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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rotsky to state capitalism

从托洛茨基到国家资本主义

﹝英国﹞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

（1990年夏）
苍白 译 施帕德 校


　　原载英国《国际社会主义》（International Socialism），1990年夏季号。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harman/1990/xx/trotstatecap.html

　

《超越戈尔巴乔夫改革》（Beyond Perestroika）
作者：埃内斯特·曼德尔
1989年伦敦, ￡10.95


　　今天的苏联展现了一个进入长期的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动荡时期的社会的所有症状。这样的时期在国际上对于革命性的左翼来说，既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又是一个极大的机会。但要面对它们，左翼便必须清楚地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及其原因。必须有一个革命的理论来指导革命的实践。

　　革命性的左翼对于苏联有着诸多不同的理论分析。埃内斯特·曼德尔是“蜕化的工人国家”论的最著名的拥护者之一，托尼·克里夫则持“官僚国家资本主义”论。最近几个月出现的曼德尔的《超越戈尔巴乔夫改革》（Beyond Perestroika）一书的英译本和托尼·克里夫的《俄国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 in Russia）的法译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比这两种分析并得见哪种分析最符合当下现实的机会。

　　曼德尔和克里夫都来自传统的托洛茨基主义。克里夫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是巴勒斯坦和英国的第四国际支部的成员，之后在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曾经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中担任领导角色，并作为该党的主要活动家。曼德尔自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是第四国际的领导人物。

　　两人一开始都接受了托洛茨基在20世纪30年代阐述的对俄国的分析，但在20世纪40年代末，东欧事态的发展导致了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一段激烈的争论时期，克里夫和曼德尔被引向了不同的理论方向。

　　托洛茨基在20世纪30年代曾认为苏联的官僚是一种“种姓”。它是一个社会阶层，能够利用俄国革命的孤立（它当时也的确助长了俄国革命！），国家的贫穷和民众对于将权力和利益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厌倦。但是，只有在国内外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力量之间取得平衡，才能做到这一点：

　　“苏维埃的（更确切地说是反苏维埃的）官僚制度是城市和乡村之间、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各民族共和国和地区之间、不同农民群体之间、工人阶级的不同阶层之间、不同的消费者群体之间的社会矛盾的产物；最后，在苏维埃国家和资本主义环境之间……官僚凌驾在劳苦大众之上，控制着所有这些矛盾……”[1]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无产阶级的赘生物。”[2]在这一点上，它可以与西方行业工会的官僚制度相比较：它背叛了工人阶级，利用工人阶级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依赖工人阶级。它在财产所有权或生产中没有自己独立的根源，而是基于消费领域的矛盾的寄生物。严格来说，它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而没有取代任何基于自身阶级利益的新的发展。“肿瘤可以长得巨大，甚至可以扼杀活的有机体，但肿瘤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有机体。”[3]

　　因此，它阻碍了国家的发展。“官僚制度的进一步的不受阻碍的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和文化增长的停滞，导致可怕的社会危机，以及整个社会的衰退。”[4]

　　托洛茨基在他早期的分析阐述中得出结论，官僚机构仍然可以由一个恢复生机的工人阶级和平地恢复秩序：

　　承认现在的苏维埃国家为工人国家，不仅意味着资产阶级只有通过武装起义的方式才能够夺取政权，而且苏联的无产阶级没有丧失使资产阶级服从于它、使党复活，以及重建专政政权的可能性——不进行新的革命，而通过改良的方法和道路。[5]

　　不过，鉴于斯大林当权后的残酷经历，他并不害怕改变自己的说法。1933年10月，他写道：“只有用武力才能够迫使官僚将鲜花交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手中。”[6]

　　在三年后写就的《被背叛的革命》中，他绝对坚信党和国家都不可能实行改良：

　　“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导致人民当中文化较高的力量同官僚寡头之间发生冲突。这种危机是不会带来和平的结果的。还从来没有一个魔鬼自愿斩断自己的魔爪。苏维埃官僚也是不会不经过斗争就放弃自己的地位的。事态的发展显然将导向革命的道路。”[7]

　　他认为，这场革命是一场“政治”革命，而不是一场社会革命，尽管它将是一场带来“深刻的社会后果”的政治革命。[8]

　　托洛茨基在被谋杀前的四年里，对官僚的态度愈加强硬。他坚持认为它是一种反革命的力量，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压迫的产物。但他仍然坚持说它不是一个阶级。官僚中有权力的部门想把自己变成一个阶级，但他们只能通过建立私有产业来做到这一点——对工人阶级的恐惧阻止了他们这样做。“它（官僚机构）只在对无产阶级的恐惧的程度上保护国家财产……”[9]

　　正如工人阶级不进行革命就不能建立一个健康的工人国家一样，官僚不进行一场血腥的反革命就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统治阶级。托洛茨基认为，官僚看似非常强大，但实际上，它的力量是不会持续太久的：“就波拿巴主义的本质而言，它无法长期维持它自己：一个平衡在金字塔顶端的球体必将从一边或另一边滚落下来。”[10]

