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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别斗争和党的领导层
詹姆斯·坎农
莫乐亘 译
(1953年11月3日)
以下的演讲是坎农于1953年在党的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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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我们都清楚，我们将结束这次党内的长期派别斗争，现在要做的只剩下总结其结果。
这是一场长期的派别斗争，在其完全成熟以前还不能有最终的结论。科克伦少数派被给足了一年，在党内进行地下的派别活动和组织。足足一年。然后我们终于把他们拖到地面之上，我们进行了五个月的激烈讨论，所发表的《内部通告》甚至比1939-40年大斗争期间的还要多。然后我们有了五月全会和休战协议，科克伦派签署了协议但从未履行。
接下来五个月的斗争中科克伦派明晰了立场并得出他们必然的结论，在行动中也表现出了反党、反托洛茨基主义的倾向。他们组织了一场破坏党的事务和党内基金的运动，最终又组织了对我们党25周年纪念大会的杯葛。于是我们来到了这次十一月全会，在这次全会上，科克伦派领袖被指控为背叛并被解除党籍。而这是社工党内部派别斗争的终结。
在记录的面前，没有人能有理由说我们缺乏耐心，说有一样事情做得太仓促，说没有一场“自由而广泛的讨论”，说在施行党纪之前没有充分的证据来揭示不忠行径。尤其是，没有人能说在时间成熟时领导层犹豫未决未揪出叛徒。那是他们的责任所在。少数派的权利——背叛的权利，在我们的民主的党内从未被包容，而且永远不会被包容。社工党对罢工破坏分子没有任何情面。
联合与分裂
托洛茨基曾说过联合和分裂作为建设革命政党的方法而言是类似的。正如经验所表明，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评论。领导俄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党正是在1903年与孟什维克分裂后的产物，其道路上历经数次联合与分裂，并最终于1917年与托洛茨基会合。这些分裂与联合的结合，使得党在俄国革命中的胜利成为可能。
我们已看到，根据我们自身的经验，这同样的原则也在起作用。我们最初从斯大林主义者中分裂出来。1934年与马斯特分子（Musteits）（注一）的联合以及后来与社会党左翼的联合，是我们组织建设中重大的里程碑。但是这些联合比起1935年与左翼宗派主义者（注二）的分裂以及1940年与修正主义伯纳姆分子（Burnhamites）的分裂，以及今天与新修正主义者的分裂相比，并不更为重要，而是处于同等的地位。所有这些行为都已成为这个革命党建设过程中的一部分。
由托洛茨基阐明的这条规律——联合和分裂作为建设政党的方法而言是类似的——是正确的，然而仅仅在联合和决裂两者都有恰当的动机这个前提之下，才是正确的。如果没有恰当的准备和恰当的动机，它们会有破坏和瓦解的效果。我可以给你们举例。
在西班牙的宁（Nin）领导下的左翼反对派和机会主义莫林集团（Maurin）联合起来，在这联合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联合工人党”（POUM），这次联合是西班牙革命失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由于与机会主义集团联合而导致的对托洛茨基主义纲领的稀释，剥夺了西班牙无产阶级的清晰纲领和坚强领导，本来1936年西班牙革命的结果可以全然不同。
相反的是，二战以前法国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分裂，几次分裂都没有恰当的动机——促成了党的堕落。我们没有不好的联合和不好的分裂，已是我们的幸运。我们也不曾有过一次使党在日后不出现进步的分裂，正是因为这分裂有恰当的准备和恰当的动机。
当我们的全体会议在去年五月召开时，党对分裂还未有准备。少数派在当时并没有用使得党内每个成员相信他们与我们相异的方式将他们的修正主义观点扩展到行动上来。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作出巨大的让步以避免分裂。由于同样的理念，因为整个事情已经清晰和成熟，十一月我们在这里作出分裂的决定——丝毫没有犹豫。假如回忆起在这场斗争中，你们对党的领导在长期斗争中的耐心和克制给予了信任，那么不要忘记加上一句：由于在全体会议上采取了果断、坚定的行动来给整个事情画上句号，他们应当得到这份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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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的分裂
