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陈碧兰 我在中国妇女运动的经验 （1976年12月29日） 编者按：为了纪念三八节这个国际劳动妇女纪念日，我们特选了这篇叙述二十年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文章，献给读者。作者在文中，写出了她亲身参加的经验，具体而生动地记下了中国妇女斗争光辉的史页。文章发表在美国《战士报》（The Militant）上，收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反应。由于字数较多，我们将分三期连载（原文刊载于十月评论）。
一九七二年冬，我在《国际社会主义评论》（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理论刊物，1956-1974年出版）一九七二年十月号上，读到艾丽斯·沃特斯（Mary-Alice Waters）所写的《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运动》（Feminism and the Marxist Movement）一文。 我对这篇文章很感兴趣，特别是以下所引一段： “一年半后，在一九二二年尾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上，一九二一年决议的主要路线再得到确定。大会指出一些支部——没有明确指出——并未执行上次大会的各项决定，因而大会敦促它们补过。大会特别谈及中国同志在妇女中所作的有效工作，使妇女依照第三次大会定下的路线组织起来。共产国际对于殖民地国家的特别受到压迫的妇女工作极为重视。他们认识到，在落后国家里，正如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里，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不动员妇女，便不可能将政权转到工人阶级手中。”
当我读完了上面所引这段话之后，我时常想写一篇从1921年开始，我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及随后从事妇女运动的经过和经验，作一具体的描述，以此证明艾丽斯的研究和叙述之准确而完全符合事实；或者将《我的回忆》第二章“女子师范的生活与斗争”译成英文单独发表，以此证明这一段历史曾掀起了一个巨大而胜利的妇女运动，但都因为无人翻译，只好作罢。“特别与这问题有关的，是刊登于《国际社会主义评论》一九七〇年六月号上的《中国革命中的妇女》一文。该文是对陈碧兰的访问记，她是现时第四国际中国支部的领导人之一，在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一位共产党领导人到她就读的女子师范学校，作了一篇题为《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的演说。她是共产国际在它有革命性的年月中以正确路线争取到马克思主义运动里来的那类妇女中一个特出的例子。陈碧兰描述了她们如何组织起女校同学，要求剪发、男女同校，集会讨论问题（如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等权利，更有参加罢课，参加五一示威和组织妇女会等权利。” 现在，娜塔莉要问我一系列的关于我过去参加革命运动的情形——即我本人自1921年以来参加革命运动，尤其是妇女运动的实际活动以及经验和教训，现在根据我的记忆，按照她所提出的问题来答复。 问：你在第一个时期开始参加革命运动，尤其是妇女运动是在什么时代，受了什么影响？ 答：假如要叙述我在中国开始参加革命运动，尤其是在妇女运动中的活动，以及所起的作用，那便首先必须同中国共产党初期的历史联系起来，因为妇女运动是党的工作之一部分，每一时期的妇女运动都有其历史和政治的背景。当然，在这方面我只简略的叙述，主要的是着重于妇女运动。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直接产物。自1920年春开始，已经在上海、北京、湖北、湖南、广东、山东等省先后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共产主义运动，又是由于两个主要的客观因素所推动：第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无暇东顾，因而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以在这个空隙中迅速地发展，这便大大地增强了无产阶级的数量，这个新兴的无产阶级，在五四运动中曾经以罢工援助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表现了他们的阶级力量；同时，也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便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由于中国社会的综合发展，使中国一部分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五四运动的领袖，如陈独秀和李大钊等，很快地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思想，并积极地进行建党的活动，因而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正式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共产党。单从武汉来说，自1921年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参加大会的十二位代表中，就有四位湖北籍代表于大会后都回到武汉（有一位代表刘仁静也是湖北人，当时为北京大学的学生，代表北京，仍回北京），如董必武、陈潭秋（代表武汉）、李汉俊（代表上海）、包慧僧（代表广东）等都在大会后同到武汉，积极进行各方面的工作，他们都是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始人，在社会上都有相当的地位和声望，董必武是日本留学生，当时任武汉中学校长（在1949年中共取得政权后，成为中华人的副主席，一直到去年九十岁逝世时为止），陈潭秋毕业于武昌国立高等师范，从1921年开始，便作武汉中共的省委书记，一直到1926年春为止。尤其是李汉俊在社会上的声望和发生的影响最大。由于他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生（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甚多，但以帝大声誉最高），在五四运动中又曾在当时著名的上海星期评论写了许多文章，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始人之一，是当时最有理论修养的人物。他于1921年初秋回到武汉后，即在各学校演说，并主编武汉星期评论，在当时武汉共产主义运动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随后他们一起计划武汉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并且计划如何开始进行妇女运动的工作，因而李汉俊便决定去访问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他们在日本时原就认识，但李对这位校长的学位高得多，所以女师的校长很乐意地邀请李到女子师范学校去演说。 问：这位李汉俊，是不是沃特斯文章中所提到的“一位共产党领导人到她就读的的女子师范学校，作了一篇题为《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的演说。” 答：是的，就是他，他是在1921年秋初到我们的学校来演讲的。我们学校名为女子师范学校，为湖北省唯一的官立女校，学生数百人，她们都是从各县录取来的，还附设女子小学，高小毕业便可参加作为师范生的考试。 当李汉俊宣布他的《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讲题后，他便浩浩荡荡地叙述妇女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并推演到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她们在各种不同的社会中，其地位是大不相同的。他最后的结论是： “妇女要想获得同男子平等，首先要谋经济独立；要想获得彻底的解放必须改革社会制度，只有全人类，尤其是无产阶级得到解放，妇女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这篇演说，给予我重大的影响。后来，我才知道，他演说的内容，完全是倍倍尔的《妇人与社会》（即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录入者注）的缩影。随后我重三复四地读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当时该原著尚未译成中文，由日本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山川均缩写为《妇女之过去与将来》，由李汉俊译成中文出版。该原著在数年之后才译成中文出版）。我的初期社会主义思想，是从这本《妇女之过去与将来》书中得来的。因此，我特别提到倍倍尔的这本书（往后我读过他的原著），也特别对艾·沃特斯说到倍倍尔时有兴趣。 李汉俊的演说，已经在这个封建堡垒的女子师范学校投下了一颗反对封建思想的炸弹。接着他又介绍一位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创始者之一的刘子通当我们这一班的国文教师。他一来，便立即把1919年五四运动的新思想都运输进来了。首先就是改革国文教材，猛烈地攻击文言文（即古文），而提倡白话文（即通俗文），这是五四运动的最大成果之一（我们全校五班师范生都是读古文的）。同时，他从各种新思想杂志以及报纸的进步副刊中，选择具有新思想内容的论文和文艺作品来作国文教材，用油印发给我们。同时，在课外读物方面，他用自己的薪金，收买一些新思想的书报、杂志给我们阅读。这样，不到两个月（最初接受他的思想，在全班五十名中，只有我和另一位姓杨的），佩服他的学生逐渐增加，我们首先组织一个国文研究社，其他各班的同学也可以来参加。由于刘的口才甚好，别班的同学也有一部分佩服他。因此，我们的思想便如狂潮般地猛进了。于是，男女平等、社交公开、男女同学、婚姻自主……各种新思想飞快地在我们脑中形成起来了。 问：你们已经有了上面所指的那些从来没有过的新思想在你们的脑中，但你们用什么方法表达出来呢？ 答：我们利用这些新思想作题材，组织演讲会、辩论会以及讨论会等，在这些会议中，前进的思想方面，是占着上风的，因为我们读了许多关于这些问题的新思想的文章，有充分的理论驳倒那些反对者。此外，我们还在校外组织一个“妇女读书会”，租了一间屋子，收集了一些书籍，作为我们的图书馆，由李汉俊、刘子通、陈潭秋为指导者（包慧僧有时也来参加妇女问题讨论会），主要的当然为李汉俊。我们在这个读书会里，学到很多的知识，不但经常讨论妇女问题，而且还阅读某些社会科学和社会主义的书籍和小册子，如唯物史观，达尔文的物种原始论，妇女之过去与将来，以及共产党宣言，列宁，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小传等等。 由于在这一学期中，我们在学校里的活动很积极，尤其组织了学生自治会，对学校当局有一系列的要求和建议。因此，校长以及那些守旧的教古文的国文教员们恐惧起来了。他们认为：我们之所以作出这些活动，完全是由于我们的国文教员所指挥和鼓动起来的，于是决定在本学期终结放寒假时辞退他。 在1922年初，寒假已满，学校开课了。当辞退我们的国文教员刘子通的消息公布出来时，激起了全班同学的公愤（除少数同校长有关系和思想反动者外）。我们召集紧急会议，通过一致挽留国文教员的决议，并派代表向学校当局要求收回成命，重新聘请他回来。