　　他反对沙赫特曼等人在1939年提出的“新阶级理论”的一个论点是，作为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我们将“把我们自己置于一个可笑的境地，如果我们在一个新统治阶级倒台的几年甚至几个月前，将对于它的命名法固定为波拿巴主义的寡头统治集团”。[11]

　　1940年，他更加有力地阐明了这个论点。战争的爆发将增加苏联内部所有矛盾的压力，官僚机构再无继续采取平衡行动的机会。在世界无产阶级处于被动地位的情况下，如果发生的是持久战，那么苏联的内部矛盾不仅可能而且必将导致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反革命。[12]

　　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在战后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斯大林主义官僚非但没有瓦解，甚至也不曾削弱，它反而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它的军队扩展了苏联的疆域，在东欧建立了几乎与苏联一模一样的政权——这一业绩不久即为毛泽东的军队所复制到中国去了。倘若苏联是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那么从逻辑上来看，这些政权也必定是某种形式的工人国家。然而托洛茨基关于斯大林主义官僚是“反革命的”的论点——抑或马克思主义关于“只有从底层进行革命，方能消灭资本主义”的论点，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第四国际的革命者在托洛茨基1947-1949年的分析中与这些矛盾作了斗争。一些人（包括克里夫和曼德尔）试图将现有事实纳入旧的分析：俄国是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但东欧国家是资产阶级专政国家（法国的卢特·乌夫里埃至今仍然持这一立场）。但很快，两种立场都以不同于托洛茨基的方式各成体系。

　　第一种方式是使用托洛茨基的阐述中的诸多措辞，但接受斯大林主义可以成为一种革命力量——尽管不出于其主观，并宣称东欧国家为“畸形的工人国家”。这是曼德尔、皮埃尔·弗朗克、米歇尔·帕布洛等人所持的立场。

　　正是这条道路使一些人极轻易地脱离了托洛茨基理论的精神。例如，帕布洛总结道，如果斯大林主义政党能够具有革命性，那么人类将面临“数百年的畸形的工人国家”，革命者的工作惟有加入斯大林主义政党以帮助他们进行创造。[13]与此同时，在战前曾经反对建立第四国际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伊萨克·多伊彻认为，苏联内部的工业增长将自动导致斯大林主义的自我改革。同样，他的逻辑是放弃独立的革命政治。多伊彻在1953年写道：“柏林起义的影响客观上是反革命的，而不是革命的”，因为它遭致了“贝利亚的倒台”，而当时“贝利亚是主张民主改革的人之一”。[14]后来，他将自己的信任转移到赫鲁晓夫身上，他在写到20世纪50年代的起义时说：

　　“东欧（匈牙利、波兰和东德）......在斯大林时代末期，它发现自己处在资产阶级复辟的边缘；只有通过苏联的武装力量（或其威胁）能阻止它。”[15]

　　与此同时，一部分帕布洛的追随者支持俄国军队镇压匈牙利革命。当然，这些人未必对斯大林主义或赫鲁晓夫不持批判态度。多伊彻直到1968年——他的生命的尽头，仍在为社会主义的民主变种而争论。但重要的一点是，他看到俄国的官僚机构——自上而下地——作为一个向着那个目标努力的代理人。

　　第四国际的主流设法避免了这种极端的结论。但他们确实倾向于将俄国统治集团视为一种进步的历史力量。例如，曼德尔认为，仅用俄国经济的增长率便足以证明其经济比任何资本主义还要优越（他忘记了托洛茨基在近20年前，对俄国经济即将崩溃的预测！）:

　　“苏联保持着或多或少地平稳的经济增长节奏，一个又一个计划，一个又一个十年，不曾将过去的进步施压于未来的可能性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切规律——引起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的——都被消除了。”[16]

　　倘使曼德尔从未犯过与多伊彻反对1953年东德和1956年匈牙利起义一样的错误，那么他确实倾向于将东欧的改革与“政治革命”等同起来。故而，他在1956年明确表示，较之布达佩斯的革命者，他偏好于华沙的哥穆尔卡方案。他可以这样写道，纵然“社会主义民主在波兰仍有许多场仗要打，但这场使数百万工人再次将自己与工人国家联系在一起成为可能的主要的仗已经打赢了。”[17]

　　现今，这一趋势为许多自称以托洛茨基的分析为基础者所延续。因此，以“政治形态”受到“伊萨克·多伊彻、列夫·托洛茨基和埃内斯特·曼德尔（以此为顺序）的极大影响”的塔里吉·阿里（Tariq Ali）所言为例——他在那本书名起得恰到好处的书，《自上而下的革命》（Revolution from Above）中对戈尔巴乔夫寄予了极大的信心。“为了使苏联维持下去，”他写道，“戈尔巴乔夫需要完成已经在进行中的政治革命。”

　　幸运的是，曼德尔关于戈尔巴乔夫改革（Perestroika）的书的基调是不同的。他告诉我们：

　　“戈尔巴乔夫代表了官僚中的现代主义派对其统治稳定性所受到的威胁的反应，这种威胁表现为（苏维埃体制的）危机和公众意识的增强。引导这些变化，并试图将其置于官僚机构的控制之下——这是苏联官僚机构中的戈尔巴乔夫派的历史性的规划。”[18]
　　“构成戈尔巴乔夫表面上的现实主义基础的，是一种深刻的保守主义对现实的看法，这与苏联官僚在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上的保守主义完全契合……”[19]

