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坎农 -> 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1928-1938
第九讲 与米斯蒂派合并
与美利坚工人党的合并谈判·亚•约•米斯蒂·萨鲁茨基（J•B•S•哈德曼）·路易斯•比登兹·路德维格•洛尔·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在组织问题上的退让·“原则宣言” ·巴黎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拜访托洛茨基·奥勒尔—斯塔姆反对“法国转向” ·共产主义者同盟与美利坚工人党的合并·合众国工人党的成立
上一讲结尾，我讲到我们离开了明尼阿波利斯，在回纽约的路上，我们正在寻求开拓新的领域。1934年的巨大罢工浪潮，即罗斯福执政后的第二次罢工浪潮，还未耗尽它的力量。在这次工潮中，不看其他方面，只看参加人数的话，那么九月的纺织工人大罢工就是它的顶点。1934年9月1日，七十五万棉纺工人发动了罢工。《战士报》完整报道了这次罢工，并以编辑按语的形式向罢工工人提出建议，告诉他们如何充分利用形势。乘着工人群众运动的东风，我们的政治组织正在大步向前。不过，当时我们的前进步伐，曾一度被财政困难这个小小的障碍所挡住。在报导了七十五万纺织工人罢工的那期《战士报》上，还刊登了几篇讨论明尼阿波利斯罢工余波的文章，并在头版上刊登了下面这个公告。今天我将它抄写出来，让你们体会下我们当时的处境。
“我们情况危急……明尼阿波利斯的活动已经耗尽了我们的财力……目前情况是这样的：再过几天法警就要到印刷厂来，把我们的印刷设备丢到街上。驱逐令已经贴出。就算房东能宽限几天，或许我们仍将被迫中止一切活动。电费超期未付，照明和动力将被切断。煤气公司，纸业公司和一大群收账人正把刀架在我们脖子上逼我们还钱。请提供捐助——立刻！马上！”
克服万难、准备就绪之后，我们再次向美利坚工人党发出统一的提议：我们呼吁他们和我们统一起来，成立新党，去征服世界。9月7日，我们致信美利坚工人党，就合并问题重新开始谈判，在信中，我们请求美利坚工人党采取积极行动，促进两党统一，并组织一个委员会，同我们探讨纲领与组织方面的细节。这次美利坚工人党很快就给了我们答复。这封信反映出了两个方面。在这封信上署名的是美利坚工人党全国书记米斯蒂，它一方面用和缓的语气表示，只要我们能达成一致，他们就赞成统一，这是受到了匹兹堡会议上的基层活动家的影响。这体现了美利坚工人党内积极诚实的分子、党的基层工作者的感情。我认为米斯蒂本人在那时也有同样的倾向。另一方面，这封信中又包含有对苏联的挑衅。这体现了萨鲁茨基和比登兹[1]的影响，他们强烈反对与托派合并。
美利坚工人党并不是一个成分均匀的组织。有两个因素决定了它是进步的：（1）它通过在群众运动、工会、失业工人当中的有力活动，吸引了一批非常认真地要同资本主义斗争的基层激进工人；（2）当时美利坚工人党的总体倾向是左倾，靠拢革命立场。这两个因素决定了米斯蒂派整体的进步性，吸引我们靠拢它。我说过，同时我们也明白它的成分并不均匀。实际上，它确切来说，应该是一个政治动物园。里面有着各种各样的政治生物。换句话说，美利坚工人党的成员包括从无产阶级革命者到反动无赖、骗子的一切人。
美利坚工人党的首要人物是亚·约·米斯蒂，他是个非凡的人物，总是能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对他始终很友好。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能人，对待事业和工作尤其真诚，富有牺牲精神。他的缺陷在于出身。他的第一份工作是牧师。这一开始就对他很不利。因为你很难把一个牧师培养成另外一种人。我这话可没有半点开玩笑的意思，我倒是替他觉得遗憾和生气，而且遗憾居多。我曾见过许多跟他出身相同的人，试图突破这种出身带来的束缚，但没有一个成功的。可以说米斯蒂是他们当中最后也是最大的希望；可是教会出身的糟糕背景，在早年对他的人格形成留下了不良的印记，就算他是他们当中前途最好的一个，也难以挣脱桎梏。吸食宗教这种鸦片本来就十分糟糕了——马克思把宗教定性为鸦片真是太准确了。但自己去当牧师，自己去兜售宗教鸦片，就更恶劣了。这是一个扭曲人类心灵的行当。回顾整个美国激进工运史，我们可以看见有不少牧师参加过激进工运，但却没有一个人能始终表现出色，并最终成为真正的革命者。一个都没有。尽管他的出身妨碍了他，但得益于他非凡的个人品质、得益于他在认识的人当中享有的巨大影响、得益于他的威望和声誉，他原本有希望成为新党的领袖，成为一股真正的力量。
米斯蒂并不是美利坚工人党的唯一领袖。应该说，他是一个居中调和的和事老，在彼此冲突的各派之间搞平衡的领导人。
