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 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扩大会议
〔主席团于1930年2月8日到28日举行了会议。议程项目有：经济危机和失业、红色工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关于英国、意大利、德国和苏联各共产党的报告。在开幕词中曼努伊尔斯基谈到了经济危机对于“美国例外论”、对于社会民主党人和布哈林分子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对于右翼和调和分子关于“第三时期”的性质的看法等等的影响。危机“正在以很高的程度加速英国和美国之间帝国主义战争的成熟”，因为美国对逃出危机的出路的寻找已由经济转向政治、军事方面。虽然资本主义的稳定每况愈下，形势还不是革命的；资产阶级仍在进攻，工人阶级还没有完成反攻的准备。经济危机是否会发展成政治总危机，部分地取决于各共产党的力量和战斗精神。它们一定要消除在思想影响和组织力量上的矛盾。“说什么革命进展毫无用处，如果在赢得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方面，我们并不能狠狠打击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国际大多数支部还没有成长到超过鼓动宣传阶段，还不能组织和领导一次群众运动。
在回答波立特的时候，波立特曾谈到过在目前局势下斗争的困难，这种局势有可能涣散各党，因为失业对战斗精神影响不良，曼努伊尔斯基说：“即使失业人很多，罢工的次数能够而且应该增加，其程度要达到失业本身能使工人阶级起来革命。”敦促工人不要罢工，这是“投降思想，是最卑鄙的背信弃义思想”。部分性的要求应该拿出来，不必管这些要求在垄断资本主义的和资产阶级国家框子里能否实现——就象他们在意大利要求出版自由，还为波兰部分的乌克兰要求民族自决那样。“大部分民主要求在现存制度的体制内已不再能够实现；但是提出、鼓吹它们，我们就能暴露当前资产阶级国家的法西斯性质，揭露社会法西斯主义政策的阶级性质。社会法西斯主义早已放弃保卫工人的起码要求了。这样去做，我们就会以革命精神教育群众，引导他们参加用革命的手段从整体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
在闭幕词中曼努伊尔斯基还谈到争取民族革命运动领导权的斗争。谁来领导农民阶级呢，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工具就是共产党。“甚至在印度也还没有共产党，更不要说其他殖民地国家了。”在印度，有许多党支部，但没有中央委员会；在印度尼西亚，有中央委员会，却没有支部。无产阶级领导权，曼努伊尔斯基说，意思是应该有一个共产党，它已割断把自己捆在资产阶级的阶级社会的绳子，摆脱了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奉行独立的阶级政策；它所领导的无产阶级应将农民吸引在后面，把阶级斗争的方法用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给它打上无产阶级的烙印。农民在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曾经是关键性问题。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无产阶级，都没能把农民争取到自己一边，而争取农民的拥护的斗争现在要在不同的情况下进行。
在印度未能建立共产党，在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资料》中，被解释为是印度资产阶级，在改良主义者的协助下，将共产党人孤立于工人团体之外一事的成功，和共产党人本身的错误。对甘地和尼赫鲁的攻击接二连三，持久不断。R·P·杜德把甘地描写成是“英帝国主义在印度的警探”，而库西宁写道，甘地害怕群众，比害怕英帝国主义还要厉害；因此才有他那假斗争，设计好了要把群众运动置于资产阶级控制之下；他的抵制运动实际上是对印度革命的抵制。英共1930年5月的一份宣言说，由于甘地叛卖策略已不能控制群众，英国人被迫监禁他和他的追随者，为的是哄骗群众去相信甘地真是帝国主义的敌人。查托帕迪阿亚写道，国大党（它的委员会三百名成员中有一百名在监狱里）所以采用独立这个口号就是为了不丧失它在群众中的影响，群众的支持能使资产阶级威胁英国帝国主义作出让步。
在1930年6月发表的一系列的文章中，拉狄克写道，帝国主义者同印度资产阶级的利益互不相容，因为英国依赖封建主的支持，而资产阶级的发展却受封建主义的阻挠。但是为印度争取自治领地位的口号却是乌托邦式的：这意味由英帝国主义作为礼物送给印度人民十分之九的独立，这种事不可想象。“反对民族改良主义者的战斗，反对甘地主义的战斗，都是印度革命成功的条件，决不亚于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战斗”。在扩大的主席团会议的最后发言中曼努伊尔斯基强调为了共产主义运动在印度的进展英共所肩负的责任。“印度革命的命运掌握在曼彻斯特的冶金工人和苏格兰的矿工手里。……这当然不是说，印度革命在英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之前就不能取得胜利。但这的确意味着，印度的胜利需要……在英国有比目前存在的更大些的群众革命运动。”
台尔曼作了关于德共的报告；德共的1929年代表大会表明，有些党员认为帝国主义之间冲突的危险要大于对俄作战的危险，因而他们“分散工人的注意力……并妨碍党保卫苏联的活动”。（正是德共把力量集中于苏联事务的这事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在它队伍中出现了一股“民族—布尔什维克”潮流，这使人在某些方面回想起二十年代初期的类似现象。这些共产党人争辩说，德共的目的似乎并不是要促进革命，而是要阻止一切反苏运动；它是俄国而不是德国的政治舞台生活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观点反映在当年后来为议会选举德共所制订的政纲里。）在1929年10月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台尔曼继续说，“我们第一次清楚地认识到与社会法西斯主义平起平坐的民族—法西斯运动的重要性，因为很不幸，民族法西斯主义者是在反对杨格计划的斗争中第一次进来的”。