　　曼德尔强烈反对那些将现今正在发生之事称为“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的人：

　　“这场运动的意图是在于防止一场革命性的爆炸，换句话说，就是防止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但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些措施只是激进的改革，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革命……”[20]

　　然而，基调并非往往都是那么确定的，而当他写道“对于戈尔巴乔夫所采取的措施的‘唯一有效的结论’是一个细致入微的结论，就事论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时......对于那些将问题简单化的人来说，就太糟糕了。[21]正如曼德尔在与塔里克·阿里这样的希望我们信任戈尔巴乔夫的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较量之后，仍未完全相信他们是错的。

　　但倘若曼德尔的结论并不完全合乎逻辑，就更不必说他所依据的分析就更不一致了。这不仅是因为这本书包含了以令人恼火的数量为计的基本事实错误。[22]更重要的是，这一论点的理论基础存在根本缺陷。

　　分析中最基本的问题是曼德尔对官僚的理解。他坚持认为官僚不是一个阶级：“共产党精英（Nomenklatura）不是统治阶级，而是一个阶级中从工人阶级手中篡夺了权力的一小部分……”[23]

　　这使他陷入各种矛盾之中。他写道：“官僚阶层垄断政治权力，正如其垄断经济权力”[24]，“广大生产者、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与那些董事/经理的意见相反……”[25]

　　他把他所说的“从不同社会的历史中产生的基本规律”运用其上，即“社会群体（社会阶级或社会阶级的主要部分）由于自身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而控制着社会剩余，在很大程度上也控制了所有其他活动。”[26]从“对历史的唯物主义阐释”可以看出：

　　“支配关系源于生产关系。这些支配关系除了在短暂的二元权力时期以外，不能与生产关系发生根本对立。”

　　但倘使官僚由于“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而“控制了社会剩余”，那么“它的作用”就包括剥削直接生产者。而剥削直接生产者的“集团”，顾名思义，即为剥削阶级。

　　当然，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这样的情况：一部分剥削阶级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从而榨取了统治阶级的其他部分先前所处理的大部分剩余。例如，晚期封建君主制，以及——如马克思所言，路易·菲利普和路易·波拿巴的政权——事实上都是如此。但在这些情况下，剩余首先来自对直接生产者的阶级剥削。所谓“阶级的一部分”是剥削阶级的一部分。

　　声称一部分工人阶级（亦即被剥削阶级）可以控制剥削的剩余，这是一种完完全全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嘲弄。但曼德尔并不追求这种观点。写了三页之后，他否认了自己的论点：

　　“与真正的统治阶级不同，官僚无法将其物质特权建立在经济系统的连贯运作（亦即再生产）及其在生产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的基础上……”[27]

　　因此，在一页纸上，官僚由“它在生产中的作用”“控制着社会剩余”。三页之后的“它的物质特权”——想必是剩余的一部分——并非来源于“它在生产过程中的角色”。当我们后来被告知“实际上，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存在于苏联”[28]时，整个论点的混乱进一步加剧了。

　　这种关于官僚是否是统治阶级的困惑是一种更为广泛的困惑的一部分。在曼德尔的描述中，对于俄国经济的动力没有任何解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曼德尔曾经持有这样的观点：计划使俄国经济能够无限期地扩张。现在，经验的现实使他改变了想法。他谈到经济“危机”，并说：“这场危机最显著的表现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29]

　　他从三个方面解释这一点。

　　一、 曼德尔说道：

　　“苏联社会的矛盾发展，正是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的产物。这种活力源于经济和社会增长（十月革命的遗留的产物），从长期来看，这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纵使它正在逐年放缓。这种静态是对于国家和整个社会的官僚主义压制所造成的。这是进一步增长的阻碍。”[30]

　　在别处，他以稍微不同的方式提出了相同的观点：

　　“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阶层似乎没有能力发展这个体系。”[31]
　　“……官僚的物质利益（是）——倘使并不唯一的话——实现计划和维持体系日常运作的驱动力。这剥夺了整个经济的任何形式的经济理性。官僚的物质利益以向官僚本身提供更多商品和服务为导向，而非朝着优化企业产出的方向——当然也不是朝着最大化积累率的方向。”[32]

　　二、他接着说：

　　“从技术上讲，增长率的下降表现出有规律的增长，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我们称之为“资本系数”。从一个五年计划到下一个五年计划，增加国民收入1%所需的投资量一直在增加。”[33]

　　三、最后，曼德尔声称：

　　“计划/市场关系，或等同于同一事物的东西，官僚专制/价值规律关系......（是）经济的根本矛盾......”[34]

　　让我们依次来看。

　　在第一点中，曼德尔所说的“动态与静态的结合”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有意义：过去的经济似乎非常有活力，增长率高于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虽然不是所有国家：日本大体上表现可能更好），但它越来越容易陷入停滞。但是，试图用“十月革命的遗留”来解释这种活力，用“官僚主义压制”来解释这种停滞，是完全错误的。这样的解释意味着，在莫斯科大审判时，“官僚主义压制”比今天少，“十月革命的遗留”比今天多，500万到1000万的奴隶劳动者比今天多。

