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爱·伯·杜波依斯 -> 《为和平而战斗》（1952）
第十一章 哦！约翰·罗奇这个人
美国政府为什么企图威吓或囚禁五个美国公民呢？我们并不著名，也不特别有影响；我们既无财又无势。在五人中间，我还是最有名的；但是我之出名，不是因为我是一个美国人，而是因为我是一个“黑人”。每次提到我，总不免提到我的种族。这使我贴上了标签，使我除了讨论黑人问题以外，不能再作进一步的考虑。
但是使国务院不安的是，一小群没有势力的人的活动给我国要求和平的情绪，提供了特别的证明，这种和平情绪看来正在日益增长。统治着国家的强大势力希望这种和平情绪不再增长，而且马上不再增长。国务院的上论式文告能够在垄断资本的报纸上大肆刊载，但是这些文告是能够加以答复，而且是已经答复了的。这样开始的关于和平的辩论，只有用法律力量才能有效地予以制止；而法律力量，如果在某种方式下能够应用“共产主义”的诬蔑，就能极快收效的。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证词的最好办法，似乎就是约翰·罗奇，他是被告的共同工作者，他们和他们的朋友的私人朋友，和平宣传站便是在他的家中计划出来的。
对于这样一件意外的事，我们和平宣传站里的人事先一点也没有听说，一直到我们派律师到华盛顿去，她出乎意外地碰到罗奇从大陪审团房中出来，这才知道。从此以后，我们认清了他所扮演的角色，虽然我们吃了一惊，但并没有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么奇怪。因为他的朋友早已开始知道约翰·罗奇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了。
奥奇·约翰·罗奇于一九零四年生于伊利诺斯州中西部，父亲是德国来的移民，母亲的父亲也生在德国。他坦白地写道：“我上学去是为了学会本领赚钱。”他毕业于伊利诺斯大学及哈佛大学法学院。他于一九二五年起在芝加哥执行公司法方面的律师事务，他的事务所赚了很多钱。但是一九二九年发生了经济恐慌，他的一个合伙人破产了。在研究院学习了一年——目的是想教书——后，罗奇回到律师事务上来。一九三七年，他进政府工作，一直待到一九四六年，因攻击德国卡特尔及其美国代表——他们是“大企业”——而被解职；或者说，如果不是实在被解职，他与司法部的关系从此以后转入秘密状态了。
这使罗奇成为一个全国注目的人物。他接到演讲的邀请，并且得出结论：走向成功的道路是与进步运动联盟，个人既受人欢迎，同时面前又可能有一个政治前途。这便是罗奇所希望的成功；关于这一点，他是没有疑问的，也很少良心的苛责。他回绝了回去执行公司法方面律师事务的邀请，虽然“以那所小型律师事务所无可再好，同时周旋于阔佬当事人之间”，为“老板们”处理劳工案件。他办理公民权利案件，参加了进步党，出席了几次和平大会。他使人家知道，从事这种工作，他是放弃了在“像曼哈顿任何公事房一样豪华的公事房”中执行有利可图的律师事务的机会。
但是在一九四八年选举中，政治生涯的梦想破灭了。华莱士败得很惨，罗奇竞选纽约市代表，所得票数只及他所预计的一小部分。罗奇立刻开始小心谨慎地从他在选举年写的一本书中所表示的那种自由主义者的公开了的地位，找一条退路。
他开始轻忽他的劳工当事人。他所代表的当事人有一个名叫哈罗德·克利斯托弗尔的，他在一九四七年说，克利斯托弗尔是“一个我所遇到的最能干的年轻劳工领袖”。他随便地轻忽了这个当事人，以致联邦上诉法院说：
“……应该考虑对这种轻忽当事人的行为采取惩戒行动。因此本案……将提交供状与申诉委员会考虑，俾由该委员会就上诉人（克里斯托弗尔）的律师的行为向法庭提出该委员会认为适于提出的建议或申诉。”
他此后的言论，表明他在苏联与美国之间寻求某种中间路线，以小康的美国自由主义为代表，这种自由主义则由他来领导。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我所发起的在华道夫——亚斯多里亚饭店举行的和平大会上。后来我在他寓所参加了一次和平集会。对我来说，他不是一个具有吸引人的人物，因为他故作矜持。但是他的思想是自由主义的，他对美国企业方法的尖刻的攻击，我当时认为，证明了他对现代政治改革的经济基础有着他的明晰的见识。
