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里斯·哈曼 另一译本（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与当前的金融危机
1930年代的大萧条与当前经济危机 （2009） 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第3期。编译者：王少国、苏东旭（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链接：中央编译局网站（http://www.cctb.net/xszm/200908040005.htm） 【内容摘要】文章对1930年代经济危机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并详细介绍了各经济学派对当时危机的理论解释。通过比较1930年代大萧条和当前经济危机，文章发现这两次危机虽然存在巨大差异，但是都出现了利润率下降的现象。此次经济危机并不简单是由于金融系统内部缺乏监管造成的，反映的是整个系统的问题。政府应加强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而这会对政治和意识形态产生巨大的影响。 一、大萧条的发展过程大多数关于大萧条的流行观点认为它源于1929年的华尔街崩溃。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即我们当前的经济衰退完全是金融危机的结果。但是美国经济在华尔街崩溃之前就已经步入衰退。经济衰退始于1927年，但工业投资的短暂高潮使其结束了。到1929年夏初这股投资高潮结束，7、8月份产出开始下降。“经济在华尔街崩溃之前就已经陷入麻烦之中”。 自从美国工业生产总值占到世界的一半那一刻起，美国经济就注定会影响世界经济。但是经济衰退早于金融崩溃不仅仅发生在美国，在欧洲大陆亦是如此。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德国的境况是最糟糕的，在1928年就已经开始进入经济衰退。“在世界大战中形成的合理化计划指导下的德国工业生产正在接近饱和点，其资本重建任务接近完成……迫使美国海外投资规模迅速下降。”“到1929年夏，经济衰退已经是毋庸置疑了。”因为这时的失业人数已经达到了190万，而且法兰克福保险公司的倒闭引发了一系列的破产。1929年3月开始，比利时经济也出现了衰退，当年产出下降了7%。然而英国的经济拐点却是出现在7月份。在大崩溃时，只有法国的产出仍在增长。事实上，导致美国股市繁荣以致破裂的因素之一是因德国投资机会越来越少，在德国进行短期投资的美国资金的撤回。 即使美国的经济危机先于股票市场崩溃，很多评论人士仍然认为它的直接影响是相当有限的。巴里·艾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认为“经济史学家很久以前就排除了股票市场崩溃是导致产出下降和失业的因素，原因在于股票只是家庭部门总财富的一小部分，因而其对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很小。”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Milton Friedman & Anna Schwartz）认为股票市场崩溃是“导致经济活动严重收缩的各种潜在力量的一种表征……但它的发生却加深了这种收缩的程度。” 这次经济危机起初看起来像是典型的短期经济衰退。在最初的12个月里，美国的工业产出下降了20%，失业率上升了16%。这些数据比“二战”后我们所经历的历次衰退的数据都糟糕很多倍。出于这一点，这些数据仅和1893年第四季度，1907年和1920年第一季度的数据所表现的衰退严重程度差不多，但从那时起经济就开始了快速复苏。主要大公司认为随着利率的下降，情况会像以前一样迅速好转。虽然不断有地方银行倒闭，但这并没有影响1931年初产出的小幅增加。 此后，在实体经济危机和股票市场危机的共同影响下，经济危机又出现了第二种现象。5月份，奥地利最大银行安斯塔特信用银行破产，这导致了对它有贷款业务的德国银行陷入困境。一个国家所出现的问题会导致其他国家出现类似问题。外资从英国银行的撤出打击了英国经济，导致英国工党政府在8月底下台。当新政府上台宣布脱离基于金本位的世界货币体系时，美国感到了极大恐惧。美联储提高利率以保护美元币值稳定；倒闭银行的数量大量增加，并且工业产量比1929年惊人地下降了40%。货币收入一年就减少了31%，尽管对于就业人口生活水平的影响因为物价下降14%而有所减轻。 