在美利坚工人党全国委员会当中，还有一位极富才干的人。我在以前的演讲中提到过他：他名叫萨鲁茨基。在社会党内，以及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幼年时期，他叫这个名字。而他现在用J·B·S·哈德曼这个名字，担任着制衣工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前进报》（Advance）的编辑，并且当了二十年之久。萨鲁茨基是两个半吊子的合体。在思想上，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出身于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犹太组织“崩得” （Bund）。他曾是一个杰出的领袖，领导过美国社会党的犹太社会主义者协会。他曾长年担任犹太社会主义者协会的机关报编辑，也是那个组织中目前为止最能干的人物，远远超出奥尔金[2]之流。在道德上，他是一个怯懦者，一个优柔寡断的投机分子，他从来都不能把自己的立场贯彻始终。他总是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他的忠诚是分裂的，他有着两套互相矛盾的人格，这让他每朝一个方向迈出一步，都会被另一个自己绊住。他过着双重的生活。在星期天，他可以作为党的一份子，做报告，讨论理论，与有思想的人交流。但是在工作日里，他是J·B·S·哈德曼，《前进报》的笔杆子，作为一个有头脑的枪手为一个无知粗野的骗子——制衣工人联合会的头头西德尼·希尔曼（Sidney Hillman），干尽各种肮脏勾当。
我个人十分了解萨鲁茨基。1934年我在与美利坚工人党的谈判过程中再次同他碰面时，我跟他已是第二次处于这种关系了。十三年前，也就是1921年，他和我——当时他代表“工人代表会” （Workers Council），我代表共产党——都参加了由“工人代表会”与尚处于地下的共产党组成的联合谈判委员会。“工人代表会”是一个短暂存在过的组织，由1921年脱离社会党的左派社会主义者组成；在1919年社会党发生关键性的大分裂两年之后，他们希望同我们合并，前提是共产党要合法化。他当时的立场恰恰反映出了他这个人的特点。1919年社会党发生了大分裂，整个运动被分裂为共产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两个阵营，当时萨鲁茨基拒绝了共产主义者，并继续留在社会党内。但他的左派倾向，以及他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使他无法让自己完全与社会党右翼保持一致，于是他便开始在社会党内，三心二意地搞了一个新左派团体。这个团体是由一些居于二线的二流共产主义者组成的。到了1921年，萨鲁茨基的朋友及同道终于脱离了社会党，并成立了另外一个组织，也就是“工人代表会”。
这就是萨鲁茨基的特点，无论是在1919年还是1921年，他都没有直截了当地参加共产党。他不想参加地下的共产党，只想与我们一起成立一个新党，这个新党的纲领必须是温和的、严格意义上“合法”的。1921年我们与“工人代表会”合并，成立了合法政党美国工人党，而他可以说是偷偷摸摸地参加了美国工人党。这次合并符合我们当时的目标。当时美国共产党处于地下，我们试图让它慢慢获得合法地位，这我前面已经讲过了。我们当时想要成立一个合法组织，不是要让它成为一个自我满足的政党，而是要用它来掩护地下运动，并为我们争取合法化的斗争做好铺垫。这个方针让我们实现了同许多半吊子组织，比如萨鲁茨基的“工人代表会”的统一，并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者占据绝大多数的合法政党，为实现我们的目的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个合法政党——叫做美国工人党——完全处于共产党的支配之下。人人都知道它是共产党的合法外围组织。萨鲁茨基和其他人，例如恩达尔[3]、洛尔和奥尔金，希望加入这个合法组织，而非地下共产党。这就是萨鲁茨基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遮遮掩掩的支持方式。但他呆不久。当工人党在共产党的指导和影响下，对工会官僚开展斗争时，他就逃走了。萨鲁茨基对那种事情没有胃口。
在周日作关于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演讲；解释资本主义的矛盾和革命的必然性，是一回事。参加实际的革命行动，却会使你与工运混子们发生冲突，让你失去为他们效力、获得待遇优厚的美差的机会，这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不久后萨鲁茨基就退出了美国工人党，或者说是被开除了——我不记得到底是哪个了（萨鲁茨基是1923年被开除出美国工人党的—校者）。这不重要。然而萨鲁茨基没法从社会主义和革命的玩票事业中脱身。他加入了美利坚工人党的前身——进步工人行动协会。他帮助进步工人行动协会确立了政治方向，并支持将它转变为政党的主张，但他要的是一个伪革命党，而非一个真货。他力图避免与工会官僚发生任何冲突。此外，他最害怕的就是有托派分子的工会。不管什么事情，只要能阻碍统一的，他全都没错过。他知道，许多人也知道，正如我在前面几讲提到过的，我们托派运动的特点就是认真严肃，言出必行。萨鲁茨基知道，美利坚工人党一旦与托派合并，他就再也别想用一个伪激进党来为自己涂脂抹粉，再也伪装不成社会主义者了。
