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参与了1840年代的革命运动。他们从激进的自由民主派开始他们的政治生涯，但很快认识到人类解放只有通过更进一步并依靠工人阶级革命的运动才能达到。这样的革命将会结束“人民彼此之间的民族差异与敌对”。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消失。[17]①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自外于资产阶级民主势力对抗君主制的斗争。他们投身到1848—49年的革命起义中，并从左翼立场批判资产阶级民主派欲与旧秩序和解的企图。起义的关键角色由四个主要的民族运动扮演：把德、意统一为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以取代将之四分五裂的诸多君主政权的斗争、从维也纳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解放匈牙利的斗争、以及把波兰从横行欧洲的反动宪兵——沙皇专制——之下解放出来的斗争。

　　在1848—49年的背景下，这些运动之中任何一个的成功，都是作为整体的革命之收获，其失败则是反革命势力的胜利。马克思与恩格斯因此寻求通过革命的战争，在德国、匈牙利、意大利和波兰建立新的民族国家②，并对欧洲最后的封建残余给予决定性的一击。在这场战争中必须对抗的敌人是奥匈帝国的斯拉夫政客，他们使用民族主义措辞来正当化他们对君主政体的拥护。他们的挫败将是为资产阶级民主制之充份发展清理战场的过程的一部份，对工人阶级反抗该制度的斗争亦然。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需要任何极复杂的对民族主义的分析才能看出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做什么。而且要记住，他们所全心贯注的不只是从事革命鼓动，并且是阐述一个全新的关于历史与社会的见解。因此，特别是恩格斯，只是简单采用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词句来区分不同的民族运动——根据这些运动是代表具有长远和有活力的历史的“历史性民族”（historic peoples），还是代表注定要被历史发展边缘化的“非历史性民族”（non-historic people）。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似乎都不曾领悟到民族（nation）是怎样一个新的历史现象[18]、跟以往的国家（states）或种族群体（ethnic groupings）③多么不同、以及他们所谴责的大部份运动同现代民族运动的特征相去有多远。[19]

　　1860年代他们开始改变自己在民族运动上的立场，因为他们面临着在爱尔兰反抗英国统治的鼓动热潮④。过去他们反对英国在爱尔兰的压迫统治，但一直是诉诸通过在英国的革命来结束这一统治。现在他们改变了看法。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

　　我已竭力设法激起英国工人举行示威来援助芬尼亚运动。……过去我认为爱尔兰从英国分离出去是不可能的。现在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分离以后还会成立联邦。[20]⑤
　　爱尔兰人需要的是：自治和脱离英国而独立……土地革命……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以抵制英国。[21]⑥

　　他在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

　　在英国工人阶级对爱尔兰的政策还没有和统治阶级的政策一刀两断以前，在它还没有做到不仅和爱尔兰人一致行动，而且还倡议取消1810年所实行的合并，以自由联盟的关系去代替这种合并以前，它在英国本土永远不会做出任何有决定意义的事情。这是必须做到的，这不是出于对爱尔兰人的同情，而是基于英国无产阶级利益的要求。如果不这样做，英国人民就还得受统治阶级支配，因为他们必然要和统治阶级结成反对爱尔兰的统一战线。……[22]⑦

　　在对爱尔兰问题的探讨中，马克思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⑧：压迫国（oppressor nation）的工人所持有的民族主义将他们与统治者绑在一起，并且对他们只有害处。被压迫国（oppressed nation）的民族主义则能引导工人反抗统治者。马克思甚至还支持了爱尔兰民族的斗争——他们一直被排除于“欧洲的伟大历史民族”（the great historic nations in Europe）的名单之外。然而，直到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才开始提出新的、对民族（nations）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一份重写《德国农民战争》（The Peasant War in Germany⑨，内容为宗教改革时期的人民运动）的未完成计划使得恩格斯去研究中世纪末期社会的转化，并把物质因素看成作为新历史现象的民族国家发端的原因。他强调，当城市愈来愈重要，并与君主政权联合起来对抗其余的封建统治阶级，“在脱离了带有早期中世纪特征的种族混杂之后，新的民族主义逐渐发展起来”⑩。但这段话是写在一份1935年才得以出版的手稿里。[23]

