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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路
1931年10月2日
说明：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于10月30日，11月20日第22、23期载文批评这篇文章。
用外交政策牵制某方面敌人，使有利于自己之斗争，有时固宜行之，然自己若没有斗争之决心与实力，专依赖外交来以敌制敌，这不但是妄想，不但是奴性，直是引虎自卫，仰仗一面敌人之保护以拒绝另一方面敌人的危险政策，菲律宾之赖依美国，朝鲜之依赖日本，便是弱小民族苦的经验。
前清不自奋斗，妄用所谓“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于一八九五年依赖俄德法三国之干涉，归还辽东，次年又遣李鸿章使俄，秘密赠送东清铁路敷设权于帝俄，缔结喀西尼条约以抗日，这便是三十六年以来中国自己提出满洲以供国际帝国主义竞争践踏之开幕。一九○三年帝俄占领奉天，前清不知利用民愤自己奋斗，乃转而依赖日本主张公理公道，出来打抱不平，主张公理公道的日本果然出兵“为中国打抱不平”了，一九○四年日俄开战，中国竟公然宣告中立，只暗中帮助日本的忙，其结果日本继承了帝俄在满洲一切权利有增无减，这便是二十七年以来中国自己断送满洲于日本帝国主义之开幕。其后，美国于一九○九年以来提议“满铁”中立，日俄于一九一○年成立“满洲协定”，日本于一九一五年利诱威迫袁世凯政府签定基于二十一条要求的“中日条约”，日俄于一九一六年订立“秘密协约”（此密约由十月革命后苏俄新政府宣告帝政时代带侵略性质的条约一概无效，才公布于世），以至一九一七年“日美共同宣言”即日本所称“蓝（辛）石（井）协定”发表，中国的满洲以至全部中国，已成为国际帝国主义的竞争场与践踏场，亦即所谓东方的巴尔干。日美共同宣言，乃由于日本为抵制美国两次和帝俄所订立的“满洲协定，和“日俄密约”，都被新俄宣布无效，不得不直接与美国协商，以日本承认“门户开放”与“机会均等”和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相交换，这是两个帝国主义强盗共同宣言之全部内容。当时日本一方面大庆外交成功，一方面以承认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为美中不足，特别在南满。中国北洋派的北京政府虽然曾通牒日美及其他关系各国，不承认此宣言；而一班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留美学生，竟信奉“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为救国的金科玉律。一九二七年以来，资产阶级的新政权，如蒋介石张学良辈，害怕以民众的革命势力对付帝国主义，仍袭用前清“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即迎合美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野心，依赖美国帝国主义势力，来抵制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的侵略。因此，日本帝国主义遂亦急乘美国和英国遭遇空前的经济危机无暇和它竞争以及中国政府消灭了民众运动的机会，由万宝山和朝鲜惨案的尝试，进到突然出兵占领满洲，以便进行其新二十一条的谈判。
以上就是此次满洲事变的一切远因和近因。
一直到现在还自夸“革命政府革命外交”（蒋介石答上海请愿大学生）的国民党政府对付此次满洲事变的政策是怎样呢？
中执委会通电： 一、铲除赤匪，二、努力救灾与御侮，三、党员大团结，四、全国下半旗一天志哀。
蒋介石报告： 守严整之纪律服从统一之指挥，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此时务须劝告民众，严守秩序，服从政府，尊重纪律，勿作轨外行动。
