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丹尼尔·本赛德

Marxisms, theory, yesterday and today —

Answers to questions from the Russian comrades in Vpered

马克思主义，理论，过去和现代

——回答来自“前进”的俄国同志的问题
丹尼尔·本赛德

（2006年12月29日）
聂大富 译；先知在1917 校订


　　说明：本文是俄罗斯“前进社会主义者同盟”（Socialist league Vpered）的一位成员对丹尼尔·本赛德的访谈。最初为法文，后由N.劳（Nathan Rao）译为英文，发表于2010年10月的《国际视点》（International Viewpoint）网络杂志。
　　中译文来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1期，原标题为《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去与现在：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D·本赛德访谈》，译者：聂大富。
　　原文链接：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p.php?article18695


　　“前进”（Vpered）：1．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哪些是明显过时的，哪些依然适用于今天？

　　丹尼尔·本赛德：我想先澄清一下“传统”这个概念。我们有多种马克思主义传统，而不是一个：如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异端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实证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的（辩证的）马克思主义；还有哲学家 E.布洛赫（E. Bloch）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寒流”和“暖流”。与其说这些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解读或诠释，不如说它们是构成反抗政治基础的理论构架。如J.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经常提到的，传统并不是一种可以流传或保存下来的东西，问题的关键在于它的继承者在当下和未来如何对待它。那么，马克思的理论中哪些是已经过时的呢？

　　首先，我要谈谈一种社会学上的乐观主义。这种观念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几乎很自然地就会带来一个不断增长、高度集中、高度组织化和高度自觉的工人阶级群体。而一个世纪以来的经验已经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内部存在着分化和分歧。被剥削阶级的联合并不是一种自然产物，而需要奋斗和构建。

　　其次，我们必须重新严肃地考查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消亡的概念。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这些概念在今天的含义与马克思当初的不同。在当时的启蒙词典中，“专政”是与“专制”相对的，它指一种受尊崇的古罗马制度，是在特定时期的一种特殊权力，而不是无限的专断权。很明显，由于 20 世纪的军事和官僚专政的影响，“专政”一词已失去其 初的单纯含义。但对于马克思而言，专政意味着一种全新的事物：它是第一个基于多数人的特殊权力。用马克思的话说，巴黎公社就是这种特殊权力的典型。因此，我们今天谈论无产阶级专政，应当与巴黎公社的经验联系起来（还有各种形式的“从下到上”的民主）。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不是指具体的制度安排，而是其特定的战略意义，它强调的是在新旧社会和法律秩序之间的过渡。从这点看，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无产阶级政权。

　　最后，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认为马克思可能算是杰出的经济学家，或是杰出的哲学家，但却是一个平庸的政治家。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恰恰相反，马克思是一个政治思想家，但不是那种仅仅把政治当作技术和制度事务教授的所谓“政治科学”家。顺便提一句，在马克思的那个时代，除了英国，在欧洲几乎没有现在为我们所熟知的那种现代议会制政府或政党。马克思把政治看作是一种事件（战争与革命）和对各种体制的创造，我把它称作“被压迫者的政治”，即那些被排除在国家权力和资产阶级的专业性政治之外的人的政治。这种政治观在今天依然很重要，但我们也不能忽视马克思思想中的盲点。这些盲点可能会导致在特殊时期（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以及法律）消亡之间走捷径。在我看来，列宁就有这样的问题，尤其在他的《国家与革命》中，他关于制度和法律方面的过渡的思考是无益的。整个 20 世纪的经验要求我们必须仔细考查政党、社会运动和国家制度之间的差别。

