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爱·伯·杜波依斯 -> 《为和平而战斗》（1952）
第一章 关于生日
在我童年和青年时代有没有像这样特别注意过生日，我不记得了。可以肯定，不曾有过什么和七月四日的爆竹、秋天的「家畜展览」、圣诞节的礼物以及圣诞树等同样重要的庆祝。的确，我记得一直到我二十五岁生日——那时我在柏林求学——我才庆祝了一下。那是北德的漫长而阴黯的冬天，我生活得很舒适，但同时又感到有一些孤独，感到和家乡以及童年的朋友都远离了。我在柏林绍尼堡我的房间里点起了蜡烛，并以我的小图书馆来纪念我的母亲，我还写了几句相当感伤的关于一般生活的话：
「我奋斗着，想尽可能使我的生活过得像个生活的样子——我只要给这种奋斗定一个限度，使它和我的兄弟姊妹们为了同样生活而进行的奋斗不发生矛盾。现在，困难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这个限度在哪里……天晓得，我真是惶惑得很，我深知我自己的最大发展并不是和世界的最大发展一致的，现在我愿意牺牲……为全世界的利益而奋斗这种一般的提法，很快就成为令人生厌的感伤的东西。因此，我对世界有了这样的看法:前途是在自己的手里， 我并且要为黑人的解放而奋斗， 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的最大发展就是世界的最大发展，……」
我的第一次真正的生日庆祝是在五十岁生日，那天在纽约市公民俱乐部举行了宴会，这个俱乐部在五马路附近第十二街，位置很好，会员分属许多种族。它的前身就是自由俱乐部，而为了要我加入自由俱乐部，华尔特·李普曼还和社会学家弗兰克林·吉丁斯作过斗争——大概在这件事过后不久这个自由俱乐部就解散了。参加公民俱乐部的宴会的人不多，空气很融洽，我接受了一只银质的爱杯，上面刻着：
「给作家、学者、先知威·爱·柏格哈德·杜波依斯，庆祝他的五十寿辰——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对他的伟大天才致以由衷的崇敬。对于他贡献他的天才为他的种族服务表示感谢。
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各分会敬赠」
以后的一次宴会不是在生日那天而是在一九二四年我从欧洲非洲回来以后举行的，纽约萨瓦林咖啡馆里面的节目很动人。里奇利·托伦斯朗诵了韦特·宝纳的一首诗——「给杜波依斯和他的人民」。赫伍德·布罗恩讲了话，大家唱了哈利·柏尔雷改作的圣歌。詹姆斯·威尔顿·约翰逊宣读了佐那·盖尔的祝辞。罗伯特·本奇莱，华尔特·汉普顿和副州长都讲了话。尤金·奥尼尔还寄来一封短简，上面写的是：
「在我看来，今天做一个黑人作家一定是一件非常令人鼓舞的事。他们的内心存在着一个独 立的深刻的现实世界。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还可以向命运要求什么比他们的这种罕有的机会更好的礼物呢？他们是幸运的。他们之所以有这种幸运，杜波依斯博士的功劳比其他任何人的都大；因为他完全以自己卓越的才能首先使世人知道：他们必须用真正尊敬艺术的态度来期待黑人对现代文学的贡献。」
康蒂·库伦朗诵了一首诗：
「人们在你的路上堆起了一座大山，
峻险、而且黏滑不堪，
然后抑制住他们自己的狂怒，
看着你一步步向上攀缘。」 |
我也讲了话，大意是：