即使这样，伴随就业小幅增长和工业产出开始增加，在1932年上半年产生了另一种复苏错觉。“1932年秋初，经济整体表现出了自1929年以来首次全面而明确的好转。” 这是暴风雨前的平静。“然而，显然由于对商业操纵和金钱选举的质疑，新一波的恐慌在1932年晚些时候产生了。第二年初，情况急剧恶化。”1933年初到3月间，又有462家银行停止了营业，这大概是银行总量的十分之一。此时，工业产出较大衰退前下降了一半。 在此危难之际，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危机的严峻形势使他不得不采取比预期更加激进的措施，并且在国会通过紧急经济法。他的新政往往被看成是大萧条结束的标志。他的新政表现了政府政策的重要转变，他认识到处在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经济不能在没有政府系统性干预的条件下解决所有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它标志着该系统处于两个发展阶段的分水岭。但是国家控制资本主义的准确程度是有限的。 美联储对尚存的银行提供资金保障以防止银行的进一步倒闭。政府花钱买下全部农产品并将其毁掉以提高价格。一个国家建筑集团公司为230万个失业年轻人提供就业机会。国家振兴法案通过鼓励具有控制价格和限制产量水平能力的卡特尔的形成达到了行业的有限自律，并且这项法案使得工会提高工资（对应于消费者需求）更加容易。一个直接国营的有限实验在田纳西流域管理局进行。同时，政府取消金本位，美元币值和资金水平不再单纯依赖市场的自由流动，而是依赖旨在振兴出口的政府的有意识干预。通过这种途径政府努力振兴私人部门，但并没有强加这种控制。罗斯福领导下的民主党政府仍然致力于平衡预算，这使意在扩大就业的财政手段显得十分有限。 这种谨慎使危机处理的成效有限。从1932年3月直到夏天结束，经济出现了新的转机，但这“既不广泛也不迅速”，并且工业产出增加后，次年又滑落到以前水平，仍有1200万人处于失业状态。直到1937年，产出才达到1929年的水平，但失业率仍高达14.3%，并且这种短暂繁荣很快就让位于“美国历史上最急剧的经济下滑”，这次下滑“失去了自1932年以来所取得的成果。”失业率再次上升到19%，直到1940年美国参加“二战”前夕失业率仍保持在14%。政府干预并没有终结资本主义世界迄今所知的最严重衰退。政府干预最可能实现的是用长期停滞、高失业率和低于过去10年的产出水平代替了经济的持续下降。加尔布雷斯（J.K. Galbraith）总结当时的情形时写道:“三十年代大萧条从来没有结束。它只是在四十年代的大动员中消失了。” 二、有关大萧条的解释人们在对大萧条的解释上做出了很多努力。英国经济学家庇古的阐述是被广泛接受的版本。他认为，工人不接受削减工资而失去工作。工人们不这么做，但供求的“魔力”将解决所有问题。美国著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稍后给出了一个货币主义的解释，他认为货币供给太少导致价格下降、债务过重和破产。最近的货币主义理论家们更是把责任归于央行行长的行为。他们认为，如果1930年和1931年美联储采取行动阻止货币供给减少，那么一切就会是另一番景象了。战后几十年中最著名的货币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把这场经济灾难归结为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本杰明·斯特朗1928年10月的去世。 相反，哈耶克和其他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却认为，1920年代早期过度扩张的信贷导致投资结构严重失衡，结果只能通过大萧条进行自我纠正。因此，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只能使情况变得更糟。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将原因归结于“一战”后世界经济的混乱或者金本位体制。凯恩斯及其追随者阿尔文·汉森和保罗·萨缪尔森（Alvin Hansen & Paul Samuelson）认为过度储蓄致使相对于经济产出的有效需求不足。从此，每种观点的支持者都能很容易地找到其他观点的漏洞，没有谁的观点能够逃脱严厉的批驳。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提供一种主流经济学家所不能作出的对大萧条的解释，这种解释集中于马克思理论的核心内容——利润率下降趋势。 