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的左翼（1954年7月22日）

战前的左翼

（1954年7月22日）

　　参看：毕特尔曼的《美国共产党史》（重印于《参议院1930年共产党活动特别委员会〔费希委员会〕会前作证》一书中）, 我在洛杉矶公共图书馆里研究了你提醒我注意的这份文件，我发现它确实很有意思。这显然是毕特尔曼替组织或芝加哥学校的一些训练班准备的一系列讲稿的提要。根据书中的证据判断，我想它的写作年代是1923年下半年和1924年上半年。
　　这部“历史”显示了毕特尔曼作为一个学者和批判家的全部才华，它也证明了当时我们当中那些从工团主义来到党内的人为什么很重视他。作为一个学者，毕特尔曼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党内政治方面，以及它的传统和内部的理论分歧比我们所懂得的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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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前左翼运动分裂为狭隘的“政治的”党派和“反政治的”工团主义派，始终是一桩很坏的事情。我还从来没有看到有谁对左翼历史的这个方面进行过充分的讨论。毕特尔曼的阐述，尽管非常简略，大概仍然是我们能找到的最好的阐述。
　　我想，在俄国革命以前的时期中，美国运动中工团主义的一派无疑是更革命一些，他们有最优秀和最肯自我牺牲的战士，最关心阶级斗争中的群众工作和实际行动。但是工团主义认为议会社会主义毫无用处，却未免矫枉过正，也产生了流弊。由于完全拒绝“政治”和由此产生的政党观念，工团主义者就为他们自己的运动的毁灭准备了条件。工团主义者迷信行动，很少或甚至根本没有理论的训练或传统，并且一般来说十分藐视“理论”。
　　我记得，从那时起，这两大派之间的分歧常常被粗略地说成是“行动和理论之争”。当时我还年轻，而且非常喜好行动，我是文森特·圣约翰的“直接行动”学派的一个狂热信徒—— “哲学家们”和“理论家们”都一齐请我滚开。我现在仍然相信行动，可是“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在后来几年的悲惨命运应该能够使得人人都相信，行动没有必要的理论指导是不足以建立一个持久的革命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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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特尔曼著的《历史》是对社会党战前左翼运动的缺点的一个有教益的、简要的解释，是这个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影响下进步演变的翔实的报告书。他指出，社会党左翼认为党是“革命工会的附属品和社会主义的宣传工具”(IV节C小节），他对左翼这种概念所作的叙述和批评是十分贴切的。他本来还可以指出：右翼社会党人也有同样的基本理论，只不过歪曲得不同罢了。他们索性认为社会党的有限的作用在实践中就意味着不干涉工会内部劳工骗子们的事务，只批评他们在选举期间的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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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有趣的是，毕特尔曼谈到托洛茨基——在他1917年旅居纽约期间——曾经帮助社会党人的俄文日报《新世界》，成为“左翼的一个新的思想中心”，并且曾经倡导出版《阶级斗争》作为左翼“说英语的分子”的首要喉舌。这就证实了托洛茨基在他的自传《我的一生》中所写的他自己在美国的工作经历。托洛茨基和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发展有很大关系——从1917年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在社会党左翼中诞生起，之间经过1922年的合法化大危机，直到后来的一个时期（它的最高潮就是我们在1928年被开除出党和我们后来的活动），始终是如此。毕特尔曼信实地提到，在1917年，甚至就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前，托洛茨基就帮助左翼重新确定了自己的方向。在我看来，这就确凿地证明，他的文件的写作年代不晚于1924年初。毕特尔曼能阅读俄文报纸，并且总是机械地跟着他们跑。在托洛茨基在俄国党内斗争的最初阶段变为少数派之后，毕特尔曼就决不会再替托洛茨基说好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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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特尔曼关于“密执安集团”（后来的无产者党）的一段叙述是正确的，中肯而又全面（第XII节）。