「人类正向着一个理想前进，但是，上帝明鉴，要达到目的，靠贪图安逸离群索居的人是不济事的，他们遇事犹豫不决，追求轻松和舒适；今天，就和过去一样，我们要在另外一种人的惊心动魄的力置的推动下前进，他们是这样的人：他们不能眼见被剥夺权利的和被糟蹋的人们辗转沟壑、沿门求乞而无动于中地静坐，他们浴着鲜血和尘土，从事战斗。他们咒诅这丑恶的世界毫不容情。他们像古时上帝那样，鄙弃冷淡的骑墙分子；他们高声叫喊，不遗余力；他们向世间宣传，他们使这个世界由于承受不了邪恶的重担而万分难受，不得不设法改善，并且的确改善了一些。」
我的多年的挚友和同事奥古斯特斯·迪尔为我周密地安排了这次美满的宴会。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执行委属会主席乔埃尔·斯平加恩抽不出身来主持，伹是他写了一封短简给我说：
「我祝贺你的社会工作，我也祝贺你的语言的力量，你以这种力量使你的工作已有成效。我知道有些人认为一个艺术家是一个无话可说的人，他写作就是为了证明这一点。世界上的伟大作家对他们的工作不是这样看的，你也不是。虽然你的事业大部分是教师和预言者 (不仅仅是一个种族或民族的，而是全世界的) 的崇高事业，但是我看美国的艺术家们未必写得出比『黑水』和 『黑人的灵魂』中的某些篇章更美的东西来。」
我的七十岁生日是在亚特兰他大学过的，过得相当讲究。亚历山大·波特诺夫为我塑了一座铜胸像；乔·斯平加恩和詹姆斯·威尔顿·约翰逊讲了话；布雷斯威特朗诵了一首祝寿诗。
尽管有些人觉得铺张了一些，但是这一切都是很令人鼓舞的。当然，我是喜欢这样的，但是我渐渐地对这一类的庆祝感到有些腻了。理由有二：第一，我认为这对于我的那些时运不济的朋友们是一种勒索。宴会和礼物的费用一定相当可观：而且很少人有足够的勇气来拒绝合作。第二，这一类的庆祝对「年龄」的意义加以令人很不痛快的强调。每当人们提到我的名字或工作的时候，他们似乎必须附带提到我的年龄，这已开始成为惯例了。言外之意就是：我的这一段未免长得过分的生涯，已经快到尽头，很难期望我再继练保持淸醒的头脑和充沛的精力了。因此，赶快、赶快、拉这个老头子「一把」吧！
把老年人当作是反常的和无用的人，这种倾向是美国特有的。法国和英国都不是这样，西方世界的人大部分也不是这样，亚洲和非洲更不用说。在美国，与强调青年 (这种强调早已失去了它的意义) 的同时，还有一个古老的习俗，这就是：如果人们过了五十岁，那么，即使不把他们的年龄作为纯粹亏损，也要把仑作为负债而在社会工作上注销掉，而如果他们到了七十岁，那就干脆只当他们已经死了。
因此，我下定决心不再举行这一类的庆祝，好减轻我的朋友们的经济负担，同时也好让人们仍旧根据我的工作效率，而不是根据工作年数来评判我的工作。但是当我在一九四四年回到纽约和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的时候，我的八十岁生日却成了欢迎我重返旧地的相当自然的一个机会。于是，我的这个很好的决定只好取消。这次庆祝是在罗斯福饭店举行的。阿尔瓦·密达尔和古纳尔·密达尔对我表示「敬爱」；亨利·华莱士表示：「对你多年来为人类事业服务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希望你继续给那些你不打气就不敢说话的人们以勇气。」不久以后，这位要求给人打气的人自己却泄了气。
我谢绝八十一岁和八十二岁的庆祝会，结果无效。于是我采取了坚决的态度，特别是当最后这一次宴会在谁当主席的问题上引起一场令人不偷快的争执的时候。我坚决主张由我自己决定我自己的生日宴的主持人。我这样做了，然后我说：「不再举行生日庆祝了！适可而止吧！」但是在一九五一年，由于我对非洲久已深感兴趣，经过劝说后，我又改变了这个决定。
补充说明