　　至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依然适用于今天的部分，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对资本和资本主义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些批判为我们揭示了资本的客观逻辑和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自我毁灭倾向，同时还有市场全球化的逻辑。马克思目睹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全球化，交通和通讯（铁路和电报）、城市化和金融投机、现代战争和“大屠杀工业”（massacre industry）的发展是这个时期的特征。我们目前也生活在一个非常相似的时代，新技术革命（因特网和航天技术）、投机和丑闻、全球冲突等现象比比皆是。多数记者只喜欢描述表面现象，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现象背后的潜在逻辑，那就是资本的大规模再生产和加速积累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还有助于我们抓住资本主义文明危机的根源：由于价值规律在事实上把所有财富简化为商品的积聚，用抽象的劳动时间来衡量人和事物的价值，这就造成了普遍的衡量标准危机和世界失衡危机。其结果是劳动和技术的片面理性导致了不断增加的全球非理性。社会危机（生产力发展产生的是排斥和贫困而不是闲暇时间）和环境危机（由证券市场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瞬间“仲裁”来管理的自然资源是不可能长久维系）就是证明。

　　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内在缺陷，威胁着地球和人类的未来。每当生产的社会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时，世界的私有化（工业、服务、空间和生活方式的私有化）就会成为发展和需求满足的障碍。与此相对，对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免费提供某些特定商品和服务的场所的增加）的渴望，创造“全球和人类的共同利益”的需要，都呼唤着新社会关系的产生。

　　2．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要解决的主要理论问题是哪些？

　　丹尼尔·本赛德：我想说说那些需要致力于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已经解决的问题。因为问题的解答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还是一个实践问题。问题的解决方案往往是亿万人思考和实践的结果。在另一方面，我们还需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奠基者所没有经历过的一个多世纪的新经验，来重新审视这些问题。

　　第一，生态问题。马克思曾对抽象的线性发展观提出过批评，并指出所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框架内取得的进步都会伴随着其衰退性和毁灭性的一面。但不管是马克思、恩格斯，或是列宁、托洛茨基等理论家，都没有增长的门槛和极限等概念。他们反对马尔萨斯主义的论辩逻辑之一就在于相信物质的极大丰富将是解决世界问题的出路。然而，科学知识的发展，已经使人类意识到了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不可逆转的危害和在发展成效上的规模差异。如今，还没有人知道对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平衡所造成的破坏能否在未来某天得到修复。因此，我们必须避免那种普罗米修斯式的傲慢。正如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指出的，虽然人在本质上是一种“人化自然的存在”，但人首先是一个自然的存在，并依赖于其周围的生态条件。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现在已被其他领域的研究所丰富，近些年来我们也看到了在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启发下出现的一些重要的社会生态学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有罗马尼亚的 N.G.罗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美国的 J.B.福斯特（John Bellamy-Foster）和法国的 M.哈森（Michel Husson）等人。

　　第二，政治活动所处的时空条件正在发生的变化及其影响。在时间问题上有着丰富的理论文献，包括经济时间（周期、资金周转、社会指标等）和各种不同社会时间之间的差异（或是马克思所谓的“偶然性”和布洛赫所说的“非同时代性”），确切地说，就是政治时间、司法时间和审美时间—— 现在我们还应加上生态时间——之间的差异。在另一方面，除了H.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开创性研究之外，社会空间的生产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论关注。可是，全球化正在导致空间的重组、权力的重新分配和不均衡与联合发展的新形式的出现。D.哈维（David Harvey）已经表明，马克思曾对这些领域有过有趣的涉猎，还详细阐明了马克思的著作对于理解当代帝国主义的统治形式的助益。帝国主义的新统治形式非但没有产生一种 T.内格里（Toni Negri）所说的帝国的同质性“平滑空间”，还延续和利用了不均衡发展来推进资本的积累。

　　第三，从机械化的劳动力管理技术，到重塑脑体劳动之间的关系等角度，研究劳动及其异化。20世纪的经验告诉我们，财产关系的形式变换并不足以结束劳动中或伴随劳动而来的异化。有人因此认为，解决劳动异化的方式在于“劳动的终结”或是逃离必然性的王国。“劳动”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着双重含义：一是广义人类学上的理解，表示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二是更具体或狭义的解释，把“劳动”理解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强迫的劳动，尤其是指工资劳动形式。与后一个定义相关的是，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把目光着眼于劳动解放。通过生产资料和收入的社会化，使工资形式逐渐消亡， 终使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但我们不能消灭“劳动”本身（即使我们给予它另一个称谓），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将给定的自然环境加以利用和改造的活动。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把“劳动”这种活动变得更具创造性，因为当劳动本身还处于异化状态时，生命的自由和完满是不可能的。

