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米特洛夫写道（在1936年5月号《共产国际》上），以为即将爆发的战争会首先指向俄国，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在欧洲它将指向法国、比利时、奥地利和波兰，在远东它将指向中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没有道理去引用列宁关于1914年的话，然后说所有的政府都罪过相等，国防要求是不允许的；形势已经变化了。苏联之外，还有其他国家的独立受到威胁，所以他们急于维护和平。危险可由国际统一战线防止。此事最大的障碍，一位未署名的作者在同一期上写道，来自第二国际和国际工会联合会里的右翼阻力。
　　在1936年5月法国选举中，与社会党人和激进党人一致，法共在第二轮撤回了不少侯选人，结果人民阵线联合获得了381票的多数（共618张选票）。共产党代表权由十名议员增到七十二名；选票由八十万增到一百五十万。中央委员会宣布，“它将忠诚地与政府紧密合作还保证，在人民阵线纲领上“给未来的政府完全、无保留地支持”。法共将不参加政府，因为这会给反动派借口来加紧进攻并吓唬激进党人；政府将会成为“注定无能为力的”少数派政府。
　　西班牙政治局1935年2月的决议，其内容主要是它希望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加以讨论的一系列间题。既然社会党已经破产，为什么共产党并没有同社会党左翼改善关系；尽管无政府主义领导人搞反革命活动，为什么共产党吸引无政府主义者的工作不成功；为什么共产党在实现工会统一上没有大些的成功；什么东西妨碍了在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民族运动中共产党影响的传播；哪些西班牙政党是法西斯分子；怎样才能证实社会党人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究竟哪些是托派那样的叛徒集团扮演的反革命角色，他们怎样才能被暴露。
　　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本图拉说，西共最初不相信工人联盟因为它受社会党人控制；但在1934年10月以后，它与社会党和工会有了接触。党有了进步，但还没能说服群众相信它是工人阶级最好的领导者，也没有学会如何使用“不伤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群众感情”的语言。它的最大弱点是它那统一战线策略的呆板性，在1933年选举中就表现得很突出。与以前的所有言论完全相反，本图拉说：“拉戈·卡瓦列罗背后站着社会党内一切健康和革命的东西”，虽然不幸他仍然未能看到要有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克服社会党右翼的抵抗。“我代表我的党向卡瓦列罗和他的朋友说，我们愿意在建立统一阵线上合作……进而建立单一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工人农民的政府……们对无政府主义的同志也这样说。”
　　就将来的合并与劳工联合总会（社会党的工会）的谈判正在进行，同时也在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青年组织之间进行；1935年底，劳工联合总会允许共产党控制的几个小工会加入，但它们在劳工联合总会的执委会里没有代表。
　　在西班牙的1936年2月选举中，人民阵线的联合体得到二百七十八个席位。（其中十六席由共产党人占据），这事使它们比组成民族阵线的各右翼政党占多数。人民阵线不包括无政府主义者，但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选票。西共声称此时有党员三万五千人，但据说与一万人更接近。阿萨纳，作为依靠人民阵线支持的共和党一自由党政府的总理，宣布全部政治犯的大赦，解除了佛朗哥将军（他曾积极镇压阿斯图里亚斯起义）的总参谋长职务。
　　选举之后的西班牙共产党纲领包括把土地分给农民，这会将农民争取到工人这边来；用教会财产给贫困者提供资金；满足加泰罗尼亚人和巴斯克人的民族要求；建立单一的工会联合会。在加泰罗尼亚，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合并为一个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加入了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1936年5月召开会议，听取了埃尔南德斯（西共主要报纸的编辑）的汇报，他说，共产党忠实地支持政府，还正为与无政府主义者建立密切些的关系而努力。他们设法将无组织的工人收入工会，还在作“与社会党合并的全面，认真的准备……这是胜利完成西班牙无产阶级和群众面临的伟大任务的决定性条件”。党曾宣布它反对破坏教堂。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了西班牙共产党的政策。
　　苏联跟捷克订立的条约在捷共中引起了混乱。1935年11月27日，《红色权利报》敦促共产党议员因为这个条约和对抗法西斯主义保卫共和国的需要投票赞成更大的新军事预算；哥特瓦尔德回答捷克现政府不能被人信任会做这两件事；科佩基把这个以及其他错误归咎于混进了编辑部的“敌人的特务”，于是总编辑被解职。连斯基写道（1936年4月），波共已为皮尔苏茨基的特务渗入。”皮尔苏茨基集团的计划是要从政治上、组织上控制共产党，把它引向民族共产主义立场，在党内形成敌对共产国际的政治潮流，然后在适当时机，如果发生战争，在背后捅上一刀。”这个计划已被挫败，但这些肇事者已造成很大危害；他们之中最突出的是沃朱奥茨基、札茨基和苏查基；一些皮尔苏茨基特务和间谍已以移民身份进入俄国，“玷污了苏共队伍”（苏查基已在莫斯科被捕，于1932年枪决）。另一方面，“民族情绪上的目空一切宗派态度帮助了人民的敌人很长时期把共产党说成是波兰人民的异已势力”。