在谈判中，萨鲁茨基是我们的敌人，当然，双方还是遵循了通行的谈判规则，保持着礼节，相互问好，开开玩笑，收敛自己的锋芒——至少开始时是这样。我记得，在谈判的第一天，我们仨——我、沙赫特曼，还有一个好像是阿本还是奥勒尔，我现在记不清了——走进美利坚工人党的办公室，会见我们的是米斯蒂、萨鲁茨基和纽约大学的一个教授，西德尼·胡克[4]，他当时还没退出社会主义运动。会议正式开始前，我们相互开了几句玩笑，萨鲁茨基一脸苦笑，他几乎总是这副表情，对我说：“我经常读《战士报》。我想看看托洛茨基到底想说什么。”
我差点脱口说出“我也经常读《前进报》，因为我想看看希尔曼到底想说什么”，但我还是忍住了。我们尽己所能地表现良好，决心尽量减少摩擦，免得横生枝节，妨碍了两党的统一。萨鲁茨基使出浑身解数要阻碍统一，但他最后还是输了。他没能把美利坚工人党从托派身边拖走，我们却把美利坚工人党拉向了我们这边，并最终实现了两党的统一，而他却像一块旧抹布一般被丢开了。萨鲁茨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生涯就这么终结了。他退出了党，也一并离开了激进政治活动。现在他在罗斯福的阵营里——而那才是他的归宿。
路易斯·比登兹当时是美利坚工人党的另外一位重要领袖。他起初是个社会工作者。多年来，他都是作为一个局外旁观的学生，来关注工人运动的，他发行了一份靠资助出版的杂志，这份杂志给工人出谋献策，却不代表任何一个有组织的运动的立场。直到有了进步工人行动协会这个媒介，他才首次参加了群众运动，展现出了确凿无疑的才干。
群众工作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它吞噬了许多人。1934年以前，比登兹没有社会主义者的背景，也没有接受过社会主义的教育，他在1934年以前是百分之百的爱国主义者，以及百分之七十五的斯大林派，他觉得累了，有些撑不住了，希望能找到一个卖身投靠的机会。他坚决反对同我们合并。比登兹一直盼着斯大林党来合并他们，美利坚工人党确实有不少支部有这种念头。幸亏当时我们托派进行了有力的介入，通过谈判施加压力，才没有让美利坚工人党的大多数支部被斯大林党吞掉。我还得补充一句，比登兹最后还是抓住机会投靠了共产党，当上了《工人日报》的编辑，多年来一直在为虎作伥。
接着是路德维希·洛尔，早在我们还留在共产党内的时候，就已熟知他的名字。他是美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之一，曾担任过美国第一家共产主义杂志《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的编辑；他在本质上是左派社会党人，而不是共产主义者，当时，他已经又倒退成了左派社会党人，并企图把美利坚工人党同资产阶级民主调和起来。他最终作为一个铁杆爱国者在《纽约晚间邮报》（New York Evening Post）找到一个专栏作家的饭碗。洛尔反对合并。
这些都是美利坚工人党的领军人物。当我们在自己的队伍当中讨论与米斯蒂派合并的问题时，出现了一个反对派，为首的是奥勒尔和斯塔姆[5]，我们运动当中的一个宗派主义派别就是从这时候出现的。我们又听到了宗派主义的陈词滥调，他们眼里只看得见各个组织的正式领袖，却看不见这些组织的基层成员，他们的判断也是以这些领袖为依据的。他们问：“我们怎么能和萨鲁茨基、洛尔之流合并？”如果美利坚工人党全都是萨鲁茨基和洛尔之流，那他们的反对还算有些道理。
在这些骗子和叛徒身后，我们还是能发现，有些人是严肃的无产阶级斗士。前面我已经提到过了那些领导了托莱多罢工的同志。从宾夕法尼亚到中西部，就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已经建立起具有相当规模的失业工人组织。正是美利坚工人党内的无产阶级积极分子才让我们对它产生了兴趣；我们认为这些人和米斯蒂能够转变为布尔什维克。在美利坚工人党这个群体当中，除了自成一派的米斯蒂，除了比登兹、萨鲁茨基、洛尔之流以外，还有形形色色的人：托莱多的工人；积极参加了失业工人运动的基层活动家，以及一些基层工会活动家。此外，在美利坚工人党的队伍当中，还有一些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姑娘、基督教教徒、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以及一些不知该把他们算成哪一类的人，大门已在他们面前敞开，可他们还在门口徘徊不决。
我们的政治任务，是防止斯大林派吞并这个运动，通过有效地团结无产阶级积极分子和严肃对待运动的那些人，清除掉我们道路上的那些中派主义障碍，孤立各种骗子和野心家，赶走那些不能与我们同化的分子。这是个相当艰巨的任务，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克服了极大的困难，终于把它给完成了。
