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坎农 -> 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查尔斯·柯蒂斯[1]
（1939年12月1日，纽约）
陈湘 翻译；赤心 校对
查尔斯
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
亲爱的同志：
今天我收到了你的信。还收到了大卫·史蒂文斯和马克·奈特的信。请将这个消息看做对收到这三封信的确认，并把它拿给其他人看。
听到你们三人在俄国问题上都采取了坚定的立场，我们自然都很高兴。但是，我可以声明，这和我个人期待的没什么两样。我认为，那些最积极地参与了我们的纲领所形成的理论和政治争论和讨论的同志们肯定从经验中得到些什么。总的来说，你们的反应与全国各地的党的基层干部的反应类似。
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彻底的纲领性斗争。拖延组织我们的力量是不对的。相反，你们应该立即着手组织一个坚定的政治核心小组，其成员严格限制在那些采取明确和毫不含糊的支持第四国际纲领的立场的人。我们不希望与半途而废的人结成集团或联盟，而是直接为纲领、整个纲领、仅仅是为纲领而斗争。这个核心小组应该制定一个斗争运动，为即将召开的大会赢得坚定的多数。你们还应该指定一些同志担任秘书，接收我们的通信，并向我们传递信息和报告。
明天我们将在纽约举行年中城市例会。根据支部选举的结果，反对派将拥有大约二比一的多数。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纽约的党的不利社会构成，以及小资产阶级分子在资产阶级民主舆论的攻击面前普遍出现了可怕的士气低落。我们中不少人一看到资产阶级报刊上的反对苏联的头条新闻和社论，就像地震仪感应到了地震一样。
在一定程度上，少数派暂时胜利应归功于：我们现在面对着在政治问题上具有各种不同和矛盾观点的人的联盟，他们一致反对“体制”，即坚定的政治路线和相应的组织制度。
纽约联盟的直接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他们提前很久就开始秘密准备派别斗争。我们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已听到了初步的风声，当时三分之二的纽约代表没有事先通知，突然反对全国领导人。
你们感兴趣的是，阿本被推举为联盟的候选人，以取代弗兰克[2]担任市组织者。这可以说是阿本在俄国问题上向伯纳姆屈服的组织上的回报。
大家对这个由著名领导人组成的阵容并不感到惊讶。修正主义的企图（伯纳姆），可怜的优柔寡断（沙赫特曼），以及简单粗暴地将政治性甚至是纲领性问题服从于“组织”问题（阿本）——所有这一切差不多都限于过去曾多次表现出这些倾向的人。在目前的情况下，在战争危机的压力下，他们只是一如既往而已。
他们在开始时的支持者——和以往一样，这种反对意见在开始时比在讨论结束时要强烈得多——主要是那些没有经验的同志，他们没有经历过以前的有教育性质的讨论，再加上那些不可救药的小团体，他们年复一年地等待别人来领导政治斗争，他们好在这时提出自己“组织上的”主张。
从全体党员的角度来看，党在全国范围内（包括纽约）的阵容对这个联盟来说简直是毁灭性的。党内所有杰出的无产阶级和工会领导人，也许有一两个偶然的我们不知道的例外情况，他们都坚决支持党的纲领。经验丰富的、过去我们在每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都依靠的党内活动家也是如此。
目前，我们又一次遭受到辩证矛盾的讽刺扭曲，这牵涉到与中派主义者合并，打入改良主义组织。你还记得，我们不得不在奥勒尔派的反对下，强行将托洛茨基主义派与米斯蒂组织的中派主义者合并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也遭到阿本派的反对。然而，在合并得到形式上的巩固后的下一阶段，奥勒尔和阿本在未被同化的中派主义者中找到了新的支持点，与我们进行新的斗争。这需要一场新的内部斗争，以便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上完成合并，孤立宗派主义者和没有前途的派系分子。然而，老米斯蒂组织的政治渣滓仍然留在阿本集团中，并在这些年里帮助滋养了它的地下生存。
我们现在经历的事情就像是延期偿还打入社会党的管理费用。在与我们合并的过程中没有被改造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人，他们没有成功地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思想和方法融入到他们的血液中——其中有不少人的脑子里还没把它们搞清楚——这些同志现在是支持反对派联盟的主要基础。我们1935年的“打入派”现在必须承担起在一场非常尖锐和集中的思想政治斗争中完成对前社会党人的再教育和同化工作的任务。
这场斗争的中心自然是在纽约。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即使在这里我们也会成功。但我们需要全国其他地区，特别是无产阶级部分的绝对支持，以阻止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之后进一步篡改第四国际纲领的企图。