　　对民族主义更深入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当时新的政治发展突然使它变成一个紧迫的问题。

　　社会主义运动在德意志帝国成长之后，接着在奥地利也有类似的成长（当时的奥地利包括了今天捷克领土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今天的斯洛文尼亚），许多最著名的说德语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自这些地方：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和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是奥地利人；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是捷克人。但当奥地利政党享受着1890年代第一次真正的胜利时，奥地利的斯拉夫人之间不断增长的民族主义煽动却使它陷入激烈的论战中。

　　奥托·鲍威尔试图以新的民族主义分析来解决论战。他认为民族国家乃是“文化共同体”（community of culture），或“命运共同体”（ community of destiny）⑾，它使得所有归属于它的人以不同于别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事物。[24]民族国家赋予它的成员某些共同特征，因此例如英国人和德国人作同样的旅行却有不同的体验。文化的差异意味着，即使说同样语言的人们——如丹麦和挪威人，或如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仍属于不同的国家。[25]“正是文化的差异使各个国家严格地相互隔离，不论血源怎样融合。”[26]

　　奥托·鲍威尔认为，民族文化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它从原始共产主义时期开始，那时“所有同胞以血源和文化共同体的方式相互关联”。接着经历了阶级社会时期，民族文化靠统治阶级的文化联合在一起，到最后它将“由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来代表”。[27]因此，“民族国家”可以从生产力发展的观点来看待，作为构成“那内在于我们的历史性的东西”（what is historical in us）[28]、作为“历史的浓缩”（condensation of history）[29]。

　　他继续以最直率的方式抨击那些看不到国家的价值、而是选择“无产阶级世界主义”（proletarian cosmopolitanism）⑿、“最简单地采取工人阶级立场对抗资产阶级世界的国家冲突”的人⒀，譬如采用“讲捷克语与德语的同志”而不是“捷克和德国同志”⒁。他们掉进了“启蒙理性主义”、“社会的原子论个人主义（atomistic-individualistic）概念”的思想陷阱，而看不到“个人本身是民族的产物”（the individual man is himself a product of the nation）。

　　奥托·鲍威尔的结论是，社会主义者应当接受民族概念，作为人类存在中重要的社会和历史因素，并告诉各国人民，只有在社会主义之下，民族文化才能达到充份发展。“社会主义向所有国家（nation）宣告，他们渴望实现政治统一和自由。对德国也一样。”[30]他谈道，对文化民族主义的这种拥护，使社会主义者能够阻止大国分裂——对他来说这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

　　奥地利社会主义者草拟了一份详细计划（部份基于奥托·鲍威尔的看法），[31]向奥匈帝国的所有不同民族许诺在现存的帝国架构里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机构。任何特定地区的民族团体将被给予教育和文化事务自治，然后同其它地区的团体结为联邦，以便形成全帝国的单一“自治”结构。将没有官方语言，虽然“联邦议会可以决定是否需要一种共同语言”。整个架构是要用来促进“奥地利全体人民的民族特征的培育和发展”。[32]

　　这个计划的实际结果就促使社会主义运动份子不断向强调工人阶级中的文化差异的人作出让步，直到社会主义政党以及工会一个接一个分裂成不同的国家组织——这无疑使不管说德语或捷克语、雇佣着语言上混杂的劳动力的雇主们大为满意。

　　对奥托·鲍威尔的立场第一次发起理论攻击的是考茨基（Karl Kautsky）。1880年代晚期他已开始深化对现代民族起源的唯物主义分析，继而在许多著述中以各种方式探讨了同样的论题。这是列宁等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起点。如乔治·豪普特（George Haupt）所言：“考茨基创制理论、提出各种附带论述并作了区分，虽然他没有予以系统化，但长期以来仍是不可或缺的参照点”。[33]他与奥托·鲍威尔的意见分歧在于“民族的两种概念的对立，被列宁命名为‘心理－文化的’（psychological-cultural）以及‘历史－经济的’（historical-economic）概念”。[34]