然而学校当局置学生的要求于不顾，于是在愤怒与激动的情绪之下，宣告全班罢课了。这是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开办以来第一次的创举。五四运动的思想炸弹，已经在这座封建堡垒里开始爆炸了！ 全班罢课的举动，由于我们第一次踏上斗争的舞台，天真而没有经验，被校长和那些老奸巨猾的教职员们，在学生当中，用离间（如说多数是被少数过激分子所利用）和威胁的手段，用签名的办法，使全班五十名中只有十二名签名愿继续罢课者，罢课是失败了！我们的国文教员自然辞退了。我们们觉得同学出卖了我们，我们痛心了，全体一齐痛哭了！ 然而，经过一番理智的思考之后，我们自信，我们的人数虽少，但在适当的时机，是可以影响全班的，因此，继续斗争的意志又复活起来了，我们因此得到教训：决定胜利的主要条件，是要预防敌人破坏团结，要注意自己方面的紧紧团结。由于我们注意到这一点，因而，在这个学期中，我们一致赶走了好几个不称职的教员。同时，我们几个激进分子，在同情我们的日报上写文章，暴露学校各种不合理的制度，如检查学生的信件，不准学生出校门……以及校长任用私人，封建思想的训话等等。 此外，我们不但参加前进的团体活动，如“武汉妇女读书会”以及“武汉学生联合会”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因为我们中有五个人于1922年四月已经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等等，而且还参加社会主义活动，如到汉口工人区去参加各种会议，如三八国际妇女节，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纪念会等。尤其是当纱厂罢工期间，我们一批激进分子都到那里去演说，鼓励他们斗争到胜利为止，因为那里有许多女工。 在1922年的“五一劳动节”，我们五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和同情者，在党团的领导下，筹备了一个规模庞大的纪念会，在武昌青年会大礼堂举行，这是湖北省第一次的创举。纪念会开了整整一个下午，除了党派了当时在党内不著名的一位男同志演说外，其他所有的节目，如演讲、话剧、音乐、舞蹈（集体舞）都是由我们女师的学生担任的。最有意义的“五一”的歌词，是由我们作词，由我们新来的（旧的被赶走了）音乐教员制谱，他亲自上台奏乐，由我们唱歌词。因为他是北京大学音乐系毕业，曾留学外国，为当时武昌国立高等师范教授，他有“五四”的传统，因而他同我们五个人有交往，同情我们的思想。 问：看来当时武汉党的情形在各方面都发展得很快，有学生运动、工人运动以及妇女运动，但以哪一种运动开始得最早？ 答：以学生运动开始得最早。在1922年春，北京全国学生联合总会，曾派三位代表到武汉，同武汉各校的学生接洽，筹备成立湖北全省学生联合会。可见有些学校已经有学生会的组织。这三位代表全是共产党，二位男的均为北大学生，一名为李俊，一名为朱务善，女的为北京女高师的学生缪伯英，为当时唯一活动的女同志，他们同我们五人谈过数次话，缪往后成为我的好友之一。 尤其因为当时党接受了1921年共产国际的决议，所以特别注重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国际代表维金斯基于1921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曾到武汉）。因而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蓬勃地发展，超过了学生运动。 在1922年的暑假将届，我们准备在此二个月中，不回家度假。为着继续斗争，我们用“妇女读书会”的名义，筹办暑期补习学校，校址借用“武汉中学”。校长便是前面所提到的董必武（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他是共产党人，为了他公开作校长的原故）。虽然女师的校长在各方面破坏我们所筹办的补习学校，通知学生的家长叫他们不要让他们的女儿进我们的补习学校，但仍有八十几个学生。讲师除李汉俊外（我们的国文教员刘子通不能出面，因女师几个教古文的国文教员上书向政府当局控告他煽动学潮，提倡共产公妻主义，当局要驱逐他出境，准备不久去北京），其他的几位是从北京大学回来的学生或教授，都是思想前进的人物。因此，我们在这两个月中，在思想和学识方面，都获得了相当的进步，尤其重要的是影响了一批同学（各班都有），这便为下一个阶段同学校当局斗争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在将要开学之前数日，我们五个人的家长接到学校当局的通知书（罢课时本有十二个人，有七个被家庭幽禁于家中，留级一年，可避免开除，这当然是同校长作的协议），其内容为“学生〇〇〇往往破坏校规，借端滋事，请贵家长转送他校，敝校不能负责”等等。 我们被开除的五个人，在学校开学的那一天，我们一齐进校，到处占据位置，首先是占据一间寝室，把床铺整理起来，随后到别处占据位置，因为从寝室到饭堂，都没有我们的名字。我们准备上课时，一齐进教室，这是校长最害怕的事，因为这样就推翻来了他给家长的通知书，而且在通知书中，只是要求家长转送他校，并未明白说出开除，因此，我们很有理由进校上课。这样，我们这一班便停止开课。这种情形，约莫延长了两个月，我们五个人在此时期中，不出校门，整天用功读各种书报和杂志，改变上学期目中无人的态度。这样，同情我们的学生一天一天地多起来了，她们在各班暗中活动。同时，由于我们这一班的学生，一年之后就要毕业（除本学期外，我们已经读了四年）。因此，每个学生的家长，对校长无能的不满，都纷纷来信指责学校当局对于五个学生的问题，长久听课而耽误了全班学生的学业，学校当局在这种情形之下，感到异常之困恼。 因此，校长首先就用利诱的手段个别的找我们五个人谈话，对我除了极力称赞我的天分很高外，根据这个原因，愿意培养我，他说： “我愿意趁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录取新生有空额，我以湖北女师校长的名义，保送你进去，从开始直到毕业的费用等，都由本校担负，过去有几个优材生曾经享受过这种待遇。现在还有一个优材生正在享受这种待遇哩”。 我回答说：“谢谢校长的好意，不过我还要同我的几位同学商量商量。”校长明白我是婉言拒绝，故没有说下去。 随后，我们五个互相叙述校长对我们个别谈话的内容是大同小异的，他是按照我们的情形而用狡狯利诱的手段，企图个别的解决，当然没有结果。 问：那么以后校长又怎么办呢？ 答：当这一条道路行不通之后，他又联络湖北省教育厅长、大学校长以及社会名人来同我们谈判，由这几位有地位的名人和大学校长，如国立武昌高等师范的代理校长兼教务主任，中华大学的校长陈时（即叫我暂住他家避免逮捕的堂叔父），名学者李汉俊等担保我们考进武昌高等师范。这个最高学府并非男女同学，但他们说这一学期得到教育部的批准，开放男女同学，现在就准备招收女生，我们担保你们五位一定被考取。 我们听了调解者这一段叙述之后，对这种利诱的手段，立即婉言拒绝。我们的理由是：我们还有一年半才毕业，包括本学期在内，但本学期根本没有开课，即令侥幸进去了，在各种学科方面，恐赶不上。实际上，我们不好说，宁愿牺牲个人的一切利益，为着新旧思想的斗争。我们不愿意亲眼看着全省唯一官立的女子教育机关，让这般封建思想的人们盘踞着而继续黑暗下去。 问：你们一共只有五个人，为什么校长要用这样大的努力，用利诱的手段，想把你保送北京女子高等师范，随后又联络教育厅大学校长及社会名人，保送你们进武昌国立高等师范呢？ 答：第一，假如我们五个人的问题不解决，我们这一班便不能开课；第二，他知道我们很活动，勇敢，不但剪了头发，而且知道我们在汉口的江声日报上用假名写文章暴露学校；我曾用真名写了一篇短篇小说，描写一个觉悟的女学生解除父母所订定的婚约。因我知道我的所谓未婚夫在汉口，只有用真名他才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我，使他知道我对婚姻问题的主张，以及准备于必要时实行解约。他看了这文章，之后的反应以及解除婚约的经过，富于戏剧性，曾描述于《我的回忆》第三章中，这里不必详述，不过，这篇文章，在学校里曾引起了一种小小的风波。各班的国文教师（除了我们这一班外），都在课堂里对学生批评我的思想过激，在现时的中国主张婚姻自主是不可能……等等，各班都有同学告诉我。最坏的是：学校当局，因此认为过去在该报发表的暴露学校的文章都是我写的，因而校长更恨我（实际上多半是我写的）。刘子通和陈潭秋为此特别约我谈话，他们轻微地批评而带责备的口吻说：“你过去写的暴露学校的文章，都是用假名，为什么这次要用真名呢？在不必要的时候，不必过于锋芒太露，使得校长更仇恨你。”我回答他们说： “校长仇恨我的事情太多了，最恨的一次是他邀请我们全班学生的家长在他的会客厅集会，他向家长申诉不能开课的苦衷时，我同夏之栩持着给家长的传单突然进去，夏散发传单，我对家长说话希望各位家长细看我们五人签名的传单，不要听校长一面之辞”。散完传单，扬长而去。第二天早晨，校长在“朝会”对所有的学生说： ‘真是造反了！我——我校长邀请家长谈话，居然有人进去，不但散发传单，而且还要说话，真是太胆大妄为，岂有此理，岂有此理！’这故事你们早已知道，而且传单是你们赞同的。你们可以想象：校长对我的仇恨已达于极点，再多加一点，我也不在乎。不过，关于这篇文章，用真名这件事，本没有必要，不过我为了达到一种目的，所以才采取这种手段。”当他们听了我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之后，他们没有作声，而只是报以同情的微笑。 第三，学校当局，对于我们五个人在校内的一切活动和大胆的行为，不但感到头痛，而且感到他们的地位受到威胁，因而想尽办法要把我们赶出校外。至于那些所谓教育厅长，大学校长，甚至督军和省长们，他们都是利害相同的。（我们的校长同这些人有来往）。这一类人都是讨厌学潮，都害怕和讨厌闹学潮的学生，尤其害怕我们的学潮同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联系起来。因为从1922年开始，武汉的工人运动迅速发展，尤其京汉铁路的工人运动的势力日益膨胀，安源的矿工运动空前的发展。统治当局和学校当局知道我们曾到汉口徐家棚工人区去参加会议，当工人罢工时我们曾去演说，常同学生会联络，我们用五人的名义散发了无数的传单和宣言，散发到各学校，各报馆，各团体以及工会等等。因此，这些利害相同的人们宁愿利用他们的权力，给于我们五人最大的利益，因为这种利益是一般师范毕业生所求之不得的。 学校当局在任何软的利诱手段都被我们拒绝之后，便向统治当局要求由湖北省督军处下令派武装士兵到学校来逮捕我们五人，这消息首先被我的堂叔陈时得知（他是中华大学的校长，交游甚广，他从督军萧耀南那得知），武装士兵尚未到来，但一场恶斗首先临到我个人身上，因为整个陈姓氏族，除少数外，差不多都是大地主，陈时也是最大地主之一，凡是大地主家庭出身的子女，宗法的封建传统思想特别浓厚。这种思想，集体而顽强地来干涉我，企图把我从五个人中分开，抢夺我出校，准备把我放在陈时的家中居住，以避免被捕。 问：他们用什么叫你出来呢？ 答：他们用欺骗的手段，把我骗出去，说是我的父亲给我的钱叫我赶快到亚樵兄嫂家里去拿。我当时正是一文不名，急急忙忙地通知了监学处，一口气跑到离校很近的亚樵家里。他们三个人亚樵夫妇和他的姐姐（三人都是教师）急切地等着我。一齐对我说： “这是时叔（即著名的陈时，他们崇拜的偶像）叫我们骗你出来的，否则，你一定不肯出来，时叔从萧耀南——湖北省督军——那里得到了一个确实的消息，就要派武装士兵去逮捕你们五个人。所以他叫我们转告你，叫你立即住在他的家里去避一避”，亚樵说。 我回答他说：“无论如何我不去。因为我们五个人是不能缺少一个的，有危险就躲藏起来，这是最无勇气和没有道义的行为。我决不怕这种事。” “这种事还不怕吗？你真是一个傻子，难怪人家都说你最傻哩！就是在你们五个人中，别人不敢做的事情，都是你去干的。我们都是好意，叔父也是好意呀！”亚樵有点不高兴的神情说。 “好意我是知道的，不过我决不能这样做”，我坚决地说。 亚樵破脸地骂：“糊涂东西（湖北人骂人蠢才的话），我们陈姓世代功名，你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科举上时代有功名的人物。现时在湖北教育界，我们陈姓也是最有声望的，叔父和我们大家不允许你来丢我们陈姓的脸，一个女学生给武装士兵抓去，那还成什么体统”。 “胡说，你姓你陈，我姓我的陈，我顶多不姓陈好了。要你们管我干什么？我的父亲也不管我哩。”