我想，将这次我们认为是进步的、并且对美国革命党的发展而言是一个贡献的分裂，与1940年的分裂作个比较，是有益处的。其中有几点相似和不同之处。就其各自的基本议题是修正主义而言，它们是相似的。但是1940年的修正主义并没有今天我们与之分裂的修正主义那么深刻和明确。的的确确，伯纳姆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但只是到了斗争的最后几个阶段他才公开这么做，那时他才摘下了面具。而沙赫特曼（Shachtman）并没有完全追随他。沙赫特曼，直到分裂的时刻，也没有公开修正我们关于苏联的纲领，而这是争论的中心议题。
他使问题悬而未解，甚至在他最后的文件之一中声明，如果帝国主义袭击苏联，他将出来保卫。至于第三位领袖，阿伯恩（Abern），他完全没有从理论上屈服于修正主义。他仍然视自己为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并认为整个斗争只涉及到组织问题。他是极为错误的，但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的明确的斗争，在1940年并没有像这一次那么清晰和深刻。这已为一个事实所说明：当伯纳姆将他的修正主义推向它必然的结论并在几个月后完全抛弃了运动之时，沙赫特曼和阿伯恩退却了。
两次分裂，这一次和1940年那一次，就它们都不可避免而论是相似的。在两个案例中，分歧都发展到我们不再有共同语言，也无法在同一个党之内相处。当沙赫特曼分子明白地给我们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准许有他们自己的报纸、他们自己的杂志、他们自己的公共表达，他们只是在表达他们最深刻的信念，即：他们必须与我们讲不一样的话，他们不能尽责地传播我们沿正统路线写在我们报媒上的东西。既然我们无法容忍这些，分裂就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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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分裂不同于1940年之处在于它要更为坚决。这次全体会议没有一个成员打算再和帕布洛-科克伦帮（Pablo-Cochran）的罢工破坏分子有任何关系。在这点上绝没有任何疑虑。从昨天上午十一点当他们离开会厅之时——不是大摇大摆，而是傻里傻气——他们就永远地离开了，这是绝对肯定的。能设想到的情况最多就是，已经困在暗流之下的个别成员会一个一个地被冲回到党内，当然他们会被接纳。而至于少数派的主要核心层，他们已经永远与我们断裂。他们被开除党籍并解除了对党的未来义务的那一天，也许是他们生命中最幸福的一天。
而相反地，沙赫特曼分子则继续为他们想要有联合而抗议了很长时间。甚至在分裂六七年后，在1946和1947年，我们实际与沙赫特曼分子进行了关于联合的谈判。在1947年初的一个时期内我们与他们有一个关于联合的协议，这证明了我所指出的观点，即1940年的分裂无论如何没有今天的分裂那么坚决和彻底。我们与帕布洛和帕布洛主义彻底永远分裂了，不仅仅在这里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再也没有人会为谈判妥协之类的废话而再浪费一点时间。我们与这种新修正主义已经开战，而它是作为对苏联、东德和法国总罢工中在斯大林死亡以后的诸多事件的反应，而开花结果的。
两次分裂的区别
两次分裂的区别还有其他方面，乃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并且对党有利得多。首先，关于分裂的规模。在1940年沙赫特曼分子占据党的不少于40%的成员以及青年组织的大多数。如果你算上青年中没有党内投票资格的成员，差不多就是一个50比50的分裂。而眼下的分裂，这个团体带走了不过20%。这是一个区别。
第二个区别是1940年的分裂是从领导干部到中间层的分裂，而不仅仅是摆脱一些你无法处好的人。多年来在党的中间领导层中，政治核心人物是伯纳姆、沙赫特曼和坎农。他们占了三分之二。直到1939年9月斗争爆发之时，就构成而言他们占有党的政治委员会的大多数。我们只好在1939年十月全会上重组政治委员会，以确立政委会的大多数原则。
沙赫特曼和伯纳姆在政治委员会中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他们是杂志和报纸的编辑，实际上担当所有的文字工作。他们和我有劳动上的分工，我负责组织和工会、行政和财政上的指导工作，以及其他通常而言知识分子们嫌麻烦的琐屑事务；而他们从事大部分的写作。正如你们所知，当他们站在正确的路线上时写得非常好。