　　事实上，正如每一次对五年计划和工业化的严谨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工业化和集体农业的动力都是由官僚的斯大林派来推动的（事实上，是由前季诺维也夫分子，投降主义的左派反对派——如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拉狄克，以及一大批表示悔改的布哈林分子推动的）。它发生在所谓“斯大林革命”之后——党、国家机器和工会的最终的和彻底的官僚化，以及使用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局）对所有反对意见进行抹杀。[35]

　　这种官僚化并不是简单地——甚至主要地——导致“朝着增加官僚自身获得商品和服务的机会的方向发展”。最重要的是——尽管曼德尔的说法与此相反——它导致了巨大的积累率。而这种积累并非官僚所消费的“商品和服务”，而是最为重要的重工业——钢铁、水泥、发电、煤炭、燃油。

　　俄国经济学家瓦西里·谢柳宁（Vasily Selyunin）最近提供了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苏联积累的数据。他首先从阿加别吉扬（Agabegyan）的数据开始——这一数据显示，目前国民收入的25%用于“储蓄”，75%用于消费。然后，他将价格扭曲的因素考虑在内，推断出以下结论：“消费基金占收入的60%，储蓄基金占40%。如此之高的储蓄构成基本上是一种战时标准。”[36]相比之下，西部各共和国的平均总积累率仅为15%-20%。

　　谢柳宁接着就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苏联的实际积累率如何持续增长给出了以下数字：1928年消费品占产出的60.5%，1940年占39%，1960年占27.5%，1985年占25.2%。他得出结论，官方给出的积累率数字必定是严重低估的：

　　“根据官方数据，四分之三的净收入用于消费，而消费品仅占工业产出的四分之一——这实在无法想象。我们不禁想要知道用消费基金购买的究竟是何种商品。
　　向生产性商品制造业的转变使我们处于一种看似自相矛盾的局面——发展速度的增大和国民收入的更快增长对生活水平的影响微乎其微。经济越来越为自己——而非人类——运转。”[37]

　　从大量俄国工人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不合理的，他们的劳动是积累起来的，却得不到回报。但这当然不是一项仅为官僚生产消费品的政策——除非相信“钢铁和干部”真的吃掉了这些东西！

　　事实上，官僚监督了一项大规模积累和工业化的政策，宣称它阻止了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完全错误的。

　　其次，曼德尔宣称，“资本系数”的增长是“由于经济的普遍运转失常以及劳动生产率的低下所导致的资源利用率下降”的产物。

　　但这一说法尚需证实。如果资源利用率正在“下降”，为什么？——因为“经济普遍运转失常”和“劳动生产率低下”。但是，有什么理由让今天的情况比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代更坏呢？

　　有人可能期望马克思主义者比曼德尔更仔细地看待“资本系数”的增长。因为系数是与马克思主义资本有机构成观密切相关的。系数是生产资料与产出的比率，有机成分是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比率（均以价值计量）。如果其中之一增加，那么另一个很可能同样会增加。

　　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对于马克思而言，当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利润率下降趋势和经济日益停滞的基础。倘若这亦是苏联危机的根源，那么这一发现确实非常重要，且不能简单地用一种说法——即目前的效率低下和理性缺失较之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恐怖活动最严重之时期更为严重——来解释。

　　最后，试图将“根本矛盾”视为“计划”与“市场”之间的矛盾，或“官僚专制”与“价值规律”之间的矛盾，其意图何在？

　　曼德尔在此处的表述既有理论上的缺陷，也有政治上的危险。

　　价值规律在有商品生产——尤其是最发达的商品生产形式，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中运作。任何社会都必须在不同的生产任务之间分配劳动，这种功能在这种社会中不是有意识地实现的，而是通过相互独立组织的不同劳动行为的产品之间的盲目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这些不同劳动行为的组织者相互竞争，这种竞争迫使他们努力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保持领先地位——既通过进行更艰苦的工作，也通过投资于更先进的生产资料。通过这样的行为，他们不断地将每一个具体劳动行为与在体系中完成的其他任何具体劳动行为联系起来，或如马克思所言，将具体的个体劳动转化为抽象的社会劳动。

　　价值规律是存在于这样一个系统中的压力，它迫使系统中的每一个单元与其他单元的生产力相联系。它是一种强制性的经济力量，它压倒了体系中各个部分的人的欲望和意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当然不是一定要反对“官僚专制”的东西，也不是一定要反对个别企业内部的计划。恰恰相反——它迫使管理者变得专制，将工人控制得更紧。这也迫使他们“计划”公司内部的安排，以满足外部竞争的要求。正如马克思所说，“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工厂的暴政”。

　　事实上，资本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体系，在体系的某些部分，创新和技术进步先于其他部分。在这个体系的别处，旧形式的“公司内部的暴政”——资本主义计划的旧方法——不再符合为使生产力增长而进行的斗争。价值规律与现有的生产组织形式相矛盾。