　　第四，改变世界的战略和策略。在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解体而来的短暂狂喜和陶醉之后，自由市场的“伟大承诺”很快就失去了信誉。人们每天都能看到“完全的”市场竞争对社会和环境所造成的破坏，频繁的战争和异常状态只不过是这一历史性危机合乎逻辑的结果。“替代全球主义运动”的出现表明了这样的认识：世界不是用来出卖的，世界不是商品，等等。所谓资本主义的 终胜利还不到 15 年（福山著名的“历史终结论”），人们现在已普遍意识到现存资本主义世界的冷漠和不可接受。与此同时，人们在“如何改变资本主义并避免重蹈 20 世纪社会主义实践失败的覆辙”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在不否认阶级斗争对于我们理解现存制度的矛盾起着核心作用的前提下，我们的主要任务在于研究社会矛盾、社会运动和社会力量的多元性；研究它们的联合；研究社会和政治领域的互补性，同时避免它们相互侵蚀；回到共产国际时期对统一战线的辩论和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关于霸权的未竟研究上去；并深化我们对政治公民和社会公民之间关系的理解。这是一项只有同新的斗争和组织经验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取得进步的艰巨任务。

　　不可否认，我们还必须研究现代社会的官僚主义现象，从社会劳动分工的角度把握其深层次的根源。有种肤浅的观念认为，官僚主义仅存在于文化落后的社会，或者起源于特定的组织形式（如政党）。实际上，社会越发展，就会产生越多的官僚主义形式：如国家官僚主义、行政官僚主义和知识与专业技术官僚主义等。政党并不一定就比社会运动组织（如工会和 NGO 组织）更官僚化。相反，政党也能成为抵制财政腐败和媒体贿选（媒体官僚制也是一种新型的官僚化）的有效工具。因此，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研究使权力和政治非职业化的途径；限制选举官职的数量，使更多人得以直接掌握权力；消灭物质和道德上的特权，实行负责任的轮岗换位制。当然，并没有什么万无一失的解药，上述这些只是监督和限制官僚主义倾向的措施。从长远看，要真正解决官僚主义问题，就需要彻底改变劳动分工，大幅度减少强制劳动的时间。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这点通常很少受到关注或是已被遗忘）。但在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性别研究、后殖民研究或是精神分析等其他流派的批判思潮中，也有着许多重要思想，我们如果想要向前迈进，就必须吸收弗洛伊德、福柯、布尔迪厄和其他更多思想家的研究成果。

　　3．在您看来，谁是近几十年来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哪些贡献？

　　丹尼尔·本赛德：设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光荣榜或是排名没有多少意义。一方面，由于智力劳动的社会化和总体文化水平的提高，“知识巨匠”式的人物（像萨特和卢卡奇这样的人在他们那个时代仍可算是）已很难再出现。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件好事，它标志着知识生活和理论辩论的民主化。因此，要在当今列出一个伟大人物的名单是困难和专断的。另一方面，在语言学、经济学、心理学、历史学和地理学等其他领域和学科中也存在着大量源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研究成果。如果考虑到多种因素，并具体到每个专业领域，这份名单上将会有很多人。当“全才知识分子”的梦想成为幻想时，“集体智慧”却在不断凸显出来。

　　这一问题很难回答的另一个原因是，当你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中列出一个主要人物的名单时，如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诺夫、饶勒斯、卢森堡、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和葛兰西等，你很快就意识到他们都是社会运动的“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他们都是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一起的政治活动家。世界范围内对斯大林主义的反感情绪和挫折不断的工人运动，导致了理论与实践的长期脱节。这个问题正是 P.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 1970 年代写的一本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所关注的主题。知识分子为了保护自身思想和理论活动的自由，除了少数人以外，都使自己与政治活动保持着一定距离；而当他们选择从事政治活动时，常常又舍弃了自己的良心和理论工作。法国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史就是这种悲剧的编年史，这种悲剧就发生在 P.尼赞（Paul Nizan）、列斐伏尔、超现实主义者、P.纳维尔（Pierre Naville）、阿拉贡（Aragon）和很多社会主义的“追随者”身上。到 1960 年代，阿尔都塞为了把理论研究从党派偏见和“正统观念”的压制中解放出来，更是走向了极端，竟然在理论上确立了理论与实践之间严格的劳动分工。