　　考茨基认识到：要定义“民族是什么”，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民族”是一个很难了解的社会组织，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其规则还不能转化为精确定义的社会机体。民族性是不断自我转化的社会关系，在不同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含义……[35]

　　但他坚持，民族可以通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理解。“社会的集中和分离成民族国家乃是经济发展最有力的杠杆之一”。[36]他谈道，仅仅这一点便解释了为什么在北波希米亚说德语的居民把自己看作德国的一部份，瑞士的德语居民却不然。[37]由于它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现代国家的标准形式就是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但标准形式通常只作为趋势存在。它们极少以完全典型的方式来发展。”[38]此外：

　　随着经济对抗程度的加深，每个经济区域努力发展自己的城乡工业，但在这么做之时越来越少能够不伤害到相邻地区的工业。奥地利的不同地区倾向于分离，而民族之间的“和解”变得更困难。[39]

　　他批判奥托·鲍威尔忽视了语言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一个国家包含了一个以上的“语言共同体”，那就是瑞士。至于不同国籍拥有同种语言，例如英国人和爱尔兰人、丹麦人和挪威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并不证明每一个民族共同体就是一个语言共同体，仅仅证明有时一个语言共同体可以包含两个民族，并且语言共同体不是区分民族的唯一标志”。[40]事实上，“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强有力的角色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民族感情力量的重要部份”。[41]

　　他继而把民族国家的兴起归结为一系列因素。首先，资产阶级渴望为他们的商品提供市场，不受封建领土分割的阻碍和旧国家结构的干预。其次，现代社会中行政部门渐增的重要性，赋予语言问题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官僚机构是没有单一语言便难以运作的结构”。最后，“社会的商业化”通过增加不同地方人民之间交流的频率，为语言的统一奠定基础，并产生出较为一致的语言：“仅仅通过教育渠道很少能成功地达到同一，只能通过国家内部商业关系的发展”。[42]

　　最终，正是这一点解释了在单个国家（state）内部的敌对民族（nationalities）的兴起。在经济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能让说着不同语言的居民学习国语的地方，政府强行统一的企图增大了不同语言群体之间的分歧。有的群体因其语言被赋予官方地位而获得物质上的优势：它给予了他们在国家官僚制度的等级中晋升的优先机会。但其他群体则受到损害，并倾向致力于他们自己的国家认同以对抗官方的认同：

　　在专业生活中或在法庭面前，说的是优势语言，说其它语言的民族则处于弱势……工匠和农民的子女要晋升到官僚制度里面，对于不会说官方语言的民族来说是非常困难的。[43]

　　考茨基就此提供了比奥托·鲍威尔更为历史且更为唯物主义的、对敌对的民族主义兴起的解释——但也许正因此，倒是奥托·鲍威尔受到了当今把马克思主义指责为“化约主义”（reductionist）、忽略“种族”（ethnicity）和“性别”（gender）的那些人的赞美[44]。但考茨基的分析中存在着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将导致民族斗争逐渐消失，尽管他已洞察到少数群体是如何转向新的民族主义。在他早期的著述中，他谈道，资本主义的发展令捷克民族注定要消失。而甚至在放弃了这个见解之后，他仍认为民族冲突会随着资本主义商业变得愈来愈国际化而逐渐消失：

　　当（社会）交流随着经济发展而扩张，使用同一语言的人民的圈子也必定会跟着扩张。由此出现了统一的语言扩张的趋势，这些统一的语言会吞并其他民族，使它们失掉自己的语言而采用优势民族的语言，或采用某种混合语言……

　　各民族加入国际的文化共同体，这将从商人和受过教育的人更多地使用通用语言而反映出来……[45]

　　这里有个一重要的洞见，使得考茨基对奥托·鲍威尔在社会主义者之间促成民族对抗的做法加以抨击：

　　纯粹的民族文化从没有比现在更不可能了。因此当人们谈论着民族文化、并认为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要赋予群众以民族文化时，我们会觉得十分不解……当社会主义社会给大众提供教育，它也给予他们说多种通用语言的能力，并因而能参与整个国际文明，而不只是特定语言共同体的个别文化。[46]

　　但他的洞见却被埋没在一种更宽泛的分析之中，这种分析大大低估了资本主义怎样在创造出克服民族对抗的可能性时，又煽动起民族对抗。

[17] 《共产党宣言》。K.M.arx and F.Engle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Marx, Engles and Lenin, The Essential Left (London, 1960), p.33.

