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 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体会议
〔第十次全体会议于1929年7月3日到19日举行。参加的有来自三十个国家的一百零八名代表（其中三六名有表决权）。议程有六项：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经济斗争和各国共产党的任务，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国际斗争日，把布哈林、吉特劳、谢拉、洪别尔—德罗开除出共产国际主席团，把伊列克、洛夫斯顿、斯佩克特开除出共产国际，选举主席团。全会主要关心的是，把一年前提出的从“统一战线”到“阶级反对阶级”政策的转变完成，以及把社会民主党人补划为社会法西斯分子。
在全会开幕之前，《真理报》写道，对于“已成为法西斯体制一个组成部分”的社会民主主义，全会有两项策略性的任务；自下层开始组织统一战线，制订出一项反对社会法西斯分子和工会官僚分子的自主的罢工行动政策。全会闭幕时，《真理报》写道，自从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群众的激进化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共产国际有蹒跚在后的危险。这就使得比过去更有必要同右翼及调和派作斗争，这些人已开始在各国共产党内扮演敌人代理人角色。他们把苏共中相应的分子看做领袖，就在全会开幕之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曼努伊尔斯基写道，在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国家的开除表明，“布尔什维克基础现在已经奠定得如此牢固，一切企图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的分子必遭灭顶之灾……在共产国际之外不可能有什么共产主义运动”。对那些主张恢复早先的统一战线策略的人，曼努伊尔斯基在全会的第一次发言中答复说：“我们从来都不认为统一战线是个什么时候什么国家都可以使用的公式。过去有一个时期我们曾同第二国际、第二个半国际谈判，同〔职工联合会〕的总理事会和柏塞尔谈判。现在我们更强大了，因此我们在斗争中运用更敢作敢为的方法去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他认为新策略与在苏联对待农民的态度相类似。在共产国际中反对新策略，反对向社会民主党人发动更有力的攻击，就是反对对富农采取更激烈的政策。“谁要求我们对待富农要‘维持革命合法性的所有准则’，谁就必然也得向工会官僚主义宣布效忠”。对于那些为攻击社会党的致命程度感到不安的人，他回答说，只有踏过社会民主主义的尸体，工人阶级才能展开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而这一斗争必不可少的先导，却是要同共产党本身的机会主义者及调和分子作斗争。
在讨论中，奈依曼说，新路线的批评者仍然不相信目前形势比过去，比方说比1926年，更富于革命性，那时在中国和英国发生的事情远比1929年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更革命。共产国际执委会组织部的一位成员报告说，在德国某些地方，当地的德共委员会曾经拒绝散发体现新路线的材料。乌布利希提到“布哈林—洪别尔—德罗—爱维尔特—谢拉集团”，他们还在继续在第六次代表大会时所做过的事，企图使共产国际走上机会主义路线；向调和分子提出的条件也并不严厉。陶里亚蒂不无伤感地谈到谢拉怎样从调和主义发展到修正主义。他还说，苏联的政策应当付给农民足够的钱来买他们生产的东西；要获得令人满意的产量，这件事比拖拉机更重要；他否认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正在增长，否认工人变得越来越激进；他还否认，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引起了矛盾，或者招致了资本主义残余分子的更加顽强的抵抗，这就使我们有必要采取更加严厉的政策去对付它们；洪别尔—德罗并没有放弃他的错误观点——他在全会上的沉默是很响亮的；同样的条件也应该向这些右翼批评者提出，就象曾向德共里的调和分子提出过一样；在苏共，右的危险威胁着无产阶级专政；五年计划是一项破坏资本主义稳定的计划；德国和印度的革命运动是使这项计划得以完成的保证；谁阻挠苏联境外的革命斗争，他也就是苏联的敌人；谁在苏联境内阻挠同资本主义分子的斗争，他也就是世界上另外地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
全会决定解除布哈林、吉特劳、谢拉和洪别尔—德罗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的职位和责任，并把伊列克（捷克斯洛伐克）、洛夫斯顿和佩珀开除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他们本已被各自的党开除了。斯佩克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加拿大代表，因宣传托洛茨基主义而被开除一事，得到认可。加兰迪、哥特瓦尔德、伦道夫（美国）、古谢夫、阿梅里哥·莱多（拉丁美洲）被补进主席团；连斯基从候补委员提升为正式委员，雷曼（捷克斯洛伐克）被选为候补委员。
致闭幕词时，陶里亚蒂宣布他们正处在革命新高潮的开端；整个世界上工人群众都已行动起来。各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夺取这个行动的领导权。