张学良饬其部下： 坚忍一时听候交涉。避免与日军冲突，以维中日邦交。决持镇静态度无论日方如何压迫，始终取不抵抗主义，并对日侨予以安全保障。
张学良语北平记者： 仍望国人冷静忍耐，勿生枝节。
张学良决定： 对日取不抵抗主义，向世界宣布，以求公论。
邵力子语记者： 中国取无抵抗态度，愈足暴露日人横暴，国际间定有公评。
王正廷语记者： 致电国联，请主公道，以维国际信义。静候国联公平处决。
王正廷报告： 致电日内瓦本国代表，想国联方面，当能依照盟约，处理此事。
张继语记者： 须取甘地不合作主义，毋须喊口号，贴标语。
韩复榘电： 请为镇静应付。
北平各要人： 力持镇静，因日违国际公法，我取不抵抗主义，世界必有公判。
杭州党政当局： 主张暂持镇静。
蒋作宾电外部： 对日军在东北行动，仍持镇静态度。
褚民谊语记者： 此种举动（指通电各国良心公平裁判）实较其他有力，因世界上公理尚存，决不能任强权霸道：电粤方及中央重复团结，开救国会议。
戴传贤报告： 似此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的兽行，绝不能使其存留于世界，我们现在没有什么话可说，唯劝告大家努力做人。
张继演说： 过去呼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口号……得罪了全世界，今后必拥护一个政府……实行读书，造才救国。
李石曾演说： 对日强盗行为，非一朝一夕所能克服，必须以经济建设抗敌，沈阳事件吾人可证实须和平奋斗，不要感情用事。
国府通电各军： 坚忍沉毅，力持镇静，取稳健团结之精神，务须避免轨外行动……保护日侨，并切实劝谕人民，务守秩序，听政府为正当之解决。
何健通电： 消弭内争，力御外侮。
何成濬： 主张力持镇静，听候中央交涉。
汉口官场： 劝人民力持镇静，以待公理解决。
沪市执委告同志： 指导民众使不致有越轨盲动的流弊。
中执委告全国学生： 学生能一心一德服从指挥以为全国国民倡，则国事必有可救。外交仅应公开军事自有机密。
吴铁城诫平党部： 勿唤起民众对日侨有轨外行动。
李石曾张继电粤： 维持中枢即所以应付国难。
行政院电北平市府： 保护日侨，并防反动分子乘机作轨外煽动。
北平军警对学生： 禁止学生结队游行，校内期会由便警参加，学生演讲以三五人为限。
青岛市府电外部： 力持镇静，切实保护外侨，严防反动煽惑，并与日领馆接洽，双方开诚，共同防范。
以上这些“革命政府的革命的外交政策”，可归纳为下列几点：一、对于日本任何压迫，都力持镇静态度，逆来顺受，始终取不抵抗主义，避免与日军冲突，而且还要切实保护日侨，以维中日邦交；二、一切人民须一心一德的维护，国民党政府的“革命外交政策”，听它统一之指挥，严守它力持镇静的纪律与秩序，勿感情用事，勿为越轨行动，静候国民党政府正当解决，否则以反动分子乘机煽动治罪；三、国民党政府的正当解决是：静候国际联盟公平处决和发起凯洛非战公约的美国出来干涉。照国民党政府这样的“革命外交政策”来应付此次事变，自然只有顺着这样的方式进行。
人民静候政府正当解决——政府静候国联公平处决——国联认日本行动为满意——日本更将满意的自由行动。
照常情说，凡是中国人都不能满意于这一公式；独有跑到南京向蒋介石请愿的上海大学生，对于蒋介石的训话，表示满意，这真是出乎常情以外的事；这班大学生在口头上似乎也很热心于抗日救国的运动，然而费了很大的气力跑到南京，什么表示也没有，只跟着南京的学生喊了一阵“拥护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万岁”，这类口号，人民耳朵里已听得烂熟了，如果它能反日救国，满洲事变已不至发生了，并且这些口号，张学良、曹汝霖、王正廷都会喊，不必青年学生；并且这些口号，在上海也可喊，不必旷时费事的跑到南京去喊，这真是出乎常情以外的事！上海学生群众，对于这样出乎常情以外的事，如不即时加以纠正，这便是学生运动重新低落之起点，同时便是国民党政府重新制止学生运动之起点。
本来民众运动中能以坚持较久的只有工人阶级，所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极力制止工界组织抗日救国会。