在这场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政治斗争中，我们取得的最令人满意的成功是在青年队伍中。那些一开始被各种无关紧要的问题和流言蜚语所迷惑的年轻同志，现在开始从根本上重新审视这个问题。青年中的“坚固堡垒”——反对派联盟期望以他们来威吓全国委员会——现在已经分崩离析。纽约青年中相当多的最有能力的同志已经完全改变了他们的立场，现在正在领导一场保卫纲领和原则性斗争方法的斗争。我们在这一领域不仅是每周，甚至是每天都有收获。在这场斗争结束并充分吸收其经验后，我想我们可以相信，再也不会有人指望把青年“组成”一个团体来支持对党的纲领的攻击了。
纽约地区代表大会之前的讨论表面上是围绕着地方组织问题进行的，没有提到任何全国的政治决议。但实际上，反对派联盟牢固地动员起来，对地方执行委员会和地方组织者弗兰克同志进行报复，因为他们在俄国问题上支持党的纲领。他们在讨论中的宣布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所说的改变“体制”意味着什么。目前的地方领导层将被赶下台，组织者也被免职，转而根据反对派联盟的政纲成立一个新委员会，由阿本担任组织者。
这也预示着他们在胜利后的全国计划。我非常怀疑全国各地认真的、有经验的、了解情况的党员干部会支持这种体制，包括那些（像我一样）能指出我们目前的“体制”中多个缺陷的人。
我希望你们不要把这些关于阿本“体制”的前景的说法当成“恐吓性宣传”，目的是吓住大家，让大家为目前的“体制”站队。我只是给你们提供了关于反对派联盟的纽约计划及其投射到全国的实情，让你们自己得出结论，我只在此恰当地引用莎士比亚谨慎的《哈姆雷特》中的一句话：“宁可忍受现有的弊病，也不要转而拥抱我们所不了解的其他弊病。”
事实上，反对纽约地方领导层和反对弗兰克作为组织者的运动，是一种有正面意义的冒犯。就他们在过去六个月中的工作的优点而言，他们不应该受到谴责，而应该得到祝贺和赞许。在反对库格林分子[3]的斗争中，以及在党的代表大会以来的一般活动中，真正引起轰动的地方，正是处于该领导下的纽约。所有的记录和事实都表明，在过去的六个月里，纽约的工作不是简单的改进；与前六个月或一年前的同期相比，几乎所有领域的活动都成倍增加。
由于我对党在全国其他地区的活动比较熟悉，我可以证明，最近这段时间纽约组织的优势对比在别的地方也是一样的。当我们在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组织问题时，我非常肯定，根据记录，弗兰克作为过去六个月中纽约工作的领导人的报告将在所有其他报告中脱颖而出。
罢免弗兰克并使其蒙羞，由阿本取而代之的企图，应该引起党内所有认真对待工会工作和整体无产阶级化这方面的同志们的注意。在弗兰克这个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尽管年轻但在工会领域表现突出并成为党内杰出的工会领导人之一的同志。他作为党的组织者，在群众运动中有丰富的经验，在与工人打交道、组织他们和理解工人的语言方面也证实了自己的能力。这样的同志在我们的队伍中是很罕见的。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想改变党的性质和组成，使它转而面向工人，难道我们不应该主动加强我们全职党务人员的组成，吸收更多这种类型的组织者？此外，尽管他言行举止像个男人，但从年龄的角度来看，弗兰克仍然是个青年--26岁。在年龄上，他比这些专业的、永远不变的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中的几个人还要年轻，这几个人的年龄几乎都大到孩子都能加入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断地抱怨，说对他们说的难听的话对“年轻人”不公平——年轻人，据说，他们还太脆弱，无法面对我们这样现实和粗暴的态度，上帝原谅我，我必须承认，这样的态度并不总是在读书沙龙或大学教室里出现。
另一方面，我们党内每一个有经验的人都知道阿本的优缺点，他现在是而且一直是一个严格的党内人士。他的经验完全局限于党内工作和活动，除了在几年前的一段短暂时期中他协助我处理国际劳工保卫组织的工作。可以肯定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丧失了在某个党内职务上自由发挥其行政才能的资格。但是，作为党内最重要的政治区的组织者，在我们不得不作出英勇的努力，把党的活动转向外部工人而不是我们自己内部的时候，他只是代表着退步。用阿本取代弗兰克将是我们上一次为短视的派别考量所决定的大会路线的流产。
还有一点——也不是不重要的一点。你们已经看到了政治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决议，赞成党的团结和在党和第四国际的框架内解决争端，一方面不开除，另一方面也不分裂和退出。全党都在等这个保证，并拥护它。但是，用阿本取代弗兰克的暴力运动是如何对这一点进行保证的？我们知道阿本过去曾两次试图组织党内的分裂。他没有成功，也许一方面是因为他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是个好的“组织者”，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他的路上设置了一些障碍。更准确地说，我们对他的方案进行了无情的打击，以至于他的分裂核心小组分崩离析，沦为一个由死忠的个人信徒组成的小圈子，以至于没有能力进行能被任何人注意到的分裂。