马克思认为，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伴随着多少具有规律性的经济周期，这种经济的周期性是由经济体系的投资决策缺少协调所引起的。马克思强调，资本积累的速度快于产生剩余价值的有效雇佣劳动力的增长。因此，剩余价值与预付资本的比率即利润率趋于下降。当利润率下降时，投资的刺激下降，导致资本积累下降。结果是衰退随着经济系统的老化而不断加深。 这一系统中存在着阻碍利润率下降的因素。让工人加大劳动强度和延长劳动时间；农业和消费品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能够降低工人期望水平的生活成本；更快的运输方式降低了分配和销售已生产商品的成本。最后，危机导致一些企业退出经营，使得其他企业能够以低廉的价格买断倒闭企业的厂房和设备，如同失业促使工资下降。生存下来的企业利润率上升，这就创造了扩张新的投资和增加产出的条件。通过这种途径，利润率下降的压力加剧了危机，而危机又使得利润率有所上升。 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的观点在1920年代得到了波兰裔奥地利经济学家亨利克·格罗斯曼（Henryk Grossman）的进一步发展。他反驳了奥地利社会主义者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关于资本主义在不同部门相互协调的条件下的扩张具有不确定性的观点。格罗斯曼指出，扩展鲍威尔的推断，利润率下降会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如果不完全改变现有的投资利润率，新的投资将不会发生，从而导致资本集聚的下降直至停止。他强调，这证实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观点。然而，格罗斯曼的观点是模棱两可的。在一些地方，他表示利润率的下降导致“资本主义崩溃”，而在另一些地方则说，利润率下降导致不可避免的周期性危机，这种周期性危机通过破坏一些资本而使其他资本受益，从而避免利润率下降。 三、这些分析在多大程度上适合解释大萧条呢？约瑟夫·吉尔曼、谢恩·玛治、吉拉尔·杜梅尼、多米尼克·利维和刘易斯·科里（Joseph Gillman, Shane Mage, Gerard Dumenil，Dominique Levy和Lewis Corey）等人对大萧条前数十年美国的资本利润率所做的估计都表明，1880年代到1920年代前期，利润率经历了一个长期的下降过程，大约下降了40%。对于这个问题可以归因于资本有机构成的长期提高，大约上升了20%。其中一些估计显示，1920年代仅仅是通过加强对劳动者的剥削，即雇主努力增加工人劳动强度和阻止工资上涨，才使得利润率水平有了小幅回升。1922—1929年间，实际工资仅上涨了6.1%，总消费水平仅上涨了18%，而工业产值却增长了三分之一。这种差距在1928—1929年是最显著的，产出增长速度是消费增长速度的3倍。米切尔·伯恩施坦（Michael Bernstein）写道：“1920年代后期经济繁荣，而占非农业人口93%的低收入阶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却是下降的。” 如果经济在充分就业水平上运行，产出与消费之间日益扩大的缺口就能够被填平，即不断增加的生产性投资能够弥补这个缺口。但现实是，只有部分缺口得到了填补。实际总投资的增速明显慢于过去几十年的增速，根据吉尔曼的测算，比过去的增速慢了三分之一，而根据斯坦德尔（Steindl）的测算则慢了50％。 这些基于投资下降的解释与一些已经被接受的解释相悖。“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认为，1920年代投资大繁荣导致了大萧条”。但他没有区分用于工业的生产性投资和用于零售和金融的非生产性投资，并且总是把家庭住宅建设算作一种投资。对投资各部分的细分证实了斯坦德尔和吉尔曼的解释。阿尔文·汉森分析了1923年到1929年间平均每年183亿美元这样巨大数额的投资背后，发现只有97亿美元是商业投资（包括贸易部门），并且只有三分之一是新增投资。戈登（Gordon）最近指出：“1920年代的设备投资浪潮具有明显的缺陷，只有大约5%的投资用到了生产性耐用设备上。” 对于上述情况，一些企业的反应是努力通过巨额的私人投资来寻找新的利润源泉。比如当时福特开始兴建巨型红河汽车厂，并于1928年完工。新行业的巨大扩张看似提供了可观的利润（这种方式让人想起了1990年代互联网和电信业繁荣），比如1928年和1929年新的资本投入到无线电接收设备行业。“在短短的18个月内，这一产业的潜在生产能力就增长了3倍。” 