因此1940年是一次真正的分裂，不仅仅是发生在政治领导层而且也在工作干部中间。在分裂的时候，在我们的一些同志这边有许多恐惧：没有了这些第一流的知识分子、高效率的写作者，我们该怎么办？如此等等。而在他们那边则是热烈的欢呼，还有坚定的信念：我们将因他们带走了所有的写作者而无以为继。
为什么？实际上现在领导着党和从事领导干部工作的所有同志，在当时，其中的极少数甚至是全国委员会的成员，这些成员，才不过刚刚上手，还没有以写作者、演说家和政治家而为人认可。举例说，多布斯（Dobbs）同志，从群众运动中冒出来的，当时来到纽约不过几个月。另外一名同志，当时是全国委员会的成员或是候选人，当时还未把自己认为是、也未被认可为党的政治领导干部的正式成员。在1940年，干部的分裂是从上层直到中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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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1940年分裂的第三个特点。小资产阶级反对派是带着青年中如多布斯同志所说的“眼高手低活蹦乱跳”的大多数离开党的。他们对自己的精神力量、对自己的蹦和跳的能力、对自己的“竞选型政党”的观点以及自己的写作者很有信心——以为他们很快就会表明他们可以比我们更快、更大、更好地，用这些加利福尼亚风格建立政党。我们并不认同他们，但他们就是这么开始的。
别忘了，他们几乎往后一周就开始建立新党。他们命名为“工人党”并弄出一份新的周报和一份从我们这里窃取的杂志。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他们以为自己在争取这个国家的工人先锋的忠诚这点上与我们可以一比。这是我们1940年所面临的情况。我们不得不用先前缺乏经验的同志形成新的干部队伍，把他们推向负责政治委员会和出版物的舞台，开始在斗争之火中训练他们的领导力。
党在前进
1953年的分裂在许多方面都是十分不同的。首先，我提到过规模。它要小得多。第二，这一次干部队伍没有分成两派，有的人看到这些名字就会有此担心——科克伦、克拉克、巴特尔、弗兰克尔等等。他们都是天生英才；他们是干部队伍的一部分；但不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自五月全会以来我们经历了五个月的“冷分裂”足以验证这说法。在那整个期间科克伦分子没有做出任何有建设性的党内工作。由于为“帕布洛大帝”所鼓舞，他们毫无旁顾地献身于党派之争，破坏党的事务，捣乱党的基金。至于产生了什么后果呢？我们在五月全会以来的五个月里已经发现，这些人对于党的文献工作、党的政治工作、党的组织工作和党的财务支持完全不是不可缺少的。
党已经在与他们毫无干系的情况下前进了五个月。干部队伍的分裂证实为小小的剥离。在我们最终于热分裂中面对这点之前，我们已在冷分裂中验证了五个月，因此我们深知这点。在领导层中完全没有裂痕，没有人急匆匆找人来填补由这些前托洛茨基主义者转化的修正主义者所产生的空白。这些位置已经满了，可以说满到溢出。一切都顺利。这就是自五月以来持久的冷分裂产生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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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没人能想象这些人有勇气去设想建立一个新的政党和一份有鼓动性的报纸。首先，他们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建立一个政党。其次，他们不相信任何人有能力建立一个政党。而其三，他们没有对革命先锋党的信念。所以他们不会携着一个与我们竞争的政党自命为托洛茨基主义先锋以及未来革命群众政党的核心而与我们对立。
在他们最为乐观的计划里，他们的目标是达成一个会发行一本小杂志的宣传小圈子，在其中他们会为了“老道的政治分子”，即斯大林主义者和“进步”工会会员的利益而观察、分析和解释事物。局外的批评家、分析家和节制者——这就是他们显现于我们面前的那种反对派角色。不是与我们竞争的政党。
他们不会成为我们在选举活动中作为一个政党而奋斗的阻碍——因为他们不相信选举活动。在第一时期我们与沙赫特曼分子分裂时他们曾在纽约和其他地方运作自己的候选人，并且总的来说他们试图与我们竞争——他们的政党反对我们的政党。而与科克伦分子则没有这种情况。如果我们想与这些人有任何争论，我想不管他们藏在何处我们都能逮个精光。在有些地方也会是一件难事，特别是在底特律和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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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领导层的考验