我愤怒地说。 “你的父亲太无用，他不管我们要管，我们绝对不让你丢我们陈氏家族的脸”。亚樵坚决地说。 我高声而激昂地说：“瞎说！什么丢脸，我所做的事是光明正大的，为了同旧势力和封建思想斗争被抓去，那正是陈家族的光荣；假如为了一种正义的斗争而临阵脱逃，那才是莫大的耻辱哩。我宁愿被杀头也决不做这种背叛的事。” 争吵的场面停止了，接着就是一场猛烈的搏斗，他们把大门关起来，三个人把我擒住，放在一张躺椅上，准备拿绳子来。这时，我像一头猛兽一般，猛力地拳打脚踢，从他们的包围中挣脱了出来，迅即跑到门口用所有的气力把门打倒了跑出去了（大门高大而坚实）！我真想不到当时会有那样大的力量，也许把我从娘胎内出生时的力量都拿出来了。当我破门而出之后，一边哭，一边往学校奔跑，但当我跑到自己的寝室时，头昏眼花，吐了一口鲜血，倒在床上，一点也不动。我的四个同志围坐在我的床边，听到诉述这场恶斗的经过时，她们都感动得落泪了。她们一致愤慨地说：“我们从此不出校门，除非我们的目的达到了。”还有一些同情我们的同学也来探望我，她们听了我的四个同志转述我所遭遇的一场恶斗情形之后，也异常感动。 过了不久，我的堂叔又亲自来学校要见我，当然是企图说服我，我却以病为理由拒绝。他原是我在具有前进思想之前最尊敬的，他也一向喜欢我。但自从我有了思想之后，这种尊敬之心也就跟着思想的变化而消逝了，因为我认为他（虽然他是大学校长，他对学生较开明，容许各种思想派别存在，因而中华大学的共产党人最多），也是属于官僚和政客一类的人物。 问：为什么你的父亲不管，他们却如此顽强地来干涉你呢？ 答：因为我的父亲比较开明；同时我的家庭当时已不是大地主，而是一个小地主（因我的祖父兄弟众多，田产分散，从大地主变成小地主）的家庭，又因他在日本留学时，受了西方思想的影响，他有改良主义的倾向。当我闹学潮时，曾写了一封长信向他解释我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理由和原因。他了解我，不但他同意，他把我的信给他的某些朋友看。有一位最得力的同情者告诉我说：你的父亲看了你的信十分惊奇！他说，“我以前以为这女孩子是胡闹，但这封信写得很有道理”。因此，他不像其他的家长一样，把女儿关在家里（他的女儿是罢课的十二个人之一，其他七个人都关在家里），而让他的女儿在学校暗中活动，同情我们。他不接受校长的条件：把女儿关在家里，留级一年。这位同学，在我们的学潮得到胜利的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她的名字叫蓝淑文。在北伐军占领武汉时，她加入共产党，从事武汉妇女协会运动。 至于我的堂叔兄嫂和姊姊等为什么如此顽强地来干涉我，这是由于宗法封建传统甚深的原故。因为陈姓氏族在我的家乡最著名，历代都是大地主，还有许多是封建时代有科举功名的人物：如秀才，进士和举人等。凡是大地主出身的子女，封建思想特别浓厚，旧礼教也特别注重，这些所谓“礼教”和“道德”……都是压迫妇女的思想武器。他们干涉我，并不是爱护我（例如所有陈姓氏族的女儿及其亲族，在学校里从我闹学潮开始，都不同我交谈），而是保卫陈姓氏族的封建传统，因而他们集体地来干涉我。这便表明封建思想传统，在当时是如何强有力地控制着当时的社会，尤其是对妇女来说。假如不是我拼命坚强地打出来，我们正在紧要关头的运动，便会完结，因为五个人之中，会缺少一个最不畏惧一切的一个，影响其他四个人的斗争勇气；同时，还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把其他的四个人都骗出来，这样，运动也就完结了。从这件事中，我们便不难了解：在斗争的紧急关头，要坚决、勇敢，绝对保持不让敌人破坏团结，这是一次深刻的经验和教训。 问：兵警有没有来逮捕你们？ 答：没有，因为我们自得到政府当局将要逮捕我们的消息后，立即用五人的名义发表宣言，散发到各学校，各团体和新闻界，申诉校长开除我们之无理由，并暴露他对我们施行威胁和利诱的卑劣手段；派代表到各学生会要求援助。武汉全省学生联合会立即召集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假如女子师范的五位学生被捕，即举行总罢课。统治当局得知这个消息后，对于逮捕我们的举动有所顾虑，恐因此爆发更大的学潮，因而没有实现。从这件事中便可证明，一个学校的革新运动，决不能孤立，一定要同整个的学生运动连结起来。这次我们没有被捕，完全是全省学生联合会援助的结果，因为我们的运动一开始就同他们有联系。由此证明：团结就是力量，这也是一个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学校当局，由于软硬兼施的手段都失败了，没有出路，只有采取孤注一掷的悬牌开除我们的最后一条道路了，但当开除我们的木牌挂在大礼堂的门上时，那时正是早上七时，我们立即奔往校长室，他正要出去避一避这个风浪，我们五人把他拦住，质问他有什么理由开除我们，他当时的态度很强硬，他说：“你们现在还有什么资格同我谈，你们已经是被开除的学生了。“我们缠住他不让他走；同时，他一年来受尽了我们给他的痛苦和麻烦，他想发泄一下胸中的怒火，因而他反而坐下来准备继续同我们争吵。他以为五个被开除的学生是闹不出什么乱子来的。 可是，他想不到，正在此时，数百个同学都集合在操场上举行“朝会”，其中几位同情我们的同学，利用这个机会作激昂的演说，严厉攻击校长开除我们五人之无理由；对其他不合理的制度等等，都无情地暴露，结果，大多数同学（各班都有），都在这一鼓励之下，激动起来了，像怒潮般的情绪驱使着她们列队冲到大礼堂，取下开除我们的木牌，由李哲时同学双手举起走在队伍前面，一齐蜂拥到校长会客室，把木牌举在校长面前，大家用脚乱蹬，此时群众激昂达于极点。叫喊和咒骂，有的喊着要打，校长吓得目瞪口呆，面如死灰，颤抖着说不出话来，由几个女职员把他护送至校长室，把门关起来了。我们派几个同学包围校长室，不让他逃走，以便逼着他辞职。 当时的情景，真像一个小型的国家革命的爆发。宽广的校门外，横挂着一副长白旗，上面用墨笔写着： “驱逐教育界的蟊贼王式玉” 校门两旁，由几位高大强壮的同学把守着，不是我们方面的人，一概不准出入，电话亦由我们掌管，那些男教员们，见情势不佳，都偷偷地从墙头上爬出去了（他们害怕挨打，其实我们决定不打任何人，因对我们不利）；那些拥护校长的同学，看到我们的人数众多而又勇敢，也都避开了。这一幕斗争的活剧，正像革命的群众夺取政权的缩影。 这一场骚动从早上七时直到下午七时，在此一日之中，首先是教育厅派了两个科员来同我们五人谈判，问我们要什么？我们的回答是： “要校长引咎辞职”。 他们见我们的态度如此坚决，便告辞而去。接着又是以前调解那几位教育界名人和学者，如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李廉芳，中华大学校长陈时，以及名学者李汉俊又来同我们谈判，他们提出的办法是：“恢复我们的学籍，校长仍旧作下去”。我们不接受这条件，坚持校长必须“引咎辞职”。而且在辞职书内必需写上“引咎辞职”四个字。他们眼见学生的情绪如此激昂，互相商讨之后，遂推举李汉俊谒见校长，以实情相告。校长在这种情形之下，不得已向教育厅提出辞职书，并按照我们的条件写了“引咎辞职”四个字，当辞职书由李汉俊从校长的幽禁室中带出来给我们看过之后，在我们胜利的微笑中，校长才中幽禁室中狼狈地走出来。 总之这次女子师范学校的学潮，曾震撼了整个的武汉，同时也传播到全国，在一年余来的过程中，我们散发了无数的传单和宣言，勇敢而坚决地为反抗学校封建传统的思想和不合理的制度；为争取一般民主自由而斗争。虽然在斗争的过程中，遭受了许多挫折，经历了各种各式的威胁和利诱；但由于思想给予我们的鼓励和力量，我们不顾一切地勇往直前，最后获得了惊人的胜利。这不仅在湖北省是第一次，而且在全中国也是第一次（中共机关报向导曾提及这次运动之重大意义），它对于中国妇女运动的启发，对启蒙思想的发挥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推进，都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从学潮的中期，1922年4月，我们五人已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又加入了共产党，在往后的年代中，女子师范的学生不断地提倡妇女运动和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就是明显的例证。 这次运动胜利的另一重要因素，便是由于中共当时已经接受了第三国际1921年的决议案（[注1]）；同时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于1921年秋参加了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曾到过武汉，同当地的党领袖和干部，商讨武汉整个的革命工作，因而，武汉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我们的湖北省女子师范本为一座封建堡垒，但这个堡垒被我们摧毁之后，便表现得特别英勇而有力量。当然，武汉当时革命运动的生长，以及党领袖，尤其是李汉俊，刘子通和陈潭秋对我们女师一年来的运动经常注视和指导，这便是我们胜利的政治背景和客观条件。由此，我们便可得到一个教训：凡是一个富有革命性的运动，首先必须党有一个正确的领导，一定不能孤立，一定要同整个运动，如学运工运等联系起来，才能获得援助，才有胜利的前途。 我上面所叙述的故事，便是中国第一次最激烈和斗争的时间最长（一年之久）的大规模的妇女解放运动；同时也就恰好证明艾丽斯的共产国际历史研究之准确而符合事实，也就是我个人一生革命生涯的开端。 此外，在我们的运动结束后的第二年初，第三国际妇女部报告中国女学生书（指我们的运动）。这文件发表于1923年5月9日中共的机关报向导周报上。我仅译其中有关我们的运动几段如下： 中国的女学生同志们！
中国的军阀受了外国上司的命令，又正在摧残中国革命的学生，种种残暴的屠杀，使你们奋起反抗，力争民主独立——在此等困苦斗争的时候，我们对于你们极表同情，谨致热忱赞助之意。 国际共产党世界妇女部——是妇女劳动界的唯一奋斗的机关，常常注意于中国平民和中国妇女解放运动。 我们已经看见你们在最近一次铁路工人奋起的时候，曾经积极地参加援助——可恨卖国贼军阀任意杀戮，只顾了讨好英、法等帝国主义者的欢喜。 军阀及外国资本家非常之恨你们，下令禁止你们的宣传，枪毙你们的工人先驱，逼走你们敬仰的大学校长（是国文教师，不是大学校长——碧兰），洋文报纸上乱造你们的谣言（我和另一个同学曾收到一份乱造我们谣言的中文小报，当时正是1922年暑假后，我们同校长斗争最激烈的时候——碧兰）——凡此种种更足以证明你们对于革命运动有一定的价值，对于国内反动派及外国的压迫有一定的可怕的意义。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学生界是民族革命运动及劳工运动的大动力，——最近已有极激昂的罢工运动，将来必定扫除外国帝国主义的霸占局面。 然而此等开始存在的斗争，若是没有女劳动界的参预，是不能得到完全胜利的。 女劳动者无组织，无觉悟，容易受人欺骗，一到紧急关头她们或是竟不能加入斗争，一同来反抗压迫者。所以中国之革命的女学生负有极大的责任——就是应当竭力援助几百万女工群众，使加入有组织的斗争，反对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 你们在此种运动上已有经验，因为你们已有妇女的团体，然而几千万的女工们还没有组织，没有觉悟，并且非常之穷困，应当在她们之中多用功夫。应当教育她们和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结成密切的关系，并解说给她们听：男女工人及歌迷学生界在目前的利益是相同的，只有劳动界战胜外国强暴者之后，中国受剥削的妇女才能得到解放。 …… 国际共产党世界妇女书记部东方科 中国第二次革命时期 ［编者按：本刊上期转载了本文作者对二十年代初期从事妇运、学运的经验和经历的谈论，那是应娜塔丽所提问题来谈的。现在发表和下期将发表的，则是她对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从事妇运革命工作和经验的直接论述。］