　　“官僚专制”与“价值规律”之间的矛盾是因为社会受制于价值规律而产生的。这使真实存在于苏联的吗？——除非你接受苏联是一个生产商品的社会，一个资本主义的变种。

　　这对于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著作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尽管苏联的大工业是由国家控制的，但实际上整个农业部门、相当大一部分贸易和许多手工艺品生产都是由私人掌握的。国家与私营部门和国外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因此受到商品生产本身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可以写下一方面来自商品生产要求（“价值规律”）的压力，另一方面来自国家为了一个或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对经济作出计划的尝试之间的冲突。

　　但满足商品生产要求的压力从何而来？斯大林实际上消灭了农村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国有部门完全支配经济。倘如曼德尔所言，苏联是一个“后资本主义社会”，不再由商品生产主导，那么很难理解为什么价值规律应该与官僚的经济运行方式相冲突。这相当于期待空气动力学定律在空无一物的空间中运行——除非他无意中承认他在书的其余部分所否认的——官僚被迫表现得像一个资产阶级。

　　在他的表述中有一种危险的解释：官僚主义治理的经济天生就不如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因而“违背了价值规律”。这当然是西方资本主义一大批思想家的论点。这也是许多人认为苏联是一种新的阶级社会形式——既非资本主义也亦非社会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苏联是一种“东方专制主义”或“官僚集产主义”，具有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动力——事实上，通常根本没有动力，因此被视为次于资本主义的制度。例如，这在今天，本质上是围绕着英国杂志《批评》（Critique）的一群知识分子的态度。这也是导致前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马克斯·夏希特曼（Max Shachtman）支持对古巴的“猪湾入侵”原因。当然，曼德尔并没有得出如此可怕的实际结论。但他确实采用了这样一些阐述，它们可能会导致其他人得出这种结论，如他所说的“信息的清晰可信和无障碍传播......在资本主义企业内部为私有财产所保证。”[38]

　　事实上，正是、市场的无政府状态确实导致了工厂的暴政，也导致了公司内部官僚主义的效率低下，试图扼杀创新，高层管理者对车间管理缺乏控制。任何一个资本主义企业的运作都是一系列的实践活动，这些活动并没有被某种平稳运行的自动机制消灭，而只是通过危机和“重组”，使内部生产周期性地调整到与外部价值规律一致。更重要的是，资本的日益积聚和集中意味着企业越来越大，企业内部的官僚专制越来越强，满足价值规律所需的重组和危机程度越来越大，也越来越严重。

　　这一点很重要。一直以来，我们都在面对来自媒体的宣传，说“共产主义危机”展示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效率。我们不应该在这一论点上作丝毫让步。

　　不幸的是，这并非曼德尔作出让步的唯一一点。他还说，苏联的医疗服务比美国差的另一个原因是“苏联的医生在填表时花费极多时间。”[39]然而，美国的医疗服务效率低下是众所周知的（消耗的国民生产总值是苏联的三倍，或总资金的六倍），正是因为美国医生花费极多时间检查病人的银行存款余额！

　　曼德尔的分析缺乏理论连贯性，这在他写道“斯蒂芬·科恩（Stephen Cohen）和摩西·莱文（Moshe Lewin）的方法‘类似于本文作者的方法’”[40]时得到了最为分明的揭示。科恩和莱文都写过实用的历史著作。但这两人皆为守旧的布哈林分子，他们相信依赖市场本可以解决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所有经济问题，他们亦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建议今天的苏联领导人遵循这种依赖市场的政策。

　　曼德尔的分析的最后一点，一个切实可信的观点。托洛茨基认为官僚是一种不稳定的寄生增长。这使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所预期的“倘非几个月，则为几年”的大危机，将导致官僚的主要部分选择转变成一个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并不通过蜕化有机地转变，而是通过反革命”。[41]

　　以托洛茨基的分析为基础的人今天分成了三个阵营。有些人把苏联目前的危机看作是他曾警告的危机（忽略了55年的时间差，在这段时间里，官僚主导了生产力的大规模发展）。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今天在苏联和东欧谈论市场的改革者代表着“资产阶级复辟主义”的力量，革命者的任务是反对他们。这一立场的逻辑是对利加乔夫分子——苏联最反动的势力——给予关键支持。

　　第二种解释是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构成了“政治革命”，并为他提供了批判性的支持。

　　第三种观点，亦即曼德尔在他的书中主要坚持的观点（虽然，正如我们所见，并非一致），是争取利用“公开性”（glasnost）提供的机会，独立于戈尔巴乔夫和他的保守派对手，对工人阶级进行组织。

　　但曼德尔只能通过淡化托洛茨基坚持“复原主义”力量的论点来做到这一点。曼德尔坚称“戈尔巴乔夫并不想在苏联引进资本主义”[42]——尽管他在其他地方写道“官僚中出现了明显的“复原主义者”，[43]而“戈尔巴乔夫的真实的经济困境......是......社会化和计划经济的维持或大规模工业的资本主义的复原”。

　　这种完全不同的观点可以从同一个“正统托洛茨基主义者”对苏联的分析中产生。这一事实必然会引发对于分析本身正确性的质疑——正如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1947-1948年的危机一样。

