支雪茄，用话试探：“说到你们几个小伙子的前途嘛……鲍尔温，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去搞政治，为治理国家、特别是治理南方而出力？”
鲍尔温看来很感兴趣。“啊，我也说不上呢，大叔。妈妈也几次三番表示过这样的意思。这个工作，我想我会喜欢的。”
庇尔斯笑笑，想起他同贝蒂露也多次谈起过这个问题。他又望了望薛尔顿。“薛尔顿，你是南方人——至少是在南方出生的。如今新南方是实业第一。你想不想进实业界呀？”
薛尔顿红了脸，急忙答道：“能进的话当然想进啦，只要有路子可走！”
老庇尔斯又转向自己的儿子——他最大的一件心事。可是小伙子淘气地嘻嘻一笑，用手一拦。“得了吧，爸爸，别耍花招了——‘不要对我摇晃你血污的头发。’这些问题咱们不都谈过了吗！政治家、工业家，你都找到了。我知道你现在要找个银行家了。对不起，我不干。不感兴趣。简直受不了！你看我去搞文艺怎么样？”
“嗯，或许也行吧，要是我们这里出了个小莎士比亚的话……
“那谁说得定呢——很可能嘛。可你怎么把孟沙忘了呢？你怎么不替他看看，他干什么合适呢？”
老庇尔斯听了有些不快。孟沙干什么行当合适，他当然要谈，不过在他看来那都是低三下四的行当，所以还没有决定怎样用比较婉转的口气，来谈这个问题。小鲍尔温心眼儿直，忍不住冲口而出：
“孟沙，南方的工业将来如要坐上全国以至全世界的第一把交椅，就需要大批忠实可靠、技术熟练的劳动力，你看你们黑人是不是可以经过适当的训练，而给南方提供这种劳动力？”
这也正就是老庇尔斯心里想问的问题，因此他就伸长耳朵听着。他儿子把眼睛瞪得大大的，薛尔顿却闭上了眼。孟沙对老庇尔斯瞧了瞧，看见他头顶上似乎有个影子，像是弗雷依堡女士他扭过头来，直瞅着小鲍尔温，带着思索的神气，慢慢的说：
“工人——能干重活、又有技术的工人，当然是需要的。可我不知道将来会让我干哪一种活？是为了谁干活？……”他略微顿了一下，“为什么要替人干活？”
小鲍尔温显得很窘，老庇尔斯沉下了脸，小庇尔斯却欢呼起来：“这下你可砸啦，约翰！看你有什么话说？”
小鲍尔温却什么也没有说。
他们又谈起了音乐会，在小鲍尔温的钢琴伴奏下，孟沙还唱了一支歌：《孩子们，并步前进莫松劲！》。
然后孟沙热忱地向大家表示了谢意，推说明天要乘早车，就告辞回去了。一到住处看见有封电报：苏珊·赛德士来电说她要跟别人结婚了！
事情，其实也并不奇怪。苏珊的父亲去世了，苏珊下学年读书的费用没有了看落。她又不是优秀生，可以申请免费。由于心情抑郁，她早年在佐治亚沿海得的地方病——疟疾，又复发了。为她看病的亨利·琼斯医师，是个热心、魁梧而又颇有家产的黑人医生，他治好了姑娘的病，也说动了姑娘的心：他妻子去世已有十年，姑娘来补这个空缺倒挺合适。原来他的妻子苦苦的帮他熬出了头，结果却得了奔马性肺结核，死了。
琼斯医生愈来愈胖，愈来愈发达了。他对业务也精熟了。在学校里他成绩并不出色，他能有这点医术，并不是靠了钻研书刊，也不是靠了实习，而完全是靠了临床经验。他是个超人一等的看护士，又是个不自觉的精神分析学家，更是个快活爽朗的话伴。他同白人也相处得不错。这一点，尤其是他得法的原因。有一次，他赶着他那辆花哨的马车穿过一个闹市的十字路口，一个警察冲着他恶狠狠的喝了一声：“嗨，‘黑鬼’，你要往哪儿闯？”
“我，我这就退回去，长官，等你叫我走我再走，”琼斯医生故意讲得土腔十足，还作了个傻笑。
警察给逗得呵呵大笑，这样琼斯就逃过了拘留和罚款。
他专门给工人、女仆和脚夫一类人看病，能让他们很快就恢复工作；他还在白人医院附设的黑人诊所里帮忙，也不要求医院给他医师的身份和待遇。他小心翼翼不问外事，在白人看来他对种族问题似乎也没有什么主张。他也从不过问政治。这样，他就成了全亚特兰大最受欢迎、也是最有钱的黑人之一。苏珊嫁给他的话，生活可以有保障，还可以有漂亮的住宅、华丽的衣服。当然，苏珊是并不爱他的；他年纪太大了，举止又粗俗。可是人总得活下去啊。
此外还有一个理由，苏珊便是对自己也一直讳莫如深，有个女伴却冒冒失失的替她说破了：“老琼斯是个傻子，孟沙才招人喜爱呢！可惜孟沙的皮色黑了点儿，而琼斯倒像个白人。姑娘，你可不能生下了黑小子看他们受罪啊。皮色白点儿，希望就大点儿。”苏珊不敢再听下去。可是这几句话打中了她的心坎，她终于打定了主意。她发了电报又写信，把孟沙的那只并不贵重的戒指也随信退了回去。孟沙恨不得丢下歌咏队赶回南方去，可一时又走不了，于是只好每天写信，苦苦恳求。他情绪低沉到了极点，以致薛尔顿校长不得不提醒他别把黑人问题给听众讲得太悲观了，人家捐钱，总是希望将来还有可能收到点好处的。