[18] 有些作者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民族问题时回避这一点，因此反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Laclau）的跟随者Ephraim Nimmi把它归结为当时他们其实还没有掌握精致的唯物论分析。参见其Marxism and Nationalism （London，1991）.

[19] 捷克的运动较接近鲁塞尼亚（Ruthenians）和南方斯拉夫的现代民族运动，早在1848年，最初的捷克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便在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计划下，企图把波斯尼亚和摩拉维亚的农民联合起来。他们所采取的办法对高地人、布列顿人和卡利斯人当然是不确实的。马克思的《Neue Rheinische Zeitung》确曾对捷克人表示同情，直到他们的领导人在奥地利君主政权攻击民主主义运动时抛弃自己的价值。

[20]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1867年11月2日）》Letter of 2 November, 1867, Marx-Engles Collected Works (Moscoe, 1987), pp.460-461.

[21] Letter of 30 November, 1867, 同上，vol.42, pp.486-487.

[22] 《马克思致库格曼（1969年11月29日）》。Marx to Kugelmann，29 November，1869，Ibid.，vol.43，pp.390-391.

[23] 参见《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On the Decline of Feudal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National State.” 写于1884年底，目前收录于Marx-Engles, Collected Works, vol.26, pp.556-565. 而仅在两年之前，恩格斯的手稿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Germans” 中，还写着“日耳曼民族从凯撒时代存在至今”。参见Collected Works, Vol.26, p.30.（中译本见全集21卷，452页）

[24] O.Bauer, ” The Concept of Nation”, from Die Nationalitatfrage und die Sozialdemocratie, 收录于法文版 G.Haupt, M.Lowy and C.Weill (eds.), Les Marxistes et la question nationale (Paris, 1974), p.235.

[25] O.Bauer, 同上，p.238.

[26] 同上，p.239.

[27] 同上，pp.241-242

[28] 同上，p.243.

[29] 同上，p.249.

[30] 同上，p.264.

[31] 虽然他批评某些方面。参见E.Nimni, Marxism and Nationalism, op.cit., p.145.

[32] 1899年奥地利政党采用的布尔诺计划收录于罗莎·卢森堡的《民族问题》The National Question (New York, 1976), pp.104-105.

[33] G.Haupt, ”Les Marxistes face a la question nationale: l'histoire du problem”, in G.Haupt et.al, op.cit..

[34] 同上，p.49.

[35] 考茨基《民族性和国际主义》。“Nationality and internationalism” Neue Zeit, January 1908, translated in French, ibid.p.129.

[36] K.Kautsky, “La nationalite noderne”, Neue Zeit, 1887, translated into French, ibid, p.119.

[37] 同上，pp.114-127.

[38] 同上，pp.114.

[39] 同上，pp.116.

[40] 同上，pp.35.

[41] 同上，pp.136.

[42] 考茨基《民族性和国际主义》。Kautsky, “Nationality and Internationalism”, Neue Zeit, 1908, 同上，p.136.

[43] bid., pp.137-138.

[44] 典型的例示参见 E.Nimni, Marxim and Nationalism, op.cit..

[45] 考茨基《民族性和国际主义》。K.Kautsky, ”Nationality and Internationalism”, quoted in R.Luxemburg, The National Question, op.cit., pp.126-127.

[46] 同上，p.127.