即使一些公司进行这种新的并具有潜在风险的投资，而其他公司则关注其利润率并选择不投资。他们宁愿慢节奏的积累，运用他们在特定行业的统治地位来维持高价格，即使这意味着生产能力没有被释放出来。其结果是，他们没有进行足够的投资并雇佣足够的工人来扩大对其他行业产出的需求。所以，到了繁荣后期新投入运行的工厂必然在过大的规模上进行生产，使得产品大量充斥市场，并降低了原有工厂的利润：到1929年底，收音机年产1500万台，而市场需求只能吸收400多万台。 在这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富人对于奢侈品的需求猛增，房地产行业的非生产性投资以及促销支出和零售店的新建，根本性问题并未显现。汉森指出：“1920年代，来自商业投资与消费之外的具有刺激性和持久性的力量一直存在。非商业性资本投资引起并支持……复苏。”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显著增长揭示了为什么富人和中产阶级的消费占到总消费的42.9%。引述科里的话：“资本家生产的产品的销售越来越依赖于刺激具有强大消费能力的小部分人的需求。” 商品的促销支出也在增加。1930年，促销费用上升到了生产成本的59%。1929年的广告收入达到了20亿美元，只比制造行业在建造工厂和购买设备上的支出少25%。吉尔曼认为：“非生产性支出”从1919年占总剩余价值的一半增加到1920年代末的三分之二。 持续的投机热潮推动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价格达到了惊人的高度。这些市场本身并不能创造剩余价值（他们只是将投资资金在不同人手里转移），但它们确实涉及大量非生产性支出并产生了副产品（新的建筑，非生产性人员的工资支出和炫耀性消费）。帝国大厦的兴建就是这种非生产性投资的代表，它完工于1930年，正值危机四伏之时。对于利润的追逐也驱使一些资本进入了（某些）只有在投机氛围下被认为具有盈利能力的“生产性”企业。 特别是在过去几年的繁荣中，债务一直在增加。“使用主要由非银行借贷机构提供的信用，通过分期付款方式购买耐用消费品，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扩张……主要的汽车生产商建立了旨在为购买耐用品进行融资的分支机构……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股票市场，而且也在1920年代的主导部门——汽车产业发芽，商品住宅市场也是如此，这在美国的每个城市都大行其道”。 最终还是到了潜在问题爆发的那一刻。从1925年开始，房屋建设开始下降，导致房地产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从1925年的27.1%下降到了1929年的24.8%。 1929年春至夏初，这种收缩暴露了市场对于新的汽车及无线电厂产出需求的有限性，也暴露了依赖于它们的钢铁和电力部门的局限。“生产资料”产出在一年内下降了25%，第二年又进一步下降了25%。生产性产出的下降必然导致资本家削减非生产性支出，造成了房地产市场价格大幅下降，破坏了为这些部门提供贷款的银行的资金平衡，从而产生了一波又一波的银行倒闭。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非生产性支出和投机活动，以及依赖私人借款来弥补资金不足的生产性投资繁荣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大衰退。由于大萧条发生在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当时美国大约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一半并且是其他欧洲工业国的主要资金来源，这必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强烈反应。 德国的境况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鲍尔德斯顿（Balderston）采用两种不同方法对“一战”前和1920年代的利润率进行了估计。它们的差别很大，但仍能得出结论“利润率没能回到战前的正常水平”。伴随低利润率的是较低水平的投资，1925—1929年期间的总投资仅占国民生产净值的11%，相比之下，这一比例在1914年前为14%，1950年以后为18%。而且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固定投资并且只有20%用于工业。大部分投资被用于政府运转的公共设施和地方政府建造的住房。