前面所叙述的一部分，是我在武汉初期的女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中的活动和经验。现在我要进一步叙述在1925年至1927年中国第二次革命运动中，我在妇女运动方面的活动和经验。当然，我当时所作的工作，并不限于妇女运动，但在这篇文章中，我只着重于妇女运动的描述，不过在某些场合，我又必须将同妇运直接有关的政治背景和某些重要的历史事实，加以简略的叙述，否则，妇女运动将同当时整个的革命运动脱节，而没有历史和政治的背景。 我于1923年4月即离开武汉到北京，然后从北京到上海，在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学习，并攻读俄文，一年之后，党中央送我去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大学。原定学习三年，但由于1925年五卅运动所掀起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革命浪潮，震荡着整个中国，中国共产党需要大批的干部分派到全国各省以及各大都市，担负领导群众运动的工作，以适应客观的需要。因此，国内党中央常委会打电报至莫斯科的旅莫支部，嘱派东大较有能力的同志回国工作。 约在1925年8月初，我被旅莫支部执委会正式通知，嘱我准备于日内动身回国，我很乐意接受这个决定。虽然离我原定学习三年期限和愿望十分远，但由于中国革命运动蓬勃地发展，我知道是由于客观的需要，我准备在工作中学习。 我们第一批回国的有：陈乔年（陈独秀的次子）、李富春、蔡畅（富春的伴侣）、郭隆真、马志远、韦坚和我共七个人。蔡、郭和我为女同志，其他的为男同志。除我而外，其他的六位都是从法国勤工俭学转到莫斯科东大的。他们都比我年长几岁。陈乔年担任组长，负责途中的一切事务。 在河南的活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当时只有陈独秀、瞿秋白和张国焘；彭述之和蔡和森因病住在医院里）当讨论我的工作问题时，瞿秋白首先发言，他认为上海比任何地方都重要，革命运动发展的范围，也比其他地方广阔，碧兰同志应留在上海工作。陈独秀亦完全同意，但陈乔年却持异议，他极力强调我应派到河南去，他的理由是：在他回国之前，曾接到在河南任特派员王若飞的信，叙述河南的革命局势空前发展，即一向闭塞落后的女学生和女工，也开始注意国事而活跃起来了。因此，那里需要一位较容易接近群众的女同志去那里工作，因此他向中央提出派碧兰同志去。瞿不赞同，但在陈乔年的坚持和极力强调下，陈独秀最后接受了他的意见。这样便决定我到河南去。决定后的第三日，我便乘火车去开封。 当时统治河南的国民军第二军长岳维俊是属于冯玉祥国民军的一个派系（冯为第一军长）。由于这个投机的冯玉祥看到自1924年国共合作后，苏联异常“慷慨”地给国民党大量的金钱和军火，以及俄国的顾问。因此，冯玉祥表示倾向苏联。在1924年10月冯倒直系军阀曹锟和吴佩孚的戈之后，苏联的驻华大使加拉罕（CARAKHAN）迅即与冯联络，从此冯便成为“革命的将军”了。因而国民军就得到大量的金钱、军火和顾问。当然与冯同一系统的国民军第二军长岳维俊以及他的部下，也同样获得苏联的金钱，军火和顾问。 当然，这班投机的军阀，为了获得苏联和金钱，尤其是军火来巩固其本身的地盘和扩大势力，也就不得不开放某种限度的民主。这便给了共产党活动的机会。因而在当时国民军统治的区域，如天津、唐山、郑州等地的工人运动迅速地发展，中国全国铁路总工会便设立于郑州。农民运动也开始调查和组织。开封和女学生也开始活跃起来。 王若飞，四川人，早期法国勤工俭学生之一，然后转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大学。他在那里学习将近三年，于1925年3月同罗亦农一起回国。他是党中央派到河南的特派员，他的权力和地位在河南省委书记，以及中华铁路总工会会长之上。他是河南省的最高领导者，所有同志的工作都由他安排和指导（当然他常同俄国顾问商讨，苏联派了三十几位顾问住在开封）。 当我一到河南，王便指派我担任宣传方面的工作，嘱我准备一系列的题材，以便在开封各学校演说。他说他本人曾以法国留学生的资格在几间学校演说过（要到各学校或社团去演说，必须具有一定资格，如教授、名学者或作家和留学生等）。他将安排我以法国留学生的身份（因以俄国留学生的身份不便），到各学校和各团体去演说。他给我许多法国的名片，告诉我一些法国的情形，以便随机应付。我当时有些疑虑，因我从未到过法国，他认为绝对没有问题，“你虽然年轻一点，但你的态度和谈吐是可以应付的”。 首先是安排我到河南省立女子师范演讲妇女问题，女子中学演讲学生运动，随后是在省立男子师范学校和男子中学作关于1925年五卅运动的演说。到这两个学校，是同萧楚女一起，他也是湖北人，当时主编一个左倾的杂志。 在女子师范和女子中学演讲之后，这两个学校的活动分子，一批一批的到我的住所来访问我，我便乘机鼓励她们必须在本校组织学生会，以便争取学生应有的民主权利。接近的机会多一些，我又进一步地告诉她们，应同其他的学生会取得联络，组织全省学生联合总会。她们都感到极大的兴趣，因为以前，她们尙没有同男校有接触。这样，男女社交公开的问题自然解决了，经过一个短暂的时期，全开封男女各校的学生会都组织起来了；随后不久，全河南省学生联合总会也组织起来了，总会机关设于开封。当然，有些已经有共产党员或青年团团员存在的男校，他们起了主要的推动作用；但女校当时还没有共产党员或团员。 我的工作据点虽然是在开封，但每当郑州有罢工运动或其他的群众大会时，王若飞便派我到郑州去作宣传工作——演讲和文字工作。尤其有一次，当郑州的纺织厂的全体男女工人反对他们大资本家穆藕初（上海的大资本家，郑州是分厂）过份剥削工人，特别剥削女工和童工，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改善女工和童工的待遇，举行总罢工时，我被调到郑州来，住在青年会里面，成群结队罢工的男女工人涌进青年会的广场内，听取我在第二层楼凉台上的演说。我鼓励他们坚持到底，直至达到胜利为止；尤其强调女工和童工的待遇特别悲惨，应争取改善……等等。演讲完毕，有几位女工上楼来见我，我问她们的生活情况，她们都争先恐后地告诉我，她们各种各式的痛苦，我根据这些资料写成文章刊载于临时的工人日报上，这报纸是专为这次总罢工而出版的。我们的编辑室就在青年会楼上的客厅里。随后，这几位女工又带我和另一女同志参加他们的会议；次日，又带我们去参观另一间纱厂，这间工厂全是女工。有一件事使我最感到难受的便是看见一个出生不久的婴儿睡在空气污浊的机车旁的地上，因这婴儿需要吸母亲的奶。 郑州的罢工结束，工人得到相当的胜利，我又回到开封，准备继续同两个女校的活动分子多接触，同她们谈谈关于妇女解放的问题。曾有几次谈话，看来她们对于妇女问题尚未入门，许多名词和术语，都不易了解，需要详细的解释。她们最感兴趣的，还是校内的学生会问题和反帝国主义问题。因为当时正是五卅运动爆发之后不久，全国掀起了反帝国主义的浪潮。 回到开封不久，王若飞决定我到河南中州大学去作一次演说，他问我准备什么题材，我说中州大学为河南省唯一最高的学府，我演说的内容必须较前丰富，题目必须适合当前的局势，但又要能仅仅限于当前的局势和鼓动，而必须是一次学术性、历史性，配合当前局势的演说。他没有提供意见，只是说你自己准备好了。 我根据当时全国在五卅运动爆发之后，反帝国主义，尤其反英、日帝国主义的浪潮扫荡着全国，我认为我的讲题必须适合当前的需要而作一次有历史拫据和理论的宣传。因此，我的讲题为《帝国主义与五卅运动》。我这次所准备的材料较之以前严肃而丰富得多。我阅读了许多自鸦片战争之后，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侵略的史料，举出历史年代和史实；同时与当时最新鲜而激动人心的五卅运动联系起来。 当我乘着人力车到达中州大学的门口时，看见成群结队的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往里面涌进，看来听演讲者并不限于中州大学一校的学生，因而演讲厅内挤满了人。中州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以及其他师范学校和中学的校长和教师分成两排，坐在演讲台上两旁。 当我步上演讲台时，虽然感到气氛异常严肃，但我心里并未因此着慌，因我所准备的题材已有把握。当中州大学的校长简单地介绍我的姓名（当时我的名字是：李理）和资格之后，我便开始演说。我没有演讲稿（这是中国一般的传统），只有几张小纸头记下我的演讲大纲和重要的历史年代和史实等。我按照所准备的大纲次序发挥下去，作了约二小时的演说。由于我的准备有把握，因而我有充分的精神去注意关于演说时的态度、声调、以及注视四周听众的反应等等。会场是一片寂静，这情景使得我的演讲更为有利，我更能聚精会神地使我的演词更为有力，态度更为自然。当我的演说完毕时，会场才发出一阵鼓掌声。 当日晚上，王若飞听到同志们的报告，他们认为我这次的演讲，比以前的几次更好，因此，王向我表示想知道我所讲的内容，当我根据我的演讲大纲逐条解释其内容之后，他很高兴，他认为我的演词内容丰富而适合当时的需要，和具有很大的鼓动力。 由于这次的演说（不幸是最后一次），在关于五卅运动的一部分，我指出一系列的帝国主义在中国肆行无忌地屠杀工人、学生以及革命的群众，例如日帝国主义者在上海日本纱厂枪杀工人；英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公共租界开枪打死示威的学生，以及逮捕工人和学生等等，我以激昂的语调和鼓动的言词，强调中国的工人、学生、农民、妇女以及全体民众，必须立即一致团结起来，结成一条反帝的联合战钱，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打倒所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工具——献媚帝国主义和祸国殃民的军阀。经过一个短暂的时期，全河南省学生总会（会址设于开封），发起组织一个反帝大同盟，各学校的学生会，各工会以及各种团体，都派代表参加。甚至不属于任何团体的个别分子，如教授、编辑、作家、教师、新闻记者均可参加。 当反帝大同盟召开成立大会的那一天，上述的这些学生会、工会和团体等都选派代表参加；个别的知名人士也以个人的名义参加，齐集一堂，声势浩大。在反帝大同盟的宣言和章程都讨论和通过之后，就是用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反帝大同盟的领导层。我虽然不属于任何团体，而以个人的名义参加，但我所得的选票，超过任何一个当选的人。这在客观上，对于我在那里的活动反而起了一种制动机的作用。从此以后，各官立学校的校长，尤其是女子师范和女子中学的校长，便特别注意我，首先分别到我的住所来访问我；随后，当我到这两个学校去访问学生领袖时（她们都和我来往甚密，都是反帝大同盟的代表，曾经投我的票的），门房却拒绝通知她们，只是说某某不在学校，而且每次都是如此。由此，我便了解，这是学校当局的措施不让学生同我接触。 学校当局突然采取这种措施，是与河南的统治当局有关的。凡是官立学校的校长，假如不同官方采取一致的态度，他们的地位便不能保持。省立女师和女中突然不允许我会见学生，显然是反映当时岳维俊的态度。他需要苏联的物质帮助而必须开放某种限度的民主；但同时看到共产党的势力迅速地生长，工运、学运以及农民运动都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控制之下，他又本能地（军阀的本能）感到威胁，于是开始注意共产党人的活动，尤其注意公开露面的活动分子（王若飞自开始到那里在学校作了几次演说后，便不公开活动）。首先注意的是萧楚女，他是湖北早期共产主义小组创始人之一，早在我之前在河南开封主编一个“合法”的刊物（国民军所允许的），反帝和争取一般的民主与自由，而缺乏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分析，但他有鼓动才能，曾同我一起到省立男子师范和中学演说过。 过了几天，王若飞从郑州来开封到我的住所，他对我说：“萧楚女因驱逐出境已离开河南到广州去了。我们已得到情报，岳维俊异常注意你的情形可能比驱逐出境更加严重，你必须立即离开河南，但你的问题，要等到上海中央来信才能决定，我已写信去，但需要等待二个星期以上，因此，我已同俄国顾问商讨过了，决定你暂时住在岳维俊顾问的住所里，不要出来，等待中央来信，就决定你的行程。” 在上海的工作约在1925年10月初，党中央来信，调我回上海工作。当我到达上海的第一天，便到中常委办公处见陈独秀和蔡和森，当时我作了关于河南一般局势和党团工作以及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的详细报告。至关于我的工作问题，中常委决定我参加上海区委的工作。 