　　克里夫对这场危机的反应与曼德尔截然不同。他在1948年初出版的这本书的第一版中指出，革命运动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坚持旧的对现实作出的分析可能会导致放弃最初推动这种分析产生的革命精神。避免这种危险的唯一办法是对俄国社会进行根本性的重新分析，“植根于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导师的教诲”。

　　克里夫自己的分析是从考查苏联的物质现实开始的。他通过大量的实证材料将后革命时代的情况与1928年斯大林最终巩固其统治后的情况作了对比。

　　托洛茨基在1935年得出的结论是，热月反动——政权之决定性的官僚化——是在10年前随着左翼反对派的失败而出现的。但他接着指出，热月反动代表了——在法国大革命中——一个非革命政权的建立，这个政权仍然保持着革命的基本进展，与反革命政权是不同的。

　　克里夫认为，对物质现实的检验表明，在1924年俄国的热月反动之后，进一步的质的变化发生了。在1928-1929年的冬天，先前在工人阶级与农民之间保持平衡的官僚将这两者一并狠狠打击。

　　工人所控制的最后一部分被摧毁于工厂中；工会的独立性被完全废除；实际工资下降了30%或40%；格别乌被予以抹杀党内议论的最后残余的自由；反对“平等主义”成为国家政策，因为官僚和工人之间的差距剧烈增加；农民因所谓“集体化”被驱逐出土地；劳改营的囚犯人数在两年内增加了20倍（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又增加了10倍）；俄罗斯化被用来消灭非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自治。

　　所有这些变化同时发生并非偶然。这些都是斯大林派官僚对以1927年的战争威胁和1928年的“剪刀危机”袭击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危机的反应的副产品。当它的旧政策——1924年—1927年的布哈林-斯大林政策（Bukharin-Stalin policy）瓦解时，官僚动用了所有可以支配的力量来推行一项新政策。它试图通过模仿西方资本家用以建设工业和军事力量的非常手段来应对来自西方的威胁。它消灭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独立性，侵犯了他们的生活水平，从而赚得用于工业化的盈余。如果说斯大林的方法比英国工业革命时的方法更邪恶的话，那是因为斯大林主义官僚试图在几十年内完成英国花了300年才完成的事情。

　　克里夫的书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部分是，他通过对苏联官方统计数据的仔细考查，展示了官方关于“计划”的说法（当时被曼德尔和其他“正统托洛茨基主义者”所接受）如何掩盖了1928年后消费品生产不断从属于生产资料的现实。在1928年以前，消费品和生产品的生产一并增长，而在1928年以后，二者的发展道路变得完全不同。尽管生产商品“计划”的目标超额完成，但消费品的目标却被忽视了。

　　顺带一提，这显示出托洛茨基在1928年以前为之奋斗的计划和工业发展的概念与斯大林所实施的概念之间的鲜明对比。托洛茨基的立足点是必须加快工业增长速度，以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信心和社会地位。斯大林的立足点是降低生活水平，利用格别乌威胁工人阶级屈服，将旧有的、有阶级意识的工人阶层淹没在原始的、缺乏经验的、恐惧不已的前农民的海洋中。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政策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这些使托洛茨基本人一度感到困惑，并导致像拉狄克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这样的人向斯大林主义投降。但是，托洛茨基自己也逐渐意识到，从工人阶级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对立的。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经济的总体情况是，积累生产资料的驱动力主导了其他一切。这种积累的驱动力使得官僚与工农对立起来。它赋予了官僚集团中不同成员的利益，且根植于生产过程本身，这使他们在与其他阶级的无情的历史性对立中形成了一个阶级。这意味着他们不再是工人阶级的一个阶层，抑或仅仅是在其他阶级之间保持平衡的一个群体，而是以牺牲其他阶级为代价进行对生产方式的创造的主角。正如克里夫所说：

　　“为什么第一个五年计划是这样一个转折点？
　　现下，官僚第一次谋求建立无产阶级，迅速积累资本。换言之，官僚机构现下所谋求的是尽可能快地完成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在生产水平低、人均国民收入少的基础上迅速积累资本，必然给群众的消费、生活带来沉重的压力。在这情况下，官僚——对他们来说，资本积累是最为要紧之事，以及最终目的所在——转变为资本的人格化，他们必须摆脱工人控制下的一切残余，必须以强迫代替劳动过程中的信念，必须使工人阶级分裂为原子，必须迫使一切社会与政治生活进入极权模式。显然，在资本积累过程中成为必需品，成为工人的压迫者的官僚不会迟迟不利用自己在生产关系中的社会支配地位在分配关系中为自己谋取利益。因此，在一个处于封锁状态的落后国家，农业（‘集体化’）的工业化和技术革命使官僚从一个受到来自无产阶级的直接和间接压力与控制的阶层转变为一个统治阶级，成为‘社会一般事务’的管理者：指导劳动、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44]

　　克里夫将官僚称为“国家资本主义”。这使得他的理论受到许多评论者——曼德尔只是其中之一——的抨击，他们声称，没有生产资料的私人拥有者相互竞争销售商品，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