但是后来我对他的思想纯真的估计有了动摇。从他在墨西哥城、巴黎以及最后在布拉格和平大会上的发言，我看出他有一种机会主义的倾向，那是令人不安的。他首先表现的，也许可以认为是对公众问题的正反两方面都加以权衡的司法态度，或者比较不客气地说，在不可协调的两种立场之间寻找机会主义的平衡。这一点特别表现得明显的，是他对和平的公开态度。当我在一九四九年遇到罗奇的时候，他是一个著名的和平拥护者，在华道夫——亚斯多里亚饭店举行的和平会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当时他邀我参与制定和平会议的计划。他本人在那次会议上说：
“联合起来的财富的力量，是今天攻击本会的幕后主使人。也就是这个力量要把世界卷入战争漩涡以保持它的有利可图的地位……”
“共产主义的烟幕，过去曾经被十分有效地利用来掩饰真正的动机，现在又被有效地在利用了。报纸应该是第一个对我们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的现象发出警告的，但是现在却与嗓门最大的诬蔑者合作，而且自己就是其中之一。
这种战争计划，只有在一切反对被禁以后，才能成功。这便是政府通过它自己的忠诚调查，对政治迫害加以官方批准的缘故。这便是表示反对这些行动的教师、传教士、艺术家、作家、主妇以及各界工作者感到诽谤与仇恨的鞭打的缘故，感到因反对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权力而受到被审讯定罪的考验的缘故。……这便是警探、告密者、偷听电话的人今天由我国政府给予荣誉位置的缘故。”
罗奇意识到美国战争宣传与垄断资本主义势力愈来愈大，他在一年后便以他的自由主义招牌整帆相迎。他在巴黎说，他反对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他说他回国后将继续反对这些政策；他说他相信共产主义国家能够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与共产主义国家和平共处；这两种国家各有它的弱点和真理，我们将来终有一天会加以区别。在墨西哥城和平大会开会时，罗奇正要成为南斯拉夫的外国代理人，他谴责美国压制公民权利，但是他又说：
“苏联没有摆脱殖民主义和剥削。它与美国一起专横地故意把朝鲜和越南分裂为二。我不能认为俄国人在满洲的所作所为是正当的；我也不能认为他们目前在南斯拉夫的行为是正当的。
……我们告诉西欧不要再与东方贸易。共产党情报局……告诉它的国家不要再与南斯拉夫人贸易。”
这种言论没有受到欢迎，因为这个和平大会并不认为苏联是一个殖民国家，恰巧相反，认为英美殖民帝国主义使得战争更为临近了。
无论如何，罗奇在一九四九年是竭力主张和平，竭力主张与俄国保持和平的；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他以代表的身份赴欧参加巴黎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执行局会议。虽然那时候他也许已成为南斯拉夫驻联合国代表国的一个代理人了，但是他仍偕同世界和平大会的一个代表团到苏联去呼吁通过一篇世界和平宣言。随后他又赴斯德哥尔摩讨论斯德哥尔摩宣言，并在上面签了名，他再从斯德哥尔摩赴南斯拉夫去当南斯拉夫驻美国的外国代理人。后来他回到伦敦参加巴黎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执行局的一次会议，他当时仍是执行局委员。就在那里，他要求准许南斯拉夫参加巴黎的组织。保罗·罗伯逊马上尖锐地谴责他是和平运动的叛徒，原因是由于南斯拉夫对世界和平大会的态度。罗奇的要求被拒绝了。
自从斯德哥尔摩宣言签名运动发动、和平宣传站在纽约成立——罗奇是创始委员之一——之后，他便附和艾奇逊的攻击，他在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执行局布拉格会议之前，告诉新闻记者说，他要请求这个组织要求禁止侵略，而不是要求禁止原子弹。他们是否会通过他的建议，他并不乐观。他说，“他们可能甚至赶我出来”；又说他反对“资本主义引起战争这个教条”。
朝鲜战争在一九五〇年六月爆发。对于争取和平的工作来说，需要更为迫切了。罗奇在布拉格的行为，彻底地使我不再敬重他。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执行局于一九五〇年八月在布拉格召开，大约在巴黎世界和平大会后一年。罗奇由于是巴黎和平大会的副主席，因此是执行局的委员之一。伊丽莎白·穆斯当时正在巴黎，被邀参加巴拉格会议。她自从七月间辞职后，便与和平宣传站不再有关系。我也被邀参加，因为我虽不是执行局委员，但是却是常设委员会委员，而且因为身居和平宣传站主席，在美国和平工作中占有显著地位。