时任财政部长贾尔玛·沙赫特（Hjalmar Schacht）批评说股市繁荣正是“挪用了恢复经济的资金用于投机”。地方政府、公司和个人通过借款来维持这种非生产性投资。 当时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英国的情况略显复杂。由于两个因素的作用，整个1920年代英国都经历了萧条。第一个因素是利润率的下降，利润率下降的影响在1914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并抑制了投资。第二个因素是英国试图通过将英镑汇率恢复到战前水平来保持其世界金融和政治的领导地位，结果却经历了20年的重工业——煤炭、钢铁、造船业的不景气和失业。当时的失业即使在“好的年份”里也比半个世纪前的最坏年份还要严重。美国及德国的经济衰退使这些已经深陷危机的工业雪上加霜。但先前未有过真正繁荣的事实产生了矛盾效应，即整体上来说英国的萧条从未达到过美国和德国的深度。 综上所述，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的理论能够解释产生全球性衰退的原因。三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低利润率导致低水平的生产性投资，意味着经济停滞并不是因为基于消费和房地产的非生产性支出、投机泡沫和债务。但是一旦经济增长疲软必然导致这些支出的下降，随之而来的是与生产性部门产出相对应的市场迅速缩小。 但这本身并不能解释为什么经济会由衰退转变为如此之深且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的大萧条。马克思的《资本论》缺少对这一现象的解释。这是由马克思时代以来大公司的增长以及他们在整个经济中比重不断增加所带来的影响，即马克思所谓的资本集中和资本积聚过程。 前苏联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y）在1931年指出：“垄断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大公司能够经得起危机期间低利润部门的倒闭。垄断资本主义能够不断地继续经营落后企业，而在自由竞争下他们必定倒闭。”这就产生了“由危机转向萧条的阻碍作用”，而且阻止或至少延缓了摆脱危机所必需的结构调整。 1929—1933年出现了大量企业的破产和倒闭。但这些倒闭的企业主要是农场、银行和中小企业，而非控制主要部门的行业巨头。“这些企业的子公司持有超过5000万美元的资产并在这一时期继续保持良好的盈利，而只剩下小公司暴露在危机之下。”这些工业巨头通过保持低水平运营规模和剥削工人继续经营，而不是倒闭。同时，胡佛政府提供资金援助，以保护一批受到破产威胁的非银行业大公司，如铁路公司。在这种环境下，以往大公司相互吞并的资本主义危机恢复方式已不再起作用。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不同形式的政府干预——“国家资本主义”——最终变得不可避免。这同样说明了，只要私人还掌握着主要的投资决策，政府干预能够达到的效果就是有限的。只有当完全陷入战争时，随着美国政府加强对私人运营的工厂的监督，才迫使大公司接受政府控制并协调其投资决策，大萧条才能最终走向结束。 四、 凯恩斯和大萧条最近许多评论认为凯恩斯关于解决大萧条的办法被政治家们忽略了。事实上，凯恩斯的方法也行不通。他精辟地批评了那些认为只要工资下降，衰退就能自我恢复的观点。但他自己的方案也不能结束大萧条。例如，他所呼吁的获得英国前首相劳埃德·乔治支持的公共建设工程所减少的失业不足1930—1933年间增加失业的11%。 凯恩斯的传记作家斯基德尔斯基（Skidelsky）指出，他的每一项建议都细致地“考虑到了商业社会的心理。在实践中，他确实非常谨慎”。因此，1937年凯恩斯为《时代周刊》所写的一系列文章指出，即便失业率维持在12%，英国也正在走向繁荣。他很清楚，资本家们会回避任何看似短期内会损害其利润的政策。因此，在实践中，他总是尽力避免提出可能会吓倒资本家的建议。 戈林和豪威尔（Glyn & Howell）指出，在大萧条谷底时，旨在恢复到充分就业水平所需的三百万个就业岗位就需要政府支出增加56%。即使使用“最渐进”的凯恩斯主义方法，如此大幅度地增加政府支出对英国来说也是很难做到的，因为这会直接导致资本外逃、进口增加、国际收支逆差和利率急剧上升。想要度过这一难关就需要“英国经济转向大规模的政府干预，即使不是计划经济。”所以，当政府开始增加支出并减少失业时，按照艾森格林（Eichengreen）的说法，这更多的应该归因于希特勒而非凯恩斯。