在有几章后面附一些说明，是为了要告诉读者一些有关的个人俏况。我断断不敢擅自对威·爱·柏·杜波依斯的事实或风格有所增益。他的事实或风格非常平易近人，不需要作任何说明。这一栏的标题说明了我写的这些东西的特性，读者也许可以从这些个人的补充说明中得到一些乐趣。但是这个标题也可以看作法文的「Comment」，如果加上问号把这个字译成日用英文「怎么来的？」最为确切。
例如，依我看来，时常举行他的生日庆祝会并不如威·爱·柏·杜波依斯所想象的那样对「时运不济的朋友们」是负担。因为，至少五十年以来这个人在合众国的历史方面起了非常特殊的作用。
范·怀克·布鲁克斯在「充满信心的年代」中写这：
「这位黑人文人政治家……从事改造种族命运的工作……反对调和手段，为提高教育而战斗。这位卓越的领袖，有才识的人，是又热情又敏锐、又幽默又公正的艺术家和预言者，青年利益的顾问和支持者(他在「危机」上刊载他们的作品)，同时也有着渊傅的学识。他关心着与哈莱坶区 (泛非事业的文化首都) 有关的重大问题、美国黑人在非洲的未来发展中可能起的作用以及更为广泛的一切有色人种的问题。」
亨利·斯梯尔·康马格尔发表了他所认为「引导我们思想的人」的六十一位美国人的名单。在这个名单里，他把杜波依斯的名字和本杰明·弗兰克林、汤马斯·杰弗逊、马克·吐温以及约翰·杜威的名字并列。约翰·根室在他的「美国内幕」中说，杜波依斯的「地位差不多和萧伯纳、爱因斯坦的地位一样，是他这一方面的最可尊敬的、最卓越的领袖」。
虽然杜波依斯在他的考虑中容易忽视这种判断，但是他还是骄傲地把乔埃尔·斯平加恩的一封短简附在书里了。斯平加恩大约从一九一二年到逝世，一直是他最亲密的朋友。
乔埃尔·斯平加恩是一个诗人，哥伦比亚大学美国文学教授。但是由于他太热心抗议他的一个教授同事的被无理解骋，他自己也触怒学校当局。尼科拉斯·墨莱·巴特勒禁止把哥伦比亚火学的事件传扬出去。斯平加恩教授不能沉默，于是他也被解聘了。斯平加恩不仅认为这稍解聘的行动侵犯了正义和学术自由，而且因为在这个事件的处理过程中有人无礼地提醍他，说他，斯平加恩，是一个犹太人。从这个考虑出发，他开始注意歧视和种族偏见的问题。他认识威廉·英格里希·瓦林、奥斯渥尔徳·加里逊·维拉徳和查尔斯·爱徳华·鲁塞尔，他们不久以前曾和另外一些人共同努力筹组全国有色人种进歩协会。斯平加恩到这个协会办公的地方去访问时遇见一个矮小的、机敏的棕色皮肤的人正热心地编辑一份他称为「危机」的杂志。本来仅仅这一种文学活动就足以使这位前任英文教授大感兴趣的，但是现在这个人本身以及他的哈佛口音和大陆风度引起了他的好奇心。经过几个星期的询问和调査以后，乔埃尔·斯平加恩以整个身心投入了这种争取人权的先锋队的令人兴奋的工作。他接受了这位非凡的杜波依斯博士的信条：
「我们绝不满足于只获得我们全部人权中的一点点儿，或只稍微少一点点儿。我们有权要求得到属于一个生而自由的美国人的细一项权利，无论是政治的、公民的还是社会的；在我们还没有得到这些权利以前，我们决不停止抗议，决不停止向美国人大声疾呼。我们所从事的斗争是不单为我们自己，而是为一切真正的美国人。」
在一九二一年，杜波依斯的声音就像旷野中的声昔一样。甚至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的同仁们也想禁止谈这样的话。「前进」；是的，要前进，但是要「一步一步地走」。当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真的出来揭发和报道私刑事件的时候，许多「老好」人遗憾地退了。但是，由于乔埃尔·斯平加恩是执行委员会主席，杜波依斯就能够自由地挥舞着「危机」，像一把利剑一样地刺穿「无知」「愚昧」和「淡漠」的壁垒。