一次派别斗争是对领导层的一次考验。派别斗争是建设群众党的过程的一部分；不是斗争的全部，却是它的一部分。
有些同志，特别是工人群众中想将所有时间投入建设性工作，为争论、嘴仗和派别斗争感到失落和烦恼的，应该明白他们得不到和平，除非他们为之而奋斗。派别斗争是获得和平的途径之一。
党，正如你们所知，在整个1940至1951年期间享有内部的和平与团结；十一年，除去与戈德曼（Goldman）和莫罗（Morrow）的不值一提的小小冲突——有着和平与正常内部生活的十一年。这种“长期和平”引导着党走过战争、审讯和“18人入狱”（注三）、战后繁荣以及政治迫害的初期。那种内部和平与团结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不是谁“赐予”我们的。从1939年9月到1940年4月的八个月里，我们为它而斗争并与小资产阶级反对派进行派别战斗。
由觉悟的领导层所正确指导的每一次严肃的派别斗争，都是由递进的阶段而发展的；它有序幕、中期和尾声；在斗争的每个阶段，领导层都受到考验。没有一个觉悟的领导层，党派之争就会吞噬和毁灭一个党。没有大脑的党派之争，有时甚至是最小的嘴仗，也能把一个党撕得粉碎。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眼见这种情况发生。一切取决于领导者和他们的觉悟。他们必须知道如何与何时开始派别斗争；如何引导它；如何与何时结束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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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内与修正主义清算人抗争的前两个阶段——序幕和中期——已经在我们身后了。现在进入尾声。我们往后将会有大量的时间来反省经验。我想假如在结束斗争的这个最后行动的阶段就开始回顾和检讨犯过多少错误、谁犯了这个那个错误等等，那将是比浪费时间还要糟糕的。
基本的情况是：党的领导干部整体及时看到了问题所在，抓住了形势并使之公开化，进行了五个月的自由讨论。然后，在五月全会上，我们向少数派提出协议，以便他们有机会重新考虑他们的路线或者在客观讨论中更为清晰地建立议题。然后，当科克伦分子打破了协议，我们走出五个月的“冷决裂”，在全会上给予结束。
这一切实施得很成功，没有使党混乱和堕落。这就是基本的情况。我们可以把回顾、检讨和分析这人还是那人在这儿还是那儿犯了失误放到以后，但是现在不考虑这些。第三点是现在要考虑的——怎么结束这场派别斗争。而这又是一个领导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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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问题
在全世界范围的工人阶级当中，领导层是一个未解的难题。世界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唯一障碍是领导层这个未解的难题。这就是“党的问题”所指。这就是当提及工人运动的危机就是领导层的危机时，“过渡纲领”的所指。它指的是，在工人阶级解决创造革命政党——它在斗争中能领导群众、是历史进程的有意识表达——这个难题以前，事情仍然未决。所有问题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党的问题。
如果我们与帕布洛主义的分歧，如我们现在清楚看到的，如果归结于一点，那么就是，党的问题。现在我们看着是清楚的，因为我们亲眼见过帕布洛主义的发展。帕布洛修正主义的核心是推翻今天托洛茨基主义最为重要的部分——作为工人运动领导层危机的人类危机归结于党的问题的观点。
帕布洛主义不仅仅是旨在推翻托洛茨基主义，它旨在推翻的一部分托洛茨基主义是托洛茨基从列宁那学来的。列宁对他的时代的最大贡献是关于建立一个有能力在革命中领导工人的先锋党的理论和坚定斗争。他并不限定其理论于他自己活动的时代。他追溯到1871年，认为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巴黎公社——失败的决定性因素，是缺少一个能给予群众运动自觉纲领和坚定领导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先锋党。正是托洛茨基在1917年接受了列宁的这一观点，使托洛茨基成为一个列宁主义者。