　　克里夫在书中详尽地论述了这一观点。他立足于列宁和早期的布哈林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的分析。这些分析表明了资本在区位和权力层面上的集中如何导致“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取代。横向和纵向的归并导致支配整个行业的大公司的产生，它们精心规划自己的业务，而不仅仅是放任市场的不测事件。这些行业的负责人与国家官僚机构的合作日益密切。可以说，这是一种工业与国家的“融为一体”。这在帝国主义的全面战争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在这场战争中，国家和资本在内部共同计划战争经济，同时争取从根本上消灭敌对的资本主义。

　　战争经济计划如此之多，以至于那些从简单的、非历史的资本主义视角出发的人不再把它看作资本主义。例如，这就是著名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希法亭（Hilferding）关于纳粹德国经济得出的结论。由于在战争经济中，生产是出于自上而下的计划的，不依赖于市场的上下起伏和商品的相互作用，其对外贸易必然受到限制。

　　然而，克里夫坚持认为，战争经济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因为，如果陈旧的“自由市场”竞争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那么一种新的竞争形式将完全支配它。这是不同国家的敌对国家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之间的军事竞争。这种竞争对每个国家内部生产组织的影响与经济竞争对每个企业内部生产组织的影响相似。

　　为了在军事上相互竞争，每个国家的统治者必须确保他们所领导的劳动生产率不低于他们的对手。每当他们的竞争对手在新设备和更先进的技术上投资时，他们就必须设法同样做到这一点。每当他们的竞争对手通过提高工人的剥削率而获得更大的投资盈余时，他们就必须设法作出与他们旗鼓相当的努力。

　　这样依赖，在世界不同地区的不同工厂进行的不同具体劳动行为便相互联系，相互衡量，转化为共同的抽象劳动的表现形式。

　　军事失败的威胁迫使庞大的国家资本家统治阶级将价值法则强加于其企业，就像最小的个体企业家被迫破产一样。

　　克里夫正是用这种分析来解读斯大林主义俄国之谜。1928年后，斯大林的政策涉及将俄国转变为持久的军备经济体制，其主导力量是积累军事力量的经济基础，尤其是重工业。斯大林将整个苏联的经济置于一种特殊形式的国际资本主义竞争（世界范围内的价值规律）的压力之下，甚至阻止了苏联内部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竞争。

　　正是这种竞争支配解释了苏联经济发展最显著的特点：它表现出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活力——对积累的无休止的追求。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活劳动不过是发展积累劳动的手段”的“资产阶级社会”和“积累劳动不过是扩大和丰富的手段”的“共产主义社会”作出了明确的区分，苏联在这一方面是处于在“资产阶级社会”一边，而非社会主义一边的。克里夫将原因解释清楚。

　　但这并非他想要做的一切。他揭示苏联经济的活力是无休止的竞争积累，目的是为社会主义斗争引出结论。

　　对于这种动力不甚明了的人可能会得出两个同样糟糕至极的结论之一。第一个结论是认为官僚统治阶层比西方的资产阶级更为进步。这样一来，逻辑就是将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从属于向这些统治者提供帮助——或者至少是建议。这样一个逻辑导致了可怕的想法——社会动荡可能威胁到他们的统治，由于对面对目前的危机的恐惧，苏联陷入瘫痪，这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复原”。

　　第二个结论是认为官僚统治阶层不如西方资产阶级先进，是一种极权主义力量，在无限的未来阻碍着人类的发展。这即是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夏希特曼的道路。这便是许多“新阶级理论家”今天所追求的道路。

　　克里夫的理论——通过明确这种动力——得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正是斯大林主义官僚——像西方资产阶级一样——为自己创造了掘墓人。它在积累资本方面愈是成功，就愈是为一个拥有足以推翻它的规模和力量的工人阶级的产生打下了基础。

　　“官僚在有史以来最高程度集中的基础上发展了工人阶级。而且，尽管它可能试图避免集中雇佣劳动和集中资本之间的深渊，但官僚正在形成一种早晚会与其发生激烈冲突的力量。” [45]

　　当这些文字于20世纪40年代末被写成时，它们似乎远不如那些谈论“数百年来蜕化的工人国家”的人或那些声称俄国官僚统治着某种不受资本主义矛盾支配的奴隶社会的新变体的人的话那么令人印象深刻。今天，席卷苏联的大规模动乱证明了它们的正确性。

　　这是最后一点。只有克里夫的分析才能够说明苏联当前经济危机的特点。正是因为苏联是一个建立在军事和经济竞争基础上的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官僚才得以发现其运作经济的旧方法不再适用。

　　苏联统治者试图保持与一个拥有两倍于它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国家的军事平等，因此不得不在军备上花费两倍于本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他们痴迷于工程行业的现代化，以便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技术进步相匹配。他们认为，近年来主要的出口产品——石油——的价格的相对下跌，使进口最先进的机器更加困难，从而威胁到他们的整个经济战略。最重要的是，他们极其担心自己无法将苏联国内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到接近美国的水平。

　　曼德尔曾否认外部环境会对俄国经济施加这样的压力，他写道，这是在宣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和出口的产出中，有1%的尾部正在动摇俄国经济。”[46]现在他承认它们存在，但不能将它们整合到一个全面的分析中。因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看到了“价值规律”和“官僚专制”之间的矛盾，却没有解释这一规律是如何运作的，以及为什么这一矛盾此时凸显出来。