罗奇曾经是组织和平宣传站的一个主要建议人。他当时对斯德哥尔摩宣言提出的唯一反对意见是：它还不够劲，没有包括普遍裁减军备；他主张应加以改写，不过意思不改，只是使它不易遭到外国方面而不是美国方面的攻击。我从来没有听到，也从来不知道他暗示过，在美国散发斯德哥尔摩宣言会招致新法律所规定的外国代理人的处罚。
此外，召开布拉格会议，特别是为了要应付那种说世界和平大会所希望的只不过是禁止原子弹的批评。因此召开了这个会议，扩大和平宣言的内容范围，列入普遍裁减军备的要求，结果正是这样。
“布拉格建议的目的是提供共同基础，使得凡是要求和平的人们都一起来寻求达到下列目的的手段：
（一）禁止一切原子武器。
（二）裁减并管制一切军备。
（三）谴责侵略和外国武装干涉任何国家内政。
（四）恢复大家同意的联合国的程序，是和平解决朝鲜冲突的第一步。
（五）禁止任何国家从事战争宣传。”
罗奇很晚才到布拉格，这已成他的习惯，他与美国代表团坐在一起，就坐在我的旁边。尽管他已向报界发表了他的批评性谈话，他在开会的时候一直一言不发。他向奥蒂斯——那个名誉扫地的美国报纸记者——发牢骚，但是当法国、苏联及捷克斯洛伐克代表质问他的沉默和他在报上发表的批评时，罗奇自动地写了如下的声明：
“我没有辞去世界和平大会的职务，而且我也不打算辞去。我将继续担任这个组织的一个副主席，而且打算参加于今年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九日要在英国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我将继续与所有声明志在为和平努力的人们合作，因为没有和平，结果我们可能没有世界。”
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出版的莫斯科《文学报》说：
“在华沙大会开会的时候，参加大会的人们对罗奇很冷淡，使他不能不感觉到，他们已把他看穿了。他发言完毕后——他把发言原稿硬塞给所有的新闻记者——，所有参加大会的人，包括美国代表团的全体代表在内，都愤慨地不去理他。
查尔斯·霍华德表明了他们对罗奇的态度：‘我可以向大会保证，罗奇先生不是代表进步党发言的。罗奇先生也不代表美国代表团的观点。罗奇先生是南斯拉夫政府出钱雇用的代理人，我认为大会应该根据他的职业来估价他的发言，’”
罗奇随后回到美国，几乎立刻做了控诉和平宣传站是“一个外国主谋人的代理人”的主要证人，并且，不但指名世界和平大会，并且指名苏联是这个主谋人。
这个特别行动的背后动机是什么？罗奇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在思想观点上并不太坚定，他由于拥护自由主义运动而突然成名，使他感到飘飘然。此外，他像许多美国人一样，要钱，而且要大笔的钱。据说，在南斯拉夫接受他做代理人之前，他一直愿意接受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波兰为他的当事人。
罗奇回国后，发觉等待他的不是酬报，而是威胁。大家都知道他是和平宣传站发起人之一；他并且是办公处设在巴黎的世界和平大会决策机构的委员。那末，根据罗奇自己所知，和平宣传站是世界和平大会的代理人而适合于登记条件吗？他会这样作证吗？
罗奇处境进退两难。他因为在伦敦受到谴责与驳斥，对和平宣传站不再采取友好的态度；但是他自然知道，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任何政府或组织的代理人，而只不过是世界和平的正直拥护者。他在登记为南斯拉夫的代理人时，他曾经宣称，凡是与他有关的运动，没有一个是外国主谋人的代理人。他当时是和平宣传站的一个委员。
但是罗奇遇到了困难。如果他拒绝作证，司法部——他可能没有割断与司法部的一切联系——一定会比对和平宣传站任何其他委员更严重地对他起诉。我本人是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委员，但不是他们决定政策的执行局的委员。伊丽莎白·穆斯为世界和平大会做了一些工作，但不是在她与和平宣传站有联系的时候。罗奇属于这两个组织的决策机构。但是，如果他坚持说这两个组织之间的关系不是代理人与主谋人的关系，司法部可能以对罗奇起诉相恫吓，提出他已承认了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和访苏之行。如果罗奇愿意以不利于和平宣传站的主要证人出现，说它与苏联有联系，他个人是否可以免于起诉呢？总之，罗奇于一九五一年一月在对和平宣传站起诉的大陪审团面前作不利于我们的证明。后来，在审讯的时候，马肯托尼奥指出，他已被免于起诉，而罗奇的律师也没有予以否认。马肯托尼奥先生说：