我前面讲到了我们给美利坚工人党发去第二封信，建议他们就合并问题与我们举行谈判，他们在回信中就俄国问题向我们发难，这无疑是萨鲁茨基和比登兹怂恿的。我引用信中的一些语句来让你们对挑衅的构成有个大致印象。信中是这么说的：“我们必须注意，我们对于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政策的批判，不仅不是针对苏联的攻击，而且也没有丝毫对苏联进行攻击的意思。然而，考虑到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对苏联的这些具体政策的批判，在群众看来，他们已经公然表露出对苏联的敌视态度。”
他们在信中继续说道，必须澄清一点，即就算与我们合并，他们也不打算反对苏联。当我们在全国委员会会议上阅读这封信时，我们不禁勃然大怒。我们不由得想到，从1917年起我们就开始保卫苏联了。而他们几乎是刚刚才认识到这一点，居然还敢教训我们，装模作样地提醒我们对苏联应负有什么样的义务。我们一怒之下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回信，准备马上就发给他们。在回信中，我们告诉他们，你们别来这一套，少对别人指手画脚的，等写完之后，我们总算冷静下来了。我们判断出这就是一个挑衅。如果我们中了他们的计，忘掉了自己的政治目标和任务，那就太愚蠢了。于是我们在会上草拟了另外一篇回复，这个回复的大意是：（1）声明我们坚定地站在苏联一边；（2）假装没有看见挑衅；（3）并再次强调统一的必要性。这么一来，挑衅者就没法利用我们的回信，去阻止美利坚工人党的党员与我们团结的趋势了。
正当我们坐在第二大街的总部里，开会讨论大纲的要点，并决定由谁来起草声明时，胡克教授和伯纳姆上门拜访了，他们俩都是美利坚工人党那个基本上只在理论上存在的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他们是来商谈合并的。不管他们两人的真实动机如何，有这两位美利坚工人党全国委员会的教授支持合并，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有利的。胡克想趁早甩开美利坚工人党，结束他在政党政治中的短暂冒险，所以他希望合并。他想退下来享受清福，这样他才会觉得心安理得。而伯纳姆这个人呢，就像后来的事件所展示的那样，他希望与托派联合，这是因为他当时还在向前进，变得有点激进了；他想把一只脚更深一点地探进无产阶级政治的冷水里，同时把另一只脚坚定地踩在资产阶级的岸上。这两位勇敢的教授向我们发出警告，提醒我们不要中了挑衅。他们害怕我们会对挑衅以牙还牙，这样就会打乱了合并的计划。所以他们才来找我们。我们给他们看了回信的第二稿，他们觉得非常高兴和宽心。
正当这些事情在我们的阵营当中发生的时候，在群众运动发展的影响下，在各地、在一切组织中，都传来了激动人心的消息。当时，一些洛夫斯东派和其他小圈子中的人，开始被吸引到我们这边来了。9月8日的《战士报》登出了一条消息：“底特律的洛夫斯东集团分裂了，有五人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同一期《战士报》上还报道了赫伯特·扎姆[6]退出洛夫斯东派的组织、并准备与吉特洛一起参加社会党的消息。9月29日的《战士报》报道说：“法国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已经作为一个派别组织，参加了法国社会党。”这个行动意义重大，它是第一个贯彻执行了托洛茨基的“法国转向”路线的重要行动，这条路线指示我们：为了与正在不断发展的左翼建立联系，并借此奠定成立新党的基础，当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组织愿意接受我们的同志时，不论身处何处，只要有可能，都应该打入这些组织。
在第三次会晤时，我们给美利坚工人党提交了一份关于组织问题的建议，这对促进两党合并大有帮助。我们始终坚信纲领决定一切。一个组织如果确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在每个细节性的组织问题的斗争上就都可以省下不少力气。过分看重组织问题而轻视纲领的关键作用，这是缺乏经验的政治激进分子常犯的错误。在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初期，各个派别对组织中的职位过分看重，纷纷争抢对本派有利的职位，导致许多本来没有必要的斗争乃至分裂。我们从这些经验中学到了不少东西，现在对我们大有帮助。