我在旅店里住了两天，便搬到上海区委（包括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书记王一飞的家里，他租了二间小型的楼房，同新同居的一位女工同志一起。 按照中常委和王一飞的意见，决定我参加区委常务委员会，并担任妇女部的书记，但我表示个人的意见，我认为自己还太年轻，需要在工作中锻炼与学习，不愿意一开始工作便置身于领导的地位，我要从下层做起；尤其愿与工人接近，以便更深刻地了解工人的生活和他们的意识形态。这一观念，当我在苏联时就刻在脑中的，这也便是工人国家给予我的教育。王虽然认为我立即参加区委工作为适应当前的需要；但同时他觉得我这种要从下层做起的观念又很正确（他也是从苏联回来的，他是1921年就去苏联，1925年3月罗亦农回国后，他便是旅莫支部的书记），因而最后接受了我的意见，决定派我到曹家渡工人区参加部委（部委直接受区委的领导），任妇女部的书记，主要的工作是作女工运动。 当工作决定后，我就搬到曹家渡一家洗衣店楼上的一间小房子里，其中的布置当然是十分简陋的。除了木床外，只有一张桌子和二条没有靠背的长櫈。每到傍晚,当工厂放工时，一批一批的女工到我的房子里来，我和她们谈她们的生活情况以及应如何争取减少工时（她们的工作时间很长，十小时至十二小时），以及同男工的工资同等的问题等等。她们对这些问题当然很感兴趣。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和她们的关系已很协调，因为介绍给我的这些女工，已经参加过五卅运动，在厂里是些活动份子。 我在曹家渡部委工作只有一个月左右，除了同某些女工有初步的接触和谈话外，其他一切工作尙未开始，区委为着当前的需要，便调我到区委担任妇女部书记，并参加区委常务委员会（由书记、组织部、宣传部、工人部和妇女部各书记五人组成）。工作决定后，我便从曹家渡工人区搬到中心区一个区委的机关里。 当时上海的政治环境，正是五卅运动高潮平息，工人已全部复工；然而，另一方面，由于五卅运动所掀起的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革命潮流，使广大的群众——工人、学生、农民以及一般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分子，都卷入这一革命的浪潮之中，以惊人的速度在全国范围内发展着。共产党和青年团随着革命的进展而一天一天地发展。共产党虽然由于国共合作政策在政治和宣传方面受了束缚；虽然绝大多数的党员和团员都加入了国民党，但实际上，在各种运动中，党和团完全起着领导的作用。每一个党员和团员，在群众运动中都成为群众的领袖，党和团完全有能力领导和控制各种运动。 在意识方面，除少数机会主义的领袖，如瞿秋白和毛泽东外（有文章作证的），绝大多的党员和团员认为国共合作和加入国民党不过是一种策略，是在国民革命的口号掩护之下发展党的实力，决不是以资产阶级的国民革命为满足，而是朝着十月革命的目标前进的。我自己是如此想法，我相信每一个忠实于共产主义的党员和团员都是如此。这从他们对那些在国民党机关里做事的同志没有像对专作党团工作的同志那样尊敬便可证明。此外，有一件事也可作证：在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将要临近之前数日，我特为民国日报妇女周刊写了一篇题为《十月革命与妇女》的文章，主要的内容，除了一般分析当时的中国局势外，就是阐述中国的妇女要想获得彻底的解放，只有在中国实现像俄国一样的十月革命才有可能。但当我亲自将文稿送到国民党办的民国日报时，总编辑将文稿阅读之后，婉转的对我说： “在目前国共合作的前提之下，国共两党一致同意中国的革命是国民革命，在这个目标之下，我们不能宣传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虽然妇女周刊是你负责编辑，但民国日报副刊，总编辑有权决定文章的取舍的。” “既然副刊的文章也由总编辑决定取舍，那么，副刊的编辑作什么呢？”我有点不高兴的神情回答他说。 “并不是这个意思，过去几期都是从你那里来的，你自己也写文章，但我们从未干涉过或更改过。但这次看到你的文章题目，我就知道其内容一定与国共合作政策相抵触，所以我当面就看文章的内容。这篇文章因同国共合作政策有关，我们不能刊载，请你原谅。”他向我解释说。 在夜色苍茫中，我怀着不愉快的心情回到我的住所。我深深地感觉到：担任国民党的民国日报副刊编辑没有意义，为什么共产党不办自己的妇女刊物呢？不久，我在区委常务委员会提出：我决心辞去这个副刊编辑。得到区委的同意后，我便向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正式辞去这个职务。我们单从这一件事来看，便足够证明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员的意志是背道而驰的；另一方面却明显的反映出国民党倒是有它的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而仇视和严防共产主义思想的。 我虽然辞去国民党日报副刊的编辑，但妇女部干事的名义仍旧保留着。不过，我不像向警予以前一样，每天到那个机关里去办公，因我不领它的月薪（从1924年初至25年冬向一直在那里作妇女部的干事），只是去参加妇女部长召集的上海国民党女党员会议吧了（实则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团员）。说到这位妇女部长，实在滑稽。由于国民党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女党员来做妇女部长，但又不愿意共产党人来做，便由一个客串的男角来充当。那位五十余岁的男性国民党领袖之一的叶楚伧，是民国日报的总编辑兼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长，由于他是一个思想反动和腐旧的男性，因而每次在自己所召集的女党员会议上的发言，不知所云，他根本不懂得妇女部应该作些什么，他以负责召集女党员会议就算完成了妇女部长的任务。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在会议上总是不客气地批评他的意见不正确，思想落后……等等，常使他狼狈不堪。至于一二个真正的国民党的女党员，在会议上从不发言，因为害怕我们的批评。 我当时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集中于党的工作和妇运。每天上午九时至十二时必须参加区委常务委员会会议。在此三小时的会议中，异常紧张，负责工运、学运、妇运，以及在国民党机关里工作的同志们，都在这个时间内来听取指导或解决和讨论某些问题。有时晚上我还要轮流（常委会五人轮流参加五个部委会议）代表区常委出席各部委会议，向他们作政治报告，和解释工作方针等，因这些部委都是工人区的，有的书记也是工人同志，需要帮助。除此之外，整个下午的时间，就是到“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我到上海后成立的）的机关去工作，因为每天都有女同志和会员到那里去，同这个联合会的领导层接触。我为该会执行委员之一，同时又是区委妇女部的书记，我必须多负些责任。 这个“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的成分，包括女工、女学生、女教师、作家以及各种职业妇女，其人数是很多的，准确的数字我现在记不起了。不过，我记得当我们开成立大会时，一个很大的会堂挤满了人。至于参加群众示威大会，那便可动员数以千计的妇女，每次游行示威时，在这个旗帜之下的妇女就好像一条长龙。 我常深深地感觉到：虽然妇女是党的工作之一部分，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工作，但我认为：中国的妇女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妇女完全不同，因为中国妇女受了几千年封建思想的影响和束缚，由此产生社会对妇女各种不平等的观念和待遇等等特殊问题，需要专门作理论方面阐明和事实上的描述；以及如何争取男女平等，乃至得到彻底的解放，需要单独出版妇女刊物，由妇女担任编辑和写文章。因为只有妇女才能够深刻地了解本身的痛苦。在这个前提之下，我极力在各界妇女联合会的领导层鼓吹和强调，当然大家一致赞同，但最重要的问题，是出版刊物的经费。关于这问题，我同杨之华商量，从两方面向党中央要求拨经费办妇女刊物，她以中央妇女部代理书记的资格，在中央常委会议上提出要求； 我则以区委妇女部的名义向中常委要求，并说明理由。结果中常委允诺津贴一个时期，以后要由妇女运动本身想办法（这是陈独秀的意思），我们当时不管津贴多少时间，但马上就能够出版妇女刊物，已经心满意足了。我们决定以“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的名义出版，并立即成立五人编辑委员会，由我主编（但我主张不用我个人 的名字，而用编辑委员会），不到一个月，在1925年12月，一个名为《中国妇女》的刊物以前进的姿态面世了。 自《中国妇女》诞生后，各方面的反应接踵而来。接近上海的大城市，如南京、苏州、杭州、无锡……各女校的前进教员和学生都纷纷写信给我们的编委会订阅刊物；甚至苏州和杭州邀请主编去演讲妇女问题。此外，全国各大都市的前进妇女，甚至男性都写信来订阅，至于全国各省以及各大城市，凡是有党团组织的，也都按照地址寄去。因而，《中国妇女》的销行，差不多普遍全国。 在1926年1月，由于上海的革命运动在各方面迅速地发展，中央为了适应当前的需要，从北京调罗亦农来上海担任区委的总书记以代替王一飞，因罗比王更有魄力和鼓励及行政才能；区委常务委员会也有更换，除了汪寿华（上海总工会会长）和我没有更换外，组织部和宣传部的书记都更换了。 自赵世炎负责区委组织部书记后，由于他的活动能力甚强，一个人便足够参加五个部委的会议，同时又因为年轻的女子一个人在深夜到离中心区相当远的工人区，钻进工人的阁楼（很矮的位于楼下和楼上之间搭的一层小房子）或平房里同他们一起集会，很容易被便衣侦探发现，因而决定我不参加部委的会议。这一决定从技术的观点上说是合理的。 我虽然不参加部委会议，但王亚璋（专门负责女工运动的女同志）所召集的女工活动分子会议，我常参加，因为在那些会议里全是女工，我们容易混在里面。不过有一次，我们的化装还没有摆脱女学生的模样，因而当我和王一起于会议完毕，回到中心区我们的住所时，被便衣侦探所发现，他尾随我们的人力车之后，当我发觉时，我便放弃人力车，王也同我一起跳上一辆公共汽车，那便衣侦探也跟着上来，过了几站，我们下车又乘人力车，并嘱车夫走快一点，企图摆脱侦探的追踪，但他却像魔鬼一样尾随于我们之后，我知道他并不是要逮捕我们，而是要知道我们的住所，我本想同王分开，但分开后他会另找侦探个别的追随，更难摆脱。 因此，我轻声地告诉车夫，拉到福生路仁元里总衖门口，我知道这里衖很大，里面有几个分衖，而且里面有一个合法的机关，即“国民通讯社“，从社长到职员都是同志。当车夫拉到我所指定的地点时，我迅速地付了车费，便一溜烟地钻进里面去了，王也一同进入，从另一出口出去了，我转了几个弯，当侦探还来不及追随那一个时，我已经从后门投进”国民通讯社“去了。我告诉他们所遭到的情形，过了一会，我便请该社的社长邵季昂同志到我的家里去拿一件颜色和式样不同的衣服来（他常到我们家）以便化装回家。因为我的住所是中央宣传部的机关，里面不但住着述之、郑超麟和一位作技术工作的同志，而且还藏着巨量的党内文件，书籍（包括俄文书籍），以及各种杂志和报纸等等，我当然不能直接回家。这一次的麻烦，不过是我在秘密工作中开始的第一课。但从这一课中，我已经获得了一点经验和教训，使我对于便衣侦探的形象、装束和面谱，有一个一般性的认识，这对于往后的秘密工作，有很大的用处。由于五卅运动的教训，军阀们看到工人力量的庞大和可怕，所以特别注视工人的行动，在各工厂四周，布满着便衣侦探网，尤其注意男女青年知识分子在工人群众中的活动。 反军阀的斗争在反奉系军阀的战争中（直、奉两系的军阀战争），全国民众反奉的情绪异常高涨，革命的民众利用这个机会进行革命运动，因而革命的潮流又重新激荡起来，普遍全国，单以上海来说，区委曾经号召数次在南市西门体育场的市民大会，尤其当奉系军阀被以孙传芳为首的直系军阀击退上海时，上海区委号召群众在南市西门体育场举行了十万人以上的市民大会，提出以下的口号：反对关税会议，要求关税自主，要求启封上海总工会及民众团体（[注2]），要求集会、结社、言论和罢工等自由权利等等。 