古谢夫祝贺德共在赢得德国工人阶级多数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与苏共一道，德共是共产国际的脊梁骨。德共在争取德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中最重要的方面是反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战斗，这个战斗由于某些低级干部不甘全力攻击社会民主党而受到阻碍；“他们甚至胆敢破坏党的决定”。
主席团批准了英国、德国、意大利三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的那些决议。（从语气和文风判断，它们似乎都是由莫斯科发出的；它们都是用第三人称写的，象是来自外部的判断，随后就收进正式的汇编中成为共产国际的文件。）英共决议集中谈两点：该党没能“揭露工党政府的社会法西斯性质”、在反苏战争的准备中它的作用、对殖民地革命运动的野蛮镇压；《工人日报》的缺点，该报是本年年初创办的。
德共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提到党最近的两点成功，“在削弱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和在加强本身的政治影响上。它的任务是：推动反对杨格计划的斗争；揭露社会法西斯主义，这是指向建立法西斯专政的主要力量和反苏战争的主要组织者，但同时要注意区别一般成员和头头；把失业者组织起来；为反对资本主义合理化去战斗；改进它在农村工人和脑力工作者中的工作；加强红色工会反对派；进击机会主义；为德共吸收新党员。
意共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谈到经济危机在意大利的影响，对法西斯政权的日益不满和反对。意共一定要在城市和乡村都夺取这次运动的领导权，运动否则就会被那些人出卖，他们相信法西斯专政之后必定跟着资产阶级民主时期，意共必须根除一个完全错误的观念，说什么意大利社会民主党同其他社会法西斯党不同——它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政治附庸”。意共落后于事态的发展。它的任务是：吸收新党员；在法西斯的群众组织中更积极地开展工作；扩大和改进它在工会和失业者中的工作；加强意大利外迁移民中的工作，这要与当地的共产党密切合作；加强反对天主教的斗争，天主教现在是帮助法西斯主义的；消灭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机会主义甚至在它的领导集团中也有（在这方面，有一位“P．同志”受到严厉斥责）；把这些机会主义分子从党的机构中清洗出去。
在主席团中台尔曼说，杨格计划“体现了资产阶级反苏的国际性全球纲领”；赔款银行是“对苏联经济、财政封锁的中心”
德共拒绝参加杨格计划的公民投票，理由是这只能促进法西斯主义，这事在第七次代表大会《资料》中被作为错误受到谴责。
1930年10月，德国共产党的议会的党团的代表和法国共产党在柏林会见，他们两国工人发表了声明，保证在各自的议会中采取行动反对“贡献品的交纳”；杨格计划，它将被用来压低工资，将会加剧经济危机的影响，增加战争危险。
关于杨格计划的公民投票，1929年9月建议，于12月举行，纳粹—民族党反对这个计划的提议获得多数票（五百八十万张）；计划要能生效则必须获得二千一百万张票。在国会辩论中，计划的反对者包括纳粹党人、民族党人、德共。计划于次年3月份获得批准。在德共中央委员会1929年10月的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关于“反对杨格计划的斗争”的决议；这项计划并没有缓和帝国主义的种种矛盾，象瓦尔加断言的那样，反而是加深了它们；计划本来是为了对付无产阶级革命和经济崩溃的危险而制定的。它预兆一场普遍攻势，由社会民主党领导，指向工人阶级；社会民主党已把德国出卖给德国资产阶级和外国资本。“德共是资产阶级反动统治两个阵营的死敌。它将毫不容情地进攻法西斯右翼集团和社会法西斯的联合集团”。杨格计划是“一项新的强有力的工具，用来加速帝国主义反对苏联的干涉战争”。赔款银行将实行对俄国财政封锁；德国更加亲密地站进反苏阵线；这是反对工人阶级的国际攻势的一部分；金融资本的经济独裁为公开的法西斯独裁提供了基础。德国社会党要对“这一滔天罪行”负责。德国赞同了杨格计划，“为的是能够更积极地参与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政策，尤其是在反苏阵线中”。
在评论主席团会议时《真理报》在3月1日写道，危机将加速群众的激进化，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的发展，社会法西斯主义的自我暴露。“社会民主党变成直接、粗暴地镇压发展中的无产阶级运动的机器，准备帝国主义战争的直接工具，尤其是反苏战争，同时其上层人员则变成特种的警察和罢工破坏团”。共产党的叛徒，不管是右的还是左的，所作所为都是社会民主党的工具；他们否认对苏战争的危险已迫在眉睫，这就为准备反苏战争的那些人帮了大忙。
在这时候，莫洛托夫向苏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报告，共产国际拥有五十三个党和三个同情的民族的—革命的政党。在印度一个党就要建立，他说，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在不少中央委员会中（他提到捷克斯洛伐克、瑞典、美国）非常显著，以致它们的构成必须改变。“甚至在第六次代表大会选出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侯补委员中，也有七名已经不在共产党队伍里了”。捷克斯洛伐克议会中有二十六名共产党员因拒绝与右翼叛徒斗争而被开除，六名巴黎市议会议员的党员也被开除，因为他们与社会法西斯分子合作，在捷克斯洛伐克，作为这事的后果，红色工会失去了“好几万”名会员。在意大利和法国，反对右翼的斗争还在继续进行中。正是布哈林，他应该对在共产国际里散布资本主义能够组织自己这一观点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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