在谈判过程中，我们发现米斯蒂派在纲领问题上向我们靠拢，便就合并中的组织问题提出了一整套提案，这个提案与他们中许多人关系都很密切。我们提出了一个对半分配职位的建议。当时我们在人数上较米斯蒂派多一些。我们组织的成员久经考验，在紧要关头时，我们拥有更强大的力量。他们的运动是松散的，也许规模比我们大，同情者也许比我们广泛，但我们拥有更多的实际成员。我们的组织更加紧密。但我们抛开了这些考虑，向他们提出了一个分配方案，将合并后的党的正式职务平等地分给双方。此外，碰到有两个职位都差不多一样重要的情况时，我们都让他们来选择。比如说，在两个首要职位的人选问题上，我们建议由米斯蒂担任全国书记，由我来担任报纸编辑。也可以反过来，由我担任全国书记，米斯蒂去担任报纸编辑，只要他们愿意的话。对此他们难以抗拒。他们对纯粹的组织性事务如此看重，使我们了解到能拥有书记职务对他们来说是何等重要，因为书记处至少在理论上掌管着党的机关。我们对编辑职位更感兴趣，因为有了它，就能更加直接地塑造运动的意识形态。这个道理也适用于劳工书记和教育主任的职位。我们打算取后者而给他们前者，反过来也可以，只要他们认为合适。
我们打算由双方派出相同数量的代表，来组成全国委员会，所有可能出现的组织问题，都根据对等原则解决。这就是我们的建议。这个建议显然是公平的，甚至是慷慨的，它打动了米斯蒂及其伙伴。在以往的类似事例中，“关于组织问题的建议”往往会引发冲突和僵局，但我们提出的“组织问题建议”却极大地促进了团结。正如我说过的，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并能够一举消除通常而言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我们已经从过去共产党内的组织斗争中学到了许多经验教训。
我们在组织问题上采取了自由和折衷的态度，而在纲领问题上采取了不妥协的立场。双方选出了一个联合委员会，负责起草纲领。草拟了两三个草案，经过讨论和修改，在轻微的压力下，经过一些斗争之后，双方终于就纲领问题达成了一致。双方一致同意的这个纲领草案在得到双方的联席会议批准后，成了合众国工人党的《原则声明》，托洛茨基同志认为这是一个具有严格原则性的纲领。
此时，我们从斯大林派那里得到了一些建议，他们一向瞧不起我们这个托派“小宗派”，正当我们闯入了他们此前一向视为禁脔的领域时，他们还在按兵不动。他们非常想吞并米斯蒂的组织，而且他们成功的可能性原本比我们更大。但是我们抢在了他们前面，抓住了正确的时机采取行动——在政治中时机是极其重要的——在斯大林派还没反应过来之前，我们与美利坚工人党进行的关于合并的谈判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等到他们反应过来时，只能在自己的报刊上面朝我们放狠话了。10月20日的《战士报》在头版报道了这么一则消息：《斯大林派的报刊“警告”美利坚工人党不要同我们合并》。这里指的是《工人日报》上面刊登的一篇文章，题为《美利坚工人党知道要跟他们合并的是什么人吗？》，作者是臭名昭著的比特尔曼[7]，他在这篇文章里向即将合并的双方发出了直截了当的警告。斯大林派对米斯蒂派说：“我们必须提醒那些追随米斯蒂以及他的美利坚工人党的工人：你们的领导人正在给你们设下圈套，那是反革命托派的圈套。”就在同一篇文章里，为了表示公正，他们又掉过头来说道：“仍为托派所蛊惑的工人们，你们当心了：坎农、沙赫特曼和他们的同伙正在把你们拉去与米斯蒂合作，他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拥护者。”
我们是这么回答他们的：“如果托派是反革命而米斯蒂派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那还是把他们都丢进一个口袋的好。反正两帮家伙都已经坏透了，装在一起也不会变得更坏。”我们感谢他们提出了公正的、双向的、一石二鸟的建议——并继续推动合并。两个组织开始在实际活动中合作。我们在合并开始前召开联席会议。10月6日的《战士报》上报道了这么一条消息：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与美利坚工人党在新泽西州帕特森市共同举办了一次群众集会，在会上米斯蒂和坎农对三百名纺织工人发表了讲话，并讨论了罢工的经验教训。
也是在这段时间里，1934年10月，我被全国委员会派出国去参加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执行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会后，我前往法国南部的格勒诺布尔(Grenoble)去拜访托洛茨基同志。自从他几年前被驱逐出苏联后，这是我头一次亲眼见到他。不少美国同志都出过国，但这是我的首次出行。沙赫特曼此前来过两次，组织的独立成员中有能力自己打理前往欧洲开销的几位，也已经见过了他。当时法国的法西斯分子正在四处搜捕托洛茨基同志。