关于革命党的决定性作用的列宁主义思想，被写入了《过渡纲领》。这就是帕布洛主义分子们正在抛弃的思想，他们转而赞成这个观念：革命党的思想会不知不觉地渗入到奸诈的官僚机构、斯大林主义者或改良主义者之中，当“彗星来临”（“彗星来临”是H. G. 威尔斯1906年的科幻小说，用于此处意指社会重大变革之后、理想社会来临——译注），社会主义革命将会以某种方式借由一个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党无关的结论而实现和完成。这就是帕布洛主义的要点。帕布洛主义是对崇拜的替代物和对党与纲领的新解读。
领导干部
党的问题有另一个方面。党的问题是党的领导层的问题。我相信，正如党的问题是工人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能最终获胜之前必须解决的问题，党的问题就是党的领导层的问题。
没有纲领就不能建设革命政党。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只要及时，纲领就能创造党。但正因此，觉悟的领导者的角色恰恰就是抓紧时间。在这个数年等于数世纪的时代，时间是“极为重要”的。没有领导层、没有干部，建设政党当然是困难的，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看看全世界，看看上一个四分之一世纪的经验，在一个又一个国家，能得到托洛茨基的著作和教导的地方，其纲领为人所知的地方，你看到了什么？在缺少建设政党的领导层、在缺少干部的地方，政党起不了多少作用。相反地，那些将使领导层作为干部队伍而共同工作的政党，则保持稳固坚定并为未来做好了觉悟的准备。
领导干部在与政党的关系中起到的决定性的作用和政党在与阶级的关系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是相同的。那些试图解散托洛茨基主义政党在历史上创造的干部队伍的人，正如帕布洛分子在一个又一个国家里做的那样，事实上是旨在瓦解这些政党和清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请注意：我是说“试图”和“旨在”，我不是说“达成”。他们不会成功。托洛茨基主义政党会清算这些清算者，而社工党有很高的历史权利去为此作出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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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纲领，领导干部的建设就是革命政党的建设的关键；而前者需要比后者程度还要高的觉悟和更为仔细的设计。当然，自共产党宣言以来每一代的每一个政党都有一个类型的领导方法，但是选择哪一个类型却还很少被重视，因此，在各种问题中，真正的问题还未解决。在这方面，过去关于什么不能做的经验教训是很丰富的。
当前这代革命先锋队，受益于列宁和托洛茨基，如今有至高的责任去检讨过去在这方面的悲剧性错误，以避免它们，并在领导干部的建设中以自觉的理论和仔细的设计取代自发的方法。
领导层的类型
我们所见所知的政党领导方法的类型中，第一种，也许是最糟糕的一种，甚至出现在第四国际中，是一帮天才的突出个人的无计划的领导层，这些个人在相反的方向上使力，在个人竞争上挥霍能量，为琐事而争吵，却没有能力组织良好的劳动分工。这已是第四国际许多支部的悲剧性经验，特别是法国支部。我不知道法国今天的情况，但是我知道在它学会约束其突出的个人并使他们协作以前，第四国际法国支部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党。
第二种领导方法是小圈子的领导方法。在每个领导小圈子里都有某种协作，某种组织和分工，有时它看上去挺好——只要它能保持。但是维系小圈子的是个人关系——厌恶小圈子的托洛茨基称之为“亲密关系”——其中有致命的缺陷，它会因个人争吵而被撕裂。这是每个政治小圈子不可避免的命运。
世上没有也不可能有永久的小圈子，不管是怎样的好朋友和密友被关在一个紧密、排外的小圈子里并且自我暗示：“现在我们手中什么都有，我们会把一切运作好。”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还是一直在敲打着这些小圈子。争论发生、个人困难和摩擦发展，然后是个人争吵和口角、无意义的派别斗争和决裂，然后小圈子在灾难中终结。党不能被小圈子所领导，起码不能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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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领导方法，我跟你们坦白我过完六十岁生日以后才见到过。那是一种崇拜式的领导方法。我承认我活到六十岁才勉强接受世上有政治崇拜这回事。见到约翰逊分子在我们党内的作为时我开始揉揉眼睛。我见到一种维系于一个人，一种弥赛亚（犹太人期待的救世主——译注）式的崇拜。我就想，“我会被诅咒的。人再老也不会学不到新东西啊。”