这两个人都相信语言的力量，相信伟大的作品是对人类有很大贡献的作品。他们两人年岁相若，而且性情又很相投，因此，他们之间产生亲密的友情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对于他们说来，这种友谊是罕有的。这是杜波依斯对白种人美国总宣战的时期。他骄傲地拒绝了任何他认为对他是有「特殊」目的的提议。斯平加恩一定也有同样的硬骨头，则有他自己的理由。他的弟弟阿瑟·斯平加恩曾经对我说，这两位朋友交谈时所用的亲呢的字眼如果出诸他人之口，他们是忍受不了的。他们在一起很愉快。斯平加恩听到第四十四街旧市立俱乐部(他是会员之一)曾拒绝一个黑人在餐厅用餐，他立即和杜波依斯一道到那里去用午餐。当时纽约市中心没有一家餐厅接待黑人，显然这两个人是专门去找麻烦的。据说后来他们两个都没有真正地享受那一顿丰盛的午餐，因为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乔埃尔.斯平加恩就申请军官的委任状并获得了批准。他被派到华盛顿的情报司去。他立即就碰到了军队种族隔离的复杂问题。全国各地都有不满的意见。由于美国实际上处在战争状态，斯平加恩少校似乎不能自由行动。后来，主要是提过他的努力，专门训练黑人军官的军营成立了。但是，他知道必须有一些能够注意黑人兵士的待遇的黑人担任高级职务。他推荐了适当的人选：威廉·爱·柏·杜波依斯。
因为民心——甚至黑人的民心——很重耍，这个建议顺利地被采纳了。杜波依斯愉快地到华盛顿去见他的朋友。在高级军官的会议上他给了人们一个良好的印象。斯平加恩建议给他一个少校军阶，和他自己的军阶一样。后来他们认为这个军阶太高了一些。杜波依斯接受了上尉军阶的职务。他们叫他回到纽约去等待委任状。
委任状没有发下来，这是十分自然的事，因为军方立即就知道了它要容纳到它的队伍中去的是一个危险的黑人激进分子。有人指出，这个人曾反对布克·华盛顿，并公开提倡黑人与白人「社会地位平等」。全盘计划就此悄悄作退。斯平加恩被派到欧洲前线去了，杜波依斯还是编他的「危机」。
在后来的几个月中，「危机」的销数起过了十万伤，在那时，这个数字是黑人出版史上空前的事件。我还记得我的父亲如何热心地等待着他的那一份杂志，他如何对我和我的兄弟们髙声念杜波依斯写的鼓舞人心的社论。我也记得我是如何屏息地听着。
又过了若干年。有一天，我鼓起勇气把一首诗投到「危机」去。这首诗曾得到我的英文老师的称赞并曾在我们髙等学校的刊物上登载过。当我从「危机」的光滑洁白的书页上读到我的诗时，我真不知道有没有任何刊物能像它这样使我感到自豪，而当我读到编者的来信时，我所得到的快乐和启发也是无可此拟的。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个现在已是举世闻名的签名：威·爱·柏·杜波依斯。
而我不过是成百成千人中间的一个。不，我并不认为庆祝他的生日是件令人厌烦的事。我观察过他的几次生日宴会。一些出色的小节目固然都很有趣味，可是我们全体参加宴会的人等待着的却是杜波依斯博士的简短的、中肯的、完美的几句话。他是我们的希望和抱负的象征；他高瞻远瞩，指出前途。根据他向我们这些在美国长大的人们所预示的前途，我写出了我的第一首诗。我把它叫做「黑人的音乐」：
一个奇妙的声音，几乎听不见，
可又像夜间的心跳那样清晰。
一支歌曲，充满了难以抗拒的魅力；
它冲破了一切偏见与傲慢的藩篱，
径直进入灵魂的深处，
永恒地留驻在那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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