你们当中也许有人还记得，1934年，法国的法西斯刊物对停留在法国的托洛茨基发起了疯狂攻击。他们到处鼓噪煽动，逼迫达拉第政府取消他的签证，法国的斯大林派也跟他们同流合污，在“把托洛茨基赶出法国”的口号下同他们勾结在一起。他被剥夺了居留权，被勒令离开法国。但全世界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肯让他入境，他只好继续藏在法国。可他在法国处境艰难，周围环境险恶莫测，得不到真正的保障、也没有丝毫合法权利，而法西斯报刊和斯大林派又日复一日地追捕他。他后来躲藏在格勒诺布尔的一个同情者的房子里。他没有助手、没有秘书、没有打字员，因为他每日都要为生存挣扎。他不得不靠手写来完成他所有的工作。反动的鹰犬们迫使他东奔西走：他才刚刚在一个同情者的房子里暂居下来着手工作，当地法西斯分子便在新藏身处发现了他。第二天的报纸就会登出刺眼的标题：《俄国的杀人凶手托洛茨基在这个镇上想干什么？》，接着就是一片喧嚣，为了保住性命，找到另一个安全的藏身处，他不得不在夜里尽快离去。这样的情况一次又一次发生。那时他的健康状况很差，几乎要被压垮了。那是我们所有人最难熬的一段日子。
从巴黎连夜坐车之后，能在大清早（大概七点）走进他乡下的房子，见到他，确认他仍然活着，让我觉得非常非常高兴。早餐前我见到了他，但他不等开饭就想立刻坐下来开始进行政治讨论。他第一个问题是：“全会上都发生了什么事？决议通过没有？”我礼貌地表示想先垫下肚子。于是我便与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娅[8]一同吃了早餐，却破坏了一个规矩，这让我后来十分后悔。我无心犯了错。我以前听说过他不许别人在他面前抽烟。格洛策尔[9]和其他几个人曾因为犯了这条规矩而挨过痛骂。我以为这只是他的洁癖，并没有放在心上。我习惯在早餐后吸烟，并且是在喝咖啡时——这时候吸烟风味最佳——我抽出了我的雪茄，抽了一半的时候，我开玩笑地说：“我听说有人因为吸烟被赶走了。真的吗？”他说，“不不，你继续吸吧。”他补充道：“对像格洛策尔之类的小伙子我不允许，但对可靠的同志那没问题。”所以我在访问期间一直在他面前吸烟。直到后来我才认识到二手烟对他的身体有害，甚至会让他虚弱，因此我非常后悔做了这事。
下午，托洛茨基的房东开车带我们去爬阿尔卑斯山。在山顶上，我们对与米斯蒂派的合并计划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老人认可了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我们对他们在苏联问题上提出的挑衅的回避。我们在一两个要点上达成一致，这些我们已有结论但因等待他的建议而停顿下来；同时也在促进我们与米斯蒂派合并的办法上统一了意见。他完全支持合并，并对米斯蒂的性格特质极感兴趣，问了我几个关于米斯蒂的问题，并对米斯蒂在日后成长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抱有些许希望。
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执委会全体会议于1934年10月在巴黎召开。此次全会的目的，是给一个决议以最终的批准承认，此前这个决议已经得到了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同意，许多支部也已经通过投票表示支持这个决议：它就是执行“法国转向”的决议；这个转向，是指我们的法国支部的转向，法国支部已经整个地打入了法国社会党，这是为了以派别组织的形式，在这个改良主义政党内部开展活动，以此与社会党内的左翼建立联系，试图影响左翼并与其合并，通过这样的方法，为在法国建立新的革命党奠定基础。全体会议支持这条路线，这意味着要在全世界重新调整我们的策略。这一行动在我以前提过的总口号下展开：从宣传小团体（我们在过去五年里正是这样的小团体）转向群众工作，在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与活生生的工人运动建立联系。
当我自巴黎返回，在我们组织在纽约的全体会议上作报告时，以奥勒尔和斯塔姆为首的一批人站出来反对我们，一个夸夸其谈、患有左派狂热病的德国流亡者，叫埃菲尔（Eiffel）的，也站出来声援他们。他们原则上拒绝我们加入第二国际的任何支部。他们的论点，就像任何宗派分子的论点一样，是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充斥着陈词滥调，完全不顾当今现实。他们说：“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背叛了无产阶级。”——这句话完全正确——“罗莎·卢森堡斥其为‘一具发臭的死尸’。为了与第二国际斗争，共产国际才在1919年成立了。如今，在1934年，你们居然想回到这个叛变了的改良主义组织。这是对原则的背叛。”
我们徒劳地向他们解释说：1934年的第二国际与1914年或1919年的第二国际并不是完全一样的。由于共产国际的官僚化，导致一大批正在觉醒的工人和激进分子被推入了组织较为宽松民主的各国社会党。新一代社会党人已经成长起来，他们不必对1914—1918年的背叛承担责任。正因为我们完全无法参加进共产国际，所以我们应该认识到这股新的力量。如果我们想成立一个新的革命政党，我们应当打入第二国际，与这新一代左翼力量建立联系。