这次参加大会的群众，都是来自各工厂、各学校和各民众团体，有的来自离上海相当远的城市，如嘉定、苏州、丹阳等。所有的队伍都各自拿着自己的旗帜。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的旗帜之下，集合了各工厂的女工，各校的女学生、知识妇女和职业妇女。当会议完毕，群众准备结队游行时，军队就重重叠叠地堵塞着出口，不准游行，迫令分散队伍个别的出去。假如，要达到游行的目的，便必须突破武装配备军警的包围，大会主席团决定：无论如何要结队游行，并指定妇联的队伍排在最前列（以前几次都是如此），准备冲锋。我们这些妇联的领导分子（当然不是每一个），总是义不容辞地站在自己队伍的旗帜前面，等候大会总指挥的口令。当我们妇联的队伍完成了冲锋的任务，冲出一条出口之后，飘扬着自己的旗帜向前进时，其他的队伍便尾随于我们的队伍之后，接成一条巨龙，飘扬着各种旗帜，群众拿着用彩色墨水书写的标语和口号，游行示威，沿途高呼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启封上海总工会……等口号。 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的任务，除了在每次的市民大会起冲锋的作用外，还组织街头演讲队，贴标语队，和喊口号队等，在许多次数的街上演讲中，有一次使我印象最深而最痛快，同我一起一组的有四个人，我们整整地演讲了一天（除了中午在一家小面馆吃了一碗面外），从中国地界一直到公共租界的南京路上，这一条路为上海最中心和最繁华的街道，几间最大的百货公司、大商店和银行，都在这条路上，人烟稠密，行人甚众，当我们准备演说时，总是向店家借一条高櫈给我们，他们都乐于借给我们。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作反帝国主义的宣传。我们站上去便开始演说，马上就围着一大批人，沿途都是如此，一直看到巡捕和黑色大囚车开近时，我们便灵活而迅速地从人丛中溜走了。作这一类的工作，最重要的是要灵活而行动迅速，有时太紧急时，四个人便分开，各自走进一家商店或大公司买一点东西，藉此作掩护。 将近傍晚，我们的演说队又从繁华的中心移到偏僻的工人区，其时正是工厂放工的时候，我们在一个空场上发现停着一辆原始的独轮推车，我们便爬上去讲起来，一会儿工人越来越多，我们也就讲得越有精神，一直到我们四个人都轮流讲过了，才从听众的口中说出：你们赶快走吧！便衣侦探来了，他们会叫巡捕来抓你们的。我们才迅即离开，满意而归。 1926年“三八”国际妇女日将要到来之前，区委常委会决定：以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的名义举行一个大规模的纪念会。藉此作一次妇女解放的宣传；并决定《中国妇女》出一特刊，准备在这个会上发售。我一方面准备《中国妇女》特刊；同时与妇女的执行委员分途时行 为“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准备工作，如借会址，请名人演讲以及排演话剧和其他节目等等。 在三月八日下午二时，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大会在西门一个规模庞大的演讲厅名为“少年宣讲团”庄严地开幕了。到会都除了各界妇女外，还有不少的男宾，主席致开幕词后，即由名人演说，接着就是进行各种与妇女问题有关的节目，最后的一个便是“话剧”。我在这出剧中，也扮演了一个角色，是以一个最前进的妇女姿态出场的。在我的台词中，曾择要地阐述了妇女解放的理论和步骤，这就是我们这出“话剧”的主要目的，当我在舞台上扮演时，看见对面楼厅的来宾席上，除陈独秀外（他从不公开露面），所有党、团、中央委员以及地方的领袖和干部，许许多多我熟识的同志笑盈盈的面庞，一个一个地投入我的眼帘，我才知道，我们的许多男同志也来参加这个纪念会了。当时的环境是在直系军阀孙传芳的统治之下，我们能够举行如此大规模的“三八”国际妇女纪念会，在上海还是第一次哩。 可是“三八”纪念会只过了十天，北京“三一八”惨案的消息传到上海，使我们每一个革命者的血管都激动起来了，充满着紧张和愤怒的情绪。区委常委会决定：首先召开活动分子会议。次日下午，百余人挤在楼上一间长方形的房间里，都盘坐在地板上，首先由区委书记罗亦农报告当前的政治局势，以及北京惨案的情形，接着便是区委的某些委员和参加者发表激昂而具体的意见，一致主张迅即召集市民大会，以表示追悼北京受难的战士；同时以行动反抗北京政府的残暴行为，对帝国主义来一次示威性的行动。 我们一致认为：英日帝国主义者和奉系军阀合向革命的群众进攻，段祺瑞政府已经肆无忌惮地屠杀北京的革命群众；那么，直系军阀孙传芳对上海的革命群众一定较前更加凶暴。因此，这次行将召开的市民大会，必须提高警觉，尽可能地动员较以前更多的群众，尤其是工人群众。同时，除了以最大的决心和勇敢外，还必须在技术方面准备周密，以免遇到镇压时张皇失措。市民大会，也同以前多次一样，演讲和游行示威，提出适当的标语和口号等等。 庄严而庞大的市民大会开始了，下午二时，群众陆续地集合于中国地界闸北青云路一个大广场上。会场的中心，搭了一个高高的演讲台，这次特别戒备森严，军警林立，马队、步队、机关枪队重重迭迭地包围会场的四周，大会的总指挥是一位短小精干的工人同志，我被区委指定为上海妇联的总指挥，杨之华为副指挥；同时指定妇联的队伍，也同过去一样，在结队游行时，排在最前列，当我们听到大会的总指挥喊一、二、三口令时，就要冲锋。 参加这次大会的，除了各工厂、各学校、各种民众团体的领导者带着他们队伍外，有的来自离上海较近的城市，有些市民从报纸上看到召集市民大会的启事，也个别来参加。至于上海所有的党员和团员都全体出动，他们都是群众的先锋，即在上海党、团员、中央委员，也都出来了，他们都混在四围观看市民大会的人群中，视察大会的情况。 当演讲台上正在作激昂而鼓动的演说时，有些女党员和团员（我亦其中之一），都分途向四周的军警演说，特别强调帝国主义利用中国的军阀屠杀中国民众，中国军警的枪炮，是应当用来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而不是用来屠杀自己的同胞的，其用意是叫他们不要做帝国主义的工具，来镇压群众运动。 演讲完毕，群众准备结队游行时，郭隆真双手撑着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的旗帜，杨之华和我走在旗帜前面领导妇联的队伍向总出口走去，但当我们到达出口时，步队将装上了刺刀的步枪瞄准我们的胸膛。他们说：“今天绝对不准游行”。他们的回答很简单：“这是上面的命令”。当我和杨听到：一、二、三，大会总指挥的口令时，我们迅速而灵活地从拿着枪的兵士手臂旁边低着头钻出去了。我们刚冲出去，密密的枪声从背后发出来，我回头一看，只是浓烟四布，我摸摸背后有没有血，我以为受伤了，因枪声正发在我的背后，郭隆真因双手执旗，因而手被刺伤，但因伤势不重，他仅用手巾扎住伤口，仍旧拿着旗帜不放。那连密的枪声，把已经冲出来的行列冲散了，大家都闪避于道旁或商店之内，因为已经冲出来的群众，不知道枪是向空中开的，但后面的队伍就看得很清楚，因而仍旧继续往前冲，当妇女的队伍完全冲出后，接着而来的便是林育英率领的码头工人冲上来，林育英的头被刺破了，伤势很重，但他不顾生死地爬到演讲台上，鲜红的血不住的从头上流下来，一边作激昂的演说。群众目睹情状，情绪更加激昂，喊声震天。大会重新开会，一致通过不管怎样，一定要游行示威。 统治当局看到群众的数量如此巨大，几达二十万，尤以工人占大多数。因此，他们便有所顾忌，这就是为什么开始放枪是向空中开的，企图吓退群众。但群众如此坚决和勇敢，如果坚持不准游行，势必施行更大的屠杀；又恐怕因此爆发更大的事件，因而军警表现退让的姿态撤退包围。因此已经冲出去的队伍，又重新回到会场，重整旗帜，结队游行示威。 在举行了上述规模庞大和异常英勇的市民大会与游行示威之后，接着三月廿日蒋介石在广州发动政变，逮捕共产党人李之龙，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俄国顾问住宅的消息又传到上海，从中央到区委，乃至干部和每一个党员、团员，都感到震惊！这是国共合作以来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发动打击共产党的第一个信号。 约在四月下旬，中央为这个问题，决定派述之以中央特派员的名义，到广州去同国际代表鲍罗廷（BORODIN）商讨如何应付蒋介石的问题，以及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合作问题应采取何种立场。我当时觉得革命政府所在地怎么会发生逮捕共产党人的政变？我想请一个短时期的假，同述之一起去广东亲眼观察国民革命政府所在地的情况，以及那里的妇女运动。当我将这个愿望首先向陈独秀表明时，他一口答允了。（因派同志到其他省份必须由中常委决定）次日，我在区委会提出可否给我一个短时期的假到广州去一趟，区委允诺了，并给我一个任务，就是去协助参加广州行将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上海工会代表团的工作，因其中有负责女工运动的女同志，我的职务暂由一位女同志代理。不过区委嘱我尽速回上海。 我们于四月三十日清晨到达广州。当日上午由同志带我们到广东省委办事处，当然见到省委书记陈延年（陈独秀的长子）以及其他两位委员。述之和我旧日的好友张太雷和他的伴侣王一知，听到我们来广州，迅即赶到省委办事处，特请我们到酒楼午餐，陈延年也一同去。然后，他们便同我们一起到他们的住所，那便是著名的鲍公馆。张是鲍罗廷的翻译。王主编《广东妇女》。她曾请我在此刊物上写过文章，并邀请我临时参加她们三人的编委会。 我们到广州的第二天，便是“五一”劳动节，一切交通工具都停止了，我们从旅店步行到“五一”劳动节大会场时，要经过鲍公馆，张太雷同述之去会场，王一知同我到妇女队伍中去，以便参加大会。可是，在那里有几位妇女领袖，除了同我一起从苏联回国的蔡畅（他是广东省委妇女部书记）外，其他的都是陌生的，王介绍了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国民党中央党部，妇女部长何香凝的秘书），广州市妇女部的书记区梦觉以及谭平山的妹妹谭竹山几位妇女领袖给我认识，大家围坐在地上闲谈，以等待大会的开幕。我当好似就感到有点奇怪，这几位妇女领袖怎么这样闲散，而没有同妇女群众在一起呢？而且没有看到妇女群众，这同上海的情形完全不同。更使我感到惊异的是：省委书记陈延年到我们几个人坐的地方来，他说：“今天恐怕会发生事情，可能国民党会干涉甚至镇压这个大会，你们必须离开会场，今天不要妇女参加，以避免万一的危险。”这同我们在上海的作风恰恰相反，上海的妇女，在历次市民大会中，都起着冲锋的作用；广东的妇女领袖，变成国民政府所在地的装饰品了！于是，我仍旧回到鲍公馆去。 纪念“五一”劳动大会开幕了，我从鲍公馆出来去参加大会，但找不到妇女队伍，也没有任何旗帜，只好一个人站在一个演讲台下，听他们演说。有一位我不认识的男同志，一定要我上台演说，我再三推辞，说我昨天才从上海来，没有准备，而且不会说广东话，他说他们有翻译，在他的极力支持之下，我无法摆脱，只好走上台临时围绕五一劳动节的意义，拉杂地说了一下，由广东的同志翻译成广东话。我深深地感觉到，它的规模虽然庞大，但一般的情绪却很平凡，缺乏无产阶级的精神和革命的气氛，共产党人为了还就鲍罗廷对蒋介石的让步政策，演说者的措词都很谨慎，而且没有重要的共产党人演说纪念会便在这种平淡的气氛中闭幕了。从这次的纪念会中，我便感觉到所谓革命政府所在地，那里的一切会议都是官式的，那里的妇女运动也是官式的。 我在广州仅仅一个月，从参加五一劳动节纪念会开始，继续参加了各种各式的会议，如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广州党部的干部会议（各地来参加全国劳动代表大会的代表都参加），以及广州全体女同志会议等等。其他的各种会议，我在这里不作叙述，现在我只简略地提一提广州党部的干部会议。在这个会议上，鲍罗廷作了一个冗长的演说，历四小时之久。他极力强调右派的危险，其用意是要共产党全力支持蒋介石，支持他北伐，他甚至说：现在是共产党人替国民党做“苦力”的时候了，在他的那套巧妙地为斯大林的机会主义政策强调、歪曲和诡辩的言词中，便在无形中把三月廿日蒋介石对共产党政变的意义冲淡了。那里的同志，除了一、二位同述之和我谈及这次政变表示愤慨外，其他的好像没有这回事一般！这同上海的共产党人听到这个消息时的愤慨情绪完全不同。 至于所谓广州全体妇女同志会议，也不过二十余人，在这次会议上，没有讨论，甚至没有提及妇女问题。