　　德国部队进入莱茵区以后，波立特问道，为什么德国、意大利、日本能够对世界和平造成如此威胁。”我们一点不迟疑地宣称，就是由于国民政府的政策。”它刚执政几天，日本就开进满洲，而美国却阻挽国际联盟采取行动；国民政府还怂愿墨索里尼在非洲冒险；德国使用“国民政府提供的贷款、武器、坦克、飞机和政治支援”正在重新武装；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国民政府希望德国武装可以用来反对俄国；工党领导人以反对统一战线间接地帮助希特勒。
　　德共第四次代表会议（1933年以来的第一次，以后有时被称为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举行于1935年10月3日至15日（对外说在布鲁塞尔，实际上在莫斯科）。出席会议的约三十五人，包括皮克、乌布利希、弗洛林和达赫累姆。前两人以德共领导人身份出现，取代了台尔曼的追随者。陶里亚蒂代表共产国际出席；他说，共产国际执委会下属委员会和书记处曾讨论过德国1935年1月的形势，那时，德共政治局中的多数派执行错误路线，共产国际执委会支持了少数派。德共内部自满情绪太多了；向非法状态的转移代价太高；党失去了大部分老干部；希特勒上台前，德共有二十万党员；“我们现在哪怕还有那数字的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也好。”它的主要错误在于低估法西斯主义，未能真正努力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全德工会联合会建立统一战线，还绕过他们去找布吕宁的支持者。德共的口号应该是废除凡尔赛条约，自愿地而不靠战争统一全体德意志人，取消波兰长廊。皮克说，德共绝不会企图利用统一战线吸收新党员，或以此为机会去揭露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所有希特勒的反对者都应加入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口号是“自由、和平、面包”甚至在1933年1月以后，德共还不理解这一点，还拒绝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建议；它本应主要打击纳粹分子，为保卫民主的自由权利而战；它已学习了奥地利和法国经验。他还谈到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1934年10月27日谴责德共政策的决议；12月，德共政治局被召来商议，1935年1月1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指示德共去联系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并努力争取恢复全德工会联合会的工会和组成人民阵线。
　　弗洛林说，德共策略上的根本错误是把统一战线看作是德共内部队伍的统一；党的领导人对此特别该负责任（奈依曼和雷梅勒再次被挑出来谴责——他们未被邀请与会）。会议通过决议，欢迎第七次大会的新的策略方向，并承担去寻求争取群众的新途径。虽然德共将继续批判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中央委员会将不遗余力去跟社会民主党执委会达成协议。工人阶级应该只有一个政党，但是这个党要能完成职责，只有认识到以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和以苏维埃形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11月23日，两名德共代表在布拉格会晤了两名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但谈判并未获得结果，会上德国社会民主党争论道，在他们看来，民主是个目的，不是策略手段。
　　在巴黎，明岑堡采取步骤在德国移民中建立了“人民阵线”；首次集会，在1936年2月2日，有一百一十八人出席，包括海因里希·曼、恩斯特·托勒尔、埃米尔·路德维希和莱昂·福伊希特万格；代表德国社会党的是布赖特赛德和格尔兹辛斯基。社会主义工人党也有代表参加。会议选出以曼为主席的委员会；德共政治局由布拉格迁往巴黎。
　　在印度支那，共产党于1935年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走向人民阵线的行动开始于1936年夏天；在那以前它被人说成总向其它团体提出“不必要的要求”。1月它邀请旁的团体在一项要求平等权利、普遍选举、降低税收和发展教育等等的纲领上合作。在印度，国大党据说现在（在《评论报》上杜德和布拉德勒的文章）“已在为民族斗争去联合广大群众力量上完成了伟大任务”；它是争取民族解放的“最重要的群众组织”，它受到敦促接受共产党的集体加入，象中国国民党二十年代做过的那样。
　　这次建立人民阵线运动在法国、美国、英国尤为成功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号召知识分子”参加“反对野蛮的法西斯主义的战斗”。作为这个运动在美国的一部分，共产党停止了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攻击，还解散了自己的“争取黑人权力斗争联盟”；工会国际也解散了自己的黑人工人国际工会委员会，反帝同盟也逐渐从场面上退下。为了追随苏联对法国防卫政策的赞同，象1935年5月赖伐尔访问莫斯科后发表的两国政府公报中所表示的，法共停止公开支持北非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1935年7月，“国际保卫文化大会”在巴黎召开；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就此事作报告时，戈普纳（苏联）强烈呼吁在知识分子中开展共产党工作，知识分子被说成不仅受经济危机之苦，尤其受法西斯主义之害。“我们赢回知识分子的任务特别困难，因为我们向来忽视国家的过去和它的历史形成的独特性。”作为对“国家的过去”的承认的外在表现，当时的《人道报》编辑瓦扬—古久里戴着战争奖章出现在会议上；1935年7月4日纽约《工人日报》并列刊登列宁和乔治·华盛顿的肖像；共产党文学期刊《新大众》举办了以“我喜欢美国”为题的最佳文章竞赛；“星条旗”歌也在共产党集会上演奏。“使我们的党成为那些人的党，他们也要同旁人一样生活和欢笑，这仍然是我们面前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