崇拜需要普通人中的不思考的人。但这不是全部。为了使崇拜得以存在，领袖光有追随者是不够的——每个领袖或多或少都有个人影响力——但领袖本人必须是崇拜者。他必须是能从现实王国中整出启示录的吹牛专家。一个吹牛专家崇拜式领袖会随时转向任何方向，而所有的崇拜者自动地追随，就像羊群追随领头羊一样，哪怕是进入屠杀场。
这就是发生于约翰逊分子身上的事。被崇拜者所追随的约翰逊，不只是由于其关于苏联的理论——其他人也有那种理论；世界上很多人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约翰逊分子是作为救世主的约翰逊的崇拜者；而当他发出信号让他们为了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理由而跳出这个党——但据说是因为一些他自己想象出来的个人冤屈，他们先前不知道而刚刚才听说——他们就按东部标准时间在同一个小时内离开了党。这是一种崇拜。帕布洛分子的崇拜，和其他的崇拜一样，擅长于随时跳向任何方向，只要领袖有了一个启示就行。你不能把工人先锋队的党交给一个崇拜者或一个崇拜主义领袖。
第四种领导方法已经非常普遍。在我的生命中我见过许多——那是永久性派别的领导。这里有些东西我们必须警惕，因为我们刚刚经历一场严重的派别斗争，而在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已经紧紧联系在一起。绝对有必要让领导层看清楚一个临时的派别是怎样的，其正当的目的是什么，其局限是什么，以及经巩固而永久化的派别的危险所在。
派性的固化
在工人政治运动中没有什么比永久性的派别更令人憎恶。没有什么比永久性的派别能更有效率地使党内生活堕落。你可能会说，那是与列宁的经验相悖的，难道他在1903年没有组织党派——布尔什维克派，难道那不是一个持续至革命的严格意义的党派吗？不完全是。列宁的党派，在1903年与孟什维克分裂，随后与他们谈判并在不同时期与他们联合在一个政党里，然而保持为一个党派，仅仅是一个表面上的党派。
事情的关键在于，十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核心是列宁布尔什维克派。它是一个党。而它是一个党而非一个排外的列宁派的证据，就在于在布尔什维克派内部有不同的倾向。有左翼和右翼的布尔什维克。有时其中一些还与列宁公开地辩论。 布尔什维克甚至在其内部也有分裂和重新联合。列宁不把布尔什维克派当成他将会终其一生保持其为封闭集团的东西。
在1917年决定性的日子里，当他推出其《四月提纲》时，他表明他的观点事实上是关于一个与托洛茨基联合的党，这在世界上关系重大。这是一个政党行为。数月之后，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列宁最亲密的合作者，在反叛中走错了路，他与托洛茨基联合粉碎了他们。列宁的派别事实上是一个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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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看到从一场斗争中成长出去的不同派别，结晶并固化，并在那些把他们带向不复存在的议题后面抱作一团。这些现象发生在最初的共产党（指美共，下同——译注）内。
它的领导干部，作为一个整体而言，是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的融合物。有纽约人和一些其他的人，从社会党中出来的，其有过议会社会主义、竞选运动等的经验——是一个纯粹的“政治”组合。鲁登堡、洛夫斯东等，代表这种背景。在由“西部人”所代表的政党中有另一种倾向，他们有工团主义背景，一种在工会运动、罢工、阶级斗争的“直接行动”中的工作背景。福斯特、比尔·邓恩、斯瓦贝克、我本人等代表了这种出身。
我们自然而然形成不同倾向——各自部分正确部分错误——并从开始就总是彼此有小的冲突。最终这些倾向固化为派别。再往后——数年的经验之后，我们向彼此学习而使真正的差别缩小下来。但是派别的形式保留了。历经多次之后，两个派别会就将要做什么达成一致，就会议的每个提案达成一致；而派别仍旧会继续存在。
党派之争的蜕化
在这样的环境下派别蜕化成了为权力而争斗的帮派，而这极大地促成了共产党的蜕化。共产国际本该帮助我们把干部联合起来，但相反地它为派别主义煽风点火，想从中渔利以创建自己的斯大林主义派别。那是一段苦日子。我开始反抗这种无益的争斗，我作了数次尝试——在我因为托洛茨基主义而被开除出党的数年之前——我作了数次尝试以打破这些政治上毫无意义的派别结构。我们中的一些人从福斯特帮中脱离出来并形成一个独立的集团，与一个由伟恩斯东从洛夫斯东分子中分裂出来的小组联合，我们对毫无目的的帮派党争有相同的反感。我们形成了一个“中间集团”，口号是“解散派别”。