报界工会说得对：“四五年来，反帝国主义运动低落到地平线底下，而帝国主义的压迫侵略，不但不曾减少，反而与日俱增”，这便是此次日本帝国主义敢于横行无忌之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国民党政府，一直到现在国难临头，对于民众忍无可忍才一开始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还想乘间伺隙，用违反革命纪律或扰乱秩序等罪名，加以制止，所以如果有人一面拥护反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一面又拥护国民党政府，则不啻直接向帝国主义自缚其手足！
在仅可能的对帝国主义逆来顺受仅可能的制止民众运动的国民党统治之下，此次满洲事变发展前途和关系中国民族命运如何，大致是可以预见的。
日本帝国主义此次突然出兵占据满洲，并不是冒昧从事的，它看清了列强此时不暇和它竞争，和一九一五年世界大战中一样；它看清了中国国民党资产阶级政府决不敢和它抵抗，也和一九一五年袁世凯政府一样；它看清了中国现在是反革命势力的统治，也和一九一五年一样；反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已为国民党政府长期的普遍的压下去了，再经过万宝山案和朝鲜惨案之探试，更看清了国民党干涉与领导之下的所谓“民众运动”只是些官样文章，没有一丝一毫革命的气味，所以它才敢四顾无人的自由行动起来。它此次出兵的手段，即所谓“外交保障占领”；其目的是在获得一九一五年的二十一条更凶恶更确定的中日条约，至少在南满与东蒙，这便是年来他们所喊叫的“根本解决满蒙悬案”，换句话说，就是要获得和日韩合并五年前“日韩协定”相等的中日协定，以决定满韩合并的命运，并且，日本解散韩国军队，是由统监伊藤博文到韩后才实行的；现在日本更急进一步，满洲还没有日本的统监，而已在非战争状态的平时，驱逐解散了所有的奉军，毁坏了奉天兵工厂，夺去了：
大炮八十余尊
其他炮六百门
飞机二百六架
步枪十二万支
机关枪五千挺
此外还运走了张作霖所遗留的八万金条（值现洋二万五千万元），姑无论芳泽撤兵的声明是否可信，姑无论是否滑稽的撤退若干军队至满铁附属地；而最近满洲所发生的事实却明白告诉我们：日本帝国主义指派一班卖国奴宣布满洲独立，这是已经以吞并韩国的故技公然施之于满洲了！然而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某一要人竟得意忘形的发表谈话：“芳泽已郑重为日政府声明，立将现在东省之日本军队撤退至南满铁道附属地，此事足证军阀已受极大惩创……日军占据东省之一幕凶剧，由此将告一段落，日本军阀苦心经营之计划，竟于一星期内归于失败”（九月二十八日《新闻报》），又另一国府要人对中外记者说：“距今十二日前，日本开始破坏远东和平，暴力侵占东省，当时日本国内军阀趾高气扬，目空一切，以为多年迷梦，吞并计划可实行，乃不旋踵间，已不得不在国联行政院宣告失败”（十二月二日《新闻报》），原来是日本帝国主义失败了！像这样昏瞶无耻的官僚，真值得学生青年大喊“拥护”与“万岁”吗？
日本不完全退出占领地，不恢复事变前原状，国民党政府拒绝和它谈判吗？这是鬼都不能相信的，国民党政府只要有代表国民签字的资格，它能够拒绝新二十一条的要求到底吗？（承认满蒙独立包涵在内），就是他们自己也不能相信，经过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迫与利诱，始而将要把全部至少是一部分严守外交秘密，因为“民气嚣张，一经宣布，舆论沸腾，措施益难”（曹汝霖语）；继而又会欺骗国民说：“政府兢兢业业，既不敢意存挑拨；以速危机，又不敢轻言让步，自丧国权”（袁世凯派曹汝霖在参政院报告语），同时自然要求救于主张公道的国联与美国出来打抱不平，结果，恐怕还是要照济案的先例，坦然向国民宣布“不得已忍辱负重”，那时谁要反对，谁便是共产党，“如有违反革命纪律，或扰乱秩序者，政府当本其职守以制止之”！
或者有人以为我们这一类预测，未免侮辱国民党太甚，其实，国民党求救于国联与美国，固然不侮辱它自己，而侮辱中国民族则更甚了！因此且陷中国民族于最悲惨的命运！