韦伯同志在决定性的时刻，也就是在我们打入社会党前的大会之前，与阿本分离并使分裂方案瘫痪，党还没有对这种忠于党的行动作出适当的承认。（不用说，阿本派系既没有忘记也没有原谅韦伯的“背叛行为”。他们直到今天还在社会上排斥他，甚至在上次大会上，他们还暗中试图把他从全国委员会中除名。复仇的情绪，显然比感恩的情绪记忆更久远。）
现在还应该回顾一下，在过去坎农-沙赫特曼在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4]的斗争中，我们都记得，这场斗争把我们带到了分裂的边缘，只是由于国际干预才得以阻止——恰恰是阿本抵制和平协议和解散争斗中的派别组织的。沙赫特曼在一份党的文件中对此作了证明。沙赫特曼、卢伊特等人的反对使当时的分裂陷入瘫痪。
还应指出的是，阿本在当时分裂的情况下担任了纽约地方组织者的职务，并以这一身份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加剧了与全国办公室的斗争，在和平协议达成后立即辞去了地方组织者的职务。
如果可以相信过去和现在之间没有联系，我是最不愿意在新形势下翻出任何人过去的错误的。但是现在我们党内有一场非常严重的危机，这个危机牵涉到已使我们队伍产生分歧的最基本的问题。纽约的气氛极其紧张。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每一场派别争端中，都要看到分裂的可能和危险。在我个人20年的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经验中，抛开以前的战争和战前运动的经验，我观察到，派别斗争导致的更可能是分裂而不是在更高基础上的统一。
从这一经验中，我们都必须得出结论：在争端开始时，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维护党的团结。这种态度决定了我们建议共同通过团结声明；成立平等委员会来审查不满意见；共同编辑内部公报以保证少数派不受歧视；消除组织上的抱怨，以至现在平等委员会没有收到任何不满，而且自其成立以来也没有收到任何不满。
但我认为我们也可以从经验中证明，团结不仅是通过对那些真诚希望维护党的团结的少数人的和平主义姿态和让步来保障的；还必须有辩证的补充，即进行激进的斗争和揭露所有冒险玩弄分裂想法的人，以便把有良知的同志与后者分开，孤立他们，从而使任何分裂的冒险陷于瘫痪。
在过去两年或多或少正常的党内和平时期，阿本在任何时候都对纽约的市组织者职位不感兴趣。在每一次城市大会上——在纽约，大会每六个月举行一次——都有阿本的个人派系中的某个人建议阿本担任组织者一职。每次他都完全拒绝考虑这个建议。现在，在一场我们所知道的最尖锐、最惨烈的派别斗争中，阿本提议担任纽约组织者的职务，并在此过程中将一位工作出色的年轻同志免职并使其蒙羞。
此外，还建议成立一个纽约地方委员会，以作为对抗全国委员会的政治中心，全国委员会，根据党章，是在政治问题上掌握唯一权威的机构。无论少数派联盟在这一操作过程中的目的是什么，整个提议，特别是在目前情况下指定阿本为组织者，对我们来说有一种险恶的含义。
你可以相信，我们将保持警惕，因为我们已经为自己设定了革命任务——或者更准确地说，双重任务——第一项，实现以下两个口号：维护第四国际的纲领，并在纲领的基础上维护党的团结。
兄弟的问候
詹·帕·坎农
[1] 查尔斯·柯蒂斯（Charles Cirtiss，1908-1993），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始成员。1939年6月-1940年8月，前往墨西哥在托洛茨基身边工作，任第四国际驻墨西哥代表；1938年，1939年任社工党全国委员会候补委员；1951年离开社工党。在1939年-1940年的社工党派别斗争中，支持坎农派，反对以伯纳姆-沙赫特曼为首的反对派。
[2] 弗兰克是伯特·科克伦的化名，伯特·科克伦（Bert Cochran,1913-1984），三十年代加入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汽车工会组织中活动。1938年社工党的创始成员，任全国委员会委员，并成为底特律党支部的主要领导人。五十年代初接近帕布洛，在社工党内形成派别组织。1954年脱党，成立美国社会主义者同盟。
[3]库格林分子是神父查理·库格林（Charles Coughlin，1891-1979）的追随者，库格林拥护法西斯主义，曾在20世纪三十年代末组织基督教阵线，全国争取社会正义同盟。
[4] 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CLA）是十五年前美国托派被开除出美国共产党后，美国托派运动的最初名称。——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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