　　今天我们有望从过去的低潮中走出来。“替代全球主义运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把正在复兴的社会运动与充满生机的理论研究结合起来，并从党派争论和审查制度中解放出来的新契机。这是一个不容错失的机会。

　　4．您是如何看待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作用的？

　　丹尼尔·本赛德：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之前也有过很多的讨论，不可能在简短的回答中一一涉及，在此我仅做一些概要性的说明。在 19 世纪，德国人、意大利人甚至俄罗斯人，都需要以辩证法的批判来推进他们的国家和社会解放。与此同时，随着 1848 年 6 月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出现，法国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尽其所能地使国家免于辩证法的批判。在法国，“相遇的唯物主义潜流”（“the underground materialism of the encounter”，阿尔都塞语）甚至在马克思的思想出现于法国思想界之前就被保守主义击败了。从一开始，J.盖德（Jules Guesde）和 P.拉法格（Paul Lafargue）的“难以捉摸的马克思主义”就带有实证主义色彩。这一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很难从基于定义的分类逻辑方法转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出色运用的动态、辩证的逻辑（dynamic/dialectic logic）方法，其 严格的形式就是 1960 年代风行的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把僵化的结构当作研究对象，把事件和主观性搁置不顾。结构主义所研究的体制是没有历史语境的，这似乎反映了一个现实，即回顾 20 世纪的历史越来越令人感到痛苦。

　　正统马克思主义随着斯大林模式在 1930 年代的胜利成为官方的教条，并牢牢地掌控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权， 终走向教条化和神圣化，这是对辩证法的第二次谋杀。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本影响深远的小册子，把辩证法的原则彻底僵化。“辩证法”遂成为形式上的元逻辑，成了万能的尤其是用来打倒对手的国家诡辩术。辩证的批判意识（卢卡奇和柯尔施所强调的）在“国家理性”的强制面前被迫大撤退。

　　这种理论上的倒退往往与其他事情结合在一起，在法国尤其突出。以捍卫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反对蒙昧主义的神话为借口，哲学的人民阵线同政治的人民阵线汇合起来，结成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反法西斯联盟。对非辩证理性的复归，同时也是神圣的笛卡儿方法对辩证的帕斯卡尔死而复生的胜利。保守的官僚主义要求一种与之相适应的在原则上排斥第三者的双因素逻辑。“如果你们不与我们在同一条阵线上，就是我们的敌人”，这一胁迫和罪恶的逻辑造成了极大的政治损害（如苏联对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干涉，波兰的《戒严法》和 1980 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的行为）。

　　我们可能正目睹着一场辩证思潮的复兴。风向正在转变，批判性的著作也正在重获生机，与那些要求我们不顾一切代价而“正面思考”的广告传播策略和一味强调共识与全面和解的叙事形成平衡。这是可喜的兆头。

　　形成以上局面的第一个原因是历史性的。经历了 20 世纪的悲剧，我们不能再沉迷于单向度的进步中，而不顾本杰明（Benjamin）所说的进步与灾难的可怕辩证法。结合过去 20 年来我们所目睹的不确定的世界转型这一背景来看，更是如此。这就需要既反对由市场推动的全球化带来的享乐主义陈词滥调，也反对生态蒙昧主义的辩证批判生态学。由于围绕着确定性混沌、系统理论、整体和复杂的因果关系的科学争论不断增多，导致了各种辩证逻辑的复兴。如果我们想要谨慎稳妥地处理不同领域的事情，那就必须重启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的对话，更新辩证逻辑的试验。