改写者补注：

　　① 改用《共产党宣言》中译本。

　　② 在德国、匈牙利、意大利和波兰建立新的民族国家（establish new national states in Germany, Hungary, Italy and Poland）：原译稿漏掉了“意大利”。

　　③ 种族群体（ethnic groupings）：原译稿为“民族组合”。不知道在台湾的语汇里“民族组合”是什么意思，总之在这里很含糊，参照文意，可译为“种族集团”，事实上用“种族”即可。grouping指集团、派别。ethnic group指同文同种的（旧式）民族，即并非在历史变迁中形成，而是未开化社会里聚居的、同文同种的部落、种族。

　　④ 他们面临着在爱尔兰反抗英国统治的鼓动热潮（faced with a renewal of the agitation against British rule in Ireland），原译稿“面对着在爱尔兰反抗英国统治的革命煽动之热潮”，多出“革命”一词。renewal有新生或复兴之意，这里沿用译稿之“热潮”。

　　⑤ 我已竭力设法激起英国工人举行示威来援助芬尼亚运动。（《马恩全集》第31卷第381页译文）（I have done my best to bring about a demonstration of the English workers in favour of Fenianism）：原译稿：我已尽我所能，去产生英国工人支持爱尔兰脱离英国统治的示威。

　　⑥ 爱尔兰人需要的是：1、自治和脱离英国而独立……2、土地革命……3、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以抵制英国（《马恩全集》第31卷下第405-406页译文）（What the Irish need is ... self government and independence from England.. Agrarian revolution.. .Protective tariffs against England.）。原译稿：爱尔兰人需要的是自治与脱离英国而独立……农民革命……用来对抗英国的保护关税。

　　⑦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9年11月29日）》，引自《马恩全集》第32卷第625页。

　　⑧ 在对爱尔兰问题的探讨中，马克思做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In his approach to the Irish issue, Marx was making a very important point）：原译稿“马克思在爱尔兰问题的方针中说明了很重要的一点”。

　　⑨《德国农民战争》（The Peasant War in Germany）：原译稿误为“德国《农民战争》”（The Peasant War）。

　　⑩ 在脱离了带有早期中世纪特征的种族混杂之后，新的民族主义逐渐发展起来（out of the confusions of people that characterized the early middle ages, there gradually developed the new nationalisms）：原译本为“从刻划了中世纪早期的混杂、未被定界的人们那里，新的民族主义渐渐发展起来”。大陆中译本为“从中世纪早期的各族人民的混合中，逐渐发展起新的民族……”（转引自《马恩列斯论民族文学》）

　　⑾ 原译稿为“命运的社群”。改写版基本上将“community”统一改译为“共同体”。奥托·鲍威尔的论述可参见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的引述：“民族就是那些在共同命运的基础上结合成共同性格的人们的集合体。”（注：见奥.鲍威尔的《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1909年镰刀出版社版第139页。）鲍威尔对“命运共同体”的定义是：“命运共同体不是意味着遭受同样的命运，而是意味着在经常交往和不断互相影响中共同经历同样的命运”。鲍威尔还区分（命运的、性格的）“共同性”和“同一性”，认为前者比后者复杂且重要。比如各国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交往关系，但是这些关系毕竟比英国工人和英国资产者由于以下的原因而建立的关系松散得多：他们二者生活在同一座城市，读着同样的墙头告示、同样的报纸，参加同样的政治活动或体育活动，他们本身偶尔互相对话，或者双方都和同一些人即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各种中间人对话。……”（摘自《鲍威尔言论》三联书店1978年版P11）

　　⑿ “无产阶级世界主义”（proletarian cosmopolitanism）：Cosmopolitanism意为“世界主义”。原稿译为“国际主义”（英文应为internationalism）。

　　⒀ 最简单地采取工人阶级立场对抗资产阶级世界的国家冲突（“the most primitive take of position by the working class as against the national strife of the bourgeois world”）原译稿相当含混：“工人阶级最原始的位置之采取，如何对抗资产阶级世界的国家争斗”。

　　⒁ 譬如采用“讲捷克语与德语的同志”而不是“捷克和德国同志”（for instance talking of “Czech and German speaking comrades” rather than “Czech and German comrades”）——原译稿只有：例如说到“说捷克与德语的同志”。后半给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