共产国际的鼓动宣传部发表了关于全会工作的冗长论文，这些文章强调了全会“揭露了共产党队伍中积聚已久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腐朽”，重复了对布哈林、迈耶尔、谢拉、洪别尔—德罗和瓦尔加的攻击，还指出德国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党自从清除了机会主义集团和调和分子集团以后变得多么强大。谢拉由于不能接受共产国际的纪律于1929年9月被开除。
皮亚特尼茨基列举了一些党员数字，这些数字表明，德共自从1925年以来党员数目保持相当的稳定（虽然党员有很多更新），而捷克斯洛伐克党则从1925年的十三万九千名减到1929年的八万一千五百名，法国党在同期从六万八千名减到四万六千名，英共从1926年的一万零七百名减到四千名。
共产国际1928年的预算表明，1928年的收入为一百四十八万二千卢布，其中一百零一万五千是各国支部缴纳的党费，支出是一百四十四万五千，其中行政费开支为六十三万二千，出版物开支为七十一万一千。
根据全会的指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给瑞典共产党的党员（党员数是一万八千，拥有选民十五万）写了一封长长的“公开信”，批评它的领导人的机会主义错误；他们并没有汲取第九次全会和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教训。“声言在未来的战争中瑞典将保持中立，这只不过是仿法西斯式的传奇”。瑞典的资产阶级正向法西斯演变，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正向社会法西斯演变；这就给瑞典共产党提出新任务，它必须开展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生死搏斗”，跟社会民主主义绝不会有什么“和平的、民主的共存”。中央委员会中多数没有了解这一点（除了别的以外，他们还极力主张在象住房这类实际问题上同社会党合作。象在英国一样，对中央委员会的攻击是通过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起来的）。中央委员会在1929年6月举行的会议上曾经对抗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批评，为自己的错误辩解；机会主义领导人将在特别党代表大会上被撤换。在全会上，弗莱格反驳了对瑞典共产党发生的事件所作的歪曲说明，特别是乌布利希和基塔罗夫所作的猛烈攻击。不顾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反对，中央委员会定在11月15日召开一次代表大会；这事被共产国际执委会宣布无效，它还宣告罢黜多数派（由基耳博姆、萨缪尔森、弗莱格领导），指令少数派充当该党的领导。于是代表大会还未及召开，党就分裂了，多数派夺取了新闻机构，少数派则占领了党的总部。党员中有七千五百名（根据《国际新闻通讯》）仍然依附共产国际，有五千四百名追随基耳博姆。后来在1929年11月底由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由登格耳和一位不知姓名的俄国人代表共产国际出席。
在波兰共产党，同样也有人强烈反对新路线。波共中央委员会的一份决议说，斯台方斯基实际上采取了这样的观点：法西斯主义同改良主义政党之间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都存在着基本的对抗；法西斯主义攻击议会民主，就是攻击社会党的根本基础，社会党因而是真正反抗法西斯主义的。斯台方斯基的观点在波兰共产党领导人中得到科斯特尔热瓦和布兰德的赞同。
在波兰，据连斯基在首次辩论中说，许多共产党的地方组织曾同意波兰社会党提出的统一战线建议；这事是科斯特尔热瓦和斯台方斯基的一个观点的结果，即法西斯分子对社会民主党人是一种威胁，而不是他们的同盟者。斯台方斯基改变了主张，而科斯特尔热瓦被逐出中央委员会，但他们还有大批追随者。
全会处理荷兰共产党（该党正要举行全国代表大会）事务的委员会指出，荷兰共产党以荷兰的阶级斗争性质没有明显变化为借口，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没有实行必要的转变；还指出，社会民主党人仍然在开展真正的工业的战斗，以及跟叛徒怀思科普和斯内夫利特的争执只是纪律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他们并不是荷兰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荷共中央委员会不同意薪的工会政策，也很少注意战争危险。不顾全会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一再警告，荷共中央委员会坚持其机会主义错误，代表大会因此被催促选出由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国际路线的人员组成的新中央委员会（人名已经提出）。1930年6月，西欧局答复了怀恩科普集团申请再次加入的信。他们被告知，要解散集团，停止出版报纸，个别地申请重新加入。这些条件都被接受了。
墨苏（印度尼西亚）促请共产国际执委会“为印度尼西亚做些具体工作，使我们有办法给那里的同志以正确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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