“如果有什么外国代理人的话，那末就本案而言，那便是这位证人。
庭上：但是他没有被起诉。
马肯托尼奥先生：正是如此。我们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已被免于起诉，这便是他在作证的原因。
马德利克斯先生（起诉方面）：你应该让我们来说这话，阁下……
马肯托尼奥先生：如果这里有什么外国代理人与这个所谓外国主谋人、这个世界和平大会有联系的话，那便是这位证人。”
当罗奇作证的时候，他这么说世界和平大会：
“……它的目标，如它所宣布的，是为世界和平努力。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它真正目标……实际上，它证明了自己是、而且已成为苏联外交政策的一个代理机关。”
他说到我在布拉格的发言：
“杜波依斯博士演说的内容是：世界上的一切困难问题都是导源于他所说的美国的资本主义战争贩子们。”
这话不错。我于一九五〇年在布拉格所说的话，几乎就是罗奇于一九四九年在纽约所说的话（见本书第一五一页）。
罗奇的一生就是美国的缩影。他是我们流行的思想与教育的必然产物。在本世纪初，这个高大的年轻武士从平坦的西部大踏步走出来，那里没有山也没有河，生活是简单而平凡的。他的目标是美国式的“赚钱”目标；除了这以外，生活与教育还有什么目标呢？他急急忙忙结束了他的教育，一般需要二十年，或者至少十六年——如果为了从事一行职业而不吝啬学年的话——的教育，他十一年便结束了。总之，他在二十一岁便开始执行律师事务。世界大战和世界革命是在他小学的时候爆发、在他中学时代结束的。他是否懂得它的意义，是可以怀疑的。但是在全国赶紧趁人之危靠世界灾难发财的时候，罗奇找到了他的自然因素：“在一九二八年，我工作的那个事务所赚了许多钱，将近年底，它便停止做广告了。”
后来，在一九二九年，对世界来说，遭到了大灾难；对罗奇的事务所来说，是破产了；对罗奇来说，口呆目瞪。在这期间，他随便想到去教书；但是教书没有从事律师事务那么多的收入。所以在五年不景气时期，罗奇苦苦斗争想发财，但只有少许的成功，一直到他看到一条导向黄金盆的彩虹。一直到美国在一个比罗奇年长二十二岁的人手下，开始为全国的财富与幸福实行“新政”的时候。罗奇在三十三岁的时候偶然参加了这个新政。他喜欢它，坚持了十年之久，因为新政使他有了一个比平凡简单的发财道路更广泛的前途。这条彩虹由于慈善事业与十字军、正义与忠诚而发光，而且表面看来一定会导向黄金盆，同时还有名气与势力。
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战争又席卷了世界，罗斯福忧世忧民而死；但是罗奇对这些事很少注意。公司、间谍职业、卡特尔占去了他的时间，使他有了丰厚的收入。接着厄运来了，他被开革，或者说被镇压了。但是他继续前进，认为通过名气与政治特权，他的彩虹尽头仍有他的黄金盆。但是实际并不如此。尽管他的和平努力，尽管进步党华莱士的诺言，罗奇发现，如果他要赚钱——当然他要赚钱，一个人除此以外还有什么目的呢？——他必须来一个转变。
他试探地向国外各国找寻赚钱的律师事务。除了南斯拉夫以外，没有别的国家答应。保罗·罗伯逊在伦敦知道了这笔交易，曾经责骂过罗奇。从此以后，罗奇憎恨起黑人来，最后并且认为这条彩虹尽头没有黄金盆，只有牺牲和艰苦的工作。罗奇抓紧机会巴结有钱人，设法把他在和平十字军中的同志送进监牢，并且改变他从事律师事务的方式：他轻忽他的当事人、年轻的劳工领袖克利斯托弗尔，以致法庭严厉地申斥了他。在辩护特伦顿六人案——黑人青年被诬告谋杀——时，他也遭法庭斥退，因为他从事宣传，尽管他的同案律师反对他这样做。当他后来被允许参加，并且已收到一笔可观的律师费时，他却退出了。
罗奇以格林格拉斯的律师资格参加有名的罗森堡案诉讼。格林格拉斯是政府召来对罗森堡夫妇起诉的证人。格林格拉斯起初坚持他是无辜的；但是罗奇开始与政府及联邦调查局谈判。最后格林格拉斯及其妻子在株连罗森堡夫妇地口供上签了字。罗奇所代表的其他起诉方面的五个证人，包括他自己的秘书，都相互袒护，于是一桩明显的交易成功了，格林格拉斯因此只被判轻刑，他的妻子无罪释放，而罗森堡夫妇却被判死刑。
因此，在我的心目中——我相信不是不公正的——除了华莱士这只黄鼠狼以外，我现在又加上了罗奇这只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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