截止1938年，占GNP5%的支出增加被用于国防并创造了150万个工作岗位。在美国，“二战期间政府的支出规模不得不接近于这一水平”，这是一项成功的凯恩斯主义政策。 凯恩斯的理论暗示了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仅仅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难以克服的，为此，他提出了他的关于利润率下降的观点（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并且认为激进的行动与“投资社会化”是惟一有效的反衰退措施。但他从未试图提出这样的措施——因为在正常的和平环境下，除非从资本家手里剥夺资本的控制权，否则投资社会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五、与当前危机的比较当前危机的诱因与1920年代后期并不相同。1930年代的大危机是一场工业危机，而非起源于银行无法收回信贷的信用危机，繁荣后期的过度贷款加剧了但并没有直接引起工业危机。这场危机一年以后才真正打击了银行业。然而，这些差异掩盖了两场危机明显的基本相似点。 两种情况下，资本都面临着收益率低于二三十年前的水平的问题。在危机前的几年中，利润率的下降促使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大幅下降，并且成功地防止了获利能力的崩溃。两种情况下，利润率尽管频繁波动，但足以产生足够的生产性投资刺激，然而这种投资规模不足以吸收前几轮生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两种情况下导致经济衰退的储蓄与投资的缺口都由非生产性投资和投机所填平，即使采取不同的形式。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会不可避免地达到一点，在这一点上繁荣时期的投机因素不能再持续，它具有破坏性的潜在缺点就会突然显现。在这两种情况下，前些年的金融全球化——1920年代由美国贷款修复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和2000年初期和中期东亚国家与产油国借款给美国——意味着危机将演变为世界危机。 然而，当前危机与1929年危机开始时的情况差异巨大。 首先，70年来，国家支出一直居于整个经济体系的中心，而1929年却不是这样。1929年，联邦政府支出只占到GNP的2.5%，而2007年的政府支出占到了GNP 的20%，并且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越来越强，反应越来越快。胡佛政府（1929年3月—1933年2月）确实有过一些刺激经济的动作，所以1930年的政府支出有了小幅的上涨，而且1932年联邦支出通过金融重建公司用来帮助银行和铁路公司结束困境，但这些措施所涉及的范围有限——1931年和1932年，政府还采取了一些可能恶化危机的行动。美联储提高了银行的再贷款利率（弗里德曼和其他货币主义者认为这一行为导致了衰退转向萧条），并且政府提高了税率（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这使危机恶化）。直到1933年3月，罗斯福政府上台以后，政府支出才有了实质性的增加。但即使这样，在联邦政府支出位于高点的1936年才占到国民收入的9%，1937年又开始下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任期结束前的布什政府通过的用于挽救经济的资金就达到了GNP的10%以上，这时正值信用危机开始转变为经济衰退。 日益重要的政府支出以及央行和政府迅速应对危机的意愿意味着经济中存在一个基本需求为阻止经济下沉提供支撑，而在1930年代不存在这种情况。按现值计算，8000亿美元的军事开支是2001年的2倍。这就在为具有非常重要地位的公司提供市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使每单位军事支出所起到的创造就业的作用远低于1951年朝鲜战争最激烈时，但这些支出仍明显缓和了经济危机的影响。 第二点重要的不同在于逆向操作。主要金融和工业企业要比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规模大得多，因此政府救援他们的压力就比战时大得多。1930年代早期，美国的银行业危机实际是大量中小银行的危机——“即使在大量银行倒闭时期，特大型银行也具有足够的偿付能力。”而在英国根本就没有出现银行业危机。目前这次危机，我们看到的却是大部分主要经济体的大银行发生了危机。