　　然而，一旦你认识到苏联是一个官僚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就很容易完成分析。为了应对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危机和日益严重的战争威胁，斯大林主义官僚试图在国内积累资本，同时尽量减少对外贸易联系。在这方面，它的行为与许多西方和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并无太大区别。整个时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国家进行干预，以防止国内经济发生暴力危机——西方的凯恩斯主义时期，阿根廷和巴西等国的进口替代型增长时期，以及在中国甚至印度复制斯大林主义“计划”的尝试。

　　但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世界各地的这种做法越来越与世界经济的国际化相矛盾。资本的集中意味着在最先进的工业中保持领先所需的资源开始超过几乎所有国家的内部资源；跟上技术进步越来越意味着与最大的跨国公司建立联系。在国家范围内发展起来的工业现在只有作为新的国际分工的一部分进行结构调整才能生存。

　　即使对于像英国这样相对开放和有限的国有资本来说，重组也可能是艰难的。在更为专制和完整的东方国家资本主义中，它可能是毁灭性的。它不仅威胁到许多工人的生活条件和谋生手段，而且还威胁到整个官僚管理机构本身。而且也不能保证，即使它成功完成，外部世界的条件也不会在过渡期间发生使苏联的经济保持缺乏竞争力的原状的变化。

　　俄国的统治阶级面临着周期性地困扰着每一个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问题。过去允许成功积累的方法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它是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它必须努力改变自己的方式。但它这样做的企图正在释放它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正如马克思在 《共产党宣言》中说：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47]

　　东方的斯大林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西方和第三世界的“私人”（更确切地说，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一样，无法摆脱这种暴力的资本主义动力。这就是为什么苏联今天发生的事情如此耐人寻味。但要理解其原因，便必须超越曼德尔含糊不清、模棱两可、自相矛盾的阐述，而最好的方法便是以克里夫的书作为基础。


注释：

[1] 工人国家与热月反动和波拿巴主义问题 (伦敦，无出版日期)，p. 8.

[2] 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质，(伦敦1962)， p. 13.

[3] 同上，p. 13.

[4] 同上，p. 12.

[5] 苏联的发展问题，托洛茨基全集，1930–31 (纽约1973)，p. 215.

[6] 托洛茨基，苏联的阶级性质，托洛茨基全集，1933–4 (纽约1972)，pp. 117–118.

[7] 被背叛的革命 (伦敦1957)，p. 286.

[8] 同上，p. 288.

[9] 保卫马克思主义 (纽约1942)，pp. 63–70.

[10] 托洛茨基，工人国家与热月反动和波拿巴主义问题 (伦敦，无出版日期)，p. 19.

[11] 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同前，p. 14.

[12] 战争与第四国际，见托洛茨基全集，1939–40 (纽约1973).

[13] 帕布洛近年来的文章可见于国际秘书处文献，第一辑 (纽约1974).

[14] 多伊彻给布兰德勒的信，1953年7月15日，见 布兰德勒与多伊彻通信，新左翼评论105期，19779月-10月.

[15] 伊萨克·多伊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 (牛津1959)，p. 462. 另请参见 大学与左翼评论，第一辑，第一部分，p. 10.

[16] 第四国际，14年 (1956，)1–3号.

[17] E. Germaine (即曼德尔)，第四国际，1956年12月.

[18] 埃内斯特·曼德尔，超越戈尔巴乔夫改革 (伦敦1989)，p. xii.

[19] 同上，p. 116.

[20] 同上，p. 187.

[21] 同上，p. 134.

[22] 例如：当他两次将“柯西金改革”（Kosygin reforms）确定为为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而事实上是在那之前的十年开始的 (例如，另请参见 迈克尔·埃尔曼，社会主义规划，剑桥1989，pp. 73，80，以及马歇尔·戈德曼，戈尔巴乔夫面临的挑战，纽约，1987，pp. 53–54); 当他把格里戈利派（Grigoriants）称为“左翼反对派”，而他实则是右翼自由派；当他说“作家联盟大会在1987年抛弃了保守派官员”时，事实上，作家联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所有文化联盟中最保守的。

[23] 曼德尔，1989，同前，p. xii

[24] 同上，p. 33.

[25] 同上，p. 33.

[26] 同上，p. 31.

[27] 同上，p. 34.

[28] 同上，p. 109.

[29] 同上，p. 3.

[30] 同上，p. 3.

[31] 同上，p. 32.

[32] 同上，p. 35.

[33] 同上，p. 8.

[34] 同上，p. 21.

[35] 基于对此前无法查阅的档案的研究，参见迈克尔·雷曼，斯大林主义之诞生 (伦敦1987).

[36] 瓦西里·谢尔尤宁，社会主义工业化，1988年1月5日.

[37] 同上.

[38] 曼德尔，同前，p. 11.

[39] 同上，p. 15.

[40] 同上，p. 44.

[41] 托洛茨基，1962，同前，p. 13.

[42] 曼德尔，纽约，p. 62.

[43] 同上，p. 42.

[44] 克里夫，纽约，p. 154.

[45] 同上.

[46] “国家资本主义”的矛盾(伦敦1969)，p. 13.

[47] 共产党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