只是由邓颖超将鲍罗廷在干部会议上翻译成中文的演说稿一页又一页的读，一读，当然，至少需要二小时，读完就散会了。这便是革命所在地共产党妇女部所领导的妇女运动情况。 在六月初，述之和我回到上海，我感到愉快，次日，我便到区委去报到，重新回到我原来的工作岗位， 我们回到上海后，述之代表中常委出席区委会议，做了一个关于他和鲍罗廷商讨三月廿日政变详细的报告，所有区委的成员，全都反对鲍罗廷和广东省委对于三月廿日政变以及五月十五日国民党所通过的对共产党限制极苛刻的“党务整理案”的妥协态度。我们一致认为：这种情形，共产党不能忍受，假如共产党仍旧留在国民党里工作，除了替它做“苦力”外，对本党不能有效的工作。因而有主张退出国民党的倾向，这一无产阶级本能的意识和要求，甚至连在国民党机关工作的同志也是如此。而这种倾向的具体表现，从一件事实便可证明。约在六月中旬，上海区委决定：在上海国民党执行部任干事的恽代英、陈碧兰、刘仲民、张庭灏等同志，必须联名上海各大报登启事，声明脱离上海国民党执行部的干事职位，以此表示共产党人对于“党务整理案”的抗议，在此项决定的第三天，上海的几家大报，如申报、时事新报、新闻报等，都以特大字把我们四人的启事登载出来。这一举措，虽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只是消极的抗议，但它是违反鲍罗廷的意向，也就是反斯大林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具体表现，是有其相当政治意义的。 在1926年7月党中央召开扩大会议，当然，我在这里只叙述一件同妇运有关的事情，由于中央妇女部代理书记杨之华向中央请假三个月修养，并提议我代理，中央扩大会议通过后，我便开始担任这个一向有其名而无其实的地位，实际上是兼任，我的主要工作是在区委，我不过检阅杨交给我的某些文件，回答某些信件，发出通告要求各省妇女部的报告，处理了一件武汉女同志之间的纠纷而已。初次之外，每星期参加一次中常委会议，这对我倒有些用处，使我更具体的了解中共与国际的关系。例如每一个重要的政策，都必须由国际代表维经斯基（GREGORY VOITINSKY）打电报至莫斯科得到斯大林的同意后才能执行，不同意便遭到否决或谴责。维经斯基的妻子为国际东方妇女部东方科的书记，富有调查和指导中共妇运的任务。在1925年至1927年之内她经常要求杨之华和我到他们的住所，报告上海妇运情形，她便报告国际。这便证明：从1922年中共接受共产国际1921年的决议（COMINTERN RESOLUTION OF THE 1921）之后，从中央到各省乃至各城市，凡是有党组织的地方，都设有妇女部，并由一女同志担任这一部的书记。 在1926年10月、11月及12月，在此三个月中，我们区委的工作异常紧张，由于北伐军克复武汉后，中国整个危势急剧转变，革命运动蓬勃的发展。当时上海的局势对于革命的客观条件非常有利，统治当局出于摇摇欲坠的状态，孙传芳的军事力量已经分崩离析，趋于瓦解。共产党看到在这种有利于革命的客观条件之下，便决定以武装暴动来配合北伐。因此，在1926年10月24日发动第一次小规模的武装暴动，但由于没有举行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来配合，也没有动员革命的民众来参加，因而流产。 第一次武装暴动虽然流产，但并没有受到重大损失，因而当11月5日北伐军占领九江的消息传到上海时，革命运动有如潮水般地高涨起来，从那时起，每天都有大批的演讲队出现于各重要街道。除演说外，还散发传单和在墙上贴标语。上海区委每天都忙于计划这些工作。我必须召集上海所有的女同志（青年团员在内），集合在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的名义之下，分途进行这些工作，我们常常碰到便衣侦探和巡捕的追逐。 在11月28日和12月12日，在两个星期之内，曾经在西门体育场举行了二次大规模的市民大会，在此二次的市民大会中，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在区委妇女部的领导之下，结队游行时排在最前列，起着冲破武装戒备军警包围的作用。这接连两次的大示威运动，便是临近总同盟罢工和第二次武装暴动的先声。 虽然第一次暴动失败，但在1927年2月，北伐军占领了临近上海的杭州和嘉兴之后，上海呈现一种紧张的状态。统治者方面，企图做最后的挣扎，勾结英、法帝，同英、法的巡捕房合作，来镇压和摧残革命运动。如压制舆论，逮捕革命的工人和知识份子；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北伐军的临近，更激起了革命的浪潮，开启了工人阶级的斗争，因而区委决定以总同盟罢工来答应北伐军。当上海总工会决定于2月19日举行总罢工的指令达到各工厂的分工会后，19日的清晨，参加罢工的人数达十五万以上，使繁华热闹的都市，呈现一种瘫痪的状态，到第四日参加罢工的人数增加到三十六万以上。 这次的总同盟罢工，主要的是援助北伐，北伐军虽然离上海很近，但奉蒋介石命令，按兵不动，这原因当时共产党人都不明白，只有蒋介石自己知道，他是阴谋地让上海的防守司令李宝章在这个空隙中间，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巡捕房勾结，任意屠宰革命的工人和群众，以消耗共产党的力量。当李宝章得到蒋的鼓励后，便肆行无忌地公布“格杀勿论”的布告，派出大批的大刀队梭巡街道，遇见工人和学生在街道上演讲或散发传单者，就当场砍下头来挂在电杆上示众；甚至连从地上拾起传单阅读的市民亦被大刀斩首。至于被捕者不计其数（上海大学住宿的五十余学生不管思想如何，全部逮捕），造成惨不忍睹的白色恐怖！ 在如此残酷的压迫和屠杀的恐怖局势下，工人和一切革命的民众，不但没有胆怯，而且更激起了革命的火焰，当决定举行第二次武装暴动，可是，工人已经不能忍耐了，在还没有得到暴动的命令之前，工人和党的干部，便在街头抵抗屠杀，开始同军警发生巷战了。他们只要发现有武器，就拼命夺取，到指定的第二次暴动22日下午六时，党干部领导着各区域的工人群众在闸北和南市正式开火了，支持了二日之后，由于北伐军没有以军事行动来配合，因而武装暴动的烽火，被孙传芳的残余和奉系的军警所扑灭了。（[注3]） 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在党妇女部的指导之下，虽然不进行演讲和散发传单，但仍然组织喊口号队，喊了口号，看到巡捕和黑色大囚车开近时，我们便钻进大百货公司里面去了，因为所有的最大百货公司，都在这一条繁华的南京路上。 上海的工人阶级和党干部虽然经历过两次暴动都没有成功，但仍旧抱着绝大的信心，准备下一次胜利的暴动，党的领袖们，在两次暴动的失败中，也获得了一些经验和教训。因此，第三次暴动的一切计划和步骤，都是在党中央常委会和区常委会联席会议中讨论和计划而达成的，异常周密，并指定周恩来担任军事方面的任务。 共产党决定：当北伐军从浙江开始进军上海时，即发动总同盟罢工并举行武装暴动。在三月廿日的晚上，北伐军已经进入近上海的龙华，但奉蒋命令，暂停前进，以避免同上海租界帝国主义者武装冲突，故在龙华按兵不动，但党中常委和区委的紧急联系会议，仍决定发动总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上海总工会派代表至龙华请求北伐军进军上海助战，但无结果。 尽管北伐军仍旧在龙华按兵不动，但上海的共产党和工人群众已经不能等待了。在三月廿一日的正午，上海总工会号召总同盟罢工的指令公布之后，按照此令而罢工的男女工人的数字已达八十万。这是一次最大规模而最整齐的罢工，全上海的各工厂、作坊、手工业工厂、轮船、火车、码头工人、邮政、电话、机关职员、大小商店伙计；都卷入了这一罢工的浪潮之中了，革命的浪涛，有如海潮一般汹涌澎湃。 罢工的工人都纷纷到预定的地点集合，到已经有武装工人的地方，作战的区域分为几个地点同时发动。从正午到傍晚，在数小时之内，除闸北以外，工人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各警署和地方军事机关。因为敌军和警察，都失去信心，惊慌失措，不是脱去他们的制服丢弃武器，便是悬挂白旗，把枪械堆在地上表示投降。因而暴动的工人到处都可以得到武器，而不断地增强革命的武装队伍。勇敢的女工，用各种方法担任运输武器的工作，在枪林弹雨中，冒着生命的危险，从这一道防线，沿着墙壁，走到另一防线，负责传送消息的任务。此外，还有某些知识妇女同志，也整夜住在战区里，负责做面饼和煮鸡蛋的工作，由袖戴红布的男女输送队送给战士们充饥，在这个紧张而具有决定意义的晚上，陈独秀住在我们的住所（因指挥暴动的联席会议经常这里，陈在这个期间便住在这里）。同述之、郑超麟和我四个人坐在办公室内，通夜未眠，作战通宵，枪炮之声不绝于耳，我们每个人的心头是紧张而沉重，因恐得不到其他区域工人武装队伍和北伐军的援助，而不能抵抗武力强大鲁军（山东军），尤其是鲁军雇用的白俄铁甲车队的炮击。 在六个区域顺利地胜利之后，最后的决战则集中于闸北，从下午四点至六时之间，最后决定性的两小时中，全部的力量都集中于北火车站，激战一小时余，雇用的白俄兵逃入租界，鲁军即跟着溃散。六时，北火车站上空飘扬着白旗，宣示守卫兵投降了。这样，上海第三次的武装暴动已经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党员以及工人英勇地作战而胜利了！居民燃放鞭炮，庆祝革命的成功。袖戴红布的男男女女，面上浮着胜利的微笑，在街上跑来跑去地欢呼着，罗亦农、周恩来、汪寿华、赵世炎这四位在战区指挥作战的战士们，到我们的住所和中常委商讨最后的方针时，也都兴高采烈，袖戴红布，面上都挂着凯旋而归的笑容。 当北伐军从龙华开抵上海时，除租界外，上海所有的中国地界已经完全落在工人和共产党的掌握之中，工人纠察队完全有能力维持治安与秩序，表现新兴无产阶级政权的景象，由于暴动的胜利，已经大大地提高总工会和共产党的声望，男女工人一批又一批地涌进工会和共产党。但异常之不幸，由于国际“四个阶级联盟”和同蒋介石“合作”的机会主义政策，中常委和区委，恰好在武装暴动胜利之后，在政治上解除了武装，对此束手无策，只好按照国际的路线，同资产阶级一起建立上海的临时政府。假如建立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政体，联合军队中反蒋的军事力量（有许多军事领袖，如师长等同情中共），在当时蒋的力量尚未建立起来时，摧毁他是大有可能的。但这样有违反国际的路线，这样共产党陷于没有出路的死巷中，把自己和工人武装纠察队的手足捆绑起来了，等待蒋介石的任意摆布和屠杀。 蒋介石一到上海，便积极进行消灭工人武装纠察队和共产党的阴谋。他同帝国主义者，大资本家，乃至流氓头子勾结起来结成一道反动的联合阵线，准备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开刀，正在酝酿着一个血腥的大屠杀。 当时的中共方面，包括留在上海的国际代表在内，对此种局势不能找出新的出路，只有赶快去武汉商讨。因为大多数的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委员会都在武汉，上海只留下陈独秀和彭述之，他们不可能解决上海的政权问题故立即去武汉。不过，即令所有国际代表和中常委当时都在上海，也不能得出一个超越国际路线的办法，因为当时谁也没有看到托洛茨基的文件；谁也不敢同国际路线决裂。结果蒋介石在这个空隙中间，一切的阴谋准备就绪之后，最后发动了1927年四月十二日的大屠杀，这便是斯大林领导中共支持蒋介石北伐的悲惨结果！ 由于中共中央决定于1927年四月末和五月初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秘书处安排青年团的总书记任弼时及其妻子，中央秘书长王若飞，技术书记曾孟以及陈乔年夫妇和我一同乘轮船去武汉。在四月十二日清晨上船，我们在船上等了几个钟头，谁都不知何故。正午，中央交通处派人到传上来找王若飞下船，曾也一同上岸，王告诉我们去买香烟，但一直到傍晚船开行时尚未回来。我们大家都责备他浪漫，损失二张票。但过了几天，王若飞来武汉详细报告四月十二日（正是我们上船的那一天），蒋介石下令大肆屠杀手无寸铁的民众，包括妇孺在内，情形极为残酷。关于这次大屠杀事件，各现代历史书籍，根据当时报章均有详细的记载（例如：《中国革命的悲剧》 伊罗生著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TION BY HAROLD ISAACS），我在这里不必详述。 