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当日，英国的哈里法克斯银行，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经济联盟的富通集团，德国的住房抵押贷款银行和冰岛银行都陷入困境之中。危机从这些银行扩散到其他主要银行和对冲基金、衍生品市场等“影子银行系统”。据英格兰银行的最新估计，到目前为止，总损失已经达到了28000亿美元。即使银行账目上的巨大漏洞得到真正弥补，银行系统也只能为现有企业提供信用。只要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英国和美国抑或其他地方的由借贷所支撑的消费和房地产繁荣，将会由于贷款到期而陷入衰退，而且衰退还会由于工商企业的运转困难而加剧。 然而，要想恢复银行账目的平衡只能从经济的其他地方吸纳资金，或者从银行系统的盈利部门获取或者降低员工的福利水平，而这样的方式都会使银行系统自身紧缩。可能只有美国这样大的经济体才能够运用各种资源来抑制这一过程并阻止衰退演变为大萧条（尽管美国的地位相对下降，但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迄今为止国际金融体系的主导力量）。但对于经济规模较小且债务负担更重的较弱国家来说，将会更加艰难。 冰岛、匈牙利和乌克兰所面临的局面就是上述问题的一种表现，这些国家的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寄予希望帮助它们摆脱困境，它们已经转向采取非凯恩斯主义的措施，比如削减公共开支和提高利率。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像2001年才结束的那场导致政治动乱的阿根廷危机的例子。 同时，1990年代，日本的遭遇为我们提供了警示：即使是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政府干预所能达到的效果也有很多局限。就像罗斯福新政所经历的那样，日本的经历似乎表明：缺少对私有资本的大规模控制，国家干预只能达到阻止经济完全崩溃的效果，但它本身并不能克服由低利润率所引起的根本性不平衡，并使经济恢复活力。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就正处于一场严重的危机之中。日本经济经历了15年的停滞，但它并没有对世界其他地方造成毁坏，即使它确实在席卷东亚、东南亚、俄罗斯和拉丁美洲的危机中起到了作用。如果美国经历15年的经济停滞，将会使世界其他地方感受到它的影响，并且不仅仅在经济领域，因为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将会利用国家的巨大力量和它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把危机的成本转嫁到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较弱部分。 六、结 论人们都想清楚地知道这场危机将会有多严重，但这是我们所不能预测的。当银行都不知道它们的债务有多大时，我们很难提出独道的见解。目前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扩大“摆脱困境”的隐喻：正在使用的水桶比过去大得多，但债务的水池也更深。当不知所措的政客们和恐慌的资本家们试图解决从未遇到的问题时，他们所作的挽救方案几乎不能避免冲突。一些资本家的铁杆支持者，已经失望于银行不能提供工商企业所需的紧急资金，他们正在寻求政府完全接管整个国家的银行系统的可能性。还有一些人担心，如果银行将政府注入的大量资金突然释放到实体经济里将会产生严重的通胀压力和迟早会来的“大衰退”。 我们所要理解的重要问题在于这场危机并不是简单的由金融监管漏洞和银行家的贪婪造成的，而是系统性的问题，资本的主要部分相对于经济体系来说已经变得过于庞大以至于无法通过市场机制的运作来摆脱危机。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政府干预会产生新的问题，并会带来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风暴，政府也要进行干预的原因。我们没有预测未来的水晶球，但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正在发生的是什么，并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