　　目前，迫切需要从整体的（开放的整体）眼光来思考全球化和国际秩序的转型问题，了解晚期帝国主义的新主角，通过政治干预来改变世界的贫困和发展不平衡。迫切需要从非连续的社会时空角度来思考 20 世纪的历史，形成一种特定的政治时间概念，即非同时代性和偶然性，而不是简单地依照“前”和“后”等线性时间顺序来思考历史（如后资本主义、后共产主义等等）。相对于积累和列斐伏尔一直批评的“无发展的增长”，迫切需要从发展的角度思考什么是真正的进步。 后，冷战的解冻和许多矛盾的相互作用，已迫使人们走出国家霸权下的两个“阵营”逻辑，在解决国际冲突时，重新引入长期被排除在外的“第三条道路”，正如我们在巴尔干和波斯湾问题上所看到的。

　　如果辩证思维的这种现实性能得到证明，我们就可以欣然预期，迟早会有一本《辩证法黑皮书》出版，就像 近几年出现的《共产主义黑皮书》和《精神分析黑皮书》那样。那将意味着对立的两极还未被中和或消解成“相互关系的对立，而非矛盾的对立”。那将是对崇拜既成事实，安于贫乏的现实而拒绝考虑其他可能的作风的挫败。那将意味着“否定的哲学”、批判的工作、整体的视角和列宁在《哲学笔记》的旁注中所颂扬的不可预测的“飞跃”，并没有绝对地向现实妥协。

　　那些抨击辩证法的人，其 终目的是为了抨击革命。卢卡奇在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列宁：关于列宁思想统一性的研究》两部著作中就透彻地理解了这一点。当然，这些著作是在风暴的中心——危机年代写的，时代赋予了它们强烈的辩证色彩。

　　5．在 1990 年代，人们普遍认为劳资矛盾已不再是当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丹尼尔·本赛德：可以从很多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你所说的这种观点通常是建立在对社会学上的变化的解释、对发达国家职业人口中工业无产阶级比例相对下降的观察等基础之上的。工业无产阶级的下降是事实，在法国，工业无产阶级的比例已经从33%下降到25%，但我们仍可以考虑这25%的职业人口，而且从全球范围来看，城市无产阶级的数量是在上升的。

　　那种认为无产阶级已经减少以至消失的观点，通常被基于分层社会学的狭义和有时倾向于强调工人利益的社会阶级定义所加强。然而，对马克思而言，阶级并不是一个实证社会学的问题，而是一种社会关系，因为阶级仅存在于斗争中。如果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就业形式与工资水平以及劳动的社会分工等角度来看，依照马克思 初使用的阶级含义，大多数所谓的第三部门从业人员（其中包括大量女性）都属于无产阶级。马克思在《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讨论的巴黎无产阶级，并不是大工业无产阶级，而更接近于工场手工业无产阶级。人们往往很容易错误地把阶级组织和意识的弱化（实际上是政治和社会失败的后果）归咎于阶级斗争的减少。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关注当前工人阶级组织和意识所面临的障碍：社会生活的私有化和个人化；工作的流动性；工资形式和工作时间的个性化；失业和工作不稳定的压力；工业和生产组织内部交换的分散等等。

　　劳资关系仍然是当代社会的核心关系之一。另一方面，我不愿使用“主要矛盾”这一说法，因为它倾向于把其他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一系列不属于同一时间范围（或相同历史范围）的矛盾存在，但它们又紧密交织在一起（或是被资本的逻辑支配）。这些矛盾主要有两重关系：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关系；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等。真正的问题在于把这些矛盾联系在一起的因素。

　　为什么工会、女权运动、环保组织和文化运动能在社会论坛中自发地联合在一起？这是因为资本自身及其导致的整个社会关系的普遍商品化，就是把这些不同矛盾集中起来的首要因素。但这种联合必须以尊重不同运动的特殊性为前提。

