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国左转和“阶级反对阶级”口号提出之后，共产国际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变成了深刻敌对的政策，这是工业国家中对待社会主义党派的新态度在殖民地国家中的对等物；民族资产阶级（不管是否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左翼的或者右翼的），都是为帝国主义效劳；印度的民族资产阶级意识到革命的危险后，就渴望同英国达成谅解，力称如果给他们以较大权力，他们就能对付这种危险。正是由于这些缘故，共产国际撤回了对工农党的支持；英国共产党原来希望这种支持继续下去，而同时建立一个实际上控制工农党的非法共产党。（1929年1月，四个共产党员在孟买市的选举中作为工农党的候选人，在六十万选民中获得一万二千五百票。）1929年3月，印度共产党领导人的会议决定把工农党的地位作为下次会议的议题，但在下次会议举行之前，他们之中许多人被捕。他们最终以在密拉特谋反的罪名受审，并被判处不同期限的徒刑。当时成立了一个由共产党人发起的“密拉特入狱者辩护委员会”，为他们的获释活动。《国际新闻通讯》报道说：“在同意与委员会一起工作的人当中，有一小撮假左派的劳工党议员——以J·马克斯顿和P·布罗克韦最为典型—以及象库克这样的叛徒。”
　　瑞安是1927年春在汉口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成立的红色工会国际的泛太平洋工会书记处的澳大利亚成员，他于1928年底曾经前往印度，去劝说工会代表大会加入该组织，但没有成功。代表反帝同盟的约翰斯顿却成功地使工会代表大会加入了该组织。1929年，印度工会分裂，一部分加入了泛太平洋书记处，另一部分加入了国际工会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资料》赞扬了英共有关印度工会的工作和留英的印度、中国学生。
　　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出现的非殖民化的辩论后来以同罗易论战的形式继续进行下去，罗易争辩说，共产国际低估了印度资产阶级现在仍然是革命的的程度；他们的态度最终是会改变的，但是在目前他们仍是一股革命力量。
　　罗易曾说，共产国际把印度自治党人称为反革命，并不是因为他们确实如此，而只是共产国际为自己在中国的错误辩护。这种论点在《新东方》的一篇文章中得到了答复，该文章争辩说，国大党是一个资本主义政党，热衷于同帝国主义结盟，还同样热衷于压制罢工和破坏工会。国大党已彻底堕落，工人和农民已开始认识它的战斗并不是为了独立，而是反对独立。这就说明了印度独立同盟的出现，它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一个尝试，他们打算制造一种能把印度社会中趋向革命的各阶级置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的工具”。在革命词句的外衣下，它是反对工人运动的。不应鼓励工人和农民参加国大党，因为这样做会延误他们摆脱资产阶级影响，使无产阶级更难于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而没有这种领导权，革命就不能进行到底。改良主义者目前仍然得到的工人阶级的拥护，都是由于印度共产党人和左翼工会领袖的错误。
　　《国际新闻通讯》在谈到甘地时写道：“他那保护国内工业和消极抵抗的反动梦想并不会促成英帝国主义的垮台”；在谈到“像年轻的尼赫鲁那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独立同盟的英雄”时，该报认为他们已经“向自由主义者投降，而印度的自由主义者都是英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新东方》的一篇纪念共产国际十周年的文章认为，如果在印度确有非殖民化的可能性，那么共产国际就得承认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的进步作用，而这当然是胡扯。
　　在1929年7月的全会上，卢汉尼，他采取了跟他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完全不同的立场，争辩道，英国是决心要压迫印度工业的；罗易的观点是对印度革命的叛卖；他是尼赫鲁的翻版，只是他那比较丰富的欧洲经验使他能在伪装左派的词句下掩盖他的反革命纲领。舒宾警告全会不要看错了印度形势；资产阶级报刊可以把一切都归咎于共产党人，但共产国际不应夸大他们的力量，而把一切反英的行动都归功于他们。他询问怎样才能把工农党消除掉；这件事进行得比人们希望的要慢。
　　在全会的开幕词中库西宁谈到英国为反对印度的工业化所施加的更大的压力和印度农民的日益贫困。库西宁说，罗易不同意这一点（“我不知道我是否还可以称他为罗易同志”）；在“布兰德勒的叛徒报刊”上罗易敦促同印度自治党人合作。在随后的辩论中，墨苏（印度尼西亚）声称，罗易不应再被称作“同志”。
　　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显然尚未被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辩论所说服，在全会上他们曾受到斯克雷普尼克的攻击，因为他们向英国共产党领导人散发了他们就殖民地问题提纲而提出的修正意见。
　　洛佐夫斯基说，印度的革命事态正如此迅速成熟，所以同资产阶级订立任何协定都是错误的，资产阶级正想窒息工人运动。在那里所以不能建成共产党，原因之一就是，长期以来共产国际同印度共产党人的唯一联系只是通过罗易；而他是孟什维克。罗易，据共产国际执委会在1929年12月宣布，由于为布兰德勒报刊写稿，已"置身于共产国际”之外。
　　在全会之前不久发表的一篇曼努伊尔斯基的文章提到，在印度仍然没有独立的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