我们为了把各派别解散到党中而进行了几年的斗争，但那时候洛夫斯东分子和福斯特分子已经如此固化于帮派和小圈子精神之中，以至于没可能做到。这促成了共产党的蜕化，因为永久的派别变成了小圈子，他们排斥其他任何人。如果一个永久性的派别正好掌握了党的领导权，并把党当作派别来运作，那么它一定会把其他人从有实权的领导位置中排斥出去。正由于它就把其他人驱赶进了反对小圈子和派别的组织这个事实，党的领导层中就不再只有一个干部队伍了。我们在共产党中看到过这种事。我们必须从那种经历中学到点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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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党中，基于我们的经验和我们的研究，我们有一个观念：领导层不是一些互不协调的突出的个人，不是一个小圈子，不是——以神的名义——一种崇拜，不是一种永久的派别。我们的观念中，领导层就是一个领导干部队伍。
这是一个觉悟的设计，年复一年耐心而得出。一个领导干部队伍，在我们的观点中，有以下基本特征：它由首先是联合在纲领周围的人所组成，不是以在日常工作中浮现的各个问题，而是以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为基础。这是第一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领导干部队伍是“包容”的而非“排他”的群体。它没有固定的成员，但随时主动敞开大门欢迎新人加入，以吸收和发展其他人，所以领导干部队伍在数量和影响力上总是有弹性地增长着。
我们的干部队伍有另一个特征。它把全国委员会作为党的广泛民主的代表来建设。我不知道在其他政党中领导层是如何构造的，但我们党不是由纽约的中央政治工作组排他地领导着的。我们总是强调，领导层不是秘书处，不是政治委员会，不是编辑委员会。它是全体会议。这个全体会议包括了秘书处、政治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加上来自各个党区的领导同志。
领导层是真正的代表
这些地区上的代表，正如你们所知，不是在纽约精心选择然后经由特殊训练提拔而来的。我们都知道如何做那种事但是谨慎克制不去做。在党的大会上中央领导从不干涉提名委员会的商讨。地区上的代表是由他们地区的代表们自由选出的，并由提名委员会认可。他们真正代表了他们的支部或者地区，他们坐在大会上就意味着你们就有了整个党的真正的民主代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全体会议在党内这么有指挥权的一个理由。
当大会召开，我们可以说我们就是领导层，因为我们真正就是。每一次我们召开全国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就是一次小的大会。这是我们精心设计的建设一个被民主地控制的、有代表性的领导层的纲领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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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观念中的干部队伍的第三个特征，即我们一直有意识而精心地努力的，就是在领导人中间培养共同工作的能力；而不是突出的个人；不是自己解决问题的自作聪明者——而是能像零件在机器中一样发挥作用的个人，与他们合作，觉知他人的优点并尊重他人的意见，懂得没有不重要的人，懂得每个赞成纲领而由其支部或地区派到全国委员会的人都有其长处。党的中央领导人的任务就是为他打开大门，找出他所能做的，并帮他为了在未来做得更好而自我训练。
协同工作的能力是我们观念中的领导干部队伍的本质特征，其次的特征是劳动分工的能力。一两个聪明人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做，这是不必要的。如果你有一个很宽的人选，其中的每一个都对决策有所贡献并从事特别选定的符合其资质的工作，并与他人协作，那么这要好得多、稳固得多、可靠得多。
我得说，自从与帕布洛-科克伦修正主义者公开斗争开始以后我们党的领导干部进步和发展的形势，使我格外满意。我想他们已经为全世界作了榜样，在这个强大的群体中，人们拥有不同的天赋与经历，学着分工合作，集体工作从而个人的力量汇聚成所有人的力量。我们最终成为一个强大的机器，它将所有成员的优点汇合成倍乘增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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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仅能由于汇合优点而从中受益，有时也可以从汇合了的缺点中获得积极的结果。这也适用于合理组织和协调了的干部队伍。托洛茨基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这个想法。我在此处告诉你们的，不是唯独我已经见过、经历过和从我自己脑袋里想出的。不仅仅是经历，而也是托洛茨基给予的大量的个人指导。他在发现我愿意倾听并且对友善的批评不加见怪之后，形成了频繁给我写信的习惯。