宗派主义反对派又提出了新的诘问。“无论何时、无论何种情况，我们都必须无条件保持革命党的独立性，这不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之一，也是投身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前提之一，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这不是原则吗？”
“是的，”我们回答，“那是原则。那是英俄委员会留下的沉痛教训。也是中国革命留下的重大教训。我们出版了好几本小册子和书籍来说明：革命党决不能自我消融于其他政治组织，决不能把自己的旗帜与别人混同起来，即使遭到孤立仍要保持独立性。匈牙利革命被拦腰斩断，正是因为共产党是在错误的基础上与社会民主党合并的。”
“这些都正确，”我们说道，“但你们的论据并非坚如磐石。我们还不是一个政党。我们仅仅是一个宣传小团体。我们面临着成为政党的难题。我们的难题，正如托洛茨基指出的那样，是要茁壮成长起来。如果我们的法国同志能渗透到社会党的群众政治运动中去，吸引其活跃的左翼并与之融合，那么他们便能名副其实地组建一个政党，而不是自己硬去弄一个党出来。那样的话他们就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政党独立性的原则，而这样坚持原则也才会有意义。你们这样来援引原则只是在构筑一道路障，阻碍了使一个真正政党的创立成为可能所必需的策略行动。”
我们无法说服他们。固执于形式主义，是宗派主义的特点；此外，主次不分、无视实际、在封闭的圈子里用陈词滥调诡辩，也是它的特点。我们开始在同盟内部就“法国转向”问题展开斗争，等到我们终于用与法国同志相同的方式进行“法国转向”时，已经是一年以后的事了。我们策划的与米斯蒂派的合并是同一件事的不同形式，但奥勒尔派分不出来——恰恰就因为形式上的不同。他们容忍了与米斯蒂派合并，但对于同陌生人打成一片，他们总觉得惊恐万分，总觉得大难将要临头了。某一天我们的一个小伙子拉里·特纳[10]在一封信里表达了这种心境，宗派主义者其实一直压抑着想变成机会主义者的欲望，他们唯恐这种欲望成真。他们害怕接近接触机会主义者，唯恐机会主义者拉他们下水。但我们对自己的力量有自信，并充满自信地前进。在1934年对“法国转向”的讨论中，组织内的分歧越来越大。彼此争斗的两个流派最终变成了派别组织。1934年围绕着法国同志的行动而展开的辩论，是下一年里针对我们队伍当中的奥勒尔宗派分子发起的斗争的预演，那是一场激烈而又关键的斗争。我们在那场斗争中胜利了，所以我们日后才能继续前进。
我们的合并迅速进行，双方每天都在进行谈判。我们与米斯蒂派在各种各样的实际活动中合作，合作的总趋势是两个组织的合并。我们最终就纲领草案取得了一致意见；也就是说，两个委员会间达成了一致。我们在组织结构安排上达成了一致。除了把各种事项向双方的代表大会汇报，让大会批准承认之外，已经没有什么事可做了。但双方都对各自的基层党员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心存疑惑。我们不知道奥勒尔派在纽约之外的力量有多强；而阿本像往常一样，正在暗中策划着什么阴谋。米斯蒂当时的态度已经转变，他坚决支持合并，但对于他的大多数追随者的态度，他也没有把握。我们不急于召开联合代表大会，而是先分别召开两个组织的代表大会。在1934年11月26日至30日间，双方分别召开了代表大会，研究解决各自的所有内部问题。最后，双方的代表大会都批准了由联席委员会起草的《原则宣言》，并批准了有关组织问题的提案。接着，根据双方各自做出的决议，我们于1934年12月1日（星期六）和2日（星期天），召开了联席会议。《战士报》在次日报道了这次会议，报道中写道：“合众国工人党[11]成立了……星期天下午，在斯泰弗森特俱乐部，美利坚工人党与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共同举行的联合大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明尼阿波利斯与托莱多，作为美国工人阶级全新的斗争精神的例证，是指引它降生的星辰……新党投身于伟大的事业——推翻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工人国家。”
[1] 路易斯·弗兰西斯·比登兹（Lois Francis Budenz，1891—1972），1921年至1933年任《劳工时代》（Labor Age）编辑，1929年成立进步工人行动协会，并任全国书记，1933年至1934年参加美利坚工人党，在党内属于右翼，反对同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合并；1935年10月参加美国共产党，1940年至1945年任美共机关报《工人日报》编辑，1945年抛弃共产主义，投靠反共运动，曾在多起反共案件中充当“污点证人”，协助反动势力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2] 莫伊塞·约瑟夫·奥尔金（Moissaye Joseph Olgin，1878—1939），作家、记者、翻译家，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犹太家庭，1904年参加崩得，参加了1905年革命，1915年移民美国，逐渐成为美国社会党的犹太社会主义者协会的领导人之一， 1922年参加美国共产党的“地上”组织美国工人党，在美共内属于福斯特派，曾办过多份报纸，并曾把列宁的一些文章翻译成英文。