在美国共产主义历史上，这些妄自尊大和自作聪明的人差不多也只配占这样一小节篇幅。正如毕特尔曼所说，这些人“全然看不见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日常的战斗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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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特尔曼关于1919年6月左翼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第XII节），是一个严格的纽约“政治的”党派分子的报告，完全值得和我1954年4月21日的信件放在一起来加以研究，因为我在那封信里谈到我自己作为一个初次到纽约来的外省人所获得的印象。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这样一段话：“在会议中有一个第三集团存在，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来自西部各州的说英语的代表，这个集团赞成参加社会党的代表大会，因为他俩们对于和社会改良派决裂完全没有准备。”以前我写信时曾经告诉过你，我们非纽约人都知道社会党对于1919年的分裂是没有准备的。但是在毕特尔曼的书中我才第一次看到，有人清清楚楚地写着，纽约人真正了解“来自西部各州说英语的代表们”的态度——西部各州指的是曼哈顿岛以西的整个地区。就1919年6月以后发生的一切事情而论，也许我有些离开了中心，但是，每当我想到那些把左翼拖进了那次为时过早而代价高昂的分裂的纽约人是多么无知而傲慢的时候，我就忍不住还要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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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特尔曼关于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俄罗斯分部的小组织和小组织怎样操纵大会（第XII节B小节）的报告，是我所看见的关于这次可怕勾当的唯一的内幕报告。尽管很简短，但是我完全相信它的准确性。毕特尔曼自己就是一个俄罗斯人，他显然是奥尔威奇（也是俄罗斯人）小组织的一个成员，他对会议进行情况的叙述是可靠的。
　　毕特尔曼的揭露真正是一份无价的历史文件。只要看一看下面一段报道就知道了。在这段报道里，他证明了俄罗斯领导人怎样玩弄“说英语的集团”的领袖们，又怎样在他们之间进行选择的，而这些领袖们则甘心破坏美国本国运动的团结，来为俄罗斯人服务。
　　“分部小组织的领导上明白，为了组成和领导这个党，必须努力设法取得一个英语集团的服务和支持。有两个英语集团可供选择：密执安集团或‘革命时代’集团。这两个集团都向分部小组织提出了自己的纲领”。
　　接着，“在一场长期斗争以后，分部小组织采纳了‘革命时代’集团的纲领。”
　　最后，毕特尔曼这段文字的结语是：“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就可以看出外国语分部派和英语集团之间的裂缝。
　　毕特尔蔓曼的文件说明了这伙破坏者在美国本土左翼运动发展的严重转折关头怎样把这个运动当作儿戏，而他们疯狂的冒险又带来怎样巨大的损失，直到今天，每当我一看到这个文件，就无法抑制心头的怒火，简直就想回过头去，把这场斗争重头再来过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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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特尔曼的著作中关于“福斯特集团在美国劳工运动中的作用”的一段（第XII节B小节），是大大地夸张和夸大了。这里表现了毕特尔曼作为宗派活动家的面目。这是他更为习惯的角色。他要为他自己的派别——新的福斯特一坎农一毕特尔曼联盟—— “辩护”，并且利用歪曲和捏造证据的办法来使他们显得满有道理。
　　事实是：福斯特集团在美国劳工联合会中根本说不上是什么革命因素。实际上，他们遵循的是讨好和迎合龚柏斯官僚集团，而不是同它作原则性斗争的政策。一点不假，福斯特自己和他的少数助手先在屠宰业中后来又在1919年的钢铁大罢工中做了真正伟大的组织工作。可是，这都是经过龚柏斯集团的同意以后才做的，代价则是放弃一切原则性的批判，包括原则中的原则，即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态度。
　　〔参看龚柏斯、费兹帕特里克和福斯特自己的证词，原载美国参议院委员会的报告。题目是《钢铁工业罢工（1919年）调查。第六十六届国会第一次会议美国参议院教育和劳工委员会调查会》录自1929年8月15日《战斗者》。〕*
　　我认为，把美国劳工联合会中的福斯特集团说成是后来演变为共产党的革命左翼中的重要流派在历史上是不正确的。最严格地来说，它只不过是一个进步的工会集团。我从来就不知道他们当中有过半打人变成了共产党人。

　　*这一证词里的部分摘录刊在本章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