好容易挨到九月下旬，孟沙回到了亚特兰大，找到了苏珊。一向非常文静的苏珊，今天看到孟沙时的那个高兴劲儿，在她也真称得上热情奔放了。假期里她在自己学校的宿舍里当了个仆人，一边有一针没一针的缝她的嫁衣，准备十月里结婚之用。她手上戴着一枚耀眼的钻戒，尽管处境如此，她对这枚钻戒还是觉得很得意。她有生以来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好宝贝呢。孟沙也顾不得学校在假期里还有许多古板校规的限制，他天天跑去看苏珊。琼斯医生看在眼里，心上明白。不过他很知趣，就故意回避，也没说什么。他不时打发人送来鲜花、糖果。可是总不跟姑娘理论。他只是耐心的等着。
孟沙问了苏珊。不不，她哪里会爱琼斯呢。是——的，她一向就爱着孟沙。可是，叫她有什么办法呢？她得活下去，她可不想当仆人。她希望能有一所漂亮的住宅，能有些衣服，能吃得好些。孟沙怪她吗？哪儿的话呢。这些事情，一定给她办到就是。可怎么办呢？不要紧，他马上就可以工作了，他可以去教书，可以上北方去。
可怜的苏珊设下的几道防线，自然是一攻就破，因为她自己也正巴不得如此。最后双方就决定了：孟沙还是把四年级念完，一边去找工作；苏珊回到萨凡那的老家去，假如找不到好些的职业，就帮着妈妈和妹妹替白人洗衣服。到来年毕业的时候，两口子就结婚。
这样，苏珊就回家去了，琼斯医生也没有提出异议，甚至连订婚戒指也坚决不肯收回。这一年过得好慢。孟沙很想好好学习，尽量抓紧时间多看些书，可是有件事情却比那阴沉苦闷的世界局势还使他担心，那就是：他到四月还没有找到工作——教书也罢，当个办事员也罢。就是去做佣人吧，也找不到一处能让他维持两口子生活的。而苏珊的来信又是满纸的失望——看来她已是濒于绝望了。
薛尔顿校长也特地想过办法，想为这个得意高足谋个教师的位置。可是公立学校当局对亚特兰大大学及其教学方针已渐具戒心。城里的学校教员早已足额，再也聘不起一个教师。乡村学校不需要大学毕业生，而且那里的薪水也低到几近于零。一直等到四月尾，亏了遇到小鲍尔温，这才得了个机会。那时距“三约翰聚会”已近一年，小鲍尔温从普林斯顿回来，出了火车站，正在密契尔街上候马车，却碰上了孟沙。
“哈罗，孟沙！”小鲍尔温招呼了一声。这当儿正赶上他把行李交给车夫，所以可以免了握手，他心里一方面是千情万愿，一方面却又暗暗有点惭愧。但他毕竟还是逗留了一下。“近况如何啊？”
“够呛的。快要毕业了，还找不到学校教书！”
“巧了！今儿晚上正好有个小镇上的教育局长要到我们家里来吃饭。他那里还少一个教师。我跟他说一下吧。他住在耶路撒冷，那是在本州的东南部啦。”
小鲍尔温把孟沙大力推荐了一番。他倒是真心诚意想给孟沙帮个忙。结果事情办得很成功：孟沙收到了局长的信，请他从七月份开始，到黑人学校去教十个月的书。
孟沙高兴得跳起来。他马上写信给苏珊，请她安排一下，在六月里结婚。他满心希望苏珊能来参加五月间举行的毕业典礼，可是苏珊凑不起这笔钱。
苏珊可不怎么起劲。她知道在他们面前的是贫困、艰苦的岁月。可是她喜欢孟沙，即使淡漠如她，想到同心爱的人生活在一起（哪怕是住在漏雨的茅屋里），也不是不动心的。加以孟沙不在的时候，琼斯医生的殷勤献过了头，倔强的天性，使姑娘反而更增加了对孟沙的感情。琼斯到萨凡那去过几次，但是姑娘毕竟不是能用钱买的。医生也不过分强求。他把那枚钻石的订婚戒指就送给了苏珊，使苏珊高兴极了；他还打算送上一份结婚礼物，好保住自己在地方上的名声。
那年四月二十四日，美国借古巴问题向西班牙宣战。关于古巴问题，在弗雷依堡女士的课上早已讨论过多次。早在二月里，她就提醒同学要注意古巴的革命；她给同学讲解，在五十年代美国奴隶主政权如何阴谋吞并古巴并占有其奴隶，在一八六八至一八七八年间古巴的黑人和白人如何跟西班牙进行了十年战争，美国的舰船又如何作海盗式袭击加以“支持”。后来美国在古巴的食糖工业上投下了足足五千万美元的资金；一八九五年古巴人民在马蒂和混血儿马塞奥领导下举行了起义，美国就决意乘这个机会来插一手。
孟沙打算把美西战争作为他毕业论文的题目。他在文章里极力颂扬了马塞奥的英雄主义精神，和美国解放者的仁慈心肠。
弗雷依堡女士鼻子里嗤了一声。她说：“糖业托辣斯哪里会发什么慈悲呢。何况麦金莱还忘了告诉参议院：西班牙早在他要求宣战以前就已经屈服了。”
孟沙把论文作了修改，但改动不大。他还是把美国陆海军大大赞扬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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