[3] 约翰·路易斯·恩达尔（John Louis Engdahl，1884—1932），出身于明尼阿波利斯一个瑞典移民家庭，1908年参加美国社会党，曾担任多家社会主义报纸的编辑和记者，1919年因反战被判处二十年监禁，后获释。1919年社会党分裂时选择留在社会党内，成为党内左翼领袖，1921年脱离社会党，参加了美国工人党，后随之参加美国共产党，1929年担任国际劳工保卫组织全国书记，1930年入选美共政治局，1932年因肺炎在莫斯科逝世。
[4] 西德尼·胡克（Sydney Hook，1902—1989），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曾师从约翰·杜威，长期担任纽约大学哲学教授，1948年至1969年曾任该校哲学系主任。青年时曾信仰共产主义，1933年曾与米斯蒂、伯纳姆等人一起组建了美利坚工人党，但几年之后就脱离了共产主义运动，倒向反共阵营。
[5] 托马斯·斯塔姆（Thomas Stamm ），美国托派中的同性恋人士，曾任合众国工人党的政治委员会委员，1935年反对打入美国社会党，后与奥勒尔一道组织了革命工人同盟，该组织在1937年与托洛茨基主义分道扬镳。
[6] 赫伯特·扎姆（Herbert Zam），美国共产党创始成员之一；1925年任青年工人联盟全国书记；1929年与洛夫斯东一道被开除出党；1934年离开洛夫斯东派加入社会党，成为社会党的中派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之一。
[7] 亚历山大·比特尔曼（Alexander Bittleman，1890—1982)，美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1929-1931年任共产国际驻印度代表；之后在美共内从事犹太人工作；1950年代受到史密斯法案审讯，被监禁五年；五十年代以“修正主义者”的罪名被开除出党。
[8] 娜塔利娅·谢多娃（Ната́лья Седо́ва ，Natalia Sedova，1882 —1962），托洛茨基的第二任妻子，出生于乌克兰。1890年代参加激进运动。后在瑞士加入《火星报》小组。1902年遇见托洛茨基，之后两人共同生活，直至1940年托洛茨基被刺杀身亡。她和托洛茨基育有二子——列夫和谢尔盖（都被斯大林派杀害）。托洛茨基死后，娜塔利娅逐渐与第四国际产生政治分歧，1951年与第四国际断绝了关系。
[9] 艾伯特·格洛策尔（Albert Glotzer，1908—1999），早年加入美共青年团，担任共产党芝加哥地区的领导职务，二十年代任青年团全国执委。1928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遭到开除。1929-34年，任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全国委员会委员，1931年与妻子前往土耳其拜访了托洛茨基，与托氏共同生活了几周。在1939-40年美国社工党的内部斗争中，格洛策尔支持沙赫特曼，组织了工人党（Workers Party），1949年工人党改名为独立社会主义者同盟（Independent Socialist League），1958年解散，党员加入美国社会党，1972年社会党更名为社会民主党，格洛策尔担任其全国委员会成员直至去世。
[10] 拉里·特纳（Larry Turner，1905—1975）真名为拉里·特雷纳（Larry Trainor），印花工人，1933年加入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1938年社工党的成立大会上，被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二战期间，为美国布法罗（Buffalo，又名水牛城），西雅图的工人组织者。1950—1960年代任社工党波士顿支部领导人。
[11] 合众国工人党（Workers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利坚工人党与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合并而成的组织，成立1934年12月；1936年托派打入社会党时该组织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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