在1927年四月十七日的清晨，我们一批人抵达汉口。当我刚到述之的住所时，正值同志们都在准备到汉口“雪花世界”（最大的娱乐场）去参加武汉全体党员大会，我们两人也一同去那里。出席大会的人数，约四千以上。规模确是庞大，但政治却很空虚。湖北省委书记张国焘所做的政治报告，极力强调武汉国民政府的革命作用，以及共产党必须同汪精卫合作，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等等，除此之外，没有更多的东西。我当时感觉到，这次的党员大会，在政治方面，缺乏明确的路线。但从党员的数量上说，确是惊人地增加了。当我于1923年离开时，全湖北的党员，尚不到一百人，现在仅武汉三个都市，便有四千余党员（团员在外）。假如包括湖北各地区合拢起来，当在一万以上，这便表明党的发展乘着革命的浪潮大大地前进了。 在这次的党员大会上，我不但见到许多以前在武汉时熟悉的和从其他各省来的同志；而且以前武汉的朋友和同学也在这里见到。甚至当我在女子师范学校同校长猛烈斗争时，以为我太过激的一些同学，也在这个大会上出现了。我当时未免感到惊奇，但实际上是由于客观局势的改变，人的思想也跟着变化了。在她们看来，也是从一般人的眼光看来，武汉政府完全是共产党一手持起来的。从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乃至农民运动等等都是共产党人组织起来的。在武汉政府中，有共产党人任部长，在各军队中有共产党员担任政治部主任，乃至大、中、小学校长、教授、教师和职员大都是共产党人。至于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妇女协会，全都是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之下。因而人们到处找关系想敲开共产党的门。当然，其中许多是真想干革命的，但也有不少人是想找个人出路的，以为加入进去，至少职业不成问题。 我到武汉，即参加了维经斯基的妻子（她从未把她的名字告知我们）主持的一个三人委员会，即向警予，杨之华和我三人，讨论和计划武汉的妇女运动。但当讨论问题时，我不知道杨之华说些什么，她似乎根本不懂当时的妇运情况和应该做些什么；向在苏联住了三年，刚从那里回来，一切情形都不熟悉；我因生产在即，没有充分的精力在多方面活动。因此，在这种会议中，讨论不出什么计划出来。我个人只好到某些学校和妇女团体去考察一下，以便了解武汉妇女运动的情况。（[注4]） 首先，最重要的是：在女师闹学潮时五人之一的徐前直，她当时担任武昌市立的小学校长，她请我到她的小学去小住数日，以叙阔别之情。在她的学校里，见到许多女师的同学（同班最多），有些是该校的教员，有些是听到我来这学校，都到这里来看我的，甚至连我们赶走的校长的女儿和那时反对我的同学也在这里，她们对我都投射一种异样的目光。因为在五年以前，当我热烈地接受启蒙思想时所做过的许多事情，如反对一切封建传统，提倡男女社交公开，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自由恋爱，剪发以及社会主义等等，而且在行动上，自己实行剪发和解除父母所订之婚约，最后赶走了封建思想的校长，所有这些，在她们看来，简直是叛逆的行为。可是，这时候她们的头发都剪掉了，她们之中，有许多是妇女协会的成员或领导者，有些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妇女协会的领袖蓝淑文和李哲时都加入了共产党，李并作了武汉党部的妇女部的书记，她们当时都是积极支持我们的）。她们都知道我曾留学苏联（我是第一个去莫斯科东大的女学生，当时武汉没有一个去过苏联）（[注5]），并在上海担任妇女运动的领导工作和主编《中国妇女》。因而对我特别表现一种钦慕之情。 其次，我曾数次渡江去武昌妇女协会，在那里见到的差不多全是女师的同学，妇协的会所是一座宽大的房屋，其中有一个大会议厅，她们的工作是一般性的，如争取男女平等，女子参政，以及解决婚姻问题的纠纷等，尤其有趣而富有意义的，是审判丈夫压迫妻子和婆婆（MOTHER-IN-LAW）折磨媳妇的事件，这是从湖南和湖北的农民协会复制过来的。因为两湖的农民运动，当时正在蓬勃地发展，根据农民部的报告，当时湖南的农民协会的会员，已达一千万以上，他们自动地占领地主的土地。在湖北，当时农民协会的会员，已达三百万以上。在那些农民协会中，都有妇女协会的组织，她们除了同男子一起提出要求和参加斗争外，特别要求结婚和离婚的自由。最有趣味而富有意义的是： （一） 妇女协会自己组织法庭，审判那些殴打或虐待妻子的男性，给以批评和应有惩罚；假如男性不改变，妇女协会可以帮助他们离婚，只要女方愿意的话。 （二） 中国的封建传统，一般都是大家庭制度，甚至几代人住在一起，这是一种家庭人员容易发生纠纷的坏制度。尤其是婆媳之间，和谐的很少，差不多绝大多数的婆婆（MOTHER-IN-LAW），都是折磨媳妇的。因为当婆婆做媳妇的时候，曾受过她的婆婆的折磨；等到她自己有了媳妇之后，便把她以前受过折磨的痛苦，转嫁到媳妇身上。因此许多受婆婆折磨的媳妇们，也都到协会告发。当然，妇协按照情形予以劝告，又是对婆婆施行某种压力，单就妇女运动中这些革命行动的表现，便可看出湖北的革命高潮的面貌了。 总之，武汉当时的政治局势从表现上看来，呈现一幅革命的图画，到处可看到革命的标语和口号，共产党与汪精卫所领导的所谓国民政府，好像平分政权的形式。在政府中，工人部长苏兆征，农民部长谭平山，他们都是共产党的领袖。此外，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妇女协会，以及教职员联合会……等，都是共产党一手组织起来的，不用说完全是在共产党领导和控制之下。湖北省的总工会（在汉口）拥有三百万会员；农民协会，包括湖南在内，则拥有一千五百万会员（根据党准备在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文件），这两个省份的农民，正在打击地主，没收土地；具有广大组织的工人,已经有力量在城市发动革命的作用。 假如当时的共产党能够从上海的四月流血中获得教训，立即放弃国共合作政策，提出工，农，兵苏维埃的口号；把正在卷入于两湖的革命浪潮同以上海为中心的原有的革命民众力量，以及共产党的力量，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庞大组织（四月的屠杀，虽然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但上海共产党的潜在力量和工人阶级的组织仍保留着的），以及蒋介石军队中反蒋的军事势力汇合起来，团结在这个苏维埃的口号之下，来一个新的进攻，把以上海为中心的孤立于长江口岸反动势力的蒋介石，加以摧毁是大有可能的，因为蒋介石当时的地位尚未巩固，同时他的军队中有些军长和下级军官有反蒋的倾向。 但异常之不幸，由于斯大林所领导的共产国际，在1926年三月廿日广州的政变没有提高警觉；上海的四月流血也不会得到任何教训，改变他的“国共合作”机会主义政策，却命令中国共产党相信国民党的所谓左派，把完成民主革命的希望——实际上是幻想——从蒋介石转移到汪精卫；把武汉政府视为革命的中心！ 虽然武汉政府所颁布的对工农的法令，已经大大地剥夺了工农应得的权利，但国民党的所谓左派领袖们，仍旧高声叫喊：“农民过火了”，“工人纠察队过火了”，“童子军过火了”，整个的武汉，充满了过火的声音，甚至某些共产党的领袖们也跟着叫喊，例如，有一个晚上，童子军误敲了共产党领袖蔡和森的门，打扰了他的清梦，第二天，他大发肝火，逢人便说：“童子军过火了”。在当时，我到处可以听到“过火”的声音，因为这些领袖们唯恐得罪国民党的左派，而破坏了“国共联盟”。因此，中共中央“农民委员会”的翟秋白和主持“工人运动委员会”的李立三都不断地指令各级党部和在国民党政府机关的负责人，制止工农过火的行为。本来应当推动革命潮流前进、解决工农的革命要求的共产党，反而成为替资产阶级和地主服务的工具，变成革命的制动机了！中共堕落到如此的可耻程度，完全是由于斯大林的“四个阶级联盟”的“国共合作”的机会主义政策的后果。 中国的共产党的全国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正处于最紧急的关头，在这里只有两条道路：假如不是共产党根据血的教训，立即放弃国共合作政策，提出工，农，兵苏维埃的口号，和团结工农和一切革命的民众，把革命推向胜利；那就必然帮助反动势力的生长和联合，不可免的遭到更大的灾难。这的大会是决定未来命运的关键。但它是完全遵循斯大林的路线！ 这个路线完全是根据斯大林1927年四月廿一日所发表的“中国革命问题”的提纲。在这个纲领中，强调地指出：汪精卫的“左派国民党”，将建立“工农的革命民主专政”，解决革命的民主任务。因此，他坚决反对成立工，农，兵苏维埃，主张拥护汪所领导的革命中心的武汉政府。因此，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讨论和决定的政策，只是如何巩固武汉政府，中共所派的两个党员（谭平山和苏兆徽）参加这个政府，担任农政部和工人部的部长，名义上是在保护工农的利益，但实际上，却是扮演了制止“工农运动过火”的角色，这便替未来汪精卫的“清共”政变铺平了道路。 托洛茨基看到斯大林的“中国革命问题”的提纲，他认为对中国的革命有致命的危险，因此，他于1927年五月七日写了《批评斯大林同志的提纲》，在这篇文章中，详细地批评了斯大林的一切机会主义的观念，尤其抨击了他的反对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的荒谬论据。最后，他提出警告说： “阶级斗争不能靠民族统一战线来进行，流血的四月事变，以非常雄辩地证明了这个事变：就是“四个阶级联盟”的政策的直接后果，拒绝了这一点，就是准备在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中，重演四月的悲剧。”（见托洛茨基著《中国革命问题》，中文版第廿六页）
托洛茨基作了这个批评之后，时间还不过两个半月，便不幸而言中了！四月的悲剧，在武汉革命的中心重演了！这便是汪精卫的“左派国民党”于1927年七月十五日的清共政变。中国第二次革命在斯大林顽强的和可耻的机会主义领导之下而葬送了！从此，中国的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工农共产党人，以及革命的民众和妇女群众，除了千千万万地倒卧于血泊中外，又长期陷于悲惨状态之下！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廿九日 注释 [注1] （注）在1922年7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特别制定了一个《关于妇女运动之决议案》。这个决议案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三点，当然，我只译其中最重要的几点如下： 1，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经济、政治、教育、劳动各方面，都不能达到同男子平等与自由；妇女要得到完全的解放，只有社会主义成功之后才会实现。 2，在现存的制度下，中国共产党除了致力为工资平等及女工和童工的特别劳动立法而斗争外，也要为中国一切被压迫的妇女解放而斗争。 3，第三国际第三次大会决定，各国共产党应设立一个部，从中央到各地方以领导妇女，专派一女同志担任指导妇女运动工作，中国共产党决定尽速的采取此项计划。（见王健民著《中国共产党史稿》第65-66页）。 [注2] “上海总工会是被奉系军阀封闭的。孙传芳讨奉的通电中反对奉军压迫爱国运动，……所以当奉军退出上海时，戒严令已经取消，孙传芳军队驻沪之后，重复宣布戒严，禁止人民集会，不准启封上海总工会“（见华岗编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第三卷365页）。 [注3] 直奉两系军阀原有冲突，但当革命势力抬起头来时，他们便联合起来，一齐镇压革命运动，当然，它们背后都受帝国主义者的指挥。 [注4] 杨之华本为代理向警予中央妇女部书记，但向回国后，杨仍旧做下去，没有一句话交待，党也不提及此事，这是由于瞿秋白的阴谋操控，拉拢干部，使人们不敢提此事。 [注5] 1925年秋末，当莫斯科开办中山大学时，才送了一大批年轻的团员和国民党员免路费去，这时才有些女同志或非同志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