托洛茨基的建议
他一直在领导的问题上给我建议。早在1935和1936年，在与马斯特分子和奥尔勒分子的斗争中，他给了我这建议。他总是提及列宁，列宁如何把他的干部联合在一起。他说，列宁会挑一个有冲劲、能闻到机会、总想赶超自身的人，并用另一个稍微谨慎的人与他平衡——而这两者的折中产生稳妥的决策，这对党是有好处的。
他告诉我，举个例子，在一封信里他建议我要非常小心以避免作出排除出委员会的人员名单，不要消除那些有着我特别不喜欢的缺点的人，比如犹豫、调和主义和优柔寡断；他说，你知道列宁曾经说道加米涅夫，说他是一个犹豫于议会斗争的人；他总是在需要下决心的时刻倾向于“软化”、犹豫与调和。在1907至1917年之后的时期，加米涅夫事实上属于布尔什维克调和派，有与孟什维克调和的倾向，但他保留在布尔什维克党内。
列宁曾经说过——正如托洛茨基向我解释的——我们需要加米涅夫在中央委员会中，因为他的摇摆和调和倾向是党内某个我们想保持了解的阶层的某一倾向的反映。当加米涅夫说话时，我们就知道党内有我们必须考虑到的相同的情绪。而当我们不接受加米涅夫的摇摆与调和时，我们进行地很慢并且将它考虑在内，因为当我们运动时我们想带着整个党。如果他提出太多异议，我们稍作停歇并投入多一些的时间在党内教育各阶层，以确保我们的各个阶层能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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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力量在于我们的结合，包括我们的缺点和我们的优点。这加起来，我称之为干部队伍的领导观。这个干部队伍，几乎整整去年一年，已经构成一个派别——就是，干部队伍的大多数。我们已经加入了一场派别斗争。那么那个干部队伍组织作为派别的目的何在？它不是整个干部队伍，是其大多数，但不是全部。它不包括来自水牛城和扬斯敦的同志——起初有一些分歧但后来它们在斗争的过程中被消除了；全体会议的决议是一致通过的。
但是在一开始，干部的大多数组构了一个派别，自己召开会议，作出自己的决议，如此等等。
然而，这个派别不是出于拥有派别的目的而形成的。它不是那种打算从现在到世界末日都黏在一起不让别人加入的好哥们永久组合。它不是帮派，不是宗族、不是小圈子。它只不过是一个为某种目的而形成的政治军事组织。那么目的何在？目的是打败和孤立帕布洛-科克伦修正主义派。这个目标已经达成。
多数派的解散
既然如此，那么现在这个派别的职责何在？我们还要因为过去的缘故而继续联系在一起，形成类似“内战联邦退伍军人协会”的组织——唯独的准许佩戴荣誉丝带、要求特殊权利和特殊荣誉的一群人？不。这个派别今天的职责就是出去说：“任务已完成，本派别不复为人所需，本派别必须解散到党内去。”党的领导权从今以后属于整个干部队伍，集合于在本次全体会议。所有的难题，所有待讨论的问题，都应该直接带进到各党支部中。
我想在此以全国委员会大多数派的名义宣告开启党的新阶段，它一致通过的决议是：为了斗争的目的而形成的大多数派，已经完成其任务，所以将自身解散到党内去。
注释
（注一） 马斯特（A.J. Muste,1885-1967）：早年接受牧师训练，后投身工运，提出“只有非暴力才是解决暴力最好的药方”（Only the nonviolent can apply therapy to the violent），1940年出版《Non-violence in an Aggressive World》，提出以“基督教式和平改革”（A Christian pacifist approach to revolution）应对当时美国社会的暴力与冲突。——译注
（注二） 此次分裂涉及到合众国工人党内的一个宗派主义派别，该派以胡戈·奥尔勒（Hugo Oehler）为首，反对工人党打入社会党；该派分裂了出去后组织了革命工人同盟（Revolutionary Workers League）。——译注
（注三） 1941年，因反动的史密斯法案，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被控“阴谋推翻美国政府”，从而它成为史密斯法案的首批受害者，在这次审判中包括坎农在内社工党18名领导人被判处为期不等的监禁。针对此次审判和入狱，坎农著有两本著作《社会主义受审》和《狱中来信》——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