　　此外，劳资关系问题中还有意识形态斗争的因素。人们可能会像布尔迪厄那样，认为社会关系是通过表述构建起来的，而不是简单地把握它们的自然状态。尽管如此，这些表述仍然需要以现实状况为基础。用阶级关系来描述社会生活，有着坚实的理论和实践依据。令人惊奇的是，当人们常常对无产阶级的存在感到疑惑时，他们却从未怀疑过雇主和资产阶级的存在。人们只要考查一下利润和经济收入的分配，就能证明后者确实存在！那些依然坚持阶级斗争的现实性的人，面临一个主要问题，他们必须在种族、民族和宗教等差异中构建团结。那些不再把阶级斗争当作解决我们时代主要问题的手段的人，将要面临不断增多的种族、宗教和社会冲突。事实上，今天的世界已经出现了巨大倒退。阶级斗争的国际化，才是国际主义对市场主导的全球化造成的压迫进行回应的真正物质基础（而且不是纯粹道义上的）。

　　6．在您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群众社会运动的结合点是什么？

　　丹尼尔·本赛德：我认为，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对资本积累的秘密的揭示）而言，依然是解决自由市场全球化带来的问题的 有效工具。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切题性或现实性在于资本自身。实际上，大多数社会运动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迪下兴起的，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历史学家F.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曾指出，在某种程度上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渗透到了我们对当代世界的所有认识中，甚至在它的诋毁者中也一样。

　　1993 年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是一个低潮期，哲学家德里达就用“没有马克思就没有未来”，总结了马克思的价值，虽然说“否定或绕开马克思就没有未来”可能会更确切一点。单凭马克思主义理论虽不足以理解当代社会，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任何试图理解当代社会的人都不能忽视的。还存在这样一个悖论，那些说马克思是一具陈旧、过时和腐朽的死尸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拥护者，除了建议回到 17 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和政治哲学，或是回到托克维尔那里之外，也提不出更好的替代方案。马克思确实是其自身时代的产物，他在科学与进步问题上也存在一些幻想。但如果考虑到他所批判的对象的性质，即资本积累及其规律，他已超越了他的时代，并预见了未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依然属于我们当代，他远比那些刚出现就已过时的伪创新要年轻和有激情得多。

　　7．您如何看待当前更广泛的社会主义运动？与政党相比，它们是否是反抗资本主义更为理想的组织形式？您对它们的未来是怎么看的？它们能成为构建国际组织的基础吗？

　　丹尼尔·本赛德：我们首先必须就“更广泛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内涵达成共识。经过 20 世纪令人震惊的悲剧和失败之后，我们可能正处在重建解放运动理论和实践的开端。在某种程度上是白手起家。像巴西劳工党（PT）这样的政党，作为 1970 年代飞速工业化和 1980 年代军事独裁终结的产物，其所处的时代环境类似于一战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它们都有着同样的群众性质和相似的意识形态多样性。但我们目前处于 21 世纪的开端，不可避免地受 20 世纪的持续影响。在还不到 25 年的时间里，巴西劳工党经历了加速的官僚化过程，并陷入由各种经济和政治力量关系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控制下的拉美重组等矛盾共同织成的巨网中。

　　当涉及组织抵抗和对抗性斗争时，社会运动显得比政党更为有效和具体。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没有它们就什么都不可能。然而，马克思曾批评过他同时代人的那种认为实现公民和民主自由就是人类解放的 终目的“政治幻想”。同样，我们今天也面临着一种“社会幻想”，把政治替代方案的缺失视作理所当然，心甘情愿地使自己永久地处于被动抵制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地位。这是“左翼”版的“历史的终结”。可是资本主义的深层危机依然存在，并对人类和地球的未来构成了严重威胁，我们迫切需要一个替代方案。

　　在此，我们又要谈到政治规划和战略，以及追求具体目标的相关策略等问题。我们要么为实现替代方案而奋斗，要么就满足于对现存社会自由主义力量施压，并“重新平衡”那些越来越保守的左翼力量。后一种方式只会使消沉的士气更加消沉。建立一个真正的替代方案需要耐心、信念和无宗派主义的坚定性。否则，我们将会在现实主义的名义下陷入各种无意义的冒险中，不断失望。这将是一项持久而艰苦的事业，前途充满荆棘。