英帝国主义因金镑奇跌，至不得不采用非常手段，取消金本位制；美国帝国主义国库岁亏十万万金元，最近又有十六家银行倒闭：他们自身无法挽救的经济恐慌，使他们很难即时和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争衡，至于希望他们为中国打抱不平，便是等于希望国际帝国主义者自动的抛弃帝国主义，这是何等滑稽的幻想！为争夺市场和重新分配殖民地半殖民地，却是帝国主义挽救其国内经济恐慌之盲行的出路；中国的满洲问题，倘不能自己由民众的力量得到革命的解决，而依赖别的帝国主义力量来解决，则过去的“以夷制夷”政策既然重演，过去的失败历史也必然重演：不是门户开放和特殊利益相争持的美日战争，甚至扩大到世界战争，在中国做战场；便是列强阳为应援中国，阴实坐视日本新二十一条要求之进行与成立，向中国要同等的特权与利益，中国沦为列强分辖的殖民地：无论是那一种结果，中国国民党和一班高等华人妄想求救于国联或美国，其罪恶岂只是侮辱中国民族而已！
在此次反日救国的运动中，只有“排货”和“对日宣战”这两个主张，不但是多数民众的意志，而且比较的正当，然不加以明瞭正确的注解和有效的方法便会归于空泛无结果，甚至走入歧途。
先说排货。第一，我们要懂得：只有站在政治斗争的利益上，以非常手段与决心行之才有意义，才有效果，即是说排货者自身必须准备极大的牺牲，长期忍受极难堪的痛苦，以期获得被排者政治的让步；若站在经济观点上，计及某种原料之损失，某种日用品之缺乏和某种工业之破坏等……则处在现今盛行分工与交换密切相关之整个的经济世界，所能排之货，只限于某国某几种商品，这乃是国际间工业竞争之经常方法，所加于被排者之打击至极有限，如此而被以排货或经济绝交之名，实属空口呼号而无实际意义的滑稽把戏。自来排货之无效与不能持久，其弊实在于此，即是计较经济上的利害得失。第二，我们要懂得，排货是商人绝对的损失，希望商人自动的排货和商人自己检查，这也是再滑稽没有的事。所以只有由工人和学生组织大规模的检查队，然后排货运动才能收实效。
再说对日宣战，希望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也等于希望商人自己检查日货。第一，殖民地或落后国家对帝国主义宣战，和寻常两国间的战争不同，这是一种革命战争，是需要革命的民众武装参加的，是不能抑制民众运动抬起头来的。而国民党政府宁甘受帝国主义的压迫而不愿受革命民众威胁，第二，若没有广大武装民众持久的殊死战，单靠国民党政府一点脆弱的军队，不足当日本帝国主义军队之一击，国民党丧失了军队即丧失了政权，它宁肯牺牲民族命运而不肯牺牲政权。要对日宣战，要实现民族革命战争，要获得反帝国主义战争的胜利，只有中国第三次革命复兴，以革命的民众政权（这一政权，将经过全国抗日救国会而实现或经过国民会议或苏维埃［注：本文在收入储安平编《中日何题与各家论见》一书（新月书店，1932年11月版）时，将“或苏维埃”四字删去。］而实现，是由其组织的内容与斗争来决定的）代替反革命的国民党政权，领导全国的革命民众和兵士，抱着美国十三州独立和法国俄国大革命始终不屈不挠的精神，再加以全世界无产阶级特别是日本无产阶级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特别是朝鲜民族的帮助与声援，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战，同时以长期的排货，给日本资产阶级以致命的打击，即今日帝国主义在军事不曾失败，其国内经济的政治的危机，也会迫着它不得不向中国革命的民众让步。这便是我们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道。
此外并没有别的路，在国民党资产阶级统治之下，服从它力持镇静逆来顺受的统一指挥，跟着它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和求救于其他帝国主义，决不是中国民族应该走的道路。
十月二日
1931年10月8日 《火花》第一卷第三期 署名：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