　　至于国际运动的重建，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有人把今天的“替代全球主义运动”（国际和大洲层面的社会论坛）与第一国际（完全是一个由各种工会、社会运动和政治流派构成的松散国际组织）相比，这两者还确实有点相像。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积极意义之一在于促进了国际上各种运动的联合（正如19世纪的世界博览会为工人聚会和第一国际的产生提供了机会一样），但两者之间也有一个区别。在此我们还要再次注意到 20 世纪历史经验的持续影响，20 世纪出现的各种政治分歧和流派不可能在一夜间消失。我们不可能完全抛弃历史而重新开始，这就是举行各种社会论坛的积极意义和必要性。没有人能预测社会论坛会产生什么结果，这将取决于目前像拉美或中东地区正在进行的斗争和政治经验。这一初步重建的阶段还远未结束，在亚洲和非洲还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但国际运动成熟的条件和标志在于其既能保持统一行动，又能为各种必要的政治辩论提供足够空间的能力。很显然，反抗运动的初始阶段——我把它比作类似于 1830 和 1840 年代诞生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乌托邦时期”——现在已接近尾声。

　　那种“不用取得政权也能改变世界”的说法曾有过一定市场（尤其在拉美，其他地区也有），但很快就失去了信誉。这是因为今天的任务是取得政权以改变世界。在拉美，很难想象举行一个社会论坛而不讨论政治目标，并回避对巴西、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古巴的经验进行反思。也很难想象一个欧洲的社会论坛不讨论替代自由市场和帝国主义欧洲联盟的问题。

　　在参与各种广泛的国际运动的同时，捍卫每个政治派别独具自身历史与组织结构特色的传统和规划，本身并不矛盾。相反，这种做法是对联合各种不同力量的运动的完美补充，也是在各种派别之间实现团结和相互尊重的先决条件。那些设法在公开场合隐藏自己政治身份的派别，往往是 善变和 不可靠的。一位法国哲学家曾说过，在政治中没有清白的历史，“总是从中间再次开始”。如果这些话确实有道理，那么我们必须在迎接新发展的同时，不忘过去的经验教训。

　　8．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在资产阶级的大学中存在吗？能否和我们谈谈您在这方面的经验？资产阶级怎么能容忍马克思主义者出现在大学（它的意识形态工具之一）里呢？

　　丹尼尔·本赛德：这是一个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问题。教育领域并不是一个与其他社会矛盾相隔绝的封闭空间。实际上，以“国家的意识形态机构”作为分析基础是不妥的，它给人的印象是，大学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国家机器中的齿轮。而事实上，大学扮演着双重角色。无可否认，大学再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但同时也传播和创造着知识，因此，大学渗透着各种权力关系。1968 年前后，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大学中曾非常有影响力（但我们也不应夸张地说马克思主义在法国有过一个“黄金时代”）。在大学内确实有教学和进行教育实验的自由空间，但这种自由并非一成不变。实际上，由于自由主义在 1980 年代的回潮，学术“常态”和教学“秩序”已大幅度回复到从前。这从大学的课程设置、评估方法和预算管理上也可以看到。但一定的自由空间还是存在的。举例来说，我每年都有完全的自由来设置自己的课程。2006 年，我再次教授《资本论》导读课（我已经 15 年没有开过这门课了）；此外，我还有一门关于全球战争和永久的异常状态以及一门关于全球化和国际法哲学的课。问题是，1960 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代”（这只是一个简称，因为他们从来不是一个大的群体）正在退出历史舞台，年轻的一代已经从福柯、布尔迪厄和德勒兹（Deleuze）等人那里学会了批判性思考，这没什么不好。但可惜的是，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人越来越少了。

　　显然，大学内部的相对自由直接取决于外部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当大的社会环境变得恶化和社会运动受挫时，你能感受到其对大学的影响。但我们必须在大学内外展开斗争，因为创造一种基于群众和教育运动的非官方斗争渠